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獻給所有經歷過生命中意想不到變動的人。」

曾出版於2008年的《給冥王星》，記錄了張惠菁在2006年所歷：地表上的移動，生命狀態的移動。初版〈後記〉中有這麼一句獻詞，擊中2021年重讀此書的我——原來，比霧更深的地方，乃變化愈加劇烈的時代：撲朔難平的全球疫情，網路發達的科技威權主義，多點觸控技術超越「平面」局限及其嶄新困境⋯⋯霧沒有心，洋蔥剝開過程即是抵達。有些後來發生的事，重溯已完成的書寫時，像忽然回頭看見夜空中被除名的星，閃爍著神祕的連結。

▇一封「自我實現的預言」

於是，和張惠菁約在午後小酒館聊《給冥王星》，便成為一件別具興味的事。眼前的她，已不是當年離開故宮、初抵上海工作的她；也不是以稍帶獵奇眼光，為我們捕捉異地光影的她；更不是那個剃了顆光頭、虔誠修行，相信大智慧終將醍醐灌頂的她。與張惠菁談張惠菁，「你就變成有另外一個位置了，重新審視當年的自己，並了解當時的自己確實有其限制。」

那幾年她為《壹週刊》寫專欄，精選、結集為《告別》、《你不相信的事》、《給冥王星》……尋常生活在其筆下，折映我們最貼身的心事，又總能給出不落俗的一悟。但她笑說，「為了寫兩千字，可能要花掉一天半，發呆啊，床上滾一滾，做一點別的事，幾乎是一個週末。」

這些偶然留下的時間切片，是寫作者有意捕捉當週奇妙的遭遇，仔細思慮事件後、不帶預期地提筆，「要寫到一個狀態，才忽然知道這一切對我而言意義是什麼。」她形容那種過程是「把自己交付」，竟忽有所得，「這也是我寫散文最喜歡的部分。」有時，她則帶領讀者走離現實，潛入蘇東坡的一段文字，體貼「追其所見」的心痛；或顧閎中所繪千年前夜宴，戳穿「所有皆過眼」的惘然。

重讀《給冥王星》，張惠菁說：「當年的自己相較現在涉世未深，但有一種努力突圍姿態，在那過程中，那個稍微有點天真的自己不知為何說出的某些話，是現在的自己也會有所共鳴的。」比如：「此生的這個『自我』，乃是一只舟筏。」寫作此書的她，當然無法預知2009年將有長達3年官司，「想起來會覺得非常喜劇，甚至有點鬧劇，既然你都已能認知，此生是一個舟筏，那麼後來應該就不會那麼辛苦——但還是會。」這「自我實現的預言」，像一封遲到瓶中信，讓她體驗了自身早已寫下的理解。

▇散文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寫作者的人生階段，無可避免牽引著寫作狀態。結束官司的無由羈留後，張惠菁又一次離開，到了北京，應《聯合文學》專欄之邀所寫的「月夜」系列後來收進《比霧更深的地方》輯一，那是2013年。細心讀者或已發現，彼時結構散文的方式，與此前略有不同，「但那時都還存有一個對散文的想像。在那之後，我對散文的想像有點斷裂掉。」

心中同時升起疑問：散文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張惠菁說，「散文是相對貼近現實的，你把自己放在哪一種現實之上，就會影響你的寫作。」因此，包括《給冥王星》在內的幾本書，很大程度寫下生活飲食細節，與家庭或他人的關係等，在眾人都鵠候著她的新作卻只等到空白的那一段時間，「我有一點覺得，最值得寫的，真的是這些嗎？我就是用我做了什麼事，吃了什麼東西，跟誰發生互動，來界定我自己嗎？這些有形的經驗，難道就是我的邊界？」一連串問號，像石頭丟進湖裡，很快被吞進湖心。

「有形的經驗就一定是散文書寫的主題嗎？或者其實是散文的框架？」張惠菁重讀《給冥王星》時發現，雖然裡頭寫了諸多上海城與人，「但我現在的生活並不在那裡，書中提到的人際關係難免變動，那些經驗即使曾經為我所寫，也已經很遙遠。」反而，寄存在當年，因各種經驗而提煉的某些說法，還能夠穿越時空，觸動當下的自己。因此，過去一、兩年，彷彿練習一樣，她偶爾在臉書上留下一些關於「內面」的字。「都是比較抽象的某種思緒的狀態，也許因為我的日常沒有太多值得說的；也許，我對散文的理解已經跟過去不一樣。」

▇此刻人生關鍵詞：放置枕木

回憶《給冥王星》中的決定與遷徙時，張惠菁常使用「突圍」這個詞彙。我好奇，此刻人生還充滿突圍感嗎？若為現在的自己挑選一個關鍵詞，會是什麼？她思索片刻，「以前的我，『圍』的形狀更明顯，你可以看到這個人在突圍。現在的我，關鍵詞可能是放置枕木。」過往的寫作方式，較面對讀者，「現在則必須面對自己，面對虛空，在那虛空之處，就是需要一塊石頭，或者枕木。好讓我可以踏過去，站在枕木上再看到一些什麼。」

以最近一則所寫的「內面」為例，源頭是母親與她因小事意見相左，「我意識到她有一個敘事的track，對於她是一個怎樣的人、我們做為她的女兒，應該要怎樣。但是我不認同也不想進入那個track。並且我也不認為我要去打破她的track。因為我也希望她活得好好的。因此，當時的我，需要放置枕木。」屏棄過往交代來龍去脈的寫法，帶著一點對敘事的反叛，「我在一個狀態裡，用文字把那狀態承接下來。」

張貼於臉書，而非交給媒體發表，「好處是很即時，跟心境同步，有無回應都沒關係。」如果沒有臉書這載體，「也許這些字就只是放在我的電腦或筆記本。說不定關於枕木的想法，根本是因臉書而來的。如果我只對一個誰訴說這些，可能會對那人造成負擔，所以我貼上臉書，設為公開，那意味著，沒有一個人要單獨承擔這些。」

確實，所有人都移民臉書了。《給冥王星》有篇〈暱稱的流浪〉，遺跡般留下MSN身影。但臉書的普及、讀者與作者之間距離的消弭，是否會傷害散文書寫（可能需要的陌生感）呢？ 

張惠菁引用日本學者大澤真幸（Osawa Masachi）對社會學的解釋。再談到社會學如何討論「社會秩序如何可能？」的問題時，大澤真幸說：「當要問『〇〇如何可能』的問題時，最重要的態度是『雖然現實有這件事情，但那看起來就像是奇蹟一樣』。」張惠菁說：「我覺得他這個說法很poetic也很可愛，社會上各種『現況』，仔細想想並沒有非如此不可、非在這個時空以這種形式成立的理由。而是就像奇蹟一樣，其中包藏著無數的偶然。也許書寫散文的起點，常常就是這個奇蹟感。」

如果缺乏能在尋常中看見奇蹟的眼光，就算迢遠抵達亞歷山卓奇特挑高的旅館，「可能只會覺得房間性價比不高，而寫出一則消費指南。」有時奇蹟並非存在於凝視對象，「也可能自己也構成其中的一部分。或是，在自我與他人的相對關係中。就像，當我發現媽媽的敘事居然與我如此不同，真是奇蹟啊，某種程度，也為了誌記這個奇蹟，才去放下一塊枕木，給予自己下一個站立的位置，是既看到自己，也看到對方的。」

從日常瞥見「事物的此刻並非必然，那銜接的方式彷彿奇蹟」的能力，或許會隨著人在時間中，認知發生變化而遷移；感受奇蹟的方式、出現異質感的刺點，也可能變為不同。張惠菁說，「以前的我相當容易焦慮，也很擔心未知的未來。」如今，她比較習慣置身於擁有各種專業、聰穎過人的朋友中，「當一個路人」。我忽然想起距離地球非常非常遙遠的冥王星，不管人類如何命名與除名，冥王星就是它自己。變化劇烈的時代，誰能預言明天？喝乾杯中的酒，「需要的時候，就為自己放下一塊枕木，走向前去。在虛空無垠的宇宙中，我們仍然擁有如此——敘事的力量。」●

我自幼就不是專注學業的小孩，課外閱讀尤其一直吸引著我的內在脈動，我也縱容自己這樣的人生任性態度。一直是到了我從外島馬祖服役回來，發覺大學所熟悉的好友，都正在（或已經）做著出國留學的安排，讓我對自己人生如何去處，一時突然慌了手腳。 

母親見出我的心事，知道我是困於公務人員父親與繁多小孩的經濟憂慮，告訴我就放手申請出國不必擔心。我先工作兩年順利申請到學校，臨出國收拾行李時，看著滿櫃伴我成長的書籍，告訴自己必須斷念不可再看不相干雜書，畢竟這次的求學機會，是母親付出莫大心血換來的，不可以不珍惜。

還是攜了一本陳映真的《將軍族》為伴，心裡擔心著異鄉寂寞可能難測，果然也在我費城求學第一個冬天病倒時，成了床榻旁的重要精神泉源。1985年夏末拿到建築碩士學位後，碰巧知道保釣的重要人物林孝信，正預備在芝加哥大學附近開辦中文書店，需要一個人來統籌工程，我就立刻移居過去，也接手下來這個短期的差事。

林孝信是個熱愛閱讀書籍的人，而且閱讀的範圍十分廣泛，因為這個臨時的工作，讓我可以有機會入到他的書房自由翻看（還有許多保釣的檔案資料），更在書店籌備過程裡，見到大量繁簡體全新書籍的引入，日日穿梭樂不思蜀，藉此接觸到原本並不熟悉的大陸文革後作家群，以及還意外買到內心正是思念的七等生親筆簽名二手全集。

不久，正式進入美國的建築設計公司工作，再次意識到如果繼續留戀沈浸在中文的環境裡，可能會造成融入美國文化與社會的潛在危害，因此告訴自己中文書籍的不可再繼續閱讀，必須改成英文書籍的閱讀習慣，再次宣告與中文閱讀斷離的轉身關係。

我那時有個熱愛文學的美國室友，是芝加哥大學英文系畢業，學位論文是研究莎士比亞的《暴風雨》。我在他的推薦下試著讀了英文版的《繁花聖母》，惹內小說的野暴華麗與繁奧優美，深深吸引了猶然似懂非懂的我，便陸陸續續地買了惹內所有的小說與劇本，囫圇吞棗的一一讀過去。

這同樣的時間裡，我也開始短篇小說書寫，並陸續發表在當時《自立晚報》的「本土副刊」上，描述我作為異鄉人的各樣內在孤寂。而這樣邊閱讀著英文、卻一邊書寫中文的模式，從芝加哥以及到後來因工作遷居的鳳凰城，不覺持續了好幾年，一直是到了1991年的夏天，我忽然被任職的總公司詢問，是否願意被調派回來台灣，參與由公司負責的墾丁海生館設計工作，才又忽然再次回到久別的中文書籍世界。

回到台灣後不久，因故迅速辭去美國公司的職務，在仁愛路圓環的附近，設立了我的個人建築師事務所。因為地利之便，經常會逛入當時正澎湃引人的誠品書店，享受著全然沐浴在書海裡、可以自由閱讀的快樂，由於能夠這樣無掛礙的閱讀各樣中文書籍，更引發我繼續寫小說的衝動（當時也幸運地由漢藝色研出版社，發行了我在美國所寫的的短篇小說合集《紙天使》）。

我一邊處理著方方蹣跚起步的事務所業務，一邊思索著再來想寫的主題，留意到許多日日從台北縣各地搭乘公車/機車，湧入台北市區工作的年輕人潮，想起我幼時曾經住過永和的竹林路巷弄一年，經常獨自站立在中正橋的這端，遠遠望著顯得巍峨也疏離台北城市的心情。那是一種複雜也難言的感受，有些感知身在偏遠疏離一方、又能自得其樂的意味，與我幾年在美國的生活心境，其實可以呼應對照，就萌生想去捕捉揣想台北縣各城鎮故事的書寫意圖。

但是，我對於自己在《紙天使》小說集裡，以美國城市做為場景，所衍生使用的文字氣味，開始心生疑慮，覺得當時文字顯露的飄忽透明、乾淨簡約與些許電影感，是因應作為一個旅居異鄉者的心境而生，並無法繼續用來書寫我後來想像的台北縣各樣人物。雖然二者都是環繞我而生，但是一個用的是像還帶著外國腔調的英文，一個用的卻是我本來日常熟悉的中文，各自分別做思考，於是告訴自己：我需要重新尋找一種合適的文字聲音，來寫我成長語言環境裡的人物。

我先思索究竟要如何切離戒斷這已然熟悉的文字書寫模式，忽然又想起來有著強烈濃郁個人風格的惹內，靈光乍現地想說不如來翻譯惹內的小說，一則或可藉他文字的強勢魅力，來打亂我原本的文字節奏，二來讓我有個必須專注且難脫身的書寫目標，或許可以擺脫急切想自己動筆的衝動。

就選擇我私心喜歡的《繁花聖母》，在工作空閒之餘，用緩慢的閱讀速度，一字一句翻譯著惹內的這本小說。這同時間，有天在書店忽然見到惹內的另外一本小說《竊賊日記》，由洪凌翻譯的發行出版，這讓我大驚失色與喜出望外，就依著書底版權頁的電話號碼，冒昧地打給當時時報出版的主編吳繼文，直接表述我也正在翻譯惹內的另一本小說。

這樣突兀的因果，因此結識了吳繼文，並且順利讓我成了這本書的譯者，耐心等候我只能用閒暇空檔來翻譯的緩慢速度，終於鋪陳了這本書籍的面市。甚且，還繼續合作地催生了我的第二本小說集《曾滿足》（只是吳繼文後來轉到台灣商務出版），新的小說集收錄了《紙天使》部分的小說，另外則新放入我的台北縣系列作品。

現在回看這段時光，似乎就是在文字、閱讀與寫作間，一種奇怪的糾纏與共生過程，也無意間奠定了我小說起步時的身影步伐。當年，我懷抱一本僅想用來相濡以沫的《將軍族》赴美，然後卻莫名抱著整套的惹內小說歸返台灣，一去一返之間，好像自己在什麼夢境裡走了一圈。

而今醒來時，最是感謝的自然是依舊還執著當時所愛的筆，能夠初衷不改地一字一句書寫著我的文學創作。●

阮慶岳
小說家、建築師、評論家與策展人，為美國及台灣的執照建築師，著作有文學類《山徑躊躇》、及建築類《弱建築》等三十餘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