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來台，威拉蓬．尼迪巴帕接受媒體專訪時，常被問到相同的問題，例如拿到兩次東南亞文學獎，生活有何改變？她很納悶：「得獎有很厲害嗎？也許只是剛好對到了評審的品味而已。」她並不太把得獎當一回事，覺得作品是交給讀者來肯定的，讓她更開心的反倒是：「拿獎後可以來台灣玩3次。」

私下互動時，吳明益也說威拉蓬是很活潑的人。而在2月7日譯者梁震牧與威拉蓬的對談現場，她也親切要大家別叫她阿嬤，可以暱稱她P’Maem。事實上，她確實飾演過泰劇《Wandee Goodday》裡的阿嬤，「原來她是知名作家！」這件事也才廣為人知，連劇中主角都對她肅然起敬。但她並不把自己當成多重要的人，而是輕鬆笑稱：「演戲很好玩，而且收入比寫書還多。」

➤所有人都是某種局外人

威拉蓬第一部小說《迷宮中的盲眼蚯蚓》（以下簡稱《盲眼蚯蚓》），用愛情故事描寫當時泰國的政治變化；第二本《佛曆西沉與黑玫瑰貓的記憶的記憶》（以下簡稱《貓的記憶》），描寫華人移民家族，數代人的漫長歷史。

但實際上先有雛型的是《貓的記憶》。威拉蓬說當時還沒有實際寫作經驗，她需要先找到敘事的方法。所以她嘗試以《盲眼蚯蚓》練筆，確定自己的聲腔後，才開始寫《貓的記憶》。此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泰國當時發生了血腥鎮壓，她覺得必須回應這件事，所以決定優先動筆《盲眼蚯蚓》。

一如書名，「盲眼」指的是紅／黃衫軍的迷思，人們不知愛的是什麼、恨的是什麼。寫完後她繼續思考這個問題，發現比迷思更大的是歷史，它形塑我們的思想跟看待事物的角度。這種形塑的力量究竟是什麼？她想藉《貓的記憶》來回應。

威拉蓬曾在某次受訪表示，自己受紅／黃衫軍政爭影響很大，成為開始寫作的契機。她說《盲眼蚯蚓》想敘說的是「我們所思所想，真的是自己的想法嗎？」還是別的因素介入所造成？而《貓的記憶》想談的是「我們是自已以為的那種人嗎？」還是像書中的華人移民，因為外力的關係，才必須從屬這個身分？

接著她延伸出「局外人」的概念──不僅華人移民在泰國是局外人，其實人人都可能是族群、國家、政治或政府的局外人。例如影響全世界的二戰，不管泰國人、台灣人，我們都只能從個體出發，而無法看清這個巨大事件的全局。但戰爭對我們這麼微小的存在，影響卻非常深遠，甚至持續到下一個世紀。因此《貓的記憶》特別想談身分議題與局外人的內心感受，嘗試從個體角度去回應這個事件。

➤記憶的記憶

關於局外人的想法，吳明益非常認同。他說野百合事件當時，自己還是個成天攝影的大學生。做為旁觀者，他留下很多照片，但置身這段歷史當下，卻渾然不覺事件將對整個台灣歷史造成影響，並型塑著思想。所以他很好奇，威拉蓬如何感受沒有親身經歷過的二戰在她心裡造成的影響呢？就吳明益而言：「我是因為父親死了，在他的抽屜裡看到他幫日本製造戰鬥機的照片，才喚起我對戰爭的真實感受，不再只是課本上的東西。」

威拉蓬回應道：生在泰國，她感受到泰國不斷政變的背後，都有諸如美國或日本的介入。戰後的世界局勢變化之大，外界力量不斷湧進，導致整個社會跟戰前完全不一樣了。受資本主義的影響，人們不再只想要一個普通的日常生活，開始欲求更多。現在政治仍持續紛亂，也顯示那場戰爭的影響還在進行。

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在《美洲虎太陽下》裡曾提到：「我相信我們所寫的往往是我們不知道的：我們之所以書寫是為了讓未被書寫的世界透過我們得以表達。」吳明益說，作家並不是先知或智者，反而正因不了解戰爭帶給人性的變動，所以努力去描寫它，企圖從中慢慢理解。

威拉蓬也表示：「小說對我來說比較像是提問。我比較在意的是我可以問出什麼樣的問題，而不太在意官方敘事。」因為對官方而言，歷史一定要有主流的、政治正確的說法，但威拉蓬想要的是透過角色不斷地敘說故事，就像書名「貓的記憶的記憶」，把一代代記憶流傳下去，把一段歷史拼湊起來。

➤現實得很魔幻

《貓的記憶》拆分了時間序，且有數個敘事者（主要是祖孫對話），因此讀者閱讀時必須自行重組。其中讓吳明益感到特別有意思的是，裡面加入了一隻參與敘事的黑玫瑰貓。對此，威拉蓬主動招認：「因為我是個貓奴啊！」她說，故事的時間跨度很大（近百年），需要媒介把不同的時空串起來，否則很難把整個敘事說完，而貓就是一個很好的媒介。

吳明益也很喜歡用非人類做為敘事者，文學評論者常認為他的小說帶有魔幻色彩，他並覺得台灣人對泰式魔幻的印象，多半來自鬼片或宗教信仰。威拉蓬卻幽默表示：「其實泰國政治就很魔幻。」這讓吳明益想起中國作家李銳曾說自己是個寫實主義作者，問題是中國農村寫起來就很魔幻（例如動用全村之力捏造現實中不存在的淨水場，竟也能通過上級審查）。

吳明益說：「我們也都有過不能選擇的時代」，甚至體現到現在。例如他自己不在桃園出生、一天也沒住過桃園，但過去身分證籍貫一欄寫著桃園，所以桃園政府都會邀他去跨年。而威拉蓬身分證上也有宗教一欄，即便她覺得「宗教太多了，沒辦法選」，但出生時就已經被寫上佛教。

➤故事的想像力

回到《貓的記憶》一書，吳明益提到他很喜歡的一個段落，是札拉莎恩奶奶小時候跑防空洞不小心摔在狗屎堆上。「那時整個城市非常的安靜，然後她被陽光牌肥皂擦了又洗、擦了又沖，她哭到後來整個喉嚨就啞了……我很喜歡這種細節。如果那個牌子不叫陽光牌的話，隱喻的感受就完全不同了。」

這段寫實的戰爭描述之後，敘述開始變得抽象、魔幻。在奶奶口中，混濁的河流有各種奇特的生物佔據（例如閃爍彩虹光澤的宋干蟲、在河底像貓一樣叫的鯰魚），奇妙的自然裡有著豐富的想像力。吳明益聯想到台灣原民文化裡的魔幻色彩，比如獵人會用故事來誇大自己沒有打到獵物的挫折，像是出現帶來霉運的鳥、遇到跑步神速的奇特動物等等，都是人在自然界裡建構出來的想像。

關於寫實與魔幻這兩個段落，威拉蓬表示前段掉到狗屎堆的情節，確實真有其事，而奶奶的原型就是威拉蓬的阿姨（小時候威拉蓬跟故事裡的孩子一樣，常躺在阿姨腿上聽她講故事）。至於為什麼寫那麼多自然？是因為戰前泰國人是很接近自然的，比如曾祖母莎仰看到螞蟻大遷徙，就預測可能發生了戰爭；比如大人說冬天吃貝類會比較大顆等等。威拉蓬說這些都是成長過程中，聽聞到很多長輩的說法。

➤戰爭的真實感受

關於戰爭的描繪，一來距今遙遠，二來很難敘述它對整個家族的影響，所以需要找到一個讓敘事可以依託的輔助。像吳明益寫父親戰爭經歷的《單車失竊記》，因父親已過世，生前也沒有提及太多，於是他便應用了腳踏車。

傑夫．代爾（Geoff Dyer）在《消失在索穆河的士兵》提到，戰爭不會隨著終戰便就此結束，它仍活在那些參與戰爭的人身上。只是描寫戰爭的恐怖在十幾二十年間已變得千篇一律，參與過的人也逐漸消亡。如今戰爭小說跟電影都不再寫實，而是重新用這個時代的角度去審視，吳明益說威拉蓬的小說就帶給他這樣的感受。

《貓的記憶》裡有一段，某天睡覺奶奶發現藍色的行星閃爍了三次，好像一個啟示般預告戰爭的結束。她輕輕地寫道：「戰爭結束了。戰爭結束了。戰爭結束了。」沒有哭嚎、沒有歡慶、沒有情緒起伏，吳明益感覺那好像只是人類歷史長河裡的一個逗點。

威拉蓬說，之所以輕輕帶過，其實是當時生活在曼谷的一般人的真實感受。即使新聞說可能死了幾百萬人，可是並非所有人都身在戰場裡面，戰爭就這樣戛然而止。然而書中這段描述卻足以讓吳明益掉下淚來。

➤文化痕跡與身份認同

其實早在唐朝時期，就有唐人移民到泰國，《貓的記憶》使用了很多潮汕跟泰文混血的語言，順暢地把泰國華人家庭表現出來。比方寫到奶奶說婚紗貴到「耳朵都要尿尿（hu chi）了」，就意為看到價格嚇到耳朵發燙。譯註裡有一說hu chi源自潮汕方言的魚翅，因為昂貴才衍伸出這樣的說法，是跨語言流通之下產生的幽默效果。

吳明益想起印象中米粉製品的泰語發音（guay tiew）就很像台語的粿條，他感到書中忠實呈現語言留下的文化痕跡，讓家庭場景鮮活起來。威拉蓬也認為不需要排斥這樣的痕跡，它可以回望那個時代，看見當時的文化意味。

從文化痕跡延伸到電影《多桑》，裡面有個籃球賽的橋段，導演吳念真的爸爸說：「台灣一定袂贏啦！日本輸我就切腹！」因為受日本教育，父親的認同是日本。吳明益想起小時候父親看抗日劇也會說：「這攏黑白搬啦！（這都亂演）」亦是因為父親當過日本兵、認同日本人，是一個日軍的歷史思維。

所以「小說能否對官方塑造的虛假記憶，發揮扳正或改變的作用？」他很想了解威拉蓬的看法。威拉蓬表示：「小說沒有厲害到可以給出答案，小說能做的就是提問……（在《貓的記憶》書中）我想要思考的是身分這件事的真實性。」她以自己為例，來到台灣，常有人理所當然認為她會講中文，她很好奇這樣的認知是怎麼回事？這個身分的建構背後真實性是什麼？「這就會是我想提問的。」

吳明益很感動於這樣的看法，很高興聽到一個好作家心裡充滿迷惘。他說：「我見過很多世界一流的作家，也感覺到他們身上的普通。這不是貶義詞，而是我們面對這麼大的歷史敘事，最多就是表現出自己的迷惘，或精準地表現出別人也有共鳴的迷惘。」而非給予讀者一個肯定的答案。

他舉大貫惠美子《被扭曲的櫻花》裡，一名神風特攻隊隊員的訣別信說：為什麼一個東京大學高材生，會聽日本軍國主義的敘事，跑去撞美國的軍艦就這麼死了呢？「這是讓人非常悲傷的事，雖然他的認同、他的思想是非常自我肯定的，但其實他做的事情是很讓人迷惘的。」

➤戰爭下的女性敘事

身為女性作家，威拉蓬創作的角色百分之百都不是英雄或歷史重要人物（而是沉默的敘事接受者），也不像男性作家有時免不了對大敘事有所偏好。吳明益詢問威拉蓬：是否認為呈現出性別差異也是重要的？ 

威拉蓬表示：女性的聲音非常重要，她們受戰爭影響是最大的。因為戰時男人死光了，女性必須獨自撐住家庭、繼續生活，可是幾乎很少有人會問女性：「戰爭對妳造成的傷害是什麼？」所以她想去凸顯戰爭裡的女性。

在戰爭過後，常常是女性撐住整個社會的發展，因此威拉蓬認為女性才是歷史真正的傳承者。她記得小時候阿姨、嬸嬸做菜時會說誰的家裡發生什麼事、誰誰誰身邊有小三，反過來小朋友就沒辦法從男性長輩那裡聽到這類實話。男性多半會講一些話讓自己看起來比較完美，只有女性才會把這些記憶留下來。

關於此，吳明益推薦大家可以看看亞歷塞維奇（Svyatlana Alyaksandrawna Aleksiyevich）的作品，像是《我還是想你，媽媽》，書中被徵召上戰場的年輕男性，心裡最掛念的就是家鄉的母親；另一部《戰爭沒有女人的臉》也是訪談了在後方的女性。此外，德國小說《咖哩香腸的誕生》，描寫戰時英軍躲在女主角家的地下室，研究出德國現在到處都吃得到的咖哩香腸，雖然看起來是愛情小說，可是能讀到非常多東西。

➤為什麼要讀戰爭小說？

對年輕讀者來說，為什麼到了今天我們還要讀戰爭小說？威拉蓬說，很重要的原因是，戰爭任何時候都有可能發生。另一個原因是，二戰看似結束了，但它留下的遺緒至今仍持續影響我們。吳明益也說，根據人類學家研究，地球目前留下來的族群，沒有一個不曾主動發動過戰爭，所以他的想法跟威拉蓬一致。

威拉蓬說：「我自己在讀書的時候，也常常會想到，如果忘了它，會對我們有什麼影響？」閱讀這些小說帶來的啟示，是去避免戰爭，或知道發生戰爭我們可以做怎樣的選擇；並且透過戰爭留下的教訓，知道該選擇怎樣的政府、怎樣的人，才值得我們信賴。

由於台灣讀者對泰國文壇並不熟悉，因此吳明益也藉這個機會，請威拉蓬推薦值得翻譯來台的作品。她說，泰國有些知名的BL小說也談戰爭，以及從年輕人角度如何去參與政治。這個答案很出人意料，但吳明益認為確實很符合現在的文學趨勢。他說近幾年英文世界很重要的獎項，得主已不再是過去那種厚重作品，有時僅僅200頁左右，內容甚至是過去認為輕薄、此時卻能反映當前文化的作品。

威拉蓬補充：除了皮塔（Pita Limjaroenrat）《未竟之路》，很多政治工作者其實都有寫書，如果也能翻譯就好了。尤其當年死於迫害的季德．普密薩（Jit Poumisak），是社運青年、政治工作者，甚至是藝術家很重要的精神領袖，威拉蓬期盼他（即便是幾十年前）的作品也有譯成外文的一天。

➤國際迴響

說到47歲才提筆寫書，威拉蓬很感謝泰國Matichon出版社。這家出版社很大，只是不太出小說，所以雖然她當時還名不見經傳，但仍受到編輯青睞、獲得出書機會，是很不容易的事。（這也顯見威拉蓬文筆的優異。）

《盲眼蚯蚓》2013年出版，2015年即獲得東南亞國協文學獎，在臉書引起很大迴響。有人說：「最近看了《盲眼蚯蚓》，真是一本好奇怪的書。」引來很多好奇讀者圍觀。也有人說：「雖然是羅曼史但讀了好難過，」接著建議：「生活太快樂的人都應該去讀一下。」

威拉蓬說，《盲眼蚯蚓》想回應的其實是泰國政治，但很多泰國讀者單純當成悲傷的羅曼史，反而台灣讀者較能理解其中的政治意涵。雖然此書出版即大賣，不過不喜歡的人也很多，原因是「威拉蓬語言」太難了。一旁的譯者梁震牧表示完全能理解（眾笑）：「我跟很多泰國作家聊過，他們都對我露出同情的表情。」

《盲眼蚯蚓》有很多不易翻譯的詩化語言，後來英文版也成功由泰國River Books出版，譯者是泰國知名影評人、前泰國電影資料館副館長Kong Rithdee。而促成這項工作的，該歸功於River Books的老闆Narisa Chakrabongse。

Narisa很喜歡威拉蓬的作品，覺得很久沒有讀到這麼美麗的文字，感覺文學圈消失已久的文學品味又回來了，所以特別想讓泰國以外的更多人看到。至於會不會擔心翻譯後流失原意？威拉蓬表示：作品交出去，任務就完成了，譯者會如何詮釋都與己無關，所以並不擔心。

➤泰國敘事中的華裔

泰國描繪華裔家族的作品不少，早期有《泰國來信》，後來有翻拍電視劇的《穿越龍紋》，近兩年還有Netflix的《金孫爆富攻略》。然而威拉蓬對此評論道：泰國是個很自我耽溺的國家，喜歡把自己講得好像非常包容開明，華裔可以帶著一枕一席就在泰國闖出一片天。

「但這也是官方的敘事。」這種形象差距，最大代表是CP集團（很多台灣人不知道卜蜂其實是CP旗下公司）。有句笑話叫「Thailand就是CPland」，不只畜產，從7-11到通訊、從出生到死亡，讓當代人覺得華裔在泰國很成功、很融入這個國家。威拉蓬說：「那只是童話。」

《貓的記憶》中，曾祖父也帶了一點資本進泰國，結果整個家族潰敗掉。現實中泰國華人跟中港台也都持續有聯繫（包括貿易網路與資本挹注），並非赤手空拳。但過去泰國的華人敘事不談這些，很多都是白手起家的虛假敘事。正因如此，威拉蓬想把普通的、而且是會失敗的華裔小人物放回來，這是她跟一般作品不一樣的地方。●

來自中國和台灣的這三位寫作者，皆有一段頗長的生活，是在勞動現場度過的。直白的說，是工人，清潔工、印刷工人、紡織廠工人、端盤子的、電子廠流水線上的⋯⋯。講到寫作時，他們都以「給了人生希望」來形容。他們從廢紙回收攤中撿書，他們在20元人民幣買來的大辭典上開始與文字關聯，他們從印刷工廠校對的工作中，偷偷的看報紙上的文章，快快地寫下腦中浮現的字句，口袋裡裝起的句子，後來成為了書。其中一位作家，在報導中被這麼形容：「平凡甚至一地雞毛的生活正通過他的文字變成一本書。」

被這麼形容的是胡小海。他是北京一線工人、「皮村文學」核心成員，也是「詩歌商店」的主理人（事實上這是個二手衣店，他現在也是二手衣店員）。小海之名是向詩人海子致敬的筆名，他書寫工廠、機器與身體，將現代主義語言帶入底層勞動經驗，作品橫跨《北京文學》、《單讀》與英國期刊Granta。他的寫作在詩與非虛構之間來回，既保留搖滾的節奏，也不避談工人生活的噪音與重量。他說自己好愛方文山，寫了幾百首歌詞。
 
與胡小海同屬「皮村文學」的范雨素，則以家政與保潔工作的生命經驗，開闢出另一條敘事路徑：2017年〈我是范雨素〉以自傳體非虛構引發廣泛共鳴，將北漂、城中村與女性勞動者的日常推入公共視野，隨後出版的小說與合著作品，持續在個人記憶與集體處境之間鋪陳。她的日子很苦，但她說，寫作給了她自由跟無限的空間，也給了她單親帶大兩個孩子的力氣。

來自台灣的陳昌遠，則把工地、印刷廠與新聞編輯室串成另一條軌跡。他曾任粗工、電話催收員與印刷技術員，詩作長年書寫工人與機器之間既衝突又互相依存的關係。近年他轉入新聞工作，讓詩的敏感度進入報導現場。他稱自己經歷身體與精神勞動的兩份工作，其中，寫詩，一直是能讓他休息的享受之一。
 
三人的相似之處，在於他們都拒絕把「勞動」浪漫化為符號，而是以長時間的在場，讓語言承受工作與制度的壓力（並幻化成魔力）。以下為他們的自述與詩，摘錄自他們在「真的故事節」的對談。聽他們說，在工人與作者兩個身分之間的人生。

➤ 范雨素：寫作就像「想吃龍蝦」一樣

范雨素：
我出生在湖北襄陽，那個地方在中國算是不窮也不富。我是在襄陽的農村長大的。中國傳統裡，很多人家過年會在門口貼對聯，比如「耕讀傳家久、詩書繼世長」。中國一直有一種「耕讀傳統」，我小時候也每天跟著家裡人幹活。

我們那個地方，那時候雖然還沒有九年義務教育，但大多數人都有上到小學。上學的時候就是一邊讀書、一邊幹地裡活。放了學，有時也會看閒書、看小說。我小時候看過很多中國古典小說。

我1973年出生。改革開放以後，也開始能接觸到一些外來的作品。我記得小學三年級時，看過一本日本小說，叫《太陽黑點》。我對那本書印象最深的，是它寫到一個人在住宿的環境裡被同學欺負，現在我們叫「霸凌」。那時候借書很不容易，借到一本就算覺得吃力，也會硬著頭皮把它看完。後來我也讀過《源氏物語》，讀得很費勁。

我一直過得不太好，常常在生存線上掙扎。能養活自己，但收入很低，這是我覺得「不好」的一面。比較「陽光」的一面是：我受過小學教育，看過很多書，也幹過很多地裡活。到現在我還在做保潔。

我是一個媽媽，也是單親媽媽。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整個變成流動的中國。人們漂著，懸浮著。整個中國人好像都漂在半空中。我認識的朋友聽得最多的歌，就是那種離家的孩子、回頭望故鄉的歌。

我收入特別低，但勉勉強強也能活著。為什麼收入低，因為中國人多，農民工收入就一直低。每天扣扣搜搜，一直也能活著。我在北京拉著兩個孩子，單親媽媽，你要說過得不好的地方，就是花一分錢都要掰兩半花。收入太低，我做小時工、保潔工收入很低。做月嫂收入高一點，但代價是24小時看孩子，睏極了就像麻雀停枝頭那樣睡一下。就這樣換來稍微多一點點收入，勉強活著。但我也不難受，因為我愛讀書。

我小時候看小說，不管中國古典、日本小說、西方小說，我看到的是一個個具體的人。我對分類不感興趣，不太在意中國人、美國人，也不太在意農民工、高層領導這些分類。我覺得人只要活著就在受苦受難，像渡劫一樣，只是程度不同。我就這樣理解人，所以心態比較好。無論怎麼苦，也要活著，渡劫吧。

我常常也會想，人這麼苦，我為什麼要做保姆。我幻想我幾千年前就在做保姆，因為這是很傳統的職業。

我還忘了交代一個重要的事，我怎麼出名成爆款的。2014年9月，我住的城中村皮村來了一位老師叫張慧宇，他說要教文學課。我心想我從小到大看了很多小說，從來沒聽過文學課，教室離我住的地方只有幾十米，我就去聽。按我的理解教一個月就結業，結果張慧宇一直教，教了半年。後來老師說，既然聽課了，能不能交一篇作文。我覺得有這麼好的人，我不交就不好意思，就交了。

到了2015年底，界面新聞有個「正午」欄目。張慧宇老師自己掏錢把我們的作文印成一本集子，恰好編輯看到了，看到裡面我交的那篇，就把它發表到正午上。

那篇文章是2016年5月20日發表的。5月20日現在在中國也像節日一樣，叫我愛你。那篇文章我記得很清楚，題目叫〈農民大哥〉，但那篇沒有成爆款，可能就是一件普通的換洗衣服。後來我認識了編輯淡豹，她開始跟我約稿。2017年4月24日，我在正午上發表第二篇文章，這篇就成了爆款。後來記者跟我說，全網流量有一個億，我就這樣出名了。

出名以後我還是不會賺錢，生活還是能過。我有機會出一本書，就一直琢磨命怎麼這麼苦。兩千年前中國有個人叫韓信。韓信廟上有一副對聯叫「生死一知己，存亡兩婦人」。我就幻想我可能是那「兩婦人」之一。存亡兩婦人，一個是漢高祖劉邦的皇后呂后，另一個是漂母。漂母在淮河邊靠漂洗絮絲之類的活計度日，曾經救濟韓信，這也像是服務與照料的勞動。我就幻想我是她，每天琢磨、每天想，寫成了這本書《久別重逢》。這本書不光寫我的前世今生，還寫我的家族史，每個人都有前世也有今生。

書出版後賣得不好，只賣一萬多本，拿到手也就幾萬塊。在北京一年至少花好幾萬，所以我還是沒過好。但我很高興，我覺得人生有意義了。遇到很多善良的人，所以我才能坐在這裡。雖然每天還是很節約，但我每天還能高高興興坐在這裡。我覺得文學藝術很好，文學藝術讓人善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讓心情好。它的好處太多了。虛構的時刻很重要，虛實之間怎麼轉換很有趣。

（像是）我為什麼要寫成奇幻？因為我覺得我的人生很沉重，我想把它寫得輕盈一點、飄逸一點，不想再用同一種沉重的方式過日子。後來我又從那個小說裡提煉出一首詩，題目就叫〈久別重逢〉。我讀一下：

本是一橫一豎的平面直角坐標
是項羽抑或李煜的重瞳
誤撞了此刻的按鈕
時間混亂、空間錯雜
第七維，我不能掌控
 
所有的海嘯，終化為玉色蝴蝶
有祖母的老屋前，一上一下迎風翩躚
所有的傳說，終如古槎
破碎在暴風雨裡，在夏至前夕
 
我分不清千里來相會
和久別重逢
我分不清人生長恨水長東
和不肯過江東
 
風蒲烈烈，吹送髮上的蜀葵香
我只想靜靜的吃龍蝦
在漢江畔，一叢叢盛開的蜀葵旁吃龍蝦

我最後再囉嗦一句：詩裡有一句「所有的海嘯，終化為玉色蝴蝶」。我用「玉色蝴蝶」這4個字，是因為我小時候看過一部電影就叫《玉色蝴蝶》，講中日友誼的故事。寫這首詩的時候，我就想起童年那部電影，所以把這4個字放進來。

我覺得這大致就講清楚了：一個普通人很簡單的一生。生活裡，只要能做一點跟吃飯無關的事，對我來說，那就是寫作。寫作就像「想吃龍蝦」一樣，也算照顧自己的精神世界。

➤ 胡小海：寫作像鎮定劑一樣，能讓我活下來

胡小海：
我初中都沒有畢業，初三還差一學期就輟學了。那是2003年，我就在我們縣城技校學踩縫紉機，花了1000多。那個時候，娶個媳婦才5000塊錢。我家裡也不會安排，反正就花了1000多，踩了一個月，廢布就算「畢業」了。

然後就去深圳進廠，但也不是服裝廠，是做收音機的電子廠。一個月有時候最多放一天假，月底發工資的時候，或者放半天假。就拿3、400塊錢。但那時候年輕，也不知道累，覺得能找份工作就很好了。這樣過了一年多，又去了東莞虎門，開始正式學踩縫紉機。學會了才發現，原來踩縫紉機挺無聊的，也挺累的，關鍵工資還低，就4、500塊。

那時候過完打工的新年季以後，就會覺得：這生活不是我想過的。但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過什麼生活。就在車間裡面，我們服裝廠每一包的扎號上，幾分錢的工序，隨便寫幾句就扔了。我覺得那就是青春的迷茫。

2007年的時候，我在一個書攤上買了一本盜版《漢語大字典》，20塊錢。我當時其實不捨得買，因為我們農村人真的很窮。我那時候連水杯都不捨得買，也不知道人要喝牛奶才能長身體，所以個子就很低。20塊錢對我來說不捨得買，但我學會買彩票了。我很真誠，我覺得我能跟上帝接通，我能中獎。結果中不了，把蓋房子的錢都花乾了。

我哥說：你買彩票都捨得，你不捨得買一本字典？我一咬牙就買了。那本《漢語大字典》確實跟著我到處流浪。

買了以後，2007年我回到家裡。4年沒回家，從廣東回去那一年，我們收秋，種的大蒜非常便宜，兩毛錢一斤，幾十斤一袋子才8、9塊。我說天哪，太慘了。那一年我家種了8畝，如果價格好，可能就能蓋房子，給我和我哥娶媳婦了。但也娶不上，因為沒房子，就是破房子。

所以又出來打工，去到寧波。我當時也想改變，想進模具廠，聽說工資高，但沒有高中畢業證，辦了個假的也沒進去，還是在服裝廠幹。後來到了寧波北侖的梅山島，一個荒島上——年輕人沒有，都是一些年齡大的人。有一次我到梅山圖書館，神不知鬼不覺地翻到一本《唐詩三百首》，還是兒童版的。我的天哪，當時看了非常震撼。

我上學的時候，對唐詩、對李白其實沒那麼喜歡。但我記得最早1997年，我10歲的時候學到那首詩：

「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巾。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
  
一下就感動得要流淚。可李白那種豪放的詩，我那時候感受不到觸動。打工以後，我突然有了自己的心理感受，再讀唐詩，一下把我給震撼了：怎麼寫得那麼好呢？可能就是那種機械化的生活給身體帶來的痛苦，還有困惑太多了。當我讀到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門去」，我確實很有力量。再讀一些寫明月、寫竹子的句子——因為江南到處都是竹子——我覺得我看著明月也有那種感覺：一下跟那些古人的思想通了。

所以我就一邊踩縫紉機，一邊背唐詩宋詞，背了三、四百首。背得多了，我就去海邊看月亮，一看兩小時，然後自己也要寫。我記得當時也寫打油詩，比如：

「明月盈滿玉杯酒，暫忘殘夢笑高樓。青衫挽入幾星漢，揮下紅光燃千秋。」

那時候年輕，18、19歲，很狂，也很孤獨。我如果不用這種力量給自己找活下去的力量，可能就被吞噬掉了。因為我沒有自己，也沒有朋友，所以只能這樣。

那時候我打工8年了，已經快絕望了：第一個4年是新鮮期，第二個4年是極度崩潰和迷茫期。到第三個4年，我就想改變工作，去蘇州學房產銷售。2012年房產還一路高漲，結果我幹了一個星期，他們說我不適合，就把我炒魷魚了。電話銷售、推銷、上門推銷、去上海外灘送快遞……我幹了幾十樣工作，都沒堅持下來。最後又絕望地回到服裝廠。回去的時候，我的心其實已經死掉了。

還好，2012年我遇到了一本海子的詩。我覺得海子又重新拯救了我。我在海子的詩裡看到那種真誠：可以真誠面對自己的生活，哪怕迷茫、哪怕絕望。

我不論在哪個廠，每天都要寫東西。隨便找一張廢紙，拿個筆，就呼啦啦寫。我也不知道寫了啥，但像鎮定劑一樣，能讓我活下來、鎮定下來。我如果一天沒寫，就覺得自己白活了。那時候狀態真的很純粹，現在確實不太行了。

我最後就寫不了古詩那種了，古體詩很難表達我作為一個當代工人更加複雜的情緒，就寫現代歌詞。我喜歡過方文山，也喜歡羅大佑。我寫歌詞也寫了兩三百首，但還是沒人交流。我太迷茫了，因為在車間裡，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創造價值，還是在製造垃圾。其實未必那麼痛苦，但我就覺得痛苦得不得了，我不屬於這裡，我要離開這裡，但也不知道去哪裡，所以我只能寫。

我在廠裡其實只給工友讀過一次詩——讀的是許立志的詩，也讀過一首海子的詩。他們聽了說：寫得挺好的，但對我們的生活有什麼用呢？我就沉默了。確實，好像對我的精神當然有用，但對他們沒用，我也能理解。

那時候我喜歡艾倫・金斯伯格的《嚎叫》，我就列印出來放口袋裡，一邊上班，一邊拿出來看兩眼，再塞回去。那種狀態很直接。有一次工友看到了，搶走一看，說：「你看這啥呢？小黃書啊？」一下就很挫敗，你也沒辦法。

所以我那時候想，我要跟我喜歡的歌手聯絡。我給許巍、汪峰、張楚發訊息，張楚大哥回覆了。剛開始我特別激動，慢慢地我們居然還成為朋友。我寫了就發給他，我想讓他點評，他其實也不點評。慢慢他知道我是幹嘛的，就說：小夥子你還年輕，要陽光一些，不要想得那麼沉重。其實我也想陽光，但我覺得我沒問題。

2016年那個時候，我在嘉興的電子廠打工已經13年了。我覺得我應該有個機會離開廠裡，去嘗試一下。那年勞動節，張楚大哥給我寄了一套書。我第一次有一種「夢想照進現實」的感覺：哇，搖滾明星給我寄書。但收到以後又有點失落，居然是心理學方面的。我想如果是梵谷的，或者是歌詞，那該多好啊。

那套書我也沒看完，送給4個不同的同事了，可能他們喜歡，因為我確實不太喜歡。後來張楚大哥給我介紹北京皮村，有一個工友之家，他們做工人文化服務。其中有個叫許多，他唱歌的。許多說：「你來可以，但你要做好吃苦的準備。」我想我都已經這樣子了，我29歲了，還有什麼苦不能吃？反正一無所有，我就毅然決然到了北京皮村。

剛來的時候我也不知道怎麼辦，也沒法麻煩他。我就在網咖裡面，12點以後上兩個小時網，準備住一夜。但北京太殘酷了：你上兩個小時，第三個小時不上，他會把你拍醒。我記得有一次我在798，本來準備過夜，我又不會打遊戲，他把我拍醒說你不能在這住。我就在龍倫斯門口的長椅上想睡一覺，但那是夏天7月，蚊子太多，根本住不了。我就在798街頭暴走，所以那一片我非常熟。這樣的日子過了一個星期，四處流浪，晚上沒地方住，也沒錢了。

沒辦法，還是先穩定住吧。我本來想找跟藝術有關的，其實太遙遠、太異想天開了。29歲，我在北京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西餐廳端盤子。還好慢慢穩定下來，接下來就差不多步入正軌了，對我的人生來說。

因為我知道了皮村的文學小組，我去學習，證明我寫的東西有一個交流的地方。其實我的詩歌，一開始我覺得像歌詞，寫得不太好。我很情緒化，也不太會改，就拯救自己可以，但作為文字不太成熟。後來他們說那是詩，給我出了一個《工廠的嚎叫》（內部出版／自印）。一路這樣，後來又出了一個詩集。

其中很重要的是：我後來知道有「非虛構」這個東西，我就想寫我深圳打工的經歷，因為那段經歷太特別了，就叫《深圳南流記》。我寫了一篇大概8000字的非虛構。深圳那邊還有一個文學獎，給了我4000塊錢。這事我其實沒太在意。

後來我出了一本非虛構集，叫《溫榆河上的西西弗斯》。我覺得我從故鄉到異鄉，一晃，從15歲半、16歲的小夥子，已經成了37、38歲的大叔，非常殘酷。我覺得我已經〈從孫悟空到西西弗斯〉：那個時候我可以到處幻想、改變自己、改變命運；最後不過是不停上山推石頭的西西弗斯。

那本非虛構集裡收錄了《深圳南流記》。很有緣的是，後來它在一個叫《單讀》的公眾號上發了，有個翻譯Tony Hao看到了，覺得挺好，然後就在《Granta》（中文版）發了。去年中文版發了以後，過了兩個月就中大獎，收到信邀請我針對20多年的打工經歷寫一本書，給英國《Granta》出版社發。這是我人生的大獎。我能不能娶到老婆，下半輩子就靠這個了（笑）。

我覺得這事很魔幻。我沒想到我能寫非虛構，還有人看，居然還能賺錢。給我5000英鎊？7000嗎？哈哈哈，是嗎？反正好幾千英鎊。人生就是挺魔幻的。

其實我在世俗當中是一個很失敗的人，沒有存款，也沒有媳婦。每次打電話，我爸媽急得不得了。我其實也想找，但確實找不到。所以我覺得這等於是一種自我的救贖吧。明天發生什麼誰也不知道，反正就先走一步算一步，起碼往前走著。

我突然想到2007年我買《漢語大字典》的時候，說了一句不知天高地厚的話。我跟我哥說：我也要寫一本「驚世之作」。沒想到驚不驚世不知道，但我也寫到明年能在英國出一本書，我覺得挺幸運的。

我講太多了，我來讀一首短的吧。寫得再不好，醜媳婦也得見婆婆，讀個〈中國製造〉。

中國製造

我們加工了收音機、汽車、電視、電腦、手機螢幕、蘋果手機
  我們製造了耐克、彪馬、阿迪達斯、英格蘭運動衫
我們焊接板、插電阻、打螺絲、安裝馬達保護器
  我們做袖口、裝拉鍊、上領子，把羽絨服裡外都對齊
我們和機器做朋友，與產品談戀愛
  分分合合，合合分分那些年
  仰仗青春好時光，誰也沒有離開誰
  可產品永遠年輕，我們的容顏已老
流水線不但製造了產品
  也製造了我們一成不變的青年生活
機器越來越熱，我們的心卻越來越冷
  猛回頭，猛回頭
  流水線上的少男少女也成了獨特的中國製造

➤ 陳昌遠：想著詩，有些聲音就會出來

陳昌遠：
我有時候會被問：為什麼要寫詩？尤其是我去面試記者工作的時候，面試的主管就問：「你為什麼寫詩？」我記得那時候不知道怎麼回答，就看窗外，想說詩可以描述一些東西，但我講得坑坑巴巴，也不知道怎麼聊。後來被問多了，我就覺得要誠實一點，其實我17歲的時候就想談戀愛，我就去讀徐志摩、余光中，想像說我可以寫詩、成為詩人，也許會有一個不一樣的身分。

我17、18歲讀高中的時候，其實很不喜歡讀書。我從小就逃學，勉強讀到高中，還留級。後來轉到高職，高職又因為生病休學一年。等我高職畢業的時候，等於高中階段花了5年才畢業，跟我同年紀的人那時候都已經大學二年級了。

我後來也讀了大學，念的是營建工程系。工程系要讀數學，要讀工程數學、結構力學，還有微積分那種東西，我實在讀不下去，讀了兩年就休學。也就是說我休學的時候，大家都已經大學畢業了。那個情境下你會覺得很自卑，也很挫折。

那時候我去面試煉鋼廠工人的工作。我想說反正我學歷也沒有很好，我又是高雄小港人。小港就是工業區，有煉油廠、造船廠、發電廠，還有各種加工廠。你如果真的找不到工作，就進工廠做技術員，生活也會很穩定。我們那個地方大部分家庭都是這樣長大的，下一代也大多會選擇進工廠工作。

但我去面試的時候，面試我的人問我：你為什麼不把大學讀畢業？你應該好好把大學讀畢業。那種話有點像在訓話。我心裡就在想：我就是想來做個工人，怎麼做工人還要被要求大學畢業？

我心裡很不高興。後來我陸續去工地做粗工、到銀行做信用卡催收……那時候台灣發生卡債風暴。在這些過程裡，因為你學歷不如人、人生階段落後，你會有很多自卑跟挫折。那時候詩反而是一種救贖，我會寫詩，也許可以透過詩去表達不一樣的自己。你會想像自己不只是一個小小的人，你也許有某個獨特的部分。

我也想過，那我寫詩，有可能進文化產業、藝術產業工作嗎？或者當編輯？但基本上不太可能。因為臺灣的文藝資源大多在北部，高雄沒有那樣的資源，學歷也不允許我跑去臺北應徵這些工作。

有一天我看到報紙印刷廠徵人，我就想，我喜歡寫詩，那我進報紙印刷廠，我可以每天看報紙，從中獲得養分，又可以賺到薪水，這工作滿好的。我就去應徵，他們也用我了。後來我做了兩年才知道：他們剛裁員裁了50人，裁到沒人了，所以需要年輕、低薪的人進去，我才拿到這個工作。

我那時候才發現，這是一個黃昏產業——報紙這件事情，大家還有人在看報紙嗎？現在時代完全不一樣，沒人看報紙了。我在印刷廠做的時候就想，哇賽，我進了一個超級黃昏的產業，這印刷廠隨時還是會裁員，它有一天會消失的。大概３年前吧，這間印刷廠真的消失了。

我就想，如果我沒有去應徵當記者、順利取得記者工作，我大概38歲的時候就會被裁員失業，然後可能跑去做保全，人生路徑應該就是這樣。所以我覺得寫詩對我影響非常大，我因為寫詩進了印刷廠；也因為寫詩，提升了自己的書寫；加上看報紙看多了，所以我有機會做記者。詩就成為影響我人生轉折的一個「因」。

在印刷廠裡，報紙印刷剛開始的前十分鐘最忙，你要調整、讓它穩定。穩定之後你其實站在那邊沒事幹，可是你還是要裝忙，因為油墨品質會跑掉、套印可能會跑掉，你要檢查。我就是每抽一份報紙檢查的時候，看一篇文章，看完再放下去。其實很多時候也沒有真的在檢查。

印刷廠很吵。在那個很吵的過程中，我都戴著耳塞，穿著藍色的工作服。後來我到臺北當記者，不知道要穿什麼好，我就在一間專門賣制服的店看到藍色衣服，就每隔一段時間買個6、7件，每次上班都穿那一件。那個顏色跟我以前在印刷廠穿的上衣顏色是一樣的。

面對印刷機的時候，環境很吵雜，可是在那個過程中你會感到一股安靜。你想著詩，有些聲音就會出來，有一些句子會出來。我就把句子寫下來，可能寫在小紙條上放口袋裡，下班回家再把這些句子整理，變成一首詩。

接下來要讀的這首詩，就是在那個過程中想出來的。我這本詩集叫 《工作記事》，裡面有43首，其實每一首都叫〈工作記事〉，所以我用編號。這首是編號3。

 你已經知道了
知道了明日的工作為何
而後天的，往後的
所有表上的流程的等待的
不期待的
都已經知道了
每一顆螺絲都是被知道的
都必將被鎖入
對應的螺孔，螺紋與鑽床
也是知道其固定的硬度與扭力
或者耗電量，需索的電源中
每一條金屬線都必將
纏繞彼此，輸送已知道的
最大輸出，以及光熱，是電
抵達每一個接點
每一個接點，都是知道了
都必將受焊於極致之上
端與端之間是寂寞而單調的語言
是知道了
是固定的路通往
固定的方向與地點
是確知用途的器械或者
具備功用且必須有所作用的
種種部件，微小且粗略
零碎亦可替代的方便
這些，都已經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