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讓不一樣的人權故事貼近大眾生活：訪李宛澍《校園祕密日記》feat.編輯鄭之雅
和《校園祕密日記》作者李宛澍、編輯鄭之雅的訪談，地點約在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平日午後，加上颱風外圍環流影響，天氣時陰時雨，園區裡的人寥寥可數，天空灰濛一片。
即使天候不佳，李宛澍和鄭之雅仍拖著小行李箱到場，裡面裝的是她們為《校園祕密日記》各地活動整理好的資料。訪談中兩人雖常開玩笑，說像這樣的人權議題繪本「不會賣」（或更婉轉的說法「不討喜」），但她們仍然四處走訪，除了新書宣傳，也希望經由這樣的活動，接觸到更多對這議題有興趣的讀者。
《校園祕密日記》描述解嚴前後大學校園裡監控者與被監控者的故事，來自李宛澍學生時期的親身經歷。考入臺大社會系、剛成為大學新鮮人時，李宛澍就加入校園裡所謂「異議性社團／基進社團」，也就是政府眼中「偏激、不妥、偏臺獨」的社團。加入社團沒多久，就遇上野百合學運，有段時間她每個週末都在遊行。後來因為人際間的不愉快，她離開社團，也離開社運圈子，很少再和社團成員聯絡。
一轉眼30年過去，2018年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成立，2019年7月24日《政治檔案條例》通過，散落各單位的政治檔案陸續歸檔，促轉會也通知許多政府監控對象閱讀自身的檔案。2020年底，當年的社團學長看完自己的監控檔案後，約了當時的成員吃飯，席間提及他在檔案中發現社團裡竟有政府安插的線民，監視社團活動，還主動挑撥離間成員間的關係。李宛澍在社團裡曾感到的不快，很可能就是這名線民造成的。
離開聚會後，李宛澍心底湧現著創傷般的反應。那時她剛接觸圖像創作，隔天恰好是報名課程的師生聯展，負責顧展的她，在展場一幅供人塗鴉的畫布上，不自覺地用黑色蠟筆一直塗一直塗。看著畫面，她才驚覺這件事帶給她的傷害。
2024年，李宛澍參加國家人權博物館舉辦的第五屆「人權教育繪本徵選計畫」，幾經思考，決定把這段個人經驗當作創作主題。最初取名為《校園監視日記》，拿下優選，並由人權館與木水月合作出版，改名為《校園祕密日記》。那幅黑色蠟筆塗抹的畫面，隨著創作過程不斷打磨，成為書中檔案墜落黑色心形裡的人像。
➤相反的作者與編輯
在出版《校園祕密日記》之前，李宛澍和木水月的鄭之雅並不認識，透過人權館的媒合才有機會合作。兩人屬於不同世代，成長和工作經驗不同，個性不太一樣，但人生又有許多遙相呼應的地方。
1971年出生的李宛澍，從小在臺南新營長大，唸的是以升學為目標的私立學校，直到18歲考上大學才離開家鄉。性格極度理性的她，不擅長與人來往，但在升學主義掛帥的年代，只要考試成績不錯，就是沒什麼問題的「好學生」。小鎮封閉的環境，讓她感到窒息，「在17歲之前，我都覺得我的人生會無聊到死。」少數值得一提的童年事蹟，就是偷偷翻閱爸爸的黨外雜誌。和同世代多數人一樣，李宛澍成長過程中不曾接觸過繪本，只有林良的《看圖說話》，勉強算是和圖像有關的讀物。
她的升學之路一路順遂，大學考上臺大，之後繼續在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攻讀碩士。然而，只會好好唸書並不足以應付大學生活，不知如何融入人群的李宛澍面臨許多挑戰。這也是她參加異議社團的原因，讀書會、辦刊物，為理念抗爭，符合她用理性保護自己的習慣。畢業後做過雜誌社的文字記者、新聞公關、專案管理，同樣靠著理性的文字謀生。
約莫40歲時，因為工作的機緣，李宛澍才發現自己有著明顯亞斯伯格症候群的特質，從小到大的格格不入豁然開朗，讓她如釋重負。也就在差不多時間，她離開了原本的工作，成為自由接案者，開始接觸圖像創作。畫畫對她而言就像是替自己鬆綁理性的「復健」，「比較自由、隨機的圖像創作，可以讓我把心底沒有辦法用理性或文字處理的東西釋放出來。」
做事一向認真的李宛澍，分別報名了劉旭恭、馬尼尼為的創作課程，從「繪本新手村」出發。像是趕著要彌補什麼一樣，李宛澍以慣用的「理性腦」，積極經營著她的感性創作。2023年她以描述母女關係的臺語文繪本《共汝攬牢牢》獲新北文學獎繪本故事優選，接著就是《校園祕密日記》。
七年級生的編輯鄭之雅，剛好和李宛澍由文字走向圖像的路徑相反。她高中唸的是美術班，會選擇美術並不是出於喜愛，「或許只是為了在原生家庭的不快樂吧。」鄭之雅小時候也不曾接觸過繪本，高中親人去世，班上老師送了她一本《好好哭吧！》，但她坦言看完後並沒有太多的共鳴。
傳統美術教育帶給鄭之雅的是更多的壓抑，逃離美術班成為人生下一階段的目標。考大學、出社會，她都努力避開和藝術有關的選項。大學唸的是政大民族系，練習從創作的感性思考轉換成民族學、人類學式的思考。投身出版編輯時，也儘量選擇人文社科領域。早婚的她，是在陪伴小孩時，才逐漸體會到繪本的趣味，加上工作的機緣，繞了一圈，成為了繪本的編輯。
鄭之雅的家人是高功能自閉症患者，有很嚴重的文字閱讀障礙，但對圖像卻十分敏銳。因此她經手每一本繪本時都會思考，家人「看得懂嗎？喜歡嗎？」希望能以圖像，填補文字無法傳遞的情感。
➤人權故事拿捏距離與力量
李宛澍和鄭之雅第一次見面聊的不是繪本，兩個小時的時間裡，幾乎都在聊自閉症。李宛澍坦言首次和木水月接觸，內心難免忐忑，但知道鄭之雅在出版與人權繪本的經驗，相信她對校園監控這類議題會有興趣。而鄭之雅閱讀初稿時，對校園線民的主題並不陌生。她最擔心的是，這則故事是作者的親身經歷，在討論修改時，編輯需要更謹慎拿捏距離，既要保有親身經驗具有的力量，又不能讓創作者的傷痛遭到消費。
很多創作者談起作品多半感性先行，但面對習於理性的李宛澍，鄭之雅反而要透過對作品畫面的討論，去挖掘作品想表達的情緒：「（《校園祕密日記》）先前的版本，會覺得宛澍好像非常平穩的在敘述一件事情。所以我們要處理的是：怎麼讓她真正透過創作，把自己的情緒也說出來。」一旁的李宛澍深表贊同，她口中創作圖像的「復健」作用，正是要練習在理性之外傳達出「不容易說出來的部分」，鄭之雅的編輯工作，很大的程度也是幫她一起把這部分找回來。
李宛澍是很容易有定見的人，但她相信「如果編輯對這部作品是有愛的，她的意見會幫助這個敘事的輪廓更清楚。」鄭之雅豐富的編輯經驗，讓她在釐清故事上獲益良多。一是讓她意識到需要更清楚的故事線，讓衝突更加明確，讀者才能更了解情節。其次則是結尾，「之雅提醒我，一本書最後停在哪裡，會決定讀者離開這本書時帶走什麼情緒。」兩人花了很多時間討論，這本書究竟要在哪裡停下來？
李宛澍一開始構思《校園祕密日記》時，就設定為雙視角的敘述，以一正一反不同立場來談監控。她很明確表明，不希望判定誰對誰錯，不是只有「這個人監視那個人」，而是要看到「體制」本身的邪惡，為什麼可以肆無忌憚的掌控人們的生活。
幾經討論後，決定了現在的雙開形式，讓裝幀成為敘事的一部分。監視者和被監視者的故事同時存在，讀者既可以讀完一邊的故事再讀另一邊，也可以左右交互閱讀。創傷是《校園祕密日記》的核心，李宛澍選擇以灰階的色調去處理，呼應著主題的調性。結尾也慢慢形成，以茫茫人海的全景畫面，象徵著不知道曾經有多少威權的受害者或協力者，在生活中彼此擦身而過。
➤超越兒童觀點的假設
李宛澍謙虛地說她是「素人創作者」，不是「可以一筆畫下去很漂亮的人」，她更喜歡用「玩」的方式去創作。她很喜歡運用油墨和拼貼，將油墨顏料弄在很薄的紙上，任憑色彩自行散開，產生事先無法預期的效果。她也喜歡把不同色彩和質感的小紙片，剪下來重新黏貼，拼成畫面：「通常我只是大概知道這個畫面想做什麼，接著就把各種紙張放上去試，看看顏色適不適合、位置是不是我要的感覺，一邊拼、一邊玩，讓畫面長出來。」
因為成果是在「無法預期」之下「玩」出來的，李宛澍就曾「警告」鄭之雅，她的「草圖很草」。鄭之雅一開始不太懂，「草圖很草」不是很正常嗎？真的收到才理解，李宛澍不是那種學院派循序的作畫，以草圖為底漸漸增加線條、色彩，打磨成為精稿。她的草圖確實只有簡略的勾勒，再依直覺的把作品「玩」出來。
鄭之雅形容李宛澍由草圖到完稿，「是從0直接跳到100」。但意外的，做出來的圖像，充滿著獨特的個人風格，幾乎都不用再修改。不只是畫面，李宛澍運用圖像述說故事的能力，在鄭之雅看來一點都不「素人」。
《校園祕密日記》描述威權透過監視，傷害了人與人之間最根本的信任和隱私，對被監視者和線民都帶來創傷。李宛澍認為現今的臺灣社會，很多觀念都在進步，但對於威權統治的歷史仍缺乏足夠的對話，未能形成集體的共識和價值。
當艱難議題只剩下文字的論述或辯論，很可能會把很多沒有閱讀習慣的大眾排除在外。面對這類艱難議題，繪本有著不同於文字的優勢——圖像更為直覺，能讓「身體去經歷，才能把那些情緒、經驗找到」。所以她選擇以繪本為載體，嘗試她所謂的「虛構的修復式轉型正義」。
鄭之雅眼中的繪本，充滿各種潛力，並不侷限於刻板印象的「兒童觀點」。所謂的兒童觀點，很多時候只是大人擅自替小孩做的假設，而關於人權與正義，孩子有時候比大人更敏銳。反過來說，成年人更需要這類繪本，「如果一個人對轉型正義、對這段歷史完全不知道，那不管幾歲，在這個題目面前其實都像孩子一樣。」
➤讓人權走到讀者身邊
李宛澍和鄭之雅兩人都很推崇國家人權博物館推動繪本創作，討論轉型正義的努力。李宛澍相信唯有公部門的支持，才能讓很多重要的議題，不受商業市場的雜音干擾，獲得創作的機會。她說，出版這本書並不是因為自己的人生有多麼了不起，她是受作家陳柔縉的名言「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啟發，希望能有更多讀者經由圖像和故事，去感受並不久遠前的臺灣處境。
鄭之雅則由文化多樣性的角度回應，如果出版社只考慮賣錢與否，那麼市場就只會剩下很單一的商品。博物館或公部門輔助的不只是金錢，更是他們長期在專業領域所累積的知識和論述，那才是最珍貴的資源：「臺灣出版市場裡這麼多不同的書，某種程度上一直都在回答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我們是誰？我們為什麼會成為今天的臺灣人？」創作或出版輔助，不只是讓市面上多一本書、一件作品，而是「讓人們持續保有回答這些問題的空間。」
李宛澍最後補充了另一個想法：這些人權館支持的繪本，等於也是它的展品。只是這些展品不是在固定的空間展示，而是和出版社合作，透過另一種形式流通出去：「讓一個可能從來沒有走進人權館的人，接觸到這個博物館想談的事情。」一本繪本就像是一場可以走到讀者身邊的展覽。
訪談結束時，已遠超過閉館的時間，負責接洽的館員們，仍親切協助著後續照片的拍攝。離去前，李宛澍、鄭之雅和館員們抓著空檔，確認接下來幾週的活動安排。看著他們熱烈的討論，真確感受到，這不只關乎一本書，陪伴兩人的那只行李箱，裝的是一場展覽，展示著臺灣所有人都必須正視的歷史傷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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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李宛澍 從事採訪、文字、企劃、公關工作多年，後來開始畫畫，喜歡複合媒材創作。人生下半場，以成為自言自畫的創作者為目標。曾獲2023新北文學獎，出版《共汝攬牢牢 / 讓我抱抱妳》。 共同出版．國家人權博物館 國家人權博物館轄下有「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及「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除持續推動威權統治時期相關人權檔案史料文物的典藏、研究、展示、教育推廣及國際交流工作外，亦支持各種人權議題及當代人權組織發展。 |
校園祕密日記
現場》當AI說錯台灣，我們失去的是什麼？從繁中語料、內容授權到「主權AI」的下一場戰爭
➤當搜尋變成「問AI」，誰來替台灣回答？
過去想認識一個國家，人們可能打開搜尋引擎，一頁頁閱讀旅行部落格、相關新聞、維基百科、政府網站或Youtube，如今，越來越多人直接問AI。這樣的搜尋結果看似只是少按了幾個連結、閱讀層次與資訊來源，但機制背後的資訊權力結構是完全不同。
搜尋引擎會將把不同資訊來源連結，逐一排列在使用者面前，讀者至少能看見「誰在說話」；生成式AI則是先消化大量資訊，再組成一個看似完整的答案。來源之間可能彼此矛盾、錯誤，或有資訊比例的落差，這些可能都被藏進一段乍看流暢自然，回答得理直氣壯的文字中。這究竟是「AI幻覺」還是AI唬爛？是AI生性狡猾還是不懂裝懂？
當我們向Claude、Chat GPT、Gemini等AI提問：「請簡單介紹台灣」，有AI從客觀地理位置、經緯度、人口數據等逐一回答，最後才提到台灣的地緣政治現況；也有AI單刀直入地直指台灣的社會現狀、政治爭議，從不同的切入角度、側重不同的議題……這些回答，不同於過去是由使用者來選取連結、進一步尋找答案，而是直接包含了「你應該如何了解台灣」的預設。
這些差異本身就值得我們進一步追問：AI是依據什麼來判斷？對台灣的介紹該從地理座標開始，還是從主權爭議開始？如果AI用錯誤資訊描述台灣，可能反映了一個根本、棘手的現實問題：在AI所能讀取、訓練與檢索的世界裡，台灣自己有多少話語權？
陳宜昌是從大型語言模型的訓練經驗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他發現，即使以繁體中文向海外AI模型提問，它仍可能會使用簡體中文回答；即使以繁體字回答，用詞也可能出現台灣較少使用的「軟件」等詞彙。
「要改變這件事，不能只在模型回答完之後修正幾個字，而是得深入模型形成語言與知識能力的源頭，也就是預訓練（pre-training）」。預訓練就是將諸如「川普是誰、桌子的定義是什麼……」這類大量資料，去除雜訊、萃取重要資訊後進行壓縮。接著再丟入模型進行「後訓練」，調整這個機器的行為、讓它可以和人對話。陳宜昌表示，說得直白一點，就是得想辦法用「大量的資料、文本」更改預設的回答，把模型訓練為台灣人。
當足夠多的「台灣語料」進入模型後，它不只知道台灣使用哪些詞彙，甚至連「母湯」這樣高度在地化的說法都能理解。問題是，台灣有多少資料可以拿來「餵」AI？
➤0.5%的困境：AI世界裡，繁體中文語料有多少？
陳宜昌指出，在大型語料庫的語言標籤中，「中文」經常沒有進一步區分繁體中文、簡體中文或粵語。而台灣相關的繁體中文內容，在全球網路語料中的占比可能只有約0.5%。
對開發全球性AI模型的企業來說，英文通常是最重要的訓練語言。當算力與訓練成本有限，開發者可能進一步降低中文資料的比例；而台灣繁體中文原本就只是「中文」資料裡的一小部分，經過一次次篩選後，真正進入模型的比例就更加有限。資料量不足，也會直接反映在模型能力上。
陳宜昌以自身開發經驗估算，即使努力蒐集與清理台灣的繁體中文資料，總量約只有1TB；經過模型的詞元化（tokenization）後，大約只形成0.3 Ttoken。相較之下，一個具有良好基礎能力的大型模型，訓練資料可能至少需要10 Ttoken以上。
即使把能找到的繁體中文資料盡可能蒐集起來，仍遠不足以獨立撐起一個大型模型的知識世界。「資料量是預訓練中最關鍵的環節，但繁中的比例實在太低。」陳宜昌說，這讓「主權AI」變成比「自己做一套台灣版Chat GPT」複雜得多的問題。
➤主權AI，不只是蓋一台我們自己的超級電腦
究竟什麼是主權AI（SovereignAI）？陳宜昌將它拆成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基礎設施主權：如果發生戰爭、國際通訊中斷或其他極端情況，台灣是否仍擁有足夠的晶片、伺服器、資料中心與算力，維持重要AI系統運作？陳宜昌肯定AI已逐漸進入軍事、政府與關鍵基礎設施的時代：「AI在戰場上一定是未來的趨勢，那我們是不是有足夠的算力，或是這些基礎設施有辦法去維持可以用AI的能力？」這涉及了國家韌性。
第二個層次是文化價值的主權AI：當我們的下一代從小開始向AI問歷史、政治、文化與社會問題，他們得到的會是「誰的敘事」？如果模型訓練資料中的台灣內容極少，AI對台灣的理解便可能長期建立在外部世界如何描述台灣，而不是台灣如何向社會描述自己。「讓我們的小朋友在教育過程中，不因為接觸AI而有錯誤的價值觀」對此，陳宜昌強調「蒐集台灣相關的語料是很重要的事情。」
第三個層次則是生產力主權：AI不只是百科全書，也正在成為工程師、研究者、企業與創作者的工作夥伴。這時候，重要的不只是「價值觀正不正確」，而是模型夠不夠強。
換句話說，「主權AI」其實同時面對三種不同需求：非常時期能不能繼續運作、AI能不能理解我們，以及AI能不能幫我們工作。三者需要的資料、模型與治理方式未必相同。
➤算力比不過科技巨頭，那就製作「AI的小抄」
2026年3月，吳哲宇發起Taiwan.md，起點其實很生活化。他分享自己之前在紐約求學時，外國朋友常問他台灣哪裡好玩、有什麼好吃，但他發現沒有一個網站能讓對方真正理解「生活在台灣是什麼感覺」。他也分享工作夥伴曾在台北建國花市附近詢問AI有什麼好吃的，AI給出的答案卻又落回最典型的台灣印象——小籠包、鼎泰豐。這並不是錯誤的答案，但它太正確、也太扁平。
對以全球資料訓練出來的AI而言，「台灣＝小籠包」是一個統計上安全的答案。但真正生活在台灣的人，腦中可能浮現的是巷口麵店、市場小吃、地方餐館，甚至是「我家巷口吊打」、「拜託不要分享我怕以後要排隊」的當地居民口袋名單。
「我覺得AI對我們來說是一面鏡子，」吳哲宇認為AI不是一個單向幫人類代勞、取代思考的工具，而是能夠映射出人類自身知識體系與價值觀的反射鏡。「如果我可以把自己的人生所有東西都蒐集、做成類似單一事實來源（SSOT）的一個端點，也許，我可以幫台灣做一個知識庫的總來源端點，讓AI在需要取用台灣的知識時，就可以連到這個API的端點去大量取用。」
吳哲宇表示，Taiwan.md想做的並不是打造一個超大型模型，而是建立一份「給人看，也給機器爬蟲、給AI看」的台灣說明書，讓AI在需要關於台灣的知識時，可以直接連接到一個單一、開放的API端點，從中大量且精確地取用結構化資料。
➤不必訓練AI模型，也能把台灣「逆向植入」答案
「我自己把它想成一座數位人類學博物館加珊瑚礁，」吳哲宇將Taiwan.md描述成一個持續生長的「珊瑚礁」，不是試圖一次性寫完一部官方版的「台灣百科全書」，而是讓不同的人逐漸把資料、來源與觀點堆疊上去。這個做法之所以重要，與近年的AI技術變化有關。大型語言模型不一定只能依靠訓練時「背進去」的知識回答問題。透過檢索增強生成（Retrieval-AugmentedGeneration，RAG），AI可以在回答之前先搜尋外部資料，再依據找到的內容組織答案。
台灣不一定得花費巨額資金與全球科技巨頭比誰能訓練出最大的模型，而是把高品質的台灣資料放在AI找得到、讀得懂、容易引用的位置。吳哲宇將這種方式形容成某種「逆向植入」，就像是在模型每次回答問題之前，遞給它一張品質足夠好的「小抄」。吳哲宇分享Taiwan.md的內容目前每天被各家AI引用約5,000至6,000次。
這讓「主權AI」的建立出現另一種可能。主權不一定代表所有東西都要自己製造，也可以代表一個國家有能力建立自己的資料基礎，讓外部AI進入台灣議題時，有可靠的內容可以引用。
➤「台灣觀點」到底是誰的觀點？
但這條路馬上就會遇到民主社會最棘手卻也最重要的問題：如果要建立一份「台灣說明書」，誰有資格來寫？政治、歷史、能源、族群、都市發展乃至飲食文化，台灣內部本來就存在各種不同聲音。若主權AI最後變成由政府建立一套「正確答案」，那麼保護數位主權的工具，反而可能變成抑制多元觀點的極權機器。
對此，吳哲宇主張Taiwan.md應從「唯一真相來源」（SSOT）進化為「多元真相的單一來源」（SSODT，Single Source of Diverse Truths，多元事實的單一來源）。他認為純粹的「SSOT是單一事實來源，其實指的是接口，而不是指觀點的單一。」SSODT要讓多個線性獨立的觀點共存，由讀者自行選擇觀看角度「對於同一個事件或東西，我們有不同的觀點，但它仍然被包在這個文章的容器之內。這些多元的觀點可以同時並列、被看到，它們可以有衝突、有矛盾，甚至完全不相容，但我認為民主社會就是基於我們能夠理解彼此有完全不相容的觀點，但仍然接受這件事情，並且我們能夠討論。所以，這個矛盾本身被保存起來，可以被一起被檢索的時候，我覺得可以很大程度的刺激民眾的思考進展。」重點不在消滅衝突，而是把衝突一起保存下來。同一件事情，可以同時放入不同解釋與彼此矛盾的立場，讓人與AI看見議題的立體性。
如此一來，「主權」就不再等於「只有一個官方答案」，而是確保一個社會內部的多元聲音，有能力被數位世界保存與理解。
➤如果內容都有版權保護，我們能餵AI吃什麼？
然而，資料越重要，另一個矛盾就越難迴避：著作權、智慧財產權。
大型語言模型需要極大量文字，而高品質文字往往來自記者、出版社、作家、研究者與其他專業內容生產者，這些內容並不是憑空出現的，它們由大量人類投入大量時間、金錢與專業與經驗。
2025年台灣發生的中央社新聞語料爭議，便將這個衝突直接推到檯面上。一位台大博士因整理包含約14萬筆中央社新聞的開源繁體中文語料庫而遭刑事追訴，事件後來以和解收場。但對開發者而言，這是一個警訊。台灣原本就缺乏繁體中文資料，若公開網路上的高品質內容又因法律風險而難以利用，台灣AI開發者可使用的資料池只會進一步縮小。（註）
但站在內容產業的另一面，問題同樣艱難。如果以「發展AI」為理由就能大量抓取新聞、書籍與文章而不用支付相應價值，那麼最終承擔成本的，反而是生產內容的人。當媒體、出版社與創作者無法靠內容生存，AI未來可以吸收、學習的高品質人類生產內容也可能跟著減少。
這個思考已從「是否開放AI讀取」是非題，推進到「有沒有可能讓AI得到足夠資料，同時讓創作者得到合理回報？」我們能不能建立一套讓AI合法閱讀、內容生產者也能獲得報酬的市場。
➤把AI當成「另類讀者」，而不是買下整座出版社
陳宜昌提出的解法，是重新思考授權的計價方式。他認為，如果仍用傳統出版業「一篇文章、一張照片、一部作品」的授權使用價格去計算大型模型需要的數十億份資料，AI公司很可能根本買不起。
他也提出另一個思考方向：是否可以把把AI Agent視為一種特殊讀者。假設一般讀者支付一份訂閱費，AI讀者則可能支付兩倍或其他合理倍率。出版社與媒體也可以組成聯盟，建立共同授權機制，讓模型開發者一次取得大量合法、可靠的繁體中文內容。
這套想法的重點，不在「兩倍」究竟是不是正確價格，而是讓AI授權從一次性的高額版權交易，調整成類似訂閱或串流平台的持續性收費機制。如此一來，內容產業不必把所有資料免費送給科技公司，AI開發者也不必面對高到無法負擔的逐件授權成本。
陳宜昌也分享北美市場已出現另一類交換模式，例如美聯社、世界報等媒體提供內容授權，而科技公司則支付一定費用、提供AI技術、網頁導流或其他商業合作。
擁有創作者身分的吳哲宇則是從一開始建立Taiwan.md時，就將它定位成開源公共財，「在無利可圖的情況下，有沒有可能用一個最低成本的方式，生產出對所有人都多少有幫助的公共財？」
他拆除robots.txt柵欄，讓AI爬蟲自由抓取，以推動人類與台灣知識庫的集體進化，並且盡可能降低維運成本。「我盡可能將做資訊架構或維運的成本最低化，壓到一個月大概1萬塊就可以讓它持續增長跟維護。」吳哲宇的目標是讓資料庫即使有一天沒有創辦人，也能繼續存在與生長，「至少在我還沒有燒乾的時候，我可以用自己的資源稍微支撐一下。」
➤AI的「近親繁殖」危機？資料越多，不代表世界越真實
面對繁體中文資料不足，另一個常見解法是「合成資料」（Synthetic Data）。陳宜昌分享道，就是讓AI根據現有內容重新整理、改寫或生成新的訓練資料。這個方法的優勢在於可以迅速擴大資料量。而且，經過重新生成的內容，非直接大量複製原始文章，可能降低部分著作權風險。
但這也產生新的問題：如果第一代AI閱讀人類寫的文章，第二代AI開始閱讀第一代AI產生的文章，第三代又繼續閱讀第二代，那麼經過幾輪之後，模型學到的究竟還有多少是真實世界？
講座現場也有讀者提出對資料世界「近親繁殖」的擔憂，會影響我們對真實世界的認知。例如醫療資料中，某種罕見疾病可能只占真實病例的0.1%，卻具有極高研究價值。如果AI依照既有資料的統計分布生成大量合成病例，那些原本就少見的例外，很可能在一次次的平均化之後逐漸消失。最後得到的資料看似更多、更乾淨，卻可能比原本更不接近真實世界。
陳宜昌用「內插」（Interpolation）與「外插」（Extrapolation）解釋這項限制：大型語言模型擅長的，是在已知資料之間尋找模式、統整資訊、填上最合理的答案，也就是某種意義上的「內插」。但科學突破往往來自既有資料之外，「不建議以AI模型來取代實驗」。如果物理學家沒有真正進行新的實驗，自然界也不會主動把未知現象送進模型。
AI可以整理人類目前知道的一切，卻不能只靠重組既有文字，就發現下一個尚未被觀測的物理現象。AI合成資料只能擴充「我們已經知道什麼」，卻不能取代真實世界持續的新發現。
➤資訊可能沒壞，但文字有「AI腔」
對大部分現在的AI使用者來說，最有感、容易察覺的就是「AI腔」的「語感」。
陳宜昌認為，AI模型的統計機制傾向找到大量文字之間最穩定、最安全的表達方式。當AI不斷閱讀AI產出的文章，罕見的句型、奇怪但精彩的比喻、個人化節奏與不按牌理出牌的幽默，就可能一次次被修掉，最後留下的是一種「平均值」。
吳哲宇也在實際操作中發現類似現象，如果讓AI反覆讀取舊的AI文章再進行改寫，原本文章的缺陷、結構與語氣會一代一代被繼承。因此，他會盡量限制這種反覆迭代改寫，約2到3次，就必須重新回到原始、第一手資料的閱讀與生成。
人類寫文章給AI學，AI寫文章給網路看，下一代AI再把那些文章學回去。如果這個循環不斷持續，網路上的文字可能越來越多，真正來自人類生活經驗的新資訊與新語感，比例卻越來越低，這會否成為AI時代陷入恐怖循環的警世寓言呢？
➤AI時代，「不像平均值」反而越重要
陳宜昌指出兩項人類具有優勢的能力：獨特觀點，以及幽默感。原因恰好與AI強大的地方相反。大型語言模型之所以能寫出流暢、安全、四平八穩的文章，就是因為它非常擅長從龐大資料中找到「平均而言最合理」的下一句話。
但創作最有趣的地方，經常恰恰不是平均值。一個沒有人想過的比喻、一個不合常理卻精準的觀察、一句只有特定世代才懂的笑話，甚至故意打破文法與節奏的句子，可能來自個人的獨特生命經驗與思考。
AI或許可以讓創作者跑得更快，但AI最習慣的結構、詞彙與節奏，最後也可能讓所有人都跑向同樣的地方。對此，兩位講者的建議並不是拒絕使用AI，而是善用AI的能力，但不要讓自己的作品被它影響、被拉到平均值。
➤當AI可以完成80%的工作，人類要做什麼？
吳哲宇承認自己也曾對生成式AI感到生氣與不安，但實際使用後，他認為創作者更應該思考的是：哪些工作可以交給AI來加速製作進度？寫程式、整理資料、建立基本架構與大量執行性工作，都可能被大幅加速，但他認為文學性、圖像性的創作者如作家或畫家「應該更堅持在自己最想要創作與藝術的品質的層面，但是其他可以被加速的，盡可能用AI來加速。」
做為新媒體藝術家，吳哲宇形容自己更像一名導演，作品仍然是自己的，但中間大量機械性的執行，都可以透過AI更準確、有效率地完成，「因為我們沒有辦法讓時代停下來等我們，那我們就試著跑快一點。」
陳宜昌則以「八二法則」形容未來的人機分工：如果AI可以完成80%的例行工作，人真正的價值便集中在剩下的20%：定義問題、判斷方向、監督結果，以及決定什麼東西值得被創造。而這20%並不是固定的，就像蒸汽機、鐵路與電腦出現後，人類並沒有單純「把原本的工作做完」，而是創造出過去根本不存在的新需求。
「隨著人知道AI的能力在哪裡，人的需求又會再擴展。不用很悲觀的覺得5年後就沒有工作，5年後可能沒有『現在的工作』，但是人會為自己增加新的工作。」陳宜昌說。
➤主權AI最後爭的，其實是「誰有能力留下自己的版本」
AI時代的知識是怎麼被生產、保存、授權與重新分配的？過去談「數位主權」，人們想到的是伺服器放在哪裡、晶片由誰製造、資料中心由誰控制。但生成式AI帶來另一個層次的主權問題：如果一個國家擁有晶片與算力，卻沒有足夠的內容讓AI理解自己的歷史、語言與社會，它仍然可能無法掌握自己在數位世界中的樣貌。
但換個立場，如果為了增加AI語料，就要求媒體、出版社、作家與創作者無條件開放作品，也可能摧毀生產優質內容所需要的經濟基礎。
除了劃分「開放」或「保護」的那條界線，我們是否能建立不同層次的資料使用收費制度？哪些知識應成為人人可使用的數位公共財？哪些專業內容需要付費授權？AI應該如何付費閱讀？而政府、民間社群、出版產業與科技公司，又該各自負責哪一部分？
當AI開始成為人類理解世界的入口，一個國家如果沒有能力持續生產、整理並讓機器讀懂自己的資料，就只能讓其他人、其他語言來寫下答案。當有人要求AI「請跟我介紹台灣」時，真正展現AI主權的不是期望世界得到一份標準的答案，而是確保在這個答案裡，始終有足夠多來自台灣自己的聲音。●
閱讀通信 vol.398》不要碰我的日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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