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義誠品六樓的演講廳，4個年輕人從座位上站了起來，接受全場觀眾的掌聲。這4位年輕人目前從事不同的工作，但在2019年時，他們都是前立法委員尤美女辦公室的助理，參與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關鍵戰役。

演講廳裡舉辦的活動是《亞洲第一：尤美女和臺灣同婚法案的故事》的新書發表會，該書由作家陳昭如執筆，記述尤美女參與同婚立法的歷程。新書發表會由呂欣潔擔任主持人，她曾是台灣重要同運團體「婚姻平權大平台」總召，現在擔任「國際立即行動」亞洲區主任。

發表會一開始，呂欣潔詢問尤美女，在同婚推動過程中什麼時候最辛苦，又是否曾經想要放棄。聽到這個問題，尤美女拿起麥克風立刻說：「最辛苦的其實是我的助理們。」她回憶起，那時辦公室每天都有民眾打來痛罵，助理們因此「每天一早進到辦公室就要接電話，開始被罵，一直到下班，而且都要輕聲細語，不能反彈回去。助理們只要聽到某個人聲音開始高昂，另一個人就會過去接手。」整個辦公室人員都要求自己必須心平氣和地跟抗議者溝通，不能展露出任何一絲脾氣。

這場發表會上，充滿了這類外人過去並不曉得的故事。這些故事不一定來自尤美女本人——現場她發言的時間其實並不多，主要是由政界和社運界的來賓輪流，談談他們在同婚通過前後的觀察。

而這些觀察，在在都是關於政治——關於政策如何推動，關於過程中人們如何化不可能為可能。很多人的印象中，政治可能是在密室裡的利益交換，或者是粗暴的撕裂與煽動，但在《亞洲第一》發表會現場，人們談及的政治卻既是真誠的理念追求，同時也是吃力的、耐心的苦工——比如要壓住脾氣，輕聲細語地講電話。

➤​要下苦工，是因為「相信民主和人性」

為什麼面對反對者還是要輕聲講電話，要持續嘗試溝通呢？過去也曾擔任尤美女助理、現任彩虹平權大平台執行長的鄧筑媛，在政治和社運兩端都有經驗，她這樣解釋尤美女和她自己面對反對者時的信念：「柔軟並非放棄，而是相信民主和人性。」

她特別翻開書中第219和220頁舉例，說到尤美女直到公投之後、立法過程中「公投大於釋憲」等錯誤論調頻傳時，仍然堅信反同方並非惡意說謊，而是自有誠實的「堅信」，因此可以溝通。鄧筑媛說，面對反對者，尤美女仍「一直相信這些人」，相信種種的不理解終究「可以被穿越」。

面對反對者要有耐心，面對戰友當然更要認真。長期參與婦女新知基金會的台北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官曉薇也回憶，尤美女即使在擔任立委最忙碌的期間，都仍會出席每場婦女新知的例行會議，而各種政策相關的法律研討會也都能看到她在座位上勤作筆記。

官曉薇印象尤其深刻的是，有一次台大法律系放映一部冷門的紀錄片《溫柔的復仇》（Soft Vengeance），談的是南非大法官薩克思（Albie Sachs）參與轉型正義工程的故事，官曉薇應邀擔任映後與談人。那天現場觀眾不到10個人，但影片放完，燈一打開，官曉薇卻發現尤美女就坐在台下，而且已經拿出筆記本，準備聽她怎麼談轉型正義。

在真心誠意之外，政治這項苦工還需要時時實際彎下腰來做事。2019年立法前後，對同婚的質疑除了來自打電話到立委辦公室的基層民眾，也來自立法院民進黨黨團內部。在發表會現場，行政院政務委員羅秉成就說，當時即使在蘇貞昌院長力主之下，行政院正式推出《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草案，但院內估票仍非常悲觀，「那時怎麼算都只有30票」。

畢竟，當時民進黨內對於同婚有高度疑慮。書中也提到一個最知名的例子：在2018年年底選舉民進黨大敗之後，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在會議中公開對力主同婚立法的尤美女嗆聲：「拜託尤美女你放了民進黨！」並當著時任行政院長賴清德和全體委員的面，對著尤美女撂下一句「說得還不夠清楚嗎？大家心裡都有底！」之後直接離席。在分享會現場，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的祕書長杜思誠更回憶，選舉慘敗之後，當時尤美女委在黨內很多人心中根本已經「黑掉了」。

但是，羅秉成說，在這樣的氛圍下，尤美女仍不放棄向黨團成員一個一個溝通，最後，在法案審議前一天，蘇貞昌再向黨團喊話「請大家明天勇敢地站在一起」，感動許多委員，才終於促成最後法案通過。最後，在關鍵的第四條表決時，68席民進黨委員中，僅1席反對，另12席缺席，共有54席投下贊成票，與原本悲觀的內部估票比較整整翻了一倍。

可想而知，這個艱苦的過程中不可能沒有情緒，熱線的杜思誠對此印象相當深刻。在同婚法案一次又一次卡關的過程中，幾次組織的會議中都瀰漫著緊張、焦躁的氣氛。有一次，一位社運的夥伴情緒激動，質問尤美女為什麼不採用特定的作法，尤美女的脾氣也難得上來，回罵：「小姐你可不可以客氣一點？」大家都不知道要怎麼反應才好——立法過程中的苦工，需要付出的不只是時間、精力，對於尤美女和她的社運夥伴來說，都有許多情緒上、精神上的負荷，但是，他們仍一起撐過來了。

➤互信是如何累積起來的

「一起撐過來」這件事情並非理所當然。現任立法委員、同時也是社運研究者的范雲提到，台灣同婚立法的成功來自各方合作，而在國際上，「同運與婦運平等攜手合作，運動再與政治平等攜手合作，其實是非常罕見的。」她分析，這件事情在台灣之所以能夠發生，是奠基於各方長期合作的互信。

從這個角度來看，同婚通過不只是法案的故事，更是關於運動者如何彼此合作，並且與政界盟友互相支持，終於建立互信。范雲以她自己投身的老牌婦運團體婦女新知為例：新知早在2006年、范雲擔任董事長期間就已經開始推動多元成家，這既是因為關注女同志的權益，也是希望能藉此鬆動「僵化的婚姻體制」，檢討其中對女性的種種不利。除此之外，推動多元成家的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於2009年成立時，第一年的人事費用更也是由婦女新知支持。

婦運與同運一起合作之後，也在政界找到盟友。其實，尤美女進入立法院，正是由新知和其他團體公開推薦民進黨將她納入不分區名單。范雲回憶，當時這件事情對他們也並不容易，因為新知長期的策略和自我定位都是「跨黨派、等距的遊說」，過去只推薦過大法官、監察委員等超越黨派的職位，那是他們第一次直接爭取特定政黨支持。

而尤美女進入立法院之後也不負眾望，確實扮演了溝通與轉化的角色。政委羅秉成笑稱，他之前其實並不那麼關注同志相關議題。雖然主持人呂欣潔在介紹羅秉成上台時，大力稱讚他是同婚立法過程中重要的盟友，甚至形容他是「明燈」，「都給我們很明確的提示，而且承諾的都會做到」。

但羅秉成自承，他對同婚乃至其他性平議題的關注，最重要的契機也是尤美女進入立法院：「6年前的我是性平麻瓜，尤律師對我來說是朋友也是老師……我是被他們教育成民法派。」而正是因為尤美女這樣的老師，到了2019年，直到同婚法案送出行政院之前，羅秉成都仍曾爭取在法案名稱上直接標示「同性婚姻」的可能性。

➤同婚之後：那些突破和困難

回顧立法過程，台灣並未等到社會普遍接受之後才推動同婚，反而是同婚推動之後卻贏得了台灣社會的普遍接受。羅秉成引述行政院的民意調查指出：2018年公投之前，社會上對同婚的支持率只有37.4%，但到了2023年，支持率已經高達62.6%——「台灣社會的包容、同理是夠的」，在這樣的背景下，「前面沒有做完的，我們就一棒接一棒」，繼續想辦法法律對同志權益的保障更為完整。

但是，面對仍有爭議的同志問題，政治依然需要技巧，不能一廂情願。羅秉成透露，承認跨國同婚這項政策，在2022年下半年「已經好幾個月的醞釀」，但為了避免見光死，行政院團隊和社運夥伴如呂欣潔「大家都很忍，攏袂四界講」。最後，院方終於在小年夜前一天打電話給社運夥伴，告知「我們要出手了」，發出函釋，讓跨國同婚上路。

為了保密，就連立法院民進黨黨團幹事長、長年支持性平的鄭運鵬委員都一直被矇在鼓裡，當天得到消息才緊急致電羅秉成：「遮天大地大的代誌，哪會無甲我講？」羅秉成說，蘇貞昌前院長當時已經知道自己即將卸任，決意要在任內一定要完結這項任務，所以才親自擔起匯聚意見的任務，並規劃用這樣的方式閃電通關。

而這關的成功又影響了下一關。年後，鄭運鵬再度致電羅秉成，這次卻是主動提議：跨國同婚通過既然沒有在社會上引起太大風波，那是否意味著，同婚收養也可以不必太迂迴？原先的規劃是只先放寬繼親收養，但是否可以直接全面開放？於是，各方再度「密謀」，由鄭運鵬和已經準備好法案的范雲，兩人協同羅秉成一起去說服黨團總召柯建銘，才正式將同婚收養排上議程。

但立法委員范雲接著分享，「後同婚時代，也會有人說『我們已經對同志很好了吧』」，加上選票的壓力，「很多政治人物也都是說一套、做一套」。她舉例，明明先前在某報社舉辦的論壇上，4個黨團推派的立委代表都公開表示願意支持同婚收養，但當范雲領銜的法案得到黨團首肯，終於在司法及法制委員會黃世杰召委的協助下排進立法院議程之後，中國國民黨和台灣民眾黨的立委卻有許多「剛好通通都有事」不出席相關會議，幸好其他委員席次夠多，才讓會議仍有達到法定人數。

而法案出委員會之後，「密謀小組」又有考慮：為了避免記名表決造成部分區域立委太大壓力，他們認為最佳方案是透過黨團協商解決。依法，黨團協商結論於院會宣讀之後，只有當8位以上委員一起提出異議時，才會需要就有異議的部分表決。不料，進入協商程序後，「有些黨」雖然沒有表達反對，卻也都找不到人、遲遲不肯簽字。為此，高層將遊說的任務交給范雲，給了她一張名單，列出需要說服的委員，「我看到名單我真的嚇了一跳，很多『形象牌』居然還需要我去遊說！」

而果然，許多委員避不見面，也不肯回她電話。范雲說到這裡，語氣難掩憤慨，她說：有天有一位不肯出面支持法案的委員終於接起電話，卻反過來「臭罵我三、四十分鐘，說你為什麼找我？你為什麼找我？我當然支持，這都是外界在中傷我。」范雲也只好苦笑回答：「那就請你支持了。」幾經波折，本來不肯簽字的某黨團，在法定期限前的某一天卻突然致電范雲，表示同意法案通過，「辦公室大家一片驚惶，我至今仍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總之法案終於送交院會，並且三讀通過。

是這些政治的過程，才讓同婚以及後續的跨國同婚、同婚收養得以通過。但是，這些過程不是一場遊戲而已，對許多不同來賓而言，各有不同的、非常深刻的意義。對小說家陳雪而言，她永遠記得自己2009年決定與伴侶在海邊訂下婚約，但當民宿主人問起她們去做什麼，她不敢承認，只敢回答「我們去看海」。她說，同婚通過終於實現了許多同志從前不敢多想的渴望，女同志們終於不用再對愛人說「如果妳是男的我就跟妳結婚」。

而對支持同志運動的和碩集團董事長童子賢來說，他推動同婚的動機，是希望「能和全世界說，台灣是一個公平的社會，和幾十年前已經不一樣了」，也是希望能和自己的孩子說「在你父親這一代我們完成了這件事，我們問心無愧」。至於第三層意義，則是由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的祕書長黎璿萍提起——「最重要的是能夠保護孩子（…）在生病時兩個家長都能是家人，學校也不會只能聯繫一位家長」，同婚通過之後，才終於讓那些由同志伴侶養大的孩子獲得完整的保障。

這些孩子當中，有好幾位也來到當天活動現場。他們有的還在爸爸或媽媽懷裡，有的已經7歲、8歲，準備要上小學——這些孩子並不會記得，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自己的爸爸或媽媽居然都曾經無法結婚。尤美女說，立法過程中的辛苦「過了就忘了」，她最開心的時刻，恰恰就是看著這些孩子的時候。●

在台灣，關心母語發展的人可能都想過這些問題：當我們說要振興自己的語言，我們的目標究竟是什麼？面對強勢語言的種種影響甚至迫害，母語運動應該如何自我定位？而身分認同的鬥爭和復興語言的奮鬥，兩者之間應該走得多近？

今年在臺灣出版的《請說「國語」：看語言的瀕危與復興，如何左右身分認同》一書，講述威爾斯語、夏威夷語和香港的粵語各自面臨的危機，以及人們如何嘗試捍衛自己的母語。

以這本書為引，現流冊店舉辦了一場對談，邀請長期致力於台語文運動的前衛出版社主編鄭清鴻，以及香港出身的小說家沐羽，討論的正是台語和廣東話的發展各自如何與政治交纏，兩種語言同樣在和華語或「普通話」週旋，但歷史上又有什麼樣的不同。

➤​抵抗殖民或勾結共盟

在兩人對話的過程中，一個主題逐漸浮現：台語和粵語的一項關鍵差異，在於台語運動從開始就肩負著抵抗殖民、凝聚台灣認同的使命，而廣東話則否。而這項沉重的使命，正是台語的路比粵語艱辛的一大主因。

鄭清鴻分析，台灣知識分子在日治時期提倡台語，目標在於向殖民者爭取自治，因而需要證明台灣在文化上有自身的主體性。為此，知識分子並非等待泉州話、漳州話乃至其他語言自行融合，而是有意識地去整合泉州話和漳州話，形成一個在台灣最能流通的通行語。

換言之，台語建立的基礎，「是要很激進、很急速地形成一個民族認同，是在被殖民體制逼著要去確認自己的語言跟文化主體性的時候，才發明出這個東西。」而這樣抵抗的努力，在戰爭爆發、總督府採行皇民化政策之後，也因此直接被針對、被打壓，戰後的國民黨政權更是直接嘗試讓所謂的「方言」被取代、被禁聲。

相較之下，根據沐羽的分享，同一時期的香港人，並沒有將廣東話當作抵抗殖民者的武器。這並不是因為香港人天生溫和，追根究柢，是因為港英政府與台灣的日本和國民黨政權不同，本來就無意宣稱香港人與英國人等同，並未嘗試以「同化」為殖民統治提供正當性。

恰恰相反，港英殖民時期，一開始只有少數香港精英和混血兒會學習英文，一般民眾受教育、做生意等等都還是講廣東話。甚至於，「英國人管香港，會找一些英國傳教士過來，而傳教士自己要去學廣東話。」亦即，殖民者並未試圖取代當地人的語言，進而否認在地的文化主體性。

因此，對香港人來說，語言並沒有成為對抗英國殖民者的戰場，廣東話對於殖民者而言也並非挑戰。而殖民者的英語不構成挑戰，面對北方文人帶來的華語當然也不會是挑戰，而是能共融的資源。戰前，香港甚至出現所謂「三及第」文學，正是融合粵語、文言文、白話文官話。到了1970年代，重要的文化人黃霑也用三及第的方式撰寫歌詞、講黃色笑話，就是香港人同時兼採華語的經典案例。

對於這種雜取，香港著名文化學者羅永生以「勾結共謀的殖民主義」予以形容。沐羽笑說，這也可以說是一種香港精神：「所有東西都可以用，只要能賺錢。」到後來，香港人除了持續使用廣東話，也在日常中、在創作裡吸取英文和官話的表達方式，並且毫不抗拒地接受1949年前後南來文人帶來的語言、用詞。

正因為並無語言文化上的對抗，廣東話也不需要跟殖民者劃清界線。直到近十餘年來，當中共對香港主體的打壓越來越強，以「普通話」擠壓廣東話空間的態勢也越來越明顯，廣東話對部分香港人而言，才開始真正具有對抗的、民族主義的意涵。

➤​與強權劃清界線

相反地，台語運動者正是因為自始必須對抗、必須擔負建立認同的任務，因此沒有這樣廣納兼採的餘裕。同在現場的活水來冊房主人黃震南舉手補充，如同朱宥勳在新作《他們互相傷害的時候：台灣文學百年論戰》中對1930年代「台灣話文論戰」的討論中所說，日治時期台語運動者努力嘗試建立書寫系統時，其實可以直接使用總督府為了統治方便而發展出的採集與表記，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小川尚義所編纂的《日台大辭典》。

但是，當時的台灣知識分子都寧可另外自創系統，彷彿總督府所做的整理都不存在，寧可被論敵質疑台語無字，也要堅持重新漢字用表記台語。他們之所以做出這樣的選擇，在在都是因為這些反殖民的、而且常有左派關懷的運動者們，自始就不考慮與殖民者合流。到了戰後，台語運動者也拒絕用國民黨帶來的注音符號表記台語。要了解他們這樣的忽視與抗拒，就不能忽視台語運動的對抗性格。

鄭清鴻也分析，這種對抗的動機到了今日仍然重要，只不過，台語運動者對抗的對象顯然不再是日本、日語，而是中國、漢字。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有一派運動者甚至不只提倡書寫台語，更力主台語書寫不應使用漢字，而要改採羅馬字，或者至少要兼用漢字和羅馬字。他們的想法是：「如果都只用漢語書寫的話，有辦法去呈現台灣的主體性嗎？全世界其他國家的讀者看到的時候，發現都是寫漢字，大家會不會直覺反應說這是中國作家的作品？在共用這些文化資源的時候，是否其實沒有辦法表現出自己的特殊性？」

此處更大的野心，甚至是透過羅馬字，讓使用台語的人們除了可以學習客語，更有辦法學習各族原住民族語和其他東南亞語言，建立新的台灣共同體。尤其，當中國官方也不斷強調同文同種，中國人又常以「漢字也是中國發明的」為由否認台灣主體性時，台語運動者就有更強的動機，在表記系統上與中國劃清界線。

對於這點，沐羽提到，這種與中國劃清界線的動力，在香港歷史上多數時間並不存在。畢竟，香港與中國的對抗、乃至香港民族相關的討論，是晚近中共壓迫下幾波抗爭的產物，「華人中心、漢中心對我們來說，真的是沒什麼影響。」

沐羽笑著舉一個生活上的例子：他在台灣搭計程車，因為香港口音的關係，經常被計程車司機稱讚「哇你中文講得好好」。但他表示，大多數香港人聽到這句話心情會很複雜，因為對香港人來說，廣東話本來就是中文的一種，反而是被劃在中文之外、獨尊「普通話」為中文，才會讓香港人覺得奇怪。即使到現在，香港人希望與中共劃清界線，也不會認為需要在語言上徹底與漢字斷裂開來。

➤​在新時代推動復育

此刻，香港人是在以自己最熟悉的語言對抗中共主導的侵蝕。相對地，鄭清鴻說，台語復育卻要同時面對兩個相關但不同的任務：既要推廣普及，又要檢討、挑戰華語的強勢地位。

源於這樣雙重的願望，外人有時會難以理解台語運動者的某些堅持。鄭清鴻舉了兩個例子：首先，《國家語言發展法》把台語、客語、原住民各族族語與華語並列為「國家語言」，看似平等了，但在《台語解放記事》一書中，作者石牧民就質疑，華語之所以能在台灣爬上「國語」的位置，是來自一連串的不義，也造成了本土語言使用者的創傷，現在華語還能夠繼續穩坐官方語言的位置，是否等於是「不再追究這些不義」？

另一個例子則是，今年（2023年）金曲獎頒獎典禮上，歌手鄭宜農以台語專輯《水逆》獲得最佳台語專輯和最佳台語女歌手獎，上台時雖然表達希望能繼續鑽研台語，說「謝謝台語，這個語言教會我低頭」，卻仍然並未用台語致詞，引起許多台語運動者批評。

鄭清鴻解釋，與其說是單純針對鄭宜農個人，他們的顧慮其實有更深層的成因：擔心這就將是母語復育的未來，人們「自由」使用語言之後，仍是華語繼續強勢，甚至「抵消掉本土語言上我們做的各種努力」。這就如同，現在很多人雖然學了台語，但就連在家裡跟阿公阿媽都還是講華語。他個人因此很希望，當時鄭宜農可以至少在台上講一句台語，既展現「不只獨尊華語」的象徵意義，也發揮「鼓勵大家學台語」的作用。

而鄭清鴻也認為，「自由使用卻等於獨尊華語」的這道難題，反映了更大、更廣泛的難題：新的、民主的時代中，台語運動在倫理上和在現實上都不可能用國語運動的方式來推廣。一方面，在民主與多元主義的意識下，雖然人們認同「台灣人出頭天」，但同時也知道客語、各族原住民族語都應該獲得平等尊重，因此，台語運動者無法再直接沿用過去的論述資源推動「台灣話」（tâi-uân-uē），不能再向台灣話文論戰以降的前輩一樣，用「頭頂台灣天，腳踏台灣地」來推動所有人書寫台語。

另一方面，甚至在台語運動界內部也都有不同的聲音，比如在語言標準化的工程中，教育部雖然請了專家很認真地整合漢字表記，但也不能強制，只能「建議」大家使用，而確實，「很多民間研究者或關心台語文發展的人，已經有自己的一套」，反而會對國家標準化的嘗試非常有戒心，擔心是國語運動重演，而這也使得共識形成相當緩慢。

鄭清鴻認為，這些台灣特有的難題使得我們無法直接複製其他國家的復振策略，但仍然應該廣泛學習、參考，而這也是《請說國語》這本書對他而言的意義。他分享，書中讓他特別有感觸的一個段落，是夏威夷語教育者伊珂拉的故事：

伊珂拉後來之所以投身語言復育，是被身邊人保存夏威夷語的努力所感動。除了一位白人老師用心嘗試協助保存夏威夷語外，書中特別提到，堅持講母語的祖母告訴伊珂拉，自己小時候講夏威夷語還會被學校老師用膠帶封住嘴，不讓她說話。

在這個案例中，伊珂拉投身夏威夷語的復振，與其說是因為怎樣的政治立場，不如說是因為語言與情感的聯繫。而鄭清鴻說，這個案例讓他想到台灣人與自己的母語也能有這樣的聯繫，比如威權時期流亡海外的「黑名單」前輩如何聽到〈黃昏的故鄉〉等台語歌便開始大哭——情感，也許是下一階段推動母語復振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