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台灣圖書向日本社會叩關的拓荒階段以來，台灣文學研究者的翻譯及推介，一直是其中的關鍵力量。即使當前投入日本書市的台灣作品類型多元化，學者們仍是台灣文學創作重要的中介者與詮釋者。

Openbook訪問專研台灣文學的日本社會事業大學非常勤講師橋本恭子，及常年為台灣與日本出版社積極奔走、現任愛知大學教授的黃英哲，為我們解讀台灣圖書引進日本的發展史，並眺望未來努力前進的方向。

➤從莎喲娜啦開啟源頭

橋本表示，嚴格來說，1979年《莎喲娜啦．再見》日譯本推出時，雖然獲得許多日本媒體的討論與專家書評的眷顧，並創下難以超越的銷售佳績，但若要將它視為台灣作品進駐日本市場的起點，仍然有點勉強。因為40年前這部譯本的出現，主要在反映當時日本的社會現象，而非為了服務一般文學讀者。

「那個年代，日本有個連小孩子都知道的、極大的社會問題——很多人會組團前往台灣、韓國、東南亞，名為旅遊，實為買春。有位專門研究國際人權問題的學者，為此便翻譯了《莎喲娜啦．再見》。」橋本說。

黃春明小說《莎喲娜啦．再見》故事述及台人接待買春日客的痛苦與憤怒，適時地為當時的日本社會提供了自我反省的基礎。只是，雖然這部作品因而獲得不小的關注，但就酷愛閱讀的橋本印象所及，直到80年代中葉，台灣書在日本依然非常少見，研究台灣的學者也不多。究其原因，應與當時的政治氛圍大有關係。

橋本表示：「二戰結束後，戰敗的日本閉口不談過去的殖民統治，這段期間，日本與中國的關係也在重建中，因此學界不大敢研究台灣。」這樣的情況一直延續到1966年，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為止。日人因為無法再到中國唸書，對華文世界的研究才開始有機會轉向台灣。

70年代中期，旅日學者戴國煇在一片研究中國為尚的風氣中，逆向創辦「東寧會」（「台灣現代史研究會」前身），對當時研究台灣史的日本年輕學者來說影響甚鉅，吳濁流的日文作品《黎明前的台灣》、《在泥濘中掙扎》、《亞細亞的孤兒》等書的出版，亦是由他所促成。橋本的老師，現任一橋大學名譽教授的松永正義，正是深受戴國煇影響的學者之一。

只不過，即便台灣不再是觸碰不了的領域，在1987年解嚴之前，台灣的歷史對當局仍是不可探究的禁地（當然也包括「前朝」的文獻），因此有志於此的日本學者，只好轉而閱讀台灣的當代文學。

80年代以降，台灣新電影讓全世界感受到這座島嶼的風情魅力，日本對台灣文化的興趣也順勢提昇。橋本說：「我本來唸法國文學，那時還沒開始研究台灣文學，但李昂的《殺夫》才剛翻成日文，我就已經通通都看了。」

➤早期日譯作品數量不多，台灣文學能見度不高

半世紀以來，日本大眾對台灣文化的接收過程，大抵是從電影與音樂開始，最後才擴及小說。只是在20世紀最後20年這個階段，即便台灣新浪潮電影在日本已具知名度，但台灣文學在日本才剛跨出第一步，日譯作品稀少，尚未醞釀出足夠的上升氣流跟著電影一同普及。

從出版紀錄便得以證實，1980年至2000年間，相較於電影的蓬勃，譯介到日本的台灣書，能見度並不符想像與期待。一般民眾雖然可以買到，但事實上，大多數日本讀者對台灣文學仍十分陌生。當時擔負起台灣文學翻譯重責的，大多是在大學任教的研究者。橋本說：「大家以為日本像台灣一樣，學院附近也有大專用書專賣店，在那裡就能買到這些翻譯書嗎？這其實是很大的誤解。」

撇開早期不夠面向市場的問題，在1980到2000年的時間裡，號稱華文圖書專門店的研文出版社，可謂日本第一個有系統推出台灣書籍的出版社。1984年由松永正義及其團隊主導翻譯的「台灣現代小說選」，目的正是為了將台灣文學推廣給尚無中文能力的年輕後輩研讀，而橋本這一代學子正好適逢其時。

若說松永正義及參與研究會的學者們，代表的是日本開拓台灣文學出版荒原的先行者，那麼在台灣政府與日本出版社之間積極奔走的黃英哲，便是帶動台灣文學類型選編的領頭羊。在進入新世紀以來的10年間，黃英哲為台灣政府推行的「中書外譯計畫」，就交出了好幾條精采的書系與成績單。

➤「中書外譯計畫」打開通往世界的大門

隨著解嚴後台灣經濟的蓬勃發展，90年代文建會開始為文化輸出推動「中書外譯」計畫，有系統地與美、日等國的大學出版社或民間學術出版社合作，讓台灣文學從此打開了通往世界的大門。自1999至2008年間，任教於日本愛知大學的黃英哲教授就主編了「新台灣文學」、「台灣性少數文學」、「台灣熱帶文學」等系列，計20本書。

黃英哲表示，「台灣文學」經過文建會、文化部的獎助，在多方多年的努力下已有一定成績。除了「台灣文學」之外，「台灣漢學」也是不能忽視的重要板塊。自2014年開始，由蔣經國國際學術基金會支持，中研院院士王德威、黃進興推動，黃英哲與日本一橋大學教授洪郁如執行的「台灣學術與文化研究叢書」，陸續日譯出版，其中有的作品已經再版，在日本學術界建立口碑，市場反應也不錯。

以「台灣性少數文學」為例，在企畫之前，黃英哲與東京大學文學教授藤井省三、日本大學教授山口守合編的「新台灣文學」系列中，就已翻譯了白先勇的《孽子》和朱天文的《荒人手記》。兩本書在日本的現代文學、純文學領域都得到非常高的評價。

黃英哲表示，企畫「台灣性少數文學系列」的最大功勞者，是兩位非常優秀的現代文學學者與譯者：白水紀子教授與垂水千惠教授。「日本學者和我都認為，台灣性少數的文學書寫絕對與歐美世界文學同步，領先亞洲地區各國的性少數文學書寫。」

在「台灣性少數文學系列」出版前，日本並沒有全面的性少數文學書寫及系統性出版。黃英哲指出，「這個系列得到日本文學界與學術界的好評，提供日本學者研究LGBT文學的文本，影響了日本的大學內『性別研究中心』與『性別研究講座』的研究對象。」

這個文化現象，也為在日台灣女作家李琴峰提供了崛起的背景，不過黃英哲坦言：「老實說要成為暢銷書很難，因為市場仍然有限。」

橋本則表示，台灣從90年代至今，同志文學是一大潮流，反觀日本的同志議題不像台灣那麼盛行，同志文學都是零散的點，直到2015年才形成較為普及的話題。從這個角度來看，2008年推出的「台灣性少數文學」系列，對日本讀者而言，時機有點過早。

橋本說：「2014年日本有專門閱讀同志文學的讀書會，我向他們提起這個書系，他們才發現有這些作品，並開始在圈內宣傳台灣同志文學，不過仍屬低調小眾。如果是現在出版的話，會受歡迎吧？近年日本出版社也很願意出版同志文學了，我覺得台灣同志文學在日本，很有機會再經營起來。」

她表示：「日本本土的同志文學創作至今仍停留在個人層面，談的多是自己私密的性與愛，而台灣早已突破這一層，開始談個人與社會的關係，觀點宏大。日本讀者很需要吸收學習台灣，將眼界打開一點。」

➤台灣書有多樣性，但缺乏代表性

新世紀以來的20年間，台灣圖書引進日本的紀錄大幅提昇，目前每個月都有台灣作品在日本出版（除文學作品外，也包含生活類、類型小說、漫畫等作品）。而另一個明顯的變化則是，因為補助政策的改弦更張，除了系列叢書變少，日本的學術出版社也不太出台灣書了。

黃英哲對化整為零的出版現象，提出了他的擔憂：「2012年文建會改制為文化部之後，專案的補助方式幾乎沒有了，轉而鼓勵更多單位、更多的人來申請。此方式有其利弊，但系列的出版已不可能了，然而單一出版很快就消失在書海中，起的作用不大。」

針對近10年來台灣在日本的出版類型趨向多元，橋本則是樂觀其成，認為是好現象。只不過，她同時也發現台灣書「有多樣性，但無代表性」的問題。

橋本透過2019年1 月到2020 年6月期間在國立一橋大學附近增田書店拍攝的照片，得出以下分析：

1. 台灣文學作品一被翻譯就出現在書架上，可是過幾個月就消失了。跟韓國文學比較起來，好像難以長期暢銷。
2. 韓國文學作品也是一被翻譯就出現在架上，其中幾本長期暢銷，逐漸占著固定的空間。
3. 中國文學的譯作，尤其科幻小說去年（2019）突然走紅，所以目前書店仍熱烈推廣。

「對日本讀者而言，台灣文學不像韓國的女性文學，目前市場上已非常普遍，形成一大潮流。相較之下，台灣書不夠明顯，比較缺乏記憶點。」橋本說。

與二、三十年前比較起來，進入日本市場的台灣作品已有長足的進步，包括甘耀明、吳明益等作家，不只在日本學術圈受到關注，媒體、讀者，甚至作家之間也有頗多討論。只是，打進日本市場的單書雖然數量趨多，但個別的能見度不高、銷售量也不大，可能還來不及讓日本讀者認識，就已消失在市場上，這是現階段台灣書辛苦的地方。

「台灣書在日本最大的困難，還是市場問題。」黃英哲表示。不過，他並不純然悲觀，他認為基於台灣與日本的複雜關係，日本人普遍對台灣存有好感，台灣書在日本仍有機會。關鍵在於，應由專業代理商或代理人積極向日本出版社促銷台灣作品。

「代理商或代理人應當積極調查日本人的閱讀口味、閱讀興趣，特別在小說作品中如何巧妙地加入日本元素。」黃英哲說，「近幾年吳明益的文學作品在日本受到歡迎，起碼都能再版或三版（在日本的台灣文學作品，視情況通常一刷約2000冊），就是一個成功例子。」

此外，日本每年總會有幾本通俗性的台灣相關出版，例如旅行、食文化、攝影、日台交流的美談等非學術性的作品，對喜歡台灣的日本讀者來說多少具有市場能力。黃英哲表示：「出版業的全球不景氣，閱讀人口的減少，人類如果能夠養成電子書的閱讀習慣，那麼出版仍不會死的。」

➤台灣曾經錯過的，及未來的機會

早期《莎喲娜啦．再見》在日本掀起廣泛討論，但因台灣戒嚴造成的斷裂，讓台灣文學無法藉此在日本繼續被拓展討論，是第一個可惜。

90年代新浪潮電影曾引起風潮，書籍卻未能順利接上，來不及開啟日本讀者的目光就斷訊了，是第二個可惜。

新世紀在日本問世的主題書系十分可貴，只是台灣同志文學的譯介早於日本社會的需求，當年日本讀者錯過的譯本如今也已絕版，是第三個可惜。

橋本恭子認為，文學與電影、音樂、文化、美食、旅遊，甚至社會一切種種，都是相互延伸、無法切割的。出版不能只寄望於日本人對台灣的好感，文學的目光也不能只侷限於書籍，這一切都不是一步就能到位的。

她說，從早年日本對《莎喲娜啦．再見》的探討，即知日本與亞洲的關係中，台灣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尤其在全球化的今日，許多議題是普世共通的，例如弱勢族群的貧苦問題，許多電影和文學都有處理到這點，讀者會有共鳴。

橋本以報導文學為例，指出台灣的紀錄片在日本已經受到歡迎，但報導文學卻尚未引進，也就是說，日本這塊市場台灣幾乎還沒有人去敲門探路。她呼籲出版界要趕快接上，別再錯過，造成第四個可惜。

「我正在幫白水社翻譯《無家者》這本書，下一本我還想翻譯《靜寂工人》。社會底層的處境是全球都在關注的議題，像這樣的書，台灣與日本絕對有互相學習借鏡的地方，我相信日本讀者會感興趣。」

「被看見、被討論。」橋本說：「翻譯這樣的書，以及它在日本出版的意義，我想就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