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索上的譯者》（Dancing on Ropes: Translators and the Balance of History, 2021）的作者安娜．艾斯蘭揚（Anna Aslanyan）成長於莫斯科，現居倫敦，為經驗豐富的英俄口筆譯者。艾斯蘭揚常年從事新聞業、文學翻譯與公共服務通譯，並為《獨立報》、《倫敦書評》、《泰晤士報文學副刊》等撰稿。

本書為艾斯蘭揚博覽群書、查閱檔案、親自訪談與切身經驗的綜合之作，以一則則有關譯者（主要是口譯者）的史實、故事、軼聞，以及親身體驗與觀察，生動再現譯者在歷史上扮演的或顯或隱的角色。書中不時帶入翻譯的本質與功能之討論，不僅是有關翻譯史與翻譯論的另類呈現，也是令人興味盎然的「譯普」之作。

作者將本書定位為「大眾讀物」，書名典出英國新古典主義文壇祭酒德萊頓（John Dryden）與多人合譯的《奧維德之女傑書簡》（Ovid’s Epistles）。在1680年出版的此書〈前言〉中，德萊頓以一個生動的比喻來形容譯者的處境：「翻譯如同戴著腳鐐在繩索上跳舞：或許謹慎小心可以避免失足跌落，但期待動作優雅曼妙卻是奢望。」他認為：「翻譯終究是愚蠢之舉……明智的人不會冒這種險。」

話雖如此，德萊頓不但「冒險」從事這篇譯作，並且「明智」地留下這篇早期英國翻譯史上的重要譯論。德萊頓的妙喻深獲作者之心。因此，艾斯蘭揚欣然表示：「繩索上的舞者這個意象，既洋溢歡樂，也步步凶險，用來比喻翻譯這一行再貼切不過。」本書便是記錄在人類歷史上，如何「為了讓一切保持平衡，譯者持續在許多的近乎不可能之間挪騰舞動，而世界也隨之挪騰舞動。」

➤貫穿古今中外的翻譯史：從可能避免的原子彈談起

〈前言〉以實例說明，二戰期間由於美日雙方對「默殺」（mokusatsu）一詞的不同詮釋，導致廣島的悲慘命運，足證翻譯可能產生的重大影響。因此，譯者身為中間人，「很難完全置身事外」，而本書希望呈現的，便是「譯者置身不確定性極高的事件中，不得不介入干預的鮮活形象」。

全書18章，敘述的史實與討論的議題頗為廣泛。第1章描寫美蘇冷戰時期，譯者如何處理「話多、性急又口不擇言」的蘇聯頭目赫魯雪夫的言談，尤其是俄國俗話、俚語、諺語，以及美國人的反應，以期雙方避免核子大戰。第2章說明如何透過巧妙的傳達以及必要的轉換，使一個語言中的笑話、幽默，在另一個語言中也達到引人發噱的「笑」果。

第3章以19世紀前往中亞的英國教士為例，主張翻譯不僅涉及語言能力，也涉及文化認知，如何入境隨俗，重視民族差異，注意文化標記。第4章強調專有名詞的翻譯，回顧19世紀義大利天文學家以望遠鏡發現火星上的深色線條，將其標註為“canali”，英文報導譯為「運河」（canal），而忽略另有「水道」（channels）之意，以致引發火星上可能有智慧生物的聯想，意外加速人類探索火星，甚至「催生出一整個科幻次文類」等一連串後續效應。

第5章介紹16世紀義英語言學家、字典編纂者弗洛里奧（John Florio），如何以積極介入的方式翻譯蒙田（Montaigne）的《隨筆集》，將平實的法文原文譯為華麗辭藻的英文之間涉及的語域轉換，以及如何對莎士比亞在內的後世作家造成影響。

第6章以16、17世紀鄂圖曼帝國的譯者為例，有人左右逢源，成為「帝國的推手和帝國羽翼下的受惠者」，享有權力、福利，甚至世襲特權；也有人身不由己，失去身分認同，改變宗教信仰。第7章則是19世紀英國國會審理國王喬治四世指控卡洛琳王后通姦案，控方傳喚的證人包括義大利人、法國人和德國人，因此需要司法通譯以協助案件審理。面對如此重大案件，證人與通譯都小心翼翼，甚至找來第二位通譯，以確保忠實傳達。

第8章一方面描述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如何在口譯協助下，商量給予同盟國致命一擊；另一方面英、美、蘇三國領袖邱吉爾、羅斯福、史達林如何各自帶著口譯員參加在德黑蘭與雅爾達的會議，共商對抗軸心國之大計。第9章回顧二戰結束後著名的紐倫堡大審中，一位年輕時逃離納粹統治的德國猶太人，如何為昔日的納粹高官、眼前的戰犯擔任法庭口譯。而審判也開啟了同步口譯系統，「在36名通譯協助下以德、英、法、俄四聲道進行」，不再拘泥於以往的逐步口譯。

第10章揭示鄂圖曼帝國的譯者地位，如何隨著帝國的發展以及與歐洲的關係，由興盛到衰亡，直到1923年《洛桑條約》簽訂，末代帝國翻譯者終於退場。第11章討論19世紀英國費茲傑羅（Edward Fitzgerald）翻譯的波斯詩集《奧瑪珈音魯拜集》（Rubaiyat of Omar Khayyam）以及波頓（Richard Burton）翻譯的《一千零一夜》（The Book of the Thousand Nights and One Night），其中涉及的帝國主義、文化再現、東方色彩以及詩歌翻譯、歸化∕異化等議題。

第12章訴說美國青年狄喬凡尼（Norman Thomas di Giovanni）不僅為晚年失明的阿根廷作家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翻譯詩歌，並鼓勵、協助他撰寫小說，兩人平分版稅，甚至介入他的家庭事務，身兼「譯者、文書助理、代理人暨密友」，兩人間的親密與互信在翻譯史上極為罕見。

基督宗教的《聖經》翻譯是人類歷史上的大事，第13章提及不同的《聖經》翻譯，包括聖耶柔米（St Jerome）以通俗拉丁文翻譯的《武加大譯本》（Vulgate Bible），英國的《英王欽定本聖經》（King James Bible），以及利瑪竇（Matteo Ricci）與賀清泰（Louis de Poirot）分別將福音書故事與《聖經》引進中國等宗教翻譯史。

第14章指出新聞編譯（Journalation）將外地新聞轉化為本地文字，既要快速、忠實，又要為在地讀者所接受，因此「必須將內容本地化、簡化和模式化」（208）。既然不能照單全收，勢必有所取捨，因此要留意公允與忠實，避免斷章取義。這些在在挑戰著在時限下工作的新聞譯者。第15章提到具有東方風味的19世紀晚期遊記，置身其中的嚮導如何身兼多職，包括口譯，但客戶又無法判斷他們是否稱職。這種狀況至今依然存在。

第16章討論有關20世紀初八國聯軍的外國紀錄，當時身處中國的英國作家與俄國記者對「義和團」一詞的不同翻譯，以及本書作者在英譯俄國記者的書時，如何尋找資料，相互比對，以期得到正確譯名，因而提到「正名」的重要。此章也提到戰爭中為外國人口譯的當地人，如八國聯軍或阿富汗戰爭中協助美軍、英軍的當地傳譯，如何陷入左右不是人、甚至性命堪憂的困境。

第17章呈現英國與歐洲的公部門近年為了撙節經費，將口譯工作外包，以致翻譯品質每下愈況，低薪與劣譯、誤譯惡性循環，造成司法體系內的悲劇，不僅影響當事人權益，也間接造成公眾損失。

末章回溯機器翻譯的三波浪潮，由規則式演算法，到統計式的機器翻譯，到類神經演算法，說明其過去、現況與可能的未來。機器翻譯或電腦輔助翻譯既是機會也是威脅，它可以節省時間，提升效率，卻也可能取代人類工作，減少就業機會。然而機器翻譯仍存在相當的改進空間，需要人力介入處理，因此「關於譯者這一行走到盡頭的報導實在太過誇張」。

➤學會走在鋼索上：本書提示讀者的重點

由以上概述可知全書內容廣泛，各章經常穿插類似例證，不時對照昔今情境，適時提出有關翻譯與譯者的見解，以及作者個人的經驗與觀察。書末註解註明出處，資料豐富多元，內容深入淺出。綜觀全書，具有以下幾項特色與重點。

一、難得的「譯普」之作：
翻譯研究為相對新興的研究領域，翻譯史研究於晚近尤其受到重視，這種趨勢在中港台學界也明顯可見。然而相關研究由於仰賴史料與檔案，事事無不詳加考證，對一般人來說過於嚴肅，以致讀者多限於學界，研究成果未能普及。

本書各章在一定的篇幅內，針對特定議題，以簡易方式呈現一則則史實，讓讀者猶如閱讀故事般進入不同時代與地方，了解譯者在其中的處境，以及不同譯者的對應。換言之，本書有翻譯史研究之實（如提到利瑪竇的翻譯時，引用中央研究院院士、歷史學家夏伯嘉的評論），而出之以輕鬆、甚至幽默的筆觸，讀來清新可喜，為名副其實的「譯普」之作。  

二、翻譯的關鍵與譯者的重要：
書中大部分章節涉及不同時代的外交關係，不僅印證「外交與翻譯向來息息相關」，翔實的史實與具體的細節更顯示譯者雖常看似隱形，但其中間人的角色甚為重要。傳譯力求忠實為本分，但異語言與異文化之間存在著差異，未必能完全傳達，甚至處處陷阱，涉及不同風險。

此外，雙方當事人互不通曉對方語言，必須依賴居中的譯者，因而賦與譯者相當的運作空間。大人物在國際間縱橫捭闔，引人矚目，譯者雖似不顯眼，但誤譯、劣譯或省略卻可能釀成悲慘下場（如投擲原子彈），或改變戰局（如二戰時未譯出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無條件支持希特勒的話），直接關係著個人的生死，邦國的興喪，國際的戰局，豈可不慎？！

三、理論的落實與探討：
翻譯涉及語言轉換與文化調適，作者不時藉由例證引入翻譯研究的重要議題與實務，如17世紀德萊頓的直譯（metaphrase）∕意譯（paraphrase）∕仿譯（imitation）三分法，《聖經》翻譯專家奈達（Eugene A. Nida）的「動態對等」（dynamic equivalence），學者暨譯者韋努蒂（Lawrence Venuti）關切的譯者的隱形（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西班牙哲學家奧德嘉．賈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義大利學者暨小說家艾可（Umberto Eco）、墨西哥詩人帕茲（Octavio Paz）、阿根廷作家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等人的翻譯觀，詩歌的可譯與不可譯，歸化∕異化實為一體兩面，直譯∕意譯之二分實無必要，不同語文之中似是而非、真偽難辨的「假朋友」等。這些若以抽象方式討論未免失之空洞，但落實到特定的脈絡與語境，便可得到具體的回應。

四、經驗的分享與印證：
作者本人從事文學翻譯（英、俄文互譯），也擔任法庭與社區通譯，口筆譯實務經驗豐富，並涉獵翻譯理論與翻譯史，查考檔案，進行訪談，因此行文時得以左右逢源，不僅引經據典，言有所本，也可現身說法，適時提供內行人的經驗為佐證，深具說服力。她的論述兼顧文本、脈絡、理論、實務，並出之以清晰的文理，流暢的敘述，充分傳達自己的論點，不時出現的幽默使全書更為生動。

五、昔今之比：
書中呈現的昔今之比與作者的經驗密切相關，一方面藉由歷史的敘述凸顯過去到現在的發展，有些地方確實有長足的進步，包括翻譯的研究與硬體的改進。另一方面，隨著社會形態改變，有些地方不進反退，最明顯的就是新自由主義興起，公部門為撙節開支，將翻譯業務外包，報價低廉者得標，表面上節省了經費，卻導致譯者不受尊重，翻譯品質低落，當事人（尤其是弱勢者）權益受損，人權保障反不如前。

六、未來之道：
末章簡要呈現機器翻譯的三波歷史，各自的發展與特色，尤其當前第三波的類神經網路與深度學習。儘管作者對機器翻譯時代的人類譯者抱持相對樂觀的態度，但這可能因為作者本身從事的是較難被取代的文學翻譯，以及與當事人密切接觸的通譯。不可諱言，機器翻譯的正確率與普及率與日俱增，在許多領域已相當程度取代人類譯者，如何善用此工具以節省時間，增強效率，提升品質，而不致「役於物」，甚至被取代，是人類譯者必須留意之處。

七、再現之藝：
筆者曾以「再現的藝術、政治與倫理」討論訪談。其實做為異語再現的翻譯，與三者的關係更為密切。基本上，翻譯不只是消極地避免不忠實，贅字廢詞，更要積極地尋求忠實、精簡，具有文字、甚至風格之美。作者與譯者位於文字迻譯的兩端，傳達過程中不免涉及權力的拉扯，以及譯者介入的強弱。居間傳達的譯者，面對的大都為不同時通曉譯出語與譯入語的作者與讀者，不但不可因而掉以輕心，輕舉妄譯，更應敬謹行事，善盡對雙方的責任。

以往翻譯研究多重原作而輕譯作，重作者而輕譯者，以致譯者地位低落，吃力不討好，有功不賞，有過挨罰，甚至淪為不見不聞的隱形人。其實，若無譯者與翻譯，異語文與異文化之間就無法溝通，人類文明勢將完全改觀。譯者與翻譯是二而一的，正如葉慈（W. B. Yeats）〈在學童之中〉（Among School Children）一詩所言：「我們怎能區分舞與舞者？」（How can we know the dancer from the dance?）如果翻譯是跨語文的展演，那麼譯者則是翩翩的舞者。

即使如德萊頓所言「戴著腳鐐在繩索上跳舞」，但藝高膽大的譯者依然努力在鋼索上「挪騰舞動」，施展才能。其結果可能只是文字的處理，意義的傳達，但由本書作者所舉翻譯史上的實例，在在印證譯者的主體性與主動性，也證明在不同的歷史時刻，翻譯小則涉及個人毀譽與自身安危，大則涉及邦國興衰與人類命運。艾斯蘭揚穿梭、飛舞於不同時空，以具體事例證明譯者在人類溝通上扮演的關鍵角色，而中譯者也努力隨之共舞，在中英溝通的鋼索上發揮技巧。

欲知古今中外的譯者如何在人類歷史的鋼索上維持平衡，展現舞技，請看此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