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讀書的孩子，不會變壞」彷若一個金科玉律，讓大人們一代又一代複誦，好鼓勵學生閱讀。但，這是真的嗎？

至少，歷史反駁了這個說法。過去有超過30年的時間裡，若你太愛讀書，讀了政府不喜歡你讀的書，你就是「變壞」了；若大人為鼓勵孩子閱讀、組織讀書會，那就是「一起變壞」，在國家眼裡，簡直是「造反了」。根據白色恐怖歷史改編的遊戲《返校》，說的就是這樣的案例。

《返校》引發熱潮後，人們嘗試替它找個「原型」，以說服彼此「真有其事」，不然，這個世代要如何理解：為何讀個書要偷偷摸摸？為什麼讀書會會被密告？為什麼憲兵可以抓人、老師會被槍決？他們把魏仲廷打得半死到底要他招認什麼？

「不就是看幾本書而已，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

若細究威權統治時期的政治案件，甚至一一檢視每個當事人的經歷，就會發現殷翠涵、張明暉、魏仲廷所代表的真實人物，成百成千，不限一案，不只一人，許多人身上都疊映著類似的經驗——剛滿91歲的《王子》雜誌創辦者、前廣告人蔡焜霖的經歷，或也可以是個「魏仲廷」。

▇他們不過是喜歡讀書，多讀了幾本書而已

蔡焜霖於1950年在故鄉清水被便衣憲兵逮捕時，還不滿20歲，是個才剛從台中一中畢業的鎮公所小公務員。他個性古意溫馴，唯一愛好就是看書，以瑞士教育改革家裴斯泰洛齊（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為典範，以老師為職志，除了心裡藏著個自小暗戀的女孩沒有告白外，一切簡單坦蕩，從上課下課的日子，過到只有上班下班的生活。沒有任何人會相信這個戴著眼鏡的瘦弱青年會「做壞」，但就在他滿20歲這年，在情治機關的刑求逼供下，蔡焜霖被迫在自白書上按下指印，自此成了個「匪諜」。

《來自清水的孩子》這四大冊紀實漫畫，即是這位「清水魏仲廷」的人物傳記。第一冊細述蔡焜霖版本的「返校」是如何生成的——生於日治時期的他，在中學時遇到政權轉換，語言文化皆隨之變化。因為貪好讀書、渴望求知、必須將中文學好的他，接受老師的建議，讀了中國大陸傳來的中文書，那時是1948年，蔡焜霖18歲。

2016年筆者採訪蔡焜霖前輩時，曾聽他如此講述這段遭遇：「當時抓的殺的，不是殺人放火的江洋大盜，都是學中文最認真的人。他們聽老師的話，去看魯迅、茅盾、巴金等30年代左派文學家的作品，都是大陸來的老師熱切推薦的，到1949年後，這些書都變成禁書。」

1949年，台灣實施戒嚴，同年通過的《懲治叛亂條例》是威權統治當局控制鎮壓人民的惡法，情治機關得以藉「叛亂」名義抓捕人民，並移送至警總軍法處，進行軍事審判。蔡焜霖與不分省籍族群的其他「中華民國國民」因之陸續鋃鐺入獄，在侵害人權且不公的偵訊審判程序下，成為「意圖顛覆國家政權」的「叛亂犯」。

▇因書失去自由，也靠著書冊強壯心靈、控訴威權當局的思想箝制

《來自清水的孩子》第二冊重現了蔡焜霖被抓捕後的情境——遭到刑求的他不知自己究竟要招認什麼時，情治人員暗示他高二參加了某個組織。

「你是說讀書會嗎？」蔡焜霖答：「我們只是每人選一本書，報告讀書心得而已啊。」

「他媽的！那是預謀叛亂的不法組織。」

不管蔡焜霖如何否認，情治人員一口咬定他有散發傳單。

不用罪證確鑿（蔡焜霖甚至沒有去過台北），不理抗辯，不問緣由，只需要心證、供述或自白，這個人在當局眼中，就是預謀犯亂，而這也是白色恐怖令人驚駭之處。

1950年11月19日，蔡焜霖以「參加叛亂組織，並為叛徒散發傳單」的罪名，「合併」入「台北電信局支部案」判刑10年，送往綠島新生訓導處服刑。

《來自清水的孩子》第二冊從蔡焜霖在彰化憲兵隊受到偵訊開始，而後輾轉於保密局、保安司令部關押，最後在綠島服刑10年的境遇展示。在這套紀實漫畫中，對白色恐怖的背景描述多落在前兩冊，第二冊更透過蔡焜霖的眼睛，讓「叛亂犯」被抓捕後的情狀，得以更為立體，例如在狹窄的獄中相互安慰，以歌聲向步上刑場的獄友送別；在綠島服刑的荒謬辛苦，都靠獄友的扶持得以捱過。這些難友被蔡焜霖牢牢記著，而這一冊最後，也一一點出漫畫中提及的政治案件當事人為誰，發生了什麼事。

沒有預料到的是，在綠島服刑期間，又因為這群年輕人的「勤奮好學」與「彼此鼓勵」，讓蔡焜霖熟識的年輕獄友們再次捲入案件，失去生命。對於年輕難友的不捨，對綠島這起案件的不解，對無法給難友一杯水，都是蔡焜霖至今仍耿耿於懷的遺憾，每次訴說，都帶著哽咽，語調激昂，甚至曾在總統蔡英文面前發問：「是誰害死了我的朋友？」但這樣飽滿的情緒，在這樣一套人物傳記中，只能被攤平，成為記述一般的存在。

先前因採訪關係知曉蔡前輩對真相的渴求、對「槍斃」這詞的強烈反應，也聽聞過蔡前輩獄中難友遭遇細節的筆者，讀畢覺得這一冊雖努力呈現各種歷史資訊與「事實」，展開白色恐怖的某片風景，卻顯得輕輕淡淡的，與當事人的情緒有強大的落差，感覺少了很多情感與細節。

如果沒有特別刻畫蔡焜霖的主觀視角，實難呈現政治牢獄如何折磨這些人，讓他們「認罪」或強行入罪，無法凸顯日後蔡焜霖或其他前輩何以投身白恐平反與推動轉型正義的背景，更無法解釋何以蔡前輩至今仍對自己的軟弱無能乃至難友的死亡而自責——也因此，這套漫畫最後以他作為人權志工的付出及對於難友的悼念與行動，來回應這段過去時，顯得太理所當然，失去批判的力道。

平心而論，威權統治時期戒嚴法制、軍事審判與案件，對於創作者或研究者而言，確實是艱難的功課。然而，漫畫與文字著作不同，它能容許更多人性與想像空間，可以採納更多當事人的主觀感受與視角，來激發讀者的共鳴。而若既要談歷史又想講故事，資訊難免過多且干擾，以致失去感染力。

但這樣的意見，僅是出於筆者對前輩經歷與對這段歷史的強烈認知。若換個角度看，則會有不同的感受：

這是一部人物傳記，並非白色恐怖全紀錄。白色恐怖雖影響了蔡焜霖的人生，但蔡焜霖這個人的身分，並不只是個政治犯，他還是成功的企業家，其經歷雖不是什麼「總裁獅子心」，卻也是奮鬥一生。

拋開歷史的束縛，「人」才能自由。因此，翻開第三冊後，我才真正感受到紀實漫畫的效果與空間——

宛如浦島太郎，綠島十年，讓蔡焜霖必須重新適應快速改變的社會——唯一不變的，是戒嚴令下的權利剝奪。出獄後，頗有學識且熱愛閱讀的蔡焜霖，雖輾轉在出版業、廣告業工作，卻因為尚未解嚴、言論思想箝制仍深，屢遭挫折，警察鎮日上門，無法獲得真正的自由。

「讀書」雖令他身陷囹圄，讓他的獄友失去生命，但也是他重返社會的橋樑。閱讀與出版，簡直貫穿了蔡焜霖的人生。這段出獄後的經歷，是於第三冊呈現，也以戲劇性遭遇作結——因為各種困難與天災，事業一蹶不振，宣告破產。

或許擺脫了白色恐怖歷史事實的鑽研包袱，紀實漫畫的想像空間與自由，在這一冊才能夠較為具體的呈現——以夢境開始，又以夢境作結的形式，釋放了潛意識與情感，也讓讀者在歷史資訊與現實的沉重之間，有了喘息的空間。

▇以漫畫形式敘述生命故事，釋放想像與情感

第三冊的夢，是承接第二冊末尾蔡焜霖得知父親在他被押送到綠島後自殺的消息後的轉折——先是一隻小白兔出現在畫面上，白兔在草叢裡吃著草，而後出現一條尾巴，再是一個帶爪的獸掌。獸掌慢慢靠近兔子，張開嘴，追捕獵物，當他一躍而起，讀者與兔子一起發現：猛獸與兔子都囚禁在籠子裡，沒有自由。

由於第三冊是描述蔡焜霖出獄後的生活，這不啻暗示著，他雖離開監獄，卻仍處於戒嚴中的這個社會大牢籠。而即便是威權統治當局、壓迫體制裡的參與者（或說是加害者），自己也被困住了，始終處在一個喘不過氣、無法伸展身體的監牢中。

似乎也是從這個夢開始，讀者感覺能稍稍離開讓人窒息的1950年代，面向社會經濟開始發展的1960年代。這個夢，為前述的白恐案件實況收了個尾，但也為後面未顯的戒嚴箝制起了個頭，給予「自由」一個抽象的思辨空間。

並非所有讓人驚慌失措、無力回應的現實，都能當成是一場夢。但如前所述，儘管蔡焜霖的人生深受白色恐怖影響，《來自清水的孩子》展現了「政治犯的人生」，但整部作品卻遠遠超過於此。

如同我們去閱讀李登輝一樣，在台灣，大凡經歷過不同政權與時代的長輩身上，都展演了一部台灣史，也擁有多語的聲道。也正如你我一般，人生終究有起有落，有難以承受面對的時候，這樣的波段，透過人物故事，即能展現。在閱讀這套漫畫時，讀者可以盡情選擇自己偏好的面向去感受且思考。

像是第三冊就可以看成是1960年代的政治經濟文化史，讀者可以瞭解童年看到的漫畫雜誌究竟如何作成的（例如我就對於小時候看到的那些粗糙的「日本漫畫」恍然大悟），也可以看到商業運作的困難——如前所述，蔡焜霖就在這樣經濟起飛的年代開展事業，卻遇上事業失敗，一無所有。

創作者在這個時候，安排父親入夢的情節——蔡焜霖移送綠島後，父親認為這個軟弱的孩子恐怕撐不過，無法活著回來，因此難過到自殺。但在蔡焜霖接連受到打擊，人生再次跌落谷底時，父親卻在夢裡的山路上拉了他一把，告訴已為人夫為人父的他：當年以為這個孩子被抓去關後，再也無法回來，沒想到也是堅持了下來，作為父親對他非常欽佩。夢中的父親鼓勵蔡焜霖要好好面對，「真正的失敗，是失去打拚的勇氣。」

第三冊最後這個夢境的安排非常巧妙，不僅僅再次呈現蔡焜霖人生波段的變化、面對的心境與堅持，甚至讓早已從蔡焜霖生命中消失的父親再次出場，呼應他故事的開始——《來自清水的孩子》第一冊初始，即是父親帶他們兄弟上山掃墓的情景，那一年，蔡焜霖才5歲，被父親牢牢牽在手裡，卻在山上遇到「地動」，待下山才知道，這場（新竹台中）大地震摧毀了城鎮，蔡家房宅也盡皆傾毀。

這是蔡焜霖生命中的第一個「災難」，雖然很嚴重，但在家人鄉里齊心下還能重建。隨之而來的還有戰爭（令人想起《螢火蟲之墓》）、白色恐怖、事業起落，種種人生波折背後，雖是大時代劇烈的變化，但災難後家人齊心重建家園的這個兒時記憶，卻也暗示了蔡焜霖日後人生路上與難友、家人、事業伙伴相互扶持的精神——在他經營《王子》雜誌時，即接納許多白恐難友進來工作，即使警察屢屢上門警告，也不為所動。白恐的傷害猶如人生大難，需要相扶才能夠重建人生。

▇白色恐怖的記憶如何傳述、如何溝通

如前所述，作為讀者，閱讀《來自清水的孩子》可以是閱讀人生，可以是認識歷史，但重要的或許是看到在那如股票走勢圖快速起落的變動中，總是有一種反彈的前進力量，因此，每個人都可以找到共鳴之處。

我在讀完四冊，再次重讀時，突然有了新的感受——作為蔡家的四子，蔡焜霖從小被父母、兄姐好好愛護疼惜著，也因此，讓他善良有愛。而父親對他的疼惜，也在這套漫畫中留下清晰的印記。在受難者前輩中，蔡焜霖曾經是比較年輕的那個，然而，在今時，當前輩們一一凋零，他如父如兄，帶領著大家繼續往前進。「阿舍」的影子，在他身上現形。

在翻讀《來自清水的孩子》之前，我對這套紀實漫畫的想像或期待是：如《茉莉人生：我在伊朗長大》（Persepolis）那般有清晰的政治歷史敘事，甚至帶著童趣、刁鑽的評論眼光。但讀完整套漫畫後，我只感覺到這確實是屬於蔡焜霖前輩的口吻，漫畫一如他溫厚平順的個性。《茉莉人生》是創作者自己說、自己畫，充滿作者的觀點；而《來自清水的孩子》則依據蔡焜霖口述編畫，由旁觀者使之再現。聽過前輩說話的人，都知道他總如斯文紳士一般，神情平靜、話語和緩，即便是談及最後悔、最無法接受的經驗時，仍然像隻嚎不出聲的兔子，娓娓輕柔，愈發讓人感到痛心。

但或許因為認識蔡焜霖前輩，就是在綠島，就是從他的十年牢獄經歷開始，因此，我看這套漫畫已有自己的濾鏡，不停回想彼時在炙熱豔陽下，聽著蔡前輩溫柔中透著痛苦的哀悽，因此，我一直在這套作品中感受到他的壓抑痛苦，彷彿聽到他從喉嚨擠出的嚎哭：「我好後悔，為什麼沒有想到要給他水？」他指的是被關進碉堡、後來失去生命的難友蔡炳紅。而這個名字跟臉孔，也被留在書的最後，成為眾前輩一起悼念過去並追索真相的象徵。

必須要說明的是，儘管整套書最後落在2018年蔡焜霖、吳聲潤等前輩，包含蔡炳紅的刑事有罪判決罪名由促轉會公告撤銷，落在一個正向的、被解決的歷史新頁，但這並不表示，罪名得到「平反」，這些政治案件當事人過往承受的不公不義，就此一筆勾消。

自民主化以來，許多民間人士與受難者前輩不斷奔走，才在李登輝執政時期，有了補賠償條例，讓國家得以「認錯」賠償。但國家究竟做錯了什麼？有沒有從中得到反省？從面對這段歷史的態度，顯然不是如此，更何況真相依舊未明，加害者仍未被揭露與究責，更代表正義還沒有被實踐，「誰害我變成這樣？誰該負責？」

因此，才有吳聲潤前輩向促轉會提出聲請，希望查明蔡炳紅為何而死；才有蔡焜霖前輩至今仍在追問：「誰害死了我的朋友？是誰的指使？」

這部紀實漫畫呈現了一位政治案件當事人的生平，重現了他的記憶，展演了一段「過去發生的事」。然而，如果沒有跟著前輩發出質疑，無法繼續扣問，就會讓這個社會或世代將這一切都視為歷史，視為「都是過去發生的事」，還管它做什麼？但對於某個世代而言，對於前輩而言，他們的問題一直沒有答案，卻已經沒有時間。

我的意思並非一套紀實漫畫應該承載這樣的責任或使命，但創作出版是一種傳承，閱讀某種程度是讓人「變壞」，變得更無法滿足於現實、更積極發問，甚至追索答案。因此，讀完這麼一部活生生的人的故事後，不要停止思考，在承接了一個人的記憶後，可以接棒行動。

《可可夜總會》（Coco）有一句話：真正的死亡是被遺忘。儘管身為政治犯的蔡焜霖保住了命，繼續自己的人生，但包含他在內的前輩屢屢訴說自己的故事、難友的遭遇，無非是要讓這個社會認識過去一代人的故事，知曉國家的不義，更希望下一代能夠知道這些威權統治當局試圖抹去的名字與他們的故事——如《返校》的那句台詞：「總得有人活下去，記得這一切有多得來不易。」

讓我們都能一起替前輩悼念自己的朋友，記住他們的冤屈，並讓這故事能夠繼續說下去，說到真相可以水落石出那一天，仍可以讓他們的聲音與記憶持續留在這塊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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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清水的孩子》全系列讀書會

來自清水的孩子 Son of Formosa 1-4冊 作者：游珮芸、周見信   出版：慢工文化 定價：212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 游珮芸 寫童詩、情詩，也愛朗讀詩。常早起到海邊、湖邊看日出、散步，也喜歡攝影。覺得世界上最美的是變化多端的朝霞和雲彩。 台大外文系畢業、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學人文科學博士，目前任教於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致力於兒童文學．文化的研究與教學，並從事兒童文學相關的策展、出版企畫、創作、翻譯與評論。 周見信 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造形研究所，現就讀於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博士班。在圖像創作、美術教育與兒童文學之間遊走。 2016年以《小白》獲得信誼幼兒文學獎圖畫書創作首獎，出版有《尋貓啟事》、《小小的大冒險》、《小松鼠與老榕樹》、《雞蛋花》、《小朱鸝》、《壹號月臺》等圖畫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