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蛙」的日語唸作「かえる」，和日語「回家／回來」（帰る）的發音相同。「回家」兩字，是公視台語台2026年9月推出的《再見1987》時代劇裡的一聲絕響，戀人分離前互相許諾，但是沒有實現。

台語時代劇《再見1987》時間背景為1943~1987年日治時期尾聲到二戰結束、冷戰開始至韓戰爆發，空間則橫跨臺灣和韓國兩地，是少數從韓戰角度敘述白色恐怖時期的大跨度電視劇集。《再見1987》所開啟的若干先例之一，還有推出時，改編漫畫《紙青蛙：再見1987》也同步發行。

「《再見1987》是公視台語台想拍『臺灣女人系列』的一部。這不是我第一次和韓國合作拍攝，客家台的《女孩上場》就在韓國拍外景，也邀請韓國的女籃國手來拍攝。」颱風過境的午後，製作人陳南宏、漫畫家周見信共聚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該館正在舉辦「《再見1987》X 展覽『人俘於戰』」特展，展出《再見1987》拍攝時的美術道具。

《再見1987》描述一對相愛的少男少女：李俊賢和邱雪，二戰後本以為能共譜理想家庭生活，卻在政權更迭後幻滅──參與抗爭活動的李俊賢被迫流亡南韓，邱雪則隱姓埋名獨自扶養兩個女兒。故事開始於兩人分離的40年後，邱雪的女兒邱靜之一點一滴挖出家族祕密。「我們參考很多人的真實經歷，有改編、揉合的成分，所以不會說這是某一個原型人物的改編，以免觀眾有所誤解。包含陳篡地、呂赫若、丁韻仙，以及許多受難者遺孀的故事等，還有很多在史料裡查到的人物，都是這部劇參考的對象。」陳南宏說。

➤時代劇能建構島嶼的時間感

從2011年至今已參與製作12部電視劇、4部電影的陳南宏，最初是想要走文學。「我很喜歡文學，高中的時候因為一個老師，而接觸到臺灣文學。大學的時候我念化學系，到了研究所才轉成大台文所，期間一直都沒有放棄寫作。」公視在2008年就被凍結過預算，導演、創作者在自由廣場前抗議，那時剛退伍的陳南宏本來計畫要去台灣文學館工作，卻在那個場合遇到一位導演，被拉一起去拍紀錄片。「結果就進入這個圈子，」一邊寫作一邊從助理做到製作人。

從《新丁花開》（改編自《來去花蓮港》）、《台北歌手》（改編自呂赫若作品及生平）、《日據時代的十種生存法則》（改編自頼和的短篇）到《再見1987》，陳南宏所製作的所有劇集中，時代劇占了一半以上。「我喜歡時代劇，我覺得把過去拍出來，就能讓人經歷，就像《斯卡羅》，拍出來之後，我們就會感覺到這個島真的經歷了那麼長的時間。」透過時代劇，把遠遠長於一個人生命歷程、但曾發生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事情呈現出來，觀眾的時間感被建構了，「時代劇可以把這個島上的時間維度一直往前拉，最好愈拍愈以前啊！」

1980年代解嚴後，各界促成《公共電視法》立法，公視於1998年正式開台， 2017年政府推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公視獲得穩定資金，開始大量投入拍攝如2015年大獲好評的《一把青》般大型的時代劇。「時代劇在滿多國家都算是具有商業潛力的題材，」陳南宏說，「例如韓國拍《陽光先生》、英國拍皇室的題材等，喜歡看時代劇的觀眾足以撐起拍攝這些劇的預算。」但臺灣的情況不同，「所以將近百分之八十的時代劇，目前都是公廣集團拍攝的。也是有少數民間電視臺拍攝，例如台視拍過《雨後驕陽》、再早一點，民視也拍過。對年輕人來說，時代劇不是他們的選項，更別說嚴肅題材的時代劇。」然而，「『公共性』畢竟是公廣集團會放在心上的，即使拍攝時代劇不是他們必然要做……我覺得，現在的復古風潮，或許能成為時代劇受到注目的契機。」陳南宏樂觀的認為。

➤期望轉型正義進入下一個階段

以白色恐怖為背景的創作，至今並不少見，尤其在5、6年前開始明顯以類型化、商業化的姿態進入大眾娛樂圈，不過，陳南宏期待《再見1987》能把對威權時代的討論，更進一步地和年輕大眾溝通：「我想處理轉型正義的另外一個面向，尤其是進一步對加害體制的描述、受害者的複雜性—受害者也曾經因為自身的參與傷害了友人而有愧歉。」

在找資料的過程，陳南宏看到「有些當時被通緝的人逃去韓國，也有臺灣人去打國共內戰，後來又被抓去打韓戰……」場景拉大到韓國之後，威權體制和戰爭的受害者群像變得複雜了──臺灣人反抗威權政府被通緝後逃到韓國，20、30年過去還是回不了臺灣；中國志願軍在韓戰中成為戰俘，遣送到臺灣前被迫刺上反共刺青，從此回不了中國……「但這些人，都只是想回家而已。」

冷戰是在描述白色恐怖時期的故事裡比較少見的審視角度，陳南宏希望用《再見1987》把對戒嚴時期的討論更加深入。「而且，我覺得現在其實某種程度已經像是在冷戰，」陳南宏因此認為，把韓戰拉進劇本裡，不單能打開對於過去的討論，也能為此時的局勢引發省思，並且呈現更立體而非扁平的史觀。他在「挖掘在地歷史運動」與《再見1987》合作舉辦的讀劇工作坊中，接觸了來自北、中、南的年輕人，發現他們普遍最感興趣的，正好就是「特務與被監視者」和「母女」之間的情節。

「年輕人看到上一代對政治的恐懼，往往會覺得『有那麼嚴重嗎？』而去挖掘這個問題到最後，我們可能會發現事情就是那麼嚴重。」《再見1987》仔細描寫上一代的恐懼，也描述朋友之間遭遇複雜的立場衝突時所可能做出的抉擇，「漢娜．鄂蘭提出的『平庸的邪惡』也是我想討論的東西。」曾參與《我們與惡的距離》陳南宏說，他希望《再見1987》揭露比單純描述「受害者的苦難」和「加害者的殘酷」更為複雜深層的現實，「家人被抓很恐怖，但如果你曾經害朋友死掉，是不是其實更恐怖？留下來的人，在這種自我否定的情緒下一直活著，恐懼是會持續疊加上去的。」

➤用130頁凝練劇本精神

改編漫畫《紙青蛙：再見1987》為了要和劇集同部推出，製作期只有大約半年，周見信很快判斷這部漫畫必須要用輕簡的節奏來呈現。「讀劇本的時候，我有被裡面的一些東西抓住。《來自清水的孩子》也有畫到一點點韓戰，但《再見1987》更加深入的描寫了戰俘營。」

不過，時間橫跨40年，多條故事線同時進行的劇本，要畫進一本100多頁的漫畫裡，並不是容易的工程。「我想過幾種不同的結構，例如用三個女人、或是用三封家書來拼組……但試過後，發現這樣很破碎，沒看過劇的讀者會看不懂，最後我決定用男女主角──李俊賢、邱雪的兩個視角來講故事，讓這兩個角色帶著讀者去經歷他們所經歷的事。然後盡量安排成前半是李俊賢視角，後半是邱雪視角，不要跳來跳去。」周見信解釋，雖然用上帝視角來說這個故事會容易得多，但會讓讀者缺乏帶入感。

開始畫之後，礙於漫畫篇幅，周見信不得不面對許多取捨，「有些支線如果放進來，會變得太龐雜，例如特務那條線。」不過，被精簡掉的情節，周見信還是會用隱晦的方式放入畫面，成為有看過劇的讀者能去發掘的彩蛋，「像是在教堂裡，會看見特務其實有在旁邊監看。」放掉部分故事線，是為了把劇本裡最重要的事情表達得更完整，「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考驗。我希望讀者能盡可能看懂所有發生的事。」

而針對先看了劇再看漫畫的讀者，周見信也刻意畫出和劇裡一樣的物件、招牌、店面等，使兩種載體之間有所連結。「畫分鏡的過程，我會一直把草稿丟給團隊看，看看對話合不合理、物件對不對。節奏也很重要，每一個事件的篇幅都要差不多，不然整本漫畫讀起來就會失衡。」將重要事件提取出來，並且運用分鏡手法，讓每個事件能在限定的頁數中敘述清楚，漫畫家需要花費不少心思。「丟出來的訊息都要是有功能的……或許是解釋了某件事，或是拋出一個接下來要去解答的問號。」

➤一本漫畫，四種語言、三種氛圍

《紙青蛙：再見1987》採用「原始語言」來寫角色對話，台語、華語、韓文、英文都是原樣呈現，在篇幅有限的狀況下，這樣的手法不但沒有讓情況變得更複雜，反而使讀者在閱讀時不用費神去了辨識角色身分，且能更直接的接受到語境。周見信認為，「角色使用什麼語言，有族群和時代上的意義，」還能顯現出角色在不同關係中、或是公私領域中的身分轉換，「像在《來自清水的孩子》中蔡焜霖前輩和小孩講話用台語，和妻子講話、尤其是不想要小孩聽懂的時候就會用日語。」只不過，在漫畫版面上，為了同時呈現原文與翻譯，必須考量對話框的大小要足夠。

翻看《紙青蛙：再見1987》，會發現有三種底色輪流出現：白、黑、灰。「我沒有刻意去設計，只是直覺上，回憶的時候很像是往事在黑暗中浮現，」所以回憶畫面大多是黑底；「在戰俘營的時候有一種糊糊的感覺，」灰底能呈現這種混沌不明的場景，而男女主角相處時才偶會出現明亮清爽的白底黑線稿。另外，偏寫實畫風在角色設計上，無法用符號化的方式去讓讀者輕易辨別人物，加上書中很多人物都會歷經年少到年老的階段，周見信用臉型、五官特徵和氣質來讓人物各有不同風韻。

簡練細膩的手法，把漫長歲月畫進短短130頁的黑白漫畫中。「雖然我有看劇照，但我還是重新把我想要的形象賦予那些角色，把他們的差異拉大，不然在閱讀時真的很難分辨。尤其是他們在戰俘營的時候造型都一樣啊！」

➤跟著情感流動來閱讀

陳南宏在《紙青蛙：再見1987》的後記中寫到：「本書大膽跳脫原本劇本的兩條線性敘事……跟隨著主要角色的情緒流動來進行改編……」對此，周見信認為：「用人物間的情感作為吸引讀者的元素，來說這段歷史，讀者就容易共感、被情節拉著前進，甚至會去思考，如果是自己在那個時空下，會做出和角色一樣的決定嗎？我覺得這些圖像創作，很像是拼圖，讀者可能看過口述歷史、紀錄片，現在有漫畫、影劇，一塊一塊把那個時代的事情湊起來，去理解那個時代不同的人的處境、樣子，那些人都不只是一個名字，而是有故事、有家庭、有愛有恨的生命。」

本來的想法是要將《再見1987》改編成「漫畫」，但經過周見信的轉譯，陳南宏覺得《紙青蛙：再見1987》更適合以「圖像小說」來定位：「其實我不算看很多漫畫，大概在《寶島少年》、《少年快報》時期會看，接著就是《七龍珠》、《足球小將翼》、香港漫畫家黃玉郎的《如來神掌》……然後就沒什麼看漫畫了。這次團隊提議漫畫和劇同步推出，我只有寄劇本和一些史料給周見信老師。初稿寄來的時候，我很驚訝，好像在讀小說，和看劇很不一樣，可以凝視一個畫面，可以反覆看一句對話。讀起來很享受，文學性很高。」

《再見1987》在時間和空間上的跳接，需要花心思去理解，不過陳南宏認為，其一是這部劇來就求挑戰和突破，二來如今觀眾都是資深劇迷，看懂非線性敘事應不是難事。「時空切換的時候，我們都會安排橋接的元素，通常是兩端共同的情緒──可能是思念、想家，或是正在拒絕一段愛情……也可能是用問答來接，在1987年角色有一個疑問，然後時間跳回1943年獲得解答。」利用這樣的手法，把雙線進行的故事巧妙交織起來。

➤漫畫與劇集殊途同歸

「相較於漫畫，戲劇的觀眾應該比較多，能影響的範圍比較大，但是戲劇播完就結束了，漫畫會一直在圖書館、在書店裡被遇到──一個走比較廣、一個走比較長。不管是漫畫和戲劇，只要做出來，就多少有機會讓年輕人對這些歷史接觸。」針對漫畫和戲劇分別期望接觸到什麼樣的觀眾和讀者，周見信說。

陳南宏補充道：「在檔案開放後，臺灣在學術上大概這三、四年開始爬梳威權體制的細節與傳承。這部戲應該是第一次在影像上呈現警總的內部和警總裡同事相處的樣貌──湖南幫不爽福建幫──全臺灣20多個竊聽單位只有少數不是福建幫，不同省籍之間是怎麼爭鋒相對、怎麼揣測上意、偷雞摸狗……我想用這部戲，讓加害者的體制再清晰一些些，轉型正義在戲劇上也就能夠再往前推進一些些。」

《再見1987》自首播以來好評不斷，無論是劇本、演員還是製作細節都備受觀眾讚賞。不過，在叫好之餘，陳南宏最期待的是：「用這部劇提醒下一輩，要嘗試帶父母輩從他們的恐懼中走出來，即便他們仍繼續把門關著，但如果連嘗試都沒有的話，那就他們就永遠沒有機會逃離恐懼，我們應該要一直去陪伴、去靠近。」

李俊賢流離失所、邱雪等不到愛人令觀眾讀者揪心，然而在現實中，創作團隊則希望這個故事能伸出一隻手，帶長輩回家。●

「下次再來玩喔！」女兒年幼時，曾笑著對王治德說，當時她眼中的陌生人，其實是爸爸。說來心酸，因為女兒的出生，王治德有了甜蜜的負擔，接了更多工作，因為拍片的工作需要久待劇組，更幫不上妻子蔡青樺，無法陪女兒成長。

為了生存的封閉忙碌循環，是小家庭都市生存的共同處境。當時的他們或許沒料到，幾年後會舉家遷至宜蘭壯圍，過著大不相同的生活。

➤為了更多陪伴孩子的時光，他們離開熟悉的台北

蔡青樺與王治德相戀多年，卻攜手走過各自孤獨的日子。王治德在美國念研究所和短期工作，待了約5年時間，回台後，換蔡青樺遠去英國，兩人遠距離很長一段時間。

20多歲時，蔡青樺一直有開咖啡店的目標，同時做多份工作，磨練開店技能：調酒、烘豆、煮咖啡都不在話下。「懷孕」打斷了她人生的節奏，「烘豆也不能了，會想吐，開店更不用講，只能放下。有些朋友這時候已經開店了，我心裡當然會焦慮。」

20多歲的王治德呢？頂著美國研究所的高學歷回台，台灣影視業界人脈全無，即使胸懷大志，也得先放下學歷，四處投石問路，從接案助理開始建立連結，每件小工作都不能放過。最落魄的時候，一年只賺了6000元。

女兒出生後，有段時間，兩人的關係是緊張的。即使理想主義者如蔡青樺並不抱怨丈夫經濟上的困窘，但她期望更多丈夫的陪伴。「即使他認為已經盡量陪伴我們了，對我而言，我還是覺得大部分的時間，只有我跟小朋友相處。」蔡青樺會分享母女的日常給丈夫，「他還是會覺得無法參與。他心裡覺得不夠，這也關於，這是不是符合他自己對『成為爸爸』的期望。」

藏器待時，身懷技藝的王治德，沒有一直落魄，他深知妻子懷有開店夢，只是台北居大不易。案源逐漸穩定後，他因為工作來到宜蘭壯圍拍片，發現這裡很符合他們小家庭的想像。後來又後來，他們開了壯圍鄉中唯一的獨立書店「嶼伴書間」。

「我們一家很常去海邊，這裡離海邊只有10分鐘，而且海邊都沒人，我們也會到礁溪泡腳，去濕地看水鳥，」蔡青樺分享。採訪王治德時，他不約而同說了看海的回憶。夫妻分別有默契地提到，那天海邊還有另一組人，離他們很遠很遠，「差不多有100、200公尺吧」，整條海岸在記憶的畫面中，只留給了他們一家。

 ➤育兒空間與轉型正義何干？

為了咖啡店的夢想，蔡青樺備戰多年，為何後來改開書店呢？「別人會覺得我們兩個都有一點太理想化了，想做事情時，理想大過現實的考量。有些人會想怎麼賺錢，我們想的就是……『我要讓這個空間長成什麼模樣』，一直往自己的偏好想像。」回應時，蔡青樺流露了羞赧的神情。在「開書店」上，夫妻兩人幾乎沒有太多爭執，「我們的價值觀很接近。」蔡青樺喜歡閱讀，王治德也有不少藏書，無論開什麼空間，書都是必不可少的。

全職育兒的那段時間，蔡青樺一直在思考該怎麼跟孩子相處，「大家都說『照書養』，我各種育兒書都看，想說哪一種更適合我們。」她認識了許多倡議兒童遊戲權的同伴，後來也陸續擔任「社團法人臺灣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簡稱「特公盟」）的理事與常務監事。

她認為兒童的遊戲空間，要有兒童與父母的參與，不能單看政府或設計師要怎麼規劃，「要在意使用者的想法，要平等對話，政府或設計師不能因為自恃專業，就高高在上。」蔡青樺說明。從兒童權開始，她也慢慢接觸到人權、轉型正義、性別教育等不同議題。

「兒童權」跟「轉型正義」看似遙遠，對蔡青樺來說卻一點也不。「它們看起來是不同的議題，核心都是人跟人之間的理解。」蔡青樺分享。無論是大人與小孩、不同的性與性別、專業者與使用者、多數與少數、加害者與受害者，關係裡總有權力位置的差異。人若沒有察覺自己站在哪裡，很容易在說話、判斷、行動時，不自覺地用上對下的方式對待他人。

這延伸到轉型正義，也是相通的。許多人面對白色恐怖、歷史創傷，第一個反應是害怕、迴避，或者覺得「都過去那麼久了，為什麼還要一直講。」但蔡青樺認為，恐懼往往來自不理解，而不理解又容易加深刻板印象與排斥。若願意多知道一點那些時代裡的人如何受苦、如何失去、如何沉默至今，就會明白，為什麼有些故事必須被繼續說出來。

瀏覽嶼伴書間的書架與選書，呈現了蔡青樺的這個人，溫暖的氛圍，卻又直面議題。關於情緒、戰爭、性別、自由、記憶與創傷的書，提供讀者練習，練習看見他人的處境，練習不因害怕而抗拒了解。從後見之明來看，由咖啡店到兒童公共空間，再到獨立書店，她逐步練習，且朝著空間創作者前進。

➤舊金山的電影院與壯圍的小書店

因為自己是影像創作者，對王治德來說，書店最大的意義，是連結更多的創作者，尤其是那些還沒有被獎項、媒體、出版市場看見的人，如同過去的自己。

這個想法，來自他在舊金山念書時的記憶。當時，他租屋處附近有一間在地小戲院，週末才有正式演出，平日幾乎沒有生意，戲院裡卻有一台老放映機，願意讓學生帶自己的作品去放映。創作者不需要付費，觀眾只要花兩、三塊美金，就可以坐下來看一支還很粗糙、或許只是課堂作業的影片，結束後再和創作者簡單交流。

那樣的場景，王治德一直記得。「我很喜歡那樣的模式。」他說。對他而言，創作不是突然橫空出世，不是某個人得了獎、媒體開始錦上添花，才值得被看見。真正的創作，是一段漫長累積的過程，只是多數時候，外人只看到最後發光的瞬間，卻看不見此前那些寂寞、反覆磨練的時間。

因此，當他和蔡青樺討論要開一間書店時，他心裡其實也帶著那間舊金山小戲院的影子。王治德印象深刻的例子，是繪本創作者玉米辰帶著《若是咧送批》來到書店。這本書描繪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被帶走後留下的遺書，如何在多年之後，才終於被送回家屬手中的故事。創作過程艱難，出版後也不容易被市場看見，玉米辰只好自己一家書店、一家書店地跑，親自向讀者介紹作品。

「他來我們書店，我們有準備一點車馬費給他，他堅持不收。」王治德說，當時，這本書還沒有後來的光環，沒有多少人知道它終將獲得金繪獎非虛構類繪本大獎。後來玉米辰得獎，王治德最感動的，並不是「終於成功」這件事，而是創作者的得獎感言。玉米辰表示，他沒有辜負那些把故事交給他的人。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創作者的心態。他不是把榮光放在自己身上，而是覺得，我沒有辜負這些人。」對王治德而言，創作者最可貴的地方：不是為了名利，而是有些故事不能放下。

搬到壯圍後，自然也影響到王治德工作的節奏，他將目光轉向在地，也轉向自己的創作，工作生活與創作，有了不一樣的平衡。

➤為孩子讀一本書，是不需要任何目的的陪伴時光

嶼伴書間剛開幕時，正逢疫情嚴峻，店幾乎無法正常開放，即使用預約制也十分冷清。那段時間，蔡青樺和女兒一起參與線上說故事活動，講的是繪本《什麼！》。故事裡，孩子不想睡覺，奶奶沒有急著斥責，也沒有命令他「趕快去睡」，而是一路接住孩子的要求：沒有棉被，就做一條棉被；沒有枕頭，就做一個枕頭；沒有東西可以抱，就做一個娃娃。忙了一整晚，天亮了，孩子還是沒睡成。

她也喜歡《無所事事的美好一天》與《我的願望，天天不挨罵》，前者提醒大人不要急著替孩子排滿活動，因為無所事事也是孩子重要的精神糧食；後者則說出孩子常被大人誤會、莫名挨罵的委屈。這幾本書看似輕盈，卻都在談同一件事：大人能不能暫時放下命令、安排與判斷，先理解孩子正在經歷什麼。

即使女兒已經12歲，可以自己閱讀，蔡青樺至今仍會在睡前念故事給她聽。以前女兒年紀小，一個晚上可以聽5、6本繪本；後來改念小說，有時一念就是兩個小時。她原本想著一個章節差不多該停了，女兒卻說還想知道後面發生什麼。蔡青樺也享受那段時光，於是故事便一再延長。

現在，女兒不再需要她每天陪讀，卻仍會偶爾喊：「媽媽等一下上來講故事給我聽。」她們在床邊，用一個小時，讀女兒挑的故事或小說。不是因為女兒不會看，而是因為「聽故事」本身，是另一種親密。

前陣子母女一起讀《藏在心裡的願望》。那是一本帶著哲思的小說，書裡每隻動物都有自己的願望，有些無厘頭，有些詩意，有些則像在面對生命裡難以解釋的情緒。蔡青樺有時念完一小段，會問女兒覺得如何。女兒有時說聽不太懂，有時說這是一個好故事，有時只是大笑。對蔡青樺來說，這些反應都很好。閱讀不必每次都有結論，故事先進到心裡，某一天或許才會慢慢長出意思。

「小孩其實會知道你想對他做什麼。」蔡青樺說。如果大人把所有事情都變成教學，孩子很快會感受到壓力。尤其現在的孩子在學校已經讀了太多課本、作業與指定材料。書很容易變成另一種課業。她希望孩子感覺到的，是故事本身仍然很奇妙；閱讀可以只是開心地分享，可以只是眼睛休息、耳朵聽著，和大人一起沉浸在故事的世界裡。閱讀不是把孩子變得更乖，也不是讓她立刻學會什麼道理，而是提供一段大人與孩子共同停留的時間。

這段大人與孩子共同停留的時間，花了他們許多年才抵達。簡單的日常時光，其實一點也不。

➤開書店，有點像是我們自己的社會運動

「隨著生命不斷在改變，決定開書店，嘗試一些事情，得到一些東西，然後走到哪裡，都是生命的變化。」蔡青樺說。

採訪結束前，記者要關閉錄音筆前，王治德忽然主動分享：「我們小孩出生那一年，剛是『太陽花學運』，青樺一邊看電視，一邊餵奶，一邊哭，我們就想說，小孩剛出生，她的未來會是怎樣呢？」

「我們希望可以做點事情，可是我們不一定是上街頭的人，不在公家機關，沒有制定法律或政策的權力，那我們可以做點什麼，對社會，產生一點點的影響力。開書店，有點像是我們自己的社會運動。」王治德說。嶼伴書間看似一則單純的移居故事。背後有都會生活的壓力，有接案工作者不穩定的勞動節奏，也有一對父母在生計與育兒之間，被迫反覆衡量的取捨。

嶼伴書間先是為了讓一家人有時間彼此陪伴，讓孩子在故事、海風裡成長；後來也成為一個小的公共空間，讓那些關於歷史、性別、人權、兒童、創作與記憶的書，安靜地留在書架上，等待有人翻開、討論、理解。

若把書店經營者，看成空間創作者；「嶼伴書間」最初是給孩子的空間創作，顯然也是他們夫妻作為陪伴者，給島嶼的一份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