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名為「臺灣感性」的溫柔陷阱：從韓國的對臺迷戀反思臺灣文化輸出策略
長期以來，臺灣因複雜的地緣政治糾葛與特殊的國際地位，始終游離於全球外交體系的邊緣，成為國際法與政治現實交織下的例外之地，不僅被迫缺席國際正式場合，在多邊對話中也處於噤聲的邊緣位置。
這種被忽視與冷落的壓抑，使得臺灣的人們產生了一股極度想被世界看見的集體焦慮。長期以來，臺灣大眾習慣將非外交場域上獲得國際認可的人們稱為「臺灣之光」，奉為國家英雄。近年來這種現象愈發明顯，影響更加寬廣，也轉化為更深刻的認同修辭。
在奧運賽事中陷入性別爭議漩渦的林郁婷，則引發臺灣大批網友在網路上和國際輿論場為其發聲，甚至封她「臺灣女兒」。這個修辭背後是臺灣社會在面對國際排擠時，引發的強烈心理防衛機制：一方面透過「女兒」的詞彙為她的性別爭議正名，一方面也將被欺凌的個體視為自家人，透過集體守護來確認長期缺失的尊嚴。
棒球領域上，陳傑憲在國際賽場上展現的領袖氣質，讓大眾與媒體一致封他為「臺灣隊長」，成為不分男女老少、超越政治立場，得以凝聚國族集體鬥志的象徵。這些體育賽事中的高光時刻，不僅透過獎牌的獲取，宣洩了長期的邊緣化焦慮，並在集體歡呼中重新確認自我價值。
➤從「臺灣之光」到國家戰略：認同焦慮下的軟實力轉型
在文化領域，2018年吳明益《單車失竊記》入圍英國的國際布克獎初選，2024年楊双子的《臺灣漫遊錄》榮獲美國國家圖書獎，並在今（2026）年獲得眾所矚目的國際布克獎，其影響力不僅在學術界引發熱烈討論，更在民間掀起了一場現象級的閱讀運動。大眾對該作品的熱搶、對日治時期臺灣面貌的重新發現，以及對於「臺灣主體敘事」成功跨越國界的集體自豪，都顯示出社會正處於一種極其渴望被世界正視的狂熱中。
在這種氣氛下，政府與民間積極推動的文學外譯與文化輸出，似乎成為回應這股認同焦慮、並試圖在國際舞臺上重新定義臺灣品牌的重要路徑。
然而這種集體狂熱背後，其實恰恰反映了臺灣人渴望被國際社會承認與正視的深層不安。臺灣政府與民間近10年來積極調整戰略，將「文化輸出」視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指標，並成立如「文化內容策進院」（文策院）等法人組織，試圖建立一套與國際接軌的文化產業鏈。推動文學外譯、影視版權輸出以及參與國際重要展會，其核心目的在於透過文化軟實力的滲透，重塑臺灣在國際社會中的品牌辨識度，進而將臺灣從單純的硬體代工大國，轉型為具備思想輸出能力的「創意主權國」。
2025年首爾國際書展邀請臺灣擔任「主題國」，打破了過去臺灣文學總是零星輸出、單點突破的模式，使得臺灣文學與文化第一次能大規模、系統性的進入韓國讀者視野。這不僅為臺灣提供了展現主體性的國際舞臺，也讓在地創作者開始反思：在韓流橫掃全球的強勢脈絡下，臺灣文化究竟是以何種姿態進入韓國受眾的視野？
為了精準打入市場，這年的臺灣館特別以近年在韓國社會引起風潮的「臺灣感性」（대만감성）為主題。在主視覺上，邀請插畫家洪添賢繪製城市與自然交錯的島嶼場景，試圖傳遞自由、年輕且富詩意的氛圍，並透過珍奶徽章、帆布袋等文創禮品，試圖連結韓國民眾心中的臺灣形象。
在這波文化輸出的熱潮中，「臺灣感性」這個關鍵詞成了我們觀察臺韓兩地權力溫差的絕佳切入點，然而我們從中看見的是，兩地對「臺灣感性」認知上有明顯落差。
➤浪漫的誤讀：被濾鏡閹割的「臺灣感性」與他者想像
對臺灣官方而言，如同文化部長李遠在致詞中所述：「什麼是臺灣感性？一個有高山被海洋圍繞著的小島，被一次又一次捲入世界的大歷史中，被殖民、被侵犯。但是島上的人卻練就了一種包容靱性，吸收外來者的文化，迅速和世界接軌，發展出自己獨一無二的文化底蘊，終於被世界看見。」這是一種帶有歷史厚度與生存意志的主體性宣示。
雖然臺灣輿論大多將2025首爾書展的臺灣主題國解讀為史無前例文化輸出的成功，但諷刺的是，在韓國的市場消費端，「臺灣感性」其實被簡化為一種柔焦後的視覺風格，是逃避現實壓力的純愛濾鏡。
韓國社會對於「臺灣感性」的迷戀，本質上屬於跨國界的文化誤讀與他者化的美學實踐。從文化研究的視角來看，韓國受眾對於臺灣文化的接受，呈現出高度的選擇性與去脈絡化特徵，其凝視主要聚焦於兩大極端特質。
首先是凍結在90年代的「懷舊青春純愛」，其次則是作為亞洲指標的「LGBTQ+權利進步」的國家。這兩者看似矛盾，實則共享了同一種的邏輯。這個觀點把臺灣當成韓國社會的一帖藥方，用來彌補他們在高度競爭下缺失的情感，卻沒人正視臺灣其實也是個具備現代性深度、曾經同樣處於社會轉型陣痛期的國家。
這種將臺灣「感性化」的傾向，其實是一場無形的閹割。它讓臺灣在國際文化的對話中，被剝奪了討論「當代議題」的資格，彷彿除了懷舊與純愛，臺灣就沒有其他更嚴肅、更具現代感的面向值得被看見。
韓國受眾對臺灣文化長期以來的選擇性與去脈絡化接受，在影視領域尤為顯著。從早期的《不能說的祕密》、引發全韓初戀熱潮的《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與《我的少女時代》，到近年掀起現象級討論的《想見你》，韓國社會對這些作品展現出近乎執著的迷戀。
這些影視作品雖然情節各異，但在韓國受眾眼中都符合一套極其細膩且固定的美學特徵。首先是視覺色彩上的強烈顆粒感，韓國受眾偏好膠卷般的懷舊色調，特別是那種帶有微黃或青綠色偏光的低飽和度濾鏡。其次是特定時空的環境細節，例如午後雷陣雨過後潮濕的空氣感、電風扇的運轉聲，或是腳踏車穿梭在老舊巷弄間的場景。最後則是純粹至極的校園符號，包括白襯衫制服、屋頂上的對話，以及單純而笨拙的愛戀敘事。這些元素共同構成了他們對臺灣的初戀想像。
由影視作品堆疊出的這些既定印象，轉而內化為一種系統性的美學想像與實踐。韓國受眾在消費這些作品後，往往認為這就是心目中「真實」且「理想」的臺灣，進而引發了一波波受這種懷舊氛圍吸引的觀光熱潮。
在韓國的部落格與Instagram上，到臺灣旅遊的打卡照片展現出高度的一致性：遊客往往選在具有年代感的街邊建築前，套上柔和的濾鏡拍攝照片作為封面。「臺灣感性」（#대만감성）不僅成了社群媒體上的熱門標籤，更演變成一種追求特定復古美學的文化行動。
當韓國受眾耽溺於這種氛圍時，他們消費的並非當下的臺灣，而是一個被人工濾鏡過濾後，冰封在特定過去時空（特別是1990-2000年代）的文化標本。這種現象反映了韓國在經歷高度現代化後，對於自身社會高度競爭、科技理性、甚至物慾橫流現狀的一種集體補償心理。他們將臺灣建構成一個未被現代化完全侵蝕的淨土，並在這種建構中，完成了「韓國／先進／文明」對比「臺灣／懷舊／感性」、具有優劣式的二元對立定位。
當韓國大眾只聚焦在《想見你》或《不能說的祕密》等文化產業中的純愛與復古，實際上是無意識地篩選、忽略掉臺灣當代的社會問題、政治現狀、科技發展或複雜的族群認同。這種「感性」成為一種屏蔽的機制，讓真正探討臺灣社會現實、具有批判精神的當代影視作品，在韓國市場變得難以被聽見或理解。因為一旦臺灣展現出與韓國同樣的現代焦慮或社會黑暗面，它就不再能扮演那個撫慰韓國大眾心靈的前現代鄉愁角色。
➤拒絕當心靈藥方：拿下濾鏡，找回真實的對話主體
更值得深思的是臺灣內部的反應。在缺乏這層批判性視角的情況下，臺灣媒體與公眾很容易將這種局部的、帶有俯視意味的迷戀誤讀為全面的「哈臺」盛世。這種誤讀不僅模糊了臺韓兩地文化交流中真實的落差，也可能讓臺灣在對外輸出文化時，為了迎合這種他者化的期待，而反過來自我侷限於那種「感性」的框架之中。
我們必須警惕這種將真實社會扁平化為某種「氛圍」的危險，因為真正的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應該建立在對彼此當代真實性的正視，而非只是對特定幻想的依戀。
更進一步說，在探討文化輸出的可能性時，我們必須意識到，真正的文化影響力不應只建立在「滿足對方的想像」，而應該建立在「挑戰對方的認知」，因為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才能真正產生文化交流的火花。
當前的困境是，臺灣的文化輸出在無意間陷入了一種美學上的自我設限。為了維持那份受歡迎的「臺灣感性」，我們輸出的內容往往主動避開那些可能破壞浪漫氛圍的社會現實。
所幸，2025年首爾書展作為轉捩點，也提供了一個打破僵局的契機。我們需要的輸出策略，並非去否定懷舊純愛片的價值，而是要建立一種多維度的輸出敘事。當我們在推廣文學與影視時，應嘗試將各種反映臺灣科技焦慮、社會議題、甚至是地緣政治下生存韌性的作品，與大眾熟悉的感性題材掛鉤並陳。這不只是為了展現國力，更是為了打破將臺灣當作「心靈藥方」的單向消費，讓韓國讀者看見，臺灣同樣是一個在現代性浪潮中翻滾、掙扎、並充滿生命張力的主體。
唯有當我們主動拿下那層被過度美化的濾鏡，讓臺灣的當代面貌與韓國的社會現實產生真正的「衝擊」，文化輸出才不會只是一場自我欺瞞的數據狂歡，而能轉化為深層的文化共鳴。
我們不該只是韓國人躲避現實的避風港，而應該成為與他們共同面對當代困境、交換生存經驗的對話者。當我們不再只是被動地被「崇拜」為純粹的美，臺灣文化的主體性，才算真正踏出了輸出的第一步。●
人物》萬事萬物都有力量，包括詩：專訪《寫詩與巷戰》鴻鴻
初次見到鴻鴻老師是15年前，當時因為投稿《衛生紙詩刊+》而被邀請去詩刊聚會。15年後事過境遷，衛生紙已停刊，詩人們聚會的「腳踏車廚娘的店」已歇業。比起當年，除了原本的詩人、劇場與電影導演身分，鴻鴻還多了一個職責：父親。
聊到近況，一定會談到鴻鴻的兒子樂天：「世界棒球12強賽奪冠後，他就開始迷棒球，今天晚上要帶他去大巨蛋看中信兄弟的比賽。」照顧兒子之餘，他也忙碌於籌備臺灣作家節、策畫國際兒少嘉年華的「未來世代書展」，以及幫台北電影節導讀一部份伊朗電影新浪潮的專題。
從棒球聊到伊朗，呼應了《寫詩與巷戰》書名中「巷戰」的雙義性：「巷戰包含遊戲性的、孩子在巷弄中的玩具槍巷戰；也包含真實發生的，成人的戰爭。」鴻鴻說。書名成為一張樹狀圖，先是分成「寫詩」與「巷戰」兩個概念，巷戰又再細分成遊戲與戰爭。
「書名代表著一種分進合擊，」他說：「寫作可以留下紀錄，推動未來的行動。而巷戰就是行動。兩者對我來說是相輔相成的。」
戰爭的巷戰，代表著鴻鴻透過寫作來回應世界的一面。遊戲的巷戰，則是我對他一直以來的印象：從《現在詩》到《衛生紙詩刊+》追求前衛突破的精神，都繼承了後現代的遊戲性。
➤文學的意義在於表達
鴻鴻擔任多年的台北詩歌節策展人，也積極參與社會運動、針對議題書寫。因此，過去的訪談大多聚焦在「巷戰」，從外部視角談論鴻鴻的行動。
今天這場訪談，則會把重心放在詩集的第一個概念：寫詩，聊聊鴻鴻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
《寫詩與巷戰》的推薦序〈即興與冒犯〉中，詩人唐捐特別提及作品中的轉喻：「在結構與運作上，它們主要是轉喻的（metonymic），依賴時間軸上的鄰接與延宕，如音符之相續、詩行之推演。」例如描寫爵士樂的〈暗黑火鍋〉第一段：
不同於隱喻（metaphor）需要讀者去回溯背後的基礎；轉喻常常更浮動而不收束。因此我問鴻鴻：寫詩的當下，是否會設想讀者的解讀？
對此，鴻鴻表示根據題材會有不同策略。若是要書寫議題性強的作品，當然希望讀者去讀出背後的寓意，所以會寫得更直接，或是直接使用隱喻、典故。但若是書寫音樂、生活、親子等題材，則會以更自由的方式去展現文字的可能性。
不過，可能性並不代表無法解讀，鴻鴻認為文學的意義在於表達：「你問我文學是什麼，我覺得文學是一種表達的工具。既然表達了，就不能光是寫給自己看。」非議題性的作品，鴻鴻雖然不會去設想讀者的解讀，但他自認是挑剔的讀者，因此只要寫出的作品能夠過自己這一關，他相信多數讀者都能了解。
➤寫詩是讓脈絡顯影
可能性的極端，是偶然、隨機。《寫詩與巷戰》這本詩集中也留住了不少隨機，例如〈我支持烏克蘭〉一詩中，記錄了兒子樂天拿起旗子的偶然：
這種偶然不少見於鴻鴻的詩中，也常見於他主編的《現在詩》與《衛生紙詩刊+》。我提出一個好奇已久的疑問：對鴻鴻來說，透過詩來收束偶然性或共時性，是否是一種對邏輯的對抗？抑或其實背後有其秩序？
「就像榮格說的，萬事萬物都有隱密的靈魂，而詩就是把它給發掘出來。」鴻鴻說，並提到瑞典作家史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史特林堡旅居巴黎期間，因為精神狀況出了問題，深信所有的風吹草動都跟自己息息相關。鴻鴻認為這並非全然的妄想，而是心理學上的六度分隔理論：互不相識的兩人，只需要透過少數中間人，一定能產生聯繫。「只要追究任何一個東西，它跟你的存在絕對就會是有關的，或者跟這個世界的運作是有關的。」鴻鴻說。
他舉例，若我們習慣書寫夢境，我們一定能從其中找到蛛絲馬跡，甚至反過來讓夢境的內容影響到現實；若我們不去書寫，則可能很快遺忘夢境的內容，原本能夠產生的聯繫於焉消失。
書寫，就是讓這些原本難以被發現的脈絡顯影，甚至是創造出新的脈絡。
「好的詩人應該是去揭露這些脈絡，例如辛波絲卡（Wisława Szymborska）可以從一個細節去串聯許多事物。」鴻鴻說。
於是，轉喻，就不再只是無限的浮動。
➤追求藝術的有效性
談到這裡，我想起鴻鴻在過往的訪談中說過：「如果現在還用解嚴前的美學和姿態去寫作，等於完全浪費了這樣的自由。」我問他，目前的書寫策略，是否有意識在對抗解嚴前的美學？
鴻鴻解釋，當時想說的並非解嚴這個時間點本身，而是戒嚴時期在台灣邁向高峰的現代主義美學：「現代主義追求一個嚴謹的結構，且認為藝術要獨立於世界之外。這種美學觀不僅符合當時統治者的需求，也讓創作者得以用隱密的方式談政治問題，可以說是各取所需。」
現代主義過後，已經不需要再去遵從這種美學觀。鴻鴻認為，後來的寫作者應該去書寫當代。比起藝術上的美，他更想追求藝術上的有效性：「對我來說，追求藝術就是為了讓它更有效、更有力量、更令人耳目一新。」
知道這些背景之後，就更能理解鴻鴻為什麼書寫大量的議題性作品。例如同時入選《2025台灣詩選》、《2025年台灣現代詩選》兩本年度詩選的〈與香港朋友談大罷免〉：
➤群體的擴散力量
鴻鴻雖然積極透過書寫介入社會，在提攜後進上，卻對所有的美學觀一視同仁。主編《衛生紙詩刊+》之際，他積極選用議題性強的詩作；當他成為台北詩歌節的策展人，則會在受邀名單中看到那些專注於個人美學、較少書寫社會的年輕詩人。
鴻鴻說自己的立場一直都是：共同創造一個盛世。這可能跟他的劇場與電影背景有關：「在劇場或拍電影，一定是一群人共事，需要依賴每個人的才能。」文學是孤獨的，寫作時常常只能面對自己。於是當環境變成詩社、刊物、詩歌節等等群體活動，鴻鴻認為價值在於其中的擴散力量。「這個情況下，你不能繼續死守單一美學觀，而是應該去欣賞更多不同的東西。」他說。
擴散的不僅是美學，也是鴻鴻來回游移的不同身分：父親、詩人、導演。擴散，也貫穿了今天這場訪談。
從詩的轉喻，到幽微的脈絡顯影；從書寫社會到多元美學。鴻鴻始終透過寫詩（文字）與巷戰（行動）告訴我們：正因為萬事萬物都有關聯，萬事萬物都有各自的可能。●
作者：鴻鴻
出版：黑眼睛文化
定價：38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鴻鴻
詩人，劇場及電影編導。1964生於台南。曾獲吳三連文藝獎、2008年度詩人獎。出版有詩集《跳浪》、《暴民之歌》等十種、散文《阿瓜日記——80年代文青記事》、《晒T恤》、評論《新世紀台灣劇場》及小說、劇本等，主編有《衛生紙+》詩刊（2008-2016）。曾擔任臺北詩歌節、臺灣作家節、人權藝術生活節之策展人。現主持黑眼睛文化及黑眼睛跨劇團。
閱讀通信 vol.386》不只是機智的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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