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agram演算法以為我是一位冰上曲棍球愛好者，一切都是因為我看完了《烈愛對決》（Heated Rivalry），讓演算法陷入混亂（還是歪打正著？）。我相信有類似遭遇的不止我一個。

《烈愛對決》由加拿大製作公司Crave出品、Jacob Tierney執導，改編自瑞秋・里德（Rachel Reid）的男男羅曼史小說，講述分別來自加拿大、俄羅斯的冰上曲棍球選手肖恩．霍蘭德（Shane Hollander，哈德森．威廉斯飾）與伊利亞．羅扎諾夫（Ilya Rozanov，康納．史托瑞飾）將近10年的祕密戀情——兩人個性與家庭環境截然不同，在冰上是宿敵，在床上卻是帶著權力遊戲、調教意味的情人。

如果你覺得上述資訊很陌生，沒關係，不用懂冰上曲棍球，觀眾也能領略這部影集的奧妙，因為《烈愛對決》本身就是一次亞文化轉譯。

如同兩位主角一夕爆紅，從餐廳員工飛升為金球獎頒獎嘉賓，這部作品也經歷了從邊緣到中心的過程：從AO3同人文化滋養、長期被輕視的男男羅曼史類型，到讓《紐約客》、《大西洋》等嚴肅媒體撰文分析，再到你眼前這篇文章，試圖解釋為何《烈愛對決》不同於《戀愛修課》、《同路人》、《同志亦凡人》、《Looking》等BL、同志影集——

因為它尊重類型傳統，才讓虛構不是逃避，而是直面現實的方式。這也包括認真呈現性愛，而不是當主角衣服脫了，鏡頭就禮貌的往窗戶轉。

➤當「套路跟肉」都被改編尊重

一開始，里德得知自己的小說要被改編時，早已做好被亂改，甚至是播出後被嘲笑的準備。但導演兼編劇Jacob Tierney告訴她，要把她作品當作「高質感肉文」（premium smut）對待，一切就不同了。「愉悅的色情」（Joyfully smutty），是Tierney對《烈愛對決》的形容，並認為性愛就是敘事的一部分。

性愛既反映兩位主角當下的關係，也展現在公眾視野裡動彈不得的他們，彼此最直接的語言。更是對冰上曲棍球這種充滿壓制、肉搏的競技運動，最好的戲仿或再現。

回到影集（不妨藉此再看第N次）。第一集裡，夏恩與伊利亞第一次發生關係，除了帶著試探、好奇，我們還看到伊利亞扮演引導者，一面帶領夏恩一面調侃他，甚至讓夏恩說出自己有假屌會拿來「練習」。在第二集，他們的性愛更充滿支配與臣服，儘管完整做了一次，情感卻是疏離的。夏恩在電梯裡的簡訊寫道：「我們甚至連接吻都沒。」到了第四集開頭，則是一連串床上與冰上的衝撞對剪，透過鏡頭呈現「宿敵即情人」。

然而，在情感最濃烈的第五集沒有任何性愛——因為這時他們已透過語言彼此坦承，夏恩告訴伊利亞自己是同志，伊利亞也表露鮮少提起的原生家庭創傷，並傾訴愛意，儘管是用夏恩聽不懂的俄語。到了第六集，兩人在小木屋渡假，性的前提是夏恩提出的：完全袒露自己。隨之而來的性也是在語言的溫柔包裹下進行。

性愛，其實是兩位主角「如何承接愛意、配得上彼此的過程」。在羅曼史傳統裡，主角往往需要成長或轉變，才能克服身分差或他人的阻礙。此外，性愛在羅曼史中，是對關係的渴望，也是時而餵養觀眾的甜頭。

如果把主角成長、確認關係視為終點，整部影集其實都是愛而不得的前戲：那些動輒以年起跳的距離與分別，休息室裡挑逗的簡訊，就連螢幕外巴不得他們快點在一起的觀眾，都是影集前戲Play的一環。渴望的無限延長，正是《烈愛對決》令人投入的原因——導演用暴雪將原著中早先出現的插入式性愛推遲到第二集，這個高明的改編，強化了渴望的延長。

至於他人的阻礙，則依托於《烈愛對決》裡的另一個類型傳統：宿敵即情人，這個同人文或羅曼史中最受歡迎的標籤。《烈愛對決》就像是千黛亞走失的《挑戰者》（Challengers）：兩個頂尖競技運動員，視彼此為眼中釘，時時刻刻得接收另一人的動態，這局進幾分，動作更快還是變慢，會哪些新招——用粉絲語言來說便是：還有什麼比這種灼熱的關注，更好嗑的呢？

這也說明，《烈愛對決》的最大敘事框架其實是宿敵即情人，而非單純的出櫃與否。在劇中，兩位主角其實沒有對自己的同志身分有太多困擾。比起愛同性，他們更恐懼的是身為死敵隊伍的隊長，竟然愛上了自己最該毀滅的對手，這才是令公眾無法接受的背叛。因此，美國數位媒體《Slate》批評《烈愛對決》保守，還在出櫃敘事上打轉，不免擺錯了重點。

但重點是什麼？

或許是羅曼史這類型所堅持的：情感不是阻礙認識的東西，它就是意義所在。當傳統或一般男性主導的敘事告訴我們：你被感情蒙蔽了，看不清真相，羅曼史敘事則說，唯有透過感情，我們才能接觸真相。夏恩知道跟伊利亞在一起是危險的，會毀掉事業，卻還是為之心動；伊利亞認為兩人沒有未來，祖國跟家人會詛咒這段關係，但仍奮不顧身。

➤虛構成為現實的延伸與反叛

回到里德的創作歷程，可見她受同人文、羅曼史類型的影響。一開始，她在AO3發表小說，以為該平台只能寫同人，便把第一本小説《Game Changers》，也就是影集中的副CP「史考特與基普」改成美國隊長與酷寒戰士，邊連載邊接受AO3讀者回饋修改。待正式出版，才把名字改回現今版本。

至此，《烈愛對決》原著系列的受眾，仍停留在女性讀者群。因為男同志其實與男男羅曼史（甚至是日本脈絡的BL）並沒有太多交集，如同導演說的：「男同志不知道這些書的存在，但拍成影集他們會看。」更甚者，以女性讀者為大宗的男男羅曼史與男同志的觀看經驗之間，帶有一絲緊張關係。

最好的例子，便是影集《I love LA》裡的酷兒演員Jordan Firstman批評《烈愛對決》裡的男男性愛不真實。Firstman在《I Love LA》中呈現的性愛確實不同：帶著情慾、尷尬、玩笑話，還有當代人專屬的心不在焉。這是另一種真實。問題是，只有一種「真實」嗎？為何真實的男男性愛得由女性作者承擔？

對此，導演回應，影集不是紀錄片，他不會拍夏恩在浴室伴隨灌腸器半小時，並表示，「身為酷兒群體，我們需要審視自己傳遞出的訊息，去規定女性『能做什麼』或『不能做什麼』令人疲憊。女性有權書寫男性，也有權書寫男同志。該問的應該是，她們『如何』書寫？」

導演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試圖搭建了男男羅曼史與男同志受眾的橋梁。而《烈愛對決》本身就是男同志的盟友，里德之所以寫冰上曲棍球男男戀，正是源於對這項運動的熱愛與對恐同文化的憤怒。

里德14歲時，因為還沒有女性隊伍，只好加入男子冰上曲棍球。進入規則，配合男性，她才能投入這項運動。正因如此，她發現冰上曲棍球是恐同而厭女的環境，至今北美四大職業運動中，仍未有現役出櫃的冰球運動員。

里德開始構思系列作第一部《Game Changers》，設想一名出櫃的職業球員——書名本身就有強烈的介入色彩。這也是為何導演在影集第三集，大膽的將敘事轉向《Game Changers》兩位主角。到第五集最末，觀眾就能領會其用心與必要：沒人試圖改變遊戲規則，就不會有快樂結局。

據里德所言，寫作之時，她訪問了許多男同志。他們向她表示多數同志作品都以不必要的悲劇作結，她承諾她的所有作品，都要有快樂結局。因此，《烈愛對決》的結局除了是作者對讀者Happy Ending的心之契約，更帶有政治意涵。

現實中，視同性戀為非法的俄羅斯，有許多人正大舉翻牆觀看《烈愛對決》。曾拒絕舉辦驕傲日的北美冰球職業聯賽，也表示歡迎影集粉絲變球迷。更富諷刺的，這樣一部酷兒之作，由加拿大作者寫出，加拿大製作團隊拍成影集，在如今LGBTQ權益緊縮的美國大受歡迎。

瑞秋・里德的快樂結局之必要，讓人想起一百年前，E．M．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寫《墨利斯的情人》對自己的要求：「幸福結局是絕對必要的。否則我就不必費心去寫它了。在小說裡，無論如何都應該讓兩個男人墜入愛河，並且在小說允許的範圍內永遠相愛。」

當人們投入虛構甚至是過去被摒棄的羅曼史，就不再只是遁入幻想，而是對現實的另類期許，一種異見表達。這些，都來自一位羅曼史作者說到做到的承諾。●

近日伊朗暴動不息，抗議者在政府大樓放火，軍隊就回應以槍殺平民。在社群媒體上，有段影片特別吸睛：一位年輕女生摘下頭巾，用手上菸頭，憤怒燒毀獨裁者照片。

或許，一個民族的命運，比我們想像的，更加重合於該國女性的命運——伊朗作家Marjane Satrapi在千禧年出版自傳性文學漫畫《茉莉人生》，在本書開篇，戴上頭巾不久的小女孩瑪贊，在外國雜誌上看見媽媽抗議的照片。當時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共和國剛剛建立，進步女性為了拒絕頭巾而上街遊行，歐洲記者因此捕捉到母親嘶聲吶喊的激情瞬間。

但說來諷刺。同一張照片，身為女兒的瑪贊，覺得驕傲崇拜，但身為「大人」的媽媽，卻陷入巨大恐懼。她很快將頭髮染色、出門必戴墨鏡。因為在神權教義下，女人若有不平之鳴，絕不能被政府清楚辨識——前面提及點菸伊朗女孩，其實是早就遠走異國的流亡者。那段焚燒領袖照片的影片在加拿大拍攝，而非發生於無數異議人士遭到暴力屠殺的當下伊朗。

半個世紀過去，這個民族沒有改變：唯有遠離故土，方能拋卻面紗。

➤現代王權到鐵腕神權

對許多台灣人來說，伊朗神祕遙遠，甚至誤會中東保守落後。其實，1970年代台北信義區還是一望無際的稻田，德黑蘭的路口已經私家汽車水洩不通。10年後才在台灣風靡的日劇《阿信》，在伊朗可是與日本同步播放。而比蔣介石更鐵腕的巴勒維王朝，大力推動「白色革命」，男女平權、土地改革、勞工入股，人均GDP在石油蘊藏加持下，10年暴漲10倍。至於上層時髦伊朗女孩，則假日身著鮮豔比基尼，在沙灘上怡然任驕陽曝曬。

但何梅尼的錄音帶改變了這一切。「真主至大」、「教法者的監護」在窮困普通市民的斗室反覆播放。1980年，各地示威不斷，群眾趕走了推動現代化的國王，建立以信仰為法律、教士掌握軍事財政的神權政體。

這段伊朗近代史，決定了《茉莉人生》充滿矛盾困惑的童年序章。雖然小學生瑪贊被強迫戴上頭巾、離開男女合班的法國學校，但晚上睡前，女孩總是幻想著慈祥「真主」來訪。虔誠女孩告訴白鬚觸地的真主，自己長大後要成為先知，運用神蹟治癒多病外婆。但奇怪的是，當學校老師知道瑪贊的志向，卻說這女孩「頭腦不清」——沒資格投票、沒權利離婚的女人，怎配擔當神聖先知！

從王國到神國，伊朗的命運、女人的命運，都在1980年巨大轉折。大學關閉兩年，因為需要重新編寫「宗教」課本。女人再次嚴實包裹於頭巾，如果膽敢跟年輕男人並肩行路，就會被抓到警局，受到嚴酷懲罰。

➤混亂下的理想與自私

漫畫《茉莉人生》選用俐落美術風格，筆觸簡單乾淨、強調黑白對比。但莫名的是，少女的伊朗人生，卻充滿無法定義的混亂灰階——瑪贊在開明富裕家庭長大、父親溫柔又專情、家族培育多位滿懷淑世理想的知識分子。但女孩慢慢發現，社會到處是家徒四壁的窮人、女性淪為二等國民、三不五時就有政治犯遭到處決。

但矛盾不只在於家庭與社會的尖銳落差。由於父母親特意栽培，從小大量閱讀的瑪贊，很快就注意到，在伊朗，最不講邏輯、最雙重標準的，便是人們的思想。

反感民粹激情的爸爸，嘴巴上對愛國情操興趣缺缺，但伊朗轟炸伊拉克的大外宣新聞又讓他難掩喜色。母親厭惡人們在超市裡爭搶民生物資，但一轉頭就帶女兒往另一間商場多買兩包存糧。至於那位從沒機會見面的外公，明明出身王室，長大後卻在篡位者政權手下出任省相。明明從小錦衣玉食，長大後卻是最堅定的無產階級同情者。

這個國家有太多死結，以至於「長大」的意思，幾乎等於現實逼迫你要去內化諸般荒謬——在全民仇女厭女的同時，政府一邊告訴上戰場的底層青少年：為聖戰而死，便能抵達滿是美麗處女服侍的黃金天堂。瑪贊每次轉述電視或報紙上的消息，爸爸說：「小孩子不懂這些話的意思。只是轉述別人告訴你的事情。」

廣受好評的伊朗史名著《伊朗：心智的帝國》，勾勒出一個陷入拉鋸與內耗的國度。伊朗人的祖先是偉大輝煌的波斯帝國。這個民族被異族統治1500年，但他們瑰麗的浪漫文學傳統、深邃的蘇菲主義哲學，不只同化了阿拉伯入侵者，也啟蒙遠方歐洲文藝復興。但問題是，曾幾何時，睿智古老文明被基本教義裹脅，完全失去了歌頌多元與寬容的崇高傳統。

於是，愛國又憂國的爸媽決定，「寧願讓你遠離開開心心，也不要你在身邊卻悲慘。」媽媽告訴14歲的瑪贊，先去歐洲讀書，幾個月後全家都會過來探望。早熟的女孩早就懂得所謂善意謊言——但在候機室大廳她忍不住偷偷轉頭，窗外遠處，心碎的母親哭暈在悲痛的父親懷中。

➤流亡者的苦痛誰人知

不只從性別洞見國族，《茉莉人生》更是驚心動魄的青少女成長敘事。瑪贊的政治啟蒙遠超同齡，但青春期女孩，一個人在歐洲，急遽變化的身體對沒有媽媽的女孩來說是如此恐怖陌生。西方社會對中東更有隱微排斥，因為不斷發生的宗教恐怖攻擊，汙名了所有遠離家園的伊朗游子。寂寞孤單、文化差異、身心變化，在歐洲的瑪贊只有裝扮成酷到不行的龐克女孩，抽大麻、參加濫交派對（但無法融入）、被第一次交往的男同志發好人卡、被第二次交往的媽寶男背叛劈腿。太多難以適應，她甚至在寒冬街頭露宿整整3個月，差點肺炎死掉。

但越洋電話那頭，父母輕描淡寫提到伊朗遭遇的敵軍轟炸、政府肅清、通貨膨脹。瑪贊有揮之不去的罪惡感——家人與同胞都在受苦，自己卻袖手旁觀。她終於想起外婆叮嚀：「永遠不要忘記自己是誰。」她鼓起勇氣，搭上返鄉飛機。儘管，年輕叛逆的瑪贊不可能預見，大學畢業後將永遠永遠被祖國放逐。

這本書在伊朗國內、美國的宗教保守州，都遭查禁。明明是女孩長大的誠摯手記，為何就對某些人來說彷彿撒旦寫下的魔鬼詩篇？

《茉莉人生》的主題是「長大」。但健康、幸福長大，得嚴格要求一處沒有仇恨的世界。類似經驗並非伊朗女性獨有，《自由：在歷史盡頭長大成人》是少女逃離制度崩潰、暴力殺戮的阿爾巴尼亞；《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則是女孩在經歷饑荒、批鬥、鎮壓的中國文革煉獄後，終於踏上自由新大陸，在異鄉獲得了奶奶媽媽畢生都不敢去夢想的安全與尊嚴。

後殖民經典著作《面紗與男性菁英》（The Veil and the Male Elite）的觀點振聾發聵：當下的伊斯蘭神權，刻意抹消早期教義中存在的性別平等思想。回教男人之所以能任意支配女性，那是少數統治階級，在掠奪財富與權力後，發放給絕望平民男子的「補償」——看見沒戴頭巾、化妝抽菸的女人，好比看見邪惡的美帝或伊拉克、好比遇到了恐怖魔鬼，他們就回敬以暴力跟謀殺（請google「中東、仇女、殺人」）。壓迫始終來自人性：卑劣啊卑劣，男人把自己承受的苦難，十倍百倍發洩於沒法還手的無辜女性。

➤苦難仍朝著女性傾斜

瑪贊在伊朗讀中學的時候，《國家地理》雜誌封面登出一張「世界最知名照片」。綠眼睛、紅頭巾的阿富汗少女，用警戒的眼神，瞪視戰地營中偶然來訪的相機鏡頭。這張直面第三世界女性臉孔的照片，當時引起「西方式人道主義」的全球性轟動。18年後，攝影師終於重逢碧瞳少女——不再靈動、平凡衰老的樣貌，只因早婚、多產、貧困、無業、流離失所、缺乏教育。綠眼女孩「才」30歲呢，但生命的最美麗機遇，已被殘酷世界完全剝奪。

《茉莉人生》的主人公瑪贊，差不多在同樣時間，完成本書並在法國出版。可以說，同樣來自中東、同樣身為女人，瑪贊倖存下來。然而，其代價是，瑪贊再也沒有見到最最親愛的外婆。本書也忠實記錄了這份無盡的遺憾。

有太多太多生命，都沒有瑪贊擁有的幸運。納粹集中營扼殺了成年後的《安妮日記》；北韓女性持續遭遇強暴與飢餓；盧安達大屠殺時有50萬女性遭到強姦；中國徐州農家則曝光了一位被鐵鍊鎖住、豬食餵養的女子，她蓬頭垢面、精神崩潰，懷下8個不知道母親是誰的骯髒小孩。甚至在「發達國家」——香港反送中運動有游泳校隊的中學女生裸身溺斃於海灘。而我們台灣呢？才華洋溢的新人作家，被性侵創傷多年折磨以後，選擇自我了斷。

生而為人，生而為能思考、能感受的智慧生命，據說是上蒼的寵愛恩賜。但《茉莉人生》悄聲詢問——兒時虔信的、全能全知的、親愛的真主啊，為何還有數也數不盡的女孩少女，從未平安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