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講，過往很長一段時間，我就是成蕾書中的「黑子」。作為長期批評中共的異議藝術家，我雖也曾為她遭受的不公與酷刑發聲抗議，但面對她的這本自傳，我帶著審視、甚至苛刻的目光，試圖在字裡行間，尋找她對那段體制內過往的反省——畢竟，她曾是 CGTN （中國環球電視網，又稱中國國際電視臺）的當家主播，在那棟被戲稱為「大褲衩」的央視大樓裡，她曾用流利的英文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當她在演播室裡光鮮亮麗時，同一個體制正在消除社會上一切異議。我想知道，走出黑獄的她，究竟如何面對自己曾作為宣傳機器一顆精巧齒輪的歷史？

在成蕾重獲自由之後，我與她有過一段真實的旅行。我們曾一同受西藏流亡政府邀請，前往印度達蘭薩拉朝見達賴喇嘛，並訪問流亡藏人社群。在這趟旅途中，她展現出的一系列特質讓我記憶猶新，但當時並未深思：面對印度條件簡陋、甚至存在安全隱患的住處，她泰然處之；面對衛生狀況欠佳的異域飲食，她毫無畏懼，對每一餐一飯抱持著孩子般的欣喜；在凌晨出發的旅程間隙，她極其自律地在破飯館的前廊做瑜伽；無論在快散架的計程車裡，還是藏人藝術家的篝火邊，她都能隨口哼出我所熟悉或不熟悉的歐美老歌——從肅穆莊嚴的《奇異恩典》，深情款款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再到賈斯汀·比伯的「Baby, baby, baby, oh」。

直到讀完這部書稿，我才迎來了一種強烈的「後知後覺」：那些旅行中的豁達開朗，正是她在中共監獄極端苦難中展現出的驚人韌性的閃光——在水煮爛菜與飢餒中熬過數年；把「乖媳婦豆乾」和千載難逢的一口紅燒肉當作至高享受；在嚴禁劇烈運動的方寸床板間，以沈默的瑜伽奪回對身體的主權；在被無休止審問格式化的大腦裡拚命打撈歌詞，把記憶變成一座自由的點唱機，靠歌聲打破沉默——這一切，對她來說，不是刻意武裝出的英雄姿態，而是在無底深淵中，用生活的碎片編織出的救命稻草。

是的，極權機器以為只要將個體的一切身份碾碎，就能鑄就出唯命是從的標準零件。但它低估了這些流淌在日常裡的韌勁：囚室中，對食物的敬意、對身體界限的自主掌控、對音樂的共鳴，以及那份刻在骨子裡的坦率與幽默。

帶著這樣的「後知後覺」回望全書，我最初那種居高臨下的審判與苛求，顯得微不足道。

成蕾這部回憶錄的可貴之處，在於它以田野調查般細緻的筆觸，精準解剖了專制政法系統的「非人化」（Dehumanization）本質。這個系統，從實務管理出發，剝奪了人除了囚徒之外的一切身份與主體性，也竭力抹除個體的最後一抹尊嚴，只是為了以最低成本推行管理與刑訊。而從政治維度審視，這套非人化機制，則是國家維穩與政黨權力意志的自然延伸。

體制折磨囚徒的終極目的，從來不只是為了換取一份「認罪證書」，而是意在毀掉人本身。它透過日常規訓的暴力——13個小時一動不動的坐姿、24小時不滅的日光燈、40公分近距離的沉默監視，以及手不能放進被子、連上廁所都有幾雙眼睛死死盯著——來逐步瓦解你的防線。當她被迫脫光接受檢查，女警像逛超市挑肉一樣隨口評論：「穿衣服看不出來，其實全都在這兒。」在這種環境裡，個人的尊嚴與隱私彷彿從未存在過。而與此同時，來自體制的「關心」更叫人毛骨悚然：在押送時叮囑你小心台階別摔倒，「就像屠夫邊磨刀，邊叮囑小羊別滑倒在自己的血泊中。我們要把你推入深淵，但小心別被石子絆倒。」

如果說約束椅、腳鐐與軟包高墻束縛的是人的肉體，那麼以荒謬堆砌出的訓誡，就是對人精神的謀殺。在成蕾被監視居住期間，審訊人員甚至將手伸進她最深沉的私人傷痛中，他們質問她：「你為什麼要告訴別人你被強姦過？這是某種變態癖好嗎？」在父權與專制機器的凝視裡，受害者被迫對自身的苦難與侵害抱持羞恥與噤聲。而成蕾的平靜回答，卻像一把利刃劃開了這層虛偽的道德遮羞布：「不是，我只是想讓更多人知道，那不是我的錯。而且，即使被強姦過，你依然可以正常、健康地生活。」

這一幕讓人震撼。審訊者一邊用「變態癖好」對她施加道德審判，另一邊，卻在審訊結束時居高臨下地訓誡她「要全心全意去愛」——審判者妄圖同時扮演法官、心理醫生、牧師與上帝，將國家暴力粉飾為道德拯救。然而，成蕾在極限孤立中所守住的，正是這份清醒：苦難不是羞恥，創傷不定義人生，受害者無須為加害者的罪惡買單。這種拒絕被規訓、拒絕自輕自賤的生命力，讓她成為了政治暴力海嘯中一塊頑固的礁石。

審訊者口中不斷重複的「深刻」與「體現我們做了工作」，言外之意，就是企圖讓你在生不如死的痛苦中否定自身道德、懷疑一切，最終放棄作為人的獨立性，任由權力擺佈，以充當地緣政治棋局中打給西方政府的一記耳光。

因此，囚犯與體制的博弈，本質上就是一場「人性」與「國家機器非人化機制」的角力。成蕾能夠作為倖存者走出來，在於她努力抓住了生而為人那複雜而多樣的身份：

作為女人，在粗糙如砂紙的囚服與剝奪胸罩的「無性化」規訓中，她堅持運動維持體態，冒著被獄警發現的風險用衛生紙捲頭髮，與獄友跳起揮舞內褲的「洗衣舞」。甚至每當看到生理期內褲上那抹猩紅的印記，她感到的是「血性的抵抗」——那是身體在灰暗世界裡宣示的最後一點鮮活。

作為母親，體制切斷她與年幼子女的一切聯繫，企圖取消其母職。她撫摸著女兒留下的髮圈，看著自己日漸稀疏的頭髮發呆；而大洋彼岸的女兒寫下「媽媽被關的這段時間，我被迫長大」。當兩年多後終於迎來那通三十分鐘的越洋通話，聽到兒子 Alex 那「99% 氣喘、1% 高亢」的少年嗓音，周圍的約束椅、寒冬與監視的警官，瞬間被愛的洪流衝散。對孩子的思念是她在牢獄中不敢碰觸的軟肋，卻也是支撐她誓要活著走出去的堅硬支柱。

被囚禁的她，在那座把貝多芬《致愛麗絲》當起床鈴；只能用軟得像麵條的「特供國安筆」；背後調侃所長乳頭為「葡萄乾」；把採買警官習朝陽開玩笑叫作「習主席」的荒誕看守所裡，她沒有選擇成為卡繆筆下的局外人。她會對突發急性腹瀉、滿臉屈辱的年輕女看守輕聲說「你就用這裡的廁所吧」；面對偏執自私的室友 PB，當深夜審訊鈴響起、PB 顫抖著問「我能握一下你的手嗎」，她所有的怨恨都飛出了鐵窗，盡力安慰PB；她甚至在水泥牆的縫隙中，收穫了與隔壁 111 號牢房獄友短暫而詩意的「敲擊浪漫」——八個隔著兩米混凝土的囚徒，用密集的敲擊拼出藏頭詩「愛成蕾」，共同仰望38萬公里之外的同一輪月亮。

作為記者、主播與知識分子，失去社會身份的成蕾，在牢房裡把文字當作唯一的救贖。她在大腦中複習外語、推敲詩句、像分配口糧一樣精讀每一本得來不易的書籍。這讓我想起劉霞曾對我說過的一句話：「我最喜歡的東西都是紙做的，一個是書，一個是煙。它們比人誠實，不會背叛。」在極權的脅迫中，朋友、同事與體制都可能轉身刺向你的胸膛，唯有紙張上的文字與燒掉的煙絲不會改變。身體需要陽光放風，而在囚牢的荒原裡，閱讀是殘酷四月唯一的雨。

這本自傳不只是成蕾的個人受難史，更是一張歷史剖面——它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那一批穿梭於中西之間的跨界精英的「時代幻滅錄」。成蕾的過去代表了這個特定時期的典型人群：出生成長於中國，在西方受教育，攜著雙語優勢與跨文化資本，在中國加入世貿、經濟騰飛的紅利年代洄游……他們普遍抱有一種技術性的樂觀，或者說是幻覺——「只要我專注於自己的專業，警惕政治紅線，就能在這片故土實現自我，甚至能在體制內部改善中國」。

然而，從這部自傳可以看到，最冰冷的現實澆滅了這場炙熱的幻夢。中國被禁的音樂人李志曾這樣唱道：「請你不要相信他的愛情，你看黎明還沒有來臨；請你不要相信他的關心，他的手槍正瞄準你的胸膛。」體制無情而狡詐，它先以繁華許諾，讓你誤以為自己是偉大時代的見證者、國際關係的橋樑；然而政治的風向稍有變換，落下的鐵拳就這樣隨意砸碎個體，為地緣政治獻祭。在宣傳機器需要時，你曾是講好中國故事的「美麗門面」；而當外交博弈需要人質時，同一張面孔、同樣的才幹與人脈，就成了案板上的肉塊。

也許有人會挑剔，成蕾對過去體制歲月的回望，更多出於無奈與天真的懊悔，缺少宏大的道德自省。但當我們真正潛入中共審訊室運行的邏輯時，便會明白這絕非逃避——在一個國家機器將個體徹底非人化、逼迫你否定一切自尊的煉獄裏，一個人唯有死死守住自身的善良、無辜與價值，才能築起心靈最後的堤壩，不被這鋪天蓋地的折磨所吞噬。這份對自我的堅持，不是盲目，而是倖存者的鑰匙。這本書最動人的地方，恰恰在於它保留了一個普通人最真實的困惑、痛楚與本能的自衛，而非一份有標準答案的政治指南。

這不是一本揭示終極政治真理的「先知之書」，而是一本在水泥高牆與精神深淵中頑強守住體溫的「凡人之書」。它讓我們看到：極權主義最可怕的地方，不僅僅在於它剝奪人肉身的自由，更在於他對於人之爲人尊嚴的否定；而人性最偉大的地方，也在於哪怕退縮至方寸床板之間，人依然可以憑藉著對生命、音樂、母愛的最原始眷戀，讓靈魂逃出高牆，在絕壁上開出花來。●

如果牆能說話：她在國安牢獄的1154天 作者：成蕾 出版：季風出版 定價：52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成蕾 1975年出生於中國湖南，十歲時隨父母移民澳大利亞。2002年進入新聞業。曾長期任美國全球廣播商業新聞電視台（CNBC）亞洲頻道記者和新聞主持人；中國中央電視台（CCTV）英文頻道記者和新聞主持人。2020年8月起，被中國國安以「涉嫌間諜」罪名拘押，長達1154天，後經澳大利亞政府斡旋，於2023年10月獲釋。現居墨爾本，任澳洲 New24（原 Sky News ）電視主持人。

➤ⅰ這樣一座把時間垂直壓縮起來的城市

言叔夏→→韓麗珠

韓，去年《裸山》出版的時候，我們在台中的邊譜書店有過一個對談。因為這本書裡關於「山」的場景所致，當時我們各自分享了自己這幾年來在台灣或香港跟「山」之間的關係。讀《裸山》的時候，我才驚覺香港原來是有山的（而且意外地近且深，這真是我的謬誤）。也許那個城市的高樓所切割出的街道更令我有一種峽谷的感覺？我總覺得香港的「山」就在城中。疫情前我去香港一家藏在高樓裡的書店，老式的柵欄電梯瞬間讓我有了一種搭乘流籠的錯覺，有點不知自己究竟身在歷史的哪一個刻度上。

當然，在許多城市裡，這種感受並不少見。比如也許我們也能在像台北這樣的城市，觀察到類似的歷史的並置感。不過，香港似乎是用它肉眼可見的城市魔幻景觀，把這種性質推延到了一種極致？對於這樣一座把時間垂直壓縮起來的城市，「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節點，似乎是非常曖昧、甚至傾塌的。過去我讀你的許多作品，也常有這種感覺。從最早的《輸水管森林》（1998）開始，小說敘事被布置得像是一座充滿許多出口與入口的迷宮，各種空間彷彿洞穴一樣，藏匿在城市的各種角落：商場、大樓、醫院、賣場、地鐵……每個空間都可以孵化出一個自我封閉的情境，讀來有時更像是一個永遠醒不過來的惡夢。

在那其中，「時間」與「歷史」這個概念彷彿被取消了。一切被還原成一種極簡的、幾乎像是精神病患世界裡的、歇斯底里式的線條。那很像有人拿著一把吸力超強的吸塵器，把整個城市吸乾、吸扁，變成一袋真空壓縮包，你一眼可以辨識：啊，這一袋乾扁的東西是「香港」（吧）？但它又不是……但可怕的是即使它看來不是，你卻知道它就是……這種奇異的悖反感，或許是只有被關閉在夢裡的人，才能切身體會的感受吧。

記得疫情前某次在香港，你告訴我你那時住在一個島上（不知有沒有記錯，也許你說的是偏郊某個看得到海的地方）。憑藉著這模模糊糊的印象（兼之想像），我常想像那幾年讀到的你的小說們，就像在一個離城市不近不遠的島上，一個高樓窗台裡的睡眠者所做的夢。而我做過最可怕的一種夢之一，是以為自己醒過來了，但其實還在夢裡面，找不到回來的出口。夢包裹著夢。真正可怕的或許是連現實也被夢給包裹吧。《輸水管森林》之後的許多小說：《風箏家族》、《縫身》、《失去洞穴》……都給我這種現實與夢境相互塌陷、傾軋的感覺。今年，《縫身》再版了。這是一部16年前左右的小說。想要問你，覺得這16年來，「在香港寫作」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呢？

➤ⅱ一不小心，或過分小心，就活成了另一個人

韓麗珠→→言叔夏

言，收到你的信時，我像個失憶者——失憶者並非全無記憶，而是，所有發生過的事，全都成了斑駁的烙印，卻拼不出全貌，能肯定有發生過，但事情只剩下了蝴蝶的翅膀，而缺失了蝶身。

你提及疫情前的見面，我記得是跟大夥一起吃飯，從九龍塘的浸會大學乘小巴到九龍城的潮洲菜館，在那搖搖晃晃的車子上，或許是在那時候，我跟你說，我住在龍珠島（同居者是一頭獨眼貓男）。

那時候，我應該有跟你談及，我有多麼喜歡《白馬走過天亮》，但我一直不好意思跟你說，那夜，我碰見你的時候，其實是想起多年前做牙齒矯正的日子。矯齒器像一個刑具，但人是自願戴上它的。在牙齒矯正的初期，我總是感到，牙床內，那些我無法以肉眼檢視的內在，有許多生命在蠢蠢欲動，我不知該跟誰說，我的牙肉好像在懷孕那樣。然而，口腔內都是固定的恆齒了，沒有什麼會誕生出來。然而，所有矯齒者在等待的，不過是幾年後，脫下矯齒器，就會得到新生。如果矯齒不像懷孕，那麼就一定像革命，口腔內有難言的眾音沸騰。在矯齒的第二年，我開始寫《縫身》，這是我寫作期最短的一本長篇，當然也是篇幅很短的長篇。

後來，我讀到《沒有的生活》，發現你在裡面寫了一篇關於矯齒的，我感覺自己像被束手就擒而懵然不知的偷竊犯。

你必定也知道，完成矯正後的牙齒，終生都要在每個夜裡戴上固定器，否則，牙齒會思鄉，逐日移回原來的位置，故態復萌。但，經過矯正後，牙齒再也不會恢復原貌了。畢竟，矯齒所追求的就是，面目全非啊。

我其實從不會讀以前的作品。因為《縫身》再版，翻開16年前的小說，我果然印象模糊，現在的我，跟當年那個寫作的我，已不再是同一個人。原來我們在一生中，不只會活一輩子，有時一不小心，或過分小心，就活成了另一個人。無論是縫、身或城巿，也已顛沛流離，《縫身》就像上輩子所發生的事。幸好，至今我仍慶幸它的作者是我。

謝謝你問我這16年來在香港寫作的狀況。你知道嗎，那實在很像牙齒矯正。我時常想，這可以寫出來嗎，這值得寫出來嗎，畢竟這好像只是一個人的事，一個人的口腔在忍辱負重的事。這世上，天生一口整齊潔白牙齒而視之為理所當然的人很多，天生一口亂牙而滿不在乎的人也不少，只有很少數的人會進行牙齒矯正，在為期數年中，每個月到牙科診所，讓牙醫為自己調校矯齒器，收緊一點，更痛一點，因為牙齒移動，牙肉和口腔組織不免每分每刻都被刮傷留下齒印，每一次使用口腔也疼痛無比。但不可說出來。

但我覺得，言叔夏會理解，矯齒之傷。所以我會說，這些年來在香港寫作就像，有第三種力量，拉扯我們的牙齒。不是生而有之的牙齒方向，也不是我們所選的矯正方向，而是一種不可抗拒，因此永遠都要抵抗的力量。其實，只要我們不進食喝水吞嚥接吻，不使用口腔就能減輕摩擦而來的磨蝕，但寫作是一種本能。

順帶一提，曾經跟我同住8年多的貓先生，過世之前兩年，深受口炎之苦，每次喝水吃糧後，都痛得狠狠自打嘴巴。我不知道怎樣可以幫助他，我不知道怎樣幫助矯齒的人。

因此，我想問你一個奇怪的問題，你會翻看自己寫過的作品嗎？你覺得，你家的貓會讀你寫的散文（和那個貓的小說）嗎？實不相瞞，剛開始和貓一起生活的時候，我非常驚訝世界上有一種關係是依靠腦中的念想來傳遞訊息的。

➤ⅲ我是我，我也不是我。也許我是我每天的戰鬥？

言叔夏→→韓麗珠

韓，你提起那段小巴與那間潮州菜館時，我才想起在九龍塘的那個夜晚，我們有過這樣的一段對話。也才想起那個旅行（以及那段時期）的我，是戴著牙套的。也許是因為那是我第一次去香港，路名方位地點全都不辨，一切顯得很像在夢遊（我確實還特地去搭乘了中環那個王菲夢遊的手扶梯）。但我記得散會後我們似乎還去了一間叫做「當下」的酒吧，點名字很奇特的啤酒來喝。晚間接駁小巴搖晃穿過一些街道，在浸大附近的某座圍牆外將我放下。不知是誰忽然指著牆內跟我說：這裡面是解放軍的地方。

這些忽遠忽近的碎片，回想起來非常恍惚。隔著大疫，2019前好像上輩子的事。我摘下了牙套，齒顎線有了一些改變，照片裡好像變成了不同的臉。我很少翻看自己的作品，其實也許是因為偶爾會在書頁裡翻到過去的自己時，會感到有點不知所措。在散文這個文類裡，我是我，我也不是我。也許我是我每天的戰鬥？不知道有沒有跟你說過，我的矯齒醫生其實是一位老香港人。搬到台中以後不久，我在一幢年老的高樓裡找到他。在那之前，許多醫生都告訴過我，30歲以後的矯齒並不容易。「它們有慣性，即使移動，也很容易再退縮回去。」

矯齒是一件每日靜靜的決鬥。即使治療全數完成後也還沒有結束。我一直記得拿下矯正牙套時的奇妙感受，並且由此感到一種莫名的緊張。我不知道沒有牙套鋼線的協助，齒與齒之間的鬥爭是否能夠休止？有一天，它會再度超越我的意志，主宰我微笑的方式，說話的方法，咬合或者吞嚥的路徑嗎？

矯齒的事，讓我想到德勒茲談論到「少數文學」時所提及的一個有趣的說法，他認為口、牙、舌能在食物裡找到它們的原始地域，然而在語言裡，卻解域了它們本來的位置與功能：「人在吃的時候可以輕鬆地寫，卻不能輕鬆地說。但寫，進一步把詞語變成了可與食物競爭的物。」德勒茲說，說與寫，就是齋戒。

我不知我的解讀是否曲解，但我願意把這段話想成這個意思：因為說與寫所能創造出的詞語，繞過了口與食物的關係，在語言裡重新為我們創生了另一種用字做的食物（因此它們是素的）。你一定知道，初次讀到這個段落時，我其實立刻聯想到的是你的寫作與你長年素食的這件事。在這個所有傳遞的介質皆可疑的時代，我覺得語言仍能為我們做許多事。當然，壞的語言如同齲齒，但齋戒的清澈語言，或許仍然能為我們創造出許多食物。

在這裡，好像可以回到貓與作品的問題了。你問我貓是否會讀我的作品，以及那篇貓的小說。我想貓一定能順利跳過口腔作為語言通道的這個設定，直接用那「我所不知道的什麼」，從空氣中接收我的想法吧。相較於硬梆梆的牙齒們，貓就是這樣沒有形狀的事物，可以摺疊裝在許多容器裡，可以攤平變成一張布。貓或許並不閱讀。但當他覆蓋在一本書上時，那本書會變成魔術箱；等他移開身體，像箱上的布被掀開，裡面一定有什麼消失了，有什麼被放進來了。

於是，我想要問你，現在有貓在你身邊嗎？你們用什麼樣的方式溝通呢？當你離開香港到其他城市短居的時候，貓也在行李箱裡嗎？

➤ⅳ沒有貓的日子，我感到自己沒有影子

韓麗珠→→言叔夏

言，我記得，從乳齒過渡至恆齒之後，我的齒列就非常不整齊，以致口腔非常擠擁，有許多年，委曲求存的舌頭就像住在過小的劏房裡，沒有伸展的餘裕。成年之前，一直被慫恿著，勸喻著，要去矯齒。一旦過了18歲，又有許多人對我說：已經太遲了。

所以，讀到你寫，那些牙醫都說，過了30歲的牙齒都有慣性，且容易退縮，我想起，自己是在28歲那一年開始戴上矯齒器。那時我就知道，一切都已太遲。（我不認為28或30歲的牙齒有任何決定性的差異）可是，那些必須做的事，無論是牙齒要回家，還是牙齒要移居（端看如何詮譯牙齒的移動），在行進的過程中，時間和地域就會消失，剩下的就只是「成為了什麼」這件事了。

我讀《沒有的生活》時，看到你寫去找老香港人牙醫的情況。我想起，為我矯齒的醫生，是個澳門人。香港是個移民城巿，許多人像風那樣經過，停留一陣子，又像被風帶走那樣離開了。有時我會覺得，城巿裡的人，不會被任何體制視為重要的資產，制度看重的只是人們用力旋轉或來去匆匆時形成的流動和漩渦。我是從牙醫名片上的姓氏拼法，知道他的國籍。當我完成矯齒，戴了固定器一年後，某天致電診所預約複診，護士的聲音微微變了調地對我說：「他已過世了。」我很震驚，因為牙醫只比我大幾歲。護士告訴我，那個看來什麼都不在乎的醫生，其實一直豢養著某個致命的長期病。掛線後，我悲傷得大哭起來。那時我才明白，堅硬的牙齒，也藏著感受和心。

在矯齒的過程裡，我一直不滿那醫生輕率的態度，但我並不知道，每個工作天為病人口腔裡的矯正器調節鬆緊，拔牙或解答病人關於牙齒的各種疑問時，他的健康已被壞細胞不斷侵蝕。當年那個生命危在旦夕的他，究竟以怎樣的心情，看著這些為了上下排牙齒中線有沒有對齊而煩惱的病人？我從不知道，跟每月回診相見一次，歷時三年的牙醫，原來形成了一種始料不及的親密：他的作品，即是我被他矯正過的牙齒，就這樣留在我的口腔裡，如無意外，將是直至我的死亡。

當人面對死亡，或驚嚇，或被威脅，會不會就像最害怕的手榴彈終於來到時，那竟像木棉花絮落在身上，或忽爾進入了一陣霧之中。「已身在其中了。」人們會知道。你說起那一年，小巴帶著你回到浸大某座圍牆之下，然後某人告訴你，解放軍就駐紮在裡面。這些年來，對我來說，解放軍、國安、紅線或，「你被盯上了」等種種的看不見的操控性恐懼，都像那股霧。（就在我寫這句時，「他們」似乎就在我身旁了）不知不覺，已在其中。當人身在其中，慢慢地就會形成惰性，例如以為再也沒有更壞，或在敗壞中仍然安逸或更絕望，變得更退縮，妄想能守住最後的一些什麼。

我已經歷過貓的死亡，但是，還沒有穿過隨之而來的迷霧。在那迷霧裡，我看到貓已瓦解，還原為道成貓身之前的原始之魂。他可以是任何東西，有時，甚至在我的朋友身上，閃爍著愛和善念的瞬間，我能認出那是和貓魂共震的頻率；或，在台北的民宿房東，一個樂隊裡的藍調爵士樂手，在美國出生長大，成年後才回到台灣尋根的男人，看起來不覊放縱愛自由，我從他的臉容和動作看到貓漫不經心的神態。或許，所愛之死，會令我們成為翻譯靈魂的載具？

我很害怕要再養一頭貓，雖然，沒有貓的日子，我感到自己沒有影子。跟已逝之貓連線，幾乎不費力氣，但也是身不由己的，只要經歷過足夠的撕心裂肺，再次接觸就會水到渠成。這其實很像一個作品，從無中生有，從意念變成實體的過程。貓或某個所愛的對象之死，令心裡某個暗室亮了起來。人原本是不知道那暗室所在，所以，是愛和死亡，誕下了暗室，或把暗室裡藏著的一切，從長久的遺忘中召喚出來。意念醞釀時，常常都是劇痛之後，如同雷電劈到子宮的篤定：如貓那樣的作品，要被生出來了。可是，這也跟失喪的哀傷和震懾類近。貓來了，撐開了一個新的天地。因為很痛，不是每個作者（或養貓人）都能承受和熬過這樣的一場新生。

那麼，對你來說，是如何確定，作品要來了？我想，寫作的人，腦裡時常飄過無數念頭（就像街上總是有許多美麗優雅的流浪貓來回踱步）。但你是如何知道，那個作品要被捕捉，要寫了（或，要養這頭貓了）？

你談及「在散文這個文類裡，我是我，我也不是我。」令我想起，當我寫散文時，文中的「我」，雖也有一點我，但主要是為了要表達的東西在服務，類近小說裡的第一人稱。在小說的文類裡，可能是倒過來，「這個絕不是我，但，可能也有一點我在其中」，畢竟小說可以埋藏祕密，連作者本人在多年以後重讀也會遺忘祕密埋在那裡。你是如何看散文及小說裡的「我」？

➤ⅴ有沒有一種痛叫做香蕉？

言叔夏→→韓麗珠

韓，你提到那位醫生的死亡與消失，令我想到大學畢業前的那個夏天，我也曾因為長期的蕁麻疹而求診於市區的一位醫生。那時，我的蕁麻疹就像鬧鐘一樣固定在每天早上十點鐘左右定期發作，提醒我：一天開始了。那些紅色的疹子會像身體的積雲那樣從肢體的末梢一路攻城掠地，爬滿我的皮膚。我從中學起就一直有或輕或重的蕁麻疹症狀，怎麼樣也無法根治。這是一種很像鬼魂的慢性免疫疾病。它來的時候，你毫無準備。那些身體的雲每朵每朵都奇癢難耐，很難忍住不去搔抓。可是它也像鬼魂總在黎明前離去一樣，那些雲，下過了雨就會在皮膚表面煙消雲散，只剩下被我自己抓破的痕跡。

沒有證據。找不到凶手。如此這樣的疾病是很難看診的。每次坐在皮膚科的診療間裡訴說這些徵狀時，我都有一種心虛的感覺。很像看過鬼的人在跟另一個人陳述：她聽到什麼？她看到什麼？她被什麼驚嚇或打擾？那個每週一次聽我描述這些的醫生，會相信話語裡這些已經消散在光天化日下的鬼魂嗎？看病其實是一堂說話課。疼痛的感覺有多少？幾分呢？你能否描述那種痛？比如大象或猴子？香蕉或草莓？（有沒有一種痛叫做香蕉？有沒有一種痛類似於草莓？或者，有沒有一種痛，名之為貓？）傳達一種切膚的感覺所需仰賴的，竟是另一個不在場的詞彙。關於理解，我們與另一個人常常就像約在某個詞彙那裡會合，沒有一起來到「那個地方」，是不可能的。

之所以提到這件事，是因為後來某次回診，診所的鐵門拉了下來。再過一陣子，才知道那位醫生已經過世了。你提到為你矯齒的醫生離開，口中的牙齒是他所留下的作品時，我也因此忽然想起了這件遙遠的事。這位治療我的醫生先於我的病離開了這個世界時，我有一種被放棄的感覺。不是被他，而是被一種可能性的中斷所放棄。像拔河比賽的一邊退出時，另一邊忽然因此失了重。這篇文章就在這裡結束了。對我而言，散文或許是一種渴望？我渴望被某人所知道。我渴望將自己傳達給他。我渴望即使我渴望被知道的，是如此幽暗曖昧詰屈聱牙難以啟齒，我都渴望能夠抵達那個約定好的詞彙，在那裡等待它。對我來說，散文或許是一根發訊的天線。

人是難以彼此理解的。因為人是一間密室。語言就是那一整串開不了門的鑰匙。但叮叮噹噹地在門孔前一支一支地嘗試時，那就是我的渴望。寫了又寫，什麼也沒有寫。那也是我的渴望。你問我什麼時候知道那頭貓來了呢？這真是一個極難的問題。但寫作有時候就像用手指在螢幕上散步。有時遍撒詞彙作為貓糧，想知道這附近究竟有沒有貓呢？幸運的話，貓會來。我渴望他的影子巨大包圍我。我想寫作有時畢竟是一個比我還要大的東西。如同一個為了表達某種痛苦或極端經驗的過程，語言跟語言跟語言……它們會拉起彼此去到離起點最遠最遠的地方。

讀《黑日》與《半蝕》的時候，我感覺裡面也有一種渴望，是關於如何在這沒有邊際的迷霧裡，仍能渴望溝通與理解的能量。人是難以彼此理解的。因此，人也是難以被縫合的。只能被連結，不能被縫合。也許再怎麼親密的關係都無法。不同的時間與歷史使每個人的身上都複印著自己的紋路，再怎麼拼接，都不可能消除縫線與補釘的存在。多年之後，你是如何看待《縫身》的呢？現在的你，仍對未來保有一種渴望嗎？

➤ⅵ　我一個人，跟早已失散之「我們」接通。

韓麗珠→→言叔夏

言，讀到你談及蕁麻疹，令我想到，許多年前，身體上忽然長出溼疹的往事。那時，我每天端詳鏡子裡皮膚上的疹子，覺得它們好像是在紙上每天自動增生的文字，但，究竟是誰寫下來的呢？是在那時候開始，我喜歡讀關於「疾病的隱喻」的書（不只是蘇珊．桑塔格）。書的作者都說：疾病是患者在不知道的時候，一筆一畫寫下來的，是他們自己創造了本體和喻體，而且不自覺。如果我就是那個作者，是否要為那些疹子負上全部責任？但，因為我同時是個多疑的讀者，所以無論對這種說法或病本身，也保持一定距離。但我喜歡所有的「喻」，包括比喻、明喻、暗喻和隱喻。

一個月前，我不小心去做了一套四種的身體檢查——本來只打算做一種，但那是個套餐，於是我就掉進這個套路裡。不同的醫生檢查了我不同的身體器官，他們說話的速度全都很快，以急口令若無其事地告訴我，那些器官都長了許多會生長的「石頭」，這些石頭多半集中在我的右側。自此，每天晚上，我側身躺著睡覺時，便會想到，身子是一道河（畢竟，身體內有七成是液體），河上有許多石頭。我要如何理解這些石頭？或許，我可以摸石過河，反正我不諳水性，石頭可以讓我免於溺斃。但我其實忍不住會想，偷偷長大的石頭，最後會長成一片密封的牆，讓我不能發出聲音也無法呼吸。即使如此，就算真的如此，我也可以藉著石頭的出現，練習發出足以讓牆外都能聽到的音頻，讓呼吸變得更慢，以免太快用光呼吸的配額。

或許，「石頭」的隱喻是命運在激活我對於表達的欲望。

關於對未來的渴望。兩週前，我看了一部兩年前上映的電影《粗獷派建築師》（The Brutalist）。主角拉斯洛是猶太裔匈牙利建築師，熬過了種族滅絕，在集中營倖存，二戰後逃到美國，本來以為到達了夢想中的自由之地。在那裡，40多歳的他，被迫重新開始，在不屬於自己的地方，說一種陌生的語言，依賴表弟接濟，居於什麼也沒有的小房間，被誣衊、被種族歧視、被拖欠工資。在那年代，大部分美國人都沒有到過布達佩斯，沒有聽說過包浩斯建築風格，也不知道拉斯洛在建築界享負盛名。他淪落到礦場當工人，下班後酗毒以忘記痛苦。

某天，拖欠過他薪金的富商回頭來請他當主建築師，設計一個公眾教堂。彷彿是天掉下來的機會，但，其實是地獄更深處的入口。他承接了工作，富商也確實給了他好處，動用人脈把他滯留在故鄉的妻子和侄女接來，也給了他發揮才能的機會。可是，也把他當作可供玩弄的低等生物，對他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當工程遇到阻礙就辭退他，當工程的款項又批下來，又重新招徠他，最後，甚至強暴了他。但拉斯洛強忍著，不只為了生存，也為了完成公眾教堂——在那裡，他以混凝土作主要材料，每個房間都很狹窄，但天花很高，可以看到外面的天空。在教堂的頂部，有一個以泥土造的鏤空十字架，於是，當日光出現，無論在早上、正午、下午，房間裡的人，只要抬頭，都可看到光，以不同的姿態出現。拉斯洛最後也得不到薪水，但，公眾教堂在20年後建成了。

對未來的渴望是什麼呢？或許就是，置身在一個非常狹小的房間，那房間很可能會愈來愈小，但，只要抬頭，就會看到天空，那裡有光。宗教的形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光無處不在。

我有時也會感到，人和人之間互相理解是不可能的——如果指的是即時的共振和共鳴。但，也有一些猝不及防的瞬間，我會突然頓悟了什麼，跟早已不在眼前的人，在多年前的線重新連上（例如，重返了多年前跟某人共遊過的某幢建築物，重讀一本早已讀過的書，再聽一次小時候鄰居用唱機大聲播放的歌），突然明白了當時忽略了的某個句子的意思。「原來是這樣。」心裡會浮現這樣的感覺。彷彿，從窗框或水泥牆壁，在一個詞語和另一個詞語之間，一個音符和一段節奏的空隙裡，在想像中，我一個人，跟早已失散之「我們」接通。

於我，這就是寫小說的全部意義了。●

縫身 Mending Bodies 作者：韓麗珠 出版：木馬文化 定價：42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韓麗珠 Hon Lai Chu 香港當代小說家。2018年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家年獎」得主。 已出版作品：中短篇小說集《人皮刺繡》、《失去洞穴》、《雙城辭典》（與謝曉虹合著）、《風箏家族》、《寧靜的獸》、《輸水管森林》；長篇小說《裸山》、《空臉》、《離心帶》、《縫身》、《灰花》；散文集《半蝕》、《黑日》、《回家》。英譯本：《Mending Bodies》（Jacqueline Leung譯）。 其中，《灰花》獲第三屆紅樓夢獎專家推薦獎。《風箏家族》獲開卷好書獎中文創作獎。《寧靜的獸》獲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組推薦獎。《黑日》獲台北國際書展大獎非小說獎首獎。《半蝕》獲梁實秋散文大師獎優選。《裸山》獲Openbook好書獎、台北國際書展大獎小說獎首獎、金鼎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