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換個高度的凝視:在《垂景》中重尋人與土地的溫暖連結

從小浸淫在父親齊柏林導演的空拍影像世界裡,對我而言,「高度」從來不只是地理上的數字,而是一種心靈的尺度。我發現,真正能打動人心的空拍,並非源自純粹追求視覺奇觀的構圖,而是那份觀照「人與土地關係」的深遠視野。那是一種帶著使命感、甚至帶著責任的凝視。當我第一次翻開葉陶軒老師的作品集時,那股久違而熟悉的溫度,再次在心頭緩緩浮現。

葉老師在新聞攝影第一線奔波三十餘年,曾先後任職於《台灣日報》、《法新社》(AFP)等國際知名通訊社。這段長達30年的淬煉,賦予了他對影像精確掌握的能力及敏銳的視覺品味。然而,新聞攝影工作帶來的長期壓力,尤其長期處於負能量場域,也曾讓他的身心靈承受巨大挑戰。在他生命的低谷中,空拍機的操作意外成為了他重拾攝影初心、療癒自我的契機。對他而言,空拍不僅是視覺的新視窗,更是探尋生命意義的探測儀。


富基漁港市場,新北市,2020 (攝影/葉陶軒)

《垂景》這部攝影集最令人震撼的特色,在於其近乎全數採取的「90度垂直俯視」角度。在這種絕對垂直的視角下,地貌的高低起伏被徹底壓縮,轉化為平面上的線條、幾何與色塊。這是一種全新的視覺語言,讓原本熟悉的台灣地景變得抽象且充滿符號感。

正如我在推薦序中所言,葉老師是以新聞攝影30年的敏銳,將土地轉化為故事的載體。這些作品不僅僅是藝術創作,更是對當代台灣地理人文的詳實紀錄。每一幀影像都暗示著生活的脈動與時空的變遷。

例如,書中收錄了位於新北市萬里區、造型如不明飛行物的「飛碟屋」廢墟,這些源自1980年代的建築,在垂直視角下展現出奇異的末世美感。又如屏東外海排列整齊、直徑超過50公尺的箱網養殖場,在湛藍海面上猶如漂浮的星球,精準地勾勒出工業、經濟活動與自然生態交融的奇特圖景。

這些影像中有著對自然的讚禮,也蘊含著對土地的深沉提問。例如,那張看似黑白照片、實則是彩色影像的新店溪排水場景,呈現了雨水沖刷水泥塊後形成的灰階層次。或者因久旱而乾涸、在光影下如同抽象畫的廢棄鹽田。這些畫面迫使我們去正視:當人類的足跡與自然的律動交織在一起時,我們為這片土地留下了什麼?


鹽田,台南市,2021 (攝影/葉陶軒)

身為「看見.齊柏林基金會」的一員,我深感這與基金會的使命——「用影像創造改變環境的力量」不謀而合。我們一直致力於「尋找下一個齊柏林」,希望有更多影像創作者能投身環境紀錄,記錄這塊土地上的美好與不美好。葉老師的作品,讓我們意識到熟悉的台灣換一個高度,竟是如此陌生又動人。

《垂景》不只是一本攝影集,它是一場關於視角轉換的邀請。它告訴我們,當我們換一個角度去凝視,原本被忽略的細節會變成詩篇,被遺忘的廢墟會說故事,而我們日復一日踩踏的土地,其實擁有著如此豐富且迷人的臉孔。

願這部作品能帶領更多人,重新凝視我們所站立的這片土地,去理解、去愛惜,並最終在這片大地的脈動中,找到屬於我們自己的平靜與歸屬。


八斗子外海,基隆市,2025(攝影/葉陶軒)

quan_qiu_hua_de_shi_dai_w300.jpg 垂景:葉陶軒空拍攝影集
作者:葉陶軒 
出版:大塊文化 
定價:150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葉陶軒  Sam Yeh
 

1961年生。入伍前曾開過進口唱片行,1985年開始新聞攝影工作,曾擔任《舊金山少年中國晨報》(The Young China Morning Paper)攝影記者、《英文中國郵報》(The China Post)攝影主任,自1989年起擔任法新社(AFP)駐台攝影記者至2024年退休,擁有三十餘年第一線的影像報導經驗。拍攝足跡遍及國內外,主題橫跨各種領域,長年致力於以影像向世界呈現台灣。
 
2019年接觸空拍機攝影後,打開影像創作的新路線。其空拍作品以精準的構圖語言,捕捉台灣地景的獨特韻味與文化線索,並展現跨越語言與地域的視覺共鳴。《垂景》為他第一本個人攝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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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齊廷洹(看見・齊柏林基金會基金會董事)
2026-01-28 11:30
書評》情感的力量:讀《大風之島》的生命書寫

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有句名言:「於一切書寫,余獨愛血書」。尼采所指當然不是真的用血當墨水來寫作,而是寫作者傾生命之力投入付出所寫出的作品。許雅婷的《大風之島:我與樂生的二十年羈絆》就是這樣的書寫。這本層次豐富的著作,含括對其得獎紀錄片《大風之島》的創作省思、記述她20年來和樂生院民深刻的情感互動,同時也從長期深度參與的個人角度觀察與評論樂生保留運動。

樂生保留運動可說是近年台灣社會最令人驚嘆的社會運動。這場社會運動源於台北市捷運局爭議性地將新莊線機廠的位置選在樂生療養院,並打算將院區完全拆除。這所療養院設立於日治時期,戰後初期國民政府仍延續強制收容的政策。

然而,這個台灣最早也規模最大的漢生病患收容園區,除了具有重要的文史價值之外,當時仍有數百位院民居住。絕大多數院民當初是被政府強制隔離於此,和原生家庭與社區隔絕,如今隔離政策雖已廢除,但院民早已以此為家。隨著拆遷的展開,有部分院民遷移到新院區,但仍有相當多的院民不願捨棄活動空間充裕、且已有深厚社區連結的熟悉住所,而拒絕搬進有如宿舍-病房般集中管理的大樓。這些曾遭國家嚴重侵害人權的病患,卻在交通建設的名義下遭到政府迫遷對待,遂激起了長達20餘年的抗爭。


挺身反抗迫遷的樂生院民。(攝影:許雅婷)

對外界而言,樂生保留運動有許多令人不解之處:樂生的院民是誰?這些大多身障的院民為何不接受政府安排的電梯大樓?身體不便且教育程度不高的院民如何能在巨大的逆境中堅持這麼多年?以青年學生為主的「樂青」又是些什麼人?他們為何願意為無親無故的院民投入大量的時間與心力從事高強度的艱苦抗爭?他們的動力從何而來?對這些問題,本書以詳細的描述和剴切的自省告白,帶領讀者深入了解來龍去脈。


參與樂生保留運動的青年學生。(攝影:林婉玉、許雅婷)

➤坦率自剖20年影像創作歷程與倫理思辨

20年前,還是傳播學院學生的許雅婷從BBS(電子佈告欄)得知樂生,在好奇下和同伴前往了解,隨後展開拍攝記錄,並且對院民與院區產生深厚的認識與情誼。20年後,她在書中娓娓道來她記錄和創作的歷程,包括不同時期、不同場景的拍攝態度與心境。

在前一部以樂生為主題的紀錄短片《樂生活》得獎後,許雅婷獲得機會前往芝加哥留學,期間在線上目睹樂生重要建築貞德舍遭拆除、院民被迫遷的畫面,深感震驚和創痛。她回國後背負離開的罪惡感,有段時間不敢回樂生,即使返回仍有逃避心態,並目睹工程造成院區的破敗而難過。最終又重拾攝影機,從樂生重新獲得快樂與力量,進而完成長達兩小時的紀錄長片《大風之島》。


2017年樂生院空拍,大部分院區成為捷運機廠工地,昔日樣貌不復存在。(攝影:王政一。許雅婷提供)

許雅婷作為影像工作者,在書中對於自身角色位置做了深刻的反省與倫理思考,詳述在對院民的深厚情感與客觀紀錄的自我要求之間,她如何在張力下摸索定位,以及身為記錄者,對於既是朋友又是創作協助者的樂青成員,又該如何拿捏彼此的關係。這些反思不只有許多動人的細節,所觸及的創作課題更值得紀錄片愛好者深思。

關於樂生的書寫與影像紀錄相當多,評論也不少,更有不少研究論文從法律人權、社會學與醫療史等不同角度切入探討。本書(以及紀錄片)由聚焦幾位院民來開展其敘事,包括帥氣、性格不羈、喜歡唱歌的文章伯;有著強韌毅力的藍阿姨;悉心照顧老院友與貓狗但不擅處理人際關係的金英阿姨。除了這幾位「主角」之外,論述能力和氣場都很強的自救會長李添培阿伯、熱情而活躍的成員陳再添阿伯等人,也都在本書簡潔的描述中活靈活現。

院民的生命力、在長期困厄中養成的人生智慧皆歷歷在目。透過本書的敘述,讀者從日常細節與言語看到樂青和院民彼此深刻的關懷,也看到這些長者如何用睿智的言語和食物撫慰疲憊的樂青。「運動傷害」不是這本書的重點,「愛的療癒」才是。


院民與樂青在院內聚餐、唱歌同樂。(攝影:許雅婷)

從本書的字裡行間,讀者可強烈感受到樂生不只是抗爭的場域,也不只是土地和文資建築,更是共同的居所。然而《大風之島》也記錄了挫折、乃至院民的衰老與身心退化,以及最後的傷逝送別。

雖然樂青成員來來去去,儘管院民逐漸凋零,但書和影片讓讀者清楚看見,樂生在許多意義上是個實質的「家」,像所有的家一樣有著生命的歷程。樂生也是個情感的共同體,深刻改變了樂青的生命,保留運動綿長的動能,記錄創作的動力,皆來自於此。

➤工具理性掛帥,人性尊嚴失落

控訴與批判並不是《大風之島》的重點,電影如此、書也如此。然而,以樂生為主題卻不能不觸及衝突與抗爭。不論本書或影片皆強烈呈現出官方立場與政策某些頗令人震驚的特徵。

首先,官方作為往往以「工具理性」為主導。例如認為將院民集中安置在「現代化」的高樓,就可以滿足他們的生活需求,乃至可能預設如此在醫療照護上更便利。卻忽視了院民長久以來早已形成的生活方式,以及相關心理、社區與人際的需要。

這種工具理性最強烈的表現,是書中用一整章的篇幅來描述,而影片空拍鏡頭更以驚人影像加以呈現的「斷頭橋」。官方耗費鉅資在捷運軌道上建立龐大陸橋,做為院區新的出入口,卻沒有考慮到許多院民因身障必須搭乘代步車,橋的設計與銜接方式不但造成不便甚至有安全疑慮,也無法展現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Y字型路徑地景。結果又引發一波強烈的抗爭和訴訟,而如今仍未啟用。


2017年於樂生院大門口前抗議懸空陸橋記者會。(攝影:許雅婷)

另一種工具理性的表現,則是透過法規與程序來技術性地阻擋院民提出的合理主張。當然,不見得所有的決策都真的是出於工程技術考量或行政規章的必然。捷運機廠廠址選在樂生院區而非原先提出的輔大後方的塭仔圳,是所有紛爭的起源,而這個決策究竟是出於工程與都市規劃的理性?或是批評者指控的土地開發與土方利用的利益?這仍是有待釐清的問題。但從書中的描述可以清楚看到,任何單方面的規劃,在漠視院民意見與需求的情況下,往往無法達成預期的效果,甚至帶來更多衝突。

為何相關單位在抗爭已經發生的情況下,仍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絕事先諮詢院民看法?決策過程與背後心態外界很難知悉,但這反覆發生的狀況讓人不禁懷疑,儘管官方有著尊重人權、反對歧視的宣示,漢生病患的身分、長期被隔離的弱勢地位與疾病的污名,仍導致院民沒有受到應有的基本尊重。    

書中對文章伯晚年遭遇的描述,強烈呈現出這樣的不尊重。文章伯生命末期健康狀況很不好,不得不住進新大樓的病房,在舊房舍維修搬遷的過程中,他委託許雅婷協助處理物件,幫忙把他愛惜的東西搬到別處。結果院方人員「非常強勢地」表示:「這不是你能決定的,這些都是我們醫院的財產」。接著這位「指導員」就自行決定哪些物件有價值可以留下、哪些要丟棄甚至拆毀。


文章伯在新生舍的家中與來福一起吃飯,左側是他心愛的照片牆,電視螢幕旁放著一排他參加院內歌唱比賽獲得的冠軍獎盃。(攝影:廖克發。許雅婷提供)

閱讀至此,筆者不禁對這種「你的價值由我論定」的傲慢態度感到十分震驚。許雅婷的感受則是「那一刻我才明白,對院方來說,房舍、院民,乃至院民的個人物品,都被當成是醫院的一部分。」在好萊塢電影中常出現惡霸對欺凌的對象說: 「I own you!」(我擁有你)這句話並沒有甚麼情感意涵,而是把對方當成所有物來處置的權力姿態。本書對權責單位某些決策和作為的描述,常讓這句台詞浮現在我腦海。

因納粹崛起而流亡的猶太裔德國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曾提出「邪惡的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這個著名的概念,來指稱納粹德國官員幹部盲目奉命行事、因循規定,卻對事情本身缺乏倫理反思的執行心態。雖然日後出現的史料顯示,用這概念來形容執行大屠殺的納粹軍官艾希曼或許並不準確。

然而,當我看到紀錄片裡的一場遠距會議,主持的官員不只完全無視院民提出的意見與質疑,甚至威脅院民可以控告他們強佔屋舍,接著又和其他與會者談笑風生,行禮如儀地結束議程。對照當初院民最初是在人權遭到嚴重侵犯的情況下,如同強制拘禁般被隔離居住在院區,這句威脅雖然在法律上或許能成立,卻完全抹殺這段歷史,且徹底無視其中的不義。

《大風之島》(不論書或影片),或許是在台灣講授鄂蘭這個重要概念的極佳教材吧。許雅婷記錄的人與事,足以刺激我們思考人權、正義、國家權力乃至人的生命的意義,而從不同的角度來理解與探索台灣的歷史,這是這本書和同名紀錄片另一個重要的貢獻。

大風之島:我與樂生的二十年羈絆

作者:許雅婷、張馨文、黃詠光
出版:前衛出版
定價:50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許雅婷

台灣導演,芝加哥藝術學院碩士。耗時20年拍攝紀錄長片《大風之島》,深刻連結樂生療養院議題,獲2025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及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提名。創作以敘事見長,橫跨劇情、紀錄片與實驗電影,並以剪輯、後期統籌等專業技能投入影視產業。
 
作者簡介:張馨文

青年樂生聯盟發起人之一,印度班加羅爾社會與文化研究中心文化研究博士、德里安貝卡大學心理學博士,目前是拉岡取向精神分析師。與丁乃非、劉人鵬、黃詠光編有《罔兩問景II:中間物》一書。
 
作者簡介:黃詠光

青年樂生聯盟成員。曾向樂生請了長假,西游印度求學。樂生運動亦改變人生求學與思想的路徑,畢業於台大城鄉所碩士班後,赴印度班加羅爾文化與社會研究中心攻讀文化研究,於印度理工學院德里分校人文與社會科學系文學與哲學組完成博士學位。現為中研院文哲所博士後研究人員。與丁乃非、劉人鵬、張馨文編有《罔兩問景II:中間物》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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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1-27 16:00
話題》類型是一種不妥協的承諾:影集《烈愛對決》男男羅曼史的逆輸出

Instagram演算法以為我是一位冰上曲棍球愛好者,一切都是因為我看完了《烈愛對決》(Heated Rivalry),讓演算法陷入混亂(還是歪打正著?)。我相信有類似遭遇的不止我一個。

《烈愛對決》由加拿大製作公司Crave出品、Jacob Tierney執導,改編自瑞秋・里德(Rachel Reid)的男男羅曼史小說,講述分別來自加拿大、俄羅斯的冰上曲棍球選手肖恩.霍蘭德(Shane Hollander,哈德森.威廉斯飾)與伊利亞.羅扎諾夫(Ilya Rozanov,康納.史托瑞飾)將近10年的祕密戀情——兩人個性與家庭環境截然不同,在冰上是宿敵,在床上卻是帶著權力遊戲、調教意味的情人。

如果你覺得上述資訊很陌生,沒關係,不用懂冰上曲棍球,觀眾也能領略這部影集的奧妙,因為《烈愛對決》本身就是一次亞文化轉譯。

如同兩位主角一夕爆紅,從餐廳員工飛升為金球獎頒獎嘉賓,這部作品也經歷了從邊緣到中心的過程:從AO3同人文化滋養、長期被輕視的男男羅曼史類型,到讓《紐約客》、《大西洋》等嚴肅媒體撰文分析,再到你眼前這篇文章,試圖解釋為何《烈愛對決》不同於《戀愛修課》、《同路人》、《同志亦凡人》、《Looking》等BL、同志影集——

因為它尊重類型傳統,才讓虛構不是逃避,而是直面現實的方式。這也包括認真呈現性愛,而不是當主角衣服脫了,鏡頭就禮貌的往窗戶轉。


兩位主演受邀為金球獎頒獎嘉賓(左/康納.史托瑞,右/哈德森.威廉斯,圖片擷取自YouTube

➤當「套路跟肉」都被改編尊重

一開始,里德得知自己的小說要被改編時,早已做好被亂改,甚至是播出後被嘲笑的準備。但導演兼編劇Jacob Tierney告訴她,要把她作品當作「高質感肉文」(premium smut)對待,一切就不同了。「愉悅的色情」(Joyfully smutty),是Tierney對《烈愛對決》的形容,並認為性愛就是敘事的一部分。

性愛既反映兩位主角當下的關係,也展現在公眾視野裡動彈不得的他們,彼此最直接的語言。更是對冰上曲棍球這種充滿壓制、肉搏的競技運動,最好的戲仿或再現。

回到影集(不妨藉此再看第N次)。第一集裡,夏恩與伊利亞第一次發生關係,除了帶著試探、好奇,我們還看到伊利亞扮演引導者,一面帶領夏恩一面調侃他,甚至讓夏恩說出自己有假屌會拿來「練習」。在第二集,他們的性愛更充滿支配與臣服,儘管完整做了一次,情感卻是疏離的。夏恩在電梯裡的簡訊寫道:「我們甚至連接吻都沒。」到了第四集開頭,則是一連串床上與冰上的衝撞對剪,透過鏡頭呈現「宿敵即情人」。

然而,在情感最濃烈的第五集沒有任何性愛——因為這時他們已透過語言彼此坦承,夏恩告訴伊利亞自己是同志,伊利亞也表露鮮少提起的原生家庭創傷,並傾訴愛意,儘管是用夏恩聽不懂的俄語。到了第六集,兩人在小木屋渡假,性的前提是夏恩提出的:完全袒露自己。隨之而來的性也是在語言的溫柔包裹下進行。

性愛,其實是兩位主角「如何承接愛意、配得上彼此的過程」。在羅曼史傳統裡,主角往往需要成長或轉變,才能克服身分差或他人的阻礙。此外,性愛在羅曼史中,是對關係的渴望,也是時而餵養觀眾的甜頭。

如果把主角成長、確認關係視為終點,整部影集其實都是愛而不得的前戲:那些動輒以年起跳的距離與分別,休息室裡挑逗的簡訊,就連螢幕外巴不得他們快點在一起的觀眾,都是影集前戲Play的一環。渴望的無限延長,正是《烈愛對決》令人投入的原因——導演用暴雪將原著中早先出現的插入式性愛推遲到第二集,這個高明的改編,強化了渴望的延長。

至於他人的阻礙,則依托於《烈愛對決》裡的另一個類型傳統:宿敵即情人,這個同人文或羅曼史中最受歡迎的標籤。《烈愛對決》就像是千黛亞走失的《挑戰者》(Challengers):兩個頂尖競技運動員,視彼此為眼中釘,時時刻刻得接收另一人的動態,這局進幾分,動作更快還是變慢,會哪些新招——用粉絲語言來說便是:還有什麼比這種灼熱的關注,更好嗑的呢?


《烈愛對決》(圖片來源:TMDB

這也說明,《烈愛對決》的最大敘事框架其實是宿敵即情人,而非單純的出櫃與否。在劇中,兩位主角其實沒有對自己的同志身分有太多困擾。比起愛同性,他們更恐懼的是身為死敵隊伍的隊長,竟然愛上了自己最該毀滅的對手,這才是令公眾無法接受的背叛。因此,美國數位媒體《Slate》批評《烈愛對決》保守,還在出櫃敘事上打轉,不免擺錯了重點。

但重點是什麼?

或許是羅曼史這類型所堅持的:情感不是阻礙認識的東西,它就是意義所在。當傳統或一般男性主導的敘事告訴我們:你被感情蒙蔽了,看不清真相,羅曼史敘事則說,唯有透過感情,我們才能接觸真相。夏恩知道跟伊利亞在一起是危險的,會毀掉事業,卻還是為之心動;伊利亞認為兩人沒有未來,祖國跟家人會詛咒這段關係,但仍奮不顧身。

➤虛構成為現實的延伸與反叛

回到里德的創作歷程,可見她受同人文、羅曼史類型的影響。一開始,她在AO3發表小說,以為該平台只能寫同人,便把第一本小説《Game Changers》,也就是影集中的副CP「史考特與基普」改成美國隊長與酷寒戰士,邊連載邊接受AO3讀者回饋修改。待正式出版,才把名字改回現今版本。

至此,《烈愛對決》原著系列的受眾,仍停留在女性讀者群。因為男同志其實與男男羅曼史(甚至是日本脈絡的BL)並沒有太多交集,如同導演說的:「男同志不知道這些書的存在,但拍成影集他們會看。」更甚者,以女性讀者為大宗的男男羅曼史與男同志的觀看經驗之間,帶有一絲緊張關係。

最好的例子,便是影集《I love LA》裡的酷兒演員Jordan Firstman批評《烈愛對決》裡的男男性愛不真實。Firstman在《I Love LA》中呈現的性愛確實不同:帶著情慾、尷尬、玩笑話,還有當代人專屬的心不在焉。這是另一種真實。問題是,只有一種「真實」嗎?為何真實的男男性愛得由女性作者承擔?

對此,導演回應,影集不是紀錄片,他不會拍夏恩在浴室伴隨灌腸器半小時,並表示,「身為酷兒群體,我們需要審視自己傳遞出的訊息,去規定女性『能做什麼』或『不能做什麼』令人疲憊。女性有權書寫男性,也有權書寫男同志。該問的應該是,她們『如何』書寫?」


《烈愛對決》(圖片來源:TMDB

導演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試圖搭建了男男羅曼史與男同志受眾的橋梁。而《烈愛對決》本身就是男同志的盟友,里德之所以寫冰上曲棍球男男戀,正是源於對這項運動的熱愛與對恐同文化的憤怒。

里德14歲時,因為還沒有女性隊伍,只好加入男子冰上曲棍球。進入規則,配合男性,她才能投入這項運動。正因如此,她發現冰上曲棍球是恐同而厭女的環境,至今北美四大職業運動中,仍未有現役出櫃的冰球運動員。

里德開始構思系列作第一部《Game Changers》,設想一名出櫃的職業球員——書名本身就有強烈的介入色彩。這也是為何導演在影集第三集,大膽的將敘事轉向《Game Changers》兩位主角。到第五集最末,觀眾就能領會其用心與必要:沒人試圖改變遊戲規則,就不會有快樂結局。

據里德所言,寫作之時,她訪問了許多男同志。他們向她表示多數同志作品都以不必要的悲劇作結,她承諾她的所有作品,都要有快樂結局。因此,《烈愛對決》的結局除了是作者對讀者Happy Ending的心之契約,更帶有政治意涵。

現實中,視同性戀為非法的俄羅斯,有許多人正大舉翻牆觀看《烈愛對決》。曾拒絕舉辦驕傲日的北美冰球職業聯賽,也表示歡迎影集粉絲變球迷。更富諷刺的,這樣一部酷兒之作,由加拿大作者寫出,加拿大製作團隊拍成影集,在如今LGBTQ權益緊縮的美國大受歡迎。

瑞秋・里德的快樂結局之必要,讓人想起一百年前,E.M.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寫《墨利斯的情人》對自己的要求:「幸福結局是絕對必要的。否則我就不必費心去寫它了。在小說裡,無論如何都應該讓兩個男人墜入愛河,並且在小說允許的範圍內永遠相愛。」

當人們投入虛構甚至是過去被摒棄的羅曼史,就不再只是遁入幻想,而是對現實的另類期許,一種異見表達。這些,都來自一位羅曼史作者說到做到的承諾。


《烈愛對決》劇照(圖片來源:IM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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