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次再來玩喔！」女兒年幼時，曾笑著對王治德說，當時她眼中的陌生人，其實是爸爸。說來心酸，因為女兒的出生，王治德有了甜蜜的負擔，接了更多工作，因為拍片的工作需要久待劇組，更幫不上妻子蔡青樺，無法陪女兒成長。

為了生存的封閉忙碌循環，是小家庭都市生存的共同處境。當時的他們或許沒料到，幾年後會舉家遷至宜蘭壯圍，過著大不相同的生活。

➤為了更多陪伴孩子的時光，他們離開熟悉的台北

蔡青樺與王治德相戀多年，卻攜手走過各自孤獨的日子。王治德在美國念研究所和短期工作，待了約5年時間，回台後，換蔡青樺遠去英國，兩人遠距離很長一段時間。

20多歲時，蔡青樺一直有開咖啡店的目標，同時做多份工作，磨練開店技能：調酒、烘豆、煮咖啡都不在話下。「懷孕」打斷了她人生的節奏，「烘豆也不能了，會想吐，開店更不用講，只能放下。有些朋友這時候已經開店了，我心裡當然會焦慮。」

20多歲的王治德呢？頂著美國研究所的高學歷回台，台灣影視業界人脈全無，即使胸懷大志，也得先放下學歷，四處投石問路，從接案助理開始建立連結，每件小工作都不能放過。最落魄的時候，一年只賺了6000元。

女兒出生後，有段時間，兩人的關係是緊張的。即使理想主義者如蔡青樺並不抱怨丈夫經濟上的困窘，但她期望更多丈夫的陪伴。「即使他認為已經盡量陪伴我們了，對我而言，我還是覺得大部分的時間，只有我跟小朋友相處。」蔡青樺會分享母女的日常給丈夫，「他還是會覺得無法參與。他心裡覺得不夠，這也關於，這是不是符合他自己對『成為爸爸』的期望。」

藏器待時，身懷技藝的王治德，沒有一直落魄，他深知妻子懷有開店夢，只是台北居大不易。案源逐漸穩定後，他因為工作來到宜蘭壯圍拍片，發現這裡很符合他們小家庭的想像。後來又後來，他們開了壯圍鄉中唯一的獨立書店「嶼伴書間」。

「我們一家很常去海邊，這裡離海邊只有10分鐘，而且海邊都沒人，我們也會到礁溪泡腳，去濕地看水鳥，」蔡青樺分享。採訪王治德時，他不約而同說了看海的回憶。夫妻分別有默契地提到，那天海邊還有另一組人，離他們很遠很遠，「差不多有100、200公尺吧」，整條海岸在記憶的畫面中，只留給了他們一家。

 ➤育兒空間與轉型正義何干？

為了咖啡店的夢想，蔡青樺備戰多年，為何後來改開書店呢？「別人會覺得我們兩個都有一點太理想化了，想做事情時，理想大過現實的考量。有些人會想怎麼賺錢，我們想的就是……『我要讓這個空間長成什麼模樣』，一直往自己的偏好想像。」回應時，蔡青樺流露了羞赧的神情。在「開書店」上，夫妻兩人幾乎沒有太多爭執，「我們的價值觀很接近。」蔡青樺喜歡閱讀，王治德也有不少藏書，無論開什麼空間，書都是必不可少的。

全職育兒的那段時間，蔡青樺一直在思考該怎麼跟孩子相處，「大家都說『照書養』，我各種育兒書都看，想說哪一種更適合我們。」她認識了許多倡議兒童遊戲權的同伴，後來也陸續擔任「社團法人臺灣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簡稱「特公盟」）的理事與常務監事。

她認為兒童的遊戲空間，要有兒童與父母的參與，不能單看政府或設計師要怎麼規劃，「要在意使用者的想法，要平等對話，政府或設計師不能因為自恃專業，就高高在上。」蔡青樺說明。從兒童權開始，她也慢慢接觸到人權、轉型正義、性別教育等不同議題。

「兒童權」跟「轉型正義」看似遙遠，對蔡青樺來說卻一點也不。「它們看起來是不同的議題，核心都是人跟人之間的理解。」蔡青樺分享。無論是大人與小孩、不同的性與性別、專業者與使用者、多數與少數、加害者與受害者，關係裡總有權力位置的差異。人若沒有察覺自己站在哪裡，很容易在說話、判斷、行動時，不自覺地用上對下的方式對待他人。

這延伸到轉型正義，也是相通的。許多人面對白色恐怖、歷史創傷，第一個反應是害怕、迴避，或者覺得「都過去那麼久了，為什麼還要一直講。」但蔡青樺認為，恐懼往往來自不理解，而不理解又容易加深刻板印象與排斥。若願意多知道一點那些時代裡的人如何受苦、如何失去、如何沉默至今，就會明白，為什麼有些故事必須被繼續說出來。

瀏覽嶼伴書間的書架與選書，呈現了蔡青樺的這個人，溫暖的氛圍，卻又直面議題。關於情緒、戰爭、性別、自由、記憶與創傷的書，提供讀者練習，練習看見他人的處境，練習不因害怕而抗拒了解。從後見之明來看，由咖啡店到兒童公共空間，再到獨立書店，她逐步練習，且朝著空間創作者前進。

➤舊金山的電影院與壯圍的小書店

因為自己是影像創作者，對王治德來說，書店最大的意義，是連結更多的創作者，尤其是那些還沒有被獎項、媒體、出版市場看見的人，如同過去的自己。

這個想法，來自他在舊金山念書時的記憶。當時，他租屋處附近有一間在地小戲院，週末才有正式演出，平日幾乎沒有生意，戲院裡卻有一台老放映機，願意讓學生帶自己的作品去放映。創作者不需要付費，觀眾只要花兩、三塊美金，就可以坐下來看一支還很粗糙、或許只是課堂作業的影片，結束後再和創作者簡單交流。

那樣的場景，王治德一直記得。「我很喜歡那樣的模式。」他說。對他而言，創作不是突然橫空出世，不是某個人得了獎、媒體開始錦上添花，才值得被看見。真正的創作，是一段漫長累積的過程，只是多數時候，外人只看到最後發光的瞬間，卻看不見此前那些寂寞、反覆磨練的時間。

因此，當他和蔡青樺討論要開一間書店時，他心裡其實也帶著那間舊金山小戲院的影子。王治德印象深刻的例子，是繪本創作者玉米辰帶著《若是咧送批》來到書店。這本書描繪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被帶走後留下的遺書，如何在多年之後，才終於被送回家屬手中的故事。創作過程艱難，出版後也不容易被市場看見，玉米辰只好自己一家書店、一家書店地跑，親自向讀者介紹作品。

「他來我們書店，我們有準備一點車馬費給他，他堅持不收。」王治德說，當時，這本書還沒有後來的光環，沒有多少人知道它終將獲得金繪獎非虛構類繪本大獎。後來玉米辰得獎，王治德最感動的，並不是「終於成功」這件事，而是創作者的得獎感言。玉米辰表示，他沒有辜負那些把故事交給他的人。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創作者的心態。他不是把榮光放在自己身上，而是覺得，我沒有辜負這些人。」對王治德而言，創作者最可貴的地方：不是為了名利，而是有些故事不能放下。

搬到壯圍後，自然也影響到王治德工作的節奏，他將目光轉向在地，也轉向自己的創作，工作生活與創作，有了不一樣的平衡。

➤為孩子讀一本書，是不需要任何目的的陪伴時光

嶼伴書間剛開幕時，正逢疫情嚴峻，店幾乎無法正常開放，即使用預約制也十分冷清。那段時間，蔡青樺和女兒一起參與線上說故事活動，講的是繪本《什麼！》。故事裡，孩子不想睡覺，奶奶沒有急著斥責，也沒有命令他「趕快去睡」，而是一路接住孩子的要求：沒有棉被，就做一條棉被；沒有枕頭，就做一個枕頭；沒有東西可以抱，就做一個娃娃。忙了一整晚，天亮了，孩子還是沒睡成。

她也喜歡《無所事事的美好一天》與《我的願望，天天不挨罵》，前者提醒大人不要急著替孩子排滿活動，因為無所事事也是孩子重要的精神糧食；後者則說出孩子常被大人誤會、莫名挨罵的委屈。這幾本書看似輕盈，卻都在談同一件事：大人能不能暫時放下命令、安排與判斷，先理解孩子正在經歷什麼。

即使女兒已經12歲，可以自己閱讀，蔡青樺至今仍會在睡前念故事給她聽。以前女兒年紀小，一個晚上可以聽5、6本繪本；後來改念小說，有時一念就是兩個小時。她原本想著一個章節差不多該停了，女兒卻說還想知道後面發生什麼。蔡青樺也享受那段時光，於是故事便一再延長。

現在，女兒不再需要她每天陪讀，卻仍會偶爾喊：「媽媽等一下上來講故事給我聽。」她們在床邊，用一個小時，讀女兒挑的故事或小說。不是因為女兒不會看，而是因為「聽故事」本身，是另一種親密。

前陣子母女一起讀《藏在心裡的願望》。那是一本帶著哲思的小說，書裡每隻動物都有自己的願望，有些無厘頭，有些詩意，有些則像在面對生命裡難以解釋的情緒。蔡青樺有時念完一小段，會問女兒覺得如何。女兒有時說聽不太懂，有時說這是一個好故事，有時只是大笑。對蔡青樺來說，這些反應都很好。閱讀不必每次都有結論，故事先進到心裡，某一天或許才會慢慢長出意思。

「小孩其實會知道你想對他做什麼。」蔡青樺說。如果大人把所有事情都變成教學，孩子很快會感受到壓力。尤其現在的孩子在學校已經讀了太多課本、作業與指定材料。書很容易變成另一種課業。她希望孩子感覺到的，是故事本身仍然很奇妙；閱讀可以只是開心地分享，可以只是眼睛休息、耳朵聽著，和大人一起沉浸在故事的世界裡。閱讀不是把孩子變得更乖，也不是讓她立刻學會什麼道理，而是提供一段大人與孩子共同停留的時間。

這段大人與孩子共同停留的時間，花了他們許多年才抵達。簡單的日常時光，其實一點也不。

➤開書店，有點像是我們自己的社會運動

「隨著生命不斷在改變，決定開書店，嘗試一些事情，得到一些東西，然後走到哪裡，都是生命的變化。」蔡青樺說。

採訪結束前，記者要關閉錄音筆前，王治德忽然主動分享：「我們小孩出生那一年，剛是『太陽花學運』，青樺一邊看電視，一邊餵奶，一邊哭，我們就想說，小孩剛出生，她的未來會是怎樣呢？」

「我們希望可以做點事情，可是我們不一定是上街頭的人，不在公家機關，沒有制定法律或政策的權力，那我們可以做點什麼，對社會，產生一點點的影響力。開書店，有點像是我們自己的社會運動。」王治德說。嶼伴書間看似一則單純的移居故事。背後有都會生活的壓力，有接案工作者不穩定的勞動節奏，也有一對父母在生計與育兒之間，被迫反覆衡量的取捨。

嶼伴書間先是為了讓一家人有時間彼此陪伴，讓孩子在故事、海風裡成長；後來也成為一個小的公共空間，讓那些關於歷史、性別、人權、兒童、創作與記憶的書，安靜地留在書架上，等待有人翻開、討論、理解。

若把書店經營者，看成空間創作者；「嶼伴書間」最初是給孩子的空間創作，顯然也是他們夫妻作為陪伴者，給島嶼的一份禮物。●

➤從包含唱片、新聞類到出版與雜誌，金鼎獎50年都在變

金鼎獎50週年特展《如果，未來50》主展場設在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首先引人矚目的是三座小屋。其中的歷史小屋，從1976年第一屆金鼎獎出發，展示金鼎獎歷來的大事記。更有意思的是許多不同典藏單位提供的珍貴圖像，倒轉時光、近在眼前，呈現出臺灣出版50年的縮影。

例如很多人不知道，最早金曲獎其實歸在金鼎獎底下（唱片類金鼎獎），第一屆得獎者是蔡琴的《出塞曲》，直到1996年這個獎項才獨立出去，如今已成為臺灣所有音樂人每年引頸期盼的最高榮譽。2001年，考量政府不適合以獎金的方式鼓勵新聞媒體，新聞獎類也從金鼎獎獨立出去，變成民間舉辦的卓越新聞獎。

2012年原行政院新聞局裁撤，金鼎獎改由文化部接手，這件事至為關鍵。除了雜誌類、圖書類外，文化部還整併了新聞局與研考會的數位出版獎及國家出版獎（政府出版品獎），2013年現今四大類獎項的樣貌底定。

特展另一側是一座氛圍截然相反、銀色的未來小屋，左右各有12面碩大圓鏡，內容是人類對AI關於寫作的詰問。擔任策展人的知名作家高翊峰說：「有趣的是，AI告訴我們，它想要擁有分辨AI寫作跟人類創作的能力，但它的目的不是為了分辨真假，而是想了解寫作背後的主體是誰？他／它又是為何而寫？目的是什麼？我們發現它的回答其實滿人性的，大家可以試試。」

展場還設置了多面視聽螢幕，分別專訪各領域代表，包括聯經發行人林載爵、《經典》雜誌總編王志宏、《聯合文學》總編王聰威、Readmoo執行長龐文真、《臺灣活版時代》作者高鵬翔、唐山書店陳隆昊等，從不同視角談論金鼎50年的想法、探討出版的未來。（另在高雄文學館則有資深作家黃春明、印刻文學社長初安民，討論關於文學寫作。）

其中令高翊峰最有感的，一是林載爵提到，他相信即便AI時代來臨，書的出版與編輯仍會持續往下走，編輯力仍會被社會所需要，不會因為載體的改變而消失。其二是龐文真認為，紙本轉向電子閱讀，只是一次載體的變革，未來一定還會有目前的我們無法想像的演化。

高翊峰說：「就像最早文字被刻在石頭上、被寫在竹簡上，之後是紙張印刷，也就是人類閱讀史經過數千年的變化，眼前我們只是初次經歷數位改變了我們的閱讀習慣，他們的說法讓我感受到希望，因為他們相信出版在人類社會還會持續推動下去。」

從金鼎50年回頭看臺灣，高翊峰認為其中確實反映了50年來的出版流變，「包括受政策面、科技面等種種影響，思考與工作方式也隨之改變，但（身為出版從業者的）我們一直都在那個位置上。」

➤每10年為跨度，從戒嚴，走進解嚴後的時代

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4樓展區的另一側，是以每10年為一個時間跨度，分別展出的得獎作品。生於1970年代的高翊峰，剛好與金鼎獎的開辦同步成長，也歷經了臺灣的戒嚴與解嚴。在時間的脈絡下他因此發現，金鼎獎在解嚴前確實較能反映官方立場。（例如1983年社會劇烈討論白先勇《孽子》、李昂的《殺夫》，但當時社會氛圍非常微妙，這兩本書都沒有獲得金鼎獎）。

分野大概就在解嚴前後，社會運動展開，過去被壓抑的社會渴求新的知識與訊息，逐漸從群體閱讀轉變為個人閱讀。「我策展最大收穫是從金鼎50年發展史上，看到社會跟國家出版獎項怎樣從較遠的距離慢慢走到交織在一起。」像是解嚴後評審模式更加開放，優良作品的定義有很大的改變，也迎來大量與社會的對話，不再那麼向官方思維傾斜。

此次策展讓高翊峰感觸良多：「臺灣是幸福的，雖然曾經歷全球最久的戒嚴，但我們有一群出版人與創作者，仍舊用他們的方法尋找與提供社會知識的內容養分。戒嚴的框架並未侷限大家的熱情，野地長出來的草特別有生命力。」他說：「這麼龐大的出版量，不斷進行社會的撞擊，如果沒有這些從業者在各自崗位上的投入，臺灣可能走不到今天那麼獨特的模樣。」

正因為是早年這些養分的受益者，所以高翊峰特別想藉這次特展，呈現給更年輕的讀者閱讀。

➤躺進文學太空艙，讓下一本書帶我們去未來

離開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來到位於高雄中央公園的衛星展區（高雄文學館），也走進了臺灣50年來的文學創作與書寫。展區以帶狀編年的方式記錄了臺灣文學類型發展，而牆面投影的是高齡93歲、依舊血性且創作不輟的黃春明受訪影像。轉角邊間還設置了有點可愛的文學太空艙，邀請約30位年輕作家提供他們寫作的靈感小抄，地上柔軟舒服的床鋪，彷彿躺著躺著，人就通向未來……

「如果未來50年，臺灣人持續翻開下一本書，今日的出版，就是島國未來的孩子，閱讀世界的起點。」這句話代表了高翊峰內心最柔軟的那一塊，也是身為閱讀受益者，最希望傳承至未來的一個禮物。希望藉此召喚大家，一起來高雄的金鼎獎50週年特展共襄盛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