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題》透過減法敘事,觸動現代人心的韓國小說──專訪文學村出版社編輯金奈里談金愛爛

Q:金愛爛最新長篇小說《其中一個是謊言》與小說集《你好,再見》都是距離前作超過8年後推出的新作。從編輯的角度,請說說金愛爛這兩部作品與前作的不同。

金奈里:金愛爛是韓國最擅長透過小說呈現「我們身處其中的生活條件」的小說家之一。這些條件並不是以直接、明確的方式被說出來,而是像空氣一樣,自然而然地存在於作品之中。《其中一個是謊言》與《你好,再見》也和她過去的作品一樣,細膩描繪了這些生活的條件。

如果要說和過去有什麼不同,我想可能是作家面對這些條件時的態度有所改變。《其中一個是謊言》裡,3個孩子周遭存在著艱難的現實條件;《你好,再見》所收錄的7則短篇裡,主角們也都面對難以輕易解決的問題。然而,金愛爛這次不只是停留在「現實就是如此」的描寫,而是繼續朝向下一步提問。

她不再是透過故事說著「生活很辛苦、很痛」,而是進一步追問:「為了活下去,為了面對還會繼續下去的人生,我們究竟應該做些什麼?」

因此,我自己在閱讀這兩本書時,固然還是感受到主角的悲傷與疼痛,但也在閱讀過程中獲得嶄新的視角,那是讓人得以從另一個角度審視人生的所在。

Q:金愛爛今年在首爾國際書展出席講座,討論AI時代文學的角色;今年4月她接受孫石熙專訪時,也分享了她對AI與文學的思考。請分享您個人怎麼看待她的說法。

金奈里:金愛爛接受訪問結束後,在韓國引起最多關注討論的,就是她談到人與AI之間差異的那一段話,她的答案是:人才會有「猶豫」。

她的看法是:AI面對任何問題,都能迅速、快速地給出答案;但人不一樣,人會有猶豫的時間、保留判斷的時間,以及沉默的時間。

金愛爛8月即將在韓國出版的全新散文集《我如此寫道》(暫譯,原名그랬다고 적었다)中,她對這個想法闡述得更詳細。她認為「猶豫」並不是人類的局限或無能,反而是使人之所以為人的獨特之處。

這番話對於如今凡事都變成「速度戰」的現代韓國社會裡,尤其引起重視。金愛爛認為願意再次思考、願意有所猶豫,其實是人所擁有的一種禮貌與品格。這個想法,在韓國讀者之間引起了很大的共鳴,我自己也很有同感。

Q:金愛爛至今已出版5本小說集,相較於長篇,她一直以短篇小說為主要的創作形式。一般而言,出版業往往認為短篇小說集比長篇更難接近大眾讀者。然而金愛爛只憑短篇小說,就已經擁有非常廣泛的讀者群。想請您談談這個現象。

金奈里:其實韓國出版市場對短篇小說的關注,並不亞於長篇小說。媒體主辦的「新春文藝」以及出版社舉辦的新人獎,往往就是以短篇小說作為徵選對象;同時,韓國也設有許多專門頒給短篇小說的文學獎。

雖然不能一概而論,但韓國作家從短篇小說出道、先出版小說集,之後再推出長篇小說的情況並不少見。因此,對韓國文學讀者來說,認識作家往往就是透過其短篇小說或一本小說集開始,這很常見。

金愛爛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噗通噗通我的人生》的確受到廣大的喜愛,但在那之前,她早已透過許多短篇小說,在讀者心中留下鮮明的印象。

我認為金愛爛的短篇小說受到格外關注,原因在於她能在短短的篇幅裡,展現出簡潔而且新穎獨特的表達方式。此外,她的故事又能帶給讀者非常強烈的認同感——讓人覺得這並不是「某個距離我很遙遠的人的故事」,而是「這根本就是我自己的故事」。

Q:近年韓國文化在全球受到廣泛喜愛,形成了所謂的「韓流」。身為出版編輯,也是文化內容的創作者之一,您怎麼看韓國文學持續引起世界各地讀者共鳴?

金奈里:我覺得韓國文學與其說是透過爭取、獲得某些東西而形成的「加法敘事」,不如說更接近一種失去某些東西、或不得不捨棄某些東西的「減法敘事」。

故事中人物所失去的,可能是物品或人這類具體的對象,也可能是語言、歷史這類抽象的事物。這些「失去」,有時呈現為女性議題,有時是階級問題,有時又以歷史創傷或戰爭的問題出現。

韓國文學正是透過這些非常特殊、具體的處境,向讀者提出具有普遍性的問題。而在特殊性之中存在著普遍性,這原就是文學最重要的特質。

另一方面,韓國文學經常凸顯讀者與那些「正在失去什麼的人物」之間,情感上的貼近與接觸。我想,這也是為什麼它能在讀者心中引起高度共鳴的原因之一。


©LCC

Q:最後想請問您有沒有自己最珍愛的金愛爛作品?

金奈里:隨著自己年齡的改變、經歷不同的人生階段,我喜歡的作品也會一點點地改變。此時此刻,我最喜歡的金愛爛作品,是收錄在《你好,再見》裡的第一個短篇〈Home Party〉。

我尤其喜歡這篇小說最後的結局。小說主角「以妍」,如果從資本主義的標準來看,並不是成功的人,她是工作暫時青黃不接的舞台劇演員,加上故事正處在疫情時期,生活當然變得更加艱難。

然而故事最後,她竟然正是運用自己長年投身其中、一路學習而來的「戲劇」,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產生了意想不到的逆轉    

〈Home Party〉裡,主客在餐桌上的重要話題是股票、金融。從這種價值觀來看,以妍所從事的戲劇工作,似乎就是一件「不合成本效益」的事。然而故事來到重要的時刻之際,她卻將自己一路以來所學的東西真正地「派上了用場」。看到那裡時,不知為什麼,連我自己都產生了一種彷彿一切都得到回報的感受。

受訪者檔案:金奈里(김내리)|文學村出版社編輯

現任職韓國知名出版社文學村(문학동네),負責該公司旗下三個文學團隊之一,主要的出版品有小說、詩集及文學雜誌等。除了負責金愛爛作品,也擔任崔恩榮《朗夜》、《對我無害之人》、《祥子的微笑》,金衍洙《如此平凡的未來》、權汝宣《各自的季節》、殷熙耕《鳥的禮物》修訂版等作品的責任編輯。

quan_qiu_hua_de_shi_dai_w300.jpg 其中一句是謊言 
이중 하나는 거짓말
作者:金愛爛 (김애란        
譯者:尹嘉玄
出版:新經典文化
定價:380元
內容簡介

quan_qiu_hua_de_shi_dai_w300.jpg 你好,再見
안녕이라그랬어
作者:金愛爛 (김애란 )
譯者:簡郁璇
出版:新經典文化
定價:44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金愛爛김애란 Kim Ae-ran

1980年生,韓國藝術綜合大學戲劇院編劇系畢業。2002年,以描述五個女子宿舍生活的短篇小說〈不敲門之家〉榮獲文學獎,正式開啟創作生涯;2005年以《奔跑吧!爸爸》成為韓國日報文學獎最年輕的獲獎者,其作品反映當代韓國青年的生活處境,銷售創下佳績,掀起一股文學狂熱,被稱為「金愛爛現象」。

著有短篇小說集《奔跑吧!爸爸》、《口水直流》、《你的夏天還好嗎?》、《外面是夏天》、《你好,再見》,長篇小說《噗通噗通我的人生》、《其中一句是謊言》,散文集《適合遺忘的名字》等。

寫作逾二十年,曾獲韓國日報文學獎、李孝石文學獎、今日青年藝術家獎、申東燁創作獎、金裕貞文學獎、青年作家獎大獎、韓戊淑文學獎、李箱文學獎、東仁文學獎、吳永壽文學獎、金承鈺文學獎、崔仁浩青少年文化獎等眾多獎項。其中,《奔跑吧!爸爸》法語版榮獲法國評論家和記者評選的Prix de l'inapercu獎,在引領韓國文學未來的當代作家投票中名列第一。

譯者 尹嘉玄

韓國華僑,政大傳播學院畢業。曾任遊戲公司韓國主管隨行翻譯、出版社韓文編輯,現為書籍專職譯者,譯作涵蓋各領域。 

譯者 簡郁璇

替作者說故事的人,希望能一直過著與書作伴的日子。譯有文學作品《感謝人生》、《鳥的禮物》、《災難觀光團》、《歡迎光臨休南洞書店》、《阿拉斯加韓醫院》、《地球盡頭的溫室》,以及繪本《我》、《心泉》、《不用擔心我》等逾百部作品。臉書交流專頁、IG:小玩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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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9-01 11:30
人物》跨越身分與地域的故事,也是整個世界的縮影:專訪阿蘭娜.S.波特羅《壞習慣》

Q1、《壞習慣》描寫的是1980年代馬德里的工人階級社區,也是跨性別女孩的成長故事,看似是一個區域的地方故事,卻感動了世界各地的讀者。您認為,真正跨越文化與語言、讓讀者產生共鳴的是什麼?

波特羅:為了行銷書籍,出版商常常替書籍貼上好多標籤,但這些標籤其實反而成了阻礙,窄化了書籍走向潛在讀者的路。我們可以把《壞習慣》打上LGBTIAQ+小說的標籤,順理成章把它推銷給特定的目標讀者族群,但這對作品來說其實並不公平,一直以來都不。

小說本身沒有什麼跨性別與否或者階級之分,更不是政治宣傳的工具,反倒是我們這些寫作者才各自有著不同的身分與立場。拿《壞習慣》來說,這本小說真正談的是如何在一個處處為難你的世界裡艱難成長,談的是沉默、愛與恨、對歡愉的追尋、幻滅,以及溫柔。我想不出比上述種種更具普世性的價值了。在地發生的故事,在世界某個角落發生的小事,也可以是整個世界的縮影。

Q2、《壞習慣》書名非常耐人尋味。在您心中,書名的「壞習慣」指涉的或許會是什麼?它是一種社會貼上的標籤,還是一種放棄真實自我的究責?

波特羅:首先,這個書名是向阿莫多瓦(Pedro Almodóvar)的電影《壞教慾》致敬。其次,這本小說是由無數壞習慣所構築而成的。所謂壞習慣,其實就是一系列難以克服的慣性思維,比如沉默,比如憑藉第一印象先入為主以貌取人,比如讓社會道德規範為我們的慾望標記邊界線。人們在成長過程中學習到錯誤的觀念,這些偏見隨著時間根深柢固,最終演變成壞習慣。

➤她們用生命活出尊嚴的模樣

Q3、書中的跨性別前輩、「皇后」們,是許多讀者印象最深刻的人物。她們既粗魯、幽默,又充滿生命力。這些角色是否有真實人物的影子?她們對您而言代表什麼?

波特羅:沒錯,這些角色都是以真實人物為原型創作的,都是我生命中舉足輕重的女性,說她們是我的第二個母親也不為過。她們這代的跨性別女性多從事性工作,恰逢西班牙近代最艱難的一段歷史——佛朗哥獨裁末期與隨後的民主轉型期。她們是被國家體制與社會大眾所遺棄的人,頑強地挺了過來,並教會了我生命中許多重要大事。


約翰.利奇為狄更斯1843年第一版《小氣財神》所繪的內頁插畫(圖源:Wiki)

Q4、書中對女性情誼的描寫非常深刻,尤其是尤赫妮亞與瑪格莉特,她們陪伴主角走過不同的人生階段,也讓讀者看見另一種「家庭」的可能。尤赫妮亞曾對主角說:「別成為妳自己的皮條客。」然而,當故事來到最後,主角卻發現自己終究成了自己的皮條客、自己的嚴父、自己的獄卒。想請您談談,尤赫妮亞與瑪格莉特分別代表什麼?她們如何影響主角理解自己?您又希望透過這兩位女性,讓讀者思考什麼?

波特羅:這兩位角色有點像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筆下的「未來的聖誕幽靈」。她們是尊嚴的化身,教導女主角一個道理:世上最珍貴的事莫過於坦誠做自己,即便過程充滿痛苦也罷,哪怕要付出生命作為代價也罷。正如我先前所述,她們之於我是如母親般的存在,是活生生的榜樣,體現出極致的尊嚴。她們同時也是敘事者,講述20世紀末、過去最近這30年來馬德里的真實面貌。

➤深愛彼此,卻隔著一道沉默的高牆

Q5、工人階級的家庭在書中也是十分重要的設定。其中,主角的父母在她再次返回家鄉時,那窒息又笨拙的愛,也很像傳統華人社會裡,父母與子女之間的複雜情感。「我無法用成年人的眼光看待我爸媽,若孩子真有辦法如此看待自己的父母,我不曉得有哪個為人女兒的人能夠做得到。」這段話令人印象深刻。您如何拿捏父母既是傷害的來源,同時又是愛的來源?您希望讀者如何理解這份既窒息、卻又真實存在的親情?

波特羅:正如沙特(Jean-Paul Sartre)所言,人都在用自己被形塑後的樣子,盡力過好生活。很多時候,父母與孩子之間會築起隔閡的高牆,這牆雖是我們自己親手砌成的,但我們其實都在撫摸著牆面,感受高牆另一頭傳來的手心溫度。愛並非總是萬能,因為愛往往夾雜著太多恐懼。

小說中主角一家人深愛彼此,卻不懂得如何用愛去溝通、去相互理解,而這正是現實中許多家庭的縮影。要推倒親子間那道沉默的高牆,需要極大的耐心與包容。為人父母的人往往深信「這樣做是為你好」,才反倒對孩子做出許多殘酷的事,還將其視為極致的愛的表現,大概是因為他們當年也是這樣被教育長大的吧。

我認為《壞習慣》這本小說傳達的是一種願景,哪怕需要耗費數10年才有機會成真。我們可以給彼此一點耐心,我們可以明白犯錯並不代表自己一無是處,我們還有希望相互理解。


《仲夏夜之夢》劇場版海報(圖源:Wiki)

Q6、書中有一個章節〈夜行〉,宛如變形的《仲夏夜之夢》,其中有好幾處提到「龍男」,「惡龍」。龍的象徵在東方與西方是非常不同的概念,想請教這樣的詞彙是否是圈內對於特定才行或氣質的用語?或者有連結到特定的神話或象徵?Dragon一字是否也帶有Drag的雙關意涵?

波特羅:這個問題問得還真好!寫作之初,我並未考慮到「龍」在東方文化中是個深奧的象徵符號。我之所以使用這個元素,純粹是一種寫作上的修辭手法,用以象徵美麗、危險與慾望。不過,經過這次提問,我對這個詞彙的看法就不一樣了。我非常想知道台灣讀者會如何解讀這個意象,是否會產生不同的理解方式,歡迎大家跟我分享!

➤寫作讓靈魂的某個角落被照亮

Q7、您曾形容,跨性別者往往需要花很多時間「學會演出別人期待的樣子」。在創作《壞習慣》的過程中,是否也像是一種卸下面具、重新理解自己的過程?

波特羅:坦白說,通常不到真正完稿停筆那一刻,我其實也不清楚自己究竟想講述什麼樣的故事。創作《壞習慣》之初,我意圖撰寫一部成長小說,但注入屬於我的文化語言:工人、女性、跨性別、街區生活、街頭記憶,諸如此類的。每寫完一本書,心裡總會有些改變——靈魂的某個角落彷彿被照亮、變得更加清晰。至少對我而言,寫作便是如此。

Q8、《壞習慣》出版後,不少跨性別讀者表示,他們第一次在文學作品裡看見自己的生命;但也有許多順性別讀者因此理解了一個過去陌生的世界。身為作者,您希望讀者閱讀完《壞習慣》後,心中留下什麼?

波特羅:簡單來說,我希望這本小說能夠完成它的使命:願它見證時代,願它幫助我們更加理解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願它為那些我們早已習以為常的事物,帶來嶄新的觀看視角。

➤我們仍像是礦坑裡的金絲雀

Q9、台灣作為亞洲第一個通過同性婚姻的國家,對於多元文化保持相當開放包容的態度,但也走過非常長一段艱辛的震盪期。《壞習慣》描寫的是1980年代的故事,現在的西班牙儼然已脫胎成兼容並蓄,多元綻放的國家。以走過80年代的身分回頭看,您認為跨性別者的處境改變了多少?又有哪些困境其實從未消失?或者還有甚麼樣的進步空間?

波特羅:這個問題很難一言以蔽之,因為在當前超級資本主義的浪潮下,世界變化的速度實在太快了。不可否認的是,跨性別族群的處境如今獲得了更多關注與理解,她們(或者說我們)終能成為普遍大眾經驗的一部分,不再被排擠到歷史的邊緣角落。然而,跨性別族群的安全永遠不可能真正得到保障,很遺憾我必須如此回答,但事實確實如此。

雖然有些國家的法律對此給予保障,但在許多其他地方,情況卻恰恰相反。以英國和美國為例,跨性別者現在的處境甚至不如10年前。我們這個群體就像是「礦坑裡的金絲雀」,是隨時能被割捨的棋子,無論是資本主義體制還是工人階級陣營,若需要以犧牲權力和權勢為代價,就沒有人會挺身而出為我們發聲。每當社會需要丟棄包袱,我們總是首當其衝的犧牲品。

➤故事的結局,最終由讀者完成

Q10、《壞習慣》的中文版於近日出版,您最期待台灣讀者閱讀時注意到作品中的哪些細節?有沒有什麼話想送給第一次認識您的台灣讀者?

波特羅:非常高興這本小說可以遠渡重洋來到台灣。我始終相信,書本與讀者之間存在著某種神聖的私密契約。作者與讀者本是陌生人,卻能夠交心對談。讀者敞開心扉傾聽作者,因此,若由我特地指點迷津,反倒像是在干預。

我很渴望能透過台灣的讀者視角、透過在地的文化符號和脈絡,來重新探索這本小說。畢竟,一本小說最終是由讀者補完的:各位讀到的故事,與我所讀到的,早已有著不同的意義。願大家都能在心中為這本書寫下美好的結局,非常謝謝大家!

壞習慣
La mala costumbre
作者:阿蘭娜.S.波特羅(Alana S. Portero)
譯者:劉家亨
出版:聯經出版公司
定價:48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阿蘭娜.S.波特羅(Alana S. Portero)

出生於馬德里聖布拉斯(San Blas)的一個工人階級社區,擁有馬德里自治大學中世紀歷史學位。在正式跨入小說創作前,她已深耕戲劇與詩歌多年,不僅是劇團「STRIGA」的創辦人,亦頻繁在《Vogue España》與《ElDiario.es》等重要媒體撰寫關於女性主義、LGBTQ+權益及跨性別處境的專欄。這段橫跨歷史學、劇場表現與詩意語言的養成背景,使其作品具備極強的視覺感與情感韌性。

曾出版多本詩集,如《被淹沒者的房間》(La habitación de las ahogadas, 2017),展現出她處理孤獨與身體意象的深厚功力。2023年,她的首部長篇小說《壞習慣》(La mala costumbre)在西班牙文壇引發旋風,迅速再版並售出多國語言版權。這部作品不僅被歐美主流書評(如《紐約時報》、杜娃.黎波國際書友會)高度評價,更獲得國際名導阿莫多瓦(Pedro Almodóvar)的青睞,稱讚其文字的力量。

阿蘭娜的文字帶有一種「工人階級神話」的獨特豐采。她擅長將80年代後佛朗哥時期馬德里的粗獷現實,與跨性別女性在暴力威脅下的生存掙扎結合。在她的筆下,邊緣群體不再只是受難者,而是如同希臘神話般的悲劇英雄;「姊妹情誼」與「多元家庭」充滿溫度。透過近乎詩性的敘述方式,她將性別身分的探索昇華為一場對人類情感普世性的共情。

譯者簡介:劉家亨

西班牙語譯者,譯有《食人輓歌》、《臥床抽菸的危險》。
譯文賜教:liuhugo6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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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本大師》手藝人的不老夢想:維多利亞時代的全才藝術家瓦特.克蘭(Walter Crane)

開啟20世紀現代圖畫書之門的碧雅翠絲.波特(Helen Beatrix Potter),自8歲開始在家接受繪畫的啟蒙教育,當時的女子沒有上學的機會,只能留在家裡接受女家庭教師的教導。在眾多插畫家中,她最熟悉且欣賞的是克蘭(Walter Crane)、凱迪克(Randolph Caldecott)和格林威(Kate Greenaway)的作品,常以他們的圖畫為藍本仿作。

波特10歲時,就曾仿效克蘭的兒歌選,畫了一幅擠奶婦餵鴨圖。克蘭不僅是波特視覺學習的範本,他將一本書的頁面設計、色彩、線條與裝飾性視為整體藝術的觀念,更影響了波特將這些視覺語言進一步轉化為現代意義上的圖畫書。


瓦特.克蘭(圖片來源:瓦特.克蘭官網)​​​​​

瓦特.克蘭於1845年8月15日出生在英國利物浦,是家中五個孩子中的老三。由於父親的健康狀況不佳,他三個月大的時候,全家搬到了德文郡的Torquay,他在那裡度過了快樂的童年。唯一的問題是學校校長太過嚴厲,讓他視上學為畏途,因此大多在家自學。

他的父親出身利物浦學院,曾就讀於皇家藝術學院學習肖像畫和剪影,並以此為生。克蘭曾在他的自傳《An Artist’s Reminiscences》中說道:「似乎是命中注定,像含著金湯匙出生一樣,我一出生身邊就有鉛筆和畫紙,作為我父親的兒子,這些是生活中基本的必需品。」


瓦特.克蘭與剪影畫,《An Artist’s Reminiscences》內頁(圖片來源:archive

他從6歲開始畫畫,起初臨摹父親的肖像畫人物的手和臉部,也和姊妹們一起給《倫敦畫報》塗顏色。他對各種故事雕版畫和圖鑑特別感興趣,總會仔細研究觀察。12歲的時候,全家遷往倫敦,定居在Shepherd’s Bush,那裡聚集了許多磚廠,他就素描那些勞動的工人、工作的棚子和馬群。他畫的動物維妙維肖,一張驢子圖還賣出了10先令。

生活是克蘭學習藝術的學校,父親則是他最好的導師,他看出了兒子的天分,也積極栽培他。父子倆經常一起參觀畫廊和博物館,克蘭最欣賞的是英國畫家透納(William Turner),是他一生心目中的英雄。克蘭從父親的藏書中,讀到羅斯金(John Ruskin)的《現代畫家》第一卷,大受啟發,從此迷上了拉斐爾前派畫風。

之後,他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的詩作《夏洛特夫人》創作了一套18幅彩色插畫。這些精緻的水彩畫作,反映了19世紀40年代流行的「精印插畫禮品書」的特點,是當時哥德復興的一種體現。這些插畫也展現了這個13歲少年在藝術上不同尋常的新鮮感和獨創性,不僅獲得了羅斯金的欣賞,後來甚至得到在皇家藝術研究院展出的機會。


The Lady of Shalott(圖片來源:Wiki

父親察覺到兒子繪畫的潛力,便將克蘭的作品呈給了林頓(W. J. Linton)。林頓的雕版印刷公司是當時英國最好的公司之一,曾經為約翰.坦尼爾(John Tenniel)、米萊(J. E. Millais)和喬治.杜.莫里埃(George Du Maurier)等著名藝術家製作雕版。

當時英國的出版業正處於蓬勃時期,木刻板畫也逐漸展現出其獨特的藝術地位,正是克蘭發揮才華的好機會。林頓對這個年輕人的作品印象深刻,不僅同意收他為徒,而且沒有向他收取學費。

林頓的作坊離艦隊街不遠,僱用了6位雕刻師和6位學徒,學徒們需要學習3到6年才能掌握這門技能,這段時間對於培養速度、效率和高標準的技能至關重要。起初克蘭練習用鉛筆在黃楊木上勾勒出圖案的輪廓,再用硬筆描繪線條,使其盡可能清晰銳利,以便雕刻師使用。經過一段艱辛枯燥的時間,他的才華似乎被消耗殆盡。

幸好林頓發現了克蘭在繪畫和創意設計方面的天賦,便安排他從事其他的工作,譬如到動物園素描,幫同事修改木版畫中不合格的動物圖案,甚至偶爾還會讓他做些插畫和印刷的工作。空閒的時候,克蘭會去欣賞泰唔士河上的駁船,或者到艦隊街閱讀《Punch》公司櫥窗的漫畫,盡情的吸收著各種藝術養分。

克蘭成為學徒約莫半年,父親即因病過世。1862年,他的3年學徒生涯結束後,便急著找工作養家。善良、慷慨的林頓非常賞識克蘭的想像力和熱情,為他引薦了一些客戶,克蘭因此得到不錯的插畫委託,成為一名職業插畫家。
這段學徒經驗對克蘭未來的藝術生涯大有裨益,他有大量機會仔細研究經他之手的當代藝術家手稿,也因此深入了解了印刷工藝,使他日後在思考如何改進作品的複製方法時,特別擁有技術優勢。

隔年,一位客戶將克蘭介紹給艾德蒙.伊凡斯(Edmund Evans),正是這個人,奠定了克蘭作為兒童書籍插畫家的聲譽。1860年代,木刻版彩色印刷在蓬勃的圖書市場中以令人興奮的速度發展,而伊凡斯正是用經濟高效的方式製作精美印刷品的箇中高手。他的眼光獨到,既有賞識人才的慧眼,又有敏銳的商業嗅覺,是當時最優秀的彩色印刷公司老闆。

伊凡斯一直在生產被戲稱為「芥末膏藥」(mustard plaisters)的「黃皮書」(yellow backs)。這是一種供鐵路旅客在旅途中閱讀的廉價小說,以滿足不斷壯大的識字階層日益增長的需求。伊凡斯聘請了幾位藝術家為這些黃皮書設計封面,而年僅18歲的克蘭雖然先前完全沒有彩色繪畫經驗,卻很快就上手,後來做了十多年。

伊凡斯注意到克蘭的才華,但發現克蘭有一不足之處,就是不善於畫日常生活中的人物。他認為克蘭富有想像力的天賦,更適合運用於兒童書籍。事實上,伊凡斯在黃皮書獲利之時,早已考慮將彩色印刷業務擴展到廉價兒童書籍領域,於是他著手開展一項計畫,採用新的方式印刷一系列新書。

然而,克蘭認為那些早期出版的玩具書並不出色,它們缺乏創意,常過於粗糙且缺乏想像力,手工著色也十分隨意,粉紅色和翠綠色隨意塗抹在人物臉龐和衣裙上,顯得漫不經心。在伊凡斯的指導下,從1865到1876年間,兩人合作了40多本既美觀又富有想像力的玩具書,克蘭成為當時最多產、最具影響力的兒童圖畫書作家,他開創性的童書設計,幫助推廣了視覺素養的概念。


《小紅帽》(圖片來源:Wiki

克蘭作品的主題十分廣泛,他為多本字母書和其他啟蒙讀物繪製插圖,並為自己以及和姊姊露西聯手創作的故事繪製插圖。他還為法國查爾斯.貝洛(Charles Perrault)採集的17世紀童話故事:《灰姑娘》、《小紅帽》、《藍鬍子》、《穿靴子的貓》和《睡美人》等繪製插圖。傳統的英國故事和童謠,如:《傑克蓋的房子》、《知更鳥》和《三隻小豬》等,以及《一千零一夜》、《阿拉丁》和當代故事,都是克蘭取材的範圍。

克蘭對如何設計才能吸引孩子進行了深入思考,而他獨特的風格也與這些理論十分契合。孩子們就像古埃及人一樣,似乎更喜歡從側面觀察事物,並且偏愛輪廓分明的造型和鮮明的色彩,容易接受象徵性的表現。他認為優秀的藝術和設計能夠激發人們對書籍的興趣,並幫助兒童從小學習閱讀。他意識到書籍的每個元素,都是有機整體的一部分,包括:封面、蝴蝶頁、書名、插圖、字體和頁面布局,都可以用來享受閱讀的樂趣。

這種視覺化的閱讀方式,充分展現在他早期的玩具書《Grammar in Rhyme》中。克蘭將文字框當作黑板,置於兒童玩耍的插圖之中,暗示學習是一種充滿樂趣的日常活動。為了幫助孩子理解,他創作了一手琅琅上口的韻律詩,將詞性與圖畫中所展示的遊戲和玩具聯繫起來。

透過色彩和圖案吸引兒童的閱讀興趣,這種引人入勝的效果,在他為玩具書《美女與野獸》所創作的生動插圖中,體現得淋漓盡致,這些插圖展現了他作為畫家、設計師和裝飾藝術家的創作風格。

他的靈感來源廣泛,甚至包括日本藝術。在他的《The Little Pig Went to Market》中,他運用日本版畫典型的清晰黑色輪廓和平整的明亮顏色。為了鼓勵孩子仔細觀察圖畫,克蘭還加入一些滑稽的細節,例如他為小豬戴上眼鏡、穿上分趾靴,還在牠的捲尾巴和假髮上都綁了蝴蝶結,造型就像是個卡通人物。《穿靴子的貓》的圖畫分格設計,展現了克蘭做為早期漫畫家的才能。《青蛙王子》中,王子由青蛙變身為人的過程,更帶有動畫的意趣。

克蘭與George Routledge出版社的合約到期後,由於出版社拒絕重新訂定合約,由支付固定費用改為計算版稅,1876年,克蘭和伊凡斯開始和不同的出版社合作,在離開玩具書領域之後,他轉向創作更具分量的兒童讀物。
一如他仰慕的拉斐爾前派畫家一樣,克蘭對中世紀的藝術和主題情有獨鍾。他開始創作設計更為精美,售價也提高的「先令書」,並將先前的三色印刷,改為使用六種顏色。他的設計大多採方形版式,封面上經常畫著一隻鶴,就像是克蘭的圖畫簽印。

其中《The Baby’s Opera》、《The Baby’s Bouquet》和《The Baby’s Own Aesop》三書,特別受到讀者的喜愛。彩色的插圖生動有趣,正文並非採用印刷體,而是以裝飾字體書寫,圖畫和詩文融合的手法,顯示出來自威廉.布雷克(William Blake)的影響。

1885到1886年,克蘭創作了《Romance of the R’s》的創新奇幻系列叢書,包括《Little Queen Anne》、《Pothooks & Perseverance》和《Slateandpencil-vania》三書。這系列作品分別講述閱讀、學習寫作和計數,是最早描繪兒童早期學習困難的圖畫故事,展現了如何將學習轉化為充滿想像力的遊戲。

克蘭非常重視圖畫的教育和啟蒙的力量,認為早在孩子會讀寫之前,他們就能從好的圖畫中學得概念。他的視覺化學習方法,吸引了許多頂尖閱讀專家的注意。

他與教育家J. M. D. Meiklejohn合作了《The Golden Primer》,試圖透過圖畫與文字的關聯來教導兒童詞彙。他也與Nellie Dale合作《Walter Crane readers》,這些廣受歡迎的閱讀方案,是英國經典童書品牌Ladybird「Key Words」系列,和牛津大學出版社啟蒙教材「Oxford Reading Tree」的先驅。

19世紀末,插圖書籍市場廣闊且種類繁多,克蘭也得以創作各種更為嚴肅的作品,如王爾德的《快樂王子與其他故事》和莎士比亞的諸多劇作。其中他為艾德蒙.史賓賽(Edmund Spenser)的六冊史詩《仙后》,創作了數百幅精美絕倫的鋼筆畫。他以唯美的裝飾風格,富於表現力的優雅線條,表現出隱藏於文學作品中最詩意和敏感的圖像語言,充滿了新藝術運動標誌性的浪漫懷舊氣息。

此外,克蘭也將目光投向書籍以外的裝飾藝術領域,致力於紡織品、陶瓷、刺繡、掛毯、彩色玻璃、馬賽克和石膏浮雕、壁紙、室內設計和廣告,在每一種創作中,他都強調精湛工藝的重要性,以及對特定材料的尊重。他深信設計師的職責遠不止於裝飾,而是要將維多利亞時代的社會,從源自法國的庸俗品味中拯救出來,他認為藝術家必須是改革者。

受到他崇拜的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感召,克蘭加入了莫里斯領導的「工藝美術運動」,期望重塑工匠在社會中的地位。他從學徒時期,就親眼目睹藝術家與工匠合作所帶來的益處,他渴望所有手工藝人、設計師、建築師和藝術家團結起來,邁向一個充滿共同利益與合作的新時代。1884年,他成為藝術工作者協會的首任主席,1884年,他又擔任工藝美術展覽協會的主席,直到1912年。

克蘭作為雕刻師的訓練,使他認識到勞動者的困境。他的導師林頓是一位社會主義者,他的思想啟發了克蘭,但真正促使克蘭成為社會主義者的是莫里斯。在莫里斯成立「社會主義聯盟」後,克蘭隨即加入,同時也成為「費邊社」的成員。克蘭堅持著他的政治理念,不僅著書宣揚《藝術與社會民主》,還創作大量的漫畫、插圖、遊行橫幅和各種社會主義文宣品,為廢除階級制度的理想而努力。

除了致力於社會運動,克蘭對藝術教育也非常關注,曾擔任曼徹斯特藝術學院設計總監、雷丁學院藝術總監和皇家藝術學院院長等職務,並勤於著書立說,發表了《The Claims of Decorative Art》、《Of the Decorative Illustration of Books Old and New》、《The Bases of Design》、《Line and Form》、《Ideals in Art》等十餘冊專書。

維多利亞時代是個全民狂熱於博物學的時代,克蘭不僅在家中飼養各種動物,還收集了許多異文化的物件。晚年時,他陸續完成5部關於英國本土花卉的精緻圖畫書,展現了他對植物細膩的觀察,但又並非寫實的描繪,而是將圖案、自由、奇幻、新藝術和自然都結合於一體。

因印刷技術的進展,他的幾部作品,包括《Flora’s Feast》、《Queen Summer》、《A Floral Fantasy in an Old English Garden》、《A Flower Wedding》和《Flowers from Shakespeare’s Garden》,都採用六色石印平版印刷,得以將克蘭精湛的水彩技藝輕盈再現於書頁間。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克蘭的作品陸續到海外舉辦展覽,巡迴至匈牙利、奧地利、德國、義大利各國,風靡了大半的歐陸。1896年,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辦了盛大的克蘭藝術展,隔年,從小就嗜讀克蘭作品的艾莎.貝斯寇(Elsa Beskow)出版了她的第一本書《Sagan om den Lilla Lilla Gumman》(小小老婦人的故事),這本結合北歐古老童謠和新藝術風格的作品,圖畫的靈感正是受到克蘭的啟發。

克蘭是維多利亞時代傑出的全才藝術家,他不僅參與了19世紀末出版業的重大變革,更引領了插畫黃金時代的到來。雖然在桑達克(Maurice Sendak)的評價中,克蘭的圖畫書不若凱迪克的作品富有動感,常過度沉迷於繁複的裝飾主義效果,但他在提升兒童書籍的藝術水平上,發揮了至關重要的影響力。

1915年克蘭去世時,他的作品和思想已經影響法國、義大利、荷蘭、比利時、德國……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藝術家和設計師。這位手藝人決心帶著他的追隨者走出黑暗,邁向新時代。

然而天真無邪的翻閱著克蘭圖畫書的孩子,才是他真正的追隨者。克蘭曾說:「給兒童作設計,最棒的地方在於想像力和奇思妙想可以自由馳騁,總能為幽默甚至悲傷留出空間。而這一切都必將喚起孩童心中那份永不磨滅的驚奇與浪漫,在某些情況下,這顆心幸運的永遠不會長大,也不會衰老。」

100多年來,在理性現實的世界裡,克蘭的圖畫書依然給予孩子們縱情想像的珍貴時光。


瓦特.克蘭(圖片來源:瓦特.克蘭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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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8-30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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