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不在現場的人如何見證歷史的創傷？從韓國現代文學脈絡解析韓江文學的意義
韓國小說家韓江於2024年10月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成為韓國獲得諾獎的第二人——首位獲獎的是前總統金大中，於2000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
韓國廣播公司（KBS）今年2月推出特輯，專訪到向來鮮少出現在媒體面前的韓江。當製作組問及在亂世中文學的意義時，韓江說：「文學不是多餘的東西，而是必需的。」她表示，文學創造了「在意想不到的情況下自己思考和做決定的力量，因為它是一種不斷進入他人內心的行為。在這個過程中，也深入挖掘自己的內心。」
歷年來韓國評論家和大眾對諾貝爾文學獎的預測中，呼聲最高的一直是幾位元老級作家。在當今文壇只能算是中生代的韓江，為何能超越前輩獲得青睞？
韓江奪魁之後，常見的讚語是她以詩意的語言刻畫歷史暴力。這個論點過於籠統，套用於多數關涉歷史的小說皆可成立。本文將簡述此前三位呼聲最高的作家在韓國現代文學的經歷，對比韓江與他們的同與異。並以「後記憶」（post-memory）的理論觀點，說明韓江文學的特殊性。
➤親歷政治前線，記錄韓民族的集體受難經驗
自從1990年代末、千禧年初期，隨著韓國文學開始系統性的外譯，逐漸確立與國際文壇的交流，坊間也開始出現可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名單。尤其東亞各國陸續有作家摘下諾獎文學桂冠後，韓國讀者更是熱衷於預測可能獲獎的韓國作家。
過去韓國文學界公認最有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兩位作家，一是被譽為國民小說家的黃晳暎（황석영），其次是有國民詩人之稱的高銀（고은），都是較為年長的男性作家。兩人皆在70、80年代一邊參與韓國的民主化運動，一邊在動盪的政治背景下致力於反體制、反獨裁文學的創作。
黃晳暎自1970年代便以〈客地〉、〈去森浦的路〉等描寫工業化、都市化等社會問題和底層階級生活群像的中短篇小說，受到韓國文壇的矚目。1980年他曾參與光州民主化運動，並於1985年與記者李在儀和田龍浩共同出版以光州民主運動為背景的報導文學《穿越死亡、穿越時代的黑暗》（中譯本為《5.18 光州！光州！》)。1974年起，黃晳暎歷經10年完成了總計10卷的歷史小說巨著《張吉山》，並在1987年出版批判南韓參與越戰的長篇小說《武器的陰影》。
1989年，黃晳暎應北韓的朝鮮文學藝術總同盟之邀訪問北韓，並在平壤與金日成會面。因為這項行為違反韓國的《國家保安法》，黃晳暎無法回到南韓，轉而接受德國藝術院的邀請擔任駐村作家，直到1991年都居住在柏林。
1993年，黃晳暎回到南韓，立即遭到逮捕，直到1997年總統金大中實行特赦後才得以出獄。出獄後他仍筆耕不輟，持續發表《悠悠家園》、《客人》等多部以韓國近現代史、南韓民主化運動和南北韓分斷問題為主題的長篇小說，也將先前訪問北韓的經歷寫成《這裡居然也有人住》、《走吧到北邊，來吧到南邊》等旅行紀實文學。
黃晳暎活躍的政治參與經歷，以及他小說中體現的韓民族的集體受難經驗，使得他在海外享譽名聲。他以殖民地時期和當代為背景，鐵道員一家三代家族史為主題的長篇小說《鐵道員三代》，曾在2019和2024年兩度入選為國際布克獎的最終候選名單。
➤從形上思辨到世俗社會與現實政治
高銀的詩風大致可以1974和87年為分界，分成早、中和晚三期。初登文壇時期的《彼岸感性》、《新語言的村落》等詩篇充滿佛教色彩，包括對人類和自我的厭惡，對生命無常的絕望和對虛無和死亡的耽溺。隨著1970年代他開始參與勞工運動和民主化運動，高銀的詩風也轉向世俗社會和現實政治。
1974年發表《到文義村去》之後，高銀集結了一群反體制作家，在當年11月18日共組了韓國第一個進步文人團體「自由實踐文人協議會」。高銀本人出任協議會第一任代表，因而被視為7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抵抗詩人。
1979年美國總統卡特（James Jimmy Carter）訪問南韓時，高銀主導反美運動，因而遭到逮捕、收押。1980年5月，南韓軍政府指控金大中製造內亂，高銀也深陷其中，再度下獄。在這段期間，他最著名的作品是1986出版的連作長篇詩集《萬人譜》，以及1987年出版的長篇敘事詩《長白山》。
1987年韓國解除戒嚴、韓國社會邁向民主化過後，高銀的詩風又再度呈現濃厚的禪學思維和東方的神祕元素，這個時期的代表作主要有1991年的《什麼》和2001年《瞬間的花》。他的詩集也被大量外譯，總計在20多個國家出版。
高銀作品中呈現的韓半島近現代史的國族隱喻以及東方主義的神祕色彩，頗受西方讀者青睞，因此他一直被視為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人選。然而2018年韓國me too熱潮延燒至文學界，高銀遭指控對後輩文人涉嫌性騷擾。後來高銀主動請辭韓民族語大辭典事業會理事長一職，教育部也刪除原先在教科書中收錄的高銀11首詩作，高銀就此淡出文壇。
➤從女性日常照見社會脈絡和人情幽微
有別於上述兩位以民族受難大敘事為題的年長男性作家，另一位被認為有望獲獎的作家，是以女性文學嶄露頭角的新生代小說家申京淑（신경숙）。自1990年代起，申京淑以細膩的筆觸描寫女性日常經驗的〈風琴聲起的地方〉、〈草莓田〉、《單人房》等作品席捲韓國國內眾多文學獎，並獲得大眾讀者的迴響，打破了以往文壇總是由男性作家主導的慣例。
1987年解嚴過後、韓國社會的民主體制逐漸成型，先前高舉意識形態和政治理念的文學題材開始沒落，注重個人日常生活和主觀情感的文學作品，開始受到主流文壇和讀者的注目。2008年出版的長篇小說《請照顧我媽媽》，更是將申京淑的文學生涯推到最高峰。
這部小說的背景雖然是根植於韓國社會脈絡，探討都市化和產業結構急劇變化導致的家庭關係疏離，但橫貫整部小說的細膩、真摯的母愛提供了普遍性，使得這部作品不只在韓國國內熱銷，也在海外市場掀起一陣旋風。除了在重視家庭倫理的東亞各國之外，也在英、美等22個國家受到大眾讀者的喜愛。2012年，這部小說更摘下第5屆英仕曼亞洲文學獎（Man Asian Literary Prize）。
申京淑的作品在國外獲得廣泛回響，她也曾被韓國大眾票選為最可能獲選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之一。但2015年，南韓小說家李應俊踢爆申京淑是抄襲慣犯，尤其她在1996年發表的短篇小說〈傳說〉，開頭就整段引用三島由紀夫的《憂國》。此後，申京淑的作品瞬間失去熱度。
➤承襲前輩作家創作精神，韓江從歷史記憶書寫後記憶
從某個層面來看，韓江的文學創作部分承襲了前輩作家的精神——早期作品《素食者》中呈現出細膩的女性視角，近期以光州民主化運動為題的《少年來了》和以濟州四三事件為背景的《永不告別》，則包含了更廣義的歷史厚度。
然而有別於韓國文壇主流作家們大多採取的以男性為中心的民族大敘事傾向，韓江在處理韓國近現代史和國家暴力的問題時，總不忘女性和少數族群的觀點。例如《少年來了》主角東浩是年僅15歲的國三生，環繞著東浩的5位證言者也大多是女性和少年，唯一的成年男性振秀則是由於外型陰柔，因而遭受到更多酷刑，是具有「酷兒」性質的角色。而《永不告別》中的兩位女性主角慶荷與仁善，則是政治暴力的第二代。
除了承繼前輩作家的創作精神之外，我們還可以引用美國的猶太大屠殺研究者瑪麗安娜．赫希（Marianne Hirsch）提出的「後記憶」理論，更進一步解讀韓江書寫歷史的方式。
赫希曾以「後記憶」的概念，來指稱那些不曾直接經歷前世代創傷記憶的後世代（post-generational），透過先輩們的口述或歷史檔案等間接方式接觸前世代的記憶，並藉此發揮自己的想像力，創造出獨屬於自己世代的記憶，來繼承前世代的歷史記憶的行為。隨著時間流逝，當實際經歷過歷史事件的關鍵世代逐一老去凋零，當事者的證言逐漸變得不可得時，後世代的子孫們該如何繼承、保存這些活生生的歷史經驗？便成為了當今最至關緊要的重要課題。
赫希的這個理論框架，與小說家童妮．摩里森（Toni Morrson）所提出的再記憶（re-memory）的概念有所不同。比起記憶的反覆，赫希更強調世代間（inter-generational）或跨世代（trans-generational）之間記憶傳承過程中所發生的變化和創造性層面。
根據她的說法，這種後世代的記憶不只是單純對過去的回想，而是透過「想像的投入和創造」作為媒介所衍生的產物。正因如此，後記憶所承載的情感強度和心理的效應，有可能會比原初記憶來得更加強烈。
赫希也強調，透過後記憶的行為介入，前世代和後世代之間的時間、空間上的隔閡，可能因為這種想像力和創造力而有所縮減，故而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1970年出生於光州的韓江，1980年1月舉家遷移到首爾，4個月後光州發生軍政府鎮壓市民運動的慘案，韓江一家因而逃離一場浩劫。由於當時南韓獨裁政府實施言論管制，光州的相關消息都被封鎖，知情人士只能私底下暗自傳遞情報。
當時年幼的韓江時常聽見大人們壓低音量偷偷談論光州事件，後來她甚至翻到父親偷偷帶回家的光州相關攝影集。這些透過家中長輩間接傳遞的關於光州的後記憶，自小就深深根植在韓江心理，也為日後她以光州為題書寫小說一事奠定了基礎。
➤叩問見證的可能和不可能
從後記憶的觀點出發，更能看出《少年來了》和《永不告別》這兩本關於韓國近現代史的小說，與先前民族大敘事的書寫模式在敘述方式上的差異。
與一般具有明確且單一敘事軸線的歷史小說不同，《少年來了》總共分成6個章節，由6個曾經參與光州民主化事件者的證言所組成。這部小說並不企圖刻劃光州事件的起因和進展過程，而是將大部分篇幅留給參與者們訴說自身的經驗。
除了上述提及韓江小說中一貫呈現的女性和少數族群的視野，特別的是，《少年來了》還包含死者靈魂（正戴）的證言，以及倖存者訴說關於死者（振秀）的證言。
歷經奧斯維辛集中營大屠殺的義大利裔猶太作家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曾說，真正大屠殺的見證是不可能的。因為那些遭到屠殺的滅頂者已經無法活著回來。即使有些人僥倖逃過一劫，但在經歷慘絕人寰的極端經驗後，他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已全數崩毀，喪失正常的表達能力。
透過書寫被戒嚴軍射殺身亡的正戴的靈魂自白，韓江是試圖為不可能的見證做見證，摸索那些因死亡而被歷史抹去，已經不得而知的經驗的可能性。
但另一方面，小說中遭到軍隊逮捕而下獄7年，出獄後卻自殺的振秀篇幅中，替振秀作證的友人（也就是第一人稱「我」）卻一直陷入自我懷疑，宣稱自己並不了解為何振秀會自殺，而自己卻活了下來。此外，他也不斷質疑採訪者提問的正當性。他尖銳地反駁提問者，認為他口口聲聲說是為了要替受害者發聲，但終究只是為了研究者自身的研究目的。
就這樣，叩問見證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之間的張力，便成了《少年來了》的核心母題。
➤歷史事件不會過去，是需要持續面對的課題
《永不告別》這部小說，則提供了另一種後記憶的敘事範本。有趣的是小說中的兩位女性主角慶荷和仁善，前者是小說家，後者是紀錄片導演，兩人的職業都具有蒐集、整理、記錄歷史資料的特質。而以紀錄片為媒介的記錄行為，以及其行為本身所牽涉到的歷史和後記憶的問題則主導了整部小說的敘事。
由於摯友仁善發生的斷指事故，使慶荷意外捲入一場跨越世代的政治歷史創傷。原來仁善的父母都是當初濟州四三事件的受害者，然而當時社會禁止談論相關事件，仁善的父母因而始終保持噤聲。另一方面，仁善一開始並未試圖去理解父母世代的創傷經驗，反而從小開始就打從內心厭惡父母時而顯露出的異常行為。
赫希也指出，後世代們不一定都會積極接受上一世代的歷史記憶。後世代一方面既害怕、抗拒接受這種創傷記憶，一方面也有欲望去追尋過往，因為這也是認識自己從何而來，建構自己主體認同的核心過程。
直到母親後來親口透露當年經驗，仁善才透過拍攝紀錄片，投身探索自己的家族史。由於摯友慶荷的參與，共享了這段記憶，這股創傷經驗間接轉移到慶荷身上，使得慶荷自身也成了濟州四三的見證者。
也就是說，透過一場出乎意料的意外，讓原先並非當事者的慶荷也被納入了關於濟州四三的後記憶框架中。而因為慶荷的參與，仁善一家關於濟州四三的後記憶也不只侷限在單一家庭內部，更逐漸擴展到超越血緣的共同體關係。
即使在內容和形式上有一定的差異，但《少年來了》和《永不告別》這兩本小說，都不只是單純描寫作為歷史事件的光州民主化運動和濟州四三事件，而是藉由倖存者的證言和後世代的參與，不斷地強調這些事件雖然發生在過去，但其效應卻延續到現在。
透過這樣的方式，韓江提醒我們，過去不只是過去，仍然是現在需要持續面對的歷史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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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韓江 한강 2024諾貝爾文學獎得主。1970年生，韓國文壇新生代暢銷女作家，是亞洲獲得國際曼布克文學獎的第一人。她畢業於延世大學國文系，現任韓國藝術大學文藝創作系教授，父親也是小說家。1993年，她在《文學與社會》季刊發表詩作，隔年以小說《紅錨》榮獲《首爾新聞報》的年度春季文學獎，開始進入文壇；1999年以作品《童佛》贏得「韓國小說文學獎」，2000年贏得「今日青年藝術家獎」，2005年，以中篇小說《胎記》榮獲「李箱文學獎」，成為史上第一位獲此文學大獎的「70後」作家。 2010年，她以《戰鬥氣息》榮獲韓國「東里文學獎」，2014年以《少年來了》榮獲韓國「萬海文學獎」，2016年《素食者》榮獲國際曼布克文學獎，2017年《少年來了》榮獲義大利「馬拉帕蒂文學獎」。2018年出版的《白》，是韓江結合自傳、富實驗性質的作品，再度入圍了國際曼布克文學獎決選，獲英國《衛報》選為「今日之書」。 著有長篇小說《黑鹿》 (1998)、 《你冰冷的手》 (2002)、《素食者》(2007)、《起風了，走吧》（2010）、《希臘語課》 (2011) 、《少年來了》（2014），小說集《麗水的愛情》（2012）、《白》（2018）、《植物妻子》（2000）、《火蠑螈》（2012）、詩集《將傍晚放入抽屜裡》（2013），以及2021年最新作品《永不告別》等。 |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韓江「傷痕」套書】（二冊）：《少年來了》、《永不告別》
人物》關於「我」的編輯哲學：寫詩的人鄭聿與他的貓道
廊道上提早抵達的受訪者與我歪頭鑽研著，到底會議室門密碼怎麼解鎖？無法順利入場的兩人，在還未進入「訪問」的狀態，似乎不知除了密碼有什麼好說的，畢竟還沒開始嘛。片刻的寧靜無聲使場面輕微尷尬，雙雙呆立在張口的邊沿，進退維谷。
然而，此人卻冷不防在兩年前，一個轉身拂袖辭去，公開資訊上也瀟灑不記述世人眼中那些輝煌。「我不想將它們寫在履歷裡，」鄭聿解釋他對「自我」的概念：「那些經歷無法說明『我』是誰。」
那麼，鄭聿究竟是誰呢？
開始訪問後，只見鄭聿專業地拾起宣傳自己詩集的受訪者位置，與我依著訪綱流暢對答，對於這樁出書後的必修課業早已了然。他說，「我知道出版一本詩集，我該負起的宣傳責任是什麼。」然而，對各種社會角色充分自覺，卻又有意識地與「他們」切割的鄭聿，究竟是誰呢？
回到2010年第一本詩集出版之前，本名鄭建宗的鄭聿早在高中就開始寫作，當時他在bbs等網路論壇上發表作品，與網友互動。「但當年也說不上是社群，只是找個平台發表作品，」鄭聿語調平緩地敘說，「我本來就不是一個喜歡集社的人。」
對坐者顯然慣於簡省地展現他對自己與環境精確的洞察力，話一經脫口，便出落成難有轉寰餘地的斷言。聽者殊難從其語氣和用字中，覺察是否溢出波瀾。然而，冷靜並不表示他對一切真正淡漠。
「那時候對於表達自己比較害羞，剛出社會，也初次成為一本詩集的作者。」《玩具刀》集結了年輕時不藏鋒的銳利情感，「但當時確實是把情感作為出發的燃料。」
鄭聿自稱不是善於揮灑、本能寫作類型的書寫者。他形容自己使得順手的是「消減」的筆法，相較於散文或小說不斷向外延展的敘述方式，他的詩則是內縮、凝鍊，像是在雕刻語言本身，而不是鋪展故事。也因此，詩比之需要敘事擴延的散文小說，更適合他。「情感是燃料，但詩會轉向探究什麼是挫敗、死亡，以及存在的狀態。」
在青年時期，已可見鄭聿透過消減之法，將觸發、渲染性的情緒，匿蹤與收斂在如生死等更富哲學性的思辨之下。不過，即使以文學性吸附情感流體，掩埋高張的心緒，將感受結晶甚至昇華處理，少年的感性氣味，相對於今日的他，依舊有跡可循。
「這整段時間，我的創作力變得很低，找不到寫詩的動力。」2014年以降，台灣數場社會運動掀起群情激憤，鄭聿仍舊少壯的靈魂亦隨之浮躁而慨然，「從318太陽花、反核、香港反送中到挺同婚，」關懷社會運動固然也使情感高張，卻與鄭聿文字內斂、洞察的本質相違，「我曾嘗試將這些題材入詩，然而我有『潔癖』的文風，並不太適合這種需要高度傳播力、互動效果的內容。」
而當他身處編輯與經紀人位置，處理眾多創作者與其作品時，也感受到奇妙的抗力：「面對著有血有肉、有喜怒哀樂的人，總是專注忙著去處理他們的需要與問題。」稱職的鄭聿對工作的真心投入，或許在不知不覺間，沖淡了「自我」的濃度。
然而，若不將職場角色寫入履歷，沒有創作的鄭聿看來除了零星文學獎外，對「自我」的編輯與交代，便顯得一片白淨。直到兩年多前，他赫然意識到，被社會身分侵蝕耗損的「我」的心神與光陰。
「那一刻，我才很明確地希望把時間留給自己，」見證社會激情的潮泛漲退，轉身赫然發現自己立於中道的待轉區，「畢竟我年紀也大了。」鄭聿轉身離開，選擇走向貼近自己本性那端的安步當車。
「我很喜歡散步，移動時我最有靈感。」說到人生的峰迴路轉，鄭聿聊起移動如何啟動他滯澀的感官，「移動的時候，感官開的方式不同，視角會左右轉動，視野更開闊。這種狀態，思考比較容易發生，而不是進入一般的生產狀態。」
藝文工作者辦公桌案前的沉浸式體驗，雖說身為社畜的編輯也是徜徉在文字裡，卻也可能讓感官乏味沉悶，創造力難有舒展開來的生機。「我很喜歡散步。」鄭聿重申，眯著眼述說這份「鬆散」的真諦，「我對創作放得很鬆，再加上我寫詩的風格，整體加起來，讓我處在一個非常緩慢的創作狀態。」
《普通快樂》這本詩集就是在這樣貌似散漫跟弛放的節奏下完成的。一首詩的緩行可以慢到什麼程度？左右晃悠、跳上盪下漫無目的地閒適，可以領著自己走到哪裡？他說，光是獲得林榮三文學獎的那首〈普快狀態〉，從開始到成作就是7、8年光影。
所謂「潔癖」啊，原來就是這樣。如貓般時不時提起腳掌、翻開覆毛的感性，檢視哪裡還虯結著，需要順一順、理一理，再一臉滿足地安身睡去。
不過，鄭聿寫詩的步調雖緩，路徑可不單一。「我會同時寫十幾、二十幾首詩。」他的手機記事app被散步中的感官激活，除了沿途叼撿些靈感碎片之外，也鎮日重複巡視他已開拓的、詩的版圖。乍看悠然弛放，卻也持續擴張遊走範圍。水平之外，亦垂直移動，往地下道鑽，也抬頭看天雨及路燈云云，甚至上達玄之又玄的天機。「我的星盤裡有木土合相，因此既有內縮性、也有擴張的慾望兩個方向。」
此種張放收闔，多軌慢行，或許來自星盤命理，也與他多年任職文學編輯有關，「寫這本詩時，我有很強烈的『編輯意識』。」鄭聿彷彿攤開書目架構般為我們解盤，「我按照順序做編排，從有工作、工作遇到困難，到沒有工作，最終轉念。」原來，他是先建構了這個版圖意識，才開始多線探索磨蹭，因此即使7、8年時間過去，也並不迷路。
「每一章節都有個規律，有困境，也有轉機。」他補充，「比方第四章，我從高鐵走到電梯，最後回到散步狀態，由快而慢，這都是計畫過的。每一章的最後一首詩，都有一個轉折點，像是在工作時遇到困難，我就放了一首〈待轉區〉。」寫詩與編輯合相，鄭聿的天性與工作背景，多重宮位的自己化合為一。
「第一本詩集的改版，但我一口氣刪掉了21首，中間做了一些修改，變成49首。」時隔15年，鄭聿將這15年磨的刀收入鞘裡，他笑稱，「就像薛丁格的貓，我不是在否定過去的自己，」又一次讓收縮與擴張同時發生。
鄭聿坦言，失業時分就像寒日的北國旅行，不時會有如路面冰封結霜般的自我懷疑，正如他在《普通快樂》詩集裡的後記所述，是時常需要提防沿途的「凍結注意」。然而訪問最終，看著鄭聿選擇不與眾人一起搭乘電梯，鑽入旁側窄小樓梯一溜煙走下樓，便知道，他始終在主流大道一途之外，還能找到活絡感官，貼近自我的散步蹊徑。●
作者：鄭聿
出版：二十張文化
定價：38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鄭聿
高雄鳥松人。東華創英所畢業。曾獲臺北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等。詩作入選年度臺灣詩選、公車捷運詩文及《港澳臺八十後詩人選集》、《生活的證據：國民新詩讀本》。著有詩集《玩具鞘》（《玩具刀》新版）、《玻璃》、《普通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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