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懷疑，自己是否有資格閱讀這樣一本詩集。當我翻開《藏在耳朵裡的聲音》，指尖沾到的灰塵，不是紙張的，而像是牆壁崩塌後的灰。這不是修辭。加薩的廢墟就在字裡行間，而我卻坐在安全的房間裡，有完整的屋頂、有網路、有電，沒有空襲警報。我讀詩的姿態，是一種不安，也是一種羞恥：我怎能在毫髮無傷的狀態下，閱讀別人的傷口？

巴勒斯坦詩人莫薩布．阿布．托哈（Mosab Abu Toha）寫下的，是耳朵裡的聲音。我想起自己平常聽到的聲音──隔壁裝修的電鑽、樓下孩子的哭聲、外送員的機車引擎……這些聲音都帶著日常與安全的氣息。但阿布·托哈耳裡的聲音，是爆炸的迴響、牆壁倒塌的碎響、母親在黑暗中顫抖的呼吸。我的耳朵與他的耳朵之間，有一片戰爭的荒原。閱讀的第一個瞬間，就是承認這個距離。

➤語言橫在創傷與死亡之間

在阿布．托哈的詩裡，語言本身被炸裂。他寫到祖父的鑰匙掉在灰燼裡，卻再也沒有門能打開。那把鑰匙不只是物件，而是語言的起點。門代表「家」，代表「可以回去的地方」。但當家被夷為平地，鑰匙就變成廢鐵，像失效的符號。

詩集的結構本身就是一種證詞。〈巴勒斯坦辭典〉以字母排序，像是化石標本，將語言斷裂成記憶的顆粒：A 不再是蘋果，而是炸彈留下的死亡現場；B 不再是書，而是被剝奪語言權的象徵；C 不再是城市，而是棺材上飄動的國旗。每個詞條都在提醒讀者，災難不只是歷史事件，它是每天醒來的光線、每一次呼吸的沉重、每一次書寫的抵抗。

我在這裡感到強烈的異化。因為我的語言經驗，是穩定的，是在課本上抄寫 A 到 Z，是在字典裡查找意義。但阿布．托哈的孩子們學會的字母，是彈片劃過空氣的軌跡，是新的語法。語言不再是理解世界的工具，而是保存創傷的器官。

這是阿布．托哈對語言形態的實驗。他將字母、詞語和符號當作斷裂的符號系統，創造出一種「災後結構學」。這種結構學不是為了形式而形式，而是為了將創傷以最接近感官的方式呈現。語言像是被按壓的火山，每一次斷裂都像一次爆炸，但爆炸後的灰燼中仍有生命的延續。他讓官僚語言自我分裂，在〈致我的簽證面試官〉中，他不回答問題，而是讓問題自己腐爛，呈現出死亡與無言之間的交互作用。

➤詩句是血肉，閱讀是責任

阿布．托哈生於沙提難民營，他的詩集每一行都透著歷史的深度和個人的傷痕。這裡的「家」不再是住所，而是一種失去後的空殼；祖父的鑰匙，成為記憶的指標，它不開門，只開啟缺席與失落的聲音。當我們讀到〈何為家？〉中的「HOME」，我們看到的不只是四個字母，而是一整部失落史的縮影──柑橘園被佔領，家族被迫流離，整個族群被迫在炸裂中學會呼吸。

「家」這個字，對難民來說，是最殘酷的幻象。當一個地方不再安全，它還能被稱為家嗎？還是說，「家」只是語言裡的一個空洞，強迫他們不斷回想失落？阿布．托哈的文字逼我們承認：有些家的倒塌不是暫時的，而是永久的。那些被夷平的地基，不會重建成原來的樣子，它們成了記憶的廢墟。

阿布．托哈的詩並不是單純的戰地見證，它更殘酷之處在於：它描寫的是日常。母親的鋪床、烤麵包、燒水的聲音，與轟炸的頻率並存。孩子在學會走路之前，就先學會了辨識火藥聲的遠近。這些細節讓人無法後退──在加薩，災難不是突發事件，而是一日所需。

阿布．托哈的寫作方式近乎解剖學式。他拆解生活與暴力，將槍聲、爆炸、血流與日常混合在同一節奏裡。〈跪下〉是一首關於身體倒下、靈魂逃離的寓言。戰爭不是遠方的新聞，而是一種潛伏在肌膚、肺泡、子宮中的真實面目。

讀這些詩，我常常想：詩的作用是什麼？在廢墟之中，詩能帶來什麼？阿布．托哈沒有喊口號，他也沒有提出解答。他只是把耳朵裡的聲音，完整地寫下來。這種「寫下來」本身，就是責任。

對我而言，閱讀也成為責任。因為當我讀著這些詩，我不只是旁觀，我成了聲音的承受者。阿布·托哈把讀者拉進去，使我們成為共鳴體。這意味著，我不能讀完就放下。每一行字都像是存檔，把死亡的證據交到我手裡。那麼，我能怎麼處理這些證據？

我們常常把災難文學當作「美的對象」來欣賞，但這是一種危險。當文字美得讓人心醉，我們可能會忘記它的起點是血與瓦礫。阿布．托哈的詩既美且痛，閱讀的過程，就是在這個矛盾裡掙扎。

書名裡的「耳朵」始終提醒我：災難不是圖像，而是聲音。影像可以被重播、被切換，但聲音的顫動無法迴避。耳朵沒有眼皮，不能閉合，它只能持續接收。阿布．托哈的詩把這種被迫的接受，轉化為一種倫理：我們該如何聆聽遠方的痛苦？

讀到〈傷口〉時，我幾乎想合上書。因為詩句本身就是血肉的開口，傷口不僅是隱喻，它是存檔，是歷史的硬碟。我能感覺到那種無法癒合的敘述，沒有句號，沒有休止，只是延續的呼吸。

在這樣的閱讀經驗中，我被迫承認：我們並不能拯救任何人。但閱讀至少能讓見證不被抹去。阿布．托哈把荒原放進耳朵裡，而我們的耳朵，變成荒原的共鳴室。

我無法在這篇導讀裡給出任何結論。災難沒有結論，倖存沒有結論，語言的碎片也沒有結論。閱讀這些詩的過程，像是把自己放進一場不斷延長的審問裡：你願意聽見嗎？你能承受多久？你讀過之後，會怎麼做？

也許，唯一能確定的，是阿布．托哈的詩已經讓我們不再是原來的自己。當耳朵被迫裝下一座荒原，我們的生活縱使依舊平靜，也多了一種無法卸下的重量。●

法國印象派畫家暨雕塑家竇加（Edgar Degas）因富於創新的構圖、細緻的描繪和對動作的透徹表達，使他成為19世紀晚期現代藝術的大師之一。他最著名的繪畫題材包括芭蕾舞演員和其他女性、以及賽馬。

竇加認為芭蕾舞是現存唯一的希臘人體動作總合，為之著迷不已。為了描繪芭蕾舞者的千姿百態，自1870年代，他宛如在歌劇院上班的公務員，每天駐守舞台後台和排練室，專注且勤奮的速寫舞者的律動。最後他完成的芭蕾主題相關作品超過1500件，其中包含素描、版畫、粉彩、油畫和雕塑等不同媒材。

日裔留法的圖畫書作家市川里美，在長住巴黎的日子裡，或許受到了竇加的啟發，也或許在奧賽美術館為名作《芭蕾課》而悸動。1989年她和文字作家Patricia Lee Gauch合作，出版了《跳舞吧！小雅》（Dance, Tanya），之後並以10年的時間，陸續完成「Tanya六部曲」。

竇加出生在巴黎的富裕人家，從小即浸潤在豐富的藝術環境中，而市川里美這位日裔藝術家，又是如何遠渡重洋，來到這座藝術之都呢？

市川里美（Satomi Ichikawa）於1949年1月15日，出生在日本岐阜縣大垣市郊外的一個小村莊。寧靜的村落圍繞著稻田和菜園，她的童年就在大自然中度過。7歲那年，身為教師的父親因腎臟病過世，她和祖母、母親和妹妹繼續在這個村莊過著傳統的生活。

個性嚴肅、心志堅毅的母親一力負起生活的重擔。她拼命的工作，總是忙個不停，很難有機會和女兒說說話，也從未和女兒讀過繪本。市川經常獨自一個人待在田野裡好幾小時，做著白日夢、採摘鮮花或在菜園裡玩耍。但她並不感到孤獨，因為祖母特別寵愛她，會為她講各種有趣的故事，祖孫倆擁有許多美好的時光。

小時候的市川很固執，沒有人能強迫她做不喜歡的事。在充滿傳統氣息的環境中生活，她卻對插花、茶道、和服，甚至日本料理都不感興趣，也很少畫畫。她只是想像著遠方，渴望能有新的體驗，並有機會探索其他國家和文明。

約莫15歲時，她讀到一本莎岡（Françoise Sagan）的小說，之後又讀了勒克萊喬（J. M. G. Le Clézio）、卡繆（Albert Camus）、尚．惹內（Jean Genet）和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的作品。雖然當時只是一知半解，但在閱讀的過程中，市川彷彿置身於輕盈飄渺、轉瞬即逝的泡泡中，這讓她開始作夢，且意識到這個世界上還有其他文化和不同的思維方式。她想望找到一個自己喜歡的小角落，按照自己的意願生活，她清楚的知道自己一定要離開，去發現、去創造。

20歲那年，市川從短期大學的家政科畢業後，到東京的奧林匹克中心工作，負責為年輕的運動員制定均衡的飲食計畫。她省吃儉用，一心想存錢去歐洲旅行。1971年的春天，她帶著少少的行李和滿懷的希望和夢想，終於出發了。但是該去哪裡呢？她認識的義大利友人建議她去佩魯賈大學學習義大利文，於是她勇敢的踏出探索世界的腳步。

然而待在義大利9個月之後，她幾乎花光了所有積蓄，必須找份工作謀生，她可不想就此回家。她聽說在巴黎可以當互惠生（Au Pair）來換取食宿，還可以有學習語言的機會，立刻決定奔赴巴黎。她在聖誕夜抵達巴黎，在拉丁區找了一家小旅館住下，當她佇立在塞納河畔，看著眼前的建築和萬家燈火，已經深深的愛上了這座「光之城」。

市川默默立誓：無論如何都要留在巴黎，也許有一天，在巴黎的閣樓裡能擁有一間小房間。但她不認識任何人，而且身無分文，也不會說法語。她報名參加了法語聯盟，每天都去上語言課，之後透過學校找到了一份互惠生的工作。早上上學，下午幫忙寄宿家庭照顧孩子，她就住在寄宿家庭閣樓上的小房間，沒想到心願這麼快就實現了！

沒有家人、沒有朋友、沒有錢，市川卻過得很開心。整座城市就是一件藝術品，和諧優雅的建築、看也看不完的博物館，連鵝卵石路和古老的牆壁，都帶給她難以言喻的感受。週末時她經常到跳蚤市場閒逛，那裡猶如一座巨大的露天博物館，展示著古老而美麗的物件。其中她最喜愛的是孩子玩過的娃娃和玩具，總是讓她想起和祖母一起度過的美好時光。

有一天，在一家舊書店的書架上，一本兒童圖畫書吸引了市川里美的目光。在那之前，她從未關注過圖畫書，小時候也沒有接觸的機會。她唯一記得的都是些老式的故事，開頭都是「很久、很久以前」，講述武士、女巫或繼母的故事。那些邪惡的角色讓她心碎，甚至讓她做惡夢。

然而這本《女孩與男孩：城市與鄉村風景》卻截然不同，由Louis-Maurice Boutet de Monvel繪製的插圖非常精美，色彩溫潤柔和，孩子的表情也無比逼真。這些畫作散發出來的純真令人安心，深深打動了市川的心。雖然她從未學習過美術，但她知道如何辨別令人賞心悅目的畫作。

她也想和de Monvel一樣，畫出快樂的小孩，於是迫不急待的買了一小盒水彩顏料，將她當保母時，在盧森堡公園見到的小孩玩耍場景和人物畫下。

市川聽說英國以童書出版聞名，而當時法國的童書並不多。即使她對倫敦一無所知，隔年夏天還是帶著畫稿前往，但是要給誰看？她也不知道。抵達倫敦後，她走進一家童書專賣店，在筆記本上記下了十幾家出版社的地址。

她首先選擇離書店最近的William Heinemann出版社，雖然沒有預約，一位女士仍然和善的接待了她。她看過市川的畫作後，被作品中捕捉到孩子們玩耍時洋溢的快樂活力所吸引，直接表示：「我們想出版它。」

這本書描繪隨著四季流轉，孩子們天真爛漫的情狀，沒有故事，每頁只有兩行文字說明。市川雖然師法她心儀的de Monvel，但也帶有英國凱特．格林威（Kate Greenaway）風格的意趣。或許是奇蹟，也可能是偶然，事情就這樣發生了！就這樣，市川的第一本書《A Child’s Book of Seasons》於1975年在英國出版，並被翻譯成6種語言。這本書就此打開了市川童書創作的大門。

不過她卻感覺到自己的侷限，因為以前從未練習過繪畫，缺乏練習是很大的劣勢，她的畫作變得重複，自己看來非常無聊。於是她開始「寫生」，只要有時間，她就帶著素描本去托兒所、動物園、舞蹈班、藝術學院和花園，觀察和記錄孩子們的形象和動作，這是擺脫原地打轉的唯一方法。

經由寄宿家庭的介紹，市川造訪了英國肯特郡的約翰．內斯菲爾德醫生和他的妻子史黛拉。他們的家是一棟美麗的16世紀老宅，圍繞著美得讓人窒息的鄉村景色，但最特別的是他們熱愛動物。這些動物都不是買來的，而是鄰居和村民們把各種生病、受傷或被遺棄的動物，帶來給他們照顧。所有動物都在花園裡找到自己的位置，過著幸福而平靜的生活。

內斯菲爾德醫生並非獸醫，而是畢業於劍橋大學的醫生，退休後便來照顧這些動物。每天晚餐後，醫生都會拿著放大鏡，一遍又一遍的閱讀達爾文《小獵犬號之旅》。書中講述加拉巴哥群島的故事，以及那裡豐富的生態資源，一個全新的世界向市川展開。醫生夫婦就像她在英國的父母親，接下來的15年，她每年都會到農莊住上兩個月，直到他們過世。

這個人與動物和平共處的地方，是市川夢寐以求的天堂，也是她人生的轉捩點，讓她重新發現自己對繪畫和說故事的熱愛。醫生夫婦生活的方式啟發了她創作「蘿拉系列」（Nora series）：《星星回家了》蘊藏著她對祖母的思念；《強恩的動物醫院》描繪的正是內斯菲爾德醫生和他的動物世界；《玫瑰花開了》分享玫瑰的馨香；而《班尼的溫暖禮物》是她和動物共同生活的美好記憶。

翻拍自《星星回家了》內頁

翻拍自《強恩的動物醫院》內頁

翻拍自《玫瑰花開了》內頁

故事中的蘿拉就是市川自己的化身。她曾說自己很孩子氣，喜歡收集娃娃和泰迪熊，她喜歡玩樂、喜歡驚喜，喜歡像蝴蝶飛到花叢一樣接近別人。喜愛跳芭蕾舞的小雅也是她，她說：「我整天都坐在書桌前，簡直是個隱士。要是不跳舞，我就活不下去了！」

除了週末，市川每天都去跳芭蕾舞。芭蕾舞是她堅持多年，用來轉換心情和運動的方式。因為衷心熱愛，又親身浸潤於芭蕾舞學習中，難怪她筆下的小雅如此靈活生動。《跳舞吧！小雅》是小雅系列故事的起點，小雅非常喜歡跳舞，但是因為年紀太小而不能去上芭蕾舞課，讓她覺得好沮喪。

翻拍自《跳舞吧！小雅》內頁

翻拍自《跳舞吧！小雅》內頁

翻拍自《跳舞吧！小雅》內頁

因為小雅的認真執著，終於圓了夢想，但是學習的挑戰隨之而來，她該繼續還是放棄呢？《Bravo, Tanya》描繪的就是她這樣的心境。在《Tanya and Emily in a Dance for Two》中，小雅找到了一起跳雙人舞的好朋友；《Tanya and the Red Shoes》裡，她終於穿上了足尖鞋；《Tanya and the Magic Wardrobe》展開一段劇場中的奇遇；《Presenting Tanya, the Ugly Duckling》寓寄醜小鴨蛻變的經歷，小雅終於幻化成天鵝。

「Tanya六部曲」不僅是小雅習舞的過程，也細膩描寫了一個孩子情緒的變化，以及不斷嘗試努力後的成長。對市川來說，也展現了她長年浸淫在芭蕾之中，對芭蕾舞相關知識的嫻熟，對身體動作流暢精確的刻畫，當然還有她對芭蕾無限的熱情。

1996年的夏天，市川應朋友之邀首次到非洲旅行，也開啟了她日後未曾停下腳步的世界之旅。她穿梭於肯亞和坦尚尼亞的保護區之間，為非洲壯麗的自然景觀和野生動物所震撼，畫下了大量的速寫。回到蒙馬特的小公寓，她腦海裡滿滿是旅程的經歷，再環顧心愛的泰迪熊收藏，心想如果我的泰迪熊去了非洲會怎麼樣？結合二者，於是誕生了《非洲有熊嗎？》。

第一次非洲之旅只是市川環遊世界的開端，她意識到若要深入了解一個地方，她必須獨自旅行，才能隨心所欲的畫畫，還能和當地人一起生活。為此她需要學習他們的語言，於是她到INALCO（國立東方語言與文明學院）學習斯瓦希里語，學了幾年後首先前往坦尚尼亞，接著又去了尚吉巴，陸續完成《Baobonbon》、《Dalla-dalla》等書。

有一次她去了西非的馬利，因為那裡大多數人說法語，她可以暢快的和他們交流與歡笑，更深入了解他們的生活方式。她曾隨嚮導乘獨木舟沿尼日河逆流而上，並參加他女兒的洗禮儀式。她為儀式中犧牲的小羊，想像創作了《Ma chèvre Karam-Karam》（我的山羊卡拉姆-卡拉姆）這本書。

市川越來越喜歡旅行，去探索不同的國家、認識不同的人，這讓她更加好奇，更求知若渴。她三次前往祕魯，逛了市集，欣賞手工藝品，收集了超過50頂的手工編織兒童帽。有一次她搭上一輛滿載人、牲畜和貨物的卡車，去到山谷的一戶人家。和他們生活期間，她發現那裡只有馬鈴薯田和羊駝，但是他們的生活卻與自然非常親密。

離開前，市川問孩子們如果她再來，希望她帶些什麼回來？他們回答說：「冰淇淋！」可是，她怎麼把冰淇淋帶回那麼高海拔的山區呢？回到家後，她一直掛念這件事，為了實現孩子們的夢想，於是她創作了《De la glace aux pommes de terre?》（馬鈴薯冰淇淋？）。

她一直告訴自己，總有一天要寫一本關於沙漠的書。她去過摩洛哥、阿爾及利亞、馬利、利比亞和約旦。2010年，阿拉伯之春剛爆發，她獨自前往撒哈拉沙漠的霍家爾山脈附近。在市集上，她看到那些孩子在玩玩具車，都是他們用回收材料自己做的。她被孩子們的創造力深深震撼，滿懷欽佩的買下其中一輛，也因此觸動了她創作《吉布的小汽車》的靈感。

對市川而言，旅行的意義在於尋找美好而富有詩意的事物。她常被問到她的故事是如何開始的？她的答案是：順其自然。在出發前，大多時候她對即將發生的一切，會遇到什麼人？旅程會發生什麼情況？都一無所知，但每一次出發都令她感到興奮。

當她隱約想寫一個關於大象的故事，她就飛到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在大象農場待了兩週，創作了《Le bain de Mammout》（小象猛獁）。她到吉爾吉斯坦，發現他們和日本人長得很像，和他們在蒙古包生活，她創作了《こうまのマハバット》（巴哈巴特馬）。

2019年她一時興起，想體驗叢林生活，於是飛往亞馬遜，這段冒險旅程，讓她創作了《Croc-Croc Caïman》（小凱門鱷魚）。疫情期間，打亂了她的旅行計畫，她在家中搜索大量的婆羅洲影片，創作了《しっかりママにつかまって！：ボルネオ島のおはなし》（抱緊媽媽！：婆羅洲的故事）。

在市川探索世界的版圖上，她還曾去過波多黎各，創作了《森からのよびごえ》（來自森林的呼喚）；《ぼくの島にようこそ！》（歡迎來到我的島嶼）寫的是南太平洋新喀里多尼亞的故事；《ぼくのともだちガムーサ》（我的朋友加慕薩）是一則古埃及傳說。她的步履至今未停，越南、寮國、大溪地……這一路所有的見聞和速寫，都轉化成一部部動人的作品。

她離開日本多年，但曾與《魔女宅急便》的作者角野榮子，合作了《爺爺的肉丸子湯》和《琪拉的願望》二書。走過世界千山萬水，近年她才創作了兩本以日本為背景的《ハナちゃんのトマト》（花醬的番茄）和《ぼくのカキだよ！》（這是我的地盤！），既追憶童年在番茄園和柿子樹下嬉戲的時光，也流露對母親孺慕的情懷。

《爺爺的肉丸子湯》內頁，台灣東方提供

《爺爺的肉丸子湯》內頁，台灣東方提供

《爺爺的肉丸子湯》內頁，台灣東方提供

市川的母親曾說，女兒的人生對她來說是個謎。她一生務農，種植植物、看著它們茁壯成長，然後與他人分享豐收，是她最快樂的事。她會一直耕耘她的菜園，直到生命的盡頭。小時候在母親耕種的園子裡玩耍的市川，也希望用自己的方式，耕耘她的故事花園，直到生命的盡頭。

她的世界之旅像是沿途採摘美麗的花朵，或在海灘上撿拾漂亮的貝殼，然後帶回家。有些人會用它們製作精美的項鍊，而她則嘗試用偶然發現的點點滴滴，創作出美好的故事。那些都是深深觸動她的寶藏，而她衷心想與人分享。

市川一直夢想創造一些對她意義非凡、充滿個人價值的東西。雖然已經畫了50多年，出版了80多本書，她依然保有童心、創作不輟。她繼續用獨特細膩的繪畫風格，溫柔且富含生命力的筆觸，表現出孩子童稚純真的情感，描繪世界各地孩子生活的樣貌。因為每一本書，都是她與孩子的美好邂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