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時一地．阿潑》砲彈、亡靈與路祭：古寧頭如何與亡者共存、如何記得戰爭
1949年中秋節後，金門后沙鎮南宮突然發爐。
鎮南宮主祀鎮朔魏府將軍與普庵佛祖，魏府將軍的靈體長年在中國，「很久沒有回來了」，此時竟然發爐，必有事相告，村民們騎馬通知鄉里。有4名乩身突然出乩，告知大家：「不出三日，必出大事。」除此之外，后沙村民夜間聽到有人在村裡騎馬的聲音且很急促，詢問神明後，才知是魏府將軍騎馬通知村民。
所謂的大事，不久即到。10月24日深夜，中共人民解放軍第十軍團約9000人，趁著廈門灣漲潮之際，乘著大批徵集來的木帆船與機帆船，從金門島北方的大嶝、蓮河一帶的灘頭出發，朝金門駛去。依據計畫，他們理應在金門中段的后沙、瓊林登陸，上岸之後一路推進，直取太武山的制高點，一口氣撕裂金門防線。
然而，潮流與東北季風，把船隊推向了古寧頭。解放軍只能在壠口至古寧頭一帶上岸。接著是退潮，擱淺的船隻在灘頭進退不得：回不去，後續的兵力與補給也過不來。
此前一周，亦即10月17日，中共解放軍以2天的時間迅速攻克廈門，眾人都能猜到，接下來的目標就是金門。當時，蔣介石致電22兵團司令官李良榮，詢問能否守住金門。李良榮雖無把握，但仍召集幹部：「金門島在軍事上是一死地，如果不死裡求生，就會死無葬身之地。」
因此，國軍動員金門人備戰、挖戰壕，絲毫不停歇。儘管有證言：「用肉眼就可以看到大嶝海面附近有大量漁船聚集」，國軍仍無法確定共軍何時來犯，也不知道將在哪裡登陸。
24日深夜，國軍裝甲兵第一排在海岸邊因車輛故障搶修時，第一時間發現海面上的共軍船艇並開火射擊，擊中共軍彈藥船，揭開反擊序幕。寄居民宅的士兵們隨即驚醒，趕往海灘。雙方在海岸與村落裡交火，打了將近56個小時，才將解放軍殲滅。
古寧頭出身的作家李福井，在《1949古寧頭戰紀》中引用了一位官兵的描述：戰事爆發當晚，共軍右翼一部已竄抵北山洋樓，他隨部隊摸黑反擊，什麼都看不清楚，不辨敵我。戰火猛烈，他便把屍體堆疊起來掩蔽，躺著睡覺。早上一聽集合號，起身一看遍地都是死屍，趕緊揹著槍去集合，才發現他那一排整個打掉了。他說，若不是東北季風強勁，共軍就會從中蘭如願登陸，金門就完蛋了。
每當談起這場戰爭，人們都會提到東北季風。
后沙的居民更是如此。他們相信，是鎮南宮的「魏府將軍爺」突然顯靈，在海面上刮起一陣陣狂烈無比的東風（東北季風），硬生生將共軍的無動力木船和運兵船往西「吹」到古寧頭壠口一帶，保全了他們的村莊。
「魏府將軍沿著海岸灑豆子、芝麻，這些芝麻變成人形，從海上看，就像是海岸站滿了兵。」出身后沙的許魚治，在將近80年後如此解釋：當時「阿共」的船錨一直浮上來，接著被風吹到古寧頭去，后沙才沒有出事。「金門是佛地，打仗的話，神明會幫忙。」
古寧頭戰爭發生時，許魚治才16歲。住在后沙的她，沒有看到古寧頭砲火的猛烈，也沒料到，4年後自己會嫁到古寧頭，收拾戰爭留下的痕跡；更沒想到，將近10年後，還要承受長達20年的砲火襲擊。
➤被紀念的勝利，被承受的戰爭
對兩岸來說，1949年是關鍵的一年：國民黨政府在中國大陸的統治隨著解放軍跨過長江而迅速瓦解，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年底中華民國政府遷台。
10月25日，這場日後名為「古寧頭戰役」的戰爭，造成解放軍近4000人陣亡、超過5000人被俘，中華民國國軍陣亡約千人。和此前國共內戰動輒百萬人的死傷相比，「這場戰役像是個小衝突。」歷史學家宋怡明在《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中如此寫道。但它的重要性不可忽視：這是蔣介石的國軍在數年節節敗退後，睽違已久的首次重大勝利。而這場失敗，也讓解放軍體認到，要攻打台灣，後勤有多麼困難。
國軍在金門的勝利，暫時止住了共軍「拿下金門、解放台灣」的軍事行動，既是國共內戰的尾聲，同時也是冷戰的開端。隔年6月，韓戰爆發，美國總統杜魯門決定讓台灣海峽「中立化」，以阻止國共雙方相互攻擊。原本的國共內戰，就此變成國際問題，成為冷戰的一環。這個地緣政治的現況，也延續至今。
然而，在台灣（或中華民國）視角的歷史敘事中，古寧頭戰役像是國共內戰的延伸，往往被一筆帶過，影響力不如同樣發生在10月25日、台北中山堂的「受降」典禮。幾個世代的台灣人可能記得這一天是「台灣光復節」，卻未必知道古寧頭戰爭的發生——或許包括金門人自己。
當近代台灣社會與知識分子不斷申論「台灣光復」與自身歷史記憶的關係，逐步釐清認同主體時，古寧頭戰役之於台澎金馬（中華民國）的意義與史觀，卻還沒有真正進入深度的研究與討論。
延伸閱讀：一時一地．阿潑》至少不要把我們遺忘：台灣籍日本兵的雙重身分認同與戰後80年未竟的記憶之爭 ft. 林木材
去（2025）年，立法院國民黨團與無黨籍立委主導修正《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順利三讀通過，將10月25日「台灣光復節」恢復為國定假日時，也將「金門古寧頭大捷」一併納入，成為「台灣光復暨金門古寧頭大捷紀念日」。
古寧頭戰役透過這部法律，重新回到社會的視野，儘管人們放假時，不見得了解這個假日的意義。或許正因如此，去年10月25日當天，曾在金門服過兵役的總統賴清德略過「光復節」，選擇在社群發文紀念這場發生於離島的戰役：「76年前，在金門的古寧頭，爆發了扭轉台灣歷史的重要戰役，來自大江南北、以及在台灣受訓的國軍，抱著捍衛主權、國土寸土不讓的決心，擋下中共的入侵，塑造了數十年的和平。」
這不是賴清德第一次針對古寧頭戰役發言，自他就任以來，已連續兩年在10月25日以悼念或發文來提點古寧頭戰役和台海和平的關係。他在2024年，親自到太武山忠烈祠擔任追思儀式主祭時，就如此表示：「古寧頭戰役是國軍保衛台海和平的第一場勝仗，阻止了共軍的進犯，從這個勝利開始，奠定了往後安定的基礎，中華民國得以在台澎金馬落地生根75年。如今，古寧頭不僅是軍事勝利的象徵，更代表了我們保家衛國的決心：臺澎金馬，寸土不讓，堅定守護家園。」
換句話說，向來被視為國共內戰終結的古寧頭戰役，在今日的視角裡，成為以中華民國為框架的台澎金馬共同體形成的關鍵，也是「台海和平」的第一場勝仗。
不過，金門人是怎麼看的呢？
「古寧頭被記憶成中華民國的大勝利，是反共戰爭的轉捩點。」宋怡明在《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續道：「今日，金門人提到古寧頭戰爭充滿了自豪，但是他們的情感複雜而曖昧，因為戰爭與戰爭後的影響造成的是深度創傷。負擔起英雄和地緣政治角色的結果，對他們的衝擊將隨著時間而逐漸加深。」
1949年這場勝利過後，金門被劃定為中華民國的前線，自始背負著反攻基地與阻擋中共來犯的雙重任務。這座島從此離不開戰爭，無論是1954年的九三砲戰，或是1958年的八二三砲戰，都把金門推回砲火之中。1956年，金門與馬祖實施戰地政務實驗計畫，軍事力量深入地方行政與居民生活。金門人必須習慣軍隊、碉堡、坑道、地雷與管制；村莊的道路、海岸的形狀、房屋的用途，都因為軍事需要而改變。
「國民黨為什麼在金門實施全面的軍事化？」地球公民基金會董事長李根政，在《此岸與彼岸：一個社會運動者的身心之旅》中寫道：蔣中正要透過在金門大量駐軍，提升台灣在國際冷戰局勢中的地位，尤其爭取美國的支持。而毛澤東雖發動了幾波攻擊，顯然也不是真的要拿下金門，「因為金門是台灣和中國大陸相連的象徵，一旦中華人民共和國占領金門就是邁向兩個中國的第一步。」
李根政1968年出生在古寧頭，以金門人的說法，屬於「戰後」出生的世代。他在「單打雙不打」的砲火中長大：每個單號日的傍晚，與家人躲進地下防空洞，砲擊結束後，就拿著手電筒找砲彈碎片，賣給雜貨店換點零嘴。
他出生前一年，對中共實施心戰的北山播音牆完工；隔年，慈堤完工，古寧頭灣成了慈湖，國民黨在古寧頭的部署至此大致完畢。
海岸的改變，不只是地圖上的事。李根政回憶，古寧頭海埔地與現今的慈湖，原本是一處海灣，大船可以深入，居民的生活與潮汐、漁業和海岸緊密相連。國共戰爭之後，撤退到金門的國軍為了縮短防線，修築慈堤，原本深入村莊的海灣逐漸成為湖。海岸被改造，水流與地景改變，居民與海的關係也隨之改變。
因此，「戰爭」對金門人而言，不是某一天發生的事件，而是他們的日常。居民生活在島上，卻無法完全決定島嶼該如何被使用。他們還被迫斬斷與鄰近的廈門、中國大陸的關係，在政治、經濟、社會各層面，都必須與遠在100多海浬外的台灣綁在一起。金門數十年的命運，就這樣被決定了。
換言之，古寧頭戰役決定了如今中華民國的疆界，但金門人用幾十年的生活，承受了戰爭的後果。
➤土地底下的人
戰鬥結束後，古寧頭一帶怵目驚心。
戰場散布在海灘、農地、道路與聚落之間，屍體也到處四散。李福井《1949古寧頭戰紀》中如此描述：西浦頭東土區與沙埒外，滿布浮屍，漲潮時，屍體隨波蕩漾，在太陽光的照射下，遠遠望去，好像翻白的魚肚。
當時的金門仍然炎熱，屍體在烈日下迅速腐敗，空氣中瀰漫著難以忍受的氣味。軍方與地方居民被動員處理遺體，然而缺乏大型機具，只能依靠人力挖坑、搬運、掩埋。有些屍體被集中埋進田野的土坑，有些就地覆土，也有些被棄置在廢棄水井或坑洞裡。
「西浦頭上坡的路邊，原有一排糞坑，屍體就地丟入掩埋，經過日頭曝曬，墳土鼓脹龜裂，蒼蠅成堆飛舞，令人掩鼻；林厝三奇的宗祠，聽說是狗穴，門前有一堆糞坑，屍體也丟入掩埋；沙崗平野，水井密布，老百姓把屍體丟入井裡，所有的井都填滿了。」李福井在書中提到：屍體太多，有坑就埋，不然就從高地往低處拖，像醃蘿蔔乾一樣，就地埋在一起，「平均每一個人約埋50人，埋了5天，埋到有屍臭味。」
更殘酷的是，有些人是在掩埋的過程中死去的：北山有個村民被抓去掩埋屍體，一位受傷未斷氣的戰士向他哀求饒命，押隊的軍人卻用刺刀逼著，村民只能無奈地把這個人丟進井裡，讓他活生生地死去。
在官方紀錄中，戰爭需要被整理成可以理解的數字：投入多少兵力、傷亡多少人、俘虜多少人、取得多少裝備。但對掩埋遺體的居民來說，數字沒有辦法描述眼前的景象。
多年以後，古寧頭的居民談起當年屍體密集的景象，都會形容那些遺體像是曝曬在大埕上的番薯籤。也有人回憶，雨水沖刷土地時，偶爾會露出白骨，而農民翻土，也可能挖出頭骨與殘骸。戰後長出的地瓜格外肥大，有些居民卻不敢食用，認為那是士兵的鮮血灌溉出來的，最後只能當豬飼料。
許多國軍的遺體後來被遷到太武山的國軍公墓，但仍有很多埋在古寧頭一帶的地底。人們會在埋有戰歿者的地點插上竹枝或鋼筋，或套上寶特瓶作為標示，耕作時刻意繞過，以免「打擾」到遺體。古寧頭一帶也流傳著許多與戰死者有關的故事：有人說，夜裡仍能聽見整齊的腳步聲；有人說，深夜會聽見遠方傳來槍響；也有人把牲畜死亡、農作歉收或家人身體不適，與無人祭祀的亡魂聯繫起來。
北山就有這樣的例子。村民李和火的父親，在自家田地整地時挖出頭骨，沒有多想，便將它重新埋回土裡。過了一段時間，李和火到同一塊地取土，準備搬運消防用沙，再次挖到那顆頭骨。此後，他開始出現異狀：有時自言自語，有時坐著發呆，說話時卻像在和看不見的人交談。更讓家人困惑的是，平常只說金門話的他，偶爾竟會冒出國語，甚至夾雜幾句家人聽不懂的語言。
家人四處問神，希望弄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透過乩童與靈媒，李家推斷，一切都與那顆頭骨有關。在乩童的建議之下，李家人在頭骨旁插了三角令旗，不時以水酒、供品安撫亡靈，李和火便回復了正常。
未久，李和火經由媒妁之言，娶了出身后沙的許魚治。成家後，日子也相安無事地過了好一段時間。但時間一久，李和火的母親疏忽了這件事，令旗也在風吹日曬後不見蹤影，李和火又開始不對勁。李家人再問乩童，逐漸拼湊出一個故事：那顆頭顱屬於陣亡的國軍，名叫周平遠德，安徽人，26歲，是通信兵班長。古寧頭戰役期間，他與6名部屬在北山附近陣亡，遺骨一直留在原地，沒有回到家鄉。
這一次，周班長不只要祭祀，還要求李家為他重新安葬，並且改建一座廟。李家在1965年左右，先在國軍兵器連旁蓋起一座小廟，把7名通信兵的名字刻在水泥碑上，希望從此能過上平靜的生活。
但1975年，周班長又嫌廟小，希望擴建。北山的宗長卻反對，認為戰死者並非正神，如果每一個孤魂野鬼都要蓋廟，地方將難以管理。身為李家媳婦的許魚治，人稱「和嬸」，向其他神明問事，同樣沒有得到支持。她只好繼續替周班長燒香、祭拜，卻始終無法滿足亡者的要求。
後來，李家小女兒在就讀高中時不幸病逝，和嬸相信，這與周班長始終得不到正式祭祀有關。這些經歷對和嬸造成極大打擊，也讓她更加堅信，自己必須設法讓亡者得到安頓。最後，她甚至以死相逼，要求宗長與神明同意擴建。
大廟建成後，名為「忠烈祠」，李家不僅供奉了這幾位通信兵，還讓周班長的安徽同鄉，一位中共解放軍，也一起共享香火。和嬸甚至成了周班長的乩身，為他做事。
沒有見證過古寧頭戰役的和嬸，原本不知道戰火無情，當了周班長的乩身後，才感到戰爭的可怕，也開始對「這個人」產生共鳴，充滿同情。她說，周班長是在拿刺刀與敵人交戰時被砍到身首分離，儘管非常渴望找回自己的身體，卻看到自己的身體被抬到水池邊丟棄，又被別的屍體壓住，還哭喊了一番。
「我原本什麼都不知道。」和嬸說自己因為被附身，周班長的故事透過她的嘴巴說出：「如果不是祂講，我怎麼會知道？」
在大廟蓋成半世紀後，我拜訪李家，聽和嬸說著這些故事，不免有些半信半疑。
「阿共無量。」沒有受過教育的和嬸，不懂什麼意識形態，卻不斷對我強調：若不是「阿共」（毛澤東）沒有「（肚）量」，怎會讓這麼多（中華民國）國軍離開中國家鄉，奔赴戰場，又怎麼會讓這麼多年輕人（解放軍）為他打仗，死在異鄉？
➤把亡者請到路邊
宋怡明曾在一篇論文中提到，全球與地方在金門的交織，也在超自然領域留下了後果：1949年的激烈戰鬥、持續的砲擊，以及來自大陸的中華民國士兵的死亡，使金門成為無數鬼魂之地，冷戰鬼魂的廟宇遍布全島。
位在西浦頭的李光前將軍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建立的——戰後的西浦頭有各種靈異事件，像是深夜會出現皮鞋聲和口令聲、貓犬哭號、農家的豬隻不吃、小豬暴斃，村民覺得奇怪，只能問乩童。乩童說，農曆九月初八，村裡各戶人家以五牲菜到村外祭拜，就能平安。後來，又有乩童說有個李光前將軍需要一座廟，村民便蓋了一座簡單的小廟。還有一說是，地下遊魂太多，敵軍我軍不分，常打架生事，所以需要高階將領來整合，於是請乩身傳達，因此有了李光前將軍廟。
但到了1970年代，有位營長搭車經過，軍帽被風吹走，滾到廟前。營長為了撿帽子，看到了李光前和100多人的名字，又看到周遭放養了雞隻，環境混亂，要求縣府整頓。後來，營長在夜裡聽到口令聲和敬禮聲，問乩童，才知道李光前派了一個營去鎮守，因此，他也替李光前蓋了一座廟，叫做「復國寺」。
而李家蓋的忠烈祠，同樣屬於這類廟宇。
在現代社會，我們習慣把心理創傷、宗教信仰與歷史記憶分成不同領域。創傷由心理學解釋，亡者由歷史學追索，宗教儀式則被歸入民俗研究。但在古寧頭，這些界線並不總是存在——如果說國家的戰史試圖讓戰爭變得可以理解，那麼民間信仰所處理的，可能正是那些仍然無法理解的部分。
民俗研究者曾指出，大量非正常死亡且無人祭祀的亡者，在漢人民間信仰中被視為需要安撫的對象。然而，對經歷過戰爭的人而言，祭祀不只是宗教行為，也是一種處理死亡記憶的方式。
這幾年的農曆七月初八，我都會到古寧頭走一趟。從1970年代起，古寧頭在鬼月的這個時間舉行路祭，為的是祭拜那些死在戰爭中的無主孤魂，他們既無親人來認屍，也未必留下了名字。
路祭的幾個位置，恰好落在古寧頭戰役的重要戰場。每到下午4點半，居民推著推車、拎著提籃，或開著車，把雞鴨魚肉、糕點米糧與成疊的金紙擺在路邊，插上香，讓「好兄弟們」享用，然後退到一旁聊天、休息，過一段時間後，再點燃爆竹和堆疊起來的金紙。
2026年的這一天，我在北山遇到了李根政。
李根政的父親年輕時，也曾跟著國軍挖壕溝、埋屍體。小時候，他時常跟著長輩拜拜，卻不確知自己在拜什麼。這回，他特地回到家鄉「研究」路祭，也向耆老詢問起源：曾有軍營連續3天在用餐時被人丟石頭，營長不解，向村長打聽，村長認為不是村民所為，便向關帝爺請示。神明說，軍魂丟石頭已經算客氣，於是指示在七月初八祭拜。
離鄉多年，李根政這是第一次仔細辨識這套儀式，腦海裡想的卻是戰場的尺度：古寧頭戰役在短短約56小時內，讓數千名外來軍人集中死在一個小聚落及周邊農田。大量遺體就地掩埋，往後耕地翻土，仍可能碰見骨骸。戰史可以記下交戰雙方的兵力、傷亡與勝負，卻很難處理這些死者如何留在日常生活裡。對仍住在這裡的人來說，土地不是戰爭結束後便恢復原狀的土地，它藏著遺骨，也承載著對亡者的畏懼與責任。
戰前，關帝廟、水尾塔、風獅爺，以及鎮守聚落的五營兵將，各自構成一套守護村落的秩序。李根政認為，戰後出現的「路祭」，形成了另一套防護系統：「這祭祀系統不是防禦性的，而是來自和亡靈（好兄弟）溝通與供養。」
而他也轉述長輩的話：自從辦了路祭之後，古寧頭就全境平安。
直到離鄉多年後，李根政才重新理解這項從小看慣的儀式。他認為，路祭是戰爭大規模死亡所留下的重要文化資產，卻也看見它的脆弱：參與的長輩逐年老去，聚落裡的年輕人愈來愈少，沒有人能保證這項儀式還會延續多久。對他而言，這趟回鄉不只是重新認識家族與地方的信仰，也是重新看見古寧頭如何記得戰爭。
「對中華民國台灣來說，官方和社會記住的是一場勝戰；但住在戰場上的古寧頭人，卻得想辦法和亡靈一起生活下去。」這是李根政為這趟田野留下的註記。
➤和嬸的七月初八
今年的路祭，我也在現場看到了和嬸。
對李家而言，路祭從早上7點就開始。
在金門解除戰地政務之前，古寧頭不僅人丁興旺，還有大量國軍參與路祭，供品無數。然而，隨著時間過去，提供供品的家戶愈來愈少，金紙也隨之減量。
「國軍亡靈都分不夠了，哪裡輪得到共軍。」和嬸的大兒子李增松向我解釋：於是，周班長又找上和嬸，希望她幫忙那位分食香火的安徽同鄉（中共解放軍），再由這位同鄉將金紙、香火分送給其他解放軍。和嬸不得不到處向人「提緣」（募金），要募到10萬元金紙，在路祭時燒給「共軍」。
過去，和嬸每天清晨出門，到海邊挖蚵、剝蚵殼，再把收成帶到市集販售，還四處詢問能否捐贈香油錢，甚至數次拜訪古寧頭出身的縣長李炷烽，請縣長幫忙：「我是為軍為民做事啊。」
對她而言，祭拜的是哪一方都不要緊，重要的是「要不要讓這些人安定下來」，「我們自己拜紅軍（共軍），因為他們就在我們這個地方死掉，只要讓我子孫平安就好，沒關係。」和嬸不在意周班長軍服的顏色，她只知道一件事：為了後代子孫，做什麼都好。
「祂們說一句，我就說一句，有事找我們，沒事保佑我。」
就這樣，幾十年來的農曆七月初八，和嬸的路祭都從上午開始，一直延續到傍晚。
傍晚，金紙燒盡，村民開始收拾供品，四散離去。這方土地像是什麼都沒有發生過，只留下淺淺的金紙殘跡。和嬸在外籍照護的陪同下往村內走去，她坐著輪椅，小小的身軀幾乎埋進椅背裡。回家的途中，她們經過北山古洋樓的殘牆，牆面上仍看得見彈孔留下的痕跡。如今要說起這場戰爭，只剩下這點印記了。
和嬸沒有見過古寧頭大戰的樣貌，但她記得八二三砲戰之後，每個砲擊落下的日子，也記得周班長傳達給她的記憶。
「可憐啊。」和她聊起自己的故事，她會反覆跟我說：不管蔣介石的兵還是阿共的兵，都很可憐，「不要再戰爭了，我真的會怕。」●
延伸閱讀：
- 《1949古寧頭戰紀：影響台海兩岸一場關鍵性的戰役》，李福井著，五南出版，2014
- 《八二三砲戰：兩岸人民的生命故事》，李福井著，五南出版，2018
- 《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宋怡明 Michael Szonyi著，黃煜文、陳湘陽譯，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
- 《斷裂的海：金門、馬祖，從國共前線到台灣偶然的共同體》，何欣潔、李易安著，聯經出版，2022
- 《此岸與彼岸：一個社會運動者的身心之旅》，李根政著，春山出版，2026
- 《光的邊境：遺落半世紀的金門風景》，Ang著，野人文化，2026
- 《鱟的啟示錄》，夏婉雲著，秀威資訊，2023
- 《八二三注》，朱西甯著，印刻出版，2003
- 《群島有事》，朱宥勳著，大塊文化，2025
- 《戰地之框：從漁村到預備戰地的魔幻時光，在軍管實驗下成為馬祖人》，陳泳翰、廖億美、黃開洋著，春山出版／連江縣政府，2024
- 《島嶼幻想曲：戰地馬祖的想像主體與未來》，林瑋嬪著，春山出版，2023
- 《金馬是引信，亦是誘餌？：遙送習總書記一束橄欖枝》，施明德著，時報出版，2023
如果牆能說話：她在國安牢獄的1154天
2026臺灣作家節》誰的邊緣？誰的中心？四位文學工作者的越界提問：李屏瑤、黃璽、Claire G Coleman、Veronica Sullivan
當討論到「邊緣」的時候，已逝電影名導，永遠將自己置於邊緣的尚-盧・高達（Jean-Luc Godard）曾說：「因為邊緣的存在，中心才得以成立。」高達畢生都在反思自己的出生與身分，積極地從邊緣位置去探索界線——那條相對於「邊緣」與「中心」的界線，並且抵抗傳統與主流。高達僅用這一句話，就為我們指出兩者間的幽微關係。
不只是電影導演，從古至今，無論是何種藝術形式的創作者，其實都有人不斷游移在「邊緣」與「中心」，當然，包含作家。
即將在11月6日至22日舉行的2026臺灣作家節，其中的國際對談「邊緣的文學角力」講座，就以「邊緣」為軸，「書寫」成題，邀請臺灣作家李屏瑤、黃璽，以及來自澳洲的作家Claire G Coleman、墨爾本作家節總監暨執行長Veronica Sullivan，討論各自領域可能產生的交集，又或是因地域、文化有別所帶來的相異之處——這些交集與相異是擁有彼此爭論、相互拉扯的張力，因而產生一直處於變動位移的狀態。
在講座正式舉辦之前，四人也在策展人鴻鴻的主導下，進行了一場行前會議，討論當天的與談方向，也讓講座有了更清晰的輪廓。
➤誰定義了「邊緣」？如何思考「中心」？
身為女同志的李屏瑤，作品時常關注現代女性處境，寫作類型橫跨小說、散文、劇本等形式，出版作品包含《顯影記》、《向光植物》、《臺北家族，違章女生》等，近年也跨界演出劇作，包含《無眠》、《可寵》、《家族排列》、《行動代號獨角獸》、《仙女三重奏》等等。
黃璽則是臺灣原住民泰雅族與布農族的混血，其作品探討當代原住民青年困境，且試圖從荒誕的書寫路徑作為對現實的反思。著有詩集《骨鯁集》，短篇小說集《我又不是外人》將於今年11月出版。
來自努加爾石鴴族（Wirlomin Noongar）的Coleman為澳洲原住民酷兒作家，現居於墨爾本，透過文學寫作討論殖民議題，作品包含小說、非虛構寫作與詩歌創作，著有《無主之地》（Terra Nullius，暫譯）、《老掉牙的謊》（The Old Lie，暫譯）與《內飛地》（Enclave，暫譯）。
值得注意的是，與談人除了上述3位被主流視野歸類為「邊緣」的文學創作者之外，另一位與談人——墨爾本作家節總監暨執行長Veronica Sullivan則是不同的角度，從執行策展的切片去討論所謂「邊緣」與「中心」的關係。恰恰是如此，使得講座「邊緣的文學角力」的「邊緣」不僅限圍繞於「作家」身分，而更多是從在這個節日當中「你做了什麼」去延伸討論。
對Sullivan而言，策展工作就是容納多元，當然包含討論邊緣，並試圖抹去所謂邊緣與中心的差距。2021年開始，墨爾本作家節每一年都會邀請原住民客座策展人，由這些族群在節日中去提供呈現他們所關心、所好奇並想深度討論的議題，每個人會有各自的人脈與網絡，Sullivan希望透過原住民客座策展人的參與，讓更多族群或是所謂邊緣群體現身在墨爾本作家節。
一名對於「邊緣」與「中心」有所警醒，並且試圖打破藩籬的策展人是重要的，代表著其策劃的「作家節」是有意識地透過「標籤」去探索邊界。然而，「標籤」是兩面刃，「標籤」有時是有力的，是作為一種抵抗的、反思的書寫位置；但另一方面，卻有逐步封閉、僵化刻板印象的風險，將「邊緣」推向「更邊緣」，而失去了扭轉主流社會對於「邊緣想像」的可能性，這是李屏瑤對於「邊緣的文學角力」這場講座的提問與思考核心之一。
對此，Coleman回應：「我們的作品或是座談，時常被列入同志、原住民的專屬場次，但我認為，如果我們的作品本身夠有意義足夠去激起討論，我們其實並不需要這樣出現在這些專屬場合，應該出現在更大的主場，去討論我們的作品本身，而非只討論酷兒或是原住民等等的標籤。」
但一個轉向，Coleman也提到：「不過，我並不介意討論邊緣的角色和定位處境。長期以來，語言、文字都是掌權者壓迫毫無權力的人的工具，我認為，身為作家對此去發聲是有意義的，因此，我並不會特別繞過『邊緣作家』的身份或話題。」
黃璽則從自身寫作經驗出發，以臺灣文學圈的「中心」與「邊緣」切入：「開始寫作之後，我才發現只要寫原住民，就會被歸類在邊緣，就和文學圈的中心不同。而原住民在文學圈很邊緣，寫詩又更邊緣，我很能體會『邊緣』的感受。此外，我們目前的原民社會存在於中華民國殖民底下，還沒辦法看到我們是平等的族群，至於原住民在歷史的傷痛，其實全世界的原住民都能共情，是可以彼此相認的，至於創作如何將殖民作為核心去推展，對於全是記得原住民文學創作都是很大的母題。」
➤文學能不能穿越自己被放置的位置？
從Coleman、黃璽的回應當中，對於李屏瑤而言的思考，也得游移回到「書寫」的類型本身，「如何讓更多人閱讀，又如何讓更多人參與但不減損『邊緣』的核心」會是重要的題目。李屏瑤說：「我想看的東西過去沒有出現，因此需要自己動筆寫，我們就好像在搭建一座橋樑，透過不斷書寫、不同類型的創作和讀者溝通。但是，臺灣文學圈對於類型之間的壁壘非常分明，因此發現Coleman的寫作策略是將諸多的類型混合，藉以破除邊界是一件有趣的事。」
Coleman的寫作類型涵蓋了奇幻、科幻、殖民、歷史等等，藉由混搭類型得以碰觸更大的商業市場，愈來愈多的人就有機會閱讀，是從「邊緣」向「中心」發出挑戰的。對此，Coleman說：「我試圖透過寫作呈現過去掌權者對原住民的衝擊，並以事實作為出發點拓展寫作路徑，但是，我其實並沒有特別思考類型，主要還是以我認為最適合的方式去說故事。」
Coleman也提及了澳洲文學圈，「在澳洲，類型的分界也很堅固，而每當我要去打破這種分界，就需要冒險，也並非人人都能成功；我很幸運，將科幻和歷史結合之後，市場還能夠接受。不過，就是因為這樣的跨界很困難，因此值得去挑戰。」
Sullivan則從自身的策展工作回應李屏瑤，她說：「墨爾本作家節的團隊與規模並沒有很大，每年大約舉行90場活動，且這些活動很快地發生，很快地結束，沒辦法包山包海地涵蓋所有題目，我必須意識到這個限制；但是，我們仍想拓展大家對於作家的想像邊界，因此，除了方才提及邀請原住民客座策展人之外，也策劃了酷兒專題等等，此外，我們也會有音樂、影像、詩歌等等的跨域合作，90場的活動不可能盡善盡美，但我們希望盡可能地展延出相關領域，尤其是相對邊緣的類別。」
Sullivan也說：「有時候，身為少數或邊緣比較難以進入主流，但邊緣跟少數的創作者也因此挑戰了邊界，對我而言，許多有趣的新東西，就是來自這些創作者的開創。」
最後，當外界認為「邊緣的文學角力」講座可能將火力聚焦於「邊緣」如何發聲／生時，這4名風采獨具的文學工作者——李屏瑤、黃璽，Coleman以及Sullivan其實同樣在乎的，也包含了「邊緣」是如何被看見，以及在那些「邊緣」之外，是否還有更多的「邊緣」被製造出來，然後可能存在在一個我們都看不見，但急需被看見的空間之中。●
閱讀通信 vol.403》書店的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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