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棵樹在森林中倒下時，沒有人聽見，它是否發出了聲音？一個非常非常聰明的國王，若沒有人聽得見他的聲音，他的智慧是否存在？

義大利繪本《聰明的國王？》與經典的哲學思考實驗，試圖解開同樣的謎團。故事採用國王、女巫、魔法、變大變小等古典童話元素，表面上說著「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核心探討的卻是當代人極為焦慮的問題——存在是否需要他人確認？

故事誕生於瓦倫緹娜．瑪賽利（Valentina Maselli）女兒的床邊，源自每日例行的睡前儀式。當她一氣呵成地說出這個故事時，立刻感覺到：「我剛剛講了一個很重要的故事。」

長期投入劇場的瑪賽利，是演員、導演，也是劇本創作者。對她而言，劇場的黑色舞台是故事最自在的家。然而，在疫情封城、劇院關閉期間，她嘗試轉換舞台，從製作短影音到繪本書頁，努力尋找讓故事被看見、被聽見的方法，這段經歷恰與《聰明的國王？》故事彼此呼應。

➤紙上劇場：很小很小的國王

插畫家馬里安納．巴杜琪（Marianna Balducci）也費盡心思地將故事搬進紙上劇場：以橫向開本建構舞台鏡框，模仿觀眾席的固定視角；前後蝴蝶頁滿版紅紙彷彿劇場大幕，故事在紅色帷幕之間發生，也在帷幕之間被說出——繪本文字簡潔、有節奏感，非常適合唸出來。

這是一個身體與聲音都非常非常小的國王的故事。他擁有非常非常聰明的頭腦，卻不被看見、不被聽見。他想告訴子民那些偉大又重要的事情，所以向北方女巫求助，並答應犧牲智慧作為交換。他一次次變大，智慧一點點消失，直到一點也不剩……

巴杜琪應用她最擅長的攝影與繪畫結合創作，將抽象的聽覺描述、複雜的情感，轉化為孩子也能理解的視覺語彙。例如，為了讓孩子理解小國王的聲音有多麼微弱，她畫小國王在擴音器一端奮力嘶吼，另一端卻是處變不驚、酣睡的貓。

➤一張紙摺出國王的變形與轉化

書中人物的服裝造型，皆以紙張製作，再透過攝影呈現，紙的質感讓視覺閱讀產生近似觸覺的效果。紙的摺疊、剪貼、擺放位置，顯然都是經過深思熟慮，完全體現巴杜琪「用手思考」的創作理念。她給女巫黑色、有紋路的紙，加上曲扭的線條，蜿蜒如蛇，既有魔法的神祕，也暗示著變形與轉化。她給小女孩青綠、如嫩芽般的色彩，和一個單純的圓形，好像一個剛開始成形的生命，其中意涵耐人尋味。

國王的造型尤其精采：利用摺疊的紙張攤開時，面積遞增、厚度遞減，來比喻身體變大、智慧變小。最後揉皺成一團的紙張與無法復原的摺痕，更是充滿諷刺與悲傷。

小國王想被子民看見、聽見，是為了權力與影響力嗎？如果是，當他成為外表威嚴、內在平庸的國王時，應可安於現狀，何須為了國家變成一團亂而苦惱？

➤蝴蝶飛來的時候

他的子民已經認定國王只有一個模樣。當小國王變大一點，他們覺得那是孩子，不是國王；再變大一點，他們覺得那是年輕人，不是國王。小國王不斷變形去迎合，愈接近眾人眼中的國王，就愈遠離真正使他成為「聰明的國王」的那個自己。每次變形之後，小國王想與世界連結、與他人溝通的渴望就愈強烈，他想證明的不過是「我在，而且我有話要說」。

然而，渺小的他，有話可說，無人要聽；平庸的他，有人想聽，卻無話可說。終於，渴望變成絕望，小國王成為身心疲憊、沉默的老國王，恰似森林裡那棵無人看見的樹，緩緩倒下……

追著蝴蝶而來的女孩讓故事有了轉機。原來，刷出存在感的，不是更大的身形、更大的聲音，而是一個願意停下腳步的人；國王缺少的不是響亮的聲音，是一雙願意靜靜聆聽的耳朵。

飛舞的「蝴蝶書」是神來一筆，為故事畫下繽紛的句點。五彩的、對折的方形紙片先是作為蝴蝶翅膀，後來轉化為四處飛翔的故事。原本只存在於國王心中的智慧，透過女孩的聆聽與轉述，取得了可以飛向他人的形體，既是寓意蛻變與自由的蝴蝶，也是耐心等待被閱讀、被講述的書。我相信，這本書就是其中一隻蝴蝶。

《聰明的國王？》中譯本在書名加上義大利原書名沒有的問號，就像是在故事敘述之外，多了一個提問的聲音：什麼是聰明？聰明若是一種內在的力量，需要被看見、被聽見嗎？渺小到不被人所見，沉默無聲，便不存在了嗎？如果無論如何努力，世界都聽不見你的聲音，該怎麼辦？

其實，國王在變身之前，並非真的「小到沒有人看得見」，仔細閱讀圖畫，巴杜琪已埋下伏筆。我們以為沒有人看見，也許只是因為自己看不見。●

作家李佳穎睽違文壇16年後出版的小說《進烤箱的好日子》好評不斷，迄今已售出20餘種海外版權，瑞典譯本於8月中旬發行。有趣的是，瑞典外譯版尚未發行時，就先傳出她即將到斯德哥爾摩「國際作家舞台」（Internationell författarscen）進行座談的消息。沒多久，又傳出她受邀到瑞典南部大城馬爾默（Malmö）市立圖書館的「作家舞台」（Författarscenen）對談。

由斯德哥爾摩文化館與市立劇場舉辦的「國際作家舞台」始於1998年，是瑞典介紹國際文學作品極具公信力與代表性的活動，馬爾默的「作家舞台」則是南部最重要的類似活動。雖然台灣文學外譯至瑞典的作品不算少，但同時登上一南一北這兩個舞台的台灣作家，李佳穎是第一位。而瑞典的座談也是李佳穎第一次的國際文學活動，也是她首度用英文公開討論自己的作品。

➤在斯德哥爾摩「國際作家舞台」讀世界文學

「國際作家舞台」是1998年斯德哥爾摩作為歐洲文化首都的眾多計畫之一，成立宗旨是為了將有趣的作家介紹給瑞典讀者，讓他們能夠體驗、感受來自世界各地的文學。

歷來登上「國際作家舞台」的作家不乏諾貝爾文學獎、國際布克獎等重要文學大獎得主。負責規劃「國際作家舞台」的斯德哥爾摩文化館暨市立劇場文學總監奇波斯基（Pontus Kipowski）表示，「國際作家舞台」不但邀請知名作家，也想挖掘新的國際作家到瑞典，並為翻譯文學作品與出版社提供舞台。

「國際作家舞台」選擇作家的眼光獨到（這一點，馬爾默作家舞台也不遑多讓），有幾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都是先登上這個舞台，數年後便獲獎。例如，韓江在2017年受邀，7年後獲得2024年的諾貝爾文學獎；2025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撒茲納霍凱．拉斯洛（Krasznahorkai László），2024年得到斯德哥爾摩文化館暨市立劇場的國際文學獎，2025年春天到「國際作家舞台」進行座談，同年10月他就獲頒諾貝爾文學獎。

奇波斯基表示，他透過大量閱讀以及出版社的協力，挑選出最喜歡的作家。這些作家的作品通常都有非常高的藝術性，作家的國籍、寫作的主題也要夠寬，以吸引更廣大的讀者群、產生更多共鳴。他說，「國際作家舞台」希望提供作家一個專業又美好的環境，透過與博覽群書的作家、記者、文學評論家進行有趣且深度的對話，討論寫作與出版的作品。

➤《進烤箱的好日子》瑞典出版不到一個月，李佳穎登上國際作家舞台

李佳穎的場次在9月2日舉行，是2026年「國際作家舞台」秋季節目的第一場，當時《進烤箱的好日子》在瑞典出版還不到一個月。奇波斯基認為，李佳穎在作品中探討的寫作形式、作家寫作過程以及所遇到的各種提問，是「國際作家舞台」的觀眾非常感興趣的。因此，雖然瑞典讀者對李佳穎十分陌生、書也才剛出版，他還是選擇以《進烤箱的好日子》開場，並邀請知名的當地作家擔任與談人，吸引觀眾入場。

奇波斯基對「國際作家舞台」經營多年來的招牌與群眾很有信心，他的策略也的確相當成功。雖然李佳穎是陌生的作家、入場券要價250瑞典克朗（約新台幣750元），但座談當天，可容納300人的場地仍坐了8分滿。

與李佳穎對談的是瑞典得獎作家庫爾賀德（Elin Cullhed），她的第2本小說《Eufori》（英譯：Euforia）獲得2021年瑞典奧古斯特獎（Augustpriset）最佳小說獎項，是一部以美國詩人普拉絲（Sylvia Plath）生命最後幾年為題材的虛構文學小說。

「國際作家舞台」的場景簡單，黑色的布景前放置兩張椅子、一張桌子，水杯、書，此外沒有其他多餘的物品，作家是舞台上唯一的焦點。

➤臺灣文學外譯：《進烤箱的好日子》的文化聯想

庫爾賀德以她閱讀《進烤箱的好日子》的感受開場，她說，整本書非常柔軟、溫和，以毫不喧嘩的方式貼近讀者，加上書中展現的同理心，都讓她很有啟發。她以寫作者的角度出發，針對李佳穎的寫作形式與手法提問。

李佳穎分享，她在寫這本書時非常小心，用青少女的口吻、詞彙、思考方式去寫主角阿丹的回憶錄，並留下空間置入許多讓故事能夠貼近讀者的各種細節。寫完之後，她會用各種不同「人設」——例如書中的不同角色、忠實讀者、酸民等——去閱讀這個故事，用不同的角度去看這個故事，重新檢視修改。這個過程對她來說，反而比寫作本身更困難。

兩人也聊到，書中阿丹的父母用「說謊家」的遊戲揭露離婚事實。最好的謊言往往是越貼近事實的，而現實往往比小說更加荒謬。

李佳穎被問到書名的由來，她分享了如何從一開始的《備忘錄》，改到最後變成《進烤箱的好日子》。普拉絲的「進烤箱」在西方是為人熟悉的文學背景，這讓《進烤箱的好日子》光是書名就引起興趣與共鳴，甚至也是瑞典出版社決定出版的原因之一（註）。但在台灣，「進烤箱」卻完全是另一種文化聯想。

李佳穎說，台灣人聽到「烤箱」，直覺想到的會是烤土司的那種小型烤箱，在書即將出版時，她跟出版社都擔心台灣讀者會以為這是一本烹飪書。這個有趣的文化差異，引起現場觀眾的笑聲。

➤庫爾賀德與李佳穎的「雙重性」對話

接著，庫爾賀德分享了她對普拉絲的研究，以及對李佳穎這部作品的觀察。她說，普拉絲對「雙重性」（doubleness）非常有興趣，她在史密斯學院（Smith College）的論文題目是《魔法鏡：杜斯妥也夫斯基兩部小說中的「雙身」研究》（The Magic Mirror: A Study of the Double in Two of Dostoyevsky's Novels）。

庫爾賀德認為，李佳穎的作品即是一部有關雙重性的小說：表面與表面下、母親與父親、小孩與大人、過去與現在、虛構與非虛構、記憶與時間，就連小說的形式——回憶錄與小說——也都能見到雙重性，書中甚至看得到雙重性之間清楚的分界線。她問，作品中的雙重性是否對李佳穎有更深層的意義？

李佳穎坦言，在賀爾庫德提出這個問題之前，她沒有想過雙重性的問題，但深入一想，她也同意庫爾赫德的觀點。也許小說的雙重性來自於這部作品的起始設定：阿丹的記憶與事實，然後故事就此兩面的展開。

在對談即將結束前，兩位作家分別用各自的語言，讀出書中節錄的一段文字。這一段是阿丹描寫她發現自己被父母拋棄的那時，「總是把路走成路口」的自己。中文版深刻直接，瑞典文版則流暢又帶點哀傷。

透過普拉絲產生連結，兩位作家從知識與自身寫作經驗出發，對記憶與事實、虛構與非虛構進行探問。深度又有趣味的文學對話，讓人絲毫感覺不到一個小時就這樣過去。來自地球兩端、兩位素未謀面的作家，在斯德哥爾摩國際作家舞台上碰撞出文學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