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n Johnson，記者、作家、學者，漢名張彥，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漢學碩士畢業。曾任《華爾街日報》駐中國記者、《華爾街日報》德國分社社長、《紐約時報》與《紐約書評》撰稿人。於《太陽報》擔任特派員期間，見證柏林圍牆被推倒。長居中國時，報導總體經濟、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事件，2001年因法輪功學員事件報導而獲「普立茲獎」，也曾獲得哈佛尼曼獎學金。

張彥著有3本代表性的作品，包括《野草：底層中國的緩慢革命》（Pantheon, 2004）、《中國的靈魂：後毛澤東時代的宗教復興》（Pantheon, 2017）、《星火》（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皆從民間的視角、個人的故事與行動，記錄中國，也協助全球讀者理解中國。

然而，在新聞報導、書籍出版之外，他最新的頭銜是「中國民間檔案館」創始人。張彥在《星火》出版之後，成立非營利組織，以線上資料庫運作方式，持續收錄中文民間雜誌、書籍和地下電影。這項行動，來自《星火》的書寫與田野過程。

《星火》記錄了中國境內在體制夾縫中保存記憶、對抗刪改的「民間歷史學家」們的故事，他們有的編雜誌、有人自費印刷、有人在地方蒐集口述與檔案，把被官方敘事排除的事件、人物與地方經驗，重新放回可被追索的公共領域。書名所指的「星火」，既是具體文本與行動網絡，也是一種方法論：用微小、分散、持續的記錄，抵抗宏大敘事對歷史的壟斷。

張彥在長年田野式採訪與檔案整理之後，寫出這些人如何在監控、審查與壓力中運作，並呈現他們的倫理困境：要留下多少、怎麼留下、為誰留下，以及留下之後可能付出的代價。

寫完之後的張彥為什麼展開行動？這最新的頭銜，與20、30年前踏上記者旅程的他，有什麼同與不同？以下摘錄自他在「真的故事節」的現場演說，聽他自述持續追求記者工作意義的旅程。

➤追求意義的第一步，離開記者職

今天我想講我個人的一些故事，主要分三個部分：第一，我為什麼離開記者行業；第二，分享一些我寫《星火》的方法；第三，談我在寫《星火》之後做了哪些工作。

先講第一個：追求「意義」。我在2010年左右離開了記者行業。這不是說記者工作沒有意義；尤其在現在的社會，我們更需要可靠的新聞，也需要好的記者。但當時我已經當了20年記者，我覺得對我來說「夠了」。很多人覺得當記者很有意思，因為每天都有新的新聞、每天寫的都不一樣，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很多新聞其實結構相近，只是「換一批人、換一個事件」。我覺得我不能再走這條路，所以我辭職，之後成為自由撰稿人。

我回到中國，因為我想寫一本文學與宗教（更精確地說：中國當代宗教生活）的書。這本書後來在2017年出版，書名是《中國的靈魂：後毛澤東時代的宗教復興》（The Souls of China: The Return of Religion After Mao）。離開《華爾街日報》之後，我主要以自由撰稿身分替《紐約書評》寫文章，一方面研究、採訪中國當代宗教生活，另一方面，我也開始採訪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

為什麼會做公共知識分子採訪？因為我當時在《紐約書評》的圈子裡工作，當時的主編Robert Silvers問我能不能採訪一些公共知識分子。其實我在1990年代在中國當記者時，曾覺得這些人「沒什麼意思」：六四之後，很多人（包括很多中國人）認為直接參與政治沒有用；90 年代也有不少人相信現代化理論，覺得中國會先經濟發展、民間社會擴張，政治制度也會慢慢改變——我當時也相信這個。

所以即便我在90年代有機會採訪像劉曉波這樣的人，我也覺得「採訪他有什麼意思？」無非就是發起新的請願（petition），而且看起來也不會改變什麼。即使如此，我還是做了這些採訪，因為也沒把握不訪他們會不會是個錯誤。

Robert Silvers則是一直鼓勵我去做，去看看他們有沒有新的想法與新的語言。Silvers對中國思想界一直很有興趣，也長期關注（並刊登）林培瑞（Perry Link）等人的文章。林培瑞也翻譯了 《零八憲章》（Charter 08）相關文本。於是我從2010年到2020年間，陸續採訪了30多位公共知識分子／行動者／影像與寫作實踐者，這些採訪現在都還在網站上。

➤用慢新聞找真問題、真的理解

同一段時間，我也開始研究《星火》。我追蹤與採訪的脈絡大概從2014年開始，持續了約6年。這段工作裡，我的妻子沈綺穎給了我很大幫助——我們一起採訪許多人，許多照片都是她拍的。她當時既是攝影師，也以藝術家的身分工作。我們也一起去過例如湖南道縣這樣在文革期間發生大屠殺的地方，做相關田野與訪談。

我之所以離開新聞，還有一個原因是：這種長期、反覆回訪與深入理解的工作，和新聞業的節奏衝突。新聞追求速度：明天、下週一發生什麼事，你今天就要快快寫出來。但如果你真的要了解一個人的想法與生活，你必須採訪他好幾次，甚至要「跟著他」。對記者來說，一個小時的採訪已經很長，可是要理解一個人的世界，一小時遠遠不夠，這也不可能「快快」完成。

因此我開始刻意放下某些記者的壞習慣，其中一個是multitasking（多工）。現在很多人一邊聽你說話，一邊滑手機、回訊息，注意力被切割。而記者這種工作又更容易被編輯隨時追著要東西。以前沒有手機，編輯可能一天只能打一次電話。現在每一分鐘都可能丟訊息來，你會有很大壓力，結果更難集中思考。對長期寫作來說，multitasking是最大問題，因為它會讓你沒辦法把想法沉下去。

我很喜歡的一個例子是法國導演Claude Lanzmann的紀錄片——他會讓對話「一直演下去」。當然，採訪時也會遇到受訪者胡說八道，你可能會覺得「花這麼多時間是不是浪費？」但我仍相信：你必須願意花時間，才能得到真正有意義的理解，即使你之後也可能忘掉部分細節。

再來談「方法」。發即時性的新聞不一定需要把材料組織得非常好，因為一篇稿子可能就是今天寫、明天發，一週內結束。但做長期、好多年的工作——尤其是非虛構書寫——你必須把材料組織好。我認為「組織」是成功的關鍵。這甚至可能是我的毛病，我看到有些人腦子很清楚，但電腦裡的資料夾亂到不行，我會懷疑他們後期怎麼回頭找資料。

我的做法是把硬碟資料夾分類得非常細：例如Sparks（《星火》）相關資料、人物資料、北京／其他地名、歷史（古典、藝術、文革、愛國教育）等等。有人笑說像強迫症，但我覺得不是強迫症，只是把資料整理清楚，讓你未來能好好的利用這些資料、能寫作。

我後來還做了另一件事：自己做一個網站——「民間檔案館」。原因是我常被問：「這些書、這些電影、這些材料要去哪裡找？」網路上很多網站背景不清楚。YouTube 更糟，商業機制與廣告會干擾，也不利於把材料系統化、可檢索地組織起來，所以我乾脆自己做一個平台。但我也問自己：這會不會讓我從記者變成參與者、甚至變成「激進分子」？記者常自我想像是「中立」（neutral）的，覺得自己只是報導、沒有立場。

➤行動，是對受訪者的回報

我的回答是：我可以告訴讀者「我的立場是什麼」。非虛構寫作常使用第一人稱（first person），第一人稱是一種工具：你把你的position說清楚——你從什麼角度看、你有哪些偏見、你做了什麼、你沒做什麼。這對讀者是公平的，因為讀者知道你站在哪裡，就能自行判斷你寫的是否可信。

民間檔案館的原則是三個：中立、開放、公共性。中立的意思是：我們收錄的內容不代表我們都支持、或都覺得好，但它們重要，就像圖書館必須同時收藏《紅樓夢》與魯迅作品，你不一定喜歡，但都該在架上。

開放的意思是：我們支持多元。公共性的意思是：我們不收費、沒有廣告、不需要註冊，就像公共圖書館一樣提供材料。

這個網站大概在兩年前上線，從一最初的版本就有「Statement of Purpose（宗旨聲明）」，我們很重視這個頁面。每篇文章也提供英文與中文對照。最近又做了第三版，網站功能支援對所有書籍和文章進行全文檢索，在檢索結果中可以直接查看、搜尋字詞的上下文。例如輸入「天津」這個關鍵字，你可以看到它在不同書籍、期刊、材料中出現的位置與脈絡。

有些材料你可能覺得「無聊」，但對另一個地方的人可能很有用。到目前為止，網站收錄了幾百個項目，包括書、雜誌與紀錄片，也寫了 200 多位創作者的故事，這是其他平台比較少做的。另外我們也有免費電子報（newsletter），每週寄送一次。

我仍在寫「關於中國」，但形式有所改變。過去，有時你會覺得自己一直在講別人的故事，像是在「使用」受訪者而沒有回報（payback）。所以民間檔案館對我而言，也一種payback：把資料整理出來、讓更多人能找到、能使用，回到那些曾經被我採訪、被我書寫的人與他們的社群。●

雅努什．柯札克（Janusz Korczak）在1878年（一說1879年）出生於波蘭華沙，是位醫生、作家、記者與社會活動家，且曾經是波蘭軍官。他也是個富有創造力的教育家和研究兒童心理發展的先鋒，為兒童權利與和平付出了畢生的精力，因此被譽為「波蘭兒童人權之父」。

1912年，他與史蒂芬妮．維琴斯卡（Stefania Wilczynska）共同為華沙的猶太兒童創立了「孤兒之家」，收留過數百名無家可歸的孩子，不僅給予完善的照顧，更採用創新的教學方法，鼓勵孩子們自信、自重和自愛，長成完整、獨特的大人。

「孤兒之家」經營了30年，直到1942年，柯札克和200名左右的猶太院童被納粹帶往特雷布林卡（Treblinka）滅絕營，在那裡全數慘遭殺害。 柯扎克一生中寫了24本書和1400餘篇文章，包括：《如何愛孩子》、《教育時刻》、《當我再次是個小孩》等。他也創作兒童讀物《麥提國王執政記》和《麥提國王在無人島》，透過孩子治理國家的夢幻綺想，隱喻公民社會的願景與失落。他的理念為後世帶來深刻影響，成為1989年聯合國制定《兒童權利公約》的依據。

同樣身為波蘭人的圖畫書藝術家齊米雷斯卡（Iwona Chmielewska），從有記憶的孩提時代起，就對二戰期間猶太人被囚禁集中營的大屠殺歷史極為關注，其中最觸動她的就是柯札克醫生和孤兒之家院童遭難的事。這個悲劇長年在她心中縈繞不去，最後她創作了《布魯卡的日記》，並改編《麥提國王執政記》為圖畫書《It’s Hard to be a King》（做個國王很難），除了致敬柯札克醫生，同時也向孩子和大人訴說那些重要卻常被遺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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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2019Openbook 最佳童書》布魯卡的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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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用藝術創作來召喚記憶的齊米雷斯卡，於1960年2月5日出生在波蘭中部的Pabianice，在這個煙霧瀰漫的工人階級小鎮長大。在她的印象中，從家裡的窗戶看出去，觸目所及都是高聳的工廠煙囪，但她也記得棉花田的甜美香氣。

她的童年很快樂，直到16歲，弟弟出生以前，她一直是父母親的獨生子，享受著他們滿滿的愛。她特別喜歡和父親共度的時光，年輕時的父親會花好幾個小時給她看地圖，也會和她玩編故事及猜謎遊戲。約莫4歲時，她就學會了閱讀，那些精彩睿智的波蘭60、70年代書籍，充滿了挑戰性的藝術插畫，飽含著特殊的張力感，讓她從小就不害怕童話故事中暴力的傳統元素。

稍長，齊米雷斯卡開始看《Miś》和《Świerszczyk》月刊，這兩份刊物都透過文學文本和插圖來探討社會問題，並教導孩子們愛國心。也許現今看來有些價值已不被認同，但齊米雷斯卡卻在那個時期，從閱讀中塑造了身分認同的價值觀，成為一個孤僻、矛盾、愛作夢的人，並且是個對社會不平等極為敏感的左派分子。

除了夢想，她也熱愛解數學方程式。數學的邏輯思考方式深深影響她，連帶著也使她喜歡非小說類書籍。資訊豐富且有優秀插圖的書，總是她閱讀的首選。她認為結合藝術與教育的非小說類書籍，是最具挑戰性的創作類型。也因此，2013年當她以《眼睛》獲得波隆那拉加茲非小說類獎時，她特別開心。

齊米雷斯卡在繪畫方面並未顯示出早慧的天分，在幼稚園裡她和其他的孩子一樣隨興塗鴉。高中時她計畫進入大學深造數學，但最後她選擇就讀托倫的尼古拉斯．哥白尼大學美術系，主修圖像技術。這段期間她並未學習任何有關插畫的課程，因為她的老師們鄙視在圖像中帶有旁白的痕跡。1984年她自版畫系畢業，之後居住並工作於托倫。

齊米雷斯卡的第一本書《I Like Cats》完全憑直覺創作，當時她並不了解圖畫書是什麼，只是抱著強烈的願望，無論失敗或貧窮，她都要向做書的方向前進。1990年代初期，她開始踏入書籍插畫之路，首先她為經典的《小公主》、《祕密花園》、《綠山牆的安妮》和《愛爾蘭童話》等青少年文學作品繪製插畫，接著又為著名的波蘭詩人詩選合集畫插圖。

即使這些故事和詩文是他人的文本，她仍然以細膩的輪廓、微妙的色彩，以非常安靜、緩慢且溫柔的方式，捕捉詩文的氛圍，創造出屬於自我的意象。但她也意識到，如果能創作出定義不明確，而且開放不同詮釋的圖像，這些插畫就能更獨立，讓每個讀者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然而直到21世紀初，齊米雷斯卡的作品並未得到讀者的關注，加上當時波蘭剛終結共產統治，童書的發展正陷入停滯期。沒想到2003年她首次前往波隆那書展，卻成為她藝術家生涯重要的轉折點。她在會場結識了她的伯樂：韓國藝術史學家兼文學經紀人李智媛（Jiwoon-Lee）。

李智媛曾經留學波蘭7年，在克拉科夫和波滋南學習插畫史，不僅能說流利的波蘭語，對插畫也有精深的了解。當時齊米雷斯卡並沒有在書展發表作品，只帶了一些手稿和計劃書。沒想到李智媛看過後，非常欣賞她新鮮且充滿哲思的理念，大力將她推薦給韓國的出版社，隔年就為她在韓國出版了三本書：《A Thought》、《On Wandering while Falling Asleep》和《藍色棍子／藍色箱子》（A Blue Stick/A Blue Box）。

不懂韓文的齊米雷斯卡，對韓國文化也不了解。雖然心中十分忐忑，仍開始了她驚人的冒險。她用波蘭文寫作，再由李智媛翻譯，並經由李智媛居間溝通與出版社討論。出版社給了她全然的信任，讓她放手盡情創作。沒想到在家鄉沒有機會嶄露頭角，卻在遙遠的異國獲得極大的認同和回響。

《On Wandering while Falling Asleep》原是為參加波蘭「書的藝術」徵稿活動而創發的構想。那次徵稿以「旅行」為主題，齊米雷斯卡的靈感來自她陪孩子玩的時候，經常手腳併用做遊戲，於是她為10隻腳趾頭都取了名字，展開自由的想像旅程，並在遊歷一番後安然入夢。從這本書開始，齊米雷斯卡已經表現出善用各種媒材來進行拼貼的創作特色。

《藍色棍子／藍色箱子》將比重相同的兩個故事，以正反兩封面的設計方式來展開。有的人認為這本書談的是創意思考，也有人覺得這個故事可以用來思索人和事物的多樣性。而藉由藍色棍子和藍色箱子的傳承，似乎又是個連結不同世代的故事。齊米雷斯卡在圖像中布置了許多物件，暗藏著她提供的線索，等待讀者去發現其中的象徵和隱喻。

齊米雷斯卡首次獲得國際的認可，歸功於《Thinking ABC》，這本為兒童學習英文字母而設計的書籍。她大膽的想像力，獲得2007年布拉提斯拉瓦國際插圖雙年獎（BIB）的金蘋果獎。這本書不只靜態的介紹字母，更從平面事物的描繪，跳躍到立體空間的呈現，既能帶領讀者認識字母、字詞，還能發現事物間的關係和有趣的故事，是一本從字母認識世界的微型百科。 繼字母書之後，齊米雷斯卡還創作了《Thinking Numbers》、《Thinking 123》等書。她希望這些書籍，能讓讀者透過仔細閱讀來理解世界，透過專注觀察來解釋世界，並經由深刻思考，來實現周遭的一切。

齊米雷斯卡的個性樸實無華，創作的風格亦如其人。她經常使用鉛筆和蠟筆，從舊筆記本和日記本中剪出片段，並使用廢舊布料和繡線增添拼貼的效果。她的畫作清晰，有時帶點天真，總是整齊且用心，她試著跟隨現實，但最終還是帶著詩意的氛圍走出來。

她在畫中留下了許多空白，用色淡雅清遠，最喜歡的顏色似乎是藍色，這也決定了她許多作品帶有靈性與憂鬱的色彩。她運用細微的圖案，有時幾乎淡出，特意引導讀者的注意力到微小的細節，而這些細節可能正是整個故事的視覺關鍵。她的畫作受到中世紀圖案和北歐繪畫藝術的啟發，也融合了19世紀版畫與德國Biedermeier美學的影響，有時也援引一些名作加入拼貼。

齊米雷斯卡的作品經常在探討人與人的關係，《兩個人》並不侷限於情人或夫妻，親子、手足和好朋友都有可能成為距離最近的兩個人。她用詩意的圖文譬喻人際關係，人與人距離的遠近該如何衡量？是看向同樣的風景，還是平行等待時間的流逝？她詮釋了世界上最近、同時也最遠的距離，提醒我們去思索被遺忘的關係和故事。

如同《兩個人》，熱愛二元結構概念的齊米雷斯卡在《Half Full or Half Empty》中，呈現相對的真實。大和小、美與醜、乾淨還是骯髒……她以簡約的提問，發出一連串令人尋思的哲學命題，耐人尋味的圖像更延伸了思想實驗的領域。她希望這本書能讓讀者轉換角度看世界，嘗試拋開自我固有的觀點，去理解和接納另一方的想法。

在韓國出版了許多自寫自畫的作品後，齊米雷斯卡也開始和韓國的作者合作。由郭泳權撰文的《心裡的房間》（Room in the Heart），靈感來自一張空桌子。齊米雷斯卡巧妙的運用天然的木材紋理，將之轉化為一幅幅充滿創意與美麗想像的圖畫。二位藝術家跨文化的對話，想要表達出：「在我們心裡留一個房間，保留空白而非填滿它，去分享而非占有，並透過分享而變得快樂。」

2011年齊米雷斯卡與另一位韓國作家金熙靜合作《心的房子》（A House of the Mind：Maum），為她贏得了首次波隆那拉加茲獎。評審盛讚齊米雷斯卡的藝術表現，認為這本書是一篇簡短優美的詩篇，和義大利形上畫派畫家鍾愛的寧靜相共鳴。其中運用16世紀錯視畫派的技法，更能帶我們一窺心中幽微的角落。

另外，齊米雷斯卡不迴避圖畫的中軸線，反而大膽善用，隨著翻動書頁，畫中平面的物件似乎動了起來。在故事的最後一頁，她加上燙銀設計，藉著鏡面的反光，映照出韓文「心」的讀音「Maum」，讀者在經歷心的探索歷程後，最終回歸本心，形式和內容完美的結合，完成了這本純淨又與眾不同的書。

在創作《心的房子》同時，齊米雷斯卡以她所居住的托倫為背景，創作了《時間的四個方向》。位於歐洲東部維斯瓦河畔的托倫，是一座擁有悠久且複雜歷史的古城，也是天文學家哥白尼的故鄉。齊米雷斯卡以每100年為刻度，圍繞著屹立在市政廳頂端的四面鐘，講述了城市4個方向的4個家庭，橫跨500年間傳承的故事。

莎士比亞在喜劇《皆大歡喜》中說：「這世界是一座舞台」。齊米雷斯卡將全書也設計成舞台的形式，無論是公侯將相還是市井庶民，500年的人生戲碼不斷重複上演，這城市的所有居民都是戲中的演員，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們一樣，擁有夢想、擔憂，和喜歡做的事情。

《時間的四個方向》是齊米雷斯卡做得最辛苦的一本書，她梳理龐大的資料，將時間的碎片用繁複的拼貼手法，巧妙的交織虛實，重構已然消失的空間。讀者閱讀時，如同拾起一片片拼圖，一邊尋找線索、一邊深入思考，漸漸步入歷史的舞台，穿梭於不同的時空，與過去、現在和未來所有的時間相會。

齊米雷斯卡這時在亞洲已頗有名氣，但她的作品在波蘭幾乎很少上市，直到花了8年心血創作的《布魯卡的日記》（Pamiętnik Blumki）2011年在波蘭出版，並獲得IBBY圖畫書獎，才受到讀者與評論家的喜愛。她細膩且憂鬱的風格，也由此開始在她自己的國家得到廣泛的認可。

2013年，齊米雷斯卡以《眼睛》二度獲得波隆那拉加茲獎，這本書講述關於觀看和透過感官探索世界的故事。她說：「有些人有眼睛，卻看不清事物的本質，有些人天生沒有眼睛這個禮物，或永遠遺失了……」

她在書頁間挖了兩個像眼睛的洞，每每翻頁都會發現生活中的驚喜，提示我們眼睛並非只能幫助我們看見事物，內在的眼睛更能穿透表象，看見事物深層的智慧，以及人們內心深處的情感。異常敏銳的齊米雷斯卡在每一件簡單的物品中尋找意義，將它變成故事引人入勝的開端。

常有人問齊米雷斯卡的靈感從何而來？她總是回答：「來自生活。」身為4個孩子的母親，她親自照顧他們、料理家務。某次熨燙衣服的時候，她一不留神，留下了熨斗燒焦的印痕。她將這個經驗轉化成《有麻煩了！》，後來又由此發展出一本遊戲書《又有麻煩了！》和《麻煩的裂縫》。想像力一次又一次解決了麻煩，創造了聯繫起外婆、母親和女兒三代記憶的溫馨故事。

齊米雷斯卡以身為女性創作者的視角，自然的關注身邊的母親、奶奶、外婆和女兒。2020年她以《Lullaby for Grandmother》獲得波隆那最佳童書新視野獎。這本書是她獻給奶奶的搖籃曲，描繪奶奶身為紡織女工的成長故事，也融入Pabianice這座小城的紡織史，同時表達了對奶奶和所有勞動女性的敬意。

「編織」在各種文化中，經常與女性緊密相連，齊米雷斯卡在書中重新組合實際的布料、刺繡和鈕扣，將舊物與舊照片為經絲和緯紗，揉合她溫柔而克制的筆觸，為平凡、弱勢的女性發聲。這是屬於圖畫書藝術家獨特的編織技藝。

2022年，齊米雷斯卡首次創作無字圖畫書《Fables》。在這本書中，15位不同身分、性別、年齡、膚色的普通人，譜寫了一曲無聲的合唱。這本書雖然沒有文字，卻蘊含著豐富的話語。她想透過簡單的象徵，說出人類命運的普遍真相，並邀請讀者走進圖畫世界，由讀者自由解讀，用自己的想法來擴充敘事。

自2018年起，2020、2022、到2024年，齊米雷斯卡已4度入圍安徒生獎決選名單。雖然許多書迷為她始終沒能獲得大獎而扼腕，她本人卻對此非常淡定，仍一本初心繼續探索童書的邊界。對她來說，創作圖畫書就像翻過土地再種下新作物，她會在記憶的沃土中，自然生長出多元的作品。

齊米雷斯卡所有的書都來自「隱喻」，她的故事既普遍又獨特、既簡單卻永恆。她能透過視覺表達嚴肅和困難的主題，以及耐人尋味的哲學深度，創造書中獨特的氛圍，「圖畫書」就是她將世界變得更好的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