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題》東京審判的歷史教訓：《東京大審》導讀
本書作者蓋瑞．巴斯（Gary Bass）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國際關係學教授。本書與其說是學術研究，不如說是一部歷史紀實作品，其特色在於將東京審判置於東亞國際局勢的脈絡中，生動描繪了各主要人物的活動。巴斯除了引用官方文獻資料，還大量引用了相關人物的私人通信等資料，以東京審判為主題，同時揭示了亞太地區戰爭與政治的本質。
這部英文原著正文長達700頁，文末註釋亦達兩百頁，雖屬巨著，但至今尚未有日文譯本問世。儘管如此，中文版卻率先在臺灣出版，實屬耐人尋味。東京審判共有11名法官，同盟國各派一名法官出席。作為戰勝國，中華民國亦由梅汝璈法官參與其中。
東京審判在戰後日本始終是個高度敏感的話題。
這是因為日本身為戰敗國，而這座法庭正是為了審判日本而設立的。東京審判是同盟國對戰前日本領導人，即所謂「甲類戰犯」，提起公訴的空前戰爭罪行審判。歷經約兩年的審理，判決時全數25名被告均被判有罪。這是戰後處理中前所未有的先例，即透過國際法庭對戰敗國的個人追究國際法上的刑事責任。關於東京審判，在日本部分學者之間至今仍持續著激烈的辯論。爭論的焦點在於東京審判究竟是「文明的審判」，還是「勝者的審判」。
事實上，即使在審判近80年後的今天，7名被處決被告的法律地位，以及天皇在的戰時角色，至今都仍未完全塵埃落定。當時的美國民意調查顯示，有三分之一的人認為「天皇應在戰後被處決」，但麥克阿瑟與蔣介石卻提出了為維持日本穩定而保留天皇制的戰略。首席法官韋伯在協同意見書中寫道，天皇發動戰爭的角色「毋庸置疑」。然而，昭和天皇直至1989年都仍維持皇位，而原甲類戰犯嫌疑人亦曾入閣執政。東京審判雖是為了解決戰爭責任問題而舉行，但恐怕難以主張其完全成功。
然而，若東京審判是一場失敗恐怕也不正確。這正是東京審判難以評價之處。那些免於起訴的文官們，在服從美國軍事與政治支配的同時，致力於經濟復甦，並實現了以最小規模設立自衛隊的務實國防方針。即使說日本是受美國戰後野心影響最深遠的國家，亦不為過。可以說，東京審判對日本的定義塑造了今日的美日同盟，間接促成臺灣留在自由主義陣營，並為東亞的穩定做出了貢獻。
在本書中，巴斯始終未對東京審判的正義問題給出明確答案，而我對這種態度深表共鳴。因為在當今時代，釐清東京審判究竟是「文明的審判」還是「勝者的審判」已無實際意義；我們真正該思考的是：能從東京審判中汲取什麼教訓。
我們絕大多數日本人都認為，儘管日本發動的戰爭可能存在著微小的正義，但並不存在真正宏大的正義。這場戰爭造成大量犧牲，給各國人民帶來苦難與悲痛，更奪走了許多寶貴的日本士兵（包括臺灣籍日軍在內）的生命。因此，從日本人的角度來看，雖然認為東京審判或許存在著微小的不公，但在宏大的正義層面上，我們只能予以接受。
當然，我無法代表所有日本人，但若以一名研究者與日本人的身分綜合我對東京審判的理解，我認為這是日本重新開始的必要過程，而且日本社會整體都對這場審判的意義抱持肯定態度。某種意義上來說，在東京審判中受審的人們都是形式上的罪犯。前首相東條英機是主犯這一點毋庸置疑，但例如前外務大臣廣田弘毅，其戰爭責任究竟到何種程度，這一點至今仍不確定。他是唯一一位非軍人出身卻被判處死刑的政治家。雖然他被追究了未能阻止軍方暴走的責任，但他本人實為和平主義者。日本至今仍存在著「死刑過於嚴苛」或「不公正」等強烈同情與爭議。但即便如此，廣田本人對審判並未留下任何不服之言，而是淡然接受了刑罰。據聞廣田的家人亦是如此。
2006年，東京審判開庭60週年，《朝日新聞》針對東京審判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知道曾有審判但不知細節者」占了53%，「連審判曾有過都不知道者」占了17%，合計70%的受訪者對審判幾乎「一無所知」。東京審判在日本人認知中早已成為「歷史」的一部分。所謂「一無所知」，等同於已然接受。
在日本，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敘事」，正透過電影、電視劇、小說等媒介不斷被重新演繹。其中既有否定日本戰爭行為的、美化戰爭的，也有中立描繪的，種類繁多；關於戰爭的敘事重現，即便在戰後80年過去的今天，仍如江河流水般持續不息。然而，回顧東京審判的「敘事」卻幾乎不見蹤影。這並非因為日本人對東京審判缺乏興趣，而是他們不大關心東京審判是否「正義」。正因如此，這類題材也難以被改編成電影或電視劇。
這場審判存在諸多缺陷，尤其缺乏對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反省。然而，至少有來自許多國家的法官參與其中，各種觀點相互交鋒，最終結果也並非「全員死刑」。偶爾，我們也能窺見審判的專業精神。此外，透過審判讓日本人詳細知曉日本在亞洲各地所犯下的暴行，也產生了教育意義。巴斯在本書中指出，雖然東京審判存在缺陷，但總體而言仍值得肯定。這正是巴斯貫穿全書的價值判斷，亦是值得肯定之處。
日本人真正擔憂的是，即便東京審判所展現的正義並不完美，但在當今世界，當年作為同盟國而躋身「勝利者」之列的美、中、俄，如今卻以「獨裁者之國」的身分籠罩我們的世界，間接否定了東京審判的存在意義。就此意義而言，本書在進行東京審判客觀評價的同時，從「正義與否」的論辯中稍作抽身，而是著重闡述其帶給當今國際政治的警示意義。在東京審判八十年後的今天，我們特別需要這樣一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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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蓋瑞．巴斯（Gary J. Bass） 理解國際局勢最重要的獎項「亞瑟羅斯圖書獎」兩度金獎得主，現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世界戰爭與和平政治學講座教授。曾任《經濟學人》記者，因其著作《血色電報》（The Blood Telegram）榮獲坎迪爾傑出歷史著作獎，同時入圍普立茲獎非虛構寫作決選。 譯者簡介：堯嘉寧 臺灣大學法律學碩士，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社會人類學碩士。現為英、日文專職譯者，譯有《文化大革命》（合譯）、《帝國棄民》、《成為臺灣人》、《法庭上的偽科學》、《桑塔格》、《香蕉、海灘與軍事基地》等多部專業作品。 |
東京大審：二戰審判與現代亞洲的誕生（三冊不分售）
漫射計畫》會心之必要，批判之必要：走進倫敦漫畫博物館，看見漫畫的社會溝通傳統
➤源自批判力量的漫畫起點
倫敦漫畫博物館位於倫敦市中心牛津街附近。館內收藏超過6000件18世紀至今的英國漫畫原作，是英國少見的、以漫畫藝術為主要館藏的博物館。其外觀簡潔新穎，與刻板印象的博物館形象明顯不同，讓人耳目一新。
走入館內，可以見到蜿蜒的展覽動線，從圖像溝通的起始款款道來：人類繪畫可以追溯到至少3萬年前的洞穴壁畫，但在英語語境的漫畫（Cartoon）一詞，卻可精確追溯至一幅作品：John Leech的〈Substance and Shadow〉（本質與陰影）──刊登於1843年的《Punch》雜誌（西方具影響力的諷刺雜誌），如今被稱為第1號漫畫（Cartoon, Number One）。
與後來西方常見的、引人發笑的幽默漫畫不同，這幅作品旨在批判公眾對貧窮的態度，目的是引發讀者的省思與不安。事實上，在這幅漫畫誕生之前，歷史上已有不少諷刺皇室的版畫與道德寓言畫作，正是推動此類漫畫誕生的始祖。
➤既接力也開展的公共事務關注
這也是倫敦漫畫博物館的特殊之處，它帶領參觀者意識到漫畫對於公共事務的關注脈絡。
從諷刺社會與道德預言的繪畫開始，到經歷世界大戰之時，漫畫家各自以獨特的方式，將當下的艱難處境──例如空襲對家庭與城市造成的創傷，以及食物與燃料短缺等現實問題──轉化為舉重若輕的表達。
我們也在這裡看到，當代漫畫的公共性與批判性不但沒有消失，反而傳播得更廣。例如1961年創刊的《Private Eye》延續了漫畫對權力的譏刺與監督；1966年《The Times》開始刊登每日漫畫。而到了今天，無論是在報紙版面、社群媒體上或出版品中，仍常能看見漫畫家對新聞與社會議題作出反思和回應。
不能忽略的是，漫畫並非獨屬於西洋的文明資產。在東亞與世界各地，除了諷刺漫畫之外，它也是創作者承載敘事、情感與思想的重要形式。
事實上，漫畫自古發展至今，題材與風格早已千變萬化。但始終不變的是，它是一種傳達想法的媒介。漫畫從來不僅僅是娛樂──當然，娛樂性確實是許多漫畫的重要組成部分。
但更深一層地說，它是一種以圖像闡述觀點的方式。每個筆觸背後，往往包含了作者的世界觀、價值觀，以及所處時代的社會氛圍。漫畫最迷人的地方，也正在於它總能以看似輕巧的形式，承載沉重而複雜的思想與情感。
也因此，漫畫不只是時事的附庸，或單純的劇情載體，而是另一種觀看社會、理解時代的方法。這都是我們在這座小巧精緻的博物館每件作品前，一再被含蓄提醒的事。
➤創造未來漫畫史的發生現場
如今隨著漫畫經由社群媒體與各類出版物在全球傳播，也可以見到東西方之間的相互影響。
倫敦漫畫博物館近年透過「Young Cartoonist in Residence」計畫支持年輕創作者，讓駐館藝術家在博物館中發展自己的角色、故事與漫畫語言，並將最終成果展示於館內的駐館藝術家展示專區。
在這些藝術家的作品裡，可以看到東西方漫畫的視覺語言與敘事手法的融合。這也讓倫敦漫畫博物館不只是保存歷史的地方，更成為創造歷史、培育新一代漫畫人才的現場。●
本文轉載自國家漫畫博物館籌備處同意刊登，原標題與連結為「漫觀世界》會心之必要，批判之必要：走進倫敦漫畫博物館，看見漫畫的社會溝通傳統」。
閱讀通信 vol.387》詩就是對抗世界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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