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時一地.阿潑》砲彈、亡靈與路祭:古寧頭如何與亡者共存、如何記得戰爭

1949年中秋節後,金門後沙鎮南宮突然發爐。

鎮南宮主祀鎮朔魏府將軍與普庵佛祖,魏府將軍的靈體長年在中國,「很久沒有回來了」,此時竟然發爐,必有要事相告,村民們騎馬通知鄉里。有4名乩身突然出乩,告知大家:「不出三日,必出大事。」

所謂的大事,不久即到。10月24日深夜,中共人民解放軍第十軍團約8000人,趁著廈門灣漲潮之際,乘著大批徵集來的木帆船與機帆船,從金門島北方的大嶝、蓮河一帶的灘頭出發,朝金門駛去。依據計畫,他們理應在金門中段的後沙、瓊林登陸,上岸之後一路推進,直取太武山的制高點,一口氣撕裂金門防線。

然而,潮流與東北季風,把船隊推向了古寧頭。解放軍只能在壠口至古寧頭一帶上岸。接著是退潮,擱淺的船隻在灘頭進退不得:回不去,後續的兵力與補給也過不來。

此前一周,亦即10月17日,中共解放軍以2天的時間迅速攻克廈門,眾人都能猜到,接下來的目標就是金門。當時,蔣介石致電22兵團司令官李良榮,詢問能否守住金門。李良榮雖無把握,但仍召集幹部:「金門島在軍事上是一死地,如果不死裡求生,就會死無葬身之地。」

因此,國軍動員金門人備戰、挖戰壕,絲毫不停歇。儘管有證言:「用肉眼就可以看到大嶝海面附近有大量漁船聚集」,國軍仍無法確定共軍何時來犯,也不知道將在哪裡登陸。


金門戰役中被俘虜的共軍(圖源: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24日深夜,國軍裝甲兵第一排在海岸邊因車輛故障搶修時,第一時間發現海面上的共軍船艇並開火射擊,擊中共軍彈藥船,揭開反擊序幕。寄居民宅的士兵們隨即驚醒,趕往海灘。雙方在海岸與村落裡交火,打了將近56個小時,才將解放軍殲滅。

古寧頭出身的作家李福井,在《1949古寧頭戰紀》中引用了一位官兵的描述:戰事爆發當晚,共軍右翼一部已竄抵北山洋樓,他隨部隊摸黑反擊,什麼都看不清楚,不辨敵我。戰火猛烈,他便把屍體堆疊起來掩蔽,躺著睡覺。早上一聽集合號,起身一看遍地都是死屍,趕緊揹著槍去集合,才發現他那一排整個打掉了。他說,若不是東北季風強勁,共軍就會從中蘭如願登陸,金門就完蛋了。

每當談起這場戰爭,人們都會提到東北季風。

後沙的居民更是如此。他們相信,是鎮南宮的「魏府將軍爺」突然顯靈,在海面上刮起一陣陣狂烈無比的東風(東北季風),硬生生將共軍的無動力木船和運兵船往西「吹」到古寧頭壠口一帶,保全了他們的村莊。

「魏府將軍沿著海岸灑豆子、芝麻,這些芝麻變成人形,從海上看,就像是海岸站滿了兵。」出身後沙的許魚治,在將近80年後如此解釋:當時「阿共」的船錨一直浮上來,接著被風吹到古寧頭去,後沙才沒有出事。「金門是佛地,打仗的話,神明會幫忙。」

古寧頭戰爭發生時,許魚治才16歲。住在後沙的她,沒有看到古寧頭砲火的猛烈,也沒料到,4年後自己會嫁到古寧頭,收拾戰爭留下的痕跡;更沒想到,將近10年後,還要承受長達20年的砲火襲擊。

➤被紀念的勝利,被承受的戰爭

對兩岸來說,1949年是關鍵的一年:國民黨政府在中國大陸的統治隨著解放軍跨過長江而迅速瓦解,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年底中華民國政府遷台。

10月25日,這場日後名為「古寧頭戰役」的戰爭,造成解放軍近4000人陣亡、超過5000人被俘,中華民國國軍陣亡約千人。和此前國共內戰動輒百萬人的死傷相比,「這場戰役像是個小衝突。」歷史學家宋怡明在《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中如此寫道。但它的重要性不可忽視:這是蔣介石的國軍在數年節節敗退後,睽違已久的首次重大勝利。而這場失敗,也讓解放軍體認到,要攻打台灣,後勤有多麼困難。

國軍在金門的勝利,暫時止住了共軍「拿下金門、解放台灣」的軍事行動,既是國共內戰的尾聲,同時也是冷戰的開端。隔年6月,韓戰爆發,美國總統杜魯門決定讓台灣海峽「中立化」,以阻止國共雙方相互攻擊。原本的國共內戰,就此變成國際問題,成為冷戰的一環。這個地緣政治的現況,也延續至今。

然而,在台灣(或中華民國)視角的歷史敘事中,古寧頭戰役像是國共內戰的延伸,往往被一筆帶過,影響力不如同樣發生在10月25日、台北中山堂的「受降」典禮。幾個世代的台灣人可能記得這一天是「台灣光復節」,卻未必知道古寧頭戰爭的發生——或許包括金門人自己。

當近代台灣社會與知識分子不斷申論「台灣光復」與自身歷史記憶的關係,逐步釐清認同主體時,古寧頭戰役之於台澎金馬(中華民國)的意義與史觀,卻還沒有真正進入深度的研究與討論。


延伸閱讀:一時一地.阿潑》至少不要把我們遺忘:台灣籍日本兵的雙重身分認同與戰後80年未竟的記憶之爭 ft. 林木材


去(2025)年,立法院國民黨團與無黨籍立委主導修正《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順利三讀通過,將10月25日「台灣光復節」恢復為國定假日時,也將「金門古寧頭大捷」一併納入,成為「台灣光復暨金門古寧頭大捷紀念日」。

古寧頭戰役透過這部法律,重新回到社會的視野,儘管人們放假時,不見得了解這個假日的意義。或許正因如此,去年10月25日當天,曾在金門服過兵役的總統賴清德略過「光復節」,選擇在社群發文紀念這場發生於離島的戰役:「76年前,在金門的古寧頭,爆發了扭轉台灣歷史的重要戰役,來自大江南北、以及在台灣受訓的國軍,抱著捍衛主權、國土寸土不讓的決心,擋下中共的入侵,塑造了數十年的和平。」

這不是賴清德第一次針對古寧頭戰役發言,自他就任以來,已連續兩年在10月25日以悼念或發文來提點古寧頭戰役和台海和平的關係。他在2024年,親自到太武山忠烈祠擔任追思儀式主祭時,就如此表示:「古寧頭戰役是國軍保衛台海和平的第一場勝仗,阻止了共軍的進犯,從這個勝利開始,奠定了往後安定的基礎,中華民國得以在台澎金馬落地生根75年。如今,古寧頭不僅是軍事勝利的象徵,更代表了我們保家衛國的決心:臺澎金馬,寸土不讓,堅定守護家園。」

換句話說,向來被視為國共內戰終結的古寧頭戰役,在今日的視角裡,成為以中華民國為框架的台澎金馬共同體形成的關鍵,也是「台海和平」的第一場勝仗。

不過,金門人是怎麼看的呢?

「古寧頭被記憶成中華民國的大勝利,是反共戰爭的轉捩點。」宋怡明在《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續道:「今日,金門人提到古寧頭戰爭充滿了自豪,但是他們的情感複雜而曖昧,因為戰爭與戰爭後的影響造成的是深度創傷。負擔起英雄和地緣政治角色的結果,對他們的衝擊將隨著時間而逐漸加深。」

1949年這場勝利過後,金門被劃定為中華民國的前線,自始背負著反攻基地與阻擋中共來犯的雙重任務。這座島從此離不開戰爭,無論是1954年的九三砲戰,或是1958年的八二三砲戰,都把金門推回砲火之中。1956年,金門與馬祖實施戰地政務實驗計畫,軍事力量深入地方行政與居民生活。金門人必須習慣軍隊、碉堡、坑道、地雷與管制;村莊的道路、海岸的形狀、房屋的用途,都因為軍事需要而改變。

「國民黨為什麼在金門實施全面的軍事化?」地球公民基金會董事長李根政,在《此岸與彼岸:一個社會運動者的身心之旅》中寫道:蔣中正要透過在金門大量駐軍,提升台灣在國際冷戰局勢中的地位,尤其爭取美國的支持。而毛澤東雖發動了幾波攻擊,顯然也不是真的要拿下金門,「因為金門是台灣和中國大陸相連的象徵,一旦中華人民共和國占領金門就是邁向兩個中國的第一步。」

李根政1968年出生在古寧頭,以金門人的說法,屬於「戰後」出生的世代。他在「單打雙不打」的砲火中長大:每個單號日的傍晚,與家人躲進地下防空洞,砲擊結束後,就拿著手電筒找砲彈碎片,賣給雜貨店換點零嘴。

他出生前一年,對中共實施心戰的北山播音牆完工;隔年,慈堤完工,古寧頭灣成了慈湖,國民黨在古寧頭的部署至此大致完畢。

海岸的改變,不只是地圖上的事。李根政回憶,古寧頭海埔地與現今的慈湖,原本是一處海灣,大船可以深入,居民的生活與潮汐、漁業和海岸緊密相連。國共戰爭之後,撤退到金門的國軍為了縮短防線,修築慈堤,原本深入村莊的海灣逐漸成為湖。海岸被改造,水流與地景改變,居民與海的關係也隨之改變。

因此,「戰爭」對金門人而言,不是某一天發生的事件,而是他們的日常。居民生活在島上,卻無法完全決定島嶼該如何被使用。他們還被迫斬斷與鄰近的廈門、中國大陸的關係,在政治、經濟、社會各層面,都必須與遠在100多海浬外的台灣綁在一起。金門數十年的命運,就這樣被決定了。

換言之,古寧頭戰役決定了如今中華民國的疆界,但金門人用幾十年的生活,承受了戰爭的後果。


古寧頭戰役的主要核心主戰場之一。共軍渡海登陸後盤據在林厝、古寧頭一帶,憑藉堅固聚落與國軍展開激烈巷戰,現址建有「金門和平紀念園區(林厝砲陣地)」與「古寧頭戰役林厝浴血殲敵紀念碑」。(阿潑攝影)

➤土地底下的人

戰鬥結束後,古寧頭一帶怵目驚心。

戰場散布在海灘、農地、道路與聚落之間,屍體也到處四散。李福井《1949古寧頭戰紀》中如此描述:西浦頭東土區與沙埒外,滿布浮屍,漲潮時,屍體隨波蕩漾,在太陽光的照射下,遠遠望去,好像翻白的魚肚。

當時的金門仍然炎熱,屍體在烈日下迅速腐敗,空氣中瀰漫著難以忍受的氣味。軍方與地方居民被動員處理遺體,然而缺乏大型機具,只能依靠人力挖坑、搬運、掩埋。有些屍體被集中埋進田野的土坑,有些就地覆土,也有些被棄置在廢棄水井或坑洞裡。

「西浦頭上坡的路邊,原有一排糞坑,屍體就地丟入掩埋,經過日頭曝曬,墳土鼓脹龜裂,蒼蠅成堆飛舞,令人掩鼻;林厝三奇的宗祠,聽說是狗穴,門前有一堆糞坑,屍體也丟入掩埋;沙崗平野,水井密布,老百姓把屍體丟入井裡,所有的井都填滿了。」李福井在書中提到:屍體太多,有坑就埋,不然就從高地往低處拖,像醃蘿蔔乾一樣,就地埋在一起,「平均每一個人約埋50人,埋了5天,埋到有屍臭味。」

更殘酷的是,有些人是在掩埋的過程中死去的:北山有個村民被抓去掩埋屍體,一位受傷未斷氣的戰士向他哀求饒命,押隊的軍人卻用刺刀逼著,村民只能無奈地把這個人丟進井裡,讓他活生生地死去。

在官方紀錄中,戰爭需要被整理成可以理解的數字:投入多少兵力、傷亡多少人、俘虜多少人、取得多少裝備。但對掩埋遺體的居民來說,數字沒有辦法描述眼前的景象。

多年以後,古寧頭的居民談起當年屍體密集的景象,都會形容那些遺體像是曝曬在大埕上的番薯籤。也有人回憶,雨水沖刷土地時,偶爾會露出白骨,而農民翻土,也可能挖出頭骨與殘骸。戰後長出的地瓜格外肥大,有些居民卻不敢食用,認為那是士兵的鮮血灌溉出來的,最後只能當豬飼料。

許多國軍的遺體後來被遷到太武山的國軍公墓,但仍有很多埋在古寧頭一帶的地底。人們會在埋有戰歿者的地點插上竹枝或鋼筋,或套上寶特瓶作為標示,耕作時刻意繞過,以免「打擾」到遺體。古寧頭一帶也流傳著許多與戰死者有關的故事:有人說,夜裡仍能聽見整齊的腳步聲;有人說,深夜會聽見遠方傳來槍響;也有人把牲畜死亡、農作歉收或家人身體不適,與無人祭祀的亡魂聯繫起來。

北山就有這樣的例子。村民李和火的父親,在自家田地整地時挖出頭骨,沒有多想,便將它重新埋回土裡。過了一段時間,李和火到同一塊地取土,準備搬運消防用沙,再次挖到那顆頭骨。此後,他開始出現異狀:有時自言自語,有時坐著發呆,說話時卻像在和看不見的人交談。更讓家人困惑的是,平常只說金門話的他,偶爾竟會冒出國語,甚至夾雜幾句家人聽不懂的語言。


北山古洋樓建於1928年,在古寧頭戰役期間遭共軍強占作為前線指揮所,雙方在此爆發激烈村落巷戰與攻防。(阿潑攝影)

家人四處問神,希望弄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透過乩童與靈媒,李家推斷,一切都與那顆頭骨有關。在乩童的建議之下,李家人在頭骨旁插了三角令旗,不時以水酒、供品安撫亡靈,李和火便回復了正常。

未久,李和火經由媒妁之言,娶了出身後沙的許魚治。成家後,日子也相安無事地過了好一段時間。但時間一久,李和火的母親疏忽了這件事,令旗也在風吹日曬後不見蹤影,李和火又開始不對勁。李家人再問乩童,逐漸拼湊出一個故事:那顆頭顱屬於陣亡的國軍,名叫周平遠德,安徽人,26歲,是通信兵班長。古寧頭戰役期間,他與6名部屬在北山附近陣亡,遺骨一直留在原地,沒有回到家鄉。

這一次,周班長不只要祭祀,還要求李家為他重新安葬,並且改建一座廟。李家在1965年左右,先在國軍兵器連旁蓋起一座小廟,把7名通信兵的名字刻在水泥碑上,希望從此能過上平靜的生活。

但1975年,周班長又嫌廟小,希望擴建。北山的宗長卻反對,認為戰死者並非正神,如果每一個孤魂野鬼都要蓋廟,地方將難以管理。身為李家媳婦的許魚治,人稱「和嬸」,向其他神明問事,同樣沒有得到支持。她只好繼續替周班長燒香、祭拜,卻始終無法滿足亡者的要求。

後來,李家小女兒在就讀高中時不幸病逝,和嬸相信,這與周班長始終得不到正式祭祀有關。這些經歷對和嬸造成極大打擊,也讓她更加堅信,自己必須設法讓亡者得到安頓。最後,她甚至以死相逼,要求宗長與神明同意擴建。


和嬸,名為許魚治,出深後沙,堅信因為鎮南宮神明的幫助,吹偏了共軍的船,所以逃過戰爭劫難。不料,嫁到古寧頭後,丈夫孩子都受到軍魂的干擾,為求家人平安,她也成了軍魂的乩身。(阿潑攝影)

大廟建成後,名為「忠烈祠」,李家不僅供奉了這幾位通信兵,還讓周班長的安徽同鄉,一位中共解放軍,也一起共享香火。和嬸甚至成了周班長的乩身,為他做事。

沒有見證過古寧頭戰役的和嬸,原本不知道戰火無情,當了周班長的乩身後,才感到戰爭的可怕,也開始對「這個人」產生共鳴,充滿同情。她說,周班長是在拿刺刀與敵人交戰時被砍到身首分離,儘管非常渴望找回自己的身體,卻看到自己的身體被抬到水池邊丟棄,又被別的屍體壓住,還哭喊了一番。

「我原本什麼都不知道。」和嬸說自己因為被附身,周班長的故事透過她的嘴巴說出:「如果不是祂講,我怎麼會知道?」

在大廟蓋成半世紀後,我拜訪李家,聽和嬸說著這些故事,不免有些半信半疑。

「阿共無量。」沒有受過教育的和嬸,不懂什麼意識形態,卻不斷對我強調:若不是「阿共」(毛澤東)沒有「(肚)量」,怎會讓這麼多(中華民國)國軍離開中國家鄉,奔赴戰場,又怎麼會讓這麼多年輕人(解放軍)為他打仗,死在異鄉?

➤把亡者請到路邊

宋怡明曾在一篇論文中提到,全球與地方在金門的交織,也在超自然領域留下了後果:1949年的激烈戰鬥、持續的砲擊,以及來自大陸的中華民國士兵的死亡,使金門成為無數鬼魂之地,冷戰鬼魂的廟宇遍布全島。

位在西浦頭的李光前將軍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建立的——戰後的西浦頭有各種靈異事件,像是深夜會出現皮鞋聲和口令聲、貓犬哭號、農家的豬隻不吃、小豬暴斃,村民覺得奇怪,只能問乩童。乩童說,農曆九月初八,村裡各戶人家以五牲菜到村外祭拜,就能平安。後來,又有乩童說有個李光前將軍需要一座廟,村民便蓋了一座簡單的小廟。還有一說是,地下遊魂太多,敵軍我軍不分,常打架生事,所以需要高階將領來整合,於是請乩身傳達,因此有了李光前將軍廟。

但到了1970年代,有位營長搭車經過,軍帽被風吹走,滾到廟前。營長為了撿帽子,看到了李光前和100多人的名字,又看到周遭放養了雞隻,環境混亂,要求縣府整頓。後來,營長在夜裡聽到口令聲和敬禮聲,問乩童,才知道李光前派了一個營去鎮守,因此,他也替李光前蓋了一座廟,叫做「復國寺」。

而李家蓋的忠烈祠,同樣屬於這類廟宇。

在現代社會,我們習慣把心理創傷、宗教信仰與歷史記憶分成不同領域。創傷由心理學解釋,亡者由歷史學追索,宗教儀式則被歸入民俗研究。但在古寧頭,這些界線並不總是存在——如果說國家的戰史試圖讓戰爭變得可以理解,那麼民間信仰所處理的,可能正是那些仍然無法理解的部分。


古寧頭的村民因為戰爭而外移到金城後浦或其他村落,原本因為海灣而富庶、自成一個大宗族社群的古寧頭,日漸沒落,顯得安靜。奧運金牌、運動部長李洋是近年來少數再為古寧頭帶來光榮的人物。(阿潑攝影)

民俗研究者曾指出,大量非正常死亡且無人祭祀的亡者,在漢人民間信仰中被視為需要安撫的對象。然而,對經歷過戰爭的人而言,祭祀不只是宗教行為,也是一種處理死亡記憶的方式。

這幾年的農曆七月初八,我都會到古寧頭走一趟。從1970年代起,古寧頭在鬼月的這個時間舉行路祭,為的是祭拜那些死在戰爭中的無主孤魂,他們既無親人來認屍,也未必留下了名字。

路祭的幾個位置,恰好落在古寧頭戰役的重要戰場。每到下午4點半,居民推著推車、拎著提籃,或開著車,把雞鴨魚肉、糕點米糧與成疊的金紙擺在路邊,插上香,讓「好兄弟們」享用,然後退到一旁聊天、休息,過一段時間後,再點燃爆竹和堆疊起來的金紙。

2026年的這一天,我在北山遇到了李根政。

李根政的父親年輕時,也曾跟著國軍挖壕溝、埋屍體。小時候,他時常跟著長輩拜拜,卻不確知自己在拜什麼。這回,他特地回到家鄉「研究」路祭,也向耆老詢問起源:曾有軍營連續3天在用餐時被人丟石頭,營長不解,向村長打聽,村長認為不是村民所為,便向關帝爺請示。神明說,軍魂丟石頭已經算客氣,於是指示在七月初八祭拜。


和台灣不同,在金門,各村落會在不同的時間舉行各自的普渡,古寧頭的普渡是在農曆七月初八,祭拜的好兄弟多是古寧頭戰役戰死的軍人。村民會在路邊擺上供品,插上香,祭拜好兄弟。老人家會喃喃有詞,向地下亡魂說:「以前你們為國家犧牲,希望可以在保佑老百姓...。」(李根政攝影)

離鄉多年,李根政這是第一次仔細辨識這套儀式,腦海裡想的卻是戰場的尺度:古寧頭戰役在短短約56小時內,讓數千名外來軍人集中死在一個小聚落及周邊農田。大量遺體就地掩埋,往後耕地翻土,仍可能碰見骨骸。戰史可以記下交戰雙方的兵力、傷亡與勝負,卻很難處理這些死者如何留在日常生活裡。對仍住在這裡的人來說,土地不是戰爭結束後便恢復原狀的土地,它藏著遺骨,也承載著對亡者的畏懼與責任。

戰前,關帝廟、水尾塔、風獅爺,以及鎮守聚落的五營兵將,各自構成一套守護村落的秩序。李根政認為,戰後出現的「路祭」,形成了另一套防護系統:「這祭祀系統不是防禦性的,而是來自和亡靈(好兄弟)溝通與供養。」

而他也轉述長輩的話:自從辦了路祭之後,古寧頭就全境平安。

直到離鄉多年後,李根政才重新理解這項從小看慣的儀式。他認為,路祭是戰爭大規模死亡所留下的重要文化資產,卻也看見它的脆弱:參與的長輩逐年老去,聚落裡的年輕人愈來愈少,沒有人能保證這項儀式還會延續多久。對他而言,這趟回鄉不只是重新認識家族與地方的信仰,也是重新看見古寧頭如何記得戰爭。

「對中華民國台灣來說,官方和社會記住的是一場勝戰;但住在戰場上的古寧頭人,卻得想辦法和亡靈一起生活下去。」這是李根政為這趟田野留下的註記。


和嬸與李家人聽了周班長的要求,替他蓋了廟,在古寧頭路祭開始舉辦的多年後,也在周班長的安徽老鄉要求下,獨立替他們舉辦祭祀,自己籌款10萬元新台幣購買金紙。圖為周班長與這班通信兵的名字石碑,以及和嬸籌募的10萬元金紙。(阿潑攝影)

➤和嬸的七月初八

而這一年的路祭,我也在現場看到了和嬸。

對李家而言,路祭從早上7點就開始。


和嬸與路祭(阿潑攝影)

在金門解除戰地政務之前,古寧頭不僅人丁興旺,還有大量國軍參與路祭,供品無數。然而,隨著時間過去,提供供品的家戶愈來愈少,金紙也隨之減量。

「國軍亡靈都分不夠了,哪裡輪得到共軍。」和嬸的大兒子李增松向我解釋:於是,周班長又找上和嬸,希望她幫忙那位分食香火的安徽同鄉(中共解放軍),再由這位同鄉將金紙、香火分送給其他解放軍。和嬸不得不到處向人「提緣」(募金),要募到10萬元金紙,在路祭時燒給「共軍」。

過去,和嬸每天清晨出門,到海邊挖蚵、剝蚵殼,再把收成帶到市集販售,還四處詢問能否捐贈香油錢,甚至數次拜訪古寧頭出身的縣長李炷烽,請縣長幫忙:「我是為軍為民做事啊。」

對她而言,祭拜的是哪一方都不要緊,重要的是「要不要讓這些人安定下來」,「我們自己拜紅軍(共軍),因為他們就在我們這個地方死掉,只要讓我子孫平安就好,沒關係。」和嬸不在意周班長軍服的顏色,她只知道一件事:為了後代子孫,做什麼都好。 

「祂們說一句,我就說一句,有事找我們,沒事保佑我。」

就這樣,幾十年來的農曆七月初八,和嬸的路祭都從上午開始,一直延續到傍晚。

傍晚,金紙燒盡,村民開始收拾供品,四散離去。這方土地像是什麼都沒有發生過,只留下淺淺的金紙殘跡。和嬸在外籍照護的陪同下往村內走去,她坐著輪椅,小小的身軀幾乎埋進椅背裡。回家的途中,她們經過北山古洋樓的殘牆,牆面上仍看得見彈孔留下的痕跡。如今要說起這場戰爭,只剩下這點印記了。

和嬸沒有見過古寧頭大戰的樣貌,但她記得八二三砲戰之後,每個砲擊落下的日子,也記得周班長傳達給她的記憶。

「可憐啊。」和她聊起自己的故事,她會反覆跟我說:不管蔣介石的兵還是阿共的兵,都很可憐,「不要再戰爭了,我真的會怕。」●

延伸閱讀:

  • 《1949古寧頭戰紀:影響台海兩岸一場關鍵性的戰役》,李福井著,五南出版,2014
  • 《八二三砲戰:兩岸人民的生命故事》,李福井著,五南出版,2018
  • 《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宋怡明 Michael Szonyi著,黃煜文、陳湘陽譯,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
  • 《斷裂的海:金門、馬祖,從國共前線到台灣偶然的共同體》,何欣潔、李易安著,聯經出版,2022
  • 《此岸與彼岸:一個社會運動者的身心之旅》,李根政著,春山出版,2026
  • 《光的邊境:遺落半世紀的金門風景》,Ang著,野人文化,2026
  • 《鱟的啟示錄》,夏婉雲著,秀威資訊,2023
  • 《八二三注》,朱西甯著,印刻出版,2003
  • 《群島有事》,朱宥勳著,大塊文化,2025
  • 《戰地之框:從漁村到預備戰地的魔幻時光,在軍管實驗下成為馬祖人》,陳泳翰、廖億美、黃開洋著,春山出版/連江縣政府,2024
  • 《島嶼幻想曲:戰地馬祖的想像主體與未來》,林瑋嬪著,春山出版,2023
  • 《金馬是引信,亦是誘餌?:遙送習總書記一束橄欖枝》,施明德著,時報出版,2023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

2026-10-20 19:36
話題》在煉獄裡,築起凡人的堤壩── 讀成蕾自傳《如果牆能說話》

坦白講,過往很長一段時間,我就是成蕾書中的「黑子」。作為長期批評中共的異議藝術家,我雖也曾為她遭受的不公與酷刑發聲抗議,但面對她的這本自傳,我帶著審視、甚至苛刻的目光,試圖在字裡行間,尋找她對那段體制內過往的反省——畢竟,她曾是 CGTN (中國環球電視網,又稱中國國際電視臺)的當家主播,在那棟被戲稱為「大褲衩」的央視大樓裡,她曾用流利的英文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當她在演播室裡光鮮亮麗時,同一個體制正在消除社會上一切異議。我想知道,走出黑獄的她,究竟如何面對自己曾作為宣傳機器一顆精巧齒輪的歷史?

在成蕾重獲自由之後,我與她有過一段真實的旅行。我們曾一同受西藏流亡政府邀請,前往印度達蘭薩拉朝見達賴喇嘛,並訪問流亡藏人社群。在這趟旅途中,她展現出的一系列特質讓我記憶猶新,但當時並未深思:面對印度條件簡陋、甚至存在安全隱患的住處,她泰然處之;面對衛生狀況欠佳的異域飲食,她毫無畏懼,對每一餐一飯抱持著孩子般的欣喜;在凌晨出發的旅程間隙,她極其自律地在破飯館的前廊做瑜伽;無論在快散架的計程車裡,還是藏人藝術家的篝火邊,她都能隨口哼出我所熟悉或不熟悉的歐美老歌——從肅穆莊嚴的《奇異恩典》,深情款款的《加州旅館》,再到賈斯汀·比伯的「Baby, baby, baby, oh」。

直到讀完這部書稿,我才迎來了一種強烈的「後知後覺」:那些旅行中的豁達開朗,正是她在中共監獄極端苦難中展現出的驚人韌性的閃光——在水煮爛菜與飢餒中熬過數年;把「乖媳婦豆乾」和千載難逢的一口紅燒肉當作至高享受;在嚴禁劇烈運動的方寸床板間,以沈默的瑜伽奪回對身體的主權;在被無休止審問格式化的大腦裡拚命打撈歌詞,把記憶變成一座自由的點唱機,靠歌聲打破沉默——這一切,對她來說,不是刻意武裝出的英雄姿態,而是在無底深淵中,用生活的碎片編織出的救命稻草。


2023年12月成蕾重返新聞主播台(澳洲天空新聞)

是的,極權機器以為只要將個體的一切身份碾碎,就能鑄就出唯命是從的標準零件。但它低估了這些流淌在日常裡的韌勁:囚室中,對食物的敬意、對身體界限的自主掌控、對音樂的共鳴,以及那份刻在骨子裡的坦率與幽默。

帶著這樣的「後知後覺」回望全書,我最初那種居高臨下的審判與苛求,顯得微不足道。

成蕾這部回憶錄的可貴之處,在於它以田野調查般細緻的筆觸,精準解剖了專制政法系統的「非人化」(Dehumanization)本質。這個系統,從實務管理出發,剝奪了人除了囚徒之外的一切身份與主體性,也竭力抹除個體的最後一抹尊嚴,只是為了以最低成本推行管理與刑訊。而從政治維度審視,這套非人化機制,則是國家維穩與政黨權力意志的自然延伸。

體制折磨囚徒的終極目的,從來不只是為了換取一份「認罪證書」,而是意在毀掉人本身。它透過日常規訓的暴力——13個小時一動不動的坐姿、24小時不滅的日光燈、40公分近距離的沉默監視,以及手不能放進被子、連上廁所都有幾雙眼睛死死盯著——來逐步瓦解你的防線。當她被迫脫光接受檢查,女警像逛超市挑肉一樣隨口評論:「穿衣服看不出來,其實全都在這兒。」在這種環境裡,個人的尊嚴與隱私彷彿從未存在過。而與此同時,來自體制的「關心」更叫人毛骨悚然:在押送時叮囑你小心台階別摔倒,「就像屠夫邊磨刀,邊叮囑小羊別滑倒在自己的血泊中。我們要把你推入深淵,但小心別被石子絆倒。」

如果說約束椅、腳鐐與軟包高墻束縛的是人的肉體,那麼以荒謬堆砌出的訓誡,就是對人精神的謀殺。在成蕾被監視居住期間,審訊人員甚至將手伸進她最深沉的私人傷痛中,他們質問她:「你為什麼要告訴別人你被強姦過?這是某種變態癖好嗎?」在父權與專制機器的凝視裡,受害者被迫對自身的苦難與侵害抱持羞恥與噤聲。而成蕾的平靜回答,卻像一把利刃劃開了這層虛偽的道德遮羞布:「不是,我只是想讓更多人知道,那不是我的錯。而且,即使被強姦過,你依然可以正常、健康地生活。」

這一幕讓人震撼。審訊者一邊用「變態癖好」對她施加道德審判,另一邊,卻在審訊結束時居高臨下地訓誡她「要全心全意去愛」——審判者妄圖同時扮演法官、心理醫生、牧師與上帝,將國家暴力粉飾為道德拯救。然而,成蕾在極限孤立中所守住的,正是這份清醒:苦難不是羞恥,創傷不定義人生,受害者無須為加害者的罪惡買單。這種拒絕被規訓、拒絕自輕自賤的生命力,讓她成為了政治暴力海嘯中一塊頑固的礁石。

審訊者口中不斷重複的「深刻」與「體現我們做了工作」,言外之意,就是企圖讓你在生不如死的痛苦中否定自身道德、懷疑一切,最終放棄作為人的獨立性,任由權力擺佈,以充當地緣政治棋局中打給西方政府的一記耳光。

因此,囚犯與體制的博弈,本質上就是一場「人性」與「國家機器非人化機制」的角力。成蕾能夠作為倖存者走出來,在於她努力抓住了生而為人那複雜而多樣的身份:

作為女人,在粗糙如砂紙的囚服與剝奪胸罩的「無性化」規訓中,她堅持運動維持體態,冒著被獄警發現的風險用衛生紙捲頭髮,與獄友跳起揮舞內褲的「洗衣舞」。甚至每當看到生理期內褲上那抹猩紅的印記,她感到的是「血性的抵抗」——那是身體在灰暗世界裡宣示的最後一點鮮活。

作為母親,體制切斷她與年幼子女的一切聯繫,企圖取消其母職。她撫摸著女兒留下的髮圈,看著自己日漸稀疏的頭髮發呆;而大洋彼岸的女兒寫下「媽媽被關的這段時間,我被迫長大」。當兩年多後終於迎來那通三十分鐘的越洋通話,聽到兒子 Alex 那「99% 氣喘、1% 高亢」的少年嗓音,周圍的約束椅、寒冬與監視的警官,瞬間被愛的洪流衝散。對孩子的思念是她在牢獄中不敢碰觸的軟肋,卻也是支撐她誓要活著走出去的堅硬支柱。


2020年2月,成蕾和女兒、兒子在台灣花蓮旅行留影。這是成蕾失去自由前最後一次見到孩子,再見面已是三年多後。

被囚禁的她,在那座把貝多芬《致愛麗絲》當起床鈴;只能用軟得像麵條的「特供國安筆」;背後調侃所長乳頭為「葡萄乾」;把採買警官習朝陽開玩笑叫作「習主席」的荒誕看守所裡,她沒有選擇成為卡繆筆下的局外人。她會對突發急性腹瀉、滿臉屈辱的年輕女看守輕聲說「你就用這裡的廁所吧」;面對偏執自私的室友 PB,當深夜審訊鈴響起、PB 顫抖著問「我能握一下你的手嗎」,她所有的怨恨都飛出了鐵窗,盡力安慰PB;她甚至在水泥牆的縫隙中,收穫了與隔壁 111 號牢房獄友短暫而詩意的「敲擊浪漫」——八個隔著兩米混凝土的囚徒,用密集的敲擊拼出藏頭詩「愛成蕾」,共同仰望38萬公里之外的同一輪月亮。

作為記者、主播與知識分子,失去社會身份的成蕾,在牢房裡把文字當作唯一的救贖。她在大腦中複習外語、推敲詩句、像分配口糧一樣精讀每一本得來不易的書籍。這讓我想起劉霞曾對我說過的一句話:「我最喜歡的東西都是紙做的,一個是書,一個是煙。它們比人誠實,不會背叛。」在極權的脅迫中,朋友、同事與體制都可能轉身刺向你的胸膛,唯有紙張上的文字與燒掉的煙絲不會改變。身體需要陽光放風,而在囚牢的荒原裡,閱讀是殘酷四月唯一的雨。

這本自傳不只是成蕾的個人受難史,更是一張歷史剖面——它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那一批穿梭於中西之間的跨界精英的「時代幻滅錄」。成蕾的過去代表了這個特定時期的典型人群:出生成長於中國,在西方受教育,攜著雙語優勢與跨文化資本,在中國加入世貿、經濟騰飛的紅利年代洄游……他們普遍抱有一種技術性的樂觀,或者說是幻覺——「只要我專注於自己的專業,警惕政治紅線,就能在這片故土實現自我,甚至能在體制內部改善中國」。

然而,從這部自傳可以看到,最冰冷的現實澆滅了這場炙熱的幻夢。中國被禁的音樂人李志曾這樣唱道:「請你不要相信他的愛情,你看黎明還沒有來臨;請你不要相信他的關心,他的手槍正瞄準你的胸膛。」體制無情而狡詐,它先以繁華許諾,讓你誤以為自己是偉大時代的見證者、國際關係的橋樑;然而政治的風向稍有變換,落下的鐵拳就這樣隨意砸碎個體,為地緣政治獻祭。在宣傳機器需要時,你曾是講好中國故事的「美麗門面」;而當外交博弈需要人質時,同一張面孔、同樣的才幹與人脈,就成了案板上的肉塊。


成蕾的這段經歷除了出版為自傳也被改編為舞台劇《1154 Days》

也許有人會挑剔,成蕾對過去體制歲月的回望,更多出於無奈與天真的懊悔,缺少宏大的道德自省。但當我們真正潛入中共審訊室運行的邏輯時,便會明白這絕非逃避——在一個國家機器將個體徹底非人化、逼迫你否定一切自尊的煉獄裏,一個人唯有死死守住自身的善良、無辜與價值,才能築起心靈最後的堤壩,不被這鋪天蓋地的折磨所吞噬。這份對自我的堅持,不是盲目,而是倖存者的鑰匙。這本書最動人的地方,恰恰在於它保留了一個普通人最真實的困惑、痛楚與本能的自衛,而非一份有標準答案的政治指南。

這不是一本揭示終極政治真理的「先知之書」,而是一本在水泥高牆與精神深淵中頑強守住體溫的「凡人之書」。它讓我們看到:極權主義最可怕的地方,不僅僅在於它剝奪人肉身的自由,更在於他對於人之爲人尊嚴的否定;而人性最偉大的地方,也在於哪怕退縮至方寸床板之間,人依然可以憑藉著對生命、音樂、母愛的最原始眷戀,讓靈魂逃出高牆,在絕壁上開出花來。●

quan_qiu_hua_de_shi_dai_w300.jpg 如果牆能說話:她在國安牢獄的1154天
作者:成蕾
出版:季風出版
定價:52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成蕾

1975年出生於中國湖南,十歲時隨父母移民澳大利亞。2002年進入新聞業。曾長期任美國全球廣播商業新聞電視台(CNBC)亞洲頻道記者和新聞主持人;中國中央電視台(CCTV)英文頻道記者和新聞主持人。2020年8月起,被中國國安以「涉嫌間諜」罪名拘押,長達1154天,後經澳大利亞政府斡旋,於2023年10月獲釋。現居墨爾本,任澳洲 New24(原 Sky News )電視主持人。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

2026-10-20 18:00
2026台灣女性影展》未竟的共感:在理解的限度裡,持續靠近另一個生命

有一個動作,反覆在2026台灣國際女性影展「複數作用」單元的4部電影裡現身:一名飼育員隔著欄杆,替大象清理腳掌;一群原本彼此陌生的年輕女性,帶著暖暖包與物資,朝被封鎖的南泰嶺走去;一個高中女生在同學面前,朗讀安妮.艾諾(Annie Ernaux)關於非法墮胎的文字;一群建築系學生,在朋友面臨畢業評圖時,用一場惡作劇干擾一個幾乎已經定案的判決。

4個動作,其實是同一種姿勢——朝著一個尚未真正理解、卻已開始影響自己的生命,持續移動過去。

然而,沒有一個動作真正抵達終點:動物不會因為人類停止使用暴力,就忘記暴力曾經存在;南泰嶺裡的農民與趕來的年輕人,也不會因為共同度過抗暴的一夜,就消除彼此之間存在的世代與階級差異;學生讀安妮.艾諾,最後讀見的,終究是自己的父母,而不是艾諾本人;朋友即使成功干擾一次評圖,也難以讓另一種思考方式獲得制度的認可。

這4部作品因此共享一個更誠實的立場:理解或許永遠無法完成,靠近卻仍然值得持續。

不過,危險的並非不理解,而是理解的完成。因為一旦抵達理解,靠近也就立刻停止了。接下來發生的,不再是移動,而是命名、代言、安排——我開始知道你是誰,我知道你的痛苦意味著什麼,我知道什麼對你比較好,於是,我開始替你解釋,為你作答。

《集體獨白》沒有急著證明,人與動物終於彼此理解。相反地,本片花了大量時間拍攝等待。曾經用來驅趕動物的掃帚,一次又一次留在原地,卻沒有再揮打下去;人類伸出手,卻必須等待另一個生命自己決定是否靠近。真正改變的,不是動物忽然開始信任人,而是一個身體對另一個身體的預期,在漫長的時間裡,慢慢鬆動。信任不是宣告,而是等待。

《南泰嶺長夜:民主正發生》也是如此。集體並不是一句響亮的口號而召喚出來的。一則貼文、一份物資、一段車程、一支應援棒、一句「陪你撐到天亮」,彼此疊加,才慢慢形成一個無法被忽視的廣場。民主不是一個完成的名詞,而是一種持續發生的動詞:有人充電,有人遞出毯子,有人確認身邊的人還撐不撐得住。共同體不是宣告才成立的,它是一種必須反覆實踐的勞動。只要停止重複,它也開始鬆動。


《南泰嶺長夜:民主正發生》劇照(台灣國際女性影展提供)

《我們的青春與安妮艾諾》則讓閱讀成為另一種靠近。學生並沒有因為閱讀艾諾,就真正理解艾諾;他們沿著他的文字,重新回到自己的家庭、自己的語言、自己的身體。文學提供一條迂迴的路,讓那些原本無法直接說出口的生命經驗,得以慢慢浮現。文學不是取消差異,而是讓差異有了可以被感受的位置。

《安尼閣來舞這齣》則讓靠近變成一種偏心。建築學院相信,每個人都應該接受同樣的評量;安尼的朋友卻拒絕接受這種公平。他們替安尼找地方睡、提供香菸、一起想辦法,在評圖那天甚至策劃畫了一場惡作劇。沒有任何一件事足以讓安尼畢業,也沒有任何一件事能證明他的想法比制度更正確。朋友守住的,不是同伴的作品,而是他尚未被完成定義的人生。他們沒有要求制度重新認識安尼,只是不願意讓制度這麼快完成對他的判決。


《安尼閣來舞這齣》劇照(台灣國際女性影展提供,© Film Heritage Foundation)

如何在不真正抵達另一個生命的情況下,仍然維持靠近?4部作品給出的答案並不相同。有的把共同體建立在等待裡,有的建立在重複裡,有的建立在文學的中介裡,有的建立在偏愛裡。它們彼此並不一致,甚至互相修正。真正的共同體,不是所有人共享同一種方法,而是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拒絕太快放棄另一個生命。

也因此,這4部電影都沒有把制度簡化成一個需要立刻推翻的敵人。動物園仍然以照護的名義管理另一個物種;警察仍然站在封鎖線前;教室仍然存在教師與學生的秩序;建築學院仍然決定誰能畢業。電影沒有假裝自己站在制度之外,而是反覆追問:當一個人無法立刻改變制度,他還能不能改變自己靠近另一個生命的方式?

這4部片,也藏著一個關於「語言資格」的殘酷排列。

《南泰嶺長夜:民主正發生》質疑的是,誰有資格成為政治的主體。那些原本被視為追星、消費流行文化的年輕女性,沒有放棄自己的語言,而是帶著應援棒、迷因與社群文化走進廣場,重新改變了政治的語言。《安尼閣來舞這齣》則追問,誰有資格被制度承認。一種無法翻譯成專業圖面的思考,很快就被判定為幼稚與失敗;如果沒有朋友不斷介入,它甚至沒有繼續存在的機會。

《我們的青春與安妮艾諾》進一步把問題轉向閱讀本身:學生不是直接說出自己的生命,而是藉由艾諾的文字,才得以找到一種可以進入教室的語言。《集體獨白》則把這個困境推到最極端的位置——動物從來沒有替自己發言的機會,牠們的身體、叫聲、退縮與沉默,都必須先經過人類的觀看與命名,才成為可以被理解的意義。


《集體獨白》劇照(台灣國際女性影展提供)

因此,真正站在權力位置上的,不只是警察、教授或飼育員。電影本身也仍然決定著:誰可以說話,誰值得被聽見,誰的沉默仍然只是沉默,誰的生命最後得以留在銀幕上。這是影像作品無法逃避的條件。任何影像都是一次選擇,而每一次選擇,也都同時排除了另一種可能。

因此,真正未竟的,也許不是理解,而是共感本身。它不是我終於理解了你,不是我能夠替你發言,更不是我已經站到你的位置。而是我靠得足夠近,近到不能再假裝你的生命與我無關;卻也隔得足夠遠,不把你的沉默,變成我的答案。●

手指點一下,您支持的每一分錢
都是推動美好閱讀的重要力量

2026-10-20 09:00

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