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戰爭！」

「守護憲法第9條！」

「先向24萬名死者道歉！」

「反對戰爭！」

2026年6月23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任後首次踏上沖繩，出席一年一度的「沖繩全戰歿者追悼式」。就在她站上靈台之前，發表追悼致詞時，台下此起彼落的抗議聲，一次又一次打斷了儀式的肅穆。

6月23日是沖繩的慰靈之日，也是全日本最重要的戰爭追悼日之一。本應是最安靜的一天，卻往往成為最喧鬧的一天。

➤慰靈之日，為什麼沖繩總有人喊「停止戰爭」？

對許多沖繩人而言，他們抗議的並不只是高市早苗，而是她所代表的政治方向。

循著安倍晉三路線執政的高市，去年曾公開表示，若中國對台灣動武，會影響日本存亡；今年4月，又釋出推動修憲的意向。加上自民黨在2月眾議院選舉取得壓倒性勝利，包含國會議事堂前，日本各地紛紛出現護憲集會，沖繩自然也沒有缺席。

因此，在高市早苗與其內閣成員的座車進入追悼式所在的和平紀念公園前，路口早已有抗議民眾拉起各種倡議布條：「反對佈署導彈、削減軍事預算轉移到教育福祉之用」、「不要讓沖繩再次成為戰場」、「守護憲法第9條」。

與歷任首相相比，高市的致詞更著重於「為保衛祖國而犧牲的人們」，未談到被捲入戰爭的沖繩平民不過，她不忘重申日本戰後一再宣示的和平誓言：

「我國在『決不重蹈戰爭慘禍之覆轍』的堅定誓言下，作為珍惜和平的國家走到今天。在此向所有亡者莊嚴宣誓，我們將持續努力，實現所有日本人都能和平富足生活的社會。」

就在她說出這段話時，場內另一側，警察正與抗議民眾拉扯，並陸續將人架離會場。

抗議聲漸漸平息，高市完成致詞，現場響起稀落的掌聲。那掌聲既談不上認同，也沒有明顯的拒絕，更像是追悼儀式應有的禮貌。反倒有一、兩位民眾大聲喊了一句：「謝謝。」彷彿想挽回騷動引發的尷尬。

自2015年安倍晉三執政以來，到今天的高市政權，我已五度參與官方舉辦的沖繩全戰歿者追悼式，每次只要輪到首相致詞，現場便會出現抗議聲。

這樣的場景，在日本並不常見，卻成為沖繩慰靈之日的「定番」。它反映的，不只是中央與地方的政治分歧，更是雙方對戰爭記憶截然不同的理解。

不過，今年的抗議規模，已遠不如2015年。當時安倍晉三剛通過新安保法，放寬自衛隊行使集體自衛權，並積極推動修憲。就在他步上講台、甚至還沒開口之前，「滾回去」、「戰爭販子」、「騙子」等怒吼便已席捲整個會場，不少人甚至起身指責。安倍則神情未變，完成致詞，最後只得到零星掌聲。

相較之下，今年的抗議顯得平靜許多。不過，與過往的騷動只留在儀式現場相比，今年沖繩人的抗議聲有突破島嶼的邊界，穿進本土主流媒體的報導板塊。

有位沖繩長輩曾拿出NHK去年的新聞，以及首相官邸公布的官方影片給我看：「你看，他們會把那些聲音剪掉。」

去年，我同樣在追悼儀式現場。石破茂致詞到一半，後方忽然有人高喊口號，引起一陣騷動。因距離太遠，我既聽不清楚內容，也看不見人。直到儀式結束，我打開X（推特），才知道那名男子喊的是：「戰爭就快來了。沖繩人，請發出你們的聲音。總理，請答應我們，不要讓沖繩成為戰場。」

然而，除了幾位長期關注沖繩議題的網友轉發影片，幾乎沒有媒體報導，也未引起討論。今年卻不同——追悼儀式結束後，相關影片迅速在網路流傳，大批網友批評抗議者不尊重亡者，認為追悼儀式不是進行政治主張的場所；也有人反駁，正因為這是一場追悼，沖繩人才更有資格反對戰爭。有人留言寫道：「如果你的孩子被殺，在法庭上對著兇手喊：『把孩子還給我。』這樣有錯嗎？」

對許多沖繩人來說，那場戰爭的責任不只屬於美軍，還有將沖繩視為「捨石」的日本政府。然而歷任日本首相，在追悼式上多表達哀悼與減輕基地負擔的承諾，從未以政府名義對沖繩戰本身發表過正式的法律或政治道歉。日本政府甚至否認「集團自絕」的事實，為此不惜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提起訴訟——只因他在《沖繩札記》裡書寫過那段歷史。

若干政治人物的發言，讓輿論更為沸騰。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在推特發文表示，當高市首相發表講話時，現場傳出的起鬨聲令人痛心，並拿一名「真誠講述曾祖母戰時經歷的初中生」與抗議的成年人做對比，「至於誰真正打動了在場聽眾，答案不言自明。」

高市早苗則在記者會表示，她致詞時並未聽清楚抗議內容，但也強調，「儘管有人呼籲『停止戰爭』，但事實是我們並未在進行戰爭。戰後以來，日本始終堅持走在和平國家之路上。正因如此，為了捍衛和平、守護生命，我們決心增強防衛能力。」

相較於安倍晉三選擇沉默，高市早苗不僅回應了抗議，更清楚表達自己的立場。只是，對許多沖繩人而言，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慰靈儀式的爭議。他們想問的是：如果戰爭再次發生，第一個成為戰場的，會不會還是沖繩？

➤戰爭留下的，不只是死亡人數，還有整座島嶼共同承擔的集體創傷

距離追悼儀式會場不到100公尺，一頂白色帳篷靜靜立在路旁，帳篷裡，幾位70、80歲的長者已經絕食抗議了4天。他們訴求的，日本政府計畫停止將沖繩南部、可能混有戰歿者遺骨的土砂運往邊野古，用於新基地填海工程；他們也反對高市早苗來到沖繩，在慰靈之日向戰歿者獻花。

發起這場絕食抗議（ハンガーストライキ）的，是長年投入戰歿者遺骨挖掘工作的具志堅隆松。

「每年慰靈日，首相都會站在和平之礎前，說要向戰歿者致上最深切的哀悼。」他望向追悼會場的方向，停頓了一下，又說：「可是另一方面，政府卻打算把可能埋有遺骨的土砂挖出來，倒進邊野古海裡。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40多年來，具志堅一直在沖繩各地尋找戰歿者遺骨。對他而言，那些土砂從來不只是土砂，而是混著戰爭鮮血，埋著等著回到家人身邊的亡靈的土地。因此，當防衛署決定使用沖繩南部的土砂填海時，他無法接受。

「這些政治人物嘴上說要哀悼亡者，實際上卻把他們丟進海裡，」他說，「如果真的想追悼亡者，就應該先停止這些計劃。否則根本沒有資格來沖繩獻花。」

然而，對具志堅而言，需要停止的，不只是填海工程，還有戰爭。

「不要再把沖繩推向戰爭。」他說，這是他們的第3個訴求。

近年，日本政府不斷提出「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並以此強化西南群島防衛部署。對東京而言，那是一套安全保障論述，但對許多沖繩人而言，它指向的卻是另一個畫面——沖繩再一次成為前線。如同報導者團隊在《島鏈有事》一書中提到的：在兵推的情境中，位在解放軍對日施壓的第一線，卻因二戰慘痛經驗而對軍事政策極為敏感的沖繩，在戰爭模擬劇本中，不斷現身於「台灣有事」的最關鍵位置，

「一邊向戰歿者獻花，一邊推動可能讓沖繩再次成為戰場的政策。」具志堅搖了搖頭，「這讓人無法接受。」

「不要讓沖繩再次成為戰場」（沖縄を再び戦場にするな／沖縄を二度と戦場にするな）不是近年才出現的政治口號，而是戰後80多年來，一代又一代沖繩人反覆說出的願望。因為對他們而言，戰爭不是歷史，而是仍留在土地上的記憶。

1945年春，美軍登陸沖繩，日軍明知無力抵抗，仍命令軍民一路向南撤退，希望藉由延長戰事，拖住美軍進攻日本本土的時間。那場戰役持續82天，島上的居民並沒有因為軍隊而得到保護，相反地，許多人被迫充當人盾，被趕出藏身的洞穴，甚至遭到日軍殺害或逼迫自盡。人們慢慢意識到，軍隊不是在保護他們。

戰後留下的，不只是近20萬人的死亡，更是一整座島嶼共同承擔的創傷。如果將沖繩縣籍軍人與平民死亡人數合計，約占當時全縣人口四分之一。幾乎每一個家庭，都失去了親人。那是一場集體的創傷，在地圖上留下的，是燒焦的土地，是一座座集體埋葬墳塚，也是一代傳給一代的記憶。

1956年出生的具志堅沒有經歷沖繩戰，卻是在戰場遺留下來的風景中長大的。童年的山坡仍留著彈坑，雨後積水成池；田地裡不時挖出軍靴、子彈、砲彈，甚至人的骨骸。孩子們把報廢的軍用品當成玩具，沒有人覺得奇怪。

街上偶爾也會看見幾個衣衫襤褸、喃喃自語的人。直到長大後，他才知道，那些人患的是今天所說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大江健三郎在《沖繩札記》中也寫到沖繩戰讓沖繩的精神病患是本土的2.5倍）

「因為到處都是，所以我一直以為，全日本都是這個樣子。」具志堅說，畢竟他還小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長什麼樣子。

而真正讓具志堅第一次將戰爭與死亡連結在一起，是一次上山玩耍。他在一頂鋼盔下，看見了一顆完整的人類頭骨。「如果只是零散的骨頭，不一定會立刻想到那是人。」他回憶，「可是看到頭骨，就知道了。」

他嚇得轉身就跑，沒想到，多年後，他的人生卻與這些骨骸再也分不開。

1982年，沖繩回歸日本第10年，當時還是童子軍成人領隊的具志堅，受邀協助日本本土的遺骨收集團體進山尋找戰歿者遺骨，依憑著他對沖繩地形的熟悉及對戰爭的理解，很快地就找到巨石縫下埋藏的諸多骨骸。這個經驗，他說至今仍無法用語言完整描述。

回家的路上，他心裡反覆想著：「我到底做了什麼？」「我有資格做這種事嗎？」他不是遺族，也不是宗教人士，憑什麼去碰觸別人的遺骨，挖掘別人的家人？「那一天我真的覺得，我再也不會參加第二次了，太沉重了。」

隔年，他再次接到邀請，心裡掙扎許久，而後閉起眼睛，想到了去年見過的那些從日本本土遠道而來的老奶奶——披著雨衣，戴著手套，在泥濘的山路上艱難跋涉，只為尋找自己孩子的遺骨。那個在雨霧中顯得瘦弱而堅韌的身影，讓他想通了一件事：「至少比起那個老奶奶，我這個在地人應該能找到更多遺骨吧。」

從那之後，他不再等待別人邀請，而是主動投入遺骨搜尋。因為他知道，沖繩潮濕炎熱，骨骸會一天天風化。如果再不尋找，它們終將和泥土一起消失。

具志堅的初衷一直很單純：希望讓這些還沒辦法回家的人，能夠回到親人身邊。為此，他長年奔走，向政府提議要收集戰爭遺骨、做DNA鑑定，直到2016年關於推進戰歿者遺骨收集工作的法律終於通過，他以為自己就可以退休了，沒想到，日本防衛省隨後計劃將沖繩南部的砂土用於邊野古新基地的填海工程。

「沖繩南部是什麼地方？那裡是沖繩戰最慘烈的戰場，無數士兵和平民死在那裡，很多人的遺骨至今仍埋在地下，那裡的泥土，吸滿了戰歿者的血。」

那些埋藏著無數亡者的砂土，就這樣要被倒進大浦灣，成為基地的一部分。對具志堅來說，這是對死者的褻瀆，也是對遺族的再度傷害。他說，舊日本軍是防衛省的前身，那些遺骨是防衛省的前輩，也是昔日的戰友，「為了當年殺害戰友的美軍而建的基地，使用的竟然是戰友的遺骨。這是對戰友、對遺屬的背叛。」

從來沒有參與過沖繩反基地運動的具志堅感到無法忍受，2021年3月，他在沖繩縣政府錢進行了第一次的絕食抗議。

「丹尼先生，幫幫忙（デニーさん助けてぃくみそーれー）。」絕食的第3日，具志堅拿起大聲公，悲鳴式地朝著縣政府大樓的高處，以沖繩語向縣知事玉城丹尼喊話：「用含有沖繩戰役犧牲者鮮血和骨頭的土壤來填埋用於建設美軍基地的土地，是極其不人道的。」

玉城丹尼在具志堅絕食第6日帶著食物前往探視，答應具志堅會好好思考該怎麼做，但具志堅卻認為這不是知事一個人獨自承擔的問題，「我希望把受害者家屬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希望大家一起思考。」

➤成為日本人，就能遠離戰爭嗎？沖繩人對「復歸」與憲法第9條的思考

具志堅沒有親身經歷過沖繩戰。他的父親曾被日本政府徵兵，在英帕爾戰役中倖存；母親在沖繩島內倉皇逃難；舅舅被徵兵至布干維爾島，客死異鄉。外公後來曾參與布干維爾島的遺骨尋找活動，無功而返。這些故事，他從小就聽，但沒有人為他串起完整的脈絡——戰爭只是家裡偶爾提起的某種沉默。

年幼時，他並不完全理解老師為何如此執著。直到長大後，他才明白，那並不是歷史課，而是一群倖存者試圖阻止歷史重演。戰前，為了讓沖繩人真正「成為日本人」，日本政府對沖繩施以皇民化教育，正如川彰滿在《沖繩戰的孩子們》當中所寫：「透過教材，孩子們被教導應對天皇宣示忠誠，並為了國家不惜性命去戰鬥。」

老師教導學生忠於天皇，相信「為國而死」是最高榮耀。然而，戰爭結束後，許多教師卻背負著深深的自責。他們認為，是自己親手把學生送上戰場，是自己相信了軍國主義，也把那套價值傳給下一代。於是戰後的沖繩校園裡，出現了一個共同的誓言：「不要再讓學生上戰場。」（二度とえ子を戦場に送らない）

那不只是教育理念，更是一代倖存者對自己的懺悔。具志堅記得，老師們對日本始終抱持著複雜的情感：他們不喜歡「日之丸」（日本國旗），那會讓他們想起皇民化運動的結果，但也反對戰後的美軍統治；他們不相信軍隊，卻相信和平，而他們所相信的和平，在那個時代，有個具體的圖像，即《日本國憲法》第9條。

「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達到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

—《日本國憲法》第9條

1972年以前，沖繩由美國統治。具志堅讀小學、國中的時候，老師們口中最重要的公共議題，就是「祖國復歸運動」。今天回頭看，很容易把這場運動理解成民族認同，認為沖繩人希望重新成為日本人。但具志堅並不這麼看。

「很多老師之所以支持復歸，並不是因為想成為日本人，而是因為他們相信，只要回到日本、回到《憲法第9條》的保護下，沖繩就不會再經歷戰爭。」

對經歷過沖繩戰的人而言，第9條從來不是抽象的法律條文，它更像是一種承諾，一種「國家不再讓人民走向戰場」的承諾。因此，在復歸運動中，教師工會始終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具志堅仍記得，有一次警方前來驅散集會，老師們乾脆站到最前面，把警察擋在外面，甚至將警方團團圍住。「那時候的老師，非常強悍。」他回憶：「教師工會的人很多，組織能力也很強。不管是反基地，還是復歸運動，都看得到他們。」

在復歸運動時期一再前往沖繩探視的大江健三郎，除了記錄了當時人們的思考與行動，也進行了諸多反思，在《沖繩札記》中他如此寫道：「儘管憲法在沖繩尚未施行，他卻支撐著沖繩，特別是教職員的所有想像力。憲法中所謂地方自治的宗旨，就與沖繩縣民反抗中央權力的精神相吻合，這促使我重新思考民眾的權力。」

《沖繩札記》細緻地留下復歸運動當時的議論與思考，談復歸運動者如何熱情地向沖繩當地運送日本憲法文稿，「今日，得不到憲法保護的沖繩，普遍瀰漫著把作為武器的憲法當作成政治想像力根基的思想。」

然而，沖繩並非所有人都支持復歸。當時自民黨及部分保守政治人物主張，美軍基地是沖繩經濟的命脈，一旦基地消失，沖繩將重新陷入貧窮。這種論述後來被稱為「芋裸足論」（イモ裸足論）——沒有基地，沖繩人就只能吃番薯、光著腳生活。但具志堅的老師們並不同意，他們認為，即使生活清苦，也比再次面對戰爭來得好。

不過，畫家兼歷史學家山里永吉對此不以為然，大江健三郎在書中記錄下這位知識份子的言論：因為殖民地教育而產生劣等感，想「早點成為日本人」是可悲的事，而有些人說「哪怕吃不上飯也想早一點回歸日本」也是荒謬的，「施政權的回歸，我本來是贊成的，但無論如何都應該回到沖繩人的手裡，不應該歸還給日本政府，從虎口下歸來的尊貴生命，不應該交到狼的手中。」

具志堅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看著這些大人激烈爭論，他慢慢明白：同樣是沖繩人，對未來的想像可以完全不同。政治不是只有一個答案，而是不同價值觀之間的衝突。這個認識，在他此後的人生裡一直沒有動搖過。

只是，對真正經歷過沖繩戰的人而言，有一件事始終沒有改變。

「那些真正知道戰爭為什麼發生的人，都會覺得憲法第9條非常重要。」具志堅說，「所以，我一直認為，第9條不應該修改。」

➤從和平憲法的制定到自衛隊權限的放寬：日本如何重新詮釋憲法第9條？

然而，具志堅這一代人所相信的日本，近年正在慢慢改變。從2015年安倍晉三推動集體自衛權，到歷屆政府持續強化防衛能力，再到今天高市早苗主張修憲，日本重新思考戰後和平體制，也重新定義《憲法》第9條的角色。

儘管1946年，日本政府頒布新憲法草案，當時的日本首相幣原喜重郎就表示表示，日本憲法的意圖在於，在國內確立民主政府的基準，對外領導世界他國廢除戰爭，「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全面放棄發動戰爭的國家權力，並且向世界宣布，我們決心以和平手段解決與他國一切爭端。」不過，在國會審議時，議員們對於序章和第9條的「戰爭放棄」有著相當大的困惑：憲法第9條究竟是允許還是禁止出於自衛目的的限定武裝？

最後決定的版本，都被用來論證第9條的最終形式，並未禁止自衛目的的再軍備，其條文說的是：為了維持國際和平，日本必須放棄「戰力」，換句話說，抱持侵略戰爭的能力將會維護和平。

歷史學家約翰．道爾在《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中表示，因為制定新憲法時，日本仍處於美軍佔領時期，對於「自衛權」並沒有太多考慮，留下了法律疏洞，直到1950年韓戰爆發，保守派跟美國在這條文中找到漏洞，並以此為契機開始武裝，而再軍備的反對者們捍衛著非武裝中立的理想，他們確信他們的和平憲法，堅持地根植於這一理念，「憲法第9條成為其後數10年間使國家身受其害的論證試金石。」

儘管許多日本人都希望日本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和平國家，但也有不少人不同意這部和平憲法。例如曾作為甲級戰犯受到東京審判的日本前首相岸信介，對日本通過和平憲法並簽屬「舊金山和約」感到憤慨。而他的想法也相當程度地影響了自己的外孫安倍晉三，他在兩次執政期間都想要實現日本正常化，讓日本跟其他國家一樣可以抵禦外來的威脅。

《東京大審：二戰審判與現代亞洲的誕生》作者蓋瑞．巴斯在書中寫道：安倍逐步取消了日本的自衛禁令，強化軍事與情報單位，不過他沒有實現其家族對於修改和平憲法的夢想。在他的推動下，日本通過法案讓自衛隊可以替聯合國批准的海外軍事行動提供後勤支援。也是在他的帶領下，日本政府對憲法第9條做出歷史性的解釋：除了可以使用武力對抗針對日本的武裝攻擊外，在特定的條件下也可以使用武力，好比當友好外國遭到武裝攻擊會威脅到日本生存時。

過去，第9條象徵的是「不再發動戰爭」，如今，它愈來愈常被討論的是：如何在新的國際局勢下維持和平，又如何讓日本擁有更大的軍事能力。

像是菅義偉、岸田文雄等政權延續了安倍晉三路線，透過2022年三份安保文件（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大幅強化防衛力（含反擊能力），實質上繼續「解釋擴張」，到了高市早苗則走向「條文明文化（正式推動修憲）」的道路。歷任自民黨政權的核心主軸，始終圍繞在：「如何在保有戰後和平主義的同時，讓日本國防能力與自衛隊合法化、常態化。」

而伴隨這個政治變化最常被拿出來談的，就是「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這句話。短短10幾個字，近年幾乎成為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重要論述，也深刻改變了沖繩的處境。

身為台灣人，我在沖繩採訪時，幾乎都會聽見「台灣有事」這4個字。有人支持強化防衛，也有人憂心，日本正一步步走向自己曾經極力避免的方向。     

我因此問具志堅，第一次聽見安倍晉三提出「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時，他想到的是什麼？

「我想到的是東京灣事件。」

1964年，美國以北越攻擊美軍驅逐艦為由，大幅擴大越戰。多年後，事件的經過被證明充滿爭議，卻已成為美國全面介入戰爭的重要理由。具志堅始終記得這段歷史，因此，每當他聽見「台灣有事」時，最先浮現的不是軍事部署，而是另一個問題：會不會有人利用這句話，讓戰爭一步步變成現實？

這不是因為他不在乎台灣，恰恰相反，他說，自己一直很敬佩台灣，「這幾年，台灣在民主、科技和社會發展上的成就，全世界都看得到。這樣的地方，不應該因為戰爭被摧毀。」

他同樣希望中國不要對台灣動武，「無論發生什麼事，都不要使用武力。」因為，一旦戰爭開始，沒有真正的贏家。

沖繩人比誰都清楚，戰爭一旦爆發，最先失去的，往往不是土地，而是普通人的生活。也是因為如此，具志堅並不否認日本需要思考安全保障。但他始終相信，安全保障不應該只剩下一種方法。「如果美國和日本都能清楚表示，不以戰爭作為解決問題的方式，局勢反而可能更穩定。」

在他眼中，真正值得重新討論的，不是如何讓日本更容易投入戰爭，而是如何避免日本走到那一步。而他最擔心的，是近年逐漸擴大的集體自衛權——過去，日本戰後長期採取「專守防衛」原則，只有當日本遭受攻擊時，才使用武力，然而，集體自衛權的解釋逐漸放寬後，日本即使沒有遭到直接攻擊，也可能因同盟國受到攻擊而介入戰事。

「這代表，日本可能在自己沒有受到攻擊的情況下，被捲入戰爭。」他停了一下，「所以，第9條仍然非常重要。」

具志堅舉例，川普和高市早苗見面時，曾希望日本派遣自衛隊前往伊朗，但也自己說了一句：「雖然日本法律可能不允許。」具志堅說，那個法律，就是第9條，「如果沒有第9條，日本早就可能被要求派兵到海外去了。」

因此，他始終認為，日本應該回到戰後最初的原則，不是放棄防衛，而是回到不主動使用武力，不主動參與戰爭的狀態，「這才是和平憲法真正的精神。」

➤尋找戰歿者遺骨40多年，想留下一個沒有戰爭的未來

很多人問具志堅，要如何慰靈戰亡者。他想了40多年，答案始終沒有改變。

「最大的慰靈，不是建更多紀念碑，也不是舉辦更多追悼儀式。而是，不要再發動新的戰爭。」

這也是他後來逐漸明白的事。自己尋找遺骨40多年，真正想尋找的，從來不只是散落山林裡的亡者。而是一個不再需要有人挖掘遺骨的未來。

每年6月23日，日本首相都會來到和平之礎前獻花、默哀，向戰歿者宣讀和平誓言。而台下，總有人高喊：

「停止戰爭。」

「守護憲法第9條。」

有人認為，那是不合時宜的政治抗議。但對不少沖繩人而言，那也是慰靈的一部分。因為他們相信，真正的追悼，不只是記住已經死去的人。而是阻止下一場戰爭，產生新的死者。所以，他們反對的未必只是某一位首相、某一項政策，甚至未必只是修憲本身。他們真正害怕的是，81年前發生在這座島上的歷史，再一次以不同的名字重演。

於是，每到6月23日，在和平之礎前，在默哀聲與蟬鳴之間，總有人一遍又一遍喊著：「不要再讓沖繩成為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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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法九條：非戰思想的水脈與脆弱的和平》，山室信一著，許仁碩譯，八旗文化
• 《骨を掘る男～わたしたちと戦争、そして沖縄》，奧間勝也著，大和書房
• 《骨を掘る男》，奥間勝也導演，カムトト製作 （紀錄片）
• 《ぼくが遺骨を掘る人「ガマフヤー」になったわけ。: サトウキビの島は戦場だった》，具志堅隆松著，合同出版
• 《沖繩札記》，大江健三郎著，陳言譯，黑體文化
• 《沖繩戰的孩子們》，川滿彰著，黃昱翔譯，黑體文化
• 《寶島》，真藤順丈著，高詹燦譯，木馬文化
• OKINAWA沖繩二部曲《砂之劍》、《魂魄 Mabui》，比嘉湧著，黃鴻硯譯，臉譜
• 《島鏈有事》，報導者著，春山出版
• 《間隙》，高妍著，臉譜
• 《台灣沖繩的對話》，駒込武、吳叡人主編，陳信仲、張彩薇譯，有理文化
• 《東京大審》，蓋瑞・巴斯著，堯嘉寧譯，衛城出版
• 《帝國落日》，約翰・托蘭著，吳潤璿譯，黑體文化
• 《擁抱戰敗》，約翰・道爾，胡博譯，遠足文化

愛染，梵語Rāga，潔白的新衣服逐漸染上象徵著愛與欲的鮮豔紅色，意味著你我都是被愛欲一點一點侵蝕，而漸漸失去本來面目的眾生。密教將佛陀這段譬喻說法，塑造出梵語全名為Rāgarāja的「愛染明王」，統轄一切欲望，通體紅豔，六臂揮舞法器，端坐蓮華寶瓶之上。就像白樵的文字讓人目眩神迷，將疾病寫為開悟的鑰鎖，把煩惱轉為菩提，以文字證道的執著近乎貪嗔痴的狀態。幾段複雜的肉體與情感關係之書寫，在白樵筆下漸次有了秩序，但他也成為那個觀照著自己的人，白樵看著白樵的慾樂，既不被慾樂綑綁，又不矯作地讓書寫成為懺情。

今年四月白樵在自由副刊的一篇〈冬夜巴黎病房〉就已震驚不少讀者，從那場昏迷在巴黎的重病開始，白樵與死神擦肩而過的經驗，讓他將藏在肉身的脆弱、慾望與痛覺，以靈魂重新鎔鑄，噴發為創作。

今天換個角度，由白樵的母親「陳姐」親自來講述作家的另一面，從母系家族的視角，帶領我們重新認識那些冶豔險拗如現代舞蹈的文字背後，蘊藏著宗教式的思索與情懷，從而意會這段影響白樵生命最鉅的事件，為何以《巴黎愛染經》為題。

「陳姐」雖然對白樵有很多的不理解，但在言談中不難發現，「陳姐」很有可能才是最懂白樵的那個人。

Ｑ：對媽媽來說，白樵從小是個什麼樣的孩子？對白樵而言，母親或所謂的「家族」又是什麼樣子？

陳姐：我覺得他就是苦難。懷他7個月的時候，他爸爸腦部動了一個大手術，推出開刀房，結果變成我完全不認識的樣子，所以懷他的最後3個月，小孩子腦部發育的關鍵時刻，全部都被我的情緒打亂了，因為我都處在惶恐、害怕、跟焦慮緊張等負面情緒裡。他出生之後就一直哭，看著他，我都覺得很難過，因為我想這個小孩的氣質怎麼那麼差，非常憂鬱的一張苦瓜臉。護士還說，這個小孩只要一哭，整間嬰兒室的小孩都陪他哭。

白樵：我大概到30歲，才驚覺成長體驗跟別人不一樣。我是在一個陰性之家長大的，我的母親、外婆、大阿姨、大舅媽等等，所有女性都非常強勢，而且都是高學歷，工作能力也強，男性都要聽女性發號施令。所以我一直認為女性就是一個完整的、強勢的、前進的、比男子更有所為、更有擔當的性別。

後來才曉得很多人的成長背景完全不是這樣，女性幾乎就是家庭主婦，老一輩的甚至沒有上過學，一心為家庭奉獻。雖然不完全是因為父母離異的關係，但我確實有很強烈的陰性家族觀，完全是非陽性崇拜的。

陳姐：以前我不是很常跟你講說，要你原諒父親，但我後來也覺得那是奢談，沒有必要。你可以選擇要不要原諒，但我還是認為，你一定要跟你自己和解。

白樵：我沒有不原諒他，只是我會很不甘心，想著為什麼是我遇到這些事。而且困擾我很久，像我在《莫斯科的情人》裡面寫到的，西班牙學費的事情。那個當下就把我小時候所有的憤怒跟恐懼全部掀翻起來。尤其我在當舞者的時候，我總覺得一直沒有達到我要的目標，我就會覺得，這不就是原生家庭帶來的傷害嗎？很多東西我都沒有完整經歷過，大家已經選好跑道了，結果我還沒有找到那條最正確的道路。所以我乾脆想說，好，那我就往死裡嗑。這就是我的一種報復。

陳姐：但我從來不會覺得為什麼是我，就算生病，我也從來不會覺得為什麼是我。

白樵：因為你是在高自尊跟充滿愛的環境下成長的，我不是這樣子啊。我不是說你不愛我，就是我們的背景不同。

陳姐：我一直認為你因為缺乏愛，缺乏肌膚的接觸。或是口腔期沒有滿足。

白樵：我不是耶，我並不缺乏肌膚接觸，相反地，我還很抗拒。因為作為一個舞者，我了解我的身體，儘管是任何要好的朋友，無論男生女生，只要不小心碰到，我是會整個嚇到，甚至有強烈的不舒服。儘管我對性的態度是這樣，但我覺得有太多錯誤的解讀。

陳姐：我只是擔心，不是認為你就是這樣子。我只是懷疑。

白樵：就連我母親都會懷疑，可見更多人會對我抱持這樣的想法。但我不是，我只是在被命運玩弄的情況下，進行搏鬥。

Ｑ：媽媽覺得是什麼樣的契機，讓白樵逐漸走上創作之路？白樵第一次覺得「這個我可以寫下來」的事情是什麼？

陳姐：我做夢都不會想到有一天他會開始寫作，因為他小時候的中文程度是非常差的。他音感很厲害，15分鐘左右他鋼琴咚咚咚練一練，就可以把當周功課應付過去。老師問小朋友說這個和弦是什麼，那些每天練三四個小時的都還會答錯，但他從來沒有錯過一題。

他的音感是天生的，可是後來課程要升級，他沒跟我講，沒有報名，也沒有繼續學下去了。我就是放養，只要別搞些有的沒的、太離譜的事情，我覺得小孩子讀書就隨便，你想清楚，你自己做決定，然後不要後悔。

所以他從高中選學校就全部都是讓他自己選，放學就把書丟在學校，跟同學打電話打到一、二點，第二天書包拎了就走。在我看來是完全沒有念書，結果推甄就上了。後來放棄推甄改申請，申請上了，又放棄，再改考試。他去那種衝刺戰鬥補習班，只上了一個月，完全換了一個人，每天都在看書，然後就考上了。但你還是想不到，他為什麼會開始走上創作這條路。

白樵：寫作的契機大概就是生病之後，雖然可以達到表演的狀態，但是要花上兩倍、三倍的力氣去撐住，對我來講真的太累了，而且在劇場裡面的進展也很有限。那時候開始學藏文，還報名參加大藏經的譯者計畫，後來被淘汰，人生頓時失去非常多目標。剛好遇到袁瓊瓊老師開課，雖然是上新詩，但我還是請她看了一篇我的小說。後來就這樣慢慢找到閱讀跟創作的感覺。

陳姐：他大學的時候就大量閱讀。

白樵：對，什麼都讀，法國的文本、台灣當代文學、70、80年代的文學。在法國的時候剛好是2015年，現場經歷《查理周刊》的事件，巴黎處在一種非常恐怖的狀態。有一次聽見廣播節目，那時候受訪者是蕾拉．司利馬尼（Leïla Slimani），她說蕾拉在阿拉伯語的意思是黑夜，這段話就深深地啟動了我的寫作因子，我人生的第一篇作品就這樣誕生。

我在政大外語系的時候，就感覺到某種來自阿拉伯世界的召喚，包括阿拉伯文，還有阿拉伯的一切，都有一種難以言喻的神祕感覺。看電影《烈火焚身》（Incendies）的時候，那個刺殺元首失敗的女主角，跟她外婆一段阿拉伯語吟唱合唱，我完全聽不懂，但我卻在現場哭得唏哩嘩啦。我在巴黎開始學阿拉伯語，學得特別的吃力，好像阿拉伯語專為我設了一堵牆，要我花更多心力，甚至不想讓我進去。我認為是這些奇特的召喚，我才開始真的寫書。

Ｑ：媽媽看完《巴黎愛染經》了嗎？有沒有哪一段是印象最深刻的？白樵的身體實驗跟創作的念頭，是哪一個先開始？這中間又怎麼互相影響？

陳姐：他的第一本小說就讓我很驚豔，我非常詫異，幾乎沒有什麼可以挑剔的。喜不喜歡是另外一回事，從我忝為科班出身的來看，是完全沒什麼問題的。我只有問他對未來規劃有沒有什麼想法，例如你要寫到什麼時候，還有性成癮，什麼時候會是一個盡頭，有盡頭嗎？

白樵：沒有。

陳姐：一直到死亡來臨嗎？那你已經很有經驗了嘛，一回生二回熟，是吧！

白樵：我覺得身體的實驗到最後應該會變成像川端康成《睡美人》（眠れる美女）那樣，靜靜地看著那個年輕的女孩，那個色慾的東西會轉換，性會轉換，至於會轉換成什麼樣的模式，我還沒有答案，因為我現在是跟著它走。

我大量大量地做愛，認真算算，對象至少在1000個以上，於是漸漸可以體會那種感覺，大量的身體田野調查，去印證、去感受到這件事。

陳姐：我不了解的是性成癮的過程，會產生多巴胺，但它不是快樂本身，它只是一個驅使你衝動的激素。我常常在想，人生就是非常非常的孤單，非常寂寞，你想填滿那個黑洞，永遠是無解的。你跟對方是個體跟個體之間的連結，這樣就會產生投射或者依戀。然後多巴胺過量之後，不就會產生強大的空虛與痛苦嗎？

白樵：我覺得可以從文學，從文本來講。像我很喜歡的西班牙跨性別作家保羅．B．普雷西亞多（Paul B. Preciado）在他的《睪固酮藥癮：當避孕藥、威而鋼、性與高潮成為治理技術的一環，一位睪固酮成癮者的性實踐與生命政治》（Testo Junkie : sexe, drogue et biopolitique）裡面說，他真的變性，是在服用了睪固酮之後，才體會到什麼叫不做愛會死掉，這才了解為什麼男性會對性這件事情充滿了渴望跟衝動。性這個元素會不斷產生創造力，所以我覺得並沒有什麼無欲無求就是精神或靈魂比較高階的說法。

陳姐：所以你就要一直再繼續找下一個。

白樵：我覺得20幾歲的性確實是在渴求跟另外一個人產生更深刻的連結，對性有浪漫濾鏡，有期待。30歲以後，我就把性除魅化了。超越期待，回歸原始與罪。要說粗鄙也好，髒也罷，我就是不再為它附加任何的社會宗教，或者是政治上的意義，我覺得最粗野的性，才是成就最高的品質和能量。性對我來講，不再是跟另一個人的連結，而是我們跟世界產生連結的方式，是群體的，而不是個體的。

Q：媽媽每次接獲跟白樵有關的消息，第一個想法是什麼？後來有沒有改變？白樵在病房期間有沒有感到沮喪或甚至後悔？還是有其他的想法？

陳姐：那我得說，他嗑藥的反應真的很誇張。早上4、5點才回來，那個臉一看就知道壞掉了，嘴唇發紅，人恍神。我說你再這個樣子，我警察朋友很多，你再不把這個東西戒掉的話，我一定檢舉你，我大義滅親。他還在那邊說：「你都不知道，我很愛你，我多麼愛你，你都不知道。」我想說瘋了這小孩子，這就是壞掉了才會胡言亂語。

我就想到魏晉名士，那些竹林七賢什麼的，他們不就是用寒石散嗎，重金屬的毒產生迷幻的作用。還有一些巫師啊，薩滿那些，他們通神的時候也是嗑藥嘛，這樣才會靈魂出竅。我畢竟是你的母親，我一定要制止這個東西嘛。所以給他時間去戒，但是他還沒開始戒，就出事了。有一天我跟朋友吃飯，忽然接到他的電話，他說他現在人正在北檢，要我拿現金一萬塊去給他交保。

他所有的消息都是重磅炸彈，對我來說簡直是沒有辦法負荷的事情。

但我充滿自責。我總是在想，他在我肚子裡的時候，吸收那些情緒毒素，然後從小又缺乏親密的肌膚接觸，是不是造成他現在這個樣子的原因。我花了很多年的時間，才做到課題分離：那是他的業力果報，他有他的功課，那我的功課就是要慢慢從這個自責裡面走出來。

白樵：我覺得倒不是肌膚接觸，我最需要的是被理解、被接住。比如說，在我被送進加護病房，喔沒有，更早的一點，去自行就醫之前，我在家就覺得我在解體。地水火風，四大解體，食道潰瀾，沒有辦法進食，像佛經說的餓鬼，咽喉如針，吃東西都像被灼傷，像喝硫酸那樣，只能喝甜的東西像蘋果汁，去補充一點點營養。每天都在發燒，肺裡面應該全部都是痰，我幾乎沒有辦法呼吸。總是以為明天應該就好了吧，結果也沒有，我才發現原來真的變得這麼嚴重。在這之前，我從來都不覺得自己在死亡。

第一次體會到我真的會死，就是我在病床上，做著奔跑的夢，反覆地在巴黎奔跑，體感上做了七天七夜左右，但一直重複、一直重複，好像中陰身那樣。實際上過了幾天我也不確定，我只覺得自己逃不出來，那時候我才覺得說，可能死期到了。

等到我真的從家裡醒來，看到我媽，我升起了每一天都一定要活下去的念頭。那是某種憤怒，覺得一股很龐大的我要活下去的意志。現在講起來可能比較負面的影響或說是懊悔，就是當時要重新學走路這件事情，帶給身為舞者的我極大的震撼。不能講話還可以用手寫，但是不能走路的打擊很大。甚至我連坐在床上都要用盡所有的力氣，我的骨架我的肌肉都不是我的了，所以那個是我最大的問題。

陳姐：我到醫院的時候，他是整個人倒扣的，插管，而且是浮腫的，就像我們看到淹死的浮屍那樣，整個腫了。我還去他租的地方看，東西都發霉了，厚厚一層霉，浴巾毛巾衣服到處亂放。你看到那個災難現場，就知道這個孩子進醫院之前，大概已經離死不遠了，才會把人家的古蹟房子搞成這個樣子。

到了醫院之後，醫生護士都來解說他的病情，但我已經是很開放的，就是說他既然自己願意接受衝擊，哪怕是用生命去闖，我也是尊重，最糟糕也不過就是他死掉了，有什麼了不起，對不對？我聽過一位上師開示，他說，我沒有什麼高明的教法給你，但是你會死，我也會死，這是我給你最好的教言。我當下就「啪」，不是頓悟，是真的就跳出來了。

可是這個念頭過了之後，還是會被很多細節困住。例如我走出醫院，就會看見醫院斜對面的棺材店，那些展售的棺材都斜放，想不瞧見都不行。連著兩間都是賣棺材跟骨灰罈的店鋪，看著優雅的法國小姐坐在裡面，我當時就眼淚啪地流出來了。

我想到的是，這麼挑剔，這麼龜毛的一個人，你骨灰罈是要青花的，還是要天青色的，還是要鎢金的？你是要瓷的、陶的、要什麼鬼的，圓的還是正方形的、長方形的？你都沒跟我說過，萬一我買錯了怎麼辦？

Ｑ：媽媽年輕時的愛情觀或者人際觀念是如何？白樵在巴黎的歲月裡，有沒有什麼特殊的經驗？

陳姐：大概4、5歲的時候，我們家在萬華的老房子，有那種很高的天窗，有時候一束陽光照下來，我就搬個高板凳在那裡看，看那道光束裡面有很多密密麻麻的東西，圓的、長的、點狀的都有，都是白色或灰色，還有透明的。那些東西的流動好像是從下面往上面飄，我問父親那是什麼，他認真地思考一下，他說那些是死掉的靈魂，不管是人啊貓啊狗啊什麼的，靈魂排隊等著去投胎。

我當時沒有多想，可是後來就陷入非常嚴重的恐懼，好像掉進一個無邊無際黑暗裡面，那種荒涼與孤單，充滿著恐懼。然後我就在那個黑洞裡漂浮，擦肩而過的人們，我都不認識，也沒有誰認識我，就繼續漂浮這樣無盡的黑暗。我一直處在那個焦慮裡面，非常的恐懼。

有了宗教信仰以後，我就在想，那是不是阿賴耶識的中陰經驗，或是什麼類似的東西。因為從小就活在這種恐懼裡面，所以會覺得我與其他人，包括我的爸爸、媽媽，現在跟我這麼好，可是以後誰也不認識誰，多可怕啊。所以當我碰到生命中最喜歡的人，我就把他當作信仰，保持一點距離，不需要跟他朝夕相處，知道他在，我就安心了這樣。

白樵：我覺得你說的那個黑暗，跟我在巴黎有段期間的感覺很像，可是我覺得除了孤獨之外，還有無比的喜悅與歡愉。我享受跟誰也不認識的感覺，感到非常自在，完全做我自己，彼此互不相欠，以我最原本的樣子行走跟做事。

我從小就覺得我六親緣薄，我天王、海王都落在七宮，七宮就是人際，與人的合作，還有親密關係等等，所以我覺得20幾歲的時候想追求的其實是個消散感，我是從這個世界裡，慢慢散去的。就像我在醫院的時候，遇到那位用法文跟我說他在成大讀書，而且還研究原住民文學的人，我覺得真的很奇怪，整個情節都太超現實了，但卻是真實發生的。

所以文學怎麼以身體來挑戰極限，也成為我的課題。例如像陳玉慧的《徵婚啟事》那樣，在追求大寫台灣當代的同時，也不能忘記小寫的歷史，那種用身體才能觸發的內容，所以我選擇以性來做一個可塑形的媒介或者說是內容。

然後我對藥物分子式也有革命性的癡迷，因為像吃下了抗反轉錄病毒藥物（Antiretroviral drugs），等於DNA也在產生改變，那我是不是就變成Extra的生化人？什麼藥廠、跨國資本主義、右派經濟，那些我要顛覆的東西都變成我的體液了，而我又跟其他男子們做性接觸，對我來說都是非常迷人的經驗。

Ｑ：白樵什麼事情都會跟媽媽講嗎？有沒有什麼從來沒跟媽媽講過的事情，想趁今天講？如果白樵已經事無大小都跟媽媽說過了，那這段可以請白樵補充一下創作《巴黎愛染經》時，最費力費神的段落是哪裡？為什麼？

白樵：我們什麼都會說啊，不過我先講小說難寫的部分，最難的是我想找出一個新的角度，因為同志、藥物、性等題材已經有很多模範，有很多優秀的作品在前面，它是有文學史脈絡的，我想要把它稍微偏移或者更擴大地去談其他層面的東西。

陳姐：喔，他有一個事情我不明白，像現在很多車禍現場的圖片或是行車紀錄影片那種，他完全都不要看，跟他講這個病那個病的，他也全都不聽。他完全遮蔽迴避這些東西，我就想說，啊你原來怕死嗎？一個用命去衝撞一切的，竟然怕死到連看那些東西都不敢？

白樵：因為她常常會滑到一些什麼事故或火災的圖片，我不喜歡，但我的不喜歡不是怕，是我在生病之後變得敏感了。以前或許覺得沒什麼，但生病之後，尤其是在病床上體驗到死過的感覺之後，我就覺得你們這些活著的人對待「死亡」是不是有點過於草率了？我是真正經驗過死亡的人，我覺得那不是一個可以用手機傳來傳去的事情。●

巴黎愛染經 作者：白樵  出版：時報出版 定價：52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白樵 曾獲時報文學獎首獎、鍾肇政文學獎首獎，以及梁實秋文學大師獎之散文大師獎優選。作品散見《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聯合文學》各大副刊及文學媒體。入選「BFT文化部黑潮外譯計畫」。著有小說集《末日儲藏室》，散文集《風葛雪羅》、《莫斯科的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