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側影》月光傾向,一段與李渝15年的文學緣會
夏天剛剛開始的時候,我到清華大學參加「行動中的藝術家:郭松棻、李渝與20世紀文藝思潮」的國際學術研討會。除了發表論文,同時擔任其中一場座談的發言。發言時間15分鐘,如何用15分鐘,說明這一段長達15年的文學緣會?
我與李渝老師結識於2010年的台大台文所,那年9月她是「白先勇文學講座」的客座教授,開授「文學與繪畫」、「小說閱讀和書寫」兩門課程。而我也在同年5月出版第一本書《花甲男孩》。夏天剛剛開始的時候,我被徵詢是否可以擔任李渝的助教。那時我對老師的認識,僅止於大學時期聽過同學報告的《金絲猿的故事》。除此之外,一無所知。或許因為助教會有薪資,我答應了;或許因為作家學生搭配作家老師這樣的組合,合情合理;或許還有更多理由……我就這樣成了李渝在台灣的第一個助教,也是唯一的一個助教。
課程進行的相當順利,我們還去故宮戶外教學。看待文學迴避情感氾濫,堅持剔除字裡行間不必要的熱情──這是李渝,但並不是我。所以我替老師舉辦了一個極簡的歡送會。2010年的台大,之於我們師生,整座校園可能都是陌生的──我們時常不期而遇。作為新生,我還在迷路,忘記腳踏車停在哪裡;而她作為校友,重返母校,眼前所見,早已不是昔日光景。迷路是我們共同的交集。有時我會跟她報路,有時她會跟我指路。其中幾次我們在總圖隔壁的活動中心吃飯,聊聊日常瑣碎的雜事。會在總圖附近碰頭,因為當時李渝正在準備出版一本談論紅樓的文論,她正搜羅相關圖象,補充文字,是以後許多寫作者也愛不釋手的《拾花入夢記》。
學期結束,老師回美,我們保持電子郵件的往返。她常丟出問題,要我談談正在熱映的電影與書,對於當代文學的觀察,延續80年代以來的作風,總是很有意見。很有意見──之於創作或者研究,都是重要的第一步。今年(2025)春天,編纂《一次沒有參加的座談會》,收入其中的〈索漠之旅〉可以扼要掌握李渝在解嚴前後的思路轉折。
2010,以後幾年,偶爾在副刊雜誌讀到老師的最新小說,得知她也正整理郭松棻的遺稿,我以為內在風暴已經平息,或許可以迎來創作的另一高峰。近70歲,一切才要開始。2012到2013年,我也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持「三少四壯集」專欄,人在紐約的李渝來信期勉、叮嚀。老師留意到了「家」與我的關係,太過緊密,她給我的信件寫著──「文學的無情要慢慢地摸索。」老師的建議,也是老師自身文業關注的主題。80年代以〈江行初雪〉回到寫作的行伍,同時開始了一系列以「溫州街的故事」為名的小說──〈煙花〉或許是最初的一篇。而這些故事,說來全是家的變形。我們看似距離天南地北的出身,在文學路上,始終一直都有交集。
2013年,我們一起在夏天出書。李渝在印刻出版了《九重葛與美少年》,我在九歌出版《解嚴後臺灣囝仔心靈小史》。李渝新書的後記〈最後的壁壘〉,可以看出作家從糾纏寫與不寫的辯證,到演進成了活與不活的問題。這是一篇自我喊話。是求救,是決定。這本小說的〈夜渡〉也許是李渝生前最後的創作,開始教書之後,我則把它納入開學前幾周的文本。而書中包含〈失去的庭園〉、〈待鶴〉,以及同一時期發表在《郭松棻文集》的一篇後記〈射鵰回看〉,是我在台北稍有迷航的狀態,隨即拿來自我砥礪的文字。是我對自己的心戰喊話。寫作一點都不容易。
所以,2010以後的15年,以辛亥路台文所為背景的故事,那像是我一個人的「台灣文學」故事,也是20世紀「現代文學」在21世紀的故事。故事始終有人。第一個想到的會是柯慶明老師。我在台大期間,擔任柯老師的助教長達12個學期。這一位「很文學」的老教授,間接成為了李渝回美之後,我在校園的另一個文學寄託。2013年6月,李渝在一封給我的信件,提及保釣史料,有意捐給台大圖書館,詢問如何找到聯繫窗口。
我很快通知當時退休,辦公室在台大水源校區的柯老師,並且建立起了以後一系列捐藏的線頭。2014年5月,李渝老師以自己的方式,離開這個世界。柯慶明老師與我一起籌畫追思會。我們就在那一座「失去的庭園」的一旁,重新理解起了20世紀這一群現代派作家的從開始到現在。我的寫作主題,處理的是生死,成長過程,面對的也是各式各樣的老病,可是這一次走的卻是文學的老師。李渝老師的過世是一個轉折,同年我也考上博士班,生活仍然繞著校園運作。創作持續產出。2015年,郭松棻、李渝的骨灰,回到了台北。接到通知,到了北投,那是距離2011年,我在溫州街與李渝老師告別,再一次的碰面。
研究生時期,投入最多的時間,是在史料的摸索。喜歡在老報紙舊期刊與作家不期而遇的喜悅。我想知道在台灣作為一名創作者如何一路走來。因為李渝的離世,間接認識了李渝老師的哲嗣郭志群先生,並在志群先生的同意與支持,我與梅家玲老師、鍾秩維老師,整理了李渝生前的文稿,定調《那朵迷路的雲:李渝文集》,交給母校台大出版中心;同時也與《文訊》雜誌合作專輯,邀請專家學者一起重讀李渝。
2016年,辛亥路的台文所舉辦「論寫作:郭松棻、李渝文學研討會。」進一步認識了郭珠美老師。珠美老師畢業於台大中文系。以後關於郭松棻、李渝的文業推廣,始終有著志群先生、珠美老師的陪伴。
2019年,3月25日,台大圖書館舉辦「郭松棻先生與李渝女士藏書贈藏儀式暨座談會」距離李渝回台客座已過8年。故事似乎來到一個轉折,即將結束,沒想到柯慶明老師會在幾天之後,4月1日,與世長辭。那時我的生活交纏在寫作與研究之間,博士論文正在跋涉,三十初頭歲,心在飄盪。而這天,我在台北,又失去了另外一個文學的老師。
再以後的幾年,歷經新冠肺炎,一切都在失序,一切也在重整。台灣討論文學的方式、寫作文學的時興筆法、看待一篇文章的好壞,彷彿都在應答〈最後的壁壘〉,而我埋首建立自己的內在的國土,一直在寫,一直去寫。接著,返鄉服完兵役,同學相繼畢業,我也畢業。我常形容此刻自己在一間恢復室。整個人,慢慢緩緩正從一段長達15年的故事醒了過來。
2025年,對於郭松棻、李渝兩位傑出的小說家,是相當特別的一年。該年6月,我與郭珠美老師、鍾秩維老師,編纂了《一次沒有參加的座談會:郭松棻、李渝文藝評論集》。交由九歌出版社發行。6月底,我與陳柏旭老師、鍾秩維老師則在手稿、史料、藏書的基礎,於台大圖書館策畫了「一個創作的起點:郭松棻李渝文學特展。」藉由出版、展覽、乃至論述等方式,將文學的志業,付諸於具體的「行動」。而這一路,許多學界師長、出版友人,乃至15年來一起走過的同學,給予支援,展覽開幕座談那日,我們重新緣會在這樣一個抒情的時刻。這樣一個時間的地點。
撰寫這篇文章的當下,台大展覽已經結束,我也回到故鄉台南,建立起自己的新生活。我已有了不同的呼吸。翻閱《一次沒有參加的座談會》,其中一篇〈月光傾向〉,是我要留的文章。李渝召喚月光,召喚了現代文學的陰晴圓缺,召喚在強光之外的一些暈眩。召喚沈從文、蕭紅、張愛玲。召喚一切一切。而月光是歷史。是暴力。是不可思議的想像力。是明狀不可明狀。月光就是文學。決定收入這篇文章,即是在讀到了李渝寫著這樣一句︰「月光持續,文學就是持續。」●
一個創作的起點:郭松棻李渝文學特展













書評》被洗牌的生活,要去看著何方?讀《安納托利亞的刺客》
➤書寫巨變帶來的衝擊與掙扎
已經在衛城出版了3部譯作的維特多.沙博爾夫斯基(Witold Szabłowski),系列作品在線上書店被稱為「與波蘭說書人來一場探索威權與自由的冒險」。不過,如果想用比較親切的語言來介紹這位作家,我會說,這位波蘭記者的眼睛總在凝視著一些地方在面臨改變時所表現出來的掙扎。地方像人一樣,是可以掙扎的,儘管這些動態往往都是政局不穩作為形式與代價。
這些掙扎和挑戰其實距離我們並不遙遠,大多都發生在距今百年以內,而且都與兩次世界大戰和美蘇冷戰對於人類格局的大洗牌有關。我們並無例外地置身於世界的急劇震蕩之中,眼看著一些地方過渡到民主政體,也看到有些強化了集權統治,更看到無數區域陷入長達數十年的動蕩時期。
沙博爾夫斯基為我們帶來的,都是關於改變的人物故事,從這些片段當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困局:如果說我們真的更了解世界上某些地方時,對於另一些就更為陌生了。
即使是那些地方處於亞洲也是如此,舉個例子來說,每當我們打開機票網站,對於想去哪裡旅行總有一些既定想像,至於其他地方,我們得下定決心來一場「說走就走的冒險」或是「趁(心態)還年輕去冒險一下」才會考慮。沙博爾夫斯基在台灣出版的第一部作品《跳舞的熊》立足於東歐,這是銀行餘額慘叫著愛我別走的地方,至於關於獨裁者以及他們的產地,也不是每個人都願意去闖蕩的。在這種時候,就得依靠記者無所畏懼的勇氣和技術了。
跳舞的熊與我們所面臨的困境類似。當三十多年前蘇聯解體時,保加利亞一些守著傳統的人們依然飼養著熊,並教會牠們跳舞(和喝啤酒……簡直是完美的生活),但當後來國家加入歐盟後,這種傳統變得違法。然而人們並不可以直接把熊放歸森林,牠們是由人養大的,沒有野外求生能力。
「自由是一場巨大的冒險」,沙博爾夫斯基以熊寫人,寫改變帶來的衝擊。全書最為尖銳的一個場景,在於這些熊們即使自由了,但每當感到不安恐懼或不知所措之時,會立即跳起舞來。我們可以理解為一種討好,也可以理解為舊秩序的根深蒂固。以人的方法來理解,也就是改變太過急劇時,我們會立即原地懷舊,描繪往昔的美好日子。(註)
➤在面向現代化的前沿,平民百姓眼中看向的世界
不過在《跳舞的熊》以前,沙博爾夫斯基的早期記者職涯其實是在土耳其渡過的。也許沒有太多人在打開機票網站時第一秒就會想起這個國家吧。但是出身波蘭的作者跟我們的想法顯然並不一樣。
我們手上這本《安納托利亞的刺客》是作者的第一本書,他曾在土耳其擔任實習記者,在當地採訪並收錄進本書的〈全是為了愛,姊姊〉獲得了國際特赦組織的人權議題獎,而他也是第一位順利採訪到行刺教宗的土耳其人的波蘭記者。當西方通過宗教文化、槍炮導彈與銀行制度邁向世界時,有些人的回應方法是成為刺客。
世界格局巨大而深奧,去理解它就像是宣傳語所說的,是一場「威權與自由的冒險」。但是沙博爾夫斯基雙眼始終在凝視的,是一般平民百姓,至於他們眼中所看向的世界,不是理論,不是數據,不是長期佈局,而是生活。其中一位受訪者說:「雖然我們的生活方式不同,但我們的問題是相同的——如何給孩子更好的未來,如何保障老人有尊嚴的死去,如何讓世界成為和平的地方。」
生活是相似的,我們可以用3個角度來理解《安納托利亞的刺客》。首先是面對改變時的掙扎,土耳其作為連接歐亞大陸的樞紐,從昔日的帝國變成了夾在美蘇冷戰中的尷尬位置,以及伊斯蘭世界面向現代化的前線之一,人們生活所迎接的挑戰可想而知的困難。
其次是西方化,我們在東亞過往百年同樣處於這樣的旋律當中,而位於歐亞邊境的土耳其碰到的刺激有著另一種劇烈的模式,其中包括宗教,也包括政體與性別議題,一位受訪者說:「我留鬍子,戴穆斯林的帽子,如果我去城裡你們就會朝我拍照!好像我是隻猴子!」
「我們穿牛仔褲,模仿你們拍的電影。但是你們卻不斷來到這裡,然後對我們嗤之以鼻。」從這段口述,延伸出了第3個角度,土耳其除了有行刺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刺客,也有向當時美國總統喬治布希丟出兩隻鞋子的人。(編註)
向人丟鞋在土耳其傳統裡是殺傷力不大但侮辱性極強的行為,這是面臨挑戰時最為直接的回應。熊不跳舞了,回歸最為原始的攻擊。又或反過來說,如果有人帶著異教、導彈和外幣來找你時,不是人人都打算好好坐下來談生意的。
世界並非只是一分為二,而是碎裂成無以數計的破片,並在這一百年不斷被洗牌切牌。又或者說,世界本來就是連綿到視野以外的碎塊,兩次大戰以後有些地區被整合起來,並向更遠處呼喊著加入或者滅亡的聲音。
生活並不知道能夠前往何方,一如生活並不是一張可以在網站買到的機票,不是有錢就能前往任何地方的簡單問題。土耳其的問題也是如此,「《民族報》刊登了兩名女性並肩站在及腰水中的照片。其中一人穿著包覆全身的穆斯林泳裝,只露出眼睛。另一人裸著上身。」書中引用的社論寫道:「這就是土耳其。」
➤生活不能化約成數據,以文學凝視掙扎間的迷茫與勇氣
我們似乎對某一個世界更為熟悉,而對另一個越來越陌生了。陌生導致遠離,遠離增強疑慮,疑慮可以上升為恐懼與排斥,而這也是如今席捲全球的保守浪潮的重要根源之一。
然而我們其實從以前開始對世界就是陌生的,這一直以來都是常態,但唯有生活是共通的語言,這套語言在沙博爾夫斯基筆下,是一種文學的體現。
因為生活在許多時候,都不是數據。當經濟學誤把人們視為「沒有人性的消費者,他們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偏好集合』(Preference Relation)時」(註),反轉過來的文學,其實就是在關注著活生生的人,他們在生活上的挫折與掙扎,有時迷茫,但更多時間展現出勇氣。
這些勇氣通過各式各樣的橋樑聯繫在一起,以這本書的主軸土耳其來說,沙博爾夫斯基寫道:「完美體現了我們在宗教和現代國家之間的拉扯。」當拉扯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安與憤怒將會前往何方?
在沙博爾夫斯基最早期的這部作品裡,我們看見的,是採訪者與受訪者建立的連結。這些連結歷經了時間與空間,抵達了我們手上,讓我們得以有攀上這條大橋眺望風景的機會。讓我們去看看這個歷史悠久的國家怎麼面對挑戰,並在歷史與文學的倒影裡,回到自身所在的土地。
在面臨未知的恐懼時,我們心裡都藏著一頭隨時起舞的被馴化的熊,一些人選擇跳舞,一些人選擇成為刺客,一些人選擇不選擇。而我始終認為,在下定決心作出抉擇以前,沙博爾夫斯基教會我們的,是在力所能及的時候,先去凝視著那些在面臨改變時所表現出來的掙扎。●
Zabójca z miasta moreli. Reportaże z Turcji
作者:維特多.沙博爾夫斯基(Witold Szabłowski)
譯者:胡宗香
出版:衛城出版
定價:48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維特多.沙博爾夫斯基(Witold Szabłowski)
天生的故事人,波蘭最優秀的報導文學作家之一。第一位訪問到翁山蘇姬的西方媒體人。畢業於華沙大學新聞系與政治學系,在業內素以簡潔靈動的語言運用而聞名。他關於歐盟非法移民的報導曾獲「歐洲議會新聞獎」,而他報導土耳其「榮譽殺人」現象的《安納托利亞的刺客》則榮獲波蘭最重要的文學獎「尼刻獎」提名。
沙博爾夫斯基長期關注威權轉型與人權議題。他描繪中東歐國家從共產鐵幕轉型到民主自由的名著《跳舞的熊》在全球激起廣泛迴響,並獲評論家譽為「宛如米蘭.昆德拉版本的《與狼共舞》」。
2021年,沙博爾夫斯基再以《獨裁者的廚師》探討自由與獨裁的課題。他用獨裁者身邊的廚師為視角,以飲食與餵養作喻,剖析獨裁者的為人與權力的誘惑。該書亦獲世界美食家圖書獎。他剖析俄羅斯政治與歷史的最新力作《克里姆林宮的餐桌》於202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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