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台灣搖滾中年的伊卡洛斯懺情錄：訪翁稷安《我的世紀末：九○年代混音帶》
六、七年級生，也就是出生於1970~1989年，多半從臺灣戒嚴尾聲跨過解嚴（1987年），在童年時期見證社會風氣開放與民主政治起飛。許多人也是末代聯考生，並在20世紀末的少年時期迎來網際網路普及、出社會時遭遇金融海嘯。這見證了許多激烈變化的一代，如今步入中年，發現自己兩腳跨在一道鴻溝的兩邊，而這道鴻溝該由誰來修補？《我的世紀末：九○年代混音帶》就是一本試圖在鴻溝上鋪設小橋的書。
➤消失的物件，以及它們帶走了什麼
「我覺得我們的處境很像浦澤直樹的《20世紀少年》，到了中年，發現小時候的東西被扭曲了，我們必須彌補空窗、想辦法把小時侯的標幟拿回來。」國立暨南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翁稷安所著《我的世紀末：九○年代混音帶》看似是一本「懷舊」之書，書中取12個事件或物件如「選舉、教改、電話、錄音帶、紅白機、錄影帶」等為題，記錄下自身的90年代經驗和社會事件，「這些時代的記憶、生活的點點滴滴，組成了臺灣民主的樣態。」
如果要記錄90年代，「我覺得沒有什麼事情比『做一卷混音帶』來得更90年代了。」翁稷安說。「混音帶」指的是將空白錄音帶放進卡式錄音機裡面，一首一首錄下從另一卷專輯卡帶、廣播，或是電視播放出來的音樂，以製作成自己喜歡的「選曲」卡帶。如同這本書，混音帶是一種集結事物的手工藝：「我相信每個走過90年代的人，都會有屬於自己的混音帶。」
書中的每個篇章都有一首對應的選曲，如豬頭皮〈我家是瘋人院〉、黑名單工作室〈民主阿草〉、吳俊霖〈少年吔，安啦！〉、陳昇〈細漢仔〉等。「如果現在我們還找得到當時錄下的混音帶，就算找得到播放工具，播出來音質也可能很差、聲音很微弱。」而那微弱或甚至已經放不出來的聲音，就如同現今對那個年代的稀薄記憶。「很多看似不重要的東西慢慢消失之後，重要的東西也會跟著消失。」
例如轉盤電話機，是當時翁稷安家最「先進」的對外連繫工具。早年一戶往往就只安裝一、兩具，並且共用一條電話線，一家人都需要用那具電話機聯絡事情，要是誰霸占電話導致家中號碼「占線」，還因為講太多廢話使當月的電話費飆高，可是非常沒品的行為。
「在8、90年代，那些瞞著父母談戀愛的少年少女，各自摸索出一套『電話祕笈』，手段各式各樣。最基本的招數，是彼此先約定好不會被父母發現、可以通話的『安全時段』。」書裡如此寫到。翁稷安也回憶 ：「三更半夜想跟暗戀對象熱線，首先要挑戰的是在客廳播電話，轉盤不能發出太大聲音，成功播通之後，要躲在家具下面講話。其實大人應該都知道，但就假裝不知道。」
當人人都有手機，跟著消失的是否還有些許家人間的小默契，還有為愛冒險的日常小刺激？網路時代來臨之後，跟著消失的是否還有孩子們百無聊賴的手作遊戲和放學後的探險？
「以前，因為能交流的機會難得，就會非常珍惜彼此的字字句句。」翁稷安說。「有時候打電話去找同學，對方的媽媽說同學不在，就乾脆和同學的媽媽聊一下，現在不太可能會有這樣的事了。」
➤我們對不起這個時代
寫下此書，並非要拿過去和現在比較高下。「為什麼會想寫這本書？因為我發現小時侯的記憶漸漸在扭曲……例如之前韓國一日戒嚴，網路上出現了一些對戒嚴的看法，我忽然意識到──這不是我經歷過的時代呀！」對戒嚴的看法和實際經歷過的事實大有不同，明明是沉重的事物變得缺乏反思甚至被娛樂化。作為歷史教學者，類似的事件促使翁稷安開始正視時代「斷裂」的現象，並非只是世代成長背景不同這樣簡單的事情，而是一個社會的歷史沒有串接、延續的徵兆。
「對我來說，歷史最重要的就是把不同時空的生活，傳達給彼此。但是現在，生活的連續性被切開了。雖然記憶會消失是一定的，但速度有點太快了。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斷裂是危險的，因為消失的不只是記憶，而是共同體。」
翁稷安舉例，228事件的始末如今被寫在課本裡，學生們都得鉅細彌遺的背誦。但當時在「228」仍帶有禁忌意味的時代，身為小學生的他對228的了解來自於李筱峰教授的《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即使不及現在學生對那段歷史的學識量，但「那種偷偷摸摸之下得到的片片段段，是有重量的。那樣的感覺對這個社會共同體而言是重要的。」
對某一事件的感受，是哀傷沉重還是戲謔好玩，並非師長、教科書諄諄提點就能塑造，而是來自人們在生活中所接觸到的訊息潛移默化使然。同一個事件卻在不同時間點的訊息傳遞上出現落差，就是翁稷安所擔憂的「共同生活記憶的斷裂。」但這項傳遞上的落差，會不會是因為：「我們這個世代在成長的過程中，談的都是和解、只想趕快拋開沉重，開開心心迎接新時代？」
他自問，是否因為六、七年級生急著擁抱自由社會，閉口不提過往，他們的下一代，便沒有承接到來自祖父母輩的真實生活感？翁稷安自省道：「是我們對不起這個時代。」他在書中形容，六、七年級生就像希臘神話裡代達羅斯的兒子伊卡洛斯，因為沉迷於飛翔的快感，轉身就忘了父親耳提面命那臨時打造的翅膀，其實一點都不堅固。
書中描述父親熱中政治，會偷偷帶著還是小學生的翁稷安去參加街頭活動，在選舉時與家人劍拔弩張地爭論，但他的心中卻只有膽怯。高高瘦瘦的翁稷安形容自己小時候是個「孤癖膽小的小胖子」，彷彿那怯懦與缺乏鬥志的形象正是六、七年級生的原罪。書裡寫道：「90年代的最後幾年裡……見識了政黨輪替……選賢與能……安定的現狀和美好的未來，同時都在不遠的彼方。然而，一旦我們只把選舉當作遊戲，而非建立價值與認同的重要過程，有天當有心人也學會如何操弄擺布遊戲的規則時，我們將只能乖乖大開城門，毫無招架之力。」
「我們這個世代，對臺灣的民主一點貢獻都沒有。」翁稷安轉述繪本作家玉米辰的話，而這是翁稷安想要動手寫下《我的世紀未：九○年代混音帶》的最大動機。
➤懷舊是檢視也是守護
「臺灣人很趨新，想跟時代競爭，怕落後，對過去的事不屑一顧。但東西是可以被保存的。」回憶並非只為懷舊或傳承，同時也是一種抽絲剝繭，檢視這一路上是否在哪個時刻可能選錯了岔路，或是走錯了捷徑。例如毒品，例如教改，一直以來在政策、制度上多有作為和討論，卻在30、40年後仍然問題重重。書裡沒有答案，只細數過往，將來時路描繪清楚，以盡可能提供線索。
「回頭檢視，我們可能在很多時侯做錯了決定，這個社會並不是我們想像的那樣在正常發展的方向上。還沒學會走，就想飛，摔下來之後才發現自己連路都走不了，這是我們自己該負的責任。」
針對現在吹起的80、90年代復古風潮，翁稷安認為如果以復古風為文創主題，應當目標明確，而非只是消費表面：「如果這種風潮是為了把過去的事情好好傳達給現代的孩子，」讓他們體會到關於形塑當前社會的更長的時間線，那復古風潮才有意義。「孩子不見得能理解轉盤電話是怎麼一回事，但他們一定理解背著爸媽和心愛的人連繫是怎麼一回事。書寫物件能帶出不具立場的體驗，而各自的體驗可以讓我們產生對話──我們的體驗有什麼異同，就能產生溝通和故事，而那些故事是這個土地才有的。」
歷史能讓人反思「有沒有什麼東西很好但我們忘記了，或是事情在哪裡開始歪掉了。」翁稷安說，「在進步的同時，要思考我們是不是有丟掉一些看似不進步，可是其實很進步的東西。比如說街頭抗議好像比選舉來得不進步，但走上街頭才是社會的力道，放棄的話就只是讓體制主掌一切……太在意形式上的進步，會讓我們忽略本質，本質是需要被守護的。」
➤擁有末來是最美好的事
「那年夏天我剛轉學到臺大，第一件事不是選課，而是跑去公館玫瑰唱片行毛遂自薦當工讀生。」書裡寫到。音樂、漫畫，是翁稷安從小到大都沒打算戒掉的癮。採訪團隊從咖啡廳走出來，在臺北西門町的唱片行裡，一邊斷斷續續地聊著，一邊穿過大量的韓團周邊，各自尋找學生時代的記憶。
「共同的經歷很重要，而擁有未來是最美好的事。」翁稷安說。
《我的世紀未：九○年代混音帶》是一本慎重記下的回憶集，是屬於六、七年級生的懺情書，還是寫給此時此刻的備忘錄？一路散步走到萬年大樓的我們，想起自己在90年代末、千禧年之初流連於此或天真或苦澀的時光，默默期許這塊土地的青春故事還能再說到下個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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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翁稷安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現為國立暨南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理論上應該是要努力在學院裡討生活的人，但多半時間都耗費在與本業無關的雜事，以及不務正業的事後懊悔之中。著有《革命家的生活寶物》。另經營Podcast節目《大衛鮑魚在火星》，努力尋求學院內外生活平衡的可能。 |
我的世紀末：九〇年代混音帶
現場》踏查山林，尋找歷史之外的洞穴：高俊宏《西納列克 Snaliq》新書座談 ft.黃瀚嶢
在這場新書座談裡，一個不斷重複出現的動詞是「找」。更準確來說，是要「找到這個點」，在宜蘭與桃園交界的深山裡，找到一個又一個人們曾經死亡的地方。
為了《西納列克Snaliq》這本併置小說和紀實寫作的作品，高俊宏在5年內．21次深入經常無路可走的山區，冰斧和徒手並用，親身爬過斷崖，以走向百餘年前的隘勇線，尋找原住民族人與日本軍警決戰的地方。「那條路真的是地獄，沒有人走了，只有山老鼠的布條，沒有人走，所以我必須要開路。」
「我要尋找的這個點呢」，他分享，「是你可以看到在日本的軍事地圖裡面，鞍部附近有架設一些山炮，日本佔領這個點以後就控制了卡奧灣群，這附近都是斷崖。」然而，1910年臨時搭建的隘勇線道路已經崩塌，所以高俊宏深入山區4次都未能找到文獻上提及的西納列克鞍部，只有一次找到「很接近那個點的、山的稜線」。他在該處搭建帳篷，就這麼獨自睡了一晚。
不過，他反而找到了芃芃山上，泰雅族人一度反攻、圍困日本警察的地點：「日本的員警部隊是在芃芃山上的第四高地被包圍，已經開始把大炮都丟掉了，後來日本動用臺灣守備隊上去支援，才得以解圍。」他解釋，日本的警察部隊即使動用山炮，卻仍一度敗北，逼使日方動用正規軍隊支援。「你看到他們把那個瓶瓶罐罐整個都吊在掩堡外面，用來警戒，表示情勢是很緊張的。」
除了找到瓶罐之外，高俊宏也找到這場戰爭在此處留下的、令人意想不到的其他遺跡——比如一群「很老很老的櫻花樹」，推測是日本人於強勢取勝之後所種下的」。「很恐怖」，高俊宏如此形容他看到這些樹時的心情。「爬到那邊的時候坐下來，看到地上有粉紅色的花瓣，我抬頭看，才看到那是一整片的櫻花樹，大概也就是那時在炮臺上的日本人所種的。」
下山之後，高俊宏完成了這本前後共計有7位主角的創作。
「大家都在墜崖」，而這是有意義的互相投影
這7名角色的「命運是有種互相投影」。這場發表會的與談人、著有《沒口之河》一書的黃瀚嶢這樣解讀。
在這樣的山林裡，曾有這些不同的角色：比如彼時入山戰死的日本士兵，又比如部落裡當前的一位耆老，或者一位當代的森林研究者W。黃瀚嶢對在場聽眾解釋，耆老這樣的角色「可能承載著部落觀點的記憶，是可以跟祖靈溝通的」。
至於森林學家，黃瀚嶢則特別注意到這個角色並無姓名，只有英文字母代號。他好奇這樣的命名方式是否帶有某種象徵意涵：「他們是以一個西方知識系統進來，想要理性地管理山裡面的一切……各種東西就變成一個代號，我覺得多少有符合他們的身分。」不過他也強調，書中的W其實是反對科學管理的立場，與另一位C形成了對照。
而這些角色的命運，就在此處交疊。套用黃瀚嶢的說法，就是故事線經常「互相映射」，互相有所對應，讀起來很迂迴。高俊宏就半開玩笑地提到：「大家都在墜崖，不知道為什麼。」
當然，作者本人是知道為什麼的，或者說，這些墜崖對他而言都是有意義的。
比如漆崎。大日本帝國的步兵大尉，率領部隊擔任攻佔台灣山林的先鋒部隊。書中，他這樣交代屬下：「這是最後一座山了，越過這座山，我們將功成身退。」但就在西納列克這最後一座山，帝國的大尉中了巨樹部落泰雅族人的埋伏，墜入了烏鴉溪谷。
在高俊宏的安排裡，漆崎偏偏是羽田的好友，而羽田的原型則是確有其人的藤村操——他是明治時期的菁英中學生，1903年在華嚴瀑布跳崖自殺，當時引起多名青年效法。最終，漆崎和羽田都分別死於臺灣與日本的河谷。
高俊宏也曾親自走訪藤村操自殺的華嚴瀑布。他和聽眾分享：「我去年帶學生去東京藝術大學訪問，抽空就去華嚴瀑布，去找藤村操跳下的地方。但現在都進不去了，日本人都把它隔離起來了。」
「藤村操跳下去之前曾經在樹上刻了一段話，那段話我有在書裡面收錄，其實是非常存在主義。在19世紀、20世紀初，整個日本在朝向工業化的帝國思想裡面，其實很難容忍存在主義這種『虛無』的思考。」後續，在漆崎投入日俄戰爭、接著攻進泰雅族部落的大日本帝國的年代裡，竟有一位青年早就在思索「最大的悲觀竟等於最大的樂觀」、「大家都生活在希望之中，這才是真正令人絕望的地方」，對於周遭的人來說，這是太過個人中心、也太過缺乏進步動力了。
「可是這很重要，因為它是某種『風景』，而不是『憂國』。在當時明治時期的日本，好像所有人都在擔慮這個國家，但是沒有人看到『風景』。」高俊宏以此總結漆崎與羽田兩位兒時玩伴之間的對比——而到了最後，在相反世界中的兩人竟也都死於山崖之下。
親身入山歷經瀕死狀態，不可能再做理所當然的旁觀者
高俊宏自陳，他在創作時經常思考的也是死亡。「確實，我覺得那個起心動念、在思考要用什麼角色來寫的時候，我是想『如果我迷路了、回不來了，我會想要寫什麼？』」
這不是誇張的想像。書中沒寫到的是，他真的遭遇了瀕死的經驗。那時，高俊宏第一次上山尋找鞍部、尋找日本軍隊曾建起山炮掩堡的西納列克鞍部。為了減輕重量，他依循登山者攻頂前常用的方法，在途中將一些較重的裝備放進黑色垃圾袋裡，放在路邊、等到回程再取回。「我最致命的，就是把充電電池也放在那個黑色垃圾袋裡」，他回憶。下山途中，他驚覺自己偏離了原路，「偏離大概100多公尺。在山上100多公尺是很長的，甚至可能會翻過兩個稜線，最後我發現我的手機電量只剩下3%。」
「哇，那時候我真的就開始在想『欸我的遺書是要寫什麼』的這個問題」，高俊宏回憶當時的驚惶。迷路而又失去電力之後，體力也告枯竭，「下山的時候已經到了那種狀態，走十步就一定要停下來、走不下去。」也有些威脅來自於地貌，「我要經過一棵倒下來的扁柏，爬上去後，下來時我的背包卡到樹，所以頭上腳下往下滑。」最後，有賴「腳勾到一棵樹」，才終於終止了可能的危機。
對此，與談人黃瀚嶢則認為，這樣親身犯險的寫作準備，也導向了徹底不同的寫作邏輯。他提到，傳統上所謂山林書寫，有種「科普」的常規：「我查了所有的資料，我現在就依據我所見的風景，一個一個說給你聽，好像我是可以理所當然當一個旁觀者。」自然生態的書寫如此，文史踏查的書寫亦然。
這其實也比較接近黃瀚嶢自己的寫作體驗：「我很少有機會經驗到那種荒野的感覺，因為我畢竟都是在既有的現代化基礎設施下，再稍微岔個路去看一下，就可以回返了，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當然這樣的狀態之下就可以去建立一些知識系統，或者我可以去對照腦中的一些文本，慢慢去品味，甚至提出一種美學。」
但有賴最後成功用腳勾到一棵樹才能活著下山的寫作者，和山林、和自身創作的關聯就不會是這麼一回事。「可是剛剛大家看到老師的這種踏查，你在那種過程下沒有任何旁觀的可能，你的身體必須要隨時因應可能突如其來的死亡」，黃瀚嶢說。
的確，在書中高俊宏也這樣逼問自己：「如果不是為了趨近於死者，透過死亡去理解某種廣義的生命，那麼，對我而言，入山的意義在哪裡？寫作的意義又何在？」
去趨近死者，去祭祀亡魂，所以才必須入山寫作——在高俊宏的創作裡，他不是慢慢建立知識體系的旁觀者。為了「透過死亡去理解某種廣義的生命」，他必須親身到山林裡頭開路，去尋找曾經有人死去的、那一個又一個的點。●
作者：高俊宏
出版：春山出版
定價：45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高俊宏
當代藝術創作、論述者。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副教授。1995年起舉辦過多次國內外個展、聯展，並於香港、英國、法國等地駐村。著有《Bubble Love》、《家計畫》、《公路計畫》、2016年非文學類暨年度最佳圖書獎「群島藝術三面鏡」系列（《諸眾：東亞藝術佔領行動》、《小說：臺籍日本兵張正光與我》、《陀螺：創作與讓生》）等書。高俊宏這幾年的藝術實踐，從東亞藝術行動者的考察、《廢墟影像晶體計畫》、關於近代臺灣山林的《橫斷記》，到與泰雅族大豹社事件有關的《拉流斗霸》，其作品關注議題圍繞著歷史、原民、書寫與生命政治。
閱讀通信 vol.364》星象顯示今年最亮眼的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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