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場》《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在日本出版：張亦絢、李琴峰與日譯者泉京鹿談以文學欺瞞的暴力
2017年出版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游擊文化出版）上市後即引起熱議，更因作者的自身經驗與驟然離世，一時成為社會問題。林奕含為這部小說受訪的獨白解說，網路上仍廣為點閱流傳。簡體版發行後，也在中國引發議論。誘姦性侵少女的變態狼師，以文學保姆作為羊皮偽裝，愛好文學的少女如何陷入險境？這部小說談無法逃脫的悲劇，從發瘋的房思琪被發現開場，回顧受害者一路走來的悲慘境遇。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日文版於今（2019）年10月中旬由白水社發行，譯者是曾譯過閻連科、余華等知名作家作品的泉京鹿。泉京鹿在2018年底的《朝日新聞》Globe+專文〈違背書名的殘酷的「初戀樂園」－北京的暢銷書〉中，也提及了本書在中國的效應。
日文版發行之際，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轄下的台灣文化中心，邀請台灣作家張亦絢與泉京鹿進行對談，並由旅日作家李琴峰擔任口譯。這項對談是「台灣文學講座」系列之一，主題為「以文學欺瞞的暴力──21世紀少女受難記，《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日文版發行記念談話」。
活動開場，李琴峰首先針對《房思琪的初戀樂園》進行介紹與解說，輔以故事中的人物關係圖，為尚未閱讀的日文讀者簡單說明書中的角色關係。其後，現場播放林奕含長達15分鐘解說此作的影片。影片用心地加上了泉京鹿翻譯的日文字幕，讓日本讀者對本作的背景及作者、創作意欲有更多認識。
李琴峰也簡單介紹在此之後網路上持續出現的#MeToo受害者發聲效應，同時點出林奕含受訪影片中引用的文學史上關鍵人物張愛玲及胡蘭成、胡蘭成的作品《今生今世》，對應書中的人物關係及引涉的含義。
接著，由張亦絢針對本作進行解說。在本書出版前與林奕含有過文書往來的張亦絢，今年7月出版短篇小說集《性意思史》，她在前言裡寫道：「原本這個出版計畫很可能隨我高興，一再延宕。2017年4月27日小含（林奕含）離世，我有許多感情上的傷痛，因為過於私人……現在究竟算不算對該事件的回應？嚴格來說，我認為不算。因為真正完整的回應，不是一本書，甚至也不是一個十年就可以做到的……但這個事件的影響是，使我感到為少女而寫（但也並不排斥其他讀者），為性處境而寫，有其刻不容緩的急迫性。」這段文字，也令人立即聯想起張亦絢2015年的另一部長篇《永別書》中，主角年幼遭受生父性暴力的情節。
張亦絢表示，林奕含在出書前有二件擔憂之事，一是自己沒有任何文學獎的光環及標籤，二則是對自己沒有信心，擔心讀者無法理解少女的心境及困境，甚至擔心大眾會站在書中李國華的一邊。如此的擔心，讓人對社會觀念的僵化窠臼感到絕望。
本書後來獲得2017Openbook好書獎，在評審及文壇也引起了兩極化反應及爭議。林奕含雖自言自己的作品寫的是小情小愛，沒有套入社會與政治大框架的意圖，但張亦絢認為，要讓更多讀者閱讀並意識到問題的所在，就必需和大的社會結構連結，這也是文學扣問的意義與價值之所在。
更深入追究，小說中扮演「思琪」文學啟蒙者的「伊紋」，本身也是文學愛好者，嫁入豪門，夫妻外表看似門當戶對、恩愛和樂，然而伊紋深愛丈夫卻也為其暴力所苦。這兩位聰慧美麗的文學少女與少婦，為什麼沒有對抗暴力的資源？為什麼無法做出反抗？況且對思琪施暴的人還是文學的愛好者，補習界的紅牌國文名師。在被誘姦且關係長達5年的性暴力中，少女試圖以愛來修復強暴後的傷痛，但強暴的傷害畢竟無法用愛來昇華，最後導致房思琪的精神錯亂。
張亦絢引用2019年5月翻譯成中文版的《環狀島效應：寫給倖存者、支援者和旁觀者關於創傷與復原的十堂課》（經濟新潮社）書中的說明，解釋房思琪與林奕含的不同之處。《環狀島效應》一書為日本精神科醫師及醫學博士宮地尚子的著作，她長期從事創傷後心理、性及性別暴力研究。
按《環狀島效應》一書的分析，年僅13歲的房思琪處在無法訴說創傷的水面下，尚未擁有能訴說自身生理及心理創傷的語言及詞彙。書裡，她也不知該如何向精神上如同雙胞胎的摯友訴說。林奕含執筆此作，替這些水面下的受害少女房思琪們發聲，寫出支援者及旁觀者對受害少女沒有助力的真實狀況。此作可視為性暴力文學及倖存者文學，值得評價。
另外，張亦絢也指出這本書在傳統文學中所處的位置。傳統文學作品大多是關於惡的描寫（如戀童癖），因為人性對加害者有強烈的好奇與莫大的興趣。相對的，對倖存者（受害者、弱者）的興趣則明顯較低。張亦絢認為，《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細緻描寫出加害人與受害人之間的緊張關係，可說是對未來文學的挑戰，同樣值得讚許。再加上小說裡著墨於少女特有的矜持與純真，這點也是小說擁有的高度文學性。
接下來，泉京鹿簡短說明翻譯的過程及心境。泉京鹿透露，在翻譯《房思琪的初戀樂園》過程中，心情變得非常沮喪沉重，因為自己也身為母親，對書中少女的處境深感憐惜，且如同作者所述，這是一部沒有救贖，令人絕望的作品。
此外，因為書中引用大量的文學作品，相關的人物背景也是日本讀者不熟悉的，泉京鹿表示她在翻譯時，不斷在貼近原文與日文易讀性兩端游移拉扯。筆者讀了日文版後，回頭翻閱中文版，發現除了文字溫度上的落差，日文版因為不得不採用譯註來演繹說明，稀釋了原著的文學辭藻與濃度。然而為了讓作品更易讀，更貼近日文讀者，這也是翻譯作品必然的走向。
針對泉京鹿的發言，張亦絢回應道，《房思琪的初戀樂園》雖然沒有救贖，但作品本身如能讓更多人讀到，就是一種救贖。她對只能被動接受作品並忠實翻譯的譯者表達感謝。
最後開放提問的QA過程中，與會者提到，看了林奕含的影片，書中的少女頓時有了鮮明的形象。《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日文版初上市，後續將引發什麼樣的漣漪或效應，有待持續觀察。 ●
書．人生．阿潑》聆聽他人的故事
升大四的那個暑假，和同學一起到英國自助旅行。因為是第一次自助，又長達一個月，平時不會帶我應酬的父母，在行前一晚特別帶我去朋友的飯局，和他們一起聚餐。席間，因為太專注聆聽長輩們談話，筷子一直停在半空，我張著嘴不是為了進食而是聽到忘神，被母親當著眾人的面喝叱數次，依然故我。那些話題離我經驗太遠，於是充滿磁力，將我吸了過去。
「這個孩子從小就這樣。」硬的不行，母親決定改變策略，來軟的：「她才幾個月大，脖子還軟軟的，無法撐起頭，只要聽到大人在聊天，就會想辦法追尋聲音來源，拼命把頭往那個方向移動。」
她示範了我躺在舊式木板大床上，吃力仰頭的動作後，繼續叨唸：「如果別人在她喝奶的時候在旁邊說話，一定會被我趕出去。因為這孩子就會光顧著聽，嘴巴張開開，不再咬奶嘴也不想吸奶……」
長輩們哄堂大笑，直說有趣：這麼善於聽人說話，果然適合當記者。而我羞惱得想鑽地，只好認真扒飯吃菜，再也不敢「為聽棄食」──但只限那場飯局而已。
母親是對的。直到今天，我仍對吃食毫無興趣，寧可將時間挪來滿足資訊飢渴之慾。及至中學，我必以電視或報刊佐飯；上大學後至今，吃飯時若無法上網瀏覽、翻讀任一有字的載體，我都會覺得浪費時間。因此，就算手邊只有廣告傳單，也會津津有味地細閱，才不會有空虛感。此外，包含電線桿廣告、店家門外的海報，甚至交通工具上的路線圖，都會讓我駐足盯視許久。光是資訊本身，就夠讓我著迷。
小學一年級，學校發下福利社的購書單，讓我們拿回家給父母參考，團購課外讀物。我父母從不經手學校的事，任由我在那張沒有注音的圖書目錄裡勾選，而我也確實不浪費這機會，凡中日戰爭故事、林肯父子或冰海小鯨之類據說得獎的兒童故事，都入了我的手。後來才聽母親說，上小學之前我就認得很多字，但從不教我習字讀書的她，實在無法確定我到底怎麼學來的，只好認定是電視字幕跑進了我的記憶庫裡。
我不太曉得自己究竟是迷戀文字訊息，或是好聽故事，但即使看似無意義的幾行文字，在我腦海裡都可以編織成一方天地。像是有一天在電影圈朋友的帶領下，參觀《賽德克巴萊》片場──那是一個由日籍美術設計重新打造、試著還原的「日治時期的霧社街」──那些由各種細節構成的文化質地讓我錯以為穿越了歷史，於是直盯著和式木屋與電線桿上的紙頁，想透過這些字句「發現時代」。其實，絕多是醫藥廣告，霍亂鼠疫或痔瘡預防或治療的資訊翻印其上，離開片場，讓我不禁讚嘆：逛完這一圈，都可以寫個日治時期疾病研究之類的文章了。
對我而言，無處不田野，就算只是數位訊息包圍的場域，也值得浸淫，研究出個什麼來。我的採訪書寫，大概都出於各種經驗偶遇，若是逐漸擴大，就會啟程追尋。但我並不總是這麼認真，只是興趣被觸動後，就想要替自己內心萌芽的問號，找到對應的答案。
離開這個虛構的「霧社街」之後，我開始翻讀起《帝國與現代醫學》、《疾病、醫學與殖民現代性：日治台灣醫學史》這類置放在書櫃深處的硬書，甚至連小時候收集的漫畫《野口英世》都找了出來。剛踏入社會那些年，因為工作的地方都鼓勵讀書，可以在限度內申請書籍，加上當時科學人文出版市場與品味都好，讓我一度跌進那個讀書時屢受挫折的理科世界，於是，書櫃上積累了數排相關書籍，而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路易斯．李奇（Louis Leakey）這類演化生物學或考古人類學的相關出版品，也間接引導我走向人類學之路。
我對疾病論述的興趣，也幾乎在同個時期蒙發：從文學作品《鼠疫》、《疾病的隱喻》，到非文學的《瘟疫與人》或《槍炮、病菌與鋼鐵》，都是我日日捧讀的書。總之，那幾年，我對人類與它的一切都很好奇，大到文明，小到病體，都是我雜食的標的。
彷彿與之呼應一般，那時恰好發生九一一恐攻，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等論述突然理所當然且熱門，我對此感到失望，也為薩伊德的不斷呼籲而感傷，突然對於人文社會這個學門的無所作為感到羞愧，因它讓這衝突合理化而難堪。一個念頭於是浮上：如果能遁入科學領域，不顧這種喧囂，該有多好？我因此報考後山的人類學所，一心想讀生物或醫學人類學。這意味著我要離開媒體工作，放棄聽故事並寫故事的權利。
我的數理很差，文史地自是傲人，高中選組本不該猶豫，卻因生物成績不差而有些遲疑。尤其那些年，我迷上了侯文詠的書寫，從《七年之愛》、《大醫院小醫師》到《烏魯木齊大夫說》，白色巨塔裡的悲歡，生死相隔的拉扯，時常讓我又哭又笑，直認這是相當有意義的工作，但最後我還是選了文組，唸了新聞系，也進了媒體，但這不值得遺憾，因為記者這工作可以出入各種場域，或許有天我也能在這個白色場域採訪，寫出那樣生動的故事。
不料，出了社會的第一份工作，我就有採訪「偶像」的機會，看他如書裡那般風趣搞笑，興奮時還會任頭在桌上滑滾（？！），接著第二年、第三年，都還是能採訪他。
「侯大哥，這是我最後一次採訪你，請聽我說說真心話。」離開媒體、準備去讀研究所的最後一個採訪，正是侯文詠。當時趁著半自傳《我的天才夢》出版，他宣布「棄醫從文」，要專心寫小說。這是很值得報導的題材，但訪問過程中，我心裡的問號不時衝上腦海，於是，採訪結束，關上錄音機，我以「個人」身分與他對話。
我解釋自己要離開媒體，去讀研究所，因為寫了這麼多字，好像徒勞無功，不知道改變了什麼，影響了誰，感覺很沒用、很空虛，「可是你呢？當醫生明明可以救很多人，為什麼，要放棄當醫生，投入寫作呢？」
素來伶牙俐嘴、反應迅速的侯文詠，突然收斂表情，難得的頓了一下，嚴肅坐正：「醫生，只能救本來就能救的人。寫作，可以擴散到自己都無法預測的地方。」
我對這個答案不置可否，也無法理解，但也說不出什麼反駁，任這話題結束。多年後，我才發現這問題很冒昧，怎麼能拿大作家跟自己比？更何況，他確實影響了中學時期的我，至少讓我對人的生命與處境有更深切的理解與想像。我在許多行業打滾了幾年後，才真正理解，對侯文詠來說，寫作的價值，或說對青年學子產生的影響，是超越醫療與它所帶來的限制。儘管我當時保持懷疑，但內心還是受到聽說故事的本能驅動，不管做什麼工作，不論在何種平台，我都還是習慣觀察、閱讀、聆聽、書寫。
聽人說故事，並將那些故事傳遞出去，幾乎已經成了我這輩子唯一會做、能做的事情。然而，「書寫到底有沒有價值」、「到底能改變什麼」這樣的問題，仍不時浮上心頭，甚至，每次下筆都很膽怯，想著這是否會傷害別人、製造衝突，或者不過是一團丟棄也無所謂的垃圾？
我也是以這樣的標準去讀一本書的。書，很重，但那重量遠遠不及書寫與文字本身。就像嬰兒時期的我，吃力地想要將頭轉向音源那方一樣，面對他人勤懇書寫的作品也好，自己瀝血刻鑿的成果也罷，都要用盡力去聆聽他人的故事，可能的話，將這些故事妥善地傳下去。●
阿潑
一日文字工，終生工文字。時常離開台灣，就是離不開地球。著有《憂鬱的邊界》、《日常的中斷》、《介入的旁觀者》，合著有《咆哮誌》等。臉書：島嶼無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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