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給許多不可解的創痛寫出一種方法:訪楊智傑《一頭蜈蚣髮絲的瘋女人》
如何透過行文與句讀建構風景,是屬於文學的魔力,楊智傑的首作《一頭蜈蚣髮絲的瘋女人》便是透過文字搬演傷者群像的散文見證。透過閱讀,書中那些傷痕加諸於讀者肉身,並非作為一種詛咒,而是讓讀者能與他在傷痛中相認。
採訪當天,我試圖想像受訪者會是怎樣的面容?以身試痛的作者是否與書名一樣,也有著一頭蜈蚣髮絲?雖然書封前摺口的作者介紹欄位,已經明示了一張端莊、俊俏的面容,但閱畢全書後,相信不只我一人會疑惑、猜想一位傷者在體面端莊之下有著怎樣的隱藏?
這絕非刻板印象與偏見,但凡浸潤在《一頭蜈蚣髮絲的瘋女人》所體現的修羅場當中,必然會明白經歷風暴之人,總在肉身上留下了些什麼,就像雨水打溼鞋襪、狂風吹亂頭髮那般。
楊智傑抵達,如同扉頁中的男子一樣白淨,舉止有度,談吐合宜。然而隨著訪問持續進行,會理解到風暴仍在作用,他更深處的內裡,有著些什麼無法如髮絲被吹風機、造型品吹整打理,持續盛放的渾沌。
行到深處方能見到斷壁殘垣。
➤活命的方法
外邊的人凝視病患,總好奇「你們是怎麼生活的?」然而對處於精神疾病當中的患者,著眼之處總是「我該如何活著?」
同樣關乎生活,前者試圖理解生活的方式,後者則是想要找到生活的方法。所謂「生活的方法」,並非在多種可能之中選擇其中一種過活,是從一切的空虛與無意義之中試圖撈起些什麼,使自己不致消散。
楊智傑追索起自己與精神疾病的生命史,血肉之中的遺傳隱而未顯,總感覺成年前的憂鬱只是一種「傾向」,直到18歲發生的Metoo事件,原本的傾向悉數崩塌,從個性轉變成需要醫治的病症。事件過後的他與常態的生活起居完全背離,每天的開始是晚上7、8點,接著在9點過後起身,吃一天的「第一餐」,白日來臨後再度睡去,週而復始,不見活路。這樣的狀態持續一段時間後,才被友人建議可以嘗試看診與諮商。
直到傷害發生後的許久,才意識到傷害如何在一個本就危脆的心靈上造成影響,並需要透過藥物與治療技術介入。
對他來說,文學是一種活命的方式嗎?
楊智傑說這個問題他想了很久,並從一個佛家故事開始說起:他說佛教將世界分做三界六道,三界是輪迴的空間,而六道則是輪迴的形式,六道的其中三道,天道之人因為所處環境過於舒適,已不適合修行;地獄道的眾生又已過分痛苦,遭受至深磨難故無暇修行;只有人間道的人應當去修行,得要實踐,付諸行動。
就像創傷必然是他啟動書寫的緣由之一,但當患者處在病症的至暗時刻,唯一能把握的是讓自己活下去的信念。比起書寫、繪畫,先吃得下、睡得著是更加重要的事情。
我不真的那麼理解這則佛教故事,但能夠明白他在故事背後訴諸的道理。貼近深淵的時刻,比起提筆書寫,確實更該保全好自身。
➤搏鬥的方法
如果世界是野獸的,楊智傑掌握了許多對抗野獸的方法。透過創作,得以與獸交戰。
最早開始意識到自己在「創作」,是高中階段接觸到攝影。後來他也嘗試行為藝術,再來才是文學,以及同樣收錄於書中的,那些駭人的繪畫。
談回文學,楊智傑一開始接觸到的其實是新詩,喜歡楊澤、喜歡同名同姓的詩人前輩楊智傑。後來旁聽東海大學中文系的課程,在周芬伶與言叔夏的課堂開始嘗試以散文作為主要的創作形式。這似乎也解釋了為何他的散文總有著許多精巧的句子,譬喻溢出邏輯,在美學上大方成立的殊異語感。
楊智傑的散文像是一場場死鬥與拚搏,與原生家庭的創傷,與製造傷害的噩夢主,甚至是與自己苦戰。他向我們聊起在散文課收到的作業回饋,那是他第一次嘗試散文創作,以母親為題完成了一篇作品。老師給予的建議無關敘事技術、無關行文手法,而是以一種更抽象的方式,談論了散文寫作的寫作者,該如何掌握敘事的主權,而不致被當中的事件與經驗吞沒。
老師的建議非常抽象,當時的楊智傑面對那樣的回饋也一頭霧水。如今回頭看,老師果然足夠敏銳。作為寫作者,如何與寫作對象交戰而不致落敗,確實在往後成為楊智傑的恆常命題。
楊智傑的寫作方法與創傷的本質,既牴觸又貼合。面對同樣的創傷現場、破碎經驗,他習慣一寫再寫,直到作品成為他期待的狀態。就好像傷口平時要阻絕外物避免感染,但有的時候又需要以大量的生理食鹽水沖洗,拿著無菌棉棒攪和那一團血肉模糊。
面對那些龐大的,會將寫作,甚至是他的生命吃掉的巨獸,他總一戰再戰,寫壞了就讀檔重來。直到找到對抗巨獸的方式,或是透過經驗累積使得巨獸不再龐大。
總會有方法的,肉身無法抵禦的,文字或可成為一種替身。雖然同樣具備痛楚,但如果總要處在不斷受傷的世界,有文字的陪伴似乎便多把握了些什麼。

➤正視傷害在場的方法
傷害的成立,包含人事時地物的組構。儘管散文寫作以恪守經驗出於自身為鐵律,然而與創作者共享經驗的他者,仍然會受到書寫的牽引。尤其書寫創傷時,必得要呈現傷害的流向——從何而來的攻擊?力道如何顯現於自己的肉身?肉身又如何以反作用之姿去碰撞疼痛?書寫過程所及之處,都成為人證、物證。
《一頭蜈蚣髮絲的瘋女人》大量書寫家庭經驗、創傷故事。在文字之下,事物塵埃落定。十分好奇楊智傑如何看待這些被不斷提起的家庭故事,以及家庭中人?他坦承,內心深知被書寫波及之人的形象,將隨著他的寫作被定義,這也成為他行文前的斟酌之處。
比起是否會傷害到自己,楊智傑更關切他人是否會被代言。他坦言,書中不斷提及的母親,不會接受被那樣定義與描述,但同時,他也相信母親不可能看到這一切:這個「看到」,也包括不可能有人會去尋見他的母親,並告訴她有這樣一本書存在。
不會被看見的證詞是否生效?這個問題似乎無法有答案。
不同於書寫是為了療癒的尋常路徑,楊智傑有自己的文學路徑——如果帶著療癒作為目的而創作,也許最終只會感到被背叛。寫字固然能夠療疾,但寫作本身同樣會召喚許多鬼影幢幢的幻象出現,反覆書寫夢魘,也許夢魘會成真,反噬作者。
楊智傑的書寫召喚了許多帶著傷痛之人出現。受傷的人會互相吸引,不是鮮血引來野獸那般地吸引,但傷痛確實會召喚傷痛,成為彼此的在場者。這樣的狀態也可以回到書中首篇創作〈來,親愛的,讓我們手牽手一起下地獄〉(以下簡稱〈地獄〉)。
〈地獄〉無疑是整本書中最為疼痛的篇章——並非是在比較單一事件導致的傷害大小,〈地獄〉的殘忍在於其形式:鋪張情緒與敘事的同時,插入了生冷與毫無生命力的「報告文字」。這樣的書寫方式,等於再次讓自我的情感與那樣的禁抑較量。
這篇文章反覆寫作了多次,目前收在書裡的是楊智傑現階段的呈現。他仍未覺得自己戰勝了什麼,但至少與這樣的聲音共處,對此刻的他不那麼有害。
採訪的最後,我向他提及了一個讀者不斷討論的問題。在整個Metoo運動中,楊智傑的發聲只是其中之一,但談論到性創傷與倖存這回事的寫作,《一頭蜈蚣髮絲的瘋女人》無可避免地總被與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相比較。雖然散文與小說文類有別,處理命題的方式也完全不一樣,但也許因為某個創口切面相似,使得兩本書不斷被放在同一個系譜上討論。
楊智傑說,他其實從未完整讀過《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基於閱讀上的困難,與過度共感。在撰寫新書簡介時,出版社確實與他討論過是否要加上這個標籤?他當時決定不要,他希望自己的傷痛能透過自身的寫作成立,也相信自己的書寫足以為自己發聲,如同林奕含當初跳脫了種種桎梏與框架,讓房思琪的聲音能夠被聽見。
創傷讓許多事有了結論,誰受傷?誰讓人受傷?然而書寫偏偏就不是這樣的一件事。透過書寫並非去定義誰輸、誰贏?誰被害、誰加害?而是讓被割裂開的傷口有東西能夠流出來。漫漶而出血淋淋的,既可以是證言,也可以是一個人不甘心被傷害奪走一切詮釋權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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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楊智傑 1996年夏至前生,現就讀東海美術研究所。獲鍾肇政文學獎首獎等,作品散見《自由時報》、《中國時報》副刊。選入《九歌112年散文選》、獲文化部青創獎勵。近年畫作參展於美術館、大學藝術中心與藝廊。養了一隻叫負離子的貓。 |

一頭蜈蚣髮絲的瘋女人











2026臺北文學・閱影展》德瑞克.賈曼(Derek Jarman):將生命活成一場聖戰的同志平權鬥士
英國導演德瑞克・賈曼(Derek Jarman),在短短52年的生命中留下了11部長片。他的作品不僅是藝術創作,更是政治宣言。他在每一部作品裡勇猛地挑戰陳舊迂腐的觀念與政策,為同志創造得以自由呼吸相愛的時空。
在因愛滋併發症而辭世之前,他將自己的生命活成一場聖戰。如今回顧賈曼的作品,不僅同時回顧了創意勃發的1980年代,更是在向一位以自己生命改寫同志平權史的鬥士致敬。
許多當代同志文化中的重要元素和表達形式,從扮裝皇后到同志色情電影中的想像空間,賈曼當年都是參與開山闢土無役不與的祖師爺。
1970年代,賈曼和一群藝術家一同住在倫敦塔橋旁的巴特勒碼頭,其中一位藝術家安德魯.羅根(Andrew Logan)當時創辦了「另類世界小姐選美」(Alternative Miss World),歡迎不同性別、性向的參賽者,以不拘形式的創意方式展現自我,可說是「魯保羅變裝皇后秀」的始祖。
賈曼曾在1975年以一身銀色的「可麗餅小姐」造型奪得第三屆后冠,而如此狂野不羈的才華洋溢,其實僅是賈曼的初試啼聲。
賈曼年輕時原是畫家和劇場舞台設計,挾著對歷史、宗教和美術的紮實知識根基,1976年在首部長片《塞巴斯提安》中以同志情慾觀點重新想像古裝世界,以3萬英鎊拍攝的低成本製作驚豔(嚇)影壇,馬上讓全世界知道什麼是「同志凝視gay gaze」:片中一場戲花了2分多鐘,只讓觀眾慢慢欣賞一名全裸男子淋浴。
該片在盧卡諾影展首映時,許多觀眾憤怒不解地離席,那是一個同性戀仍被視為離經叛道的年代,而賈曼從第一部片一出道就是霸氣外露的出櫃同志,在一個異性戀男性主導的電影圈,試圖爭取發出自己最真實的聲音。
賈曼曾對所謂的主流電影笑斥「一個人的主流可能是另一個人的水溝」。低成本的製作方式,讓他不需自我審查配合資方。創作思考極為快速的他最愛的拍片方式,就是不需等待資金和人員配合,馬上找到方法想做就做。
他坦承自己不大會指導演員也不特別愛寫劇本,電影在他腦海裡全是以影像思考呈現,最愛的拍攝方式是帶著Super 8攝影機與一小群熟悉的搭檔集體創作,隨時將攝影機交給彼此來互拍。對他來說,這是比獨自繪畫更令人享受的過程,是他之所以熱愛拍電影的原因。
在MTV剛成為流行音樂重要傳播形式的1980年代初期,他為瑪莉安.菲斯佛(Marianne Faithfull)的《Broken English》專輯(1979)和史密斯樂團(The Smith)的《The Queen Is Dead》專輯(1986),分別打造了串聯三首歌曲的迷你電影,更膾炙人口的作品則是寵物店男孩(Pet Shop Boys)的暢銷單曲〈It’s A Sin〉和〈Rent〉(1987)。
拍攝音樂錄影帶不僅讓缺乏拍片資源的他,得以實驗各種器材與技巧,更藉此賺錢累積拍片資金,資金需求較大的《浮世繪》(1986)便是靠著如此方法籌備多年才終於開拍。
長期與賈曼合作的演員蒂妲.史雲頓(Tilda Swinton)說,賈曼是她見過最有決斷力且反應最靈活的人。在拍攝《浮世繪》時因現場有施工聲音,即使買酒賄賂工人依然無法避免,賈曼後來決定乾脆到義大利錄下各種當代城市聲音作為音效,為古裝片打造出穿越古今的電影聲音,反而更添以古喻今的魔幻效果。
賈曼擁有過人的識人功力,能夠在各部門尚未發光的璞玉中看見潛力,光是《浮世繪》就發掘了3位後來獨當一面的影人,演員史雲頓、服裝設計珊蒂.鮑爾(Sandy Powell)、配樂賽門.費許.透納(Simon Fisher Turner),都在這部片交出個人首部劇情長片,並與賈曼持續合作一直到他離世。
一般電影劇組的運作模式,無法趕上賈曼快速跳躍的創作思維,更讓他練就隨興游擊的拍攝方式。在拍攝《天使的對話》(1985)時,賈曼和製片詹姆斯麥凱只拿著Super 8攝影機,帶著演員就直闖一處英國古宅拍攝,因為沒有錢租借場地,他們和其他旅客一同排隊入內參觀。
賈曼篤定所有人一定都會先進宅邸參觀,不會先去花園,因此他們反其道而行先到花園拍攝,等大家都走出宅邸轉到花園,剛好換他們轉戰室內拍攝。然而如此隨時機動調整的游擊功力,不僅來自他作為藝術家的敏捷思緒,更來自於他自年輕時就參與街頭運動的實戰經驗。
賈曼從1970年代開始就陸續參與Gay Liberation Front、OutRage!、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 (ACT UP) 等英國同志團體,曾因參與街頭運動抗議反同法律而被捕,也曾致力於將倫敦的老康普頓街Old Compton Street更名為酷兒街Queer Street。
當時同志運動正經歷路線之爭,相較於「Gay」的稱呼傾向於呈現出陽光健康並渴望接受主流吸納的乖乖牌面貌,「Queer」則以更加激進多元反體制的姿態,將這個原本意為怪異的字彙,從主流社會手中重新奪回詞語定義權。賈曼因毫不與主流妥協的鮮明路線,成為Queer形象最鮮明的代表人物。
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同志運動在英美兩地剛開始風起雲湧時,賈曼見證了性意識的改變和體制的革命,可以如何從數千年的宗教和傳統壓迫下解放人心,讓年輕的同志不用再像過去世代一樣活在歧視和陰影中。
賈曼他一直自認是個樂觀主義者,相信只有直接的行動才能改變世界。在1986年底賈曼發現自己HIV帶原之後,他更成為英國史上第一個公開承認HIV帶原身分的公眾人物,以自己已廣為人知的藝術家身分,為極度遭到汙名歧視的HIV重新換上一張人性的面貌。
在1980年代初期愛滋病剛開始為世人所知時,英國的柴契爾政府和美國的雷根政府,同樣都因保守錯誤的愛滋政策而飽受抨擊。當時男同志在政府錯誤的政策與媒體渲染之下成為極度被妖魔化的祭品,卻無助於愛滋正確知識的傳播,不僅無法阻擋病毒散播更造成社會恐慌。
1988年世界政要齊聚倫敦舉行愛滋高峰會時,英國人權團體也在場外同時舉行愛滋與人權論壇,提醒政府正視愛滋政策中遭到忽略的人權議題,賈曼更以帶原者身分登台演說,呼籲各國政府將愛滋政策從歧視帶原者轉為教育、支持與治療。
熱愛英國傳統文化瑰寶的賈曼,對於當代英國政府讓英國陷入停滯,一直以「戰神」之姿不平而鳴。對英國的愛有多深,幻滅與憤怒就有多深。1988年柴契爾政府通過第28條款(Section 28),禁止在校園中「提倡」同性戀並禁止出版相關書籍,且不得將同性戀宣傳為一種假想的家庭關係。
賈曼在他生命的最後數年,不論在創作中或實際行動中,皆積極投入與這項反人權的條款進行抗爭。該年的《英倫末路》便是他最憤怒也最即興的作品,全片沒有劇本,只有幾頁簡單的草圖,同樣帶著Super 8攝影機上街隨興拍攝,卻在每一個鏡頭中都傳遞濃烈情感,堪稱是賈曼生涯中最「賈曼」的作品。
史雲頓去年在一項紀念賈曼的活動中說,她在9年內和賈曼合作了她演藝生涯的前7部片,賈曼一直是影響她最深的合作夥伴和靈魂好友:「1994年賈曼過世那年我才33歲,但我已經參加了43場葬禮。我那已經見證過兩次世界大戰的祖母跟我說,『這是你們這一代的戰爭』。」然而她認為太多像賈曼這樣的美好靈魂因愛滋而受苦死亡,卻沒有被好好記得,如今許多年輕世代甚至已經不清楚那個年代曾經發生過這些事。她希望在一次一次的放映活動中讓世人記得賈曼,也記得如今享受的生活是前人如何流血奮鬥才得以留下。
賈曼在過世前受訪時回顧他的作品,曾說「你可以去看一部看過就忘的好萊塢爽片,也可以看我這種多年後可以重新再看的電影,我希望我的電影是屬於這種慢熱型的電影。」2026「臺北文學.閱影展」推出賈曼10部作品回顧,不僅讓觀眾得以重新領會那個年代的電影創作可以如何狂放不羈,在世界許多地區都因保守政策而在人權議題上走回頭路時,更是提醒當代仍在持續關注平權的後代: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2026臺北文學 · 閱影展 影展資訊】
放映時間:2026.5.22-6.04
售票時間:2026.5.8(五)中午12:00開始售票,OPENTIX網路/服務據點同步啟售
放映地點:光點台北電影院 、光點華山電影院
官方網站:https://literature.festival.taipei/film-festival.html
閱讀通信 vol.384》彰化的幽靈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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