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繪本大師》在童書中改變未來:滋養瑞典童心的艾莎.貝斯寇(Elsa Beskow)
在世紀交替的1900年,瑞典的教育家及女權主義者Ellen Key倡導以兒童為中心的教養理念,發表影響後世深遠的《兒童世紀》一書,預言了20世紀將是兒童的世紀。在歷史舞台上長久未見身影的小孩,在新時代裡終於有了嶄露頭角的機會。
隔年,英國的碧雅翠絲.波特(Beatrix Potter)自費出版她的第一本書《The Tale of Peter Rabbit》,故事裡那隻嚮往著到廣闊世界去探索的好奇小兔彼得,完全是調皮小男孩的化身。這個故事靈感的源頭,本就是波特對著孩子以書信說話,親切且不說教的語調,一掃先前大多童書總愛趁機教訓小孩的陋習,為新世紀的圖畫書創作帶來清新的氣象。
在歐陸的瑞典,有「斯堪地那維亞的碧雅翠絲.波特」之稱的艾莎.貝斯寇(Elsa Beskow),同樣也在1901年,以名叫彼得的小男孩為主角,出版《小彼得的藍莓森林歷險》。故事裡的小男孩想在媽媽的命名日送她一份禮物,於是走進森林採摘漿果,隨著遇見的藍莓國國王,展開了一場神奇和歡樂的歷險。

貝斯寇和波特不只在講述故事時,以兒童讀者的感官和經驗為重心,她們同樣熱愛和關注大自然,善於以畫筆表現對自然生態入微的觀察,蟲魚鳥獸和花草樹木在書中刻畫得唯妙唯肖,近乎博物學紀錄般精準。但二位創作者依然有自己的獨特之處,波特以擬人化的動物世界隱喻現實,貝斯寇則從現實生活中,連結奇幻的境域。
雖然貝斯寇大量從環境中汲取靈感,但她的生活並不像她書中的幻想田園詩。她於1874年2月11日出生於斯德哥爾摩南部的瑪利亞教區,父親是來自挪威卑爾根的商人(當時挪威是瑞典的一部分),母親則是一名教師。
貝斯寇排行老二,有一個哥哥和四個妹妹。就在她出生的第二年,父親的生意失敗了,全家搬到斯德哥爾摩老城區較為簡陋的住宅,後來又幾度搬遷。盡管經濟情況不佳,父母還是勉力維持住中產階級的生活水平,夏天時全家仍會到鄉村的湖邊莊園避暑,讓孩子們度過快樂幸福的童年。
貝斯寇從小就喜歡畫畫,兄妹們為她取了「公主」的綽號。在明麗的春天和溫暖的夏天,她可以在戶外花上好幾個小時畫樹和花,因此對植物和花卉擁有廣泛的知識,她日後的創作中,也一直保留著孩子對自然的純潔和奇妙看法。
她很喜歡講故事,甚至在還沒學會足夠的語彙時,就開始嘗試講述自己的故事。和她極為親近的哥哥漢斯,總會幫助她找到合適的字詞來表達,並對故事的情節提出建議,因此小小年紀的貝斯寇,在7歲就決定長大之後要成為創作童話的藝術家。
貝斯寇對閱讀也相當狂熱,嗜讀芬蘭作家Zachris Topelius和安徒生的作品。當時瑞典的童書主要從德國和英國引進,貝斯寇出生的1870年代,正好推出了路易斯.卡洛爾的《愛麗絲夢遊奇境》瑞典文版,還有英國圖畫書黃金時期三大師:倫道夫.凱迪克(Randolph Caldecott)、凱特.格林威(Kate Greenaway)和瓦特.克蘭(Walter Crane)的作品也在瑞典推廣,皆是貝斯寇的童年讀物。
她的父親是個天性樂觀的好好先生,喜歡唱歌和永無止境的講述強盜故事,充滿了刺激的細節和豐富的想像力。但是對貝斯寇未來職業影響最深的人,是她的外婆,她用美妙的童謠和童話故事滋養了貝斯寇的童年。1887年外婆過世後,貝斯寇深深感受到失落,而緊接著兩年後,父親也因肺炎過世,15歲成為她「快樂童年」的終點站。
貝斯寇的母親心地善良、個性堅毅,在丈夫離世後,毅然挑起撫養6個孩子的重擔。但是在當時的社會情況下,一個女人無力負擔如此沉重的家計,當財務崩潰後,漢斯不得不輟學,搬去和叔叔同住,貝斯寇則跟著媽媽和妹妹們投靠娘家,和未婚的舅舅、阿姨們同居,在母系社會中展開新生活。
這是個充滿文學、音樂和藝術的新家,舅舅Eugen是一位文學學者,和當時文壇大家史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是好友。阿姨們認同友人Ellen Key的教育理念,曾辦過孩童私塾,實踐了Ellen Key的教學觀,強調自由中的秩序,貝斯寇4歲時也曾在這家私塾學習。雖然住居很擁擠,略顯現無政府主義,但是貝斯寇在這裡自由成長,支持她追尋自己的理想。

Ellen Key受盧梭思想的影響,拒絕權威主義教學,促進了現代教學系統的形成。她不只紙上談兵,也積極辦學,和另一位教育先驅惠特洛克(Anna Whitlock)合作,在1878年創辦了推行新式教學的惠特洛克中學。後來貝斯寇也就讀這所男女同校的中學,並在完成大學藝術課程後,返回母校擔任美術老師,可說一直受到Ellen Key對兒童和女權激進思想的薰陶。
原本貝斯寇很想就讀瑞典皇家藝術學院,但因負擔不起學費,加上當時世人認為純美術傳統是男子的領域,資產階級的單身女性較適合師範體系或藝術教育訓練課程,以便日後擔任教師、編輯和插畫師等實務工作,或者走入家庭扮演好妻子和好母親的角色,所以在1892年,她進入瑞典工藝美術與設計大學就讀。
民族浪漫主義的思潮和美學運動,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席捲全歐洲,瑞典在此浪潮下,也興起了文化的民族主義,在面臨工業革命影響所帶來的現代化時,更強調追尋傳統的瑞典,以及對大自然和鄉村的浪漫懷想。童書做為兒童美育的工具,更激發了瑞典童書出版的成長。
1894年,貝斯寇受邀為當時最風行的兒童雜誌《聖誕老人》(Jultomten)繪製插圖,步上了專業插畫師的職涯。3年後,23歲的貝斯寇結婚步入家庭,還出版了第一本書《Sagan om den Lilla Lilla Gumman》(小小老婦人的故事)。這個講述一隻愛惡作劇的小貓故事,來自小時候外婆教唱的童謠,而圖畫的靈感,則是受到瓦特.克蘭的啟發,因為就在一年前,斯德哥爾摩剛舉辦了盛大的克蘭藝術展,她結合古老童謠和新藝術風格的作品,極具北歐民族浪漫主義色彩。

從1899年第一個兒子誕生,到1914年之間,貝斯寇生了6個男孩,她曾描述自己的婚姻生活:「每年都有一本書,每隔一年就有一個男孩。」兒子成為她創作童書的模特兒,她筆下所畫的每個兒童角色都有現實基礎。貝斯寇不僅透過圖畫書創作來發揮自己的藝術天賦,她還一力承擔照顧孩子的責任,而且成為家庭生計的主要支柱。
貝斯寇的兒子Bo Beskow後來也成為藝術家,他曾經追憶母親如何在日常生活的需求和撫養6個男孩的情況下工作:「為了養家餬口,她必須每年出版一本書。父親的工作很重要,總是在書房門上貼著『工作中,不得打擾』的紙條,但媽媽則可以隨時打擾她,她沒有自己的工作室,就在起居間的一張白色大桌上寫字和畫畫,每個人都從她身邊經過,總有人需要她幫忙,媽媽永遠隨時待命。」
第一屆諾貝爾文學獎於1901年頒發,貝斯寇的第三本書《小彼得的藍莓森林歷險》也在那年問世,甫出版就得到熱烈的回響,尤其是德國。這本書自1903年翻譯成德文後,陸續又譯成阿拉伯文、英文、法文、荷蘭文、日文和韓文,成為整個20世紀廣為兒童閱讀的經典之作,標誌了圖畫書作家貝斯寇的真正誕生。
貝斯寇在這本書裡繼續借鑒新藝術風格,但和克蘭筆下優雅、超凡脫俗的人物描繪相比,她筆下的仙子和精靈,都更接近孩子們喜歡的現實角色。採摘藍莓也是瑞典小孩熟悉的活動,貝斯寇巧妙的結合現實與想像,讓小讀者在虛實之間遊走,原來魔法天地並不遙遠,大自然就是最美的奇想樂園。

瑞典位處高緯,氣候寒冷,物產不豐,人民格外珍惜大自然的資源,親近、享受自然的傳統,是明文列在瑞典憲法中的基本權利。著名的瑞典作家塞爾瑪.拉格洛夫(Selma Lagerlöf)為兒童介紹本國地理的教材《騎鵝歷險記》,以童話的創作手法,將瑞典的自然景色形象化,贏得1909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是得到此獎的第一位瑞典人,也是這個獎項的第一位女性得主。
貝斯寇無法效法拉格洛夫到瑞典各地跋山涉水考察來進行創作,她擁有的是和家人在Djursholm的一座舊木屋和野生花園,從花園中美妙的花卉和植物汲取靈感。1910年她出版了《森林裡的小寶貝》,描繪森林深處的精靈家族,在四季流轉中與自然共生共舞的故事。貝斯寇帶著孩子走進森林,感到自己就是森林之子。

《貝雷的新衣》於1912年推出,這是貝斯寇的第一本現實主義作品。小男孩貝雷長大了,他需要一件合身的新衣,但他沒有不勞而獲,而是藉著勤勉勞動,以及身邊成人的協助,來完成自立的過程。貝斯寇用簡潔清朗的圖文演繹一個孩子成長的姿態,美國教育家May Arbuthnot稱讚這本書:「就像略去裝飾的麵包,味道好、有營養,有益身心健康。」
對於日照短暫的北歐諸國,夏天的陽光非常珍貴,因此歡迎夏至的慶祝活動特別隆重,各地普遍都會舉辦「夏至節」慶典,節日當天還會立起五月柱,人們手持彩帶,繞柱高歌狂舞迎接夏天。英國也有類似的習俗,克蘭和格林威的作品中,都描繪了這樣歡慶的情景。

貝斯寇筆下的夏至節特別從兒童的視角觀看,她於1914年出版了《仲夏節花會》,敘說孤單的小女孩麗莎受到仲夏節仙女之邀,參加了花兒們的晚會。麗莎所見的奇境,其實幻化自貝斯寇的菜園和花園,她用充滿靈性的文筆和詩歌,將日常的花草蔬果擬人化,細膩逼真的插圖,展現了她豐富的自然知識。
這本看起來非常和諧美麗的書,如同貝斯寇大部分的作品,給予人柔美纖細的印象,但是若細細體察,會發現在歡趣的情節中,反映了她追求平等和自由的價值觀。故事裡的奇幻王國依然存在著階級差序,但貝斯寇鼓勵藉由抗議和溝通,爭取每個人的言論自由。圖畫中的栗子夫人穿著寬鬆的衣服,被描繪成懷孕了,挑戰了當時保守的瑞典資產階級觀點,他們認為孕婦應該被隱藏起來。
貝斯寇大膽和進步的想法,隱藏在她溫和的風格中,做為一名藝術家,她並不像現代讀者所認為的那樣傳統。1918年出版的《綠阿姨、棕阿姨和紫阿姨》,是膾炙人口的阿姨系列首部曲,她以自己的母親、阿姨和舅舅為原型,或許也加入了漢斯和自己的童年,創造了一個特別的家庭組合,質疑核心家庭的必然性。
故事中未婚的三位阿姨保持著孩子般的純真,個性鮮明且都擁有自己的專長和興趣,是超越當時社會期待的「非典型女子」。比起另一位嚴厲的藍叔叔老愛教訓人,阿姨們對孩子熱情慷慨,收留了受虐的孤兒兄妹彼得和洛塔,給予孩子幸褔安全的新生活,但卻不會寵溺他們,而是在尊重孩子的天性下,實踐生活化的教養。
在女性的權利還未受到保障的時代,不管是現實或在書中,獨立自主的阿姨們,是貝斯寇心目中新女性的典範。阿姨們的故事雖然沒有仙女和魔法,但故事中還是有一種強烈的奇思妙想,許多意想不到的轉折,為平凡的日常生活增添了奇幻的元素。書中的插圖記錄了世紀之交的瑞典鄉村生活和風俗文化,以精緻的細節捕捉了斯堪地那維亞美學。
貝斯寇創作這個系列的部分靈感,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剝奪。戰爭期間食物極為匱乏,婦女甚至曾為了要求餵飽孩子而發動罷工。故事裡的阿姨們總是像魔術師般,拿出豐富美味的糖果糕餅,或許也為在戰爭中受創的瑞典讀者,提供了逃避現實的機會。這個系列後來又陸續出版了《棕姨媽的生日》、《彼得和洛塔去探險》、《藍叔叔的新船》以及《彼得和洛塔的聖誕節》,受到熱烈歡迎之餘,多次改編成電視劇和電影發行。
無窮的想像力賦予貝斯寇作品瑰麗神奇的童話色彩,在她的作品當中,人和動物可以對話,孩子們會遇到各種小精靈或小妖怪,《帽子小屋裡的孩子們》懂事又淘氣,《太陽蛋》到底是什麼東西?《好奇的小魚》來自何方?這些奇妙的情節為孩子們熟悉的日常生活換上了奇幻的新裝,彷彿童話世界就藏在生活中。

貝斯寇畢生共創作了33本書,除此之外,她也曾為瑞典最知名的兒童歌曲作曲家Alice Tegnér編寫的童謠集畫插畫,並為瑞典的學童繪製「ABC讀本」和教科書。有兩、三代人都是讀著她的書長大,她定義了無數人的童年,也啟發了許多未來的藝術家。
1952年貝斯寇發表了最後一本書《紅色巴士,綠色汽車》,也因其長久對瑞典童書的貢獻,獲得專門頒發給瑞典語兒童讀物作者的「Nils Holgerson Plaque」獎章。隔年,她因癌症過世,享年79歲。1958年瑞典圖書館協會設立了「Elsa Beskow獎」,紀念她的成就,並鼓勵新銳。這個獎項的第一個得獎人正是創造出姆米世界的朵貝.楊笙(Tove Jansson)。楊笙曾說:「貝斯寇的書乾淨、自然,孩子喜歡它們,並希望在童年結束後,重回它們的身邊。」
貝斯寇的影響力在1960年代開始減弱,到了70年代,許多讀者認為在日益複雜的世界中,貝斯寇的作品顯得保守過時,尤其書裡對中產階級和傳統性別角色的描繪更受到批評。當後來林格倫(Astrid Lindgren)以更民主和前進的觀點來說故事時,更形成了不利的對比。
瑞典是第一個立法禁止體罰兒童的國家,目前婦女的就業率為全歐盟最高。如今的瑞典因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之一。回首來時路,是集合了什麼樣的努力和抉擇,才能讓這個在200年前還一無所有的國家,擁有現在的民主和幸福呢?
「Lagom」一詞源自古維京時代的生活方式,它代表著適度的美德、平衡和共識,至今仍深刻影響瑞典人的行事精神。貝斯寇在Lagom裡,也找到自己心靈的平衡與創作的模樣,她用質樸的聲音和明亮的畫作,創造了一個孩子都能指認的世界:夏日的田野和充滿夢幻的冒險,其中沒有恐懼,安全的家就在轉彎處。
每個時代都有它的侷限,創作者永遠在限制中尋找出路,即使是一小步,仍寄託了對未來世界的想望。貝斯寇安靜、溫柔而堅定,在童書中改變了未來。●
報導》台灣是既危險又迷人的地方:《歌自遠方來》聽見印尼移工情歌的心碎與狂戀
漁工朋友阿曼最近像變了個人,整天左耳掛著一隻耳機喃喃自語,臉書大頭照換成女生的自拍。一問才知道,原來是交女友了,對方是在台中的看護,失婚,在印尼有兩個孩子。神奇的是,雙方相識至今還沒見過本人,因為阿曼的漁船出港不分平假日,女友雇主一個月只給一天休假,兩人雖然都生活在台灣,卻湊不出同時放假的日子,只能透過線上視訊陪伴彼此。
看似特殊的交往模式,卻是許多移工情侶的常態。移工多半在自由受限的環境工作,智慧型手機的出現,解放了空間的桎梏,緩解許多人的寂寞與孤單,長時間的視訊通話縮短他們與家鄉的距離,各式網路平台也加速情感關係的建立,即便只是腦袋放空滑過一部部速食娛樂的短影片,都能暫時安放疲憊的身心。
移工們漸漸不需要母語報章雜誌的徵友欄目,臉書和抖音一鍵發送交友邀請,茫茫人海總會遇見相知相惜的靈魂伴侶。很多人透過長時間的線上交談找到人生的另一半,也有人耽溺虛擬的陪伴關係,流連在一段段露水姻緣尋求情感慰藉。
這段歌詞來自台中的看護工「純真瑪莉亞」(Maria Chullun),她以自身故事為題材,寫下第一首自創曲〈別人的情郎〉(Bojone Uwong)。喜歡寫作的瑪莉亞曾經在臉書遇見同樣熱愛文學的靈魂伴侶,卻在對方生日時看見對方太太的留言,發現自己愛上已婚男子後她心碎不已,在臉書寫下失意的情詩。
來自印尼萬隆的作曲人吉多(Gito Shantiong)看見瑪莉亞發表在臉書的情詩,鼓勵瑪莉亞試著將這場無疾而終的戀情轉化為樂曲,和他一起將這首情詩改編成情歌。或許是瑪莉亞甜美的嗓音加上電音編曲的化學反應,改編成歌曲後,原先看似日常流水帳的語句化身朗朗上口的歌詞,讓人忍不住跟著音樂擺動哼唱。
■唱出崎嶇的感情路
瑪莉亞除了自己創作,也會翻唱其他噹嘟(dangdut)樂曲,歌曲的主題多圍繞在失敗的感情關係。她在自己的YouTube頻道上傳一支在台中拍攝的翻唱MV,曲名叫〈與我偷情吧〉(Selingkuh Denganku),影片裡的她帶著整齊的舞台妝髮,甜笑對著鏡頭唱出向花心男訴說的情話,儘管素人演員的演技略顯生澀,但灑狗血的故事腳本,卻貼切地詮釋移工情感關係的脆弱,影片下方留言一片好評。
我剛學印尼文時,很早就透過移工朋友認識「selingkuh」(出軌)、「garangan」(花心男)這些詞彙,這幾個詞經常出現在移工彼此的挖苦調侃,他們愛唱的印尼情歌也讓我學到「Bang Toyib」(玩咖)、「kekasih gelap」(小三)各別代表什麼意思。習得的單字多少反映我的田野對象和這群人的情感狀態,後來我也逐漸發現,情愛關係幾乎是每個移工都會面對的課題,長期與戀人分隔兩地,使他們需要比一般人花更多心力維繫感情。
臉書通常是移工戀人互表忠誠的前台,不少移工將個人照設成另一半或孩子的照片,或是把名字改成「XXX的爸」、「XXX的媽」,宣示對家庭的忠貞。我在澳底漁港遇過一位漁工大哥,他的臉書名稱一長串,一問才知道這不是本名,是他自己和太太、兩個女兒的名字組合而成。
我偶爾也會被移工詢問能否透過其他通訊軟體加好友聊天,因為臉書帳號與另一半共用,不想被監視對話內容。少數情場失意的移工會把臉書名字前面加上引人遐想的「duda」(鰥夫)或「janda」(寡婦),公開自己的感情狀態。有些情場高手不厭其煩地申請多個分身小帳,只為享受偷情的快感,這些人也就是移工們口中的「garangan」(花心男)和「garanganwati」(花心女)。
台南的廠工費爾曼(Firman Setia Budi)和桃園的廠工里法(Dyaz Rifai)都曾創作名為〈台灣花心男〉(Garangan Taiwan)的情歌,歌詞講述的就是移工戀情可能面臨的偷情與背叛。值得一提的是,這兩位移工的音樂頻道都有穩定的瀏覽量,前者歌曲上傳半年就有將近9000次的點閱率,後者的頻道更是訂閱破萬,以素人音樂廠牌來說,足以窺見一定的影響力。
費爾曼經常為他的自創曲製作音樂錄影帶,拍攝背景在台南,導演、工作人員和演員都是他的好友。我曾在他的MV看見熟識的移工大哥擔綱主角,起初不免好奇,大家看到自己的同事朋友出現在影片裡不會笑出來嗎?但事實是,無論是歌手本人、演員還是拍攝團隊,都表現出非常專業的態度,呈現的影像作品絲毫不像玩票性質的惡搞影片,配上費爾曼動人的歌聲演繹,觀眾自然就被精彩的故事情節吸引,認真欣賞他的音樂作品。
費爾曼是在台灣的移工,但這首〈台灣花心男〉的歌詞他卻轉換視角,描寫一位先生在印尼家裡等待在台灣工作的妻子回電的心情:
失戀是情歌永恆的主題之一,這首移工歌曲比較不同的是,敘事者是被背叛的一方,說話姿態卻很低,字裏行間更多的是看不到妻子的無奈。先生在母國的隱忍,道出許多印尼夫妻在一方到海外工作後可能面臨的婚姻困境。此外,這首歌的音樂錄影帶除了演出偷情的男女,還有一位演員飾演拿手機拍照傳給正宮告發的友人,如實地呈現移工社交圈總是八卦傳千里的樣態。
另一首由桃園廠工里法創作的同名歌曲〈台灣花心男〉,則多了點憤世嫉俗的色彩。這首歌沒有華麗的編曲,以基礎的樂器編制錄製,搭配里法如同說書人的吟唱、樂手們在句尾畫龍點睛的吆喝,削弱失戀的悲情,瀟灑地道出對出軌行為的不滿。
如此直白甚至憤怒的語言,鮮少出現在情詩,但成為情歌的歌詞時,卻往往能帶動現場聽眾的情緒,引導眾人激情地合唱。
另一首同樣帶有強烈情緒的情歌,是在高雄甲仙工作9年的廠工穆斯(Mas Mus)創作的〈我老婆不是用來幫你打氣的〉(Bojoku Ora Nggo Semangatmu),這首音樂錄影帶在進旋律之前,特別安排一段男主角與老婆前男友狹路相逢的火爆對話:
現在穆斯因為疫情暫時回到印尼,在與我們視訊訪談時,他抱著孩子,身旁依偎著在台灣相識相戀的妻子。對於〈我老婆不是用來幫你打氣的〉這首歌,他笑談這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但在台灣經常聽聞類似的故事,所以決定把這樣的現象寫下來。
■所以我們要繼續唱情歌
比起異鄉生活的孤單,愛情的狂戀與心碎,應該更能讓台灣人產生共鳴,但這些情愛書寫,卻少見於現今主流的移工敘事。翻看早期的台灣新聞,可以發現媒體經常將移工描述為逞兇鬥狠或樂天知命的兩極形象,近年則出現許多正向的報導,多半是談個別移工在台灣展現才華的故事。
無論是負面形象或是熱血的追夢身影,移工彷彿被定型成沒有情慾的勞動者,但在異鄉追求自我實踐和展演國族認同的背後,必然有更貼近人性的情與愛,只是我們很難從現有被翻譯的移工敘事,看見移工在勞動之外如何表述自己的感情。
不僅如此,移工書寫的文學作品,也不乏以去情慾化的觀點,陳述自身在異鄉打拼、身為外匯英雄的心境。從過往的研究經驗,我認為透過比賽評選的移工文學作品,往往比起音樂詞曲更難赤裸地剖析內在情感,尤其是情愛這個主題。這和文學獎制度造就的投稿策略、移工作家想呈現給台灣社會觀看的形象、詩和小說對文學性的要求……等等,都有密切關連。
我曾訪問一位多次獲得文學獎的移工,許多人在公開活動見過她和伴侶一同現身,我問她為什麼總是以別人的生命經歷為靈感,卻從不寫自己的感情故事,她想了想說,因為和男友的年齡差距,經常有人私下嘲笑她是洛哈雅(Rohaya),等到她越跨心裡的坎,才能提筆寫下他們相戀的過程。
另一方面,情詩也少見於移工文學比賽的作品集,或許是公開情話綿綿的詩句,不免讓人難為情。但與此相反的是,移工的音樂創作卻經常以愛戀為主題,貼切地反應他們在異鄉不穩定的情感狀態,輔以旋律的催化,為原先直白又煽情的詞句,產生截然不同的閱聽感受,讓人忘情地跟著音樂舞動合唱。
這首在YouTube點擊數破百萬的移工歌曲〈當移工很愜意〉(Penake Dadi TKI),原曲來自廠工里法在遊覽車上自彈自唱的影片,歌詞講述印尼移工到不同國家工作面臨的優點與困難。饒富意味的是,相較到香港工作可以化妝、到韓國工作薪水很高、到沙烏地工作可以去麥加朝聖,台灣在印尼移工眼中,是個充滿豔遇機會卻可能導致婚姻破碎,既危險又迷人的地方。
或許因為這樣,台灣成為印尼移工生產情歌創作的重要基地,來自異鄉的移工們在這裡遇見人生伴侶,也可能不斷經歷挫敗的感情。他們將傷痕轉化為引人共鳴的旋律,陪伴更多孤單的移工在歌聲裡找到慰藉。這也是為什麼情歌會成為不敗的經典,因為愛情的悸動和瘀傷,往往都能透過音樂讓人產生共感,而我們彷彿也從移工的情歌裡,聽見自己以及世間凡夫俗女跨不過的愛恨嗔癡。 ●
印尼移工歌謠採集與場景書寫2021
撰文:吳庭寬、藍雨楨、宋家瑜、張嘉晏、Michael HB Raditya、Galih Nugraha Su
譯者:盧明威、孫珮珊、Robertius GH Cahyono、Indriati、吳庭寬、藍雨楨、張嘉晏、謝佩穎、林娣蒂
出版:Trans/Voices Project
【內容簡介➤2/21開放電子書免費下載】
作者簡介:Trans/Voices Project
以移動/勞動狀態為提問,關注處於社會結構縫隙中的移工,與其在遷移路徑中的勞動、抵抗、創造與再創造經驗的藝術計畫。
TVP源自對移工文學行動的觀察,2019年團隊開始透過藝術進駐與協作,針對印尼移工的藝文實踐進行田野調查、舉辦講座、工作坊、發展創作與論述,試圖在文學之外,探索移工在視覺與表演藝術媒介中的敘事。在新冠肺炎來襲的2020年,台灣總數約莫70萬名移工進入無限期的暫留狀態,TVP遂以「與移工共寫/創計畫:疫情內/外的身體敘事」為題,與移工進行社群共學及共同創作。2021年至今執行中的「 勞作聲響:印尼移工歌謠採集與場景書寫」計畫,則是在過去的田野基礎上,展開對移工音樂創作的檔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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