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詩歌節》如何聽見鳥鳴?戰爭、和平與詩:巴勒斯坦詩人馬萬.馬庫爾、劉哲廷、鄭琬融對談
一位13歲的巴勒斯坦男孩。他澄澈的目光,落在一座蕭索的村莊,村內到處是建築物,不見任何人的蹤影。男孩問,為什麼這麼多建築卻空無一人,住在附近的人答道,因為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的爭端與衝突,村民都被驅離,無法繼續生活。
13歲的男孩,寫下生命中的第一首詩,一首關於政治的詩。
30年過去,男孩蛻變成了詩人,作品享譽國際的馬萬.馬庫爾(Marwan Makhoul)受邀擔任2025年臺北詩歌節的國際詩人,與臺灣詩人鄭琬融、劉哲廷,展開政治與詩的國際對話,分享在戰火之下,如何以文字譜寫和平。
➤跨越身分標籤的人文主義情懷
「我名叫馬萬.馬庫爾。我不屬於任何人。」透過譯者鍾念雩的翻譯,詩人以鏗鏘有力的聲音,向觀眾自我介紹。成長於基督教家庭的他,表明為了巴勒斯坦的權益而抵抗的政治立場,這個選擇並非是血緣身分使然,而是因為無法容忍針對巴勒斯坦的種種不公不義之舉。
他補充,面對必然加諸在身上、無從自主選擇的身分標籤,他並非要特意否定,反而引以為傲,畢竟人文主義才是指引他行事的核心價值。他因此相信,就算是猶太人,若同樣以人文主義為出發點,也會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為巴勒斯坦的權利發聲。

鄭琬融也同意馬庫爾的觀點,指出在面對無法自主選擇的身分,更關鍵的是如何與之共處,甚至願意為之而戰。
馬庫爾的成長背景可謂巴勒斯坦的少數,在當地,伊斯蘭教才是更普遍的宗教信仰,然而基督教教義並不妨礙他對民族同袍的關懷與同情。不受身分標籤侷限的思維,引導了他的創作觀。
馬庫爾的創作經驗,深刻關懷政治題材,他筆下的戰事看似遙遠,但在同樣受到地緣衝突夾擊的臺灣,格外引起共感。身為與談人的劉哲廷除了寫詩,也長期投書媒體,討論加薩戰爭、西藏人權議題。對他而言,以色列對於巴勒斯坦的壓迫,和中國針對臺灣的經濟、文化滲透是很相像的,都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去限制小國的空間與資源,同時將對方的政體描述成一種威脅,提供發動戰爭、製造衝突的正當理由。在此論述下,對加薩醫院的過份轟炸,與擴大的饑荒問題,儘管國際上已經提出要求以色列收斂的要求,卻被以色列政府一再漠視。
鄭琬融也提及,在會前馬庫爾與她分享的對加薩情勢的觀察:與西方國家有別,巴勒斯坦較缺乏組織概念,而當哈瑪斯作為特例逐漸形成,也許對巴勒斯坦心懷不軌的以色列將計就計,先是故意縱容,接著以消除哈瑪斯之名,行侵占土地之實。

➤語言與詩作的纏繞交織
政治動亂所造成的悲劇在加薩地區持續上演,馬庫爾從青澀年華到卓然成家,見證了以巴衝突仍未停歇,而這,也正是提供他延續創作之火的靈感薪柴。他師從著名的巴勒斯坦民族詩人馬哈茂德.達維希(Mahmoud Darwish),具備深厚的創作功力。
從馬庫爾作品〈無家的詩行〉,能夠窺見他的創作過程。詩人先是寫下零星短句,待累積一定數量後,再將斷簡殘篇一一收攏、組合,並且安排段落間的分野,重新梳理敘事邏輯,堆砌出詩的質地。靈活運用各種創作手法,使得詩人得以將他的情思與關懷,化作實質的文句。
另一首詩作〈本古里安機場的一名阿拉伯人〉,不僅演繹馬庫爾的精湛技法,也體現他對創作的執著。馬庫爾回憶他在飯店大廳構思這篇作品,回寢室正要睡覺時,突然靈光一現,想通寫作的方式,於是從床上驀然驚醒,趕忙回到大廳撿拾丟棄在垃圾桶的詩稿,完成這首詩。詩作描述一名途經以色列境內機場的阿拉伯人,被機場士兵攔查後的對話,在詩人的巧手下,士兵只關注實際層面的盤問,被敘述者對民族的熱情回應給一一擊破,鮮活體現出「人」所具備的靈魂深度、以及珍貴的生命經驗,反過來叩問了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壓迫行徑。
女兵把我交給警員
他對我搜身隨後突然大喊:
這是甚麼?!
是我的國魂――我說
以及我的子嗣⋯⋯是家人的庇護及兩枚鴿子卵
從我內心,孵化了屬於我的陽剛與陰柔之氣,
他在我身上
搜尋任何可能造成威脅的東西
但這陌生人他盲了
他忘了我內心殺傷力更大的砲彈是:
我的澎湃激情、倔強、在我的軀體、我的嘆息中搏動如鷹
般的躁動
我的高潔與正直,這才是我
我的完整與全貌,
這笨蛋都看不到。――馬庫爾〈本古里安機場的一名阿拉伯人〉
關於詩的對話,始終繞不開語言。鄭琬融指出阿拉伯語有書面語、口語之分,以阿拉伯語做詩時,為了吟唱的需求,通常會使用前者,但馬庫爾的文字則是將兩種語言交纏雜揉,釀造獨特韻味。阿拉伯語以古蘭經的文字狀態為準則,某種程度上停止發展,這也使鄭琬融聯想到臺語在臺灣曾經一度被被禁止使用,造成臺語發展有限的情況。
外在勢力對語言狀態的支配與交涉,亦是劉哲廷關注人權的議題面向。1998年他與一位喇嘛偶遇,因緣際會踏上西藏的土地,當地的人文景致、天葬聖地的震撼,在在使他無法忘懷,之後每年固定回訪。
然而,那名喇嘛一次從上海捎來信件,表示西藏因為政治的介入而改變了,「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西藏正在慢性死亡,」劉哲廷感慨地表示,而語言正是造成這場惡疾的病源之一。他的詩作〈雪語滅種錄〉,記錄國家暴力底下受到壓迫的、被奪取的話語權。
他還沒長牙,舌頭上卻已堆了滿滿的粉筆灰
老師從左耳進入,祖母從右耳逃走
母語藏在軟顎裡顫抖,像還未浮出水面的魚骨
「阿爸是什麼?」他問。窗外的雪剛落到第三層世界
語言還沒凍結,世界就已被定義成漢字形狀
他嘗試呼喚,但聲音化為五顆紅星的轉動聲――劉哲廷〈雪語滅種錄――寫給在普通話裡迷路的四歲藏族孩子〉

➤戰爭之中諦聽鳥鳴
即使西方人確實從東方人這裡行竊
目睹旭日東昇這事
他們也無法剝奪――馬庫爾〈無家的詩行〉
鄭琬融對於〈無家的詩行〉中的這三句詩行印象深刻,不僅顯示出馬庫爾對其他涉入以巴衝突的國際勢力(例如西方國家)提出反省,她也觀察到馬庫爾反轉敘事的技巧,留下了美好,使得掠奪行為撲了一場空,她肯定這種蘊藏能量的寫作是詩人的職責。
對馬庫爾而言,這個職責既體現了詩人的無奈,也是詩人的利器。他表示,儘管祈願和平,然而邪惡都是以和平為藉口而發動戰爭;真正的爭端並非發生在人民之間,卻是國與國的對抗,但是這些侵略卻深刻影響了人民。他義憤填膺地直陳,巴勒斯坦人在國際上孤立無援,在以色列建國後更是缺乏話語權,禁止表達他們的訴求,甚至面對孩子被殺害,也無法為之哭泣,這讓詩人亟欲找尋突圍之法,於是寫下詩作〈NEW 加薩〉,嚴厲控訴在加薩發生的不義。
馬庫爾的詩作,尤其是〈無家的詩行〉,感染了世界各地許多關切加薩戰事的眾人,他的詩句在社群網站廣泛流傳,被抗議者謄寫在各地的高牆上,各國領袖、歐洲議會紛紛引用。馬庫爾一方面感到欣慰,體會自己的詩句仍是有力量的,得以為民族盡一份棉薄之力,另一方面卻又意識到自己知名度大增,卻無從扭轉巴勒斯坦水深火熱的處境,有種諷刺的感慨。
儘管如此,馬庫爾堅定表示,詩行就算無法對國際局勢造成什麼實質的影響,詩人也難以撼動這個世界,但詩人至少能使讀者對於惡行感到羞愧,也有義務關注社會議題,以文學意象揭示世間的醜惡。他也提醒,創作是建立在表達自由的基礎之上,不能服膺於某種目的或功用,不是重複一板一眼的「一加一等於二」的論述,而是開啟「一加一大於二」的可能性,不要期待他在道德上、或是政治思想上作為詩人。
文學引發的共鳴,在馬庫爾朗誦〈內拉布難民營,大概吧!〉達到高潮,內拉布難民營(Neirab camp)位於敘利亞,擁擠的0.15平方公里內,收容了多達兩萬餘名巴勒斯坦難民,馬庫爾曾造訪此地,營地赤貧、狼狽不堪,深受震撼的他忍不住哭泣,寫下這首迷惘之作。
我深受衝擊⋯⋯
於是向奴僕們的主懺悔
尋覓近處 以便我向麥加方向禮拜,但
這地點太侷促,空曠處的狹長部分位於反方向,
反向的影子在
承諾的悲劇中迷失這彆腳的口號,如此蒼白無力
讓母親的哭嚎,化作
一首讚歌,在聾人耳裡倖存的受難者,蹣跚步向後方,然而
踏到了
另一個墳墓的墳墓
而殉道者會持續存在――馬庫爾〈內拉布難民營,大概吧!〉

馬庫爾朗誦時來回踱步著,他深沉的嗓音愈發急促,沉鬱頓挫的節奏中奮力咬字,彷彿每個音節都是一聲聲呼喊,在闃靜無聲的空間裡,連綿不絕地迴盪著。馬庫爾款款傾訴的苦難、傷痛、渴望,此刻跨越了語言的藩籬,穿透每位觀眾的心扉。
即使對政治局勢感到憤慨又絕望,馬庫爾堅守他的詩觀,為創作與道德之間劃出分野。他所謂的創作自由,並非是由道德說辭框定,而是以真摯的情感所驅動。正因如此,他才能在詩中恣意發揮,為「身分」、「壓迫」、「話語權」等空洞的標籤式修辭,填充豐沛的生命經驗。正因如此,他才能在砲火隆隆之中,重新為和平一詞賦予意涵。
為了寫下一首非政治的詩作
我應該諦聽鳥鳴,
為了聽到烏鳴
戰機必須保持安靜――馬庫爾〈無家的詩行〉●








想像一下,當你的家園遭受到暴力攻擊,你會奮起反抗,保衛家園嗎?《別無選擇》的主角艾瑪・拉森決定這麼做。她的家是大自然,她竭盡全力為生存而戰。這部關於氣候行動主義的小說感人至深,挑戰社會固有的觀念,激發了人們的政治思考,成功塑造了一個虛構的組織,構思真實可信,人物刻畫生動寫實,引導讀者深入思考我們自身以及地球未來的重要議題。
書評》用圖像擁抱破碎的女性家族史:動盪中國下的家庭苦難《餵魂》
1949年,當時11歲的我外婆站在W城古運河邊,看大船駛過。因為缺乏具體時地紀錄,家人也早已四散各地,這一幕後來只存在於她一個人的記憶裡。她記得,河道上一整船的人急著離開中國,自己卻留在岸上,哪裡也去不了。外婆在這座隨人潮逃難而來的城市定居,將W城方言視同母語(並遺忘原本的語言),頭也不回地成為了「本地人」。
那一年,同樣沒有離開中國的,還有泰莎.赫爾斯(Tessa Hulls)的外婆孫怡。
1949年,孫怡22歲,是一位年輕記者,生活在距離W城僅一百多公里外的上海。與家庭貧困、目不識字的我外婆不同(這些都使她倖免於難),孫怡出生於知識分子之家,從事報業後也寫過一些反共文章。因此,當紅色中國來襲,孫怡本應該盡快跳上船離開,卻竟誤判形勢,決定留滬。在多年後偷渡香港、成功出版的回憶錄裡,孫怡記起當時的想法:「我是一個平凡的人⋯⋯一名起碼的新聞記者而已⋯⋯有朝果真置身於一個標榜無產階級領導的政權下,統治者也絕無理由把麻煩落到我頭上。」
但,緊接而來的一連串政治整肅運動,讓孫怡捲入了深不見底的黑暗漩渦。她被盤問、監視、不停寫自白書、不停被挑錯與懷疑。同時,她又在情感上將自己推至邊緣——孫怡懷孕了,孩子父親是一位瑞士外交官,這在當時情勢下,既為她帶來一絲擁有特權的未來希望、也裹挾著難以想像的政治危險。
泰莎所講述的移民家庭故事——如她所言,一個兼具創傷與特權的故事,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開始的。
➤創傷、真相、未爆彈
《餵魂》始於創傷,是一場由移民(且混血)第三代展開的旅途。在美國出生、成長的泰莎,起初不明白自己家為何是這樣的:患有精神疾病的外婆,鎮日穿著同一條運動褲,成為家中遊魂;母親汲汲餵養著外婆的不安,同時又斷然認為女兒(即泰莎)也有精神隱疾,於是以幾近窒息的方式「保護」自己,這也成為了母女關係僵持的導火索。
住在北加州鄉野地帶的房子裡,自出生起,泰莎已離中國太遠。正因如此,她絕無可能循著家中異狀,直接在歷史中找到「禍端」。直至後來主動追尋前兩代人的逃離足跡,她才發覺箇中原因:原來精神疾病與黑暗氛圍,是沉積多年的政治暴力與個人心智不斷糾纏的結果。
說《餵魂》是一場旅途,並非隱喻。為了寫這本書,泰莎花費10年時間,重回前兩代人的生活與移動場景:外婆的故鄉蘇州、工作所在地上海,外婆帶母親由上海至香港的逃難路徑,外婆曾入住的香港青山醫院等。不諳中文的她,為了這趟旅途能更貼近母親的足跡,於是克難學習。在路上,她見到了外婆絕少提起的親人、母親的老同學等。在與他們的一次次對話中,外婆逐漸成為孫怡,母親也成為了Rose Kuo,那樣的距離也讓泰莎開始理解她們的選擇,以及貌似不可理喻的行為背後的一切成因。
泰莎也同時踏上另一條路,名為歷史的險途。
在重述孫怡年輕時的生命遭遇時,她一方面引其回憶錄中的自述(雖以懷疑的態度),另一方面也精簡刺痛地繪寫出時代事件:三反五反、百花齊放、大躍進⋯⋯隨著時間的推移,(對於泰莎家族而言還有地理變遷),受到政治暴力事件波及、甚至死亡者,彷彿只有一個命運:成為固化的數字。只有從個人生命進入,將眼睛對準傷口,才能看到其中的血肉,然而這又何其殘忍。
孫怡與Rose Kuo於1957年逃離中國,隨飄搖無定的海浪抵達香港,其後寫下回憶錄《紅色上海八年:愛情飢餓與迫害》。書的出版讓孫怡一時聲名大噪,同時也推使她進入精神疾病的深淵。往後數十年,孫怡一直由其女兒 Rose Kuo照料,也成了泰莎所見到的外婆——就是開頭所說的那位穿著同一條運動褲的「家中遊魂」。
在對於這位外婆的描述中,最讓人驚心的,是她在飽受精神病折磨時,仍舊每天寫作這件事。
直至回頭尋找線索,泰莎才發現,原來孫怡寫作的主題只有一項:重述自己的過去,而這很可能是為了抵抗過去在自白與招供中不斷被竄改的思想。如此似曾相識的畫面。讀到這裡時,我想起紀錄片《慧童》裡的嫲嫲(祖母)——導演任俠在拍攝家族記憶的影像時,發現嫲嫲慧童抽屜裡收藏著的各類文件,於是與父親拿上手看。這件事引起了嫲嫲的極度不安,她反覆步入房間,口中念叨,大意是:你們看吧,隨便檢查,我問心無愧。
慧童在文革時期失去半邊手臂,而孫怡則喪失了健康心智。政治暴力蠶食了她們的身體,並化身為幽靈縈繞餘生。
「文革」後,中國出現大量傷痕文學,是親歷者對於政治戕害的反思。時代傷痕揭露了,之後呢?第二、三代人如何重視這些傷口,以及延宕至自身的後遺症?當一些詞彙再次成為禁用詞,歷史在它發生的土地上被抹去(或塗改),這樣的回應變得格外艱難。而作為倖存者後代、兼具多重身分的泰莎,卻因身處的時空夾縫,而有了回應的位置。
➤不是母系、而是女性的家族史
《餵魂》當然不只是對大時代的回應,尤其到了後半部,時代指向個人,指向一個貌似無根的家庭。
泰莎是一位深具性別自覺的寫作者,這也讓她在尋找孫怡、Rose Kuo的足跡時,內心充滿矛盾。透過比對孫怡在回憶錄中的說法,以及來自文獻與親戚的口述,泰莎發現外婆並非面向單一的政治受害者。在遭受迫害的同時,孫怡也懂得利用美貌來換取特權和照顧。而這些特權一直延續到母親Rose Kuo,乃至自己身上,成為三代人生命的共通部分。
這是一部文字體量不小的圖文書,讀到中途,不免心想:為何作者不將它整理成文字書呢?不是更易於梳理和充分表達嗎?但泰莎接下來的自述回應了我的疑問,她說:「兩條敘事線都雜糅著真相,也都不是明確的答案。我不曉得要怎麼用合於倫理的方式將這些碎片拼湊成一張完整的圖像。」
經整理而成的歷史和回憶,或多或少總帶著點欺瞞,或刻意遺忘。卻唯有這些細微的、破碎的偏差,充滿自我懷疑的敘述推進,才構成《餵魂》的歷史書寫——一部敢於擁抱破碎的女性家族史。
王安憶的《紀實與虛構》常被視為母系歷史寫作的典型,書寫者循母輩姓氏、一路追溯家族歷史,至更久遠的年代。這本書完全相反,它並不透過母親、母親的母親來另闢線索,而是在歷史殘骸中尋找散落的母親 / 女性們。如此構成的歷史,必然會包含情緒、感覺、動機,等等不會被納入「正史」的部分。圖像在此起到關鍵作用:它邀請讀者進入現場,也更「正中要害」地呈現出創傷牽連出的各種感覺。
最直觀的例子,就是泰莎與母親的「角色切換」——泰莎的分身是具有美國精神的西部牛仔,而她的母親也有如面具般的黑暗分身。黑暗分身會在某些時刻忽然出現,隨著敘事推進,讀者幾乎可以預知,卻無法抵擋它帶來的衝擊。視覺化的處理,讓容易流於抽象的情感變得更加具體,以承載整本書的主軸:不是充滿記號的歷史,而是難以言述的感覺史。
如泰莎一語道破,這才是女性家族的延續:「我們不僅繼承了身高和眼睛顏色等身體特徵,還繼承了母親和外婆在懷孕時所經歷的焦慮和恐懼。」
➤生來就是背叛者
翻開這本書,你將看到一個非常亞洲的泰莎,這是她(在這部作品中)的自我形象表述。實際上,多國混血的她,有著更歐洲的面容輪廓;而一言難盡的身分背景,也為她帶來過許多煩惱,彷彿永遠無法從疆界分明的世界裡找到自己的位置。在理解了前兩代人的逃離動因後,她甚至有了這樣的自覺:「他們(移民父母)為我們開了一扇門,我們走過去後卻背叛了他們,成了另一個世界的孩子。」
泰莎不只復現上兩代人的情感記憶,最後,她也半揭「牛仔」面具,說起自己的故事。
如果外婆的關鍵詞是「暴力」、母親是「創傷」,那麼泰莎的關鍵詞或許就是「斷裂」。在書中,泰莎不斷引用和回應一些與她有類似處境的作品,例如湯亭亭的《女戰士》、王鷗行(Ocean Vuong)的詩。在外她也參與亞裔寫作者的社群,從而找到一個不必解釋過多的容身之所。她學習中文,到訪母親曾經生活的城市,儘管這些並不能消弭自己與母親之間的斷層,卻使她對自己的「來處」產生更多反思。
當泰莎發現外婆對於租界外國男性的趨近、發現母親就讀的中學(女拔萃)背後有著歐亞混血的背景,是這些特權讓她們得以生存下去,甚至間接導致自己成為美國人時,一種純粹的合理性開始鬆動:「想到美國的自由讓我⋯⋯對我該害怕的一切渾然不覺。那一刻,我才感受到自己的無知挾帶了何等大的特權。」
「三代以來,我的家族裡的女性都在逃離我們的鬼魂。但現在輪到我轉身面對它們了。」泰莎以行動作為回應,與母親合作,踏上旅途,並最終交出這本書。當有人問起這本書帶給她怎樣的改變,她說:「我在學習如何更貼近我母親經歷的痛苦,為了做到這一點⋯⋯我也必須學會如何貼近自己的痛苦。」
每隔一段時間,香港都會出現這樣的新聞:XX地區發現戰時炸彈,當局正在緊急疏散。那些藏在地下的未爆彈,不知何人所埋、是否還有威力。它們在一個隨機的日子裡重見天日,帶著戰時氣息,以及失去的命運。在談及家庭爭執時,泰莎曾將母親的脾氣比喻為地雷,這讓我聯想到那些新聞裡,倉皇的、好奇的人群,那顆讓人心隱隱揪痛的炸彈。
要在大歷史的瓦礫中,徒手挖出情感記憶,這件事本身如同面對未爆彈一樣危險。然而既已破碎,那就擁抱破碎,還要在危險之中尋找,這是《餵魂》。●
Feeding Ghosts: A Graphic Memoir
作者:泰莎.赫爾斯(Tessa Hulls)
譯者:郭庭瑄
出版:臉譜出版
定價:599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泰莎.赫爾斯(Tessa Hulls)
藝術家、作家兼冒險家,父母都是第一代移民,在人口僅350人、沒有其他亞裔家庭的北加州小鎮上生養她。少年時期,她透過公立圖書館廣泛閱讀,經常帶著整背包的書獨自漫行山間。這種混合了獨處、閱讀和野外運動的生活,為她充滿跨界特色的創作奠定基礎。
成年以後,她的旅行足跡遍及全球六大洲,甚至曾在南極洲的科學研究基地居住,一面擔任廚師,一面寫作和繪畫。她目前在西雅圖和阿拉斯加兩地交替居住。
《餵魂》是她的第一本書,創作時間將近10年,其間她曾前往中國探親、取材、學習中文,出版後雖然獲得眾多獎項與評論肯定,但她暫無創作下一本圖像小說的打算,未來計劃結合漫畫與紀實報導,與田野科學家、北美原住民團體及偏遠環境保護組織合作。
閱讀通信 vol.358》宅宅看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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