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再見的練習》獲頒Openbook好書獎，《假裝是魚》與《大稻埕動物園》入選波隆那書展神奇書架（The BRAW Amazing Bookshelf），繪本作家林小杯以獨特的說故事技巧和真摯的繪畫風格，將複雜的情感、兒童的想像與遊戲世界、在地文化，轉化成好看的繪本。新作《在鳥籠裡出生的小綠和他的朋友們》為國家人權博物館「第五屆人權教育繪本徵選計畫優選作品」，深刻描繪「跨越禁錮、追尋自由」的普世價值。

近年來，林小杯除了耗盡心思反覆打磨自己的作品，也在自有品牌「是路故事」出版社細心耕耘。2026年林小杯入圍林格倫紀念文學獎可以說是對其創作的高度肯定。
    
《在鳥籠出生的小綠和他的朋友們》故事描繪一群籠中鳥，在鳥籠裡過著自在逍遙的生活。一天，狂風襲來，鳥籠被風吹落，一隻鳥的翅膀動了起來並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奇妙，然而，其他鳥卻緊抓著樹枝不放。到底是什麼原因，籠中鳥不飛呢？林小杯創作的起心動念，又跟自由有何關係？

➤膽小鬼學會自由的衝刺

回想童年時期難忘的成長經驗，林小杯坦言，「我是個膽小鬼，只會模仿姊姊，姊姊小學就敢自己一個人搭公車去遠方，這件事我卻不敢模仿她。那時我學騎腳踏車，練騎一段時間，有一天我決心擺脫輔助輪，拚命練習，學會了就在公園裡衝來衝去，還會挑戰下上樓梯。」關於自由的啟蒙，林小杯說：「我很慶幸1994年在文化大學美術系時經歷了罷課事件，當時看到許多不合理的事，才意識到原來以前看到的，很多都是假象。」
  
繪本以「鳥」作為主角，「黑貓」可解讀成危險、侵略者，黑貓的威脅在小綠鳥與兩隻鳥離開籠子時才出現，象徵自由之路也有險境，「創作這本書的遠因，是我很久以前就希望用輕鬆的方式做嚴肅主題的書，尤其跟人權有關的繪本，近因是我參加人權館的繪本工作坊，藉此把這本書做出來。」

人權主題如此廣泛，如何在選題和敘事方向做取捨？林小杯說：「我權衡自己的狀況，不擅長改編歷史事件，最後選擇普世價值的主題，用鳥跟鳥籠來探討自由。本來覺得這種比喻很老掉牙，後來認為，雖然也會有其他動物被豢養在籠子，可是鳥會飛這件事，對人類來說是不可能的，更貼近自由的意象，因此就覺得沒什麼好迴避的。」

「在籠子裡出生的鳥認為飛翔是一種病。」林小杯談起最初看見智利導演Alejandro Jodorowsky這句話，帶給她極大震撼。「忘記是318學運還是2024年大選前，我在社交平台看到的，還有一句『不只無感，他們還會對有感的人反感。』都在講籠子裡、外的狀態。」

也許因為長時間創作繪本，能夠精準描寫感受的短句特別觸動她，「這句話一直留在我心裡。它讓我聯想到義大利藝術家Bruno Munari的翻翻書《三隻鳥的故事》（A tale of three little birds）。三隻在籠子裡的鳥，各自敘述來到這個籠子前的精采故事，輪到第三隻鳥時，篇幅只剩短短小小一頁，他說，『我沒什麼好說的，我一出生就是在鳥籠裡了。』」
 
創作過程中，林小杯不斷嘗試說好「自由」的故事，從最初參與人權繪本工作坊的版本、自盜版草圖zine，到今年實際出版的精裝本，圖文樣貌都有所改變。原本操控鳥隻無法飛行的某某機構意象太龐雜，最後以「一隻戴藍色實驗手套餵食的手」來取代。

「我不能只藉由故事來『控訴』不義，我想做的是，從台灣受了重傷的後遺症說起，在故事最後找回運用各種能力的希望。」林小杯希望這本書能給孩子閱讀，但也不排斥成人讀者，「最重要的是，如何『適切地以繪本該有的樣子』把故事說好，一切調整都是為了讓故事更好看。」

➤飛起來，還是抓住樹枝

當初申請人權繪本工作坊的創作計畫，林小杯在筆記寫下，「228與白色恐怖之後，台灣人民長期處在噤聲狀態。從此出生的人一降臨在世界，就活在當時的政府與中國的陰影下。如果不去直視陰影的來源，只甘於被假象蒙蔽，按照學校教育的規範生活，大概能活出某種媒體形塑出來的，和大家一樣平凡知足的生活。然而，總有人會質疑假象，想看看目光所及之外的天空，但不容易。或許需要很多嘗試，或許阻礙重重。阻礙來自當權者，也來自身邊還未覺醒的人。」

一陣狂風吹來，鳥兒們從籠子裡掉了出來，他們抓緊樹枝，深怕掉落，然而，小綠的翅膀卻動了起來。小綠不停練習拍翅，遭同儕質疑後陷入自我懷疑，最終還是努力地飛，沒有後悔離開鳥龍，「對籠中鳥而言，不會因為孵化前被放到鳥籠裡，出生就不會飛，這實際上會有演化問題。故事沒有明說的是，小綠的爸爸、媽媽、阿公、阿媽、阿祖⋯⋯一代一代被控制，以致小綠一出生就不會飛。這就是我感受到的，台灣受了重傷、沒有痊癒的後遺症。」

林小杯繼續說，「當強風吹來，鳥被甩出鳥籠之後，牠們竟然不是飛起來，而是去抓住樹枝，對籠外的鳥來說，這很反常，但是對籠中鳥來說，卻很自然。」如此刻畫讓本書充滿同理心，面對未知世界時，我們容易從自己的立場出發，看待與我們不同的人，甚至輕易劃下界線，忽略了每個人本來就不一樣。
  
此外，個體的主動如何帶動群體的改變，也是本書一大亮點。以童話描繪鳥的覺醒、飛向天空的心路歷程，林小杯創造了一則美麗的自由寓言。在打磨繪本的過程裡，她修改了許多版本，唯獨小綠邁向自由的心理掙扎沒有被捨棄。當禁錮鳥群的籠子產生破口，鳥的反應有了顯著差異，林小杯考量的是，「以故事結構來說，必須只有一隻鳥先離開，初嚐自由滋味、學會飛翔，再回去找其他同伴。雖然被拒絕、被排斥，難過離開，但還是有兩隻鳥，跟著他離開鳥籠。這兩隻鳥跨出籠子，說不定還得比小綠更勇敢。小綠是意外離開，這兩隻鳥則是自願離開。」

➤加入兒童心理的「身體感」

林小杯回憶參與工作坊的孩子讀了繪本之後的反饋，「當時我們討論到，在某某機構的籠子不能太大，不然鳥就會飛。記得我還講到小綠飛回來時可能會摔跤，有位小孩講了一句很棒的話，『因為牠還沒有學會怎麼降落。』就像我們學騎車也要學煞車。」
 
繪本裡學騎腳踏車的「海海」，最初只是喜歡觀察鳥類、愛看書的小孩，單純照顧意外墜落的小綠鳥，「這樣的角色太單一、扁平，太無聊了。我想到若故事也有一條小孩在努力學習的線呢？於是我讓這個孩子學騎腳踏車，他才有了名字。」

海海成功騎腳踏車這幅畫，傳達細膩的兒童心理情狀，剛學會騎車的他穩穩握好把手，表情緊張，腳踏車也在發抖。海海的表情跟先前的版本完全不同，「之於以前，我想是現在畫畫時，更意識到『身體感』吧，也許修改那張圖，大概真的喚回我終於全然只靠自己，踩下踏板後，腳踏車不斷往前的那一刻吧。」

小綠練習飛翔時，林小杯並非從牠漸漸失去自由的角度切入說故事，而是凸顯小綠視自由為呼朋引伴的好東西，如此一來，敘事的角度更顯獨特，「小綠的翅膀自己動了起來，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奇妙。」「你們看，只要翅膀一直拍，想要往上往下、往左往右，都可以喔。」「試試看，試試看嘛！」

自由需要學習，追求自由會挫折、受傷、被他人質疑，為什麼小綠還要鼓勵大家去追尋呢？林小杯說，「若我們經歷了真正的快樂，就會知道裡面包含了痛苦以及各種情緒。」

➤使命之前，繪本要好看

繪本有兩幅畫特別吸引人，視角童趣且能陪伴孩子練習同理心：一幅是小黃狗XX和海海，耐心地陪伴小綠練習拍動翅膀；一幅是海海練習騎車，搖搖晃晃，摔倒後坐在地上看天空，畫面大幅留白，安靜卻說了千言萬語。「我沒有把小鳥過度擬人化，小綠和海海雖然無法用言語溝通，但他們各自在做的事情鼓舞了彼此。」

海海時時刻刻準備騎車，小綠時時刻刻準備拍翅膀。學飛、學騎車的過程，不可避免會受傷，傷口也會慢慢癒合，海海腳上的OK繃最後掉落了、小綠腳上的繃帶也掉落了。林小杯賦予角色的信任也是雙向的，「愈飛愈高，愈騎愈遠，小綠和他的朋友們，都到了他們從未自己到過的地方。」

故事結束在廣闊的主體能動性上、每個角色的自覺和行動，可謂真正的「自在逍遙」。「以小綠來講，到了自己從未到過的地方，成立；但對海海來講，他可能來過這個地方了，只是，以前他要靠別人才到得了，現在，他可以自己抵達。最後那幅圖畫的視角，恰好讓讀者同時看到他們在那邊，可是他們沒有要去同樣的目的地，他們各自獨立且自由。」
 
近幾年，人權繪本常聽到「意識先行」的評價，此觀點不一定出自評價者的政治立場，而是當創作者基於人權或轉型正義的目的進行創作，易陷入單一觀點或重複敘事的局限，讓故事缺乏反覆檢視、靈活思考的深度。思及創作時的自我提醒，林小杯說，「我提醒自己，一定會有強烈的使命感，告訴大家過去發生的不正義。但創作時，必須消化這些情緒，拿出理性的那一面來規劃故事結構、情節、對話和圖像。先把故事說好，讀者自然就會經由故事感受重要的事。」 
   
如何透過好看的繪本讓孩子進入困難的議題、理解自由和民主的真諦？「首先，要將故事說好，圖文搭配有意思，繪本的讀者就容易接受。這本書我很清楚是要做給孩子看的，除了掌握上述基本方向，照顧、陪伴小綠鳥面對新世界的角色，我選擇與預設讀者年齡段相仿的小孩。」林小杯說：「學騎腳踏車是共同的經驗，摔跤了好痛，擦藥貼OK繃更能喚起他們身體的記憶。隨著練習，把手抓穩了、踏板踩穩了，腳踏車不斷往前，風吹在臉上的暢快⋯⋯我想，至少先讓小讀者有共感，就可以提供他們進一步理解與思考議題的契機吧。」

故事中，讀者或許會看到勇氣、互助、友情、自我認同等價值，「可是，戳破自在逍遙、安全無虞的假象，對自由的追求，更是我想說的。」林小杯神情堅定的回答。●

初見立陶宛插畫家、漫畫家與出版人板垣莉那（Lina Itagaki）的名字，是在閱完《西伯利亞俳句》這部描繪立陶宛人於二戰期間被流放至西伯利亞的圖像小說，那時我便對她的日本姓氏印象深刻。

2025年11月，由於我受邀至立陶宛創作者島（Creator Island）兒童文學節，於是趁機向莉那提出訪問邀約。訪談當天，我們相約在維爾紐斯（Vilnius）老城區的一家複合式書店咖啡館，彼此不約而同穿著橘色上衣，一見面莉那便親切問候我，還招待香料奶茶。

莉那曾以交換生的身分前往日本學習日文，原定一年的計畫，卻因為對日本的喜愛最終待了6年，取得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國際經濟學學士學位，還經歷一段婚姻。

「離婚後我保留這個姓，當時我想，這對做日文翻譯或許會有幫助。」莉那回到立陶宛後，先在日本遊戲公司的立陶宛分部擔任助理經理，並從事日文翻譯。後來，莉那因為對圖像創作的興趣，再次回到學校，於2014年取得維爾紐斯藝術學院平面設計的學位。她表示「現在大家都以為板垣是我的筆名，但它其實是我的本名。」

➤從黑暗的史料中找出一絲光亮

《西伯利亞俳句》是莉那擔任插畫家所繪製的第一本圖像小說，2017年出版後即獲得大獎，更被選為年度最漂亮的書。這部講述集中營歷史的作品，以兒童的視角和生動的圖畫，帶讀者看見沉重的民族苦難中，堅強求生的勇氣與人性光輝。

這種舉重若輕的描寫方式，不僅讓立陶宛人深感共鳴，也在世界各國獲得迴響，至今《西伯利亞俳句》已被翻譯成13種語言。如此耀眼的成績，為初試啼聲的莉那帶來許多插畫的合作邀約，於是她後續又畫了幾本取材自真實的圖像小說。

然而，「歷史書畫家」的形象，成為莉那甜蜜的負荷。莉那表示，「它是我的第一本書，也是真實的歷史事件。出版後，其他出版社就覺得：『喔，這個插畫家是在畫歷史書的。』因此他們開始給我更多歷史的題材。」

莉那坦言，畫這麼多真實的故事並非興趣使然，而是因為從未收到其他類型的提案。「我其實不太喜歡這樣，我更喜愛畫奇幻、虛構的故事。」

為了繪製這些基於真實故事的作品，必須沉浸在黑暗的史料中，長久下來對莉那的內心帶來不小的影響。「這些歷史書裡的人們一直在死去，我得畫槍、戰爭和鮮血，且在畫這些書時，得看大量二戰時期、大屠殺時期的照片，那真的非常難過。畫書的整年，我的心情都非常糟糕。」她感嘆，如果人們每天都要看著這些照片，這個世界恐怕就不會有戰爭了。

正因為明白沉重題材對情緒的影響，莉那在繪畫的過程中，選擇移除悲傷和恐怖的細節，改用輕盈、明亮的方式呈現。「這樣孩子讀的時候才不會覺得難過。」

莉那說：「通常只有家長在讀這些書時會哭，因為成年人知道發生什麼事，知道戰爭是什麼樣子；而對孩子們來說，就像童話故事只看到圖畫、聽到文字，裡面沒有任何恐怖的東西，也就看得很輕鬆。」

書籍出版後，莉那受邀到許多學校分享，通常都能得到孩子們正面的回應。「如果我問：『你有哭嗎？這很悲傷嗎？』他們會説：『不會，我讀了很多次，很喜歡。』」這樣的結果正是莉那想創造的。描述沉痛的過去不是要造成讀者的心理創傷，她希望無論什麼年齡層，都能在故事中找到共鳴。

談及創作基於史實的故事，如何決定什麼該保留、什麼要轉化或捨去，莉那認為，這主要取決於文字作者。不過，她會將文稿修改成更適合圖像閱讀的節奏。「因為作家們其實不太知道怎麼為漫畫或圖像小說寫作，他們寫了太多文字和描述。如果我已經畫出來，就不希望再用文字重述，所以我會移除很多文字。」

莉那不只刪去過多的描述語句，還會加入更多對話，讓整體讀起來更像漫畫而不是小說。某些難以透過圖畫有效呈現的內容，或是遇上不想畫的東西，她也會與作家討論調整方式，甚至會要求作家不要描述角色的外貌，「因為那是我創作的樂趣所在。」

與文字作者尤佳・維列（Jurga Vilé）合作的《西伯利亞俳句》則是例外。由於尤佳曾住在漫畫蓬勃發展的法國，過去主修電影，也擔任多部電影劇本指導，對於文字與圖像的轉換相當擅長。莉那表示，「尤佳的故事寫好後，還會提供另一個畫面腳本，所以我會看到兩份文稿，一份是畫面內容的描述，另一份是被寫出來的文字。這非常完美。」

➤活下來，才有翻開下一頁的可能

既然繪製歷史題材如此艱辛，為何不乾脆拒絕呢？莉那對此給了相當務實的答案。

「3年前，當我要畫一本新的歷史圖像小說時，我有預感它會成功，所以跟作家討論，也許我們該自己出版，否則得到的版稅非常少。」顯然莉那這個決定成功了，《持槍少女》（Mergaitė su šautuvu，中文書名暫譯）這部講述立陶宛游擊隊歷史的圖像小說，不僅在立陶宛熱賣，也售出多國版權，並獲得多項國際大獎。

莉那發現，歷史書在市場上具有優勢，老師喜歡在課堂上使用，家長會認為有教育意義而購買。「後來我試著畫非歷史的書，發現銷量有很大的差異。虛構類作品可能只能賣出1000本，但歷史書我們已經印8000本了。」這樣龐大的差異讓莉那明白，為了有餘力畫自己喜愛卻不熱賣的書，得畫能夠讓她生存的歷史書。「這就像個商業計畫，我畫一本沒那麼喜歡的，再畫另一本我喜歡的。」

圖像小說和漫畫在立陶宛並不盛行，專營歷史題材的出版社Aukso Žuvys推出《西伯利亞俳句》後，才陸續開始有更多出版社投入歷史與人物傳記漫畫的製作。

不僅歷史題材更長銷，圖像小說比起繪本，更能觸及到廣大的讀者。因此，即使莉那偏好創作繪本，她依然持續繪製圖像小說。而在兩百多頁長篇幅的繪畫過程，她難免會有倦怠的時候，有時一兩週過去，一張圖也畫不出來。

莉那坦言，「我就是沒辦法強迫自己。」在這樣的狀態下，她會一邊畫著無關的素描，一邊心想工作明天再說，「但我有截止日期，有政府資助，所以截稿前總會完成的。」

由於在立陶宛難以只靠畫插畫維生，大部分的插畫家都有其他工作，這也是為什麼莉那決定從單純的插畫家，轉而與作家莫里斯・瑪爾欽克維丘斯（Marius Marcinkevičius）共同成立出版社Misteris Pinkmanas。

2022年成立至今，他們已出版19本書，包含莉那的作品，以及其他立陶宛作者與國外的繪本、圖像小說。「作為一名插畫家，能出版自己的書，給了我徹底的自由，再也沒有我必須遵守的規則了。」

然而，經營出版社不如想像中容易，繁雜的事務佔用莉那許多創作的時間與精力。談話之際，莉那帶我走到店內的圖書區，向我說明書籍擺放的位置都有不同的價碼，「如果你不付錢，書就會被擺在連我自己都找不到的地方。」她指著最底層的書櫃無奈的笑道。

「去年，我已經決定要雇人處理繁瑣的事，像是會計、廣告、送書等，這樣才能畫更多圖。但是，我現在歷史書畫得太累了，比起畫圖，我甚至更喜歡會計和經營出版社。」為了在創作與出版行政之間取得平衡，莉那每年會前往溫暖的東南亞國家短居2至3個月，藉此轉換心情，重拾創作能量。

插畫家與出版社的角色轉換，讓莉那能以更廣闊的視角看待書籍。起初，她會因為喜歡插畫，而選擇出版一本書，幾次銷售不如預期後，便學著從讀者的角度思考什麼樣的書能打動人心。

但這不意味著莉那會去討好讀者，更不會為了讓內容更「安全」而自我審查。當其他出版社把野狼大口吞掉小羊的瞬間，改為狼嘴緊閉肚子滾大的畫面，她卻會反其道而行，不害怕呈現傷口和鮮血。「在《游擊隊》那本書裡，有一幕是小女孩必須去縫合游擊隊員的傷口，有血、傷痕、針和縫線之類恐怖的場景。」

莉那接續說道，「孩子們說那是書裡最可怕，也最有趣的一幕，因為在其他書裡看不到。」因此，她會試著畫得有一點恐怖、一點點醜，這樣才有趣。

➤不循常規的業餘畫法，也可以是種專業

儘管莉那創作多本圖像小說，卻從不繪製分鏡腳本，而是順著文稿一張一張的畫下去。「我不做計畫，我根本不知道最後會有幾頁。我把故事讀一遍後就忘了它，接著再從頭邊讀邊畫。比如，一個章節大概畫6頁，畫完想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就接著讀下一章、繼續畫。」

這對莉那來說很有趣，因為她不記得故事劇情，感覺自己就像讀者一樣。這種作法讓她保有對故事的好奇，也因為沒有頁數壓力，而較容易完成目標，哪怕其他專業漫畫家認為這很不專業，她也絲毫不在意，「這是我唯一能做到的方式。」

除了不事先規劃，莉那也不會為了讓角色的樣貌更連貫，而回頭修改角色。「為什麼要？」她笑著說，「我通常能看見角色一點一點地改變，若結尾看起來跟開頭完全不同，我不認為這很糟，我覺得這很自然，看到畫面如何演變是很有趣的。以前，我會擦掉所有多餘的草稿線，現在發覺看見那些線條是很棒的事，留下所有不必要的草稿線、所有的錯誤，看起來髒髒的很生動。」

2017年至今，莉那已和他人合作繪製11本書。當我問到是否會想畫自己寫的書時，她卻笑著反問我為什麼想寫自己的書。「我可以節省更多時間，從收到文字、溝通到完稿，製作一本書我只需要6個月，這樣可以做更多書；但如果我自己寫故事，就得花更多時間。」

莉那表示，在創作以圖像為重的書籍時，插畫家有時候比作家更能主導敘事，但人們往往只會稱呼作家為作者。「因為自尊，我們想成為這本書唯一的創作者，這樣才可以宣稱是我的書。我現在提供ISBN註冊資訊或書籍資訊時，在作者欄會寫上雙方的名字，不寫插畫家、作者。」

雖然莉那擁抱作者的身分，但她還是喜歡稱自己為童書插畫家。或許，一旦內心清楚自己的價值，外在的標籤便不再那麼重要了。

➤在強權面前，當隻大聲吠叫的吉娃娃

與莉那談到身分定位時，由於台灣和立陶宛在地緣政治與歷史背景有著相似的處境，話題自然轉向了政治。近期立陶宛邊界常飄來白俄羅斯發送的氣球，在我拜訪立陶宛期間，機場就關閉了2次，而莉那為確保旅行順利，還特地搭火車到鄰國拉脫維亞搭飛機。

「我們很小，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總是必須戰鬥並保護自己，我們總是有種不安全感，覺得某個大國想吞掉我們。也許連結兩個國家的，就是這種內在感受。我們很小，但很強壯，我們會戰鬥，就像小吉娃娃般叫得很大聲。我們總是最吵的，我們對此非常大聲。」

自由的背後飽含沉重的血和淚，必須存活下來，才有繼續述說的可能。無論是透過書籍記錄冷冽的歷史，還是藉由經營出版社來守護創作，都展現莉那保衛自由的勇氣。

「不要放棄。」這是莉那在訪談最後送給台灣讀者的一句話，也是她作為創作者的最佳寫照，充滿溫暖堅毅的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