評論》清癯靈魂裂變的惡之華：陳芳明談七等生
憶起七等生，相信許多人腦海中會湧起那場如夢似幻的暴雨洪水，它讓現實生活瞬間毫無防範的暴露出來，一切漂流於水面。洪水帶來災厄與毀滅，李龍弟成了亞茲別，他無視對岸妻子的呼喊，保護初見的陌生妓女。也就是這篇經典短篇小說〈我愛黑眼珠〉，使七等生成為戰後50年的台灣文學界，最受人議論的小說家之一。
▇鐵絲網包圍海的年代
陳芳明首先談起七等生所處的1950、60年代充滿苦悶與荒蕪的生長環境，「他是在通霄荒蕪的小鎮長大的，那裡的海岸都是鐵絲網。」被鐵絲網圈繞的海岸，似乎便是一幅當年時代氛圍的圖像隱喻。戰後嬰兒潮、戒嚴、反攻大陸；身處這樣一個壓抑的時空，身心皆疲憊困頓，唯有文字海與浪，能夠洶湧不羈亦能滿是波光柔情。
在這個澎湃的世界裡，他才能完成自己，如他的文學觀「文學能夠使我們更了解人類歷史和世界環境，更真確的使我們窺見內在世界，淨化和安慰一顆不安的心。」對於七等生而言，寫作的最初是呼求與自贖，在這之中使醜惡與邊緣化的事物得到提升。
即便在當時備受爭議，也有些評論家對七等生不以為意，陳芳明仍將他視為台灣文學中十分重要的作家。然而陳芳明也坦言，最初曾在七等生作品周圍徘徊，找不到切入的缺口。
「我讀的第一本七等生是《放生鼠》，當時確實很苦惱，覺得那樣的小說離一個青年還太遙遠；然而閱讀從來不是一天造成的，我帶著他的書飄洋過海，海外流亡時忽然一夜就讀懂了，開始理解他要抵抗多少政治與思想的干涉，必須在這種氛圍與環境下寫出自己的主體感覺或變化。」
如此壓抑而灰暗的年代，受到抑制的靈魂都渴切的尋覓精神出口，也因此有了更絢爛的景致。陳芳明嘆道：「1960、1970年代的台灣小說，恐怕是台灣文學最輝煌的時期。」60年代台灣文壇捲起橫的移植、現代主義風潮，讓50年代文學為政治服務的肅殺氛圍有了新的呼息，七等生的意識流、自白書信又同時具備鄉土情懷、虛實交錯的文字，使他在當時就得到廣大議論，並且持續被閱讀著。
「我們讀作品，觀察作家的語法跟句法，例如楊牧是行雲流水，余光中是每個句子都要斷足一次，七等生的句法會讓我們閱讀時產生障礙，必須跨越才能進入他文學的核心，但我非常強烈的懷念60、70年代時閱讀他的感覺。」也許就是這種意圖衝破枷鎖的特立獨行，使七等生被許多評論家稱為異類，被香港學者劉紹銘喻為「小兒麻痺文體」。
▇不朽靈魂裡的惡之華
無論如何，七等生靈魂的特殊性彰顯無疑，「他把我們帶到一個非常遙遠的地方，跨過黨國體制不容許的地方，我們可以看見他有一個不朽的靈魂。」反共時期的魂魄務必雄壯威武，人格被訓練得高超偉大，然而七等生偏偏厭惡這種虛偽的整齊劃一。他將自己的筆名取為七等生，並非一等二等，「他有一天看到海報上寫著七等兵，心想既然有七等兵，我就來當七等生吧。」
就讀台北師範學校的七等生，其實身處於循規蹈矩的環境，但他要跳上教室的桌椅跳舞，他不願在高壯的隊伍中隨著眾人踏單調的節奏，他就是要在後方如蛹縮起身軀，用特殊的靈魂來不羈，在文字中唱自己的歌。正如他師專時期的老同學所傳神形容：「一隻不想變成蝴蝶的毛毛蟲妖精」，他想以這樣的姿態去碰撞與嘲弄所謂由人類制定的正常與制度。
「許多作家都會嘲弄，黃春明的嘲弄會讓人笑出來，原來這個世界是這麼可笑；七等生嘲弄的對象是自己，只有在這種情況下不受到拘束，他內心所想、所實踐的都不要接受這個世界的規範。」
陳芳明說起10年前，台灣版的《花花公子》（Play Boy）雜誌裡頭，曾出現七等生在地下酒家左摟又抱、赤著上身穿胸罩的衝擊畫面。「記者去通宵找他，他就帶著這些記者去地下酒家，裡面是四、五十歲的歐巴桑，他左摟右抱讓攝影記者拍下來。我第一次看到一個作家這麼誠實，雖然我們也知道他不是強調道德的那種人，他喜歡寫下層階級，但我沒想到他敢帶記者到地下酒家。」
閱讀七等生，便會知道這並非刻意展演，他就是這樣一個狂狷之人。時而削瘦隱逸錘鍊心靈，時而又在側顯露魔鬼般的訕笑。七等生擅長挖掘人心的幽微深處，陳芳明說：「他最厲害的是在寫對人邪惡的部分。」
把邪惡當作美學來營造的名著之一是波特萊爾的《惡之華》（Les Fleur du mal）。身為19世紀的詩人，波特萊爾歌頌肉體慾望，歌頌著他的現代或不倫的情感，彷彿可以看見一幅少女、春天、歡娛、幸福與乞丐、妓女、垃圾重複曝光的交疊影象。這部作品發行不到一週就被法院查禁，是人類文學史上第一本被查禁的詩集。直到1900年後，《惡之華》才被解禁，從此以後許多書寫者敢去挑戰這種身體與思想的禁區，現代詩人開始書寫最頹廢挫敗的心靈世界。
「七等生跟波特萊爾當然是不一樣的，時代不一樣，文學的書寫方式也不一樣，可是心靈上某種程度是共通的。」
陳芳明認為，一個誠實的創作者一定要忠實於自己的精神面——他的心靈世界——透過文學的書寫完成自己。沒有去寫，意識就是未完成，七等生的每本書都是為了完成他某種程度的想像。
▇生命是等高同寬的
下層階級與小人物經常出現在七等生的書寫，例如〈沙河悲歌〉中沙流淺河潺潺細唱出生命的哀愁，李文龍身處歌舞團卻認真動人的演奏、撿骨師刮去腐肉、將白骨擦亮的莊嚴姿態，文字中流露關愛情感與生命哲思。
又例如他寫〈隱遁的小角色〉，陳芳明說：「小角色已經少人看見了，還加上隱遁。我們從這個小說名字就可以看出，七等生能夠注視這些人，把他們化為小說，變成有意識的作品。台灣真實的社會就是由許多沒有名字的人、沒有要做大事業的小人物構成的。」
當時某些評論者質疑七等生的作品並未有宏觀的國家論述，所謂陽剛而昇華，充滿鬥志的大敘述。反共時期的文學特別有這樣的特色，塑造出來的都是英雄的鋼鐵意志、雄壯威武。七等生的文學裡沒有這樣屬於國族的宏大敘事，可以看見的是個人情緒的流動、幽微的內在，以及對生命的反覆叩問。
「許多時候我們需要靠許多外在階級裝飾來證實自己，然而把這些拿掉時，一個赤裸裸的靈魂就出來了。在七等生的眼中，人沒有所謂貴賤，是很平等的看待這個世界，每個人的人格和心靈都是等高同寬，這就是同理心、同情心。」
陳芳明說：「他這樣寫是為了肯定生命的真實存在。文字藝術可以到達這樣的地步，這也就是《惡之華》在寫的，就是在肯定人的生命都是等高同寬的，不可能因為貴族或奴隸人格就高或低。」
這是將自己放低的人才能看見的社會。七等生的成長經驗充滿貧困與屈辱，他看待的自己是充滿缺陷的，也因此認為殘缺才是生命的本質，生命充滿千瘡百孔。他認為這個社會並不友善，文字是他跟社會溝通的方式，把文字當成內心的倒影，如實錄製下來。陳芳明認為，在70年代的小說家裡面，七等生是很不一樣的，像這樣的書寫是很少人經營的。
▇前衛藝術的後衛
講座最後的主題來到現代主義及後現代。進入80年代後，台灣文學已經慢慢脫離所謂現代主義時期，自1980年即慢慢進入後現代。什麼是後現代？是把過去所有的規距都解散，諸如男人女人的定義，性別議題的打開，這是過去1960年代白先勇與林懷民走不出的世界。
過去資本主義被美德日等強國主宰，但到1980年後，全球都變成資本主義國家，從前是美日加工地區的台灣韓國，到了後現代也都有自己的品牌，所有疆界都打開了。「我們不必再以純正的北京腔為準，台灣國語就是我們的國語，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後現代就是去了標準，不需要再遵守它。」
七等生的文學是現代主義的，〈我愛黑眼珠〉就是很現代主義的表達方式，前面的生活跟後來的生活是孤立的存在，是切割開來的，所有的感受與價值觀都不再一樣。這樣一個虛實交錯的小說，成為60、70年代爭議最大的一篇小說，當時每個評論者幾乎都在譴責他。
如果被傳統價值綁架，就沒辦法放手追求現代感，陳芳明因此說：「我們有幸遇到解嚴的時代，那些來自道德傳統的心靈枷鎖也慢慢去除了，也因此我們得以理解七等生。」
現代主義的小說批判黨國體制以及過去太過腐朽的傳統價值，例如文字優美的白先勇，其作品《台北人》也是在批判政權。七等生一直是拋開束縛的，在當時壓抑的社會，即用文字去觸探禁區，並於其中自我批判。他用各種扭曲怪誕甚至晦澀的語言，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去表達自己內心真實而複雜的風景。
陳芳明舉例說明：「籃球的攻守位置有前鋒和後衛，今天在談七等生的文學意義時，我認為他是台灣前衛藝術、現代主義的後衛。台灣已經進入後現代與全球化的時代了，可是這位《沙河悲歌》的作者，還是固守他的鄉鎮習俗，他的生活方式沒有改變。」
雖然七等生在文字語言中特立獨行，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卻是親切自然的。陳芳明憶起在《為何堅持》新書發表會中與七等生的相遇。「以前我的印象是七等生似乎是個拒人於千里之外的人，見面後才知道他非常平易近人，我們講話時還勾肩搭背，我才知道原來他的親和力這麼強。」
不僅平易近人，其實還十分溫柔抒情。七等生後來的那些作品，像是〈思慕微微〉便是一封情書，可以看出這位前衛小說家，擁有各種不同的文學技巧，並於不同的階段寫出不同的文字。
「人人都有『心』嗎？有沒有假心和真心呢？簡單地說，一個人要知道心地存在和完整待到臨終的一刻，一個人一生的所有工作意涵是塑造他想要的那一顆心。心是一個藝術品，我們活著就是作為一個造心的匠人，日以繼夜，分秒必爭地趕工打造，在任何場所都不能忘懷這個神聖的工作。」
－〈思慕薇薇〉
陳芳明感嘆道，第一次看見這篇作品時覺得心酸，他忽然發現七等生並非那樣怪異的一個人，其實內心似水柔情。
七等生行止貌似不羈荒誕、挑戰道德禁忌，其對於心與靈魂卻是無比肅穆，臨終前仍然持續書寫著，彷彿可以看見他清瘦的身軀雖立於大雨中，也要低首護持，打造那顆他希冀期盼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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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七等生 1966、67年連獲第一和第二屆台灣文學獎。1976年獲第一屆聯合報小說獎。1983年應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邀約訪美。1985年獲中國時報文學推薦獎和吳三連文藝獎。小說作品《沙河悲歌》、〈結婚〉亦曾改拍同名電影、電視劇等。2010年獲頒第十四屆國家文藝獎。 國內外學者和研究生論文超過百餘篇，允為台灣當代文學最重要作家之一。 |
話題》連環殺手最終型態，他如何高效率執行一次次「超完美謀殺」？讀《掠殺》
由大衛．芬奇執導，2017年在Netflix上映的美劇《破案神探》（Mindhunter）在全球掀起一股真實奇案的觀影熱潮，FBI罪犯側寫師約翰．道格拉斯（John Douglas）、勞勃．雷斯勒（Robert Ressler）與諸多殺人魔對決的故事膾炙人口，在「開膛手傑克」後沉寂近百年，1970至80年代間大量新型態犯罪者「連環殺人犯」所引發的恐懼，再度從世人的記憶中被喚醒。
70代年是個憤怒的年代，越戰失利、通貨膨脹、水門案、示威暴動，比上個世代增加了130%的暴力犯罪……美國人民發現街頭層出不窮的犯罪成為生活的困擾，卻沒發現社會催生出的連環殺人犯已悄悄地在混亂中肆虐人間。
就在曼森家族（Manson Family）犯下震驚好萊塢的慘案後，「極惡人魔」泰德．邦迪（Ted Bundy）、加州「大學女生殺手」艾德．肯培（Edmund Kemper）、亞特蘭大的殺童狂魔、舊金山的林徑殺手、西雅圖的綠河殺手……眾多手段殘虐、心思狡獪的連環殺人犯彷彿在進行屠宰場競賽似地，手下無辜的受害者一個比一個還多，在犯罪史上寫下殘酷、難忘的一頁。
如今從犯罪實錄、紀錄片中回顧可以發現，那個年代因為科學鑑識技術尚未發展（尤其是沒有DNA鑑定技術的致命傷），檢方、警方的辦案方式也跟不上連環殺人犯的作案技巧，還時常被多餘的證人、無用的線索耍得團團轉。舉例來說，即使確認泰德．邦迪用本名向女性搭訕後殺人，卻仍有許多女性因害怕而打電話進警局求助「我很擔心男友就是犯人」──不管他是不是叫泰德——造成搜查上的人力干擾。
連環殺人犯並不是都像開膛手傑克一樣，會高調宣示理念與兇行，而大多採用隱蔽性更高、將屍體掩埋起來等方法掩飾罪行。70年代檢警與殺人魔之間因此常陷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不利狀態，也因為時常缺乏可靠物證，使得能夠提供嫌犯線索的罪犯側寫師角色格外重要。側寫師確立了連環殺人犯會在現場及屍體留下個人「簽名」（signature）的特徵，為「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踏出重要的一大步。
伴隨法醫學等鑑識技術、科學與刑偵手段的突飛猛進，90年代後美國得以在許多犯罪者連續、多次殺人前就將其逮捕與處刑，然而智力高超的精神變態當然不會就此絕跡。由調查記者莫琳．卡拉漢執筆，入圍2020年愛倫坡獎最佳犯罪實錄的《掠殺》，便記載了千禧年後最神祕莫測、最完美的「頂級掠食者」以瑟烈．凱斯（Israel Keyes）的一系列案件調查與研究。
過往譯介來台的愛倫坡獎最佳犯罪實錄作品，如麥可．芬克爾的《真實故事》（2006）、大衛．格雷恩《花月殺手：美國連續謀殺案與FBI的崛起》（2017）都是高水準傑作，而這部《掠殺》也繳出非同凡響的成績單，筆者閱讀過程屢屢驚嘆不已。
我們不妨從這樣的畫面開始想像吧──大雪紛飛、荒涼孤寂的暗夜中，一位無辜可愛的女孩在打工地點莫名失去蹤影，家人心急如焚，警方與鄰居協助尋人卻了無頭緒……因為，在極北之地阿拉斯加「一天到晚都有人搞失蹤」，有時候是迷路、有時只是去閒晃。
這裡地廣人稀，即便同樣位於高緯度而夏短冬長，比起已開發國家的北歐諸國，「世界的角落」阿拉斯加的樣貌仍接近史前時代，聚集了無數探險家與亡命之徒。這裡自成一國，自有一套異於外界的生存法則。《掠殺》開宗明義指出：這裡整個州都是堅毅的個人主義者，卻也都曉得自己在寒冷無情的冬日裡，總有一天會需要他人的幫助。
─── 防雷線，以下有劇透 ───
失蹤超過一個月的莎曼莎終究沒有生還，但警方從她遺失的提款卡中的提款紀錄，成功透過提款機的監視器追蹤到嫌犯的移動路徑，在德州臨檢攔住了凱斯，車上也找到證據。然而雖然逮到他了，調查中卻浮現更多疑雲。
這名男子在政府的檔案資料裡沒有前科、沒有父母與手足、沒有地址與槍枝。他沒用臉書、部落格或推特，他幾乎沒留下任何數位足跡，也沒有紙本紀錄。他看起來平凡無奇、性格沉穩，看不出有綁架、強暴犯的慾望。他曾是優秀的軍人，目前從事承包工人工作。他住在阿拉斯加最大城安克拉治已久，卻沒有多少人認識他；明明就有父母與姊妹、女友甚至可愛的女兒，卻彷彿在現代社會中完全不存在──
直到凱斯自白這起犯罪，調查員們扣押他家的電腦，才從電腦中大量的失蹤人口照片驚覺，他手下的受害者遠比想像中還多！然而凱斯看似白紙一般的性格與經歷，讓最頂尖的犯罪側寫師都拿他沒轍，警檢找不到他的弱點，更連半具能確立犯罪是否存在的「屍體」都看不到影兒。唯一的優勢，是凱斯一心求處死刑，他不希望在監獄長久關下去，讓媒體影響了女兒的成長過程。就在他娓娓道來長達14年的雙面人魔生活，大量「超完美謀殺」的屍體掩藏處，隨著他高興開口與否浮出水面，不僅聞者色變，他更是輕易地玩弄執法人員於股掌之間。
經由後續的調查與FBI的認證，得出驚悚的結論：凱斯是前所未見的連環殺手。他自己就是連環殺手迷，熱愛《沉默的羔羊》（1988），第一次讀《破案神探》時，就感覺這本書「好像在寫他自己」。
他首先突破了過往鎖定連環殺手的「簽名」特徵，雖然把泰德．邦迪當作大英雄崇拜，卻不像邦迪與肯培一樣鎖定貌美女大學生或兒童／青少年下手，不論種族、年齡與性別，「任何人」只要時間、地點不對，就可能成為凱斯的手下亡魂。他以隨機、無差別殺人的模式策劃出手時機，女性與男性死前都會被強暴，但他就是不會留下微物證據。
再來，凱斯不辭辛勞地跨越多州進行謀殺、棄屍的過程。他身上不會攜帶凶器，而是仿效《沉默的羔羊》裡水牛比爾（Buffalo Bill）的原型麥克．迪巴德萊本（Mike DeBardeleben），準備了多個「謀殺工具包」，在廣大國土裡尋找合適地點掩藏，在附近鎖定受害者後才取出行兇、並純熟地肢解成多塊。他也參考了長途卡車司機威廉斯的手法，在某個州殺人後，又移動到遙遠的另一州棄屍。沒有屍體就沒有辦法成立事件，他讓自己與凶器、凶案保持了幾千英里的安全距離。莎曼莎案是凱斯第一次忍不住在自己家鄉一帶犯案，也令他付出了被逮捕的代價。
凱斯甚至善用入伍服役的機會操作槍枝，勤於鍛鍊身體、自學製作炸彈，讓肉體保持在能隨時、迅速殺人的良好狀態……這樣一個集連環殺手智慧大全的男人，就是21世紀完成「進化」的連環殺手最終型態。
─── 防雷線終結 ───
人類是最無法克制內心慾望的生物，精神變態更是如此。看看邦迪與綠河殺手，這些天生毫無罪惡感的犯罪者永遠不會停手，直到失手被抓。凱斯卻能夠將慾望壓抑得更為深層，不但雙面人當得不露破綻，更像個將領般精確擬定「作戰」計畫，在最適合的時機前忍耐著不隨便出手，導致死者總以不明失蹤做收。
凱斯以異常的毅力、效率和管理能力，將完全犯罪一次又一次地重複施展得逞，他是天生的獵人，正是精神變態研究中食物鏈最頂級的存在「掠食者」（Predator）。所有同類一視同仁，都只是滿足他血腥慾望的獵物……凱斯顛覆了世人對連環殺手的認知，比瘋狂的炸彈客與恐怖分子還難以提防。我們又怎麼知道，生活周遭還潛伏著多少個冷血無情的凱斯呢？
在連環殺手研究中，針對他們的深入採訪是最重要的。遺憾的是，凱斯於2012年12月在獄中用剃刀與繩索自殺成功，而這起獄中醜聞似乎隱藏了許多祕密，如當晚的錄影、錄音、法醫驗屍報告等都被安克拉治監獄封鎖著。莫琳．卡拉漢的這本《掠殺》，是根據部分已公開資料而撰寫完成。
Netflix紀錄片《與殺人魔對話：泰德．邦迪訪談錄》（2019）中，揭曉過70年代法制鬆散、荒謬的亂象，邦迪在法院、牢房都輕鬆逃脫成功，被判死刑後還能在獄中大剌剌地與妻子行房──沒想到這樣管理不當的情況，依舊在2012年重現。為什麼全世界最危險的重刑犯能夠拿到凶器？先前提到阿拉斯加自成一套規矩，這些隨性、屢勸不聽的工作人員與腐敗的州律師封印了真相，或許也讓我們錯失了與未來殺人魔對抗的寶貴良機。
可以確定的是，就像尼可拉斯．凱吉主演的電影《驚天凍地》（2013）裡，改編殘殺近20名妓女的麵包師羅勃．漢森（Robert Hansen）的這類真實案例，地廣人稀、法治不彰的邊荒地帶，是殺人魔安居的天堂。凱斯告訴探員他計畫日後離開阿拉斯加，當個四處流浪的木工，在災區盡情享樂──反正失蹤人口都會被推測死於天災。
凱斯的故事提供給執法單位無數啟示，作者莫琳也從中呼籲當局日後應該重視的警訊，如「一位收入低於標準的工人，買了這麼多次的單程機票，為何不曾引起國土安全部的注意？」不是所有精神變態都像連環殺手一樣毒如蛇蠍，但期許在發聾振聵的《掠殺》出版之後，我們能夠重新擬定對抗惡魔的策略。●
American Predator: The Hunt for the Most Meticulous Serial Killer of the 21st Century
作者：莫琳．卡拉漢（Maureen Callahan）
譯者：葉旻臻
出版：遠流出版
定價：399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莫琳．卡拉漢（Maureen Callahan）
莫琳．卡拉漢為《紐約郵報》的撰稿人與編輯。同時也是一位獲獎無數的調查記者、書籍作家、專欄作家兼評論員，寫作範圍涵蓋流行文化與政治議題。目前定居於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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