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是事先知道他們是遠道而來的譯者，我懷疑自己是否能立刻發現他們不是台灣人？來自新加坡的李耀龍（Lee Yew Leong）、印尼的Chi Chi Bernardus、和泰國的王道明（Anurak Kitpaiboonthawee），三人說著一口流利中文，得仔細聽才能聽出淡淡的口音。李耀龍說中文算是他的母語，只是16歲後他去美國唸書，此後對中文就疏離了許多；王道明則是幼年跟著家裡住過許多國家，台灣是其中之一，就這樣耳濡目染學會了中文，十二三歲的時候就開始幫忙簡單的筆譯和口譯。

Chi Chi Bernardus學中文的機緣就奇妙許多。高中畢業後她原本在離家三小時火車車程的城市萬隆學俄語，有天接到爸爸的電話，說她第六感很強的表姑突然有個感應，要她改學華語。她雖稍感納悶，但還是在爸爸的勸說下重考大學，進了中文系。或許是因為她從小就喜歡香港的武俠電視劇，聽著華語配音和印尼字幕多多少少學了一點，於是成績不錯，畢業後申請到獎學金來台灣唸中文。畢業後回過台灣幾次，隨手買了幾本瓊瑤的小說，包括《還珠格格》系列；剛好那時候《還珠格格》的電視劇在印尼上映，收視率很高，有間出版社想出版這系列小說，因緣際會找上Chi Chi Bernardus。

Chi Chi Bernardus是因《還珠格格》而踏入翻譯這個行業，王道明和李耀龍也各有一本吸引他們入行的台灣作品。王道明的那本書是15歲那年，收到台灣朋友寄來的《淘氣故事集》。「我還記得因為家裡沒人收件，就自己坐車去郵局拿，在回程的公車上看得哈哈大笑。當時那個郵寄包裹上貼滿了郵票，算一算比書還貴，覺得很感動。」他就這樣一路追著侯文詠的作品看，過去網路購物還沒有興起，想買一本中文書還得去馬來西亞才買得到。後來因為一個機緣，他開始向出版社介紹台灣的小說，自然而然就想起這本書。他笑著說「就這樣踏上不歸路，十幾年了」。

李耀龍同時也是國際文學雜誌《Asymptote漸近線》的總編，從美國求學期間就愛上了台灣文學。「有個朋友介紹我台灣詩人的作品，陸陸續續試著翻譯了幾篇，其中一首鯨向海的詩，是我第一篇被刊登出來的翻譯作品。」除了親自翻譯過鯨向海和周夢蝶的詩以外，也曾做過一期台灣小說特刊，將舞鶴、朱天文、李昂的小說作品收錄其中，憑一己之力想將他熱愛的台灣文學推向國際。

李耀龍認為台灣文學的文學價值很高，卻因為複雜的政治和經濟因素而變得邊緣，沒有受到正確的評價。「如果一個美國人去學中文，他會選擇翻譯中國的文學作品，因為現在大家都對中國比較好奇，出版社也比較願意出錢買韓寒，或像閻連科這樣兩次獲得布克獎提名的作家的版權。」深深為台灣純文學作品傾心的他更直言：「我為什麼替台灣文學打抱不平？就是因為很多人只關注中國，但如果是憑文學價值來看的話……美國或英國應該要多多關注台灣文學。」

在泰國專門經營台灣小說的「蜘蛛文化出版社」負責人，王道明也很坦白地表示：「其實泰國對台灣的印象很模糊。」台灣以外的國家，普遍很難區分台灣、中國、香港、或其他地區的華語文學有何不同。王道明翻譯出版了彎彎和幾米的作品，雖然銷量不錯，但泰國讀者卻經常將之誤認為是來自日本的作品，並不太意識到彎彎和幾米是來自台灣，加上對台灣的認識也不多，因此出版社很少強調「台灣」，而是直接以作者的形象和內容來行銷。

王道明將多年來對台灣的觀察總結成一句話，就是「台灣很棒，但是台灣很低調」。他同意李耀龍對台灣的看法，認為台灣的「低調」或許是因為複雜的政治因素所導致，讓台灣許多值得向外推廣的事物都仍局限在台灣內部，無法真正走出去。

印尼的狀況也是類似。「現在隨便在路邊問大家對台灣的印象，可能他們的答案都是一樣的，就是『台灣＝做買賣』，或者『台灣＝電腦』，但文化、文學、文藝方面，他們沒有看到太多東西，這實在很可惜。」Chi Chi Bernardus感嘆，台灣明明有這麼多很棒的藝術品、電影、和文學，卻只能來台灣才能看到，實在可惜。王道明和李耀龍對此也深有同感。李耀龍更強調這些推廣不能只靠個人和民間來努力，政府應該給予更多支持。

「其實書是一種可以記錄很多東西的載體，簡單的對白裡也可以看見每個時代的變化，包括食衣住行。」王道明認為，透過「書」這個媒介，可以更清楚地呈現「什麼是台灣」。他以小說《白色巨塔》為例，書中的場景全部都是台灣，城市、道路、食物……喜歡上這部作品的粉絲，就會因此對台灣有嚮往，或許哪天就會找機會親自來台灣追尋書中的場景，進而對台灣文化有更多認識。

獨特的歷史背景，造就了台灣豐富而多元的性格，這也表現在台灣文學作品的文字語言上頭，對譯者來說，是一種充滿挑戰性的魅力。台語、客語、原住民族語言，以及瓊瑤作品中大量的古典詩歌，武俠小說中的文言文，甚至是台灣年輕人的流行語，提起這些，三位譯者都同時露出苦笑。不過，語言的問題還可以上網查詢、或是請教認識的台灣朋友，更困難的部分反而是遇到宗教或敏感的政治議題時，用字該如何拿捏？Chi Chi Bernardus以孫心瑜的《酒釀》這本書為例，「裡頭提到1949年到1965年有一批人『移民』到台灣，翻譯時該用什麼角度來翻？」簡單的兩個字，卻隱含著立場和觀點，考驗譯者對台灣歷史、政治、文化的了解與態度，此外也得考慮本國讀者的理解程度而有所斟酌。

翻譯不是件容易的事，看似平實的字裡行間也經常埋伏著得讓人尋思良久的難題，對他們來說，這份工作既苦又甜：苦的是獨自與文字資料拚搏的艱難，甜的是沉浸在鍾情的文學作品中，那份與文字深刻相依的感動。因為學會了中文，而接觸到台灣的文學作品；因為愛上台灣文學，他們透過自己的譯筆，將台灣的文學介紹給更多的人，讓台灣以外的人，也認識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