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張國榮的歌名、電影，串連成一本小說，這個想法其實一直都有。」香港作家張婉雯的這個發想，醞釀了超過十年時間。今年四月，這部作品終於在台出版，定名《有心人》。新書發佈之際，張婉雯也特地來台宣傳，其中一場與小說家陳慧對談。過去在香港，兩人常常相約餐桌上談文學；闊別多年後，趁著新書面世之際，張婉雯與陳慧在郭怡美書店重聚，談小說技藝，也談城市變遷下的文學書寫何以為繼。

➤裂縫中看到小人物的困局

張婉雯生於1970年代的香港，此前已在香港出版過小說集《微塵記》、散文集《參差杪》等，《有心人》是她首次在台出版的作品。

在香港，張婉雯的書寫風格常被歸入寫實主義，常寫日常人事，有著文字平實、兼具社會關照的形象，她也提到了讀者對自己作品的這一普遍印象。然而作為創作者，張婉雯堅持「要避免重複之前的做法」，因此在新作中，即便書寫對象依然是市井眾生，也讓讀者有了眼前一新的體驗。

當《微塵記》中的小人物來到《有心人》，陳慧讀出了其中的珍貴之處：「我相信他們就是走在馬路上、會跟自己擦肩而過的人，是非常真實的。」她認為這正是張婉雯小說中非常珍貴的地方：「她在寫很真實的人。那種真實，就像是把我們的生活剪一小塊下來，放到小說裡。」

《有心人》總共收錄了13則短篇小說，其中最早一篇〈無需要太多〉寫於2013年，最近的〈灰飛煙滅〉則是寫成於疫情後的2024年，中間跨度有11年之久。如〈紅蝴蝶〉開篇所寫，人來人往，正是小說背後這座城市的特色。因此，在這本小說中，有為了溝通而不願戴口罩的獸醫，有屋邨裡被指指點點的「那個女人」，有學生，有愛人，也有病人⋯⋯「當我在看婉雯寫關於小人物的小說時，我看到的是一道小小的裂縫，有一些光透進來。」陳慧指出張婉雯小說的獨異性，「這樣的小說，它最可貴的地方，就是它如此真實。它是這樣平凡，但是在那裡面，我能夠看見一個真實的人的困局。」

➤小說作為最微弱的拯救

在張婉雯的小說裡，人物就常常被放置在一種狀態中，而並不一定會得到某種答案，或迎向一個結局。陳慧觀察到，《有心人》其中一個特別之處，就在於作者並不急著將故事推向出口：「怎會如何狠心，把他們（人物）按在一個困局裡面？出口在哪裡呢？」

「我找不到出口啊。」張婉雯發自直覺地回應道。

「也不是完全沒有啦。」她想了想，舉出書中一篇〈潔身自愛〉為例。這篇取材於香港真實案件的小說，講述一位男性基督教傳道人其實喜歡男生，最後因無法控制自己的情慾而入獄。「在小說當中，我能做的就是用我的方法把他拯救過來。所以小說的結尾，跟他在現實中的結果是不一樣的。」

類似的情形，也在另一篇〈灰飛煙滅〉中出現。〈灰飛煙滅〉講述主角所在的城市某天出現大量煙霧，她的貓也因此患上癌症，因此主角帶著貓去看獸醫。「在現實中，這隻貓最後病死了，但在我的小說中它沒有死，但我也沒有說它康復了。」小說中的動物醫生，在治療病貓的同時，也治療了心理受創的主角。「最後，貓是死是生，我沒有說，也不知道，但它起碼跟現實有點不同。」

身為小說家的張婉雯，自覺到自己能做的「拯救」僅限於此：「就是盡量在我的作品裡，讓更為殘酷的現實結局（延遲到來）。」

➤張國榮與香港，被遺忘的暗黑面

既寫日常小人物，卻用張國榮這樣家喻戶曉的明星作品名來作為串連，這樣的安排又有何用意？

張婉雯不諱言，第一個原因，當然是因自己身為張國榮的歌迷，想創作一些與偶像有關的作品；除此之外，還有更深一層動機：「我們將張國榮視為經典，談起他的時候，往往也把他等同於香港最美好、繁華、美麗的時光。」2003年4月1日，張國榮因憂鬱症而離開人世，留給歌迷無數遺憾。「張國榮已經不在了，可是我們還在，我們還要活下去。而活下去，起碼以我自己來說，一定是一天比一天衰老的。」

經典之所以能成為經典，正是因為永遠停在了最美好的時刻，張國榮也是這樣。「他沒有機會衰老、淪喪，而是永遠停留在最美好的一格。我們這些活下去的人，在他死後，一直見證或經歷著許多變化，無論是自己的身體、精神狀態，還是身處的地方，都處於劇烈變動當中。」

張婉雯看到的，不只是美好過去與衰老現實之間的落差，更是兩者產生關聯的可能：「當我們回頭看二十年前，當然會覺得那是最好的年代。但是，我希望不止於此，我不希望把香港想像成一個已經過去的地方。」因此，在整理十年間的文稿之際，張婉雯一直在重新思考：「現在的我，跟我身處的城市、喜歡的偶像，這之間的連結到底在哪裡？一個已經離開了二十多年的人，對於現在的我們來說，還有什麼意義？」

「當我們提起張國榮，都會記得他最好的一面；同樣的，當我們回頭看看以前的香港，也會記得從前是多麼美好。可是我們也忽略了，他（們）一定有暗黑的一面、不想讓人看見的一面。否則，張國榮又怎會因憂鬱症而去世呢？」

憑著小說家的敏銳觸角，張婉雯捕捉到這些「美好」的一體兩面：「我們往往忽略了，其實繁華背後是有代價的，有很多欲望、情緒、想法，都被壓制下來，甚至是自己都不想去面對的。」而本書之所以定名為《有心人》，也正因如此：「書裡寫了一些欲望、壓抑、種種自我矛盾，我覺得凡是有心的人，都會有這樣的狀態，必然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如陳慧一開始提到的，這些潛藏在美好背後的暗黑面，只有透過狹小的裂縫，才能被短暫看見。這也是張婉雯在寫作小說時的自覺：「裂縫是非常重要的。儘管有時候它不小心展露出來，我們又馬上把它重新蓋起來。但是，恰恰就是這一剎那，我覺得（短篇）小說要處理的，就是這一瞬間。」

➤「《有心人》是我自己的 B-side」

以流行音樂貫穿小說，容易讓人想到唱片載體本身。當陳慧讀到這本小說上、下半部間的情感差異時，提出這就如同唱片的A-side / B-side，這也讓張婉雯聯想起自己創作上的改變：「如果說以前的我是A-side的話，這本書就是我自己的B-side。」

張婉雯的A-side 一如《微塵記》，正氣、傳統、寫實；到了《有心人》，她反而試著將內心暗黑、壓抑的一面召喚出來。「有些事情，你或許並不是刻意去做，但還是會呈現出那樣的結果，成為它該成為的樣子。就像這本書是我的B-side，其實現在我們的城市也在經歷一個B-side的過程。」

「這幾年，我有一個非常強烈的感覺，就是這個世界上是沒有什麼道理可講的。」從事教育工作多年，張婉雯過去總是認為每件事都需要有個說法，或多或少都應有理論邏輯作為支撐。「我以前經常掛在嘴邊的，就是『這個世界應該怎麼樣、我們每個人應該怎麼樣』，但這幾年最強烈的感覺就是，這個是世界是沒有『應該』。」

「是我以前太天真。我們不過就是在這個世界裡頭、在小小一個角落裡頭而已。這也是我在整理這批文稿，或是在寫最近幾篇時，所感受到的事情。」當自己身處的城市經歷變化，張婉雯的心態也隨之改變：「以前我們常常說香港繁榮、穩定，它就應該是這樣的；但其實我們退後一步來看，歷史從來不是這樣發生的，不順遂的時間永遠比較多，那才是常態。」

➤所謂順遂，只是一代人的幻覺

身為1970後，張婉雯站在當下時間座標回頭看去，才發現自己這一代人是最不尋常的，「因為過得最順利。」

「我們碰上了香港的最後一班車，叫做麥理浩。」1971至1982年間，麥理浩擔任香港總督，先後建立了免費教育制度、廉政公署等；1970年代出生的香港人，恰好成為了這一批受惠者。「可是現在看來，這樣的順遂才是不正常的，是種種歷史原因交疊在一起，才偶然出現的情況。」

近年來，張婉雯開始閱讀不少與香港歷史有關的書籍，這也令她開始更加相信，其實香港從來都不是想像中的那麼單純美好；在安定繁榮的背後，一直有許多事件不斷發生。這也讓她對於近年香港的變化有了更多反思：「我們一定要對這幾年的情況感到驚訝、不應該、失去希望嗎？我覺得不一定要這麼想。情緒上當然會有非常壓抑的時候，但是我們能說一定無法繼續下去嗎？」

「如你所說，放在一個更長的時間軸上來看，香港其實並不是第一次遇到這樣的事情（社會震盪、制度改變）——」陳慧回應道，並進一步提出——「所以轉機也在。這也是為何我會想用『裂縫』這個詞；當裂縫出現時，我們能夠透過它看見什麼？」

當原本以為安好的世界突然斷裂，我們如何透視裂縫，又該怎樣繼續生活？張婉雯以她自己最喜歡的一篇〈灰飛煙滅〉作為回應：「對我來說，這一篇有療癒的感覺。那種療癒，可能不一定是克服了什麼，但起碼不管客觀環境如何，我仍然覺得，我身邊的好人，都值得過一些好的日子。」

➤因為有心，繼續書寫

《有心人》寫成的背後，面對的不僅是十年間外部環境改變，更有寫作者自己的難處。

身為教師、照顧者、動保運動者的張婉雯，平日只有在全家都睡下了，才有一點時間寫作：「我平時要教書，下班回家要繼續看孩子功課，要打理家務⋯⋯一般來說，脾氣都不太好。但是如果哪天能靜下來寫一點東西，不管寫什麼都好，我就覺得情緒會比較穩定一些。」寫作過程十分克難，張婉雯更加珍而視之，也細膩調整自己的書寫狀態：「而且在憤怒或焦慮的情況下，寫作出來的東西不好看，反而要抽離一些。」

而當身處的城市正經歷巨大轉變，或有不安、驚懼、無力的情緒，寫作者又該如何繼續下去？張婉雯用自身經歷回應：「我自己是讀中文系的，讀的是現代文學，其實也就是讀中國百年現代文學歷史。你說此刻不能寫嗎？其實永遠都有人在寫，就看你怎麼寫。」面對當下處境可能衍生出的問題，張婉雯也補充道：「當然，我不希望只有一種寫法。在某種狀態底下，作者只能採取例如魔幻現實的方式；走這條路本身沒有問題，但如果只能走這一條路，那就是有問題的。」

「就像你說，你喜歡張國榮的原因，是他敢於美麗。大家的確都知道他很好看、很嫵媚，但很多人看不到的，是他『敢於』—— 有些事情，在沒人敢做之前，張國榮就先做出來了。」陳慧以此回應，帶出在這時代繼續書寫的意義：「其實文學也是如此。當還未有人用某種方法敘說、歷史還不能去說的時候，小說已經在用這種方法，來說出這個城市、這個時代、這些人們的面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