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社會學到台灣」系列活動第二場，夏苾洛（Gisèle Sapiro）從台大穿過溫羅汀街區，現身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舉辦的2026年文化研究學會年會。她應邀以「從大語言區邊陲視角看翻譯：障礙與策略」為題，與來自各界的聽眾分享：看似跨國共榮的文學翻譯，其中蘊含的不平等權力關係。今年文化研究年會主題為「轉文化」（Trans-culturalization），強調跨越、穿透與轉化，與夏苾洛的翻譯研究、文學社會學講求的跨學科高度共鳴。

文化研究年會是台灣人文社會學界盛事，每年有超過150篇論文發表，兩天會期動軋超過800人次參與，許多年輕研究者在此嶄露頭角。雖然台灣各大學沒有直屬於文化研究的系所，但年會跨學科的活力、文章批判力與議題創新性，皆生猛且在地。除了台灣在地生產的研究之外，本次年會發表者涵蓋10個國家，國別創歷年新高，活動更加多元，且蘊含國際交流的動能。

夏苾洛的演講由國際台灣學研究中心主任林巾力主持，這場活動的機緣始於去年春天林巾力與夏苾洛在巴黎的談話。當日的午茶時光，也促成《文學社會學》中譯本在短短一年內就翻譯出版，夏苾洛驚艷笑稱是「全球最神速的譯本」。

林巾力表示，這本譯著是台灣文學社會學方法論的重要拼圖，拼上了台灣與世界對話的那塊缺口，並接軌全球研究趨勢——譬如夏苾洛2024年的新書《什麼是世界作家？跨國文學場域》（Qu’est-ce qu’un auteur mondial ? Le champ littéraire transnational），便減去台灣文學研究探索國際潮流的成本。

台灣文學經歷幾十年沉潛、發展與轉型，當前來到擴大外譯力道、競逐國際獎項的時點。我們應如何看待？如何布局？此際有必要參考全球頂尖研究的思維。夏苾洛的演講，回應了台灣正深思的問題。

➤在世界的中心，只能呼喊英文？圖書市場的權力地理

演講一開場，夏苾洛指出：為了理解大語言區之內「邊陲文學」的位置，必須對跨國文學的結構加以「歷史化」，她因而匯整出文學翻譯的三種時代形態（configurations）。

邊陲一詞，借自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世界體系理論「中心－邊陲」的批判概念，為的是打破「文化交流是浪漫的事」之天真想像。夏苾洛警示，翻譯市場是一座權力極度不均衡的「向心結構」（centripetal structure），因此使用「邊陲」一詞，「不代表那裡的作品不重要，只是在流通時受到壓抑───背後正是權力關係的反映。」

夏苾洛說，這張「向心結構」權力結構地圖最早的運作單位，並非「國家」，而是文學出版產業發達的「城市」。城市出版產業，甚至會對建構民族國家產生作用，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指出的「印刷資本主義」意義。

歐洲的出版中心曾是萊比錫，之後有法蘭克福、巴黎、倫敦。這些城市出版業想把書籍銷往盡可能遠的世界市場，如同帝國主義，也建立文學「語言區」（Linguistic Areas）。跨國界的文學語言區，歐洲以外至少還有歷史更久的漢語文化圈、阿拉伯語文化圈。然而文學「語言區」的流通邊界並不等同於國家邊界，即使民族國家已在成形，但文學文化的影響力，並不會在國家邊界上停止。

夏苾洛先指明現今世界的翻譯權力金字塔——全世界的圖書市場中，從英文譯成各種語言的翻譯書，佔比是59%，但在英文圖書市場中，從其他語言譯成英文的書籍，全部加起來不到3%。在法國，書市的翻譯書約佔18%，再往南歐，義大利書市的翻譯書約佔25%，葡萄牙書市的翻譯書幾乎已達40%。

也就是說，越是文學語言區的「邊陲」，書市的外語翻譯書比例就越高。這個現象，不只是貿易失衡，更涉及意識形態霸權（ideological hegemony）的問題，關乎誰可以合法壟斷象徵資本、擁有「偉大文學」定義權的問題。

權力金字塔在歷史上何時形成？大約是18世紀，法語還是歐洲菁英階層的通用語，巴黎即是卡薩諾瓦（Pascale Casanova）筆下世界文學共和國（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的文學首都。而英語語言圈的權力版圖則有位移，紐約耗時150年，才在1970年代成功追上倫敦的獨佔地位，造成當今英語文學圈的雙中心局面。夏苾洛幽幽表示，「未來也許法語的文學中心，有一天會從法國轉移到加拿大魁北克，但目前尚未發生。」

語言區內的作家，若要獲得國際認可，就必須透過中心的中介與授權。典型例證是1960年代的拉美文學狂潮（Boom Latinoamericano），就是西班牙的文學代理人策畫，成功在巴塞隆納推出，反過來才確立拉丁美洲文學在全球的地位。

隨後，夏苾洛依三個歷史階段，說明文學翻譯的中心－邊陲關係。

➤第一個形態：歐洲中心主義、國際化，及民族文學的形成

文學翻譯的第一個歷史形態，夏苾洛稱為國際化階段（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即19世紀中期到1945年左右，帶有明顯的歐洲中心主義特色。文學翻譯是19世紀以降「國家化」和「國際化」並行共生的產物。因為現代文學的創作，都使用現代民族國家將各種方言「標準化」為書面語的「國語」，因此「民族（國家）文學」也跟著產生。

「我們往往認為民族文學自有文明就存在，事實上不是。民族文學是在後來才形成的，且往往需要追溯某些『先賢作家』來建立文學史的合法性。」夏苾洛強調這個國族主義的歷史弔詭。

民族文學成為國家向外翻譯、輸出國族認同的產品，歐洲各國是最重要的行動者，伴隨而生的則是法制規範。1886年制定的《伯恩公約》（Berne Convention），即是作品的跨國流通、販售都必須有國家法律授權的「版權制度」。西方多數國家加入公約，結果，國家成為國際圖書市場的行動者，文學成為國家行政管轄的對象。

爾後1901年諾貝爾文學獎設立，本來是表彰世界優秀的文學作家，但演變到後來，更像在表彰不同的國家文學，甚至出現國家輪替式的獎勵。

「國家」逐漸成為與「文體」並重的文學標籤，通常是學術界先發現某個外國作家，再由出版社加入編選、出版，學術界和出版社協力構築出書腰上的醒目標語。英國海湼曼（Heinemann）出版社的《世界文學簡史》（Short Histories of the Literatures of the World）就是經典案例，讓英語讀者可以有跡可循去認識各國文學。

原本不一致的文學「語言區」和「國家區」，也在這個時期二合一。全世界都出現「德國文學史」、「法國文學史」、「義大利文學史」之類的學問，「美國文學」也在這時成為有別於「英語文學」的概念。

夏苾洛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為例，說明美國文學進到法語世界的歷程。夏苾洛在廣泛蒐集出版檔案後查知，引薦福克納到法國的人，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康德羅（Maurice Coindreau）。他因為學生讀到福克納而知悉此人，研究之後就寫信給伽利瑪出版社（Éditions Gallimard），盛情推薦翻譯出版這位重要作家。

伽利瑪接受推薦，即便小說譯本銷量慘淡，仍舊持續出版。夏苾洛甚至找到一封伽利瑪本人的信，上面寫著：「盡管法國讀者對此作者冷漠，我仍將繼續出版他的作品，因為我相信其文學價值。」

事後來看，出版社的判斷正確。1949年福克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證明了伽利瑪看見的「文學價值」。但反過來看，其實也是在進口到法國的過程中，巴黎的文學中心地位為福克納成功加冕（consecration）。這也印證布赫迪厄的文學場域兩極理論——有追求市場銷售的「大規模生產」出版商，就有另一端追求象徵聲譽的「小規模生產」出版社。

伽利瑪這種小規模生產的產品，在英美被戲稱「非架上文學」（Off-market Literature），不論初衷高尚與否，一旦被文學獎或學校教學採納，就可轉為正典（canon）而建立長時期的價值；如果將銷售期間拉長來看，未必沒有可觀的經濟效益。卡繆（Albert Camus）小說《異鄉人》在二戰後被譯成英語並進入學校課程成為教材，其後估計每年銷量達100萬冊。

文學翻譯的第一個歷史型態，是歐洲中心的國家文學向外拓張的進程。直到二戰後全球政治趨穩、經濟擴張，也就進到另一個階段。

➤第二個形態：握住文學翻譯的雙面刃：小規模玩家的策略

第二個形態是跨國化歷程（transnationalization process），約發生在1945年至1980年代。二次戰後，世界冷戰架構的國際局勢趨向穩定，民族國家獨立潮出現，國際知識的流通模式，也由過去歐洲少數菁英把持的狀態，轉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規範的新體制——美國文化主導、訴求更高的包容性及民主化。

此時翻譯出版的運作邏輯也有劇變，民族國家雖仍是重要行動者，但跨國組織網絡，尤其是國際書展、翻譯文學獎項的形成，使有能力的出版社不再固守國內市場，而轉向國際書展活動。其中1948年創立的法蘭克福書展、1965年創立的倫敦書展最具代表性，後續還有華沙書展等等。出版活動與文學節慶遍地開花，強化了文學可以跨國交流的形象。1948年，法國也設立「法國最佳外國文學獎」（Prix du Meilleur Livre Étranger），歷年得主有近10人後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文學的翻譯，因為這些新機制而系統性進入國際市場。這時期也有一些出版社擴大為「全球玩家」（Global Players），掌握著文學桂冠加冕的入場券。夏苾洛再次提示布赫迪厄的場域內二極理論：大規模、小規模出版的迥異路徑。大型市場的全球玩家，幾乎全是英語支配，但小規模的玩家，則有另一種主題與語言更多樣性的路線。

比如伽利瑪透過漢學家戴密維（Paul Demiéville）牽線，得悉UNESCO將資助非西方文學翻譯，特別是亞洲文學，因而展開布局開闢「東方見聞」（Connaissance de l'Orient）等非西方文學書系。

夏苾洛查到一封伽利瑪寫給UNESCO官員的信函，信中豪氣宣稱：「希望向受過教育的法國讀者介紹高品質的文學作品——這些作品要麼從未被翻譯成法文，要麼翻譯品質極差，以至於不如重新翻譯。這些作品將展示印度、中國、日本等國的文化價值，我們也希望包括波斯與阿拉伯世界。出版社與我本人並不追求立即的商業成功。」

文學翻譯，的確可能是初衷良善的事。UNESCO計畫最初取名「文學互滲計畫」（Program for Literary Interpenetration），隱含期待翻譯弭平文化差異的理想主義目的。然而從UNESCO的數據，又可看到另一玄機：絕大多數的譯本都落在英語、法語。客觀來說，計畫最後仍舊強化了英語和法語的霸權地位。

伽利瑪「東方見聞」書系銷量雖然極差，卻無疑已是法國的亞洲文學正典之決定者。至於伽利瑪有沒有得到利益？夏苾洛秀出表格顯示，伽利瑪出版品中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共約30位，法國作家和外國作家各半。因此，現在很多國際作家都希望法文譯本能在伽利瑪出版，就因為可能提升諾貝爾獎的機會。

同時，具抗衡意識的國際獎項也被創立。1970年設立的紐斯塔特獎（Neustadt Prize）有試圖打破歐洲評價壟斷的「美國諾貝爾獎」稱號；彰顯女性、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獎項也相繼出現。但儘管如此，結構性不平等依然屹立不搖。

夏苾洛研究諾貝爾文學獎推薦信的檔案發現，法、德、英語作家獲得的推薦量排山倒海，非西方語系作家即使資歷雄厚，獲薦者仍寥寥無幾。夏苾洛特別注意到，林語堂曾經獲得多次推薦，顯示其文學和學術成就都傑出，但後來並沒有得獎。

這也是此一跨國化形態的核心矛盾——視野雖趨多元，但世界文學的階級制度，依然隨著出版強權與國際機構的雙軌運行而不斷鞏固。

➤第三個形態：全球化有策略，小國文學可以多元而有力

1980年代金融資本主義全球化來臨，也將世界文學推升進入第三個形態：劇烈擴張的全球化時期（globalizational process）。根據UNESCO統計的全球翻譯書數量，英美語系的佔比一直最高，在1980年是45%，至2000年已飆高到59%，這個比例迄今仍居高不下。

法語、德語和西語也是佔比較高的語言。其他語言則遭輾壓，俄語翻譯佔比下降最迅速，從1989年的12%降到現在約2%。其他語言則全數低於1.5%，就算是出版數量龐大的中文書，被翻譯到世界文學市場的比率其實極低。

全球文學流通雖仍是極不對稱，然而夏苾洛認為小國不必太悲觀，因為英美語系的擴張並不是單向而沒有縫隙的壓迫，也有國籍多樣化、族群多樣化、女性化等等趨勢，各種另類獎項、書展與文學節林立現象，為文壇創造出「文化去國家化」的嶄新面貌。

夏苾洛在投影片中列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群像，1901年至1970年間，僅有的二位亞洲裔得獎人，是1913年的泰戈爾、1968年的川端康成；然而自從1990年以後，全球南方、少數族裔、移民與後殖民的作家，已佔1990年後的得獎名單約三成。夏苾洛再次強調，得獎除了是作家本身的作品優異，也是因為國際文學場域自我修正歷史偏向的結果。尤其是2024年韓江作為首位獲得殊榮的亞洲女性作家，更是非西方與女性化雙重意義的象徵突圍。

韓江的案例也可觀察國際獎項及評價系統的位移。布克獎（Booker Prize）及國際布克獎崛起，取代前述提到的法國最佳外國文學獎，成為非西方作家吸引國際關注最重要的跳板。石黑一雄、朵卡萩（Olga Nawoja Tokarczuk）與韓江，皆是獲得布克獎後成功問鼎諾貝爾文學獎。

這裡，夏苾洛在世界文學翻譯市場那一堵大牆上，看到一個可能透光的所在，是台灣這個「小國文學」可參考的。

當代文學的成功，可不受限於國家機制、也可不受限國內市場規模，甚至可跳脫國家單位而回到城市的靈活機制。如果善用權威機構、文學獎、文學節及文學代理人的中介機制，並運用這套跨國機制的「大規模／小規模」競逐關係的縫隙，在地文學即可能轉化為具備世界格局的力量。

不過，當奮力在多方角力的國際出版市場突圍之前，屬於我們的「台灣文學」是什麼呢？它又即將往何處去？「文學社會學到台灣」第三場活動，將補充來自台灣的觀點。●

文學社會學 La soci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 作者：夏苾洛（Gisèle Sapiro） 譯者：蘇碩斌、劉展岳 出版：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定價：50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夏苾洛（Gisèle Sapiro）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研究主任、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EHESS）歐洲社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歐洲人文自然科學學院（Academia Europaea）院士，亦為CNRS出版社「文化與社會」叢書主編。研究專長為知識分子社會學、文學社會學與翻譯社會學。 譯者簡介：蘇碩斌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臺灣大學社會學博士，曾任國科會人文處處長、國立臺灣文學館館長、文化研究學會理事長。研究專長為臺灣文化史、文學社會學與創造性非虛構寫作。 譯者簡介：劉展岳 法國國立東方語言與文化學院（INACLO）專案副教授、臺灣學研究中心主任，法國巴黎第八大學表演藝術民族誌博士。研究專長為跨文化表演藝術、臺灣語言作為對外第二外語教學，近期專注在臺灣學發展與文化外交議題的研究。

2026年1月17日下午，國家人權博物館景美紀念園區舉行《謊言．真相：陳欽生生命故事》新書分享會。活動現場氣氛嚴肅而安靜，一方面緣於書名帶著沉重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因為人們所身處之地，正是威權時期曾經關押政治受難者的歷史現場。

主持人在開場時提及，這本書的出版，是一段歷史的公開見證。對許多人而言，這場分享會既是新書發表，也是重回受難現場的證言。那些曾被遮蔽、扭曲甚至強行抹去的生命經驗，如今在同一片空間裡，被重新說出、重新聽見。

➤一本書，從個人生命走向歷史證言

《謊言．真相：陳欽生生命故事》寫的是陳欽生的一生。1967年，來自馬來西亞的他懷抱求學夢想來到台灣，進入成功大學就讀，原本的人生正要展開，卻在1971年捲入與自身無關的案件，遭情治單位以莫須有罪名逮捕，在酷刑、疲勞訊問與虛構筆錄中，被迫進入白色恐怖的深淵。

這本書所記錄的，除了冤獄與苦難，也包括陳欽生出獄後，長時間沒有身分、流落街頭、重新取得合法身分、成家立業，一直到晚年投入人權教育的漫長歷程。用一個人的生命故事，見證關於國家暴力如何運作、如何留下傷痕。

陳欽生表示，他曾在2017年出版過較早的版本，但當時仍有許多未及查證與釐清之處，因此一直希望能好好完成一本更嚴謹、也更經得起檢驗的書。「我希望這本書不要出現任何錯誤」，他說，因為若連受難者自己的故事都沒有說清楚，就可能讓下一代在理解歷史時，落入新的模糊與誤解。

➤從傷痛中走出來，不是遺忘，而是把事實說清楚

分享會上，陳欽生的發言並不激烈，反而有種歷經時間沉澱後的平靜。他說，自己近年從檔案中發現新的資料，進一步得知當年被捕的線索來源，也因此更深刻感受到，許多官方紀錄其實充滿錯置與虛構，並不真正對應他所經歷的人生。

談到這些年如何面對創傷，陳欽生沒有停留在苦難的陳述上，而是提到自己心境的改變。過去每一次分享，都像重新揭開傷口；但5、6年前開始，他慢慢意識到，若只是帶著仇恨說故事，歷史就仍然停留在撕裂之中。於是他選擇換一種方式，盡可能以正確的史實面對過去，也把這些經驗講給年輕人聽。

對他而言，說出真相並不是為了延續怨恨，而是為了讓更多人明白，錯誤的制度如何傷害一個人，也提醒後來的人不要讓台灣走回頭路。

➤在場的見證：一個人走過的路，也是一代人的傷痕

活動中，多位來賓從不同角度回應這本書的意義。曾同樣身歷威權年代的受難者洪武雄與張則周，談到陳欽生出獄後的艱難處境，也談到他如何一步一步撐過生活的低谷。他們的發言讓在場讀者從本書的單一案例，進入那個許多人共同承受的歷史場景。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薛化元則從法律與歷史的角度指出，陳欽生案在法理上本就極其荒謬。作為來自馬來西亞的僑生，他卻被捲入與自身不相干的政治案件之中，甚至遭遇超越常理的審判與監控。薛化元說，這本書提醒掌握權力的人，不能讓類似的錯誤再次發生。

國家人權博物館館長洪世芳則將陳欽生視為一位見證者。他提到，18歲的陳欽生踏入那個謊言構成的牢籠，從此展開了他漫長的真相追尋。國家曾經如此對待一個年輕人，而今日，他卻選擇站在這裡，繼續用自己的故事投入人權教育，這樣的轉變本身，就是台灣社會珍貴的一部分。

➤苦難之外，仍有支撐生命的力量

在整場偏於沉重的分享裡，問答環節出現了一個較為柔軟的轉折。觀眾問陳欽生，他是如何找到人生伴侶的。這個問題讓現場暫時從歷史暴力、檔案與冤案中抽離，回到一個人如何在破碎後重新建立日常生活。

陳欽生談起自己與太太相識的過程，也提到當年一無所有時，是對方願意陪他走下去。所謂「重建人生」並不是抽象的字眼，而是有人在最艱難的時候伸手，有人願意相信你仍能活下去。

他在分享中數次提到，自己之所以能走到今天，不只是因為個人堅強，更因為一路上總有人在關鍵時刻支持他。這份來自土地、來自他人的扶持，使他願意在晚年持續講述這段歷史，而不是沉默地把一切帶走。

➤從謊言的年代，走向能夠說話的今天

《謊言．真相》這本書之所以動人，在於它展現了一個人如何在被奪走青春、身分與未來之後，仍一步步把自己的人生拾回來。從景美看守所到綠島，從出獄後的無家可歸，到後來成為人權教育現場的導覽者，陳欽生走過的，不只是個人的命運，也是台灣戰後歷史裡最幽暗的一段路。

過去，景美紀念園區所在地曾是使人噤聲的地方；如今，受難者能帶著書、帶著記憶與檔案，在同一個地方公開說話。那種從壓迫到見證、從禁閉到述說的轉變，正是這場活動最深的意義。

真相或許仍有待更多資料與研究繼續補足，但在這一天的午後，至少有一件事很清楚：歷史沒有因為時間過去就自然被理解，它需要人一次又一次站出來，把話說清楚。陳欽生做的，正是這樣的事。●

謊言．真相：陳欽生生命故事 作者：陳欽生 出版：蔚藍文化  定價：399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陳欽生 馬來西亞霹靂州怡保人，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人權運動工作者。1967年以僑生身份來台就讀成功大學化學工程系，1971年因「台南美國新聞處爆炸案」遭誘騙逮捕，歷經嚴刑逼供後被判刑12年，於1983年出獄。出獄後積極投入人權運動與教育工作，現為國家人權博物館資深志工，經常協助國際參訪人士導覽，並擔任「真人圖書館」主講人，走訪各校園分享白色恐怖經歷。著有英語回憶錄《Facing the Calamity》，以見證者身份記錄這段歷史，盼使更多人了解台灣威權統治時期的真相。近年來陳欽生致力於政治創傷的療癒工作，透過分享個人經歷協助其他受難者走出陰霾，同時推動轉型正義與人權教育。他的生命故事從無辜入獄到成為人權守護者，體現了寬恕與和解的力量，被譽為「島嶼上的人權守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