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暢銷繪本作家長谷川祐次的作品，總是在柔軟、甜美的畫風中，包裹著關於死亡、分離與犧牲的深刻命題 。他在臺灣出版的作品，主要可分為展現個人生命哲學的自創繪本《在我被吃掉以前》與《小不點，快跑！》，以及受邀繪製插畫的《雙胞胎貓熊》系列 。

2025年底長谷川祐次應邀來臺宣傳，筆者趁著此次訪談，除了一解對其作品的好奇外，更發現他在作品中總展現了一貫的創作核心：在有限的生命裡，什麼才是真正重要的事？他同時也分享了自己如何將電影藝術的啟發融入創作，並在「商業委託」與「終生志業」（Life Work）之間，平衡藝術家的自我堅持與讀者情緒的共鳴 。

➤接受與抵抗：生命盡頭的溫柔選擇

長谷川祐次的作品中常出現「命運」的強烈對比。《在我被吃掉以前》的小牛選擇了接受被吃的命運，而《小不點，快跑！》中的動物們則是在抵抗命運中努力逃亡 。《在我被吃掉以前》書中，真正令人心碎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小牛在生命最後一刻，想再見媽媽一面卻無法如願的遺憾。長谷川祐次坦言，這本書並不是想描寫「活下去」的掙扎，而是關於優先順序的選擇。他想傳達的是，在優先順序的選擇下，最重要的並不一定是「自己」，而是在最後的時刻，心中最在意的人或事。他自己也常被這樣的情節所感動，因此希望將這份感受放進作品裡。

不同於多數兒童作品即使開頭再悲慘，結尾仍終將導向明亮與希望，長谷川祐次並沒有刻意為孩子設計一個安全的出口。他並非把《在我被吃掉以前》視為只給孩子閱讀的書，而是希望它能成為「任何年齡都能讀」的繪本。出版社或許會設定適讀年齡，但創作時，他並未特別去想「該教孩子什麼」，而是純粹希望讀者能從中獲得各自的感受與價值觀 。

（《在我被吃掉以前》內頁／聯經出版）

（《在我被吃掉以前》內頁／聯經出版）

（《在我被吃掉以前》內頁／聯經出版）

➤「重要的人存在」本身，就是一件美好的事

《小不點，快跑！》與《在我被吃掉以前》在故事情節處理上形成了強烈對比。前者講述的是抵抗命運的逃亡故事，小不點拼命奔跑，只為回到媽媽身邊。兩本自寫自畫的作品中，都出現了「找媽媽」的情節，讓許多讀者也好奇：「母親」對長谷川祐次而言是不是有什麼特殊的意義？

不過，他的回答卻是：「並非因為母親在我心中具有某種神聖不可替代的象徵」，他進一步解釋，選擇「媽媽」並非刻意，而是因為母親是最容易被大眾理解的「重要之人」象徵 。在不同的家庭或人生狀況裡，這個角色也可以換成其他人。

在《小不點，快跑！》中，有一個極其殘酷卻溫暖的設定：其他七隻動物因為沒有歸處，才將回家的希望託付給了唯一有媽媽的小不點 。這個靈感來源於電影《象人》，電影中過得比主角更悲慘的畸形人們，卻願意幫助主角逃離苦海 。這種「即便自己悲慘，也要守護他人心中重要之人」的情懷，是長谷川祐次認為生命中最美好的事物之一 。而故事中頻繁出現的「電車」，則象徵著通往遙遠之地的媒介，承載著角色們對「心之森」那種非刻意捏造、自然存在的嚮往 。

（《小不點，快跑！》內頁／聯經出版）

（《小不點，快跑！》內頁／聯經出版）

（《小不點，快跑！》內頁／聯經出版）

➤視覺與敘事的拉鋸：從真實到溫柔的轉變

長谷川祐次的畫風向來柔軟溫和，色鉛筆的筆觸細膩可愛，卻經常承載著關於死亡與分離的故事。他透露，最初創作《在我被吃掉以前》時曾想嘗試較寫實的畫風，但考慮到若內容與視覺同時太過沉重，恐怕會被出版社拒絕，因此才刻意將畫面處理得更為溫柔 。這種「用溫柔包裝憂鬱」的方式，反而賦予了故事更強大的情感衝擊力 。

他也回憶起，當年出版社曾質疑故事是否「不該就這樣被吃掉而結束」。這讓他聯想到深深影響自己的電影《銀翼殺手》。在導演剪輯版中，刪除了明亮的逃亡結尾，只留下電梯門緩緩關上的瞬間，未來生死未卜，卻更加令人難忘。這種開放式結局，反而讓作品擁有長久的餘韻。

多年後，《在我被吃掉以前》的結尾也有所改動，多加了一頁：「把我吃進肚子裡的人，如果能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那就太好了。」而在出版社的市場考量與建議之下，長谷川祐次也放下過去較為強烈的個人立場，使作品在創作初衷與讀者接受度之間，找到更為穩定而溫和的平衡點。

➤商業與自我的平衡：插畫家的多重面貌

相較於這些帶著悲傷底色的自創作品，《雙胞胎貓熊》系列則顯得明亮、溫柔而正向。這樣的差異，來自創作性質本身的不同。對長谷川祐次而言，為他人文字繪製插畫是插畫家的工作；而自寫自畫的繪本，則是他無論賺錢與否都想完成的「終生志業」（life work），作品能夠出版，他也覺得十分幸運。

由於與《雙胞胎貓熊》的作者西島三重子是多年好友，長谷川祐次一方面希望忠實呈現作者想傳達的訊息；另一方面，也必須判斷哪些內容適合被視覺化，並在反覆溝通中取得平衡。再加上他本身非常喜歡畫貓熊，幾乎各種姿態都能信手拈來，這份「畫得很快樂」的狀態，也自然反映在作品之中。

（《雙胞胎貓熊》系列內頁／聯經出版）

（《雙胞胎貓熊》系列內頁／聯經出版）

（《雙胞胎貓熊》系列內頁／聯經出版）

➤創作的終極療癒是啤酒？

談到生活中的幸福時刻，長谷川祐次半開玩笑地提到「一天的第一杯啤酒」，但真正讓他感到滿足的，仍是來自讀者的回饋。當有人告訴他，因為讀了他的繪本而想繼續努力活下去，或是重新思考生命的價值，那種直接而樸實的回應，正是他持續創作的最大力量。

在甜美畫風之下，長谷川祐次始終靜靜地描寫著生命中那份「守護重要之人」的溫柔與「接受命運」的豁達，也為讀者留下了一個能夠長久停留的思考空間。●

三年多前（2022年），一群性產業工作者在「濕地venue」舉辦了「歡迎光臨，第一天上班嗎？」展覽，位在林森北路的展場展示著她們設計的服裝。珍珠、水鑽、亮片，這些服裝如傍晚後林森北路店家、路邊攤掛起的衣服一樣華麗，只不過包臀小洋裝上貼滿了白色的手，小禮服上面印著骰子的圖案，還有一件開衩長禮服，上面掛滿印著「腿開開賺爽錢」、「沒腦袋沒技術」、「不覺得自己很賤」的布條。

展場一角，她們甚至搬來了鐵皮置物櫃和KTV裡常見的長沙發，椅背上掛著假髮、桌上凌亂擺著喝了一半的手搖和菸灰缸。策展團隊成員在展期間排班，歪斜躺在沙發上滑手機打「傳說對決」。我在展場晃來晃去，就像是穿越到活生生的酒店後台，她們把自己當作展覽的一部份。

她們在展覽時扮演了展場的道具，上檯時扮演起客人慾望的對象。她們先是原生家庭裡的一份子，再來是工作者彼此的夥伴，化妝後是在酒杯與歐西波哩（おしぼり，熱毛巾）間拚搏的公關小姐，最後才是她們自己。日常裡的她們，又要扮演誰的女兒、誰的母親、誰的女友呢？

「酒與妹仔的日常」是她們經營了10年的粉絲專頁，也是她們2年前成立的協會名稱。

早些年，性產業工作者大多做為文學的辛香料而出現在書中，或者在學術論文裡做為產業鏈中的工具、社會管理的對象。近幾年，開始出現非酒店公關的性產業工作者書寫的職人自白書。即便在社會眼光下都被稱作「做八大的」，但不同類型的性產業中，勞動環境影響人與產業文化的互動，各自風景是截然不同的，這本《酒與妹仔的日常》，即是以台式酒店做為最主要的背景。

本書以酒店公關紅湄從家庭關係為敘事起點。做為心理諮商工作者，我早已習慣收到社工的轉介單──高風險、脆弱家庭、親密關係暴力……好像用這些看似中性的描述就可以不帶濾鏡的靠近她們。然而在書中，無論是紅湄的自述，或是她講姐妹的故事，其真實坦率的程度，彷彿她就戴著假髮坐在面前，那些故事甚至還飄散著菸味。

沒有社政系統裡的歸類或標籤，也沒有身心診所裡的診斷，故事裡的她們就活在家庭經濟的重擔下，活在姐妹夥伴彼此的照顧裡，活在容易讓人失序的工作環境中，同時活在不知道還能不能對明天抱有期待的迷惘裡。這些故事與觀察比轉介單更真實、更能讓人貼近她們。

幾年前，有個社工聯繫我，說有一個個案是在林森北路工作的酒店公關，因為聯繫不到個案本人，聽聞我有接觸酒店的管道，想問我可不可以幫忙尋人。我問社工手上有什麼資料，社工報上了名字、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有沒有工作的名字？哪家經紀公司？或是在哪家店？」社工說沒有。我在電話另一頭很無奈地說，在林森北路，用本名是找不到人的，就算有身分證字號也一樣。後來我還是不抱任何期待地詢問組織裡的朋友，想當然爾，不可能找到這一個人。

終於掛上電話的那一刻，我想著，酒店公關的生活是極度封閉的，她們的本名和花名對應的正是兩個或多個互不相連的世界，長期穿梭往返在不同世界的酒店公關，也是在不同的身分間轉換。

身分與身分之間，在社會對性產業工作的汙名與特殊的工作環境與人際關係下，大多是互斥的。酒店公關可以是媽媽嗎？做酒店公關的女兒又和她的原生家庭有怎樣的關係呢？她們時常被其中的矛盾與衝突撕裂。即便紅湄在書中試著展現酒店公關的多樣面貌，卻也不迴避社會對於性產業的想像對公關小姐帶來的影響。

而《酒與妹仔的日常》則是試著將酒店公關的各種面向重新組合成一個真實的人。這份真實來自她們的情感、行動，也包含她們的傷——對社會大眾來說，酒店陪侍工作的工傷是難以想像的，包括為了增加勞動條件的長期美學勞動，及情緒勞動所影響的身心狀況，還有性化的服務讓酒店公關極易曝露在性暴力的風險下。

在《酒與妹仔的日常》中，有一大部份的書寫正是由這些傷所串起來的。也正是因為這些傷，「酒與妹仔的日常」從辦講座、辦展覽來讓社會更看見、瞭解她們，並在新冠疫情時期籌募物資、協助姐妹申請停業補助，甚至組織自己的工會和協會。她們自己負著傷，從等待受助者變成組織者、倡議者。

認識「酒與妹仔的日常」的幾位組織者已經是近10年前的事了，當時與還是酒店公關的她們一起討論酒店公關業的社會污名與勞動安全。10年過去，這本《酒與妹仔的日常》讓她們說出自己不再是等待被矯正、被獵奇的對象，在她們化起妝、戴上假髮、巧笑倩兮說聲「老闆好～」之外，持續提供酒店公關姐妹支持與協助，串聯對性產業友善的團體，更勇敢對社會發聲，提倡勞動權益……

她們依舊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