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譯者大概都有過類似的衝動：想親眼看一看譯稿中提到的物件和地景。

身為《Poland》一書的譯者，2025年全書翻譯完成後，我便安排了一趟波蘭之旅，和太太一起去拜訪這個我花了將近一年時間透過文字與之相處的國家。但我想去看的，不只是譯稿中提到的那些文物、建築和繪畫，還包括好幾個以「臺灣」或「福爾摩沙」為名的地方。

是的，波蘭許多地方的地名，都叫作「臺灣」（Tajwan）或「福爾摩沙」（Formoza）。根據波蘭文譯者林蔚昀的整理，至少有48個地方都是這樣。

之所以如此，牽涉到波蘭和臺灣這兩個遙遠國度在20世紀歷史上的奇妙交會。在冷戰時期，波蘭屬於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陣營，臺灣則屬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當時，在波蘭官方的政治宣傳中，臺灣被描述成一個抗拒接受共產主義的叛亂之島。因此，當時波蘭人常常把生活中那些偏遠、脫序、生活困難或環境糟糕的地方暱稱為「臺灣」（或臺灣的舊稱「福爾摩沙」）。久而久之，其中有些地名就被寫進了地圖或文獻，成為了相對正式的地名。

不過，臺灣的形象並非一成不變的糟糕。在共產時代，由於不少波蘭人對共產體制感到不滿，因此有時他們也會「轉化」臺灣的形象，用「臺灣」一詞去指稱那些相對自由、愜意，不受共產政府嚴密控制的地方。波蘭西部的小村莊謝克青（Siekierczyn）就有一座叫「福爾摩沙」的湖泊，據當地居民所說，它之所以被如此命名，正是因為當地的反共人士希望借用臺灣「脫離了共產中國」的形象，來向共產主義表達抗議。（註）

在我和太太那趟只有二十天的短暫旅程裡，我們終究沒有真正造訪任何一處叫「臺灣」或「福爾摩沙」的地方，原因顯而易見——這些地方都相對偏遠，遠離大城市的中心，尤其遠離熱門的觀光景點。波蘭的面積將近是臺灣的9倍大，要從一個景點搭車到下一個景點，往往就要耗掉大半天。要特地去看某個「臺灣」或某個「福爾摩沙」，還得大費周章繞路才行。

不過，就在我和太太一邊坐著火車，一邊查閱地圖，準備趕赴下一個寫在我們旅行計畫上的景點時，我卻以極為具體的方式，在波蘭的廣袤大地上感受到了來自19世紀的歷史遺緒。

且拿波蘭的鄰國捷克作為對照：捷克鐵路網的長相，明顯與波蘭極為不同。就算對捷克的歷史、地理毫無概念，只要打開捷克地圖，就會發現捷克的鐵路網呈放射狀鋪展開來，且明顯是以首都布拉格為中心，向四面八方散射出去。

在那趟旅程中，我和太太結束二十天的波蘭之旅後，便順道前往捷克待了五天。那五天裡，我們無論是去捷克的中世紀古城庫倫諾夫（Český Krumlov），還是米蘭．昆德拉小說中提到的「溫泉鄉」卡羅維瓦利（Karlovy Vary），我們都得搭車前往布拉格轉車，才能抵達目的地，原因就是布拉格是捷克最重要的交通樞紐；從A城要到B城，很難不經過布拉格。

相對而言，波蘭的首都華沙雖然也是重要的交通節點，但波茲南（Poznań）、比得哥什（Bydgoszcz）、弗羅次瓦夫（Wrocław）和卡托維茲（Katowice）在鐵路交通上的重要性，全都不亞於華沙。攤開地圖也能發現，波蘭的鐵路網與其說是放射狀的，不如說是網格狀的，沒有哪個城市稱得上是唯一最重要的交通樞紐。

之所以如此，與19世紀的波蘭歷史息息相關。話雖如此，「19世紀的波蘭歷史」其實是個很矛盾的說法，因為終其19世紀，波蘭都是個不存在的國家——早在18世紀末，波蘭就被俄羅斯、普魯士和奧地利三國瓜分，形同滅國。也因此，當鐵路運輸在19世紀興起時，波蘭鐵路網的建設，並不是以「波蘭」為中心思考的（畢竟當時波蘭並不存在），而是以俄、普、奧三國為中心。當時火車路線的核心樞紐，自然也不是華沙，而是聖彼得堡、柏林和維也納。所有的鐵路建設，幾乎都是為了把原屬波蘭土地上的物產——運往帝國中心。

波蘭的滅國狀態持續了一個多世紀，直到一次大戰結束，瓜分波蘭的各個帝國崩潰後，波蘭人才終於逮到機會復國，重新取得了政治上的獨立。不過好景不長，二次大戰爆發後，波蘭又再一次被列強瓜分——這一次是被納粹德國和蘇聯蠶食鯨吞。

這段滅國後好不容易復國，轉眼間又再度滅國的歷史，令波蘭蒙上了一層悲劇性的灰暗色彩。這道20世紀的歷史暗影也遮蔽了許多人的視線，讓人誤以為波蘭始終是個掙扎在大國之間勉強求生的弱小國家。正如本書作者派翠絲．達布羅夫斯基（Patrice M. Dabrowski）所言，不少歐洲史著作，書中唯一提到波蘭的地方，就是在講波蘭的滅亡史，卻隻字不提波蘭的誕生過程，以及波蘭王國盛極一時的輝煌歲月。

1568年，波蘭王國和其東側的立陶宛大公國簽訂了《盧布林聯合法案》，正式成立了波蘭立陶宛聯邦，其版圖範圍不只含括今日的波蘭、立陶宛、白羅斯，以及烏克蘭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區，同時還將今日拉脫維亞、愛沙尼亞、摩爾多瓦和俄羅斯的部分地區收納在內。往後的數十年裡，聯邦的領土範圍持續擴張。1610年，波蘭軍隊甚至做了一件希特勒和拿破崙都沒能做到的事：佔領莫斯科。兩年後的1612年，俄羅斯人才終於奪回了莫斯科。300多年後，當蘇聯垮臺時，俄羅斯人廢除了「十月革命」的紀念儀式，取而代之的紀念對象，正正就是1612年俄羅斯人「從波蘭干政者手中解放莫斯科」的那一刻。

16世紀的波蘭立陶宛聯邦不只版圖大得驚人，在歐洲「物價革命」爆發期間，波蘭還成為了全歐洲最重要的穀物出口國，挽救了當時陷入缺糧窘境的西歐地區。這筆糧食生意，也讓波蘭變得前所未有的富庶。每年穀物收成後，波蘭貴族往往會乘船載著穀物，沿維斯瓦河北上，前往北部的港口城市格但斯克，把滿船的穀物賣給出口商。出口商把穀物裝載到大船上後，便會從波羅的海出航，把糧食運到阿姆斯特丹、葡萄牙，甚至地中海沿岸。而售出了穀物、清空了船艙的波蘭貴族，也總會在格但斯克多留幾天，用剛剛到手的大把銀兩購買各式各樣的舶來逸品，再順著維斯瓦河南下返回家鄉。

由此可見，雖然波蘭在20世紀的歷史舞臺登場時，往往帶著晦暗的色調，但若把鏡頭拉回到16、17世紀，看到的卻會是燦爛輝煌的波蘭黃金時代。

回顧16、17世紀的波蘭，當時新、舊教相互爭鳴，以及新教各宗各派百花齊放的盛況，可能也會讓不少臺灣讀者大感意外。畢竟今天提起波蘭，許多人都會想起濃厚的天主教氣息，以及極富盛名的波蘭裔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確實，今天的波蘭有超過7成人口信奉天主教，稱其為天主教國度並不誇張。但16世紀宗教改革後，曾經一度勃興的波蘭新教教派，究竟為何消失殆盡？

關鍵其實和民族認同有關。17、18世紀時，波蘭與北邊的瑞典王國打了一系列的仗，接著又與東邊的俄羅斯沙皇國打了一系列的仗。連年的戰火，讓波蘭的民生、經濟和文化遭受了不小的破壞，但同時卻也凝聚起了波蘭人的民族認同。尤其因為瑞典人信奉新教、俄羅斯人信奉東正教，這兩項事實更是讓反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大受波蘭人歡迎，從而讓「信奉天主教」不再只是個人的信仰，而是具有了民族認同的深刻意涵。

到了20世紀的共產年代，「信奉天主教」這件事，又再次取得了更深一層的意涵。由於波蘭共產黨主張無神論，因此試圖淡化波蘭的天主教色彩，但這卻反而讓波蘭人把「信奉天主教」與「反抗共產政權」這兩件事連結了起來，使得天主教信仰成為了某種反共的象徵。1979年，若望保祿二世首度以教宗身分訪問了波蘭，並在波蘭多個城市公開演講。雖然電視新聞的攝影師非常努力地避免拍到人群，以免觀眾看到萬人擁戴教宗的景象，但講詞裡提到的人權、尊嚴和自由等等主題，依舊令數百萬波蘭人深受感動，並大大鼓舞了後來推倒共產政權的團結工聯運動。

在波蘭歷史上，像「天主教」這樣在時間長河中先後取得了多層次深厚意涵的概念，所在多有。例如「憲政」，例如「民族」，例如「自由」，均是如此。就連「波蘭」、「波蘭人」或甚至「波蘭菜」，也都能在不同時代各自召喚出不同的意涵，而且這些意涵彼此間的差異之大，往往教人咋舌。

讀者若是對「自由」這一概念感興趣，那就尤其能在《Poland》這本書中讀到其豐富的意涵，以及波蘭人在歷史上不斷爭取自由，但又不斷失落自由的故事。在本文的最後，我特別想以一段既關於自由，又關於波蘭，同時也關於臺灣的小故事作結。

著名的波蘭報導文學作家沙博爾夫斯基（Witold Szabłowski）寫過一本精彩的書《跳舞的熊》，書中記載了一群共產時代的熊的故事。這群來自保加利亞的熊曾被職業的「馴熊師」以極其殘忍的方式訓練，強迫牠們跳舞，以供人觀賞。保加利亞加入歐盟後，「跳舞的熊」變得不再合法，動保組織於是把這群熊送到了專門設立的保育中心。在那裡，不會再有人要求這群「跳舞的熊」跳舞了。動保人士也盡其所能，想讓這群熊學會如何像野生的熊一樣，自由自在地行動，為自己尋找食物、交配，以及冬眠。但，每當這群熊感到不適應時，牠們總還是會習慣性地用後腿站立，然後開始跳舞。

沙博爾夫斯基用這群「跳舞的熊」的故事，隱喻東歐的前共產國家（包括波蘭）在民主轉型後的疼痛故事。他的洞見是：長期被迫順服的人在取得自由後，隨之而來的感受，往往正是不適應，以及疼痛。

2018年，《跳舞的熊》在臺灣出版了繁體中文版。此前，《跳舞的熊》已在20個國家出版發行，但沙博爾夫斯基說，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讀者像臺灣讀者那樣，寫了這麼多的來函給他。他很不解臺灣讀者為何會對《跳舞的熊》深有共鳴，因為他從小就被歷史老師告知，臺灣有位「驍勇的蔣介石將軍」，拒絕了共產主義，因此臺灣人從不需要忍受共產之苦。但譯者林蔚昀卻在電子郵件中告訴他，《跳舞的熊》「講的也是臺灣，那裡的每個人都能瞭解這本書在說什麼」。（註）

《跳舞的熊》不是一本關於臺灣的書，但在20世紀歷史的奇妙交會下，臺灣讀者卻能透過這位波蘭作家的書，重新看見了自己。

《拒絕消失的波蘭》也不是一本關於臺灣的書，但我相信書中探討的許多主題，肯定也會讓臺灣讀者有所共鳴——關於自由、關於憲政、關於民族認同、關於文化記憶、關於往日的輝煌歲月與創傷、關於各族群間的矛盾衝突與難得的理解、關於不同族群帶來的多元文化、關於戰爭、關於亡國、關於不被允許使用波蘭語、關於絕境中的道德勇氣、關於在列強夾縫中勉力求生的努力……這些主題，或許都能讓讀者透過波蘭的歷史之鏡，看見更多層次，具備更豐富意涵的臺灣。●

拒絕消失的波蘭：從不存在的國家到重返歐洲，一段追尋自由的千年史 Poland The First Thousand Years 作者：派翠絲．達布羅夫斯基（Patrice M. Dabrowski） 譯者：黃星樺 出版：貓頭鷹出版 定價：88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派翠絲．達布羅夫斯基（Patrice M. Dabrowski） 哈佛大學和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的博士學位，曾在哈佛大學、布朗大學、麻薩諸塞大學Amherst分校和維也納大學任教和工作。目前是哈佛大學烏克蘭研究所的研究員、美國波蘭藝術與科學學院（PIASA）的董事會成員以及H-Poland的編輯。 她有三本著作：《喀爾巴阡山脈》、《波蘭：第一個千年》和《現代波蘭的紀念與塑造》，其中《喀爾巴阡山脈》在2022年獲得兩個榮譽：Pro Historia Polonorum 和宣傳波蘭歷史的最佳外國出版物（後者由波蘭外交部頒授）。2014年她獲頒波蘭共和國騎士十字勳章。 作者的姓氏源自波蘭的民族英雄Jan Henryk Dąbrowski，他曾率領「波蘭軍團（Polish Legions）」與俄普奧三國征戰，波蘭現在的國歌《波蘭沒有滅亡》也是源於此，其中的英譯歌詞「Poland has not yet perished」也被作者引為章節的標題。

2024年金馬獎的領獎臺上，最佳紀錄片獎落《由島至島》，這部片聚焦二戰時期臺籍日本兵視角下的東南亞戰場，告訴觀眾日治時期台灣人並非全然的受害者。

典禮上有限的致詞時間裡，導演廖克發特別著墨提及與該片歷史顧問藍適齊的共事回憶——藍適齊的母親藍林幸枝女士是片中人物之一。在追索家族的戰爭經驗後，影片發現藍林幸枝的父親在戰時並非單純的受難者。當母親困惑地問：「知道更多又怎麼樣？知道又不可以改變歷史。」藍適齊的回應，是一句略帶遲疑卻清晰的回答。

「你有勇氣知道（歷史），會成為一個不一樣的人。」

質問他人的過去或許容易，但當問題轉向自身，歷史便不再只是知識，而是一種選擇。而選擇，需要勇氣。

同樣取材臺籍日本兵的二戰經驗，並在近年引發廣泛討論的，還有2025年橫掃金鐘獎多項大獎的迷你影集《聽海湧》。《聽海湧》講述一群台灣青年被日本殖民政府徵召到婆羅洲擔任戰俘監視員，期間被捲入一樁屠殺暴行，導致戰後他們被送上國際軍事法庭，遭盟軍檢察官指控虐待戰俘。

這兩部作品形式迥異，卻共同指向一個難以迴避的命題：當我們開始理解歷史，是否也準備好承受理解之後的改變？

這些故事接受起來很困難，因為它們無法簡單被道德分類——有些人既無法完全歸為受害者，也難以單純指認為加害者。歷史因此變得曖昧，也使得理解更加困難。

談起《無處安放的記憶》，藍適齊並未將它視為全然嶄新的著作，而是過去10餘年研究成果的重新整理與再詮釋。從原本學術論文的成果出發，他試圖在保留史料與註釋嚴謹性的同時，讓更多讀者得以進入這些歷史現場。同時，他也試圖將臺灣人的經驗放入更廣闊的世界脈絡之中。

在戰爭與帝國之下，人群流動於變動的疆界之間，臺灣人因而與島外社會產生交織，特別是與東南亞的連結。因此，藍適齊也期待臺灣以外的讀者，能在這些故事之中，看見與自身相關的歷史。

➤當歷史有了面孔：小人物的大歷史

「我一直對歷史中的小人物比較有興趣。」

藍適齊對那些被忽略的人物之所以敏感，並非偶然。他回憶起在美國念大學時，曾試圖查找臺灣經濟發展資料的經歷。當時他以為從聯合國出版的統計資料中，理所當然可以找到臺灣的數據，卻發現自1971年之後，臺灣在這些國際統計中「消失」了。

「那對我來說是個很大的衝擊。」對藍適齊而言，那不只是資料的缺席，而是一種更深層的感受——在某些體系之中，臺灣人彷彿不存在。

這種「存在卻不可見」的狀態，成為他後來持續關注的問題。在歷史中被忽略、被排除，卻確實存在的人與經驗，逐漸成為他研究的核心。也因此，他最終從政治學轉向歷史研究。相較於傾向歸納與抽象的社會科學，他認為歷史更能回到具體的時空脈絡，呈現個體在不同情境下的差異與選擇——那些無法被簡化、也難以被單一敘事收納的複雜經驗。

談到帝王將相以外的歷史，藍適齊始終選擇與官方史觀與國族敘事保持距離。他不熱衷於道德批判，也不信奉成王敗寇的歷史框架，而是試圖設身處地，捕捉小人物在戰雲密布之下的處境與人性。

「歷史其實是不斷地因為人的選擇、眾人的選擇，而形成的結果。」他說，「當人在面對巨大的壓力與困境，兩難、三難，甚至是在自己無法掌控的情境中時，你會做出什麼選擇？」無數無名者的選擇，來自於人性，也形構了歷史本身。當這些「面孔」與「生命故事」被重新看見時，歷史才得以從冷冰冰的敘事中鬆動，開始帶有溫度。

在藍適齊看來，理解歷史的前提，從來不是評判，而是謙卑。

➤當歷史成為檔案：在史料限制中的拼湊與理解

然而，當歷史試圖貼近這些面孔時，同時也暴露出自身的限制。

在藍適齊的研究中，這些臺籍戰俘監視員的經歷，多半並非來自他們自身的書寫，而是保存在戰犯法庭的審判紀錄裡。我們今日得以閱讀的材料，往往是他人留下的觀察與紀錄，帶有明確的權力視角與制度窠臼，也難免夾雜偏見與誤解。

「真正屬於他們自己的聲音，其實非常少。」除了在審訊中留下的口供，或是在判決前後提交的請願書，多數紀錄都來自他人的轉述與書寫。藍適齊因此始終對歷史保持一種謹慎的態度：「我們能看到的，其實是非常有限的。」

在有限的條件之下，歷史學者所能做的，並不是還原一個完整無缺的過去，而更像是在殘缺的拼圖之中，嘗試拼湊出某些可以理解的輪廓。

這也反映在他對個案的細緻處理之中。

例如，在馬來半島的戰犯法庭上，曾有幾位臺籍通譯——如郭張興、楊樹木與許祺禪——在審判中使用臺語姓名，而非許多台籍軍伕常用的日文姓名。這樣的差異，並非只是形式上的選擇。

在戰時，這些臺籍軍伕與通譯，往往因為能以母語與當地華裔居民溝通，而被日軍指派從事翻譯與中介工作；也正因為語言相通、往來密切，他們在戰後反而更容易被當地居民辨識與指認，進而成為被定罪比例較高的一群人。

在這些零碎而有限的法庭紀錄之中，藍適齊所看到的，並不只是「戰犯」的單一形象，而是一些在戰爭體制下被迫捲入、同時與不同群體產生連結的人。他們既可能是帝國機器的一部分，也同時深陷於在地社會的複雜關係之中。

也因此，他選擇透過一個又一個具體個案，去辨析這些個體的差異、處境與際遇，而非將「臺灣戰犯」簡化為一種單一而一致的歷史形象。

這些細節，也正說明了檔案所能提供的，從來不是完整的答案，而是帶著限制的線索。

「如果歷史像一幅拼圖，我們其實只拼出了其中一部分。」他說，「我們不能因此就宣稱自己看到了完整的圖像，但可以去理解，這一部分所呈現的意義是什麼。」藍適齊始終提醒自己，在面對歷史時，必須虛懷若谷——在掌握全局前，不輕易妄下斷語。

➤當歷史進入影像：不只屬於歷史學家的歷史

正因為歷史無法被完整還原，如何在理解與再現之間取得平衡，反而成為另一個問題。在這樣的限制之下，影像的介入，提供了一種不同於學術書寫的可能。

身為《聽海湧》的歷史顧問，藍適齊並不將戲劇視為對歷史的「還原」，而更像是一種在既有史料基礎上的延伸與想像。當檔案無法完整呈現個體的處境與情感時，戲劇反而能在合理的範圍內，補足那些歷史難以留下的空白。

這樣的可能性，也與他長期關注的小人物視角密切相關。那些在歷史中被忽略的個體，本身就處於多重壓力與矛盾之中——在制度與生存之間，在服從與選擇之間。正是在這些模糊與張力之中，人物的行動變得立體，也使故事具有了戲劇性。

提起紀錄片《由島至島》與《聽海湧》的創作團隊找上門，藍適齊坦言，這幾乎是「求之不得」的機會。他長期關注被忽略的小人物，若能透過影像讓更多人看見他們的故事，自然樂見其成。而這樣的合作，也讓他意識到，歷史顧問的角色並非單向提供資料。

「其實是雙向的。」

在與導演及編劇的互動中，藍適齊不僅協助釐清歷史脈絡，也重新思考歷史該如何被傳遞。學術書寫往往偏向冷靜與節制，但人的情感與處境，卻是歷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正是影像得以補足之處。

與此同時，歷史學者的角色，也並非替戲劇「驗證正確與否」，而是在創作與史實之間，判斷其是否「合理」。

他舉了一個例子。在《聽海湧》的戰犯法庭戲中，一名年輕的日方辯護律師被設定為剛畢業不久。乍看之下合理，但若放回戰爭時期的歷史脈絡，日本早已在戰爭末期徵召文科與法科學生上戰場，幾乎不可能在1945年仍有剛畢業的法律系學生。

「那怎麼辦？」最終的處理方式，是為角色補上一個合理的設定——因為身體條件未通過徵召，因此得以完成學業。此段或許並非劇情重點，但讓戲劇在歷史脈絡中變得更合理。

另一個更細微的例子，則發生在拍攝現場。劇組原本使用「Taiwanese」來指稱臺灣人，但在1945年前後的國際語境中，國際社會更常使用「Formosan」。因此，劇中對臺籍角色的稱呼最終修正為「Formosan guard」。這樣的細節，觀眾或許不會察覺，卻構成了歷史再現的可信基礎。

這些看似微小的調整，正是歷史顧問的工作所在——不是重現歷史，而是讓故事在歷史事實之中說得通。

在這樣的過程裡，藍適齊也重新理解歷史學的意義。歷史研究所累積的材料與知識，使跨領域合作成為可能；而影像創作，則讓這些原本停留在文字中的歷史，得以轉化為更具感受力的經驗。

「能參與這些作品，對我來說，是我的福氣。」藍適齊為這段跨越學術與影劇的奇幻旅程，下了註解。

➤當歷史彼此牽連：在受害與加害之間

無論是《聽海湧》中的臺籍戰俘，抑或是《無處安放的記憶》裡形形色色的海外臺灣軍屬與商人，都同時處於加害與受害之間的灰色地帶。當個體的選擇始終受制於結構與處境，歷史也因此難以被簡單劃分為對立的兩端。

在書中，藍適齊引用歷史記憶學者麥可．羅斯柏格（Michael Rothberg）提出的「牽連性的主體」（implicated subject）概念，試圖鬆動這種二分法。個體往往同時處於多重位置之中——既可能是制度下的受害者，也可能在不同情境中，參與了傷害他人的過程。

這樣的視角，使歷史不再只是對立的敘事，而是一種彼此交織的關係。在這之中，我們所熟悉的界線開始鬆動，而理解也變得更為複雜。

這一點，具體的體現在藍適齊對二戰的研究之中。在帝國體系之下，臺灣無論情願或被迫，都是日本殖民與戰爭機器的一部分。許多臺灣人既承受戰爭帶來的壓迫與傷害，也在某些情境中，參與了帝國的運作，甚至與當地社會產生複雜的互動關係。

這樣的歷史位置，使他們難以被單純地歸類為受害者或加害者，而更像是被捲入其中、在不同情境中做出選擇的行動者。

「我們很容易去區分誰是受害者、誰是加害者，」藍適齊說，「但當我們退一步看，很多人其實都曾經以不同的方式，成為這個體系的一部分。」

在史學界針對一般平民處在白色恐怖時期臺灣或納粹德國的反思中，也曾出現如此思考——並非為了重新分配責任，而是為了理解那些由無數無名者所共同構成的歷史結構。

於是，歷史不再只是關於誰對誰錯，而是關於我們如何曾經置身其中。當我們不再急於劃分立場，而是承認彼此都曾在歷史之中相互牽連，或許才有可能在理解之中看見人與人性，為過去與未來留下更寬廣的空間。

➤當歷史回到自身：在理解之後，我們如何面對？

這樣的理解，也與世代之間的距離有關。

藍適齊指出，真正經歷戰爭的第一代，往往擔負著強烈而深刻的情感。相較之下，後來的世代，或許更有可能在某種距離之外，重新認識這些歷史經驗，而不必全然承擔其中的重量。

在與《聽海湧》的年輕創作團隊合作時，藍適齊特別感受到這種差異。相較於過去較為單一的國族敘事，這一代創作者的歷史包袱較輕，也更傾向從「人」出發，關注那些處於矛盾與困境中的個體。這樣的距離，未必意味著冷漠，反而可能成為了解歷史的另一種條件——讓我們有機會在情感之外，以更冷靜的方式面對曾經發生的事情。

藍適齊並不認為我們必須繼承過去所有的情感與立場。對他而言，理解歷史並不意味著背負同樣的仇恨或認同，而是在理解之中，重新思考我們與過去的關係。當歷史不再只是國族敘事，而回到家族、回到個人的生命經驗時，它或許才真正開始與我們發生關係。

藍適齊在課堂上總特別鼓勵學生從家族史出發思考歷史。「家族史並不只是知道祖先的名字與生卒年，」他說，「更重要的是去理解：為什麼這個人會在那個時候做出那樣的選擇？是什麼樣的歷史脈絡，使這些行動成為可能？」

當問題這樣被提出時，歷史將不再只是遙遠的事件，而能從個人的生命經驗出發，逐漸擴展到對整個社會的想像。在這樣的過程中，我們才能學會對歷史保持謙卑——不急於論斷，而是試著理解；不只是觀望過去，而是意識到自己也身在其中。

也許，理解歷史的意義，不在於給出答案，而在於，我們是否願意在知道之後，成為一個不一樣的人。●

無處安放的記憶：重溯／塑臺灣人的二戰經驗 作者：藍適齊 出版：有理文化  定價：48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藍適齊（Shichi Mike Lan） 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學博士。先後執教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和國立中正大學，現爲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另曾任日本東京大學特任客座教授、日本立教大學客座研究員、日本京都大學外國人研究員。研究主題包括近現代東亞史、歷史記憶、二戰和冷戰、以及移民史。近年以歷史顧問的身分，參與多項國内外以二戰歷史為主題的影視作品、藝術創作、和紀念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