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太陽》是祝福，也是一本容器

陳素芳：《出太陽》書名充滿陽光普照的意象，讓人聯想到台南的明媚天光。能否分享書名的靈感來源？是來自日常觀察的某個瞬間，還是與你成長的嘉南平原有更深層的連結？你曾提到寫作習慣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這種節奏如何形塑書中「滿地都是太陽」的視角？對首次接觸你作品的讀者來說，這是否也是一種邀請，讓他們從陽光中重新看見自己的生活片段？

楊富閔：以《出太陽》命名，著眼的除了是充滿熱力，挾帶著台南高溫的熱日意象，作為動詞的「出」及其衍生的各種解讀，似乎也提示了日出與其周圍的暗影。那些掩映的視線，曖昧的，模糊的，一如我在台南擁有的，都是看不見的。如果選擇一本自己的作品，送給素昧平生的讀者，我想會送《出太陽》！因為那比較接近現在的我。如果有這榮幸，再從《出太陽》啟程，邀請進入我的其他作品。

我在後記提到，一個私人命名的意義是，春天開始在北教大語創系任教，繼續留在這座盆地。剛好2月發行《出太陽》，這書是個祝福，未來它會陪我在這座多雨的城市，讓我記得自己如何一路走了過來。

滿地都是太陽，這個想法則來自一個切身體會。回去台南這年，某個和煦的午後，我在樹林街散步，是同一顆太陽，我卻發現體感不太一樣。那個瞬間我想到我讀大內國小的午睡起床；想到放學隊伍走在安靜的村路，沿途的理髮店、文具鋪、五金行、金紙鋪，我很像失去這個體感很久了。這次書中許多篇章，都是從感官的瞬間察覺出發的。以前寫作重心放在敘事的鋪陳，現在有時會駐足，讓五感站在C位，貼近柴米油鹽醬醋茶。

陳素芳：這74篇散文從身邊小事出發，如內山公路的彎曲、爆米花之夜的記憶，或是日常生活中熟悉片段的融入，轉化為文學的靈光乍現。在數位時代，你提到「做文學」的階段思考，如何平衡傳統手寫散文與數位工具的衝擊？

楊富閔：這裡提到一個關鍵字眼：外／內。我住大內，文學概論課堂討論形式與內容，現在我們也鋪天蓋地尋找好內容。我的寫作習慣向內求索。於是開始留意到有一連串「內」的字眼，正在排序而出一種新的敘事軸線。我想那是一種容器的召喚。讀高中、大學時，我常去頭社聚落看平埔祀壺。端詳那些大小形狀不一的器皿，據說裝載著一些看不到的什麼。我將這個經驗與觀察，延伸到了文學的認識，同時想到覃子豪的〈瓶之存在〉。這些都是生活與文學共伴的結果。

其實靈光來的時候相當強勢，有時還得戴墨鏡去擋，可是我知道轉化需要等待，需要閱讀，需要經驗的拓增，《出太陽》因此也是一本容器。讓生活流過我的己身，可以篩選、過濾，或者滌洗出一些新的語言文字，一些文學的什麼──可能是一種晶片吧。

➤時時感受寫作帶來的驚喜與樂趣，也帶進教室分享給學生

陳素芳：從你第一本著作小說《花甲男孩》到最新散文集《出太陽》，家鄉台南一直是你創作的主場，初創作時，以家鄉為背景，應是自然。出第一本小說集時你剛大學畢業，然後，進了學院，研究所，博士班，一路向北。所以讓你萌生在〈一點點〉中所說：「以一個更客觀，冷靜，但也更文學的方式，看待這個養我育我的故鄉」？

楊富閔：其中契機，是過去一年半，因緣際會，我在台南大學國語文學系教創作。除了保持對文學的敏感度，教課可以更系統性去整理自己的所學，教得非常愉快。南北往返聽起來很瘋，可我卻覺得這是契機──我該回來台南看看。回到出生地府城，也把創作與故鄉的關係，放在一個更整合性的視野。

台南於我一直是靈感源頭活水，帶我進入一個非常鬆弛狀態。有戲。而這一年半走的路、看的廟、拜訪的人、知道的事情，都在與我既有的作品電光石火，而更往內海沉潛下去。更重要的是，多了人生歷練，扛起重擔，照顧別人，於是在求職的焦慮與創作的狂喜之間，父母年老，三個侄子的誕生，這些故鄉的消息﹑我很像弭平了某種時差，可以秒讀──我們一起同步了。

老天送我回到了忠義路。我的任務就以寫作《出太陽》，把自己重新生出來──我彷彿接生了我自己。

陳素芳：正如你所說這是你「做文學」的階段性思考，你是以「實作」來呈現思考，比如〈搖晃〉的敘述自然帶出「文學貴在不安」。這樣的呈現，隨處可見，難得的是，敘述生動，而且水到渠成。《出太陽》的文章少了蹦緊，卻多了疏闊與自然感，近似前輩散文大家的「散淡」感。寫這些文章時，落筆的心情如何？

楊富閔：這本書撰寫時間，恰恰是我博班畢業到進入學院的階段，整個人處於一個什麼都不是的身分。一方面求職，另一方面，終於可以喘口氣，出現一個換氣的模式。有趣的是，過去十幾年來，寫作已是日常，暫時沒了學業壓力，寫作與生活貼得更近。以前很少如此貼近當下此刻，當下是最難寫的。

藉由這些一篇一篇的寫，如同換了一台新的節拍器。其次是，當你忽然覺得自己歸零，以前寫的每一本書、合作過的每一部劇作，突然面目清晰，手牽手來到面前。這些作品，與我一起走了15年，現在它們回來陪伴，走一段路。當然這一年半，沒有閒著，反而恰恰有了這段留白的一年半，靜下來，系統性整理每本書，包括很技術性的版權處理，以及朝向一個類似作家建檔的微型工程。

我的寫作，與我的書，及其後續的衍生，開始上了軌道，讓我可以更放心專注在「寫」。這裡的寫，包含了閱讀、教學、研究，乃至生活。希望它可以成為呼吸一般的自由自在。時時感受寫作帶來的驚喜與樂趣，並且也帶進教室，分享給我的學生。

陳素芳：《出太陽》74篇文章，雖說也是扣緊故鄉與家族故事，卻有更多的地方變貌。你一定做了許多功課，這與你在家鄉服替代役時，正逢疫情，一切停擺，你反而更有餘裕，找出更廣的視角凝視家鄉？是否因為你時時返鄉，與他同在，你在寫家鄉改變時，家人離去的傷逝感還比家鄉改變的滄桑感更濃？

楊富閔：至今保持寫日記的習慣，2021年家庭因素關係，我到故鄉大內圖書館服替代役，碰到疫情。有段時間，顧著一間並不開放、處於警戒狀態的圖書館。那段時間極具象徵。疫情把我留在故鄉，遇見了以前的書，多數是兒童文學。圖書館雖在一個封閉狀態，書是可以流通的。所以我常看到自己的書被其他鄉鎮的讀者預約，送了出去，又送了回來。

那年寫的日記，不少篇章收在《出太陽》。本來想單獨寫一本，後來覺得刻意，完全放棄。有一種寫，是寫來「放棄」的。我已經平安離開那年的狀態了，屬於那年的「寫」，早已通過身體的力行而完成，這樣就好了。

我覺得《出太陽》這本書是氣力放盡，整個人像是在恢復室，如同我們書腰的文案：「不知道哪一家的小朋友，大年初一就把手放開了。」這是我在鹿耳門的靈光乍現，滿天都是鬼滅之刃、寶可夢，以及我不知道的氣球符號。

這幾年，我放棄了為數相當龐大的稿件。其實我很開心可以都不要了。

➤日常是一張介面，眼前有一面看不見的螢幕

陳素芳：儘管字裡行間仍是熱能飽滿，《出太陽》的「我」，似乎帶著一種更為廣深與冷靜的視點。富閔的寫作方法似乎有些不太一樣？74篇的量體相當厚重，誠意十足。你是如何規畫寫作的期表？可否與讀者分享寫作的日常？

楊富閔：我覺得自己對於力道的撙節比較從容。這一年半，因為重讀所有作品的有聲書，等於把自己念了一遍，很像在招魂，而清楚意識到自己用字遣詞的變化。先前台語節目的客串，走進不少作家的生命現場，而我也趁著機會，看看這座島嶼的此時此刻。我覺得到處都很熱鬧，很好玩，大家都在講故事。有趣的是，讀寫的容器又不同了。
我常覺得日常是一張介面。眼前有一面看不見的螢幕。一刻與一生的體感，變得相當流動。我很敏感於這一件事。這讓我想到生死。

至於寫作期表，我有寫作日記習慣，很點散的寫法，就是拉一個時間軸，我的一日系列。比較完整的感觸或者素材的發現，就會用手機、以圖像以聲音以文字的方式記錄下來。寫作一直是日常，現在工作繞著寫作──只是腦袋想的都是教材、教法，要跟學生討論的題目，要怎麼把課程說清楚，補充哪些文本……我覺得很好玩。

最近常常想起，大學最愛的課，其實都在教育學程：寫教案、進田野，乃至上台說演一整堂，對於什麼是「完整」，有一個更實存的參照。而寫作的想像，與教學的實踐，現在接了起來。

陳素芳：三立電視目前正在開發《我的媽媽欠栽培》電視影集，這部作品可能是富閔在《花甲男孩》以後，另一個很受關注的IP文本。目前已經累積有臺北市立國樂團製作的「台灣歌劇：我的媽媽欠栽培」、繪本的改編《機車媽媽》。家族書寫仍是《出太陽》的主軸，與2013年出版的《為阿嬤做傻事》、《我的媽媽欠栽培》相較，富閔怎麼看待其中的異同？新的一年，富閔有什麼提前想跟讀者預告的計畫？

楊富閔：其中的異同，跟寫作題目、內容都無關，跟「時間」比較有關。阿嬤與媽媽還是同一個呀──而我漸漸年長。或許朋友都是文學的從業：無論學者或作家。總有許多新框架新議題的指引，我不可能無感，甚至覺得很需要啊，需要不同的刺激。如果寫作有個方向，就是繼續探索自我的廣深。

我一直喜歡傳記、日記、書信等偏向自我探索的體裁。因此《出太陽》這本書與之前的心靈小史，乃至其他著作相比，它更貼合我。我很開心終於走到了這一步，可以自然談談現在發生的事。

這一兩年會有兩部兒童劇；以及你提到的正在製作的電視劇。新書則一直都在進行，只是現在熱情更專注，且投入在教課。覺得進步很快，而且做得愉快。文學真的是做中學。我要學習的事物還很多很多。

陳素芳：你曾說，立志寫成一個老作家。在這本書你說自己是「自得其樂的文學人」，也說寫作是「缺席的書寫」，並談及文學回饋。我認為這是一脈的，也就是你從事文學創作，一路行來，始終如一。可否就這幾個概念再深入闡述？ 

楊富閔：我跟寫作，或許是互不隸屬。我的生活，與寫作、改編，這些事情是彼此互相闡發，又各自成立。只要記得跟作品要一起往前，一起變好。這幾年，進入一個創作的狀態，找到共鳴共感的接點是一定要的。硬寫看得出來。

而關於「寫成一個老作家」，則跟我的研究有關係。我喜歡泡圖書館，重建作家的生命史，想知道在這座島嶼，與我一樣寫作的前行者，如何一路寫來。作家傳記讓我覺得踏實，富有重量感。這個理念至今未變。

這幾年，另外一個重心是跨界改編，這些合作的體感強度驚人，處於一個極其變動的狀態。回想我的文學養成，其實都跟「文學」不太有關係，現在我們對於文學邊界的認識，雅俗界線的消弭，加上各種新興媒體的助瀾，看待文學的方式像是走進小北百貨，真的是爸爸款。

而我所經歷的文學改編，實是一種歸隊的行動。從小我就是在電視看到文學，在野台看到文學，在漫畫、廣播等不同媒介看到文學的呀。而這也呼應到陳姊說的始終如一。一開始，我對文學的認識，即是從被歸類為不是文學的地方出發的。所以我很像一直在變，我也很像一直沒變。一開始就是這樣的呀。●

出太陽 作者：楊富閔 出版：九歌出版 定價：42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楊富閔 出生臺南，寫文學、教文學、做文學、喜歡文學的人。臺灣大學臺灣文學博士。寫有《花甲男孩》、《我的媽媽欠栽培》與《合境平安》等近十冊。作品改編為影集、電影、漫畫、繪本、音樂劇、有聲書形式。《花甲男孩轉大人》獲第五十三屆金鐘獎年度最佳戲劇節目。

Q：可以請你簡單介紹一下「創作者島」和「童書島」是什麼嗎？

齊萊：創作者島在2025年已經變成一個為期3天的活動，我們叫它「兒童文學產業日」（Children’s Literature Industry Days）。這是個非常國際化的活動，這種3日活動的形式已經維持了大概4年。最一開始只是給立陶宛本地人的一場小研討會，後來開始邀請國外來賓，而現在大部分講者都來自國外。我們會簡單介紹立陶宛的創作者，像是活動交談或展示書籍，但更重要的是從講者身上學到很多東西，也交到新朋友，甚至促成未來的合作。

活動的核心想法從頭到尾都沒變，就是創造一個讓童書專業人士聚在一起、大人對大人交流的場合。因為童書作者、插畫家平常大多只跟小孩互動，這當然很好，但他們沒機會分享專業經驗、聊創作的起伏。一般大人的書籍讀者也是成人，講座可以談創作的辛苦或方法，但兒童文學創作者的讀者是小孩，情況完全不同。所以我們真的需要一個這樣的場合，讓業內的人碰面、分享專業的那一面。當然，3天活動中也會有休息時間、派對，方便大家建立人脈。

創作者島結束後，接續的童書島是給小孩跟家庭的活動。我們一開始是把專業研討會跟兒童活動辦在同一天，但作者帶完兒童工作坊後不是累壞了，就是研討會進行到一半就得離席，導致效果不好。後來才分成專業日3天、童書節2天，這樣國外講者也能好好參與童書節。所以，創作者島跟童書島其實就是同一個團隊下的兩個活動。

Q：當初為什麼選擇現在這樣以講座、對談為主的形式？有考慮過其他形式，比如辦展覽或插畫節之類的嗎？

齊萊：其實不只是講座，我們也辦過作者跟插畫家的早餐會。早上沒有正式議程，大家就聚在一起喝咖啡、吃東西、聊天，我們一直都有安排這種沒有官方壓力的派對或非正式聚會。

至於為什麼選擇講座、研討會的形式？這跟我個人有關，這是我提出的想法，我以前就喜歡聽專業分享，學生時還辦過給平面設計師的講座。我記得2017年在波隆那童書展看到他們除了展覽也開始辦講座，就覺得像這樣搭配書籍的主題性演講很容易吸收知識與經驗，所以受到啟發。

我自己是作家兼插畫家，發現插畫家比較容易有展覽或團體繪畫活動，但作家幾乎不碰面，寫作是獨自進行的，不像畫畫可以一起畫。我覺得作家也需要被重視、需要學習，活動要同時涵蓋作家跟插畫家，所以沒想過做成展覽的形式。另外，我個人不太喜歡辦展覽，雖然後來有些年有，也由團隊其他人負責，我還是比較喜歡把人聚在一起，用言語分享經驗。

Q：我可以理解想要照顧作家這件事，一般而言插畫家的確更容易受到矚目。老實說，除了既寫作也畫圖的作家，或是非常知名的作家，我幾乎不關注只寫作的兒童文學作家。

齊萊：插畫家的部分我不確定，但在立陶宛，因為作家社群很小，所以彼此都很熟識。在學校或圖書館，作家通常被視為書籍的作者所以比較有名，而插畫家經常不被視為作者，就比較少被提及和重視。

在立陶宛，要接受繪本這種形式的書，我們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繪本的文字很少，一開始就連產業人士也不把它視為專業，當中甚至包含學習兒童文學的人和書寫知識型童書、長篇故事的作家。我們也希望改變這個觀念，讓插畫和文字一樣重要這件事可以被理解。

Q：這點在全世界都差不多，台灣也一樣，繪本的作者通常指的也是作家而不是插畫家。你既寫作也畫圖，專業日由你發起，那其他團隊成員是怎麼來的呢？你們怎麼決定每個人在團隊裡的角色？有刻意找不同專業背景的人加入嗎？

齊萊：產業日的活動是我發起的沒錯。我的出版社編輯介紹我跟尤斯汀．乏切維丘斯（Justinas Vancevičius）認識，但其實在這之前我就見過他了。他當時在做閱讀推廣計畫，我以作者身分參加過他辦的學校活動，但我們不是朋友或同事。那年我們剛好各自有了童書節和產業日的想法，是很好的巧合，所以我、尤斯汀、我的編輯，3個人一起開啟了這個計畫。後來編輯離開，我們才又邀請其他人加入。

團隊一直都很小，我負責創作者島大部分的事務，包含聯絡講者、活動執行。尤斯汀是整體負責人，寫計畫、申請文化部補助。我們有專人管理社群媒體，現在還有同事葛瑞塔（Greta Alice）幫忙小型展覽，比如這次的展覽她就邀請立陶宛創作者根據主題畫圖或寫作。

早期只有3個人，甚至有幾年零經費，是靠著志工夥伴幫忙、作家和插畫家無償支持活動才撐過去。現在文化部比較認可我們了，也申請得到補助，但永遠不夠，必須很有理想才能持續。我們其實需要更多夥伴，但負擔不起大團隊，所以我們不是去挑選誰能成為團隊成員，而是慶幸有人想加入團隊，接受他們並讓他們決定自己想做什麼事。童書島的成員比較多，產業日幾乎就只有我和葛瑞塔。

Q：像這樣一年一次的5天活動，需要多久的籌備時間？

齊萊：整整1年。每年8月就得先送計畫給文化部，初步決定焦點國家、邀請的講者名單，1月正式開會討論活動內容。當然不是每天都工作，但全年斷斷續續在處理。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無法負擔大團隊和招募更多成員，不過現在我們已經習慣了。

知道有什麼在等你去做、要花多少個人時間準備，對籌備活動是相當重要的事，因為團隊的每個人都各自有正職。比方說，我同時還要寫書、教學、帶小孩，時間管理很重要。只要還能生存，我就繼續做，賺到足夠支應全年開銷的收入並且還有餘力籌備這些活動就繼續做。

Q：活動不只辦給立陶宛人，還要邀請國外嘉賓。你們在接洽外國嘉賓時是怎麼運作的？包括個人或者文化組織。

齊萊：事實上，接洽外賓的部分都很順利。有時候我們會選一個「焦點國家」，像今年的主題國就是義大利，接著找尋當地相關的合作組織並請他們推薦講者，尤其是不只作品優秀，還很樂於說話、懂得如何演講和分享的創作者。

近年因為我們建立了名聲，所以更容易邀請嘉賓，那些國外的合作組織也會幫我們聯絡講者，但早期都是我們自己邀請。根據當年的活動主題搜尋適合的作者，寫信、約視訊聊聊，當然有時候寫信給明星作者或他們的經紀人也得不到回音。通常來的嘉賓不是超級大咖，立陶宛讀者不一定認識，但我們都會先搜尋他們的資料，知道對方很有趣，內容也很有價值。我們最重視的是講者能分享什麼。

我們的來賓大多會搭飛機來維爾紐斯。我們位在歐洲邊緣，直飛不多，通常還要轉機，所以交通經費很重要。一開始沒經費時，我們只邀立陶宛人；現在有了補助，就能涵蓋部分國際旅費。

Q：當我的立陶宛出版社編輯詢問我參與意願時，我在你們的Instagram看到凱蒂．克羅瑟（Kitty Crowther）和安德烈．萊特里亞（André Letria）之前演講的照片，就覺得：天哪！這麼大咖的作者都邀請得到，我真的也能參與這樣的活動嗎？

齊萊：哈哈哈哈，原來你注意到的是凱蒂．克羅瑟，她對我們來說其實也是意外的驚喜。我們原先邀請的其實是山姆．麥卡倫（Sam McCullen），山姆已經是大咖了，但凱蒂得知後也想一起來，於是她就來了。邀請這些人需要勇氣，疫情時，我們還邀到陳志勇（Shaun Tan），因為距離遠、名氣大，本來覺得不可能，但他錄了講座的影片給我們。

我們邀請過一些圈內很知名、大眾也認識的人，靠的是勇氣與人脈。我們會去波隆那童書展，尤斯汀這幾年建立了很強的人脈，透過認識的人牽線。我們跟立陶宛文化機構關係也很緊密，他們負責把立陶宛創作者推到國際，認識很多出版人和國外組織，可以幫我們連線。

好笑的是，對某些歐洲大國的人來說，立陶宛具有異國風情。很多人不曾來過，所以會因為好奇藉機來看看。地處邊緣也變成我們的一種優勢。

Q：除了預算，整個籌備過程中最困難的是什麼？

齊萊：最辛苦的是活動進行的那幾天。雖然參與者不算巨量，受邀來賓的飯店住在會場附近，但對主辦方來說，要記住所有細節，像接送機、時間控管、準備茶點，通通都要自己來。這是最累的，但也是最好玩、最有成就感的，因為看著這一切實現，就覺得自己做的事很有意義。

其他時間不算太難，越接近活動日越辛苦。身為作家和插畫家，我其實不太喜歡處理票務、旅行細節那部分，但偶爾做這些瑣事反而能換換腦袋，比創作發想輕鬆許多。

Q：我覺得創作者或住在寒冷國家的人，普遍比較安靜內向，但正式活動之外你們也有安排比較休閒的聚會。你認為對插畫家或作家來說，這樣的社交重要嗎？有沒有遇過活動後，大家決定一起做些什麼，或對方邀請立陶宛作者去他們國家之類的？

齊萊：外面看可能覺得立陶宛人害羞或安靜，講座時不太敢問問題，不像英國或西班牙人那麼直接。在立陶宛交朋友需要一點時間，但當大家是同一個圈子的就容易多了。一旦熟了，派對開始就瘋了！像凱蒂和山姆來的那年派對超瘋狂，大家一起跳舞，我還納悶「這是怎麼回事？」當然，有些人可能會獨自坐在角落觀察大家，但整體氣氛是很輕鬆溫暖、樂於交流的。

社交很重要，不但能認識人，更重要的是互相學習。很多人以為只有自己在創作中掙扎，熬夜寫不出稿子、畫壞草圖，認為自己不夠專業不像他人一樣成功，但當聽到大師親口說出他們也一樣時，就會安心很多。此外，還能互相交流彼此的創作生活，幫助自己找到新的、合適的創作模式。所以社交算是活動的副產品，但你會帶走很多知識、擴大世界觀。

立陶宛缺乏正式的兒童文學或插畫教育資源，大學只有選修課，插畫還被視為比純藝術低一等。插畫家比較願意學習，加上波隆那很近，可以飛去看展。有些作家覺得天分或靈感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只要一直寫就好了，但這不對，借用別人發明的東西並不會讓你的才華變少。

我們的目標就是讓立陶宛的創作者被看到，激發外國嘉賓對邀約立陶宛人參與活動的興趣。有些合作是間接的，認識幾年後又透過不同人牽線才實現。比如：書被翻譯出版、節慶開始邀請立陶宛創作者、國際計畫誕生。像凱蒂．克羅瑟的書被譯成立陶宛文，就是因為出版社在活動認識她。

推廣國家本身不是主要目標，我們只是住在這裡、在這裡辦活動，推廣國家是附帶的好事。但推廣立陶宛創作者絕對是我們的目標。我們希望他們被國際看見、學習到最好的範例、成為國際兒童文學產業的一部分。

Q：所以這個活動真的大大幫助了立陶宛的產業呢！有收到過參與者的具體回饋嗎？

齊萊：完全是。這是立陶宛唯一專門給兒童文學產業的活動，影響非常大。當然，立陶宛的文化機構也在國際書展推書、推送立陶宛作者，但我們是重要的一環。大家回去後都會分享活動多溫暖、多有啟發，還會帶著朋友回來。鄰國拉脫維亞、愛沙尼亞每年也都有人前來參與，在波羅的海的我們，建立了很親密的社群，大家都說這樣的活動在東歐地區是唯一一個。

Q：活動進行了8年，你學到最多的是什麼？有什麼建議可以分享給其他也想辦類似活動的創作者嗎？

齊萊：就開始做吧！可以很小、很業餘、很天真，但一定要試。你會在過程中學到一切，最重要的是擁有金錢以外的價值——知識、人際連結、熱情。創意產業永遠不會有足夠的錢補償你的時間，如果沒錢就不做，那可能就不適合你。但如果真心熱愛，就算沒經費我也會繼續，哪怕縮小規模。

大事情需要時間，別期待第一年就超成功，堅持下去，你會驚訝自己走了多遠。一定要做你真正熱愛的事，因為時間有限，用你熱愛的方式去做，成果會以你想像不到的形式回來，完成比完美更重要。

創作生活對每個人都很難，即使是最厲害的人也一樣，理解這點對我幫助很大。我每天都在自我對話，檢視自己是否走在對的路上，有沒有足夠時間給創作、活動、家庭。我會對現在的自己說：你做得很好，繼續堅持，你還在做自己認為最重要的事，不是為了錢或名聲，而是因為愛，因為對社群有意義。

Q：未來你還想在創作者島嘗試什麼新東西嗎？有沒有什麼想對台灣讀者或創作者說的？

齊萊：我最大的心願就是不要放棄。因為這些年下來真的會累，也想嘗試新東西。但有時沿用熟悉的模式、邀請新的夥伴，讓過程循環下去就足夠了。不要一直想變大、變新，維持健康、有用的規模就足夠了，現代世界有時就是欠缺這種穩定的循環。

不曉得你是否也有同感，但我覺得立陶宛跟台灣有很深的連結——兩個小國，同樣強烈渴望獨立、自由。我們很喜歡台灣，對台灣歷史並不陌生，它不只是一個遙遠的國家，無論是政治層面還是人情價值都很重要。說起來可能有點誇張，但我們確實感到與你們相連，我們的心始終與你們同在。看見遙遠的彼此處境相同，這種感覺真的很好。

很高興今年能邀請你作為創作者島的第一位台灣來賓，這也是維爾紐斯藝術學院首次有台灣人帶領工作坊。現在有幾本台灣的圖像小說在這裡出版，這很不可思議，期待未來我們有更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