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北市中山商圈，浮光書店與春秋書店是許多讀者熟悉的店家；創辦人陳正菁從第一家店開張時，以為自己可以一個人顧整間店，到後來開出四間的書店，這並不是一場浪漫的故事，更像是不斷被現實推著成長的歷程。從空間想像、選書邏輯，到管理30多位同事，「開書店」這件事，不只是美感與品味，也是理想、勞動與責任。

此外，在觀光商業密集區，當國際旅客走進台灣的書店，他們也許想帶走一本關於台灣的書，書店可以怎麼回應這樣的閱讀需求？為何陳正菁始終讓《臺灣漫遊錄》、《鬼地方》放在書店海景第一排？本集節目邀請浮光、春秋、風景、銀月書店創辦人陳正菁上節目，聊聊她如何開了四家書店，如何將閱讀放在空間中的首要位置。

【菁華摘要】

➤開了4間書店：本來不想工作，反而每天都工作

吳家恆：當別人聽到你是浮光、春秋、風景與銀月這四家書店的負責人。有些一家一家開，開到第4家？」你聽到這樣的話，會覺得這是一種恭維，還是只能苦笑？

陳正菁：苦笑啊。沒有人知道第1家之後，會不會有第2家。其實第一家浮光剛開始的時候，是2017年夏天，我抱持著「我一個人就可以站店」的想法，從開張到打烊，一個人就顧完。我當時真的以為，那會是一家「一人書店」。

我甚至覺得，我可能不用找正職員工，只要一兩個工讀生就夠了。前半年，我一個人站了3個月的班，從吧檯到賣書，再到掌櫃兼打掃，全都自己來。

吳家恆：那時候你自在嗎？我記得你以前提過，想開書店，是因為你不想被上班綁住。

陳正菁：是。我是一個沒有辦法朝九晚五、打卡上班的人。我過往的工作，只要老闆要求我打卡，過一段時間我就會想離職。但沒想到，開始經營書店之後，如果算到今年邁入第9年，我反而變成每天都在工作。

吳家恆：全年無休。

陳正菁：對，全年無休。除了年假3天，但那3天我還是會來餵貓、澆花，所以其實也是非常瘋狂的一個舉動。我覺得這幾乎可以被當成一種行為藝術來看：我可以365天，天天到赤峰街，這件事對我而言非常神奇。

我當時沒有想到會開到第2、第3間，但後來每一年，我都開始給自己出功課。因為我是雙子座，雙子座很喜歡變化，所以我非常喜歡嘗試沒有嘗試過的事情。從浮光到春秋，雖然兩家距離這麼近，只隔一個巷子，但我當時一直覺得，我一定要有一家一樓的書店。這就是開春秋的原因。理由其實就是這麼衝動。大家會說「你怎麼那麼霸氣」，說穿了是魯莽。

我沒有那麼多資本，心想，胡思要收了，剛好有機會承接那個場地，碰上疫情剛開始，我還偷偷想過房租會不會降，因為房東也得找新房客。結果沒有降，不過房東表示，疫情期間可以給我們一點寬限，所以我就想，不然來拚拚看，於是，接下了這棟四層樓的老宅。

「春秋書店」的形式和浮光不太一樣，對我來說，建築本身有沒有吸引力非常重要。

我會從浮光所在的47巷，轉到春秋所在的41巷，距離這麼近，完完全全是因為那個空間帶給我不同的氛圍，讓我對「在那裡開一間書店」產生了想像，於是就開始了。

➤風景書店：升級打怪，進駐國家戲劇院

陳正菁：至於風景書店，完全是被邀約的。國家戲劇院這個場地，可以說是我夢寐以求的。

我自己是學文學、藝術的，藝術偏向攝影；但在攝影之前，我其實更喜歡的是電影和戲劇。我一直夢想有一天可以到美術館或劇場工作。也因此，當兩廳院、戲劇院來跟我談這個空間，問我有沒有機會進駐時，我心裡湧起很大的衝動：「我應該要去啊，這根本就是夢想實現。」

吳家恆：所以從第1家到第2家，是因為你覺得一定要有一間一樓的店面，覺得放棄太可惜；然後從第2家到第3家，則是進入國家級的戲劇院。

陳正菁：對，我覺得我像是在打怪，已經升級到國家級了。我其實是比較不怕死的人。至於資本額從哪裡來？老實說，我一直都是獨資，沒有股東，也沒有合夥人……

➤銀月書店：開在紐約香氛Le Labo樓上，老宅中相映成趣

陳正菁：開銀月的時候，我確實是把在台北累積的經驗整個搬過去。

吳家恆：行不通嗎？

陳正菁：一開始行得通，但我們畢竟不了解台南的文化和生態，這是我覺得自己最欠缺的地方。我不是台南人，也沒有長居的經驗，所以我找的同事幾乎都是台南人。

在銀月的門市端，我很堅持這件事：要不就是從高雄到台南、已經住了很久，並且認同自己是台南人的人；要不然就是台南人；或者是我們所說的「北漂、南漂」，也就是從台北南下，決定在那裡生活打拚的人。他們喜歡台南，也對台南有熟悉感，或者本身就是土生土長的台南人。我希望用他們去補足我的不足，因為我擁有的其實只有台北經驗。

但我覺得，這件事也不用刻意掩飾，不需要假裝成像某些國際型品牌一樣，到了任何地方都還是同一種樣貌。事實上，銀月很有趣的是，我們樓下就是一個國際品牌，是來自紐約的香氛品牌 Le Labo。當初也是他們來找我，這其實算是一個機緣，是他們邀請我進駐。

吳家恆：又是一個無法拒絕的機緣。

陳正菁：對，進駐一棟歷史老宅的二樓。那棟老宅大概有一百年的歷史，現在正在申請古蹟，叫做五福商店。

其實在台南人的歷史經驗裡，這個地方是有感覺、有記憶的。所以我們要開的時候，非常多台南人都很開心，還有一些鄰里社區的人、知道五福商店故事的老居民，真的會說：「哇，重新開了，那我們要再進來看看。」

這棟老宅是三層樓，我在二樓，三樓預計四月中開放。這棟房子大概花了五年時間修復，也有國家資金挹注，所以它勢必要打開，與市民共享。

這個建築很特別。屋主的祖父輩是日治時期的寫真家，所以留下了非常多攝影史料；另外，這棟房子的修復過程，之後也會做成類似常設展的形式展出。所以我非常期待。

這棟房子本身絕對是我進駐的一個重要原因；等到它完全公開於世的時候，我會覺得非常棒。

這棟建築因為有百年歷史，又包含成大建築系參與修復的過程，我覺得非常精彩。未來這些史料的公開、攝影檔案的展示，還有屋主家族歷史的梳理，都會很有看頭。四月中之後，所有來參訪的人都可以一起共享這些內容。

➤赤峰街的變化

陳正菁：對，我們都在大同區。大同區整體的氛圍真的很不一樣。我必須說，赤峰街是很……我剛進來的時候，其實並不知道它會長成這十年來的樣子，因為我大概是9年前進來的。

那時候浮光所在那棟樓的一樓，周邊幾乎都是機車修車行、汽機車材料行，還有一些早期工業零件、五金行所在的巷弄，幾乎沒有什麼商店。我們就是開在樓下那家很古老的、應該有60年以上歷史的汽機車材料行樓上。那是家族經營的店。我第一次走進47巷時，整條巷子瀰漫的都是機油味。那時候我站在一樓門口，看著二樓即將要開的店，心裡其實很忐忑。

我非常惶恐。那時候我想，天啊，我在上面煮咖啡，咖啡的味道蓋得過機油味嗎？感覺很難。我當時真的會擔心這件事。可是因為我的投資不大，又是自己一個人做，我會覺得這個空間雖然比我原先想像得大一點，卻又不像真正的大店面那麼難以負擔。那裡有兩層樓，還有一個木造閣樓，也正因為這個空間本身，讓我覺得自己好像應該試試看。

因為這種建築樣式，應該算是延續日治時期某種輕建築的形式。以前有日本建築師來旅行時看到這一帶，還曾經畫下手繪記錄，後來甚至出了一本書。他說，這種建築樣式在日本可能都未必看得到了，竟然還保存在台灣。而且這一帶的樣式又跟大稻埕不太一樣，所以其實很有趣。它是在一個沒有被過度開發、沒有過度都市化的歷史脈絡裡，意外被保存下來的。也因為這裡還沒有被大量房地產投資客反覆轉手、整修，所以原始的樣子竟然還留著。

吳家恆：那是10年前的事？

陳正菁：對。

吳家恆：可是這10年來，變化也很大，那些機油味都不見了。

陳正菁：沒有錯，店家一家一家撤出。我記得開了春秋之後，我比較常待在41巷，反而比較少走進47巷。結果有一天我突然轉進去，發現那裡我竟然不認得了，真的嚇一跳：什麼時候開了那麼多服飾店、冷飲店，還有一些小物店？而且很多都是偏韓風的潮店、韓團周邊小物店，在中山商圈至少開了四、五家，一直冒出來。連浮光樓下也都被別的店家進駐了。這件事我其實也沒有辦法拒絕，因為各自的屋主、房東都不同，只能感覺到整體氛圍真的完全不一樣了。

我以前其實很喜歡樓下那家汽機車材料行。他們有一個千斤頂，永遠都杵在門口左側；他們自己也會有點不好意思，可是自從我們進駐之後，他們就會稍微把它挪開，幫我留一條通道。那是一種商家之間很自然的默契。

➤商圈單一化的隱憂

吳家恆：這個地方迷人的地方，就在於它有一種生活感。可是這種生活感會吸引外面的人進來；而外面的人一來，對有些人而言就成了商機，於是又促成這個地方的改變。譬如那些汽車零件行，一家一家不見了，反過來又侵蝕了原本的生活感。這兩件事好像有點矛盾。

陳正菁：是，所以這一點我確實也想過。我們原先想抵抗的，是那些老舊、古老的事物不要消失，希望能守住它們：譬如老建築的保留、老巷弄的氛圍，還有老鄰居繼續留在這裡。可是從我2017年進來到現在，大概第一年開始，到前幾年陸陸續續就看到很多老鄰居消失了。確實是老人家離開了，接著是老店離開了，某些產業也離開了。其實赤峰商圈，或者說赤峰街、中山南西商圈，原本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產業的多樣性，我一直都是這樣認為。

吳家恆：那你覺得現在會有單一化的隱憂嗎？

陳正菁：會，而且會越來越單一。我覺得在都會型的社區裡，或者說一個地方逐漸城市化之後，它會越來越朝向某些更偏大量消費的場所發展，譬如百貨商場，或者一些連鎖商家、品牌的進駐。因為以赤峰街來說，在我進駐的這10年間，早期其實不太會看到大品牌進到小巷弄裡，大品牌只會出現在大馬路上、百貨公司裡，像誠品、新光三越，或賣場裡的品牌專櫃。

但現在不一樣了，現在是國際型的大品牌直接進到赤峰街的小巷弄。第一次看到的時候我其實嚇到，應該是 Coach 開了咖啡店，也賣皮件，竟然還賣咖啡，我那時候真的覺得太過分了，連咖啡生意都要搶。它一開幕就一直辦活動、一直辦活動，把巷弄堵得滿滿的，還會找一些網紅、KOL 來做活動，人潮一聚集，整條巷子就塞爆。

因為我覺得赤峰商圈的小巷弄，本來最大的特點就是車子少。大馬路上車很多，但小巷子裡人可以慢慢擠來擠去、晃來晃去。早期其實還不太擠，是一種可以慢慢散步的感覺。現在就真的開始擠了，假日一走進來就會覺得人擠人。還好車子還是不會大量竄進來，再加上旁邊有公園，所以如果從中山站、雙連站這兩站之間來看，我覺得這些巷弄大部分還是可以逛、可以散步的空間。

另外，我覺得小店能不能被保留下來，對這個商圈非常重要。不可以全部都變成大品牌，不可以全部都變成大資本，不然它就會把小店擠走，房租也會一直漲。其實現在已經開始了，就連我同一條巷子附近的一樓店面……

吳家恆：房租都在漲。

陳正菁：對，而且都是翻倍在漲，已經快要跟師大商圈一樣了。我們現在很努力，不希望它走向師大商圈那種路線。也就是說，住商共榮、和平共處很重要。因為之前有一波檢舉潮，你們大概也有耳聞，就是有人大量檢舉；當然，也有可能不只是一個人。

吳家恆：譬如說一個集團。

陳正菁：對，也有可能是集團性的大量檢舉，於是就造成很大的關注……

➤選書：社會學、哲學、藝術與台灣文史

陳正菁：我一開始在浮光選書的邏輯，就是以文史哲、藝術相關為主。但其實我們比較偏重社會學、哲學和藝術相關。只是開店之後，你有那麼多書櫃，總得把它填滿，一開始當然是填不滿的。可是開了之後，我就慢慢摸索出獨立書店怎麼定義自己，所以後來又逐步擴充了比較多文史類。其實我一開始並沒有打算放太多台灣文史的東西。

吳家恆：你原本會放比較多和你自己的背景有關的，像攝影、戲劇。

陳正菁：對，那是我個人喜歡的。譬如我會讀社會學、哲學、精神分析，也讀美術、電影、攝影。這些都是我喜歡的東西。當然，我們一直忘了最大的區塊其實叫文學。文學後來變成我每一家書店裡非常重要的一塊。我自己是文學出身，但我常常會忘記，文學不是一種本能。我以前總以為，文學應該是每個讀者從小就會有的涵養和常識。

吳家恆：每個人都愛聽故事。

陳正菁：你應該是讀故事書長大的吧？看繪本、童話書長大的吧？但我後來發現，越年輕的世代，越不一定有這樣的基礎。我覺得像我們這一代，或者說我這個已經進入中年的人，會很自然地以為文字能力是必備的，閱讀能力也是必備的；但對現在的年輕世代來說，很多事情不再那麼理所當然。

意識到這一點之後，我後來也做了一些調整和強化。譬如說，我增加了圖文書的比例。

吳家恆：反應也不錯。

陳正菁：對。這也和後來我用了更多店員有關，我現在大概有三十個左右的人。

吳家恆：是四家書店加起來三十個？

陳正菁：對，總計三十多個門市人員，有正職，也有兼職和工讀。當他們慢慢加入之後，也會改變我的選書。再加上客人的買書頻率、偏好，還有他們來詢問哪些書，這些都會讓我去微調選書方向。我覺得那個「微調」就是：我仍然固守自己認為應該是經典、應該常備、無論如何都要放在店裡的那些書。就算你不愛看，我還是照擺，就是這麼任性的老闆。

但同時，我也會順著時代的演變去調整。譬如說，我認識高妍——台灣非常重要的一位年輕世代漫畫家——其實也是因為我的同事們一直要訂她的書。

吳家恆：買到認識。

陳正菁：對，訂書訂到最後，他們等於在幫我擴充資料庫、擴充作者群。當然，我也是因為開書店，才慢慢把自己失落很久的那一塊當代文學補回來…….

➤我和我的店員們

吳家恆：這會不會也和你的店員有關？就是說，以你的背景，再加上浮光、春秋這樣的空間氛圍，可能本來就會吸引一些學文學、藝術、劇場的人。

陳正菁：會。我們確實有很多文化型的讀者，所以如果你要問我說……

吳家恆：我是說店員。

陳正菁：店員嗎？那就非常明顯了。我的店員裡最大宗的一群，前一段時間是電影科系出身，導演居多，或者是編劇；不是做導演，就是寫劇本。

有一段時間，劇場人特別多，像台藝大戲劇、北藝大，還有世新電影、台藝電影，這些都是我們店裡電影相關背景店員的大宗。當然也有音樂類型的，我們大致都歸為藝術型：玩樂團的、喜歡樂器的、歌手。我確實也曾經有一位嘻哈歌手，當過我一段時間的店員。

吳家恆：所以如果有人來書店，說不定一、二十年後會發現，那個大導演、那個大音樂家，以前曾經端咖啡給我喝。

陳正菁：現在已經有一些離職的店員是這樣了。這些藝術型的店員，通常待一段時間，大概兩年左右，就會離開，去展開自己新的人生規劃。但我其實都很高興，因為我覺得，我們像是他人生裡暫時停靠的地方，是一個休息站。

當他對事業、人生還很焦慮，很多事情都還不明朗的時候，會覺得來這裡打工很好，壓力沒有那麼大。書店給人的感覺，好像就是一個相對沒有壓力的地方…….

➤被迫成長的書店經營者

陳正菁：是。我從第一家浮光開始，一直以為自己會是一個全能的老闆兼員工：既要打雜、又要付錢，還要煮咖啡。可是到了第三年，開了春秋，再慢慢到第五年有了風景之後，我才意識到，自己其實已經變成一個管理者。我覺得我是被迫成長的。

吳家恆：不是天生的。

陳正菁：不是。我非常不喜歡管理，是被迫把自己放進那個角色，要求自己去負責任。因為我原本其實是一個不喜歡負太多責任的人。除了自己做自己喜歡的事情，譬如藝術創作、寫一篇文字，我可能會要求自己做到很高的標準；可是對別人，我其實不太喜歡要求那麼多，而且我甚至不喜歡不和諧的關係。但在職場裡，你面對的就是責任和要求。

吳家恆：那一定會有某種緊張。

陳正菁：對。你要把事情完整處理好，還要看出一個人適不適合坐在那個位置。因為我們現在的職務其實有分工。正職裡面有財務、行政、書籍行政，也有咖啡餐飲這一塊，我大概把它分成三大區塊，再讓不同的正職去負責不同事務。有些人當然還會負責門市美工、美編、設計這類工作。

「人」永遠是所有事業體裡最困難的部分，我到現在都還是這樣覺得。硬體都很好解決，但人事永遠最難。

因為我們做的是文化事業，我到現在還是會這樣認知。無論是咖啡還是書，我都認為它是文化事業。其實咖啡在歐洲本來就有很深的文化傳統，也和哲學有很深的關聯，所以我從來不會覺得，我有很大一部分營業比例是在做咖啡，是一件可恥的事，或是不應該的事。

我覺得那裡面有一個非常緊密、彼此包覆的連結。也因此，我覺得所有參與書或咖啡產業的人，喜歡做這類工作的人，通常都很感性、很浪漫。所以我必須去關注他們更內在的部分。這也是我後來才學到的：我願意花比較多時間，給每一個和我一起工作的夥伴，情感上必要的關注……

➤英文書一直在書店排行榜

陳正菁： 我們開實體書店，很重要的一個意義，就是必須存在於空間裡。如果我們從空間裡消失了，你就不會認識我，也不會有機會看到書作為實體的樣子。你可能只會去博客來訂書，或在網路上買書；而且通常是因為你已經知道自己要什麼書，所以才會下單。

但逛書店的意義不一樣。逛書店是你原本不知道今天要買什麼書，卻意外買了某一本書。至於我把某些書強力推到海景第一排，就是因為我會覺得：你可能不認識這個作者，也可能不認識這本書，但你先看看它吧。

而這樣的做法，確實也會意外地、間接地帶動銷售。譬如我們排行榜第一名，好幾年都是《臺灣漫遊錄》。《臺灣漫遊錄》的中文版、英文版，或者《鬼地方》，又或者吳明益的任何一本小說，只要他有新書出版，在我們店裡通常都會成為主要的暢銷書。原因其實很簡單，就是因為我們把它放在最醒目的位置。我希望我的讀者看到它，也希望觀光客看到它。

所以其實從風景開始，尤其有了小風景之後，也就是進到戲劇院這家書店之後，我們就很主力地希望把台灣作家的外譯作品推出去。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排行榜上一直會有英文書的原因…….

➤書店也能成為台灣文化的窗口

陳正菁：其實我們會開始銷售外文書，主要是英文書。像法文、日文書我們就沒有進，因為對我來說，那不是主力的銷售品項。我個人會覺得，英文書在國際讀者之間，是一個相對普遍、最大公約數也比較高的選擇。不管讀者來自歐洲哪個國家，或來自美洲，大致上都可能閱讀英文，所以它比較像是一種通用的國際語言。這當然不是出於什麼偏見，只是我很明確地覺得，我們可以先從英文書開始。

我現在合作的英文書商，其實是書林書店。我一直覺得，獨立書店彼此之間的合作非常重要。當然，我可以直接從 Amazon 進書，也可以去找我以前待過的外文書店書商，請他成為我的進口代理，這中間的折扣條件或許會有一些差異；但我之所以選擇和書林合作，是因為我覺得，書林本身也是一家歷史很久的獨立書店品牌，專門經營外文書，又位在台大商圈，也是我年輕時常去逛的地方。

所以我會覺得，自己其實是一個靠讀書、靠逛書店長大的小孩。到了成年、甚至到了中年之後，我才更清楚地意識到，我和書店的關係是沒有辦法拆解的。我太依賴書店的存在了。你可以說，電子書會不會取代實體書、它的市場會不會越來越大？我不否認這件事；但我還是覺得，實體書和空間、和讀者個人之間，有一種非常緊密的物理性連結。閱讀時的空間氛圍，或者說情感脈絡，其實都是在一種很幽微的狀態下生成的。

所以我覺得，把書握在手裡這件事，對我來說非常重要。尤其是讀小說、文學作品的時候，我幾乎沒有辦法用電子閱讀。至於其他工具書、社會學類、參考資料，我完全不排斥，甚至會覺得那是非常好用的工具。像 AI 現在已經非常普遍，我也不抗拒；可是文學，尤其是詩、小說、散文，我真的很難不在紙上閱讀。我覺得這裡面有一種美感，也有一種記憶：書被發明之後，連帶生成了許多文化與創作的形式，而所有文學作者的創作，也都和這個載體緊密相連。

所以我們後來選了大量外文的文學類書，提供給外國讀者。這件事其實我也說不上自己當初是怎麼明確定義它的，但後來我慢慢發現，雖然各家店的選書方向有些不同：風景可能偏藝術，浮光可能偏社會學，春秋的文學比例再高一點；但最大的共同點是，我們始終沒有辦法離開文學。

我知道，對現代很多科系來說，文學幾乎像是一種「沒那麼有用」的學科，不太會有人因為它能保障什麼工作而去選讀；但我其實很堅持，文學是一個人生命的基礎。因為透過文學，我們能看到那麼多不同的敘述者，如何去講述不同的生命面向，而這些敘述裡面，也一定包含了文化與歷史。所以當我們關注一些國際獎項時，像《臺灣漫遊錄》得到美國國家圖書獎翻譯文學獎時，我們當然一定要把它搬出來，當成一種台灣之光。

➤書店也是台灣主體性的展示

陳正菁：甚至我會覺得，《臺灣漫遊錄》也可以是一種台灣主體性的展示；同時，它也是文學創作的一個里程碑，更是把台灣文學介紹到國際的重要催化劑。所以我們會大量展示它，而且我希望它有一定的量感。

因為你們知道，在獨立書店裡，很多書我向來都只陳列一本到兩本。這本賣走了，你就要等下一次補書；所以很多書得等很久，才會有下一個客人買到。這也是為什麼獨立書店其實很難做出那種典型的暢銷書規模。我平常備書就是一本到兩本，庫存沒了再補；但有一些書，我會刻意備足數量。像《臺灣漫遊錄》的英文版、中文版，我們就會希望它一直都在。

像韓江的作品也是。她得過諾貝爾文學獎之後，《素食者》、《希臘語課》、《白》都有繁體中文版，也有英文版，我也會大量陳列。國際讀者其實非常清楚，他們走進來看到，就會開始 Google，然後就買了。

我們在小風景賣英文書，其實賣得非常好，這點我自己也很意外。那其實就是一次嘗試。我們讓外文書的比例占到一半，給它櫥窗、給它平面陳列、正面陳列，讓讀者一進來就先看到它。當然，我們最大量、一定會常備的，還是《鬼地方》、《複眼人》、《單車失竊記》、《臺灣漫遊錄》，再來就是《素食者》。所以我覺得，連來台灣的觀光客都非常在意一件事：你會推薦哪位台灣作家給我？那我們當然就會強力推薦，因為我們能做的，就是從有限的、我們認識的，且已有外譯作品的台灣作家裡，盡量去推。

譬如邱妙津的書我們也有，像《蒙馬特遺書》。只是外國讀者未必每個人都會先對同志議題感興趣，可能就會先略過；但《臺灣漫遊錄》的接受度非常高，《鬼地方》的接受度也很高，因為他們會去 Google 內容，而只要和台灣文化、台灣歷史、美食有關，他們通常就會更有興趣。

吳家恆：而且它本身也已經有了國際上的 reputation。

陳正菁：對，有得獎嘛。像《素食者》，英文版一推出，只要我們把它放在春秋的海景第一排，幾乎立刻就會被拿走，而且通常都是國際讀者…….

➤想為書做到百分之百的努力

陳正菁：我始終覺得，書店最大的魅力，終究還是書本身。當書和空間、咖啡這些元素的結合，達到一種很好的狀態，或者形成一種只有你這家店才有的氛圍時，讀者就會再回來，再次光臨，也會開始問你：「有沒有哪一本書？」

像銀月，因為我們給外文書一定的空間比例，大概有兩個主要書櫃都是外文書，選書方向也偏文化理論、哲學、西方當代思潮，再加上台灣文學和一些英美經典文學；於是就開始有讀者來問外文書。像《哈姆奈特》那本外文書，你們有嗎？當他在你的書店看過外文書之後，就會覺得：好，那現在有一本新書我想入手，你家會不會有？那我當然就是趕快幫他查，店內有沒有庫存；沒有庫存的話，我就趕快進書。

其實一本書的利潤非常低，有時候只有幾十塊，有時候一百多塊、兩百塊；可是我為什麼還要賺這麼低的利潤、幫他進書，再賣給他，還要繳稅、繳房租？我覺得理由很簡單：我真的很想把一本到一個讀者面前，因為他需要這本書。他會來問，表示他覺得你這家店可能有這本書。

我們對於讀者的問書、查書、訂書，其實都非常願意服務。

我們自己也有一個小小的、雖然不算太常運作的網站，但還是有訂書、下單的功能。管理成本和基本業務費用其實都不低，像綠界科技、刷卡這些費用都要付；但我們願意為書多做一點努力。雖然書不是我們最主要的營收來源，但我們還是想為書做到百分之百的努力。我覺得，這應該是一家獨立書店要有的立場和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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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吳家恆，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畢業，英國愛丁堡大學音樂碩士，遊走媒體、出版、表演藝術多年，曾任職天下雜誌、時報出版、音樂時代、遠流出版、雲門舞集、臺中國家歌劇院。除了在大學授課，在臺中古典音樂臺擔任主持人之外，也從事翻譯，譯有《心動之處》、《舒伯特的冬之旅》、《馬基維利》、《光影交舞石頭記》等書。

片頭、片尾音樂：微光古樂集 The Gleam Ensemble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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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子裡的書店：中山商圈】完整專題

• 導覽》老屋、巷弄與街區漫遊，台北市中山商圈書店9選
• 觀點》社群、選品與創作者結盟：商圈趨同、房租上漲的書店生存戰
• 專訪》浮光、春秋書店創辦人陳正菁／從一人書店到四家店，被迫成長的經營者：書店是台灣主體性的展示 ft. 閱讀隨身聽

夏苾洛（Gisèle Sapiro）現身「文學社會學到台灣」系列活動的第三場，是文化研究學會年會的「圓桌論壇」。論壇主持人為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史書美、與談人則是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教授張誦聖。史書美的華語語系研究、張誦聖的當代台灣文學場域研究，皆是台灣研究與世界對話的重要橋梁，此次齊聚一堂別有意義。

主持人特別從兩位與談人的著作談起，聯結台灣因緣：張誦聖《現代主義與鄉土對峙：當代台灣小說》及《台灣文學生態：戒嚴法到市場律》都在美國重要大學出版社出版，是台灣文學研究躍進英語學圈的重要成就。夏苾洛有9本法文論著，《文學社會學》被譯成9種語言，最新的由台灣翻譯出版中文版，彰顯台灣有不同於中國的學術引介地位。

這場論壇焦點放在「世界文學」，直問在全球化時代，文學如何橫越世界邊界、對台灣意義何在？史書美形容兩位與談人彷如橫跨大西洋與太平洋的知識地圖，難得在台灣偶然交會。

➤張誦聖的歷程：從文學的內部研究往外看

張誦聖先開啟話題，從2023年《文學社會學》一書於美國史丹福大學出版談起。她說，文學社會學在美國並不受歡迎，因此有書評特別指出：「這是我們必須好好利用的第一本教科書。」張誦聖認為，這本書可能改變美國學界研究文學的生態。

張誦聖從個人學術歷程回望，反思世界文學流通下的制度脈絡及學術文化。她憶起自己1970年代在台大外文系讀書時，主流的文學研究方法就是形式主義、新批評等「內部研究」。她後來赴美並在1990年代初寫完第一本書《現代主義與鄉土對峙：當代台灣小說》（Modernism and the Nativist Resistance: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分析戒嚴時期國民黨的文化特徵，就特別想跳出形式主義與新批評，因此用了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和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理論。

不久後的1994年她回台灣，台灣主流文化正因解嚴而有巨大重構，張誦聖也準備以此題目寫第二本書，並尋找理論框架。當時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理論甫被翻譯為英文，她一讀即心想：「就是這個了！」

布赫迪厄鼓舞了張誦聖方法論的意識，場域理論讓她學會看宏觀全局。但張誦聖也體會到，資本（Capital）、慣習（Habitus）理論如何用在不同分析單元、不同層次尺度，才是最困難的步驟。因此她稱許夏苾洛《文學社會學》一書在方法論上引介各跨越層次尺度的運作，並掌握層次轉換、尺度轉換的方法，是「內部」文本分析與「外部」社會學分析的極佳橋樑。

➤典範轉移：文學社會學在美國的挑戰

張誦聖指出，美國的文學研究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發生典範變化，過去主流的客觀性內部分析，遭受理論性研究的挑戰，尤其是來自後殖民主義、多元文化主義、性別研究等思潮的挑戰。然而話鋒一轉，張誦聖指出自己隱然察覺，美國學術文化似乎不利於布赫迪厄的理論生根。她常在課堂遭遇學生質疑，因為學生未必喜歡偏離「純粹審美分析」的取徑。

張誦聖再舉1993年美國比較文學學會（ACLA）一場激烈辯論為例，報告書在1994年出版為《多元文化主義年代的比較文學》（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指出當時的多元文化主義突受到擁抱，但也引發明顯反撲，甚至有激烈言詞痛批「我們厭倦了為那些關於過度政治化的辯論……我們對狹隘的理論與社會學感到共同的惱怒。」

張誦聖以這個1990年代美國的狀態詢問夏苾洛，《文學社會學》第一章介紹的理論史，提到不少過去對文學社會學很有貢獻的扎實研究方法，但很多可以開創新途徑的方法似乎沒有延續下來。她想了解，是否因90年代進步主義與介入性格的「後結構主義」風潮給阻斷了？

張誦聖強調，這不只是個人的疑問，2015年左右，美國學者費斯姬（Rita Felski）即在《批判的極限》（The Limits of Critique）質問過去30年的文學研究是否是「向下挖掘與向後退步」？也有人提出現在的文學研究包山包海，是否有「過大的危機」（crisis of largeness）？該怎麼看待這樣的質疑？

➤夏苾洛的歷程：從比較文學到文學社會學

夏苾洛回應張誦聖的疑慮，認為兩人有共同的研究關懷，沒能早點相遇的原因正是「制度脈絡的條件」——因為學界慣常按照研究地理區域或對象劃分，研究歐洲的學者遇到台灣文學專家的機會極小。夏苾洛說，她先是透過魏簡（Sebastian Veg）的介紹接觸漢學家，了解這塊地理區域，再透過翻譯本書的蘇碩斌和劉展岳，才因緣際會來到台灣。

呼應張誦聖，夏苾洛也從個人歷程、制度脈絡與學術文化談起。她早先接受的是比較文學訓練，且偏理論與哲學。後來讀到布赫迪厄1971年的文章〈文化生產的市場〉，透過慣習（habitus）理論接上哲學，轉而接受布赫迪厄指導攻讀博士，才接觸社會學。她是在擔任助教時一邊教社會學、一邊讀社會學。

夏苾洛的博士論文即後來的專書《法國作家之戰》（The French Writers' War, 1940–1953），提問二戰納粹佔領期間，法國文學作家如何做選擇，面對高壓政治審查時，如何在自主性（autonomy）與他律性（heteronomy）掙扎文學的尊嚴？她採用質性及量化混合方法，蒐集185名法國作家資料後，根據社會屬性、場域位置、政治立場進行編碼，展開類似群體傳記學（prosopography）的分析。

夏苾洛說，博士論文寫完後，她成了20世紀法國文學的歷史社會學家。但她感嘆，現今法國社會學界研究方法的主流已是偏美式、當下主義式的取徑，不僅歷史社會學有點邊緣，文學社會學也很邊緣。因此，夏苾洛捨棄和社會學界對話，轉向與法國文學研究、法國史學研究者交流。她也發現，在美國如康乃爾、哈佛、紐約、杜克，以及德國和其他國家的大學，都有對布赫迪厄理論及理論如何應用感興趣的人。

第二本書討論《作家的責任》，問題意識源自法國在二戰後對文學的整肅審判（purge trials），有些曾與德軍合作的作家被判死刑。夏苾洛在德國曾遇到學生提問，「怎能因為一個作家寫了些想法就審判他？」

夏苾洛也想知道為什麼「文字的象徵權力」被認為危險到可致死？她對「相信文字具有象徵權力」的信念展開系譜學探究，最後指出作家身兼法律責任（legal responsibility）與道德責任（amoral responsibility），兩種責任的選擇及決定，塑造不同時代文學形式和社會制度的因循或變革。

這也是夏苾洛對布赫迪厄理論的補充，因為布赫迪厄關注抵抗「市場」他律的自主化，而夏苾洛則關注抵抗「政治」他律的自主化。

夏苾洛最後談到新近的「翻譯」研究，她結合量化、訪談、接受史等方法，輾轉促成翻譯研究學界出現一波「社會學轉向」，後來更獲得比較文學界的關注。說來有趣，透過社會學路徑的翻譯研究，夏苾洛竟又重回最初起點的比較文學社群。

最後，夏苾洛回應張誦聖的「尺度轉換」問題。夏苾洛說，「場域理論」確實可讓研究者在宏觀層次（macro level）、中觀層次（meso level）到微觀層次（micro level）之間游移並觀察不同現象。以翻譯研究為情境，宏觀層面可觀察翻譯語言的流動，微觀層面可觀察編輯如何決定翻譯某一本。那麼，如何從微觀決定連結宏觀流動？場域理論即可幫助串連不同的「時間尺度」，循線察看個人選擇其實是結構的產物。

➤世界文學由誰決定？「東亞文明區塊」的提案

進入第二部分討論，主持人史書美從在場三人都有「比較文學」的背景，提出一個問題：我們談世界文學，究竟是什麼構成「世界」？台灣當然屬於世界，但顯然這個世界和美國或歐洲的那個世界並不同。

張誦聖對此回應，她認為達穆什（David Damrosch）、卡莎諾瓦（Pascale Casanova）等人推動「世界文學」的20世紀末這個特別時點，也是一種「後後殖民」（post-postcolonial）的現象。她推論，20世紀末的後殖民與多元文化主義帶來強大的「去中心化」能量，也使美國文學研究者去思考，要如何超越長期仰賴的歐洲中心主義？如何勾勒更全面、更包容的世界文學圖景？

此時，布勞岱（Fernand Braudel）的長時段研究、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理論乃被發現，因系統性分析全球尺度的文學現象，好像就可包容邊陲文學。

然而張誦聖也指出，這個世界文學的概念，如卡莎諾瓦《世界文學共和國》一書指出支撐世界市場的文學空間約在16世紀形成，依然不脫西方中心。以東亞世界為例，19世紀中葉後才接觸西方，依循西方模式建構本地化版本的現代文學和出版體制，這或許也需要省思。

張誦聖接下來指出一種「對文學權威態度的轉變」，也就是察覺「自我」面對「他者」的支配，並質疑過去篤信的「文學價值的格林威治子午線」。日本的明治時期、中國的五四運動，以及台灣的現代主義時期，應該都是對文學權威態度的轉變。

張誦聖認為，台灣現代主義作家，如余光中、白先勇、王文興，都曾汲取中國的前現代美學資源進行書寫實驗。從這個角度看，東亞或許有一種世界文學形成過程的「共同作者」（co-authorship）。張誦聖因此提出一個方法論上的構想───借用杭廷頓的概念，東亞有一個文明區塊（civilizational block）可作為中層尺度的分析框架，不要侷限在西方16世紀開始的狹義現代，而是去分析更早的古典傳統，如威廉斯主張的殘餘文化形構（residual cultural formations）、去研究前現代文化的沉積如何形塑後來的文化生產。

夏苾洛針對這個構想回應，可以再區分「行動者對時間性的感知」與客觀化的「社會歷史時間性」。如卡莎諾瓦說的，行動者內化的「落後感」（backwardness），也就是行動者將巴黎視為前衛、自身視為落後的時間性感知，並不同於客觀事實的時間性。

有時一種制度消失後，其實踐模式會殘餘下來，所以長時段的時間性，才會與場域的中時段時間性（如出版實踐、目錄）、短時段的時間性（如個體行動者的策略、談判），都相互糾結在一起。因為這些時間性是相互嵌合的。

夏苾洛再補充，地理空間性也是相互嵌合的。全球化影響地方生活世界是重要問題。文學的「比較主義」研究取向，過去被批評是在掩蓋「西方文明也有其他國家文學的貢獻」，例如忘記了法國文學是藉由翻譯拉丁文學而建立，也在掩蓋民族國家建立之前曾有共享文化，例如拉丁學術圈。所以，夏苾洛認為張誦聖提出「文明區塊」作為轉換尺度的「中觀」概念，將非常重要。

夏苾洛說，「世界文學」為比較文學引入了全球流通的視角，但未必能解決所有問題。因為「比較」需要實踐的檢證，例如抽象的場域理論，必須有實證去察看場域的邊界——實際上誰屬於和不屬於這個場域？還有他們之間的鬥爭。因此世界文學的提出，重點不在定義，而是促使「界定框架」本身問題化，進而迫研究者不斷省思世界文學是什麼。

➤在多極的世界，思考台灣文學的雙重邊陲

論壇最後，主持人史書美循著張誦聖頗具啟發性的「文明區塊」構想進一步思索，當代的台灣恐怕已經不是擺脫單一中心的問題，而是置身在中國崛起與西方霸權的「雙重邊陲」的問題。史書美因此詢問二位與談人，如何修正或思考文學的多極（multipolar）世界？

針對多極世界的問題，張誦聖回應，文學史家不僅要關注當代，如現今美中敵對局勢，更要觀察不同的歷史階段。在後殖民論述引入台灣之前，當時的人並不在乎國與國之間的階序關係，而相信只要做好自己，之後就能弭平階序。這其實是國家內在的跨國殖民狀態。

張誦聖釐清，這就是為什麼她要針對達穆什的世界文學定義「在原產地之外被翻譯和流通的文本」提出質疑，也因此支持「跨國文學」應是比「世界文學」更適當的理論詞彙。

夏苾洛也很關注台灣「雙重邊緣」的議題，並表示很樂意參加這種主題的研討會。她認為「另一個中心」的想法非常關鍵，因為地緣政治、經濟與文化議題並不總會「對齊」。她同意，不僅僅台灣受到威脅，西方長期自詡的人權、現代性等典範也已受到挑戰，首當其衝的竟然正是美國。夏苾洛說，我們似乎面臨某種「迷失在翻譯中」（lost in translation）的體系轉換與溝通困境了。

100分鐘的圓桌論壇結束，史書美在座談尾聲感謝所有人的參與，她更以有力的提問，點明台灣的社會歷史：為什麼在雙重邊陲對話如此美好？共同的答案是，邊陲更加民主，讓每一個人能齊聚在這裡進行對話。●

文學社會學 La soci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 作者：夏苾洛（Gisèle Sapiro） 譯者：蘇碩斌、劉展岳 出版：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定價：50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夏苾洛（Gisèle Sapiro）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研究主任、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EHESS）歐洲社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歐洲人文自然科學學院（Academia Europaea）院士，亦為CNRS出版社「文化與社會」叢書主編。研究專長為知識分子社會學、文學社會學與翻譯社會學。 譯者簡介：蘇碩斌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臺灣大學社會學博士，曾任國科會人文處處長、國立臺灣文學館館長、文化研究學會理事長。研究專長為臺灣文化史、文學社會學與創造性非虛構寫作。 譯者簡介：劉展岳 法國國立東方語言與文化學院（INACLO）專案副教授、臺灣學研究中心主任，法國巴黎第八大學表演藝術民族誌博士。研究專長為跨文化表演藝術、臺灣語言作為對外第二外語教學，近期專注在臺灣學發展與文化外交議題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