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13歲開始「立志」成為一個詩人，購入的第一本詩集卻是屈原的《離騷》，從鄉下透過向台北書店索取的書目，以郵購方式買到。入手後的第一個反應是「嚇呆了」。那是「明刻本」覆刻的小書，以我從未看過的明代書版向少年的我宣示它的深奧，漂亮的明體字嚴謹地刻錄於直線隔行的書版上，一路列隊而來，沒有標點符號，更不可能注音，當然也沒有作者介紹、題解、注釋這一類方便現代人閱讀的欄目。儼然天書一般，那本《離騷》冷酷地等著我，說：「看你怎麼讀？」

年少時的我，在這之前已從家裡開的書店讀了不算少的書，鄉下稱為「閒仔冊」，學校稱為「課外讀物」，年少氣盛，自視甚高，不相信有我無法閱讀的書，面對這本明刻本《離騷》，非要弄懂它不可，因此展開了土法煉鋼的「攻勢」。先查字典，將書中所有生字查明、注音；再用逗點句點以紅簽字筆標示句讀，幸好《離騷》每句都夾帶語助詞「兮」字，如一開頭的「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不難區辨。

完成基礎工作後，還是無法真正理解這些詩句的意涵，於是我決定將《離騷》全詩共188行背下來，當時腦子軟，真的把這長詩背到最後三行：

亂曰：已矣哉！
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
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直到今天都還沒忘掉。但即使如此，還是無法通徹理解屈原此詩的內在意涵，似懂非懂，於是我自以為是地採用抄經的方式，用學校的作業本，逐字抄寫，以為這樣總該懂了吧。結果可想而知：還是無法真正通篇了解。

這樣的窘境讓當年帶有叛逆性的年少的我，發誓要成為像屈原這樣的詩人，將來也寫一本讓讀者背也背不懂，抄也抄不懂的詩。我的美滿人生，竟因為這位13歲少年的無知，走上一條人煙稀少的小徑，而成為今天雖然也出了幾本詩集卻乏人問津的「這個樣子」。

我讀的第二本詩集是《詩經》，同樣是明刻本，但這次是從就讀的竹山高中圖書館借出的，較諸《離騷》，《詩經》的閱讀經驗愉快多了。「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些四字一句，詩意明亮的詩，容易理解，也容易吸收。讀來有感，也頗好應用。當然這階段，我聰明了，專挑有感的詩來讀，也才體會出讀詩的樂趣。

不過，初中《離騷》、高中《詩經》的詩閱讀經驗，並沒有讓我走上古典詩的創作之路──恰恰相反，我卻逐步成為現代詩的喜愛者。13歲讀《離騷》的同時，我已開始試寫新詩，第一首發表的詩是後來看了會臉紅卻無法後悔的少作〈愁悶，給誰〉，登在詩人古丁主編的《巨人雜誌．詩廣場》上；進入高中後，又和幾位喜愛現代詩的同學合創「笛韻詩社」，鋼板刻印出版《笛韻》詩刊，發表同仁詩作，直到大學時期，發行13期後停刊；也在大三那年，因為被選為「華岡詩社」社長，為了「領導群倫」，開始正式向報紙副刊和詩刊大量投稿，發表比較成熟的詩作，而以「台語詩」和「十行詩」建立了初步的風格。

我至今也仍然無法解釋，為何年少就接觸、背誦《離騷》和《詩經》的我，最終卻走上創作現代詩的路？唯一說得通的是，這兩部經典是我的詩心的啟蒙書，《離騷》的楚語楚調，啟發了我創作台語詩的心念；《詩經》的格律形式和它源自民歌民謠的音樂性，則支持了我自創十行詩新格律的信念。我從《離騷》和《詩經》的土法閱讀經驗中，感受到的不是它們的古典詩形式的跟隨，而是開創現代詩新格局的召喚。

從《離騷》發展出的《楚辭》，基本上無論屈原或宋玉，皆用楚語寫作，表現楚國的聲腔，書寫楚國的地誌、植物誌，我從13歲開始到20歲都浸淫其中，到我開始正式投稿之時，面對的是1970年代以《創世紀》詩社超現實主義詩風為主流的現代詩壇，雖然我也熟背洛夫、瘂弦，或者比較傾向古典主義的余光中、鄭愁予等的詩作，但《離騷》的楚語、楚聲，卻一直召喚我，無妨跟主流的現代詩壇走一條不一樣的路，可以用我舌尖上的母語來寫作跟主流不一樣的、獨樹風貌的台語詩。

是這樣的精神召喚，讓我在1970年代最不利於當年只能名之為「方言詩」的詩壇，無所畏懼地展開了台語詩的習作和發表。

我從《詩經》這部經典，特別是來自民間所採集的《十五國風》的歌謠詩作中，得到的則是音樂性和語言節奏的訓練，以及以整齊的「四言詩」格律的欣慕和濡染；但我寫的既是現代詩，無論四言詩、五言詩或七言詩，都已與我處身的時代相去甚遠，現代詩以行為句式，要追求它的音樂性和新格律，必須重起爐灶。

開始現代詩創作的我，面對的現代詩壇還是反對押韻、格律，有「詩是詩、歌是歌」的主流「戒律」，彷彿用了固定格式、帶有音樂節奏或韻律的詩都是落伍的「非現代詩」。而我從《詩經》(乃至於唐詩、宋詞、元曲)的閱讀經驗卻告訴我，詩與歌難分難解，兩相拆開未必為好。在這樣的思考中，我決意以違反主流書寫的方式，開展十行詩的嘗試。

我有意識嘗試台語詩和十行詩的創作，始於1976年。從13歲開始的詩人夢，經過8年的學習、醞釀，直到21歲才終於成形，並且成了我在詩壇的「被識別標誌」。背誦《離騷》和《詩經》，居然成為我用來開創現代詩新風格的養料與福田，不能不感謝這兩本對我具有啟蒙意義的經典！●

向陽
本名林淇瀁，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名譽教授。著有詩集《亂》、《向陽詩選》、《四季》等多種。

不得不承認，用一篇短文介紹新加坡的英文詩是件很愉悅但又很困難的事，尤其作為在新加坡求學的異鄉人，提筆時更加覺得沉重。在這裡嘗試「簡介」新加坡詩人給台灣讀者，似乎一提筆便是失敗的。其實，不只是對於台灣，新加坡的英文寫作對於整個亞洲都是相對陌生的，甚至誇張一點來說，新加坡的英文詩歌對於大部分新加坡人，也是陌生的。這會讓人感到疑惑，甚至讓人感到些許傷感。

在我相識的很多新加坡年輕人中，除了活躍於文藝創作或者學術界的朋友，問及英文創作的詩人與作品時，很多人都答：「不太熟悉」。或者，有些會列出幾位在社交媒體上為社會議題發聲且比較激進的詩人，比如亞非言（Alfian Sa’at，1977-）和黃毅聖（Ng Yi Sheng，1980-）。

說感到些許傷感，是因為新加坡的英文文學創作在近幾十年來十分活躍，作者們辛勤地產出了大量精彩的小說、戲劇與詩歌。就今日的英文詩壇來講，主要用英文創作的新加坡詩人大概有六、七十位，他們的作品主要由本地的兩家出版社「Ethos Books」與「Math Paper Press」出版。出版的作品中，一類是詩人的個人作品集，另一類是集體性的詩歌選集。

新加坡作家、詩人黃毅聖在接受筆者訪問時，回顧本地英文詩歌的歷史：「很長一段時間裡，英文本身就是一個菁英語言，從1950到1980年代，很多詩人都是學院派，或者是深受學院派影響，比如詩人Edwin Thumboo（1933-）、葉昭雄（Arthur Yap，1943-2006）、李子平（Lee Tzu Pheng，1946-）等。他們的詩歌很多都與『國家』、『建國』議題有關。」以Edwin Thumboo為例，他以書寫多篇國家情懷主題的抒情詩歌聞名，詩集《魚尾獅旁的尤利西斯》（Ulysses by the Merlion，1979）在本地英文詩作中有一定的奠基性。

這樣的「學院派」創作傳統，被「九五代」改變了。黃毅聖說：「1995年新加坡文學獎授予給一個英國人，但他後來才成為新加坡公民。同一時期有很多本地詩人，比如梅健青（Boey Kim Cheng，1965-）、馮啟明（Alvin Pang，1972-）、Aaron Lee（1972-）、Yong Shu Hoong（1966-）等，與以前不同，他們更多是書寫個人經驗的詩歌。他們也開始舉辦讀詩會，創辦詩歌雜誌和詩歌選集等，嘗試走向一種新的詩歌風格。」

在這一代詩人中，梅健青的詩歌在新加坡文學界深受好評，學者與詩人林玉玲（Shirley Geok-lin Lim）曾評道：他是「共和國1965年後最好的英文詩人。」因為梅健青在我校任職教課的緣故，他的詩歌也經常在學生中討論。他的詩歌溫情脈脈，在他的詩集《After the Fire: New and Selected Poems》（2006）中，探索個人情感、身分與家國、歷史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他從新加坡的「出走」至澳大利亞，給他的詩歌帶來一層更複雜的感情，很值得一讀。

說到近20年，黃毅聖提到：「在2003年，當Chris Mooney-Singh開始通過Word Ford這個平台組織詩會，口語化的語言開始在新加坡英文詩歌中出現。這一時期與他同時寫詩的人有Marc Nair（1981-）、Pooja Nansi（1981-）和Bani Haykal（1985-）。這讓新加坡的英文詩歌比以前更加流行。到了2014年，我們有了SingPoWriMo（新加坡詩歌創作月，Singapore Poetry Writing Month）。當年4月，很大一群作家在臉書上聚集寫詩，有很多年輕人參與。通過這個方式，我們有了很多在詩歌形式上的實驗，出了更多的詩歌選集。SingPoWriMo也演變成Sing Lit Station（新加坡文學站，Singpaore Literature Station）的基石。」

如今，Sing Lit Station在本地詩人小葉子（Joshua Ip，1982-）的帶領下，成為新加坡文學創作與交流的重要平台，積極舉辦各種文學活動。隨著這一系列活動的展開，新加坡的英文詩歌趨向更平易近人與多元化的發展。

撰寫這篇文章時，正值2020年新加坡年度文學獎揭曉。年輕詩人陳瑞琳（Marylyn Tan，1993-）的詩集《回望》（Gaze Back，2018）獲得2020年新加坡文學獎英文詩歌組優勝。這本大膽且形式新穎的詩集自2018年出版以來，便經常被身邊的朋友與媒體提起，而這一榮譽更是在新加坡英文詩歌創作歷史上寫下了非凡的一筆。

陳瑞琳在她的獲獎感言中，為「不僅是作為第一位女同志，更是第一位女詩人，獲得這一獎項而深感榮幸。」除了陳瑞琳，有趣的是，在訪問中被多次提到的詩人裡，有很多位頗受年輕人歡迎的詩人都是本地同志作家，比如黃益民（Cyril Wong，1977-）、黃毅聖與亞非言。

在與本地書店「城市書房」老闆的交流中，她也提到這幾位詩人的作品在書店較受歡迎。而黃益民、黃毅聖與亞非言，在新加坡英文文學史上的地位都不容小覷，他們不僅在詩歌創作上碩果累累，在小說與戲劇方面也產出頗多。同志詩人的作品不僅給新加坡文學界帶來更多元的聲音，他們的創作更是在新加坡不斷追求同志平權的社會運動的方式。就個人來講，亞非言的作品，比如他的詩集《隱形的手稿》（The Invisible Manuscript，2012），總給我帶來精神與語言上的震撼。

提及詩人黃益民，不得不提起一本詩集：《我是移工》（Me Migrant，2016）。這部詩集在近兩年的新加坡英文詩歌界與媒體界引起很大反響。這部詩集的作者是Md. Mukul Hossine（1989-），他是一位在新加坡做工的孟加拉國移工，熱愛文學與創作，在新加坡務工時，用孟加拉語寫下自己在新加坡的經歷與心境。

Mukul的詩歌先被譯成英文，再經過黃益民「創譯」（transcreate），最後由新加坡獨立出版社Ethos Books出版。近幾年在新加坡的移工創作與作品，也是在年輕人中比較流行的話題，除了黃益民與Mukul Hossine合作出版的兩本英文詩集以外，還有孟加拉國移工Md. Sharif Uddin的《陌生的自己：一個新加坡孟加拉人的日記》（Stranger to Myself: The Diary of a Bangladeshi in Singapore，2017），不僅贏得當地詩人的盛讚，2018年的新加坡圖書獎（非虛構類）也授予這部散文與詩歌的合集。

與台灣相似的是，近5年在新加坡的移工文學也發展迅速，在本地出版了一批由來自東南亞國家移工書寫的作品。這些詩集在新加坡出版，是件值得開心的事情。然而在我看來，更值得我們的深思與反省的，是由本地菁英「創譯」移工作品的過程，以及其被「創造」的權利結構。

細看這些「創譯」過程，Md. Mukul Hossine與Md. Sharif Uddin這類移工作家面臨著多重困境。比如說，這一過程將移工作家逐漸「新自由主義化」，也就是說，他們作品的出版，在新加坡過度地被視為「成功型移工」的例子。作品出版後，進而以「移工文學」為標籤，成為眾多移工中的個人成功代表，隨之而來的是由政府、媒體、文學菁英開展的慶祝「個人成就」的一場場派對。然而，對他們文學作品本身的探討非常少見，他們作品中大量對移工群體在新加坡遭遇不公與虐待的吶喊，也被「慶祝成功的喜悅」集體消音。

更加弔詭的是，這樣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卻帶給移工作家更多的困擾。正如Md. Mukul Hossine在他的第二本詩集《勇敢人生》（Braving Life）序言中所寫：「我一直嘗試著用詞語——詩歌，來表達我的感情，而我卻因此受到了種種批評，但我的寫作總帶給我平靜。在這個異國他鄉，我已經丢掉了工作，也因為我對文學的激情被譏笑與責罵。」2017年，Md. Mukul Hossine因為無法得到工作准證，不得不離開新加坡回到孟加拉。

在我的訪問中，還有一些詩人被新加坡本地的朋友提及與推薦，在這裡也將他們列出來，請感興趣的朋友主動探索他們精彩的詩作。他們是：魏俐瑞（Gwee Li Sui）、Christine Chia、Tania de Rosario、Cheryl Julia Lee、Grace Chia、Hamid Roslan。本文提到的詩人僅僅是新加坡英文詩歌創作的一小部分，就算沒有在這裡提及，還是有很多值得我們關注與欣賞的英文詩作。

讀到這裡，台灣的朋友們，你認為「詩歌是我們負擔不起的一件奢侈品」嗎？●

註：本文轉載自「速寫新加坡Sketching Singapore文學交流與書寫計畫」。標題中的「詩歌是我們負擔不起的一件奢侈品」原文：Poetry is a luxury we cannot afford，出自1968年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演講後的問答環節。感謝：Ng Yi Sheng、Diana Rahim、Zoea Tania、Nicolas Lua、Wu Weiwei，他們寶貴的意見對這篇文章幫助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