繪本大師》純真童年的回聲：忠於自我想像的凱特．格林威（Kate Greenaway）
1900年的春天，碧雅翠絲．波特（Helen Beatrix Potter）決意踏上出版之路，她向在倫敦認識的小男孩摩爾（Noel Moore）借回曾寫給他的圖畫信，添上更多筆墨拓展信中彼得兔的故事。波特將完成的黑白插圖配上彩色的扉頁，在尋求出版時卻連連遭拒，於是她自己找印刷公司，按照自己想要的模樣印製。1901年12月16日，250冊自費出版的《The Tale of Peter Rabbit》趕在聖誕節前完成，經波特半送半賣，又追加印製了200本。
這本自費出版的小書，引起了曾出版凱特．格林威（Kate Greenaway）作品的出版公司的興趣。當時格林威甫於11月6日過世，出版界亟欲尋找女性插畫家新星，他們希望波特能承繼格林威的風格（不過波特心中最想成為的是像藍道夫．凱迪克［Randolph Caldecott］那樣的插畫家）。
1902年，全彩的《The Tale of Peter Rabbit》上市，由曾經發掘格林威的版印家艾德蒙．伊凡斯（Edmund Evans）印製。在這世紀交替之間，格林威的幕緩緩落下，然而她作品的美學觀和影響力卻仍延續至今。
凱特．格林威於1846年3月17日，出生於倫敦霍克斯頓，在家中四個孩子裡排行第二。她的父親是個技藝精湛的版印雕刻師，也是一位畫家，他的插圖曾刊登在《倫敦新聞畫報》和《Punch》雜誌上。
父親經常在爐火前通宵雕刻，格林威很喜歡看他工作，也因而接觸認識了當時著名插畫家約翰．里奇（John Leech）、約翰．吉爾伯特（John Gilbert）和肯尼．梅多斯（Joseph Kenny Meadows）等人的作品。
格林威還喜歡看父親剪貼簿上那些可怕的插畫，如喬治．克魯克香克（George Cruikshank）描繪的行刑圖，既讓她著迷，又讓她感到恐懼。她酷愛讀半便士的童話小冊，最喜歡《藍鬍子》、《睡美人》、《灰姑娘》和《美女與野獸》。這些神秘而恐怖的故事，最後都以美好的結局收尾，帶給她一絲慰藉。
父親原任職於Ebenezer Landells雕刻公司，因為接獲繪製狄更斯小說《The Pickwick Papers》新版插圖的委託，就辭去了穩定的工作，並將妻兒送到諾丁漢郡羅勒斯頓（Rolleston）的親戚家，好全心投入創作。沒想到委託創作的出版商破產了，使得格林威一家遭遇了經濟困境，有段時期不得不四處搬遷。
格林威小時候被視為是個「古怪」的孩子。她非常容易焦慮，情緒經常在興奮和極度沮喪之間搖擺不定，而羅勒斯頓則成了她逃離城市生活壓力的避風港。
羅勒斯頓是格林威一生的心靈故鄉，一個她永遠可以重新想像、在日後創作裡不斷被美化的精神家園。對這個地方的記憶影響了她後來的插畫創作，也為她動盪不安的童年罩上一層舒適的懷舊色彩。
格林威曾告訴友人，在一切事物之上，她擁有一付神奇的「金色眼鏡」，活在如孩童般的驚奇中，能看到事物的背後。她花大量的時間發揮想像力，來逃避童年的壓力。她常說：「盡管身處同樣的環境，奇怪的是，我卻比我的手足快樂得多，那是因為想像世界讓我一直沉浸在快樂中，一切都充滿了奇妙和美麗。」
在日常生活中，想像力既是格林威的優勢，也是她的劣勢，阻礙了她與他人的社交互動，也讓她幾乎無法上學。母親因此安排她和姊妹們在家接受教育，但格林威很難集中注意力學習任何科目，她只喜歡畫畫。斷斷續續的學習歷程，導致她對書面語言的理解能力不足，也因此後來很難為自己的插畫作品創作詩歌。
1850年，母親開了一家生意興隆的女帽與服飾店，漸漸改善了家計窘境。格林威一家搬進店鋪樓上的公寓，她經常在樓房後的花園遊戲賞花。其實這只是一座花草稀疏的小園，但卻成為格林威童年記憶中極為重要的一部分，是她心中完美花園的靈感來源。
受到母親工作的影響，格林威學到了服裝設計與製作的概念。她擅於縫紉，常利用剩餘的碎布和緞帶製作洋娃娃，並為它們取了名字，如：亞伯特王子和維多利亞女王。她也會設計並親自縫製服裝，後來當她開始創作插畫時，還會親自設計並縫製畫中女孩們的服裝，透過真人模特兒，她可以觀察服裝的垂墜感和動態效果。
父母親看到女兒擁有藝術的天分，就鼓勵格林威朝此方向發展。12歲那年，她陪伴表姊就讀芬斯伯里藝術學校夜間部，很快就展現了她對藝術的熱情。父母親因此讓她轉讀日間部，除了磨練繪畫技巧，也學習工藝課程。六年習業期間，她既專注又勤奮，學得了陶瓷、紡織品和建築裝飾圖案的創作方法，最後獲得國家藝術課程證書，以及數個獎項。
畢業後，格林威繼續到南肯辛頓的中央藝術學院深造，卻發現那裡禁止女性參加人體素描課程。她不願忍受這種歧視，於是又報名了1871年成立的斯萊德美術學院，因為該校宣稱男女享有平等的教育機會。格林威就這樣同時並進，白天在中央藝術學院上課，晚上到斯萊德美術學院參加人體素描課程。
就像她的雙親一樣，格林威對自己的職業生涯充滿決心並勇往直前，盡管遭遇挫折，還是在就學期間開始四處推銷她的插畫。1867年，她第一次接獲童書插畫委託，為《Infant Amusements》繪製卷首插圖，也為她日後的童書插畫專業奠定了基礎。隔年，她在著名的達德利畫廊舉辦首次個展，其中一組仙女水彩畫被《Peopole’s Magazine》編輯購藏，因而被配上詩歌在雜誌上發表。
由於雜誌的宣傳效果，吸引了馬庫斯．沃德卡片公司的興趣，他們邀請格林威設計一張情人節卡片。這張卡片才上市一週，就賣出了2萬5000張，但格林威的酬勞僅僅只有3英鎊。
之後她持續為沃德卡片公司設計情人節、生日和聖誕卡，圖畫包括了花卉裝飾、仙女和兒童肖像，其中最成功的賀卡描繪的就是後來她的童書中穿著歷史服飾的兒童。但這些賀卡設計大多是匿名的，偶爾才會印上她的縮寫「K. G.」，33歲的格林威依然沒沒無聞。
格林威陸續為幾本童書繪製了插畫，她的父親對女兒的畫作極有信心，於是請過往的同事艾德蒙．伊凡斯鑑賞格林威的作品，以尋求出版的機會。當時伊凡斯已經在艦隊街擁有一家非常成功的印刷公司，且與瓦特．克蘭（Walter Crane）及凱迪克合作出版了暢銷的兒童彩色圖畫書。
伊凡斯審度格林威配有詩句的50幅畫稿，看到了她風格的巨大潛力，正符合當時「美術與工藝運動」的典範。格林威畫中的女性，穿著流行、寬鬆的草黃色連衣裙，坐在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風格的燈芯絨椅上，用羅賽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推廣的藍白瓷杯品茶，在向日葵盛開、周圍環繞著日式喬木的花園中翩翩起舞，伊凡斯知道這是出版格林威作品絕佳的時機。
伊凡斯對配合畫作的詩句頗有微詞，認為它們「語法混亂」，但格林威不願在沒有詩句配合的情況下出版她的畫作，因此伊凡斯委請詩人洛克-蘭普森（Frederick Locker-Lampson）在出版前進行適當的修改，並與出版社簽訂了出版合約，明定格林威將獲得該書三分之一的利潤。這遠比通常支付給作者的一次性稿酬要高得多，格林威成為史上第一位領取版稅的專業女性插畫家。
格林威的第一本書《窗下》（Under The Window）於1879年10月出版，伊凡斯承擔了巨大的財務風險。他大手筆使用了紅、膚色、藍和黃多塊色板，以重現原始水彩畫的質感，由於成本過高，只好將書價推升到6先令。首刷2萬冊讓出版社非常惱火，認為這個數字過於樂觀，沒想到新書上市後大受歡迎，印量趕不上市場需求，書店甚至自行將售價抬高到10先令，仍一書難求。
第二刷又追加印製了7萬本，加上很快有了德文版和法文版，使得銷售量不斷攀升。格林威一下子聲名大噪，與瓦特．克蘭及藍道夫．凱迪克並列19世紀英國童書黃金時期三大家。
克蘭是三人中最年長者，作品風格偏向裝飾性，亦為「美術與工藝運動」成員之一。他對兒童的想像帶有社會主義的理想與道德觀，將兒童視為需要教育與引導的存在，因此他對格林威的評語不太客氣，認為她那些無害的畫作與詩句既瑣碎且缺乏教育價值。他還批評格林威太愛畫大軟帽，甚至說：「有段時間她筆下的小人兒幾乎消失在衣服裡了。」
另一位大師凱迪克是圖畫敘事的革新者，他的圖畫帶有動態與幽默感。雖然他曾擔心格林威的成功會影響到他的書籍銷量，但一直和格林威保持著友好的關係，兩人經常通信和互訪。尤其他們是同年同月生，格林威只比凱迪克大了5天，因此被稱為「twin illustrators」，許多讀者甚至誤會他們是一對夫妻。友人曾經想撮合他們，但凱迪克的回應是：「她長得不美麗。」
相貌平平、個性靦腆的格林威，非常清楚自己的笨拙，把美麗都留在了她的插畫中。她的插畫有著非凡的魅力，畫中描繪的活潑俏皮或溫婉含蓄的鬈髮孩童，穿著經她改良的18世紀末和攝政時期的服飾。漂亮的女孩穿著高腰圍裙和連衣裙，頭戴軟帽或草帽，男孩們則穿著緊身衣和短外套。他們生活在一個純真的世界裡，在那裡永遠不會受到貧窮、疾病和罪惡的傷害。
「格林威兒童」形象的插畫風靡一時，不僅印在壁紙、做成陶瓷娃娃，倫敦的利寶百貨（Liberty London）更將格林威的畫作直接印製成童裝圖案。這股「格林威時尚」風潮還影響了整整一代思想開放的藝術圈母親，她們自稱為「靈魂」（The Souls），並積極擁抱工藝美術運動，讓女兒們都穿上了格林威設計的服飾。
伊凡斯敦促格林威要乘勝追擊，並充分利用她的成功和人氣，直接以她的名字成為營銷策略的核心。1880年聖誕節前發行的《Kate Greenaway’s Birthday Book for Children》，經過深思熟慮的規劃，尤其注重設計和版式，力求迎合兒童的需求。全書採用小開本，讓孩子能輕鬆翻閱。為了加快編輯和印刷速度，只有其中12幅圖有著色，而詩歌則由當時受歡迎的童書作家露西．賽爾-巴克夫人執筆。
這本書依然大受歡迎，格林威收到上流社會許多派對、音樂會和劇院演出的邀約。但出席這些活動始終讓她感到格格不入，她自嘲是「群鳥中的烏鴉」。越是出名，收到的批評也越多，《Punch》雜誌用漫畫惡搞她和凱迪克、克蘭，這顯示她的名氣已經達到與男性同行比肩的水平，而她的收入更勝於其他兩位男性藝術家。
格林威的第三部作品是《鵝媽媽童謠》，包含了42首口耳相傳、琅琅上口的兒歌，她還調整了一些她認為需要改進的尾韻。書中精美的插圖，呈現出孩子們心目中理想的秀美田園風光，許多都是她童年在羅勒斯頓的生活經歷。
這本書雖然沒有締造如前兩本的銷售佳績，但卻贏得評論家的讚譽。克蘭將這部作品收錄進他於1897年出版的《書籍的裝飾插圖》中。
格林威深受大眾愛戴，不只在英國，整個歐洲和美國的評論界都給予她極高的評價，稱她為「天才」，將她與該世紀最偉大的藝術家相提並論，並預言她的作品具有成為經典的所有特質。
儘管如此，格林威仍深深覺得自己的插畫比克蘭和凱迪克遜色，她在寫給凱迪克的信中說到：「我真希望能有那樣的才思。我對自己的能力感到沮喪，因為我剛看過克蘭新書的原稿，其中一些簡直是美夢般的傑作。」
讓格林威感到沮喪的還有：市面上氾濫著各種公然發行的「格林威兒童」抄襲作品，以及未經圖像授權的延伸商品，遍佈在各種日常生活器物上。更糟糕的是，她越受到矚目，對自己反而越沒有信心。她急切的向身邊的友人尋求建議，有時建議南轅北轍，更讓她無所適從。
1883年，格林威出版了《Little Ann》，書中收錄Jane Taylor等19世紀詩人撰寫的韻文詩，配上她的50幅插圖，反映出當時的日常生活。這本書的銷量證明，即使襲作充斥，大眾仍會購買帶有格林威原創畫作的商品。伊凡斯由此見到商機，建議她繪製年鑑，每本售價一先令，在英國和海外狂銷了9萬冊。直到1897年為止，讀者們每年都期待著新年鑑的上市。
這段期間，她也結識了牛津大學教授及藝術評論家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當時格林威36歲，羅斯金63歲，直到羅斯金於1900年過世，兩人保持長期而熱烈的通信。信中風暴式詩意的對話，充滿了格林威被壓抑的渴望，交織著挫折與憂鬱的狂喜，和既殘酷又溫柔的未竟激情。
羅斯金在他的《往事錄》和牛津講座中，都對格林威的作品讚不絕口，稱她表現了「對兒童深沉的愛」和「恢復了幼兒的神性」。他一邊鼓勵格林威提升繪畫的水準，一邊又自認有充分的權利來糾正她那些「微小的缺點」。他勸說格林威放棄書籍插畫，強迫她信仰更極致的寫實主義，轉而追求水彩和油畫等「更高雅」的藝術形式。格林威將羅斯金的建議奉為「聖旨」，徹底毀掉了自信。
1884年格林威出版《Language of Flowers》，依然獲得一片好評，唯獨羅斯金持否定態度。為了得到羅斯金的認可，她為羅斯金所寫的《Dame Wiggins of Lee and her Seven Wonderful Cats》繪製插圖。這本書是19世紀早期兒童讀物的黑白再版，只加入了羅斯金的4首新詩和格林威的4幅新畫。
聽了羅斯金太多負評，格林威每本書創作的時間越來越長，1885年出版的詩集《Marigold Garden》，一共有51首兒歌，特別指明是專門寫給「眼睛裡充滿好奇和疑惑」的小朋友。格林威的圖畫明快而美麗，畫風明顯受到雷諾茲（Joshua Reynolds）和根茲巴羅（Thomas Gainsborough）的影響。這本書出版後僅售出6500冊，似乎預示著她的插畫生涯漸漸走下坡。
為了養家的經濟壓力，格林威維持自律且近乎隱居的生活，繼續接下大量的工作。1886年她同時出版了《蘋果派》和《海盜嶼女王》兩本書。《蘋果派》是由她自寫自畫的字母書，透過一首古老童謠，將字母串聯起來。書中圍繞著蘋果派的舞蹈和搶食，顯露了格林威作品少見的動感。《海盜嶼女王》則由19世紀美國短篇小說家暨詩人布雷特．哈特（Bret Harte）撰寫，由格林威配插畫，講述4個小孩扮成海盜後所經歷的冒險。
1888年她為白朗寧（Robert Browning）改寫的德國民間傳說《花衣吹笛人》繪製插圖，兩位大師攜手合作，為這個古老的傳說賦予了新生命。1889年出版的《Kate Greenaway’s Book of Games》，描繪沉浸在各種遊戲中的孩子。遊戲是孩子的天性，在格林威的筆下，好似想像中的天堂樂園已然再現。
格林威的父親於1890年突然去世，幾年後的1894年，她的母親也相繼離世。這給她帶來巨大的打擊，尤其是與她感情深厚的父親，一直是她生命中引導的力量。童年是格林威畢生珍惜的記憶，她一直與父母同住，難以接受成年生活，所以從未真正獨立長大。
父母過世後，格林威嘗試和妹妹范妮合夥創業，但並不成功。她開始創作詩歌、書寫自傳和劇本，但都以失敗告終。1890年她為英國小說家伊莉莎白．亞寧（Elizabeth Von Arnim）所寫的童謠《April Baby’s Book of Tunes》繪製插圖後，不再有新書發表。她仍繼續為雜誌畫插圖，並依照羅斯金的建議創作水彩畫，曾在美術協會舉辦過幾次展覽，但她發現這不是自己的強項，受歡迎的程度不如她的預期。
格林威的健康每況愈下，她知道自己罹患了乳癌，卻對外隱瞞病情，聲稱自己只是得了感冒和風濕病。當1900年羅斯金過世的消息傳來，即使他早已多年不回覆她的信件，她仍然悲痛欲絕，無法從這段病態且扭曲的情感中解脫。
她曾在詩中寫過：「寂寞的靈魂，我永遠孤單，若愛曾降臨，亦轉瞬即逝—無物留存，無物駐足。」1901年11月6日她悄然去世，並依照遺願火化，骨灰撒在心愛的父母墓旁，如同她生前一般，在孤獨中死去。
孩子們在格林威所描繪的田園牧歌式場景中嬉戲玩耍，彷彿凝結在永恆的時空中，與工業社會帶來的動盪不安，或戰爭所造成的破壞完全隔絕。這些優雅迷人的孩子，看起來帶著一種奇特的落寞憂鬱，他們夢幻般的身影似乎超脫於時間與空間。
格林威透過想像力，重新塑造她所看見或感受到的事物，創造出一個世界：那是對現實的回聲，無論與真實相距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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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題》飢餓、垃圾屋、性騷擾與死亡，救貓人的真實手記：《詩人廣場的貓》
如果你入住一間房子，卻發現這間房子附帶30隻浪貓，你會怎麼做？
寇特妮・古斯塔夫森（Courtney Gustafson）被迫面對這個問題時，她經濟狀況拮据，正與憂鬱、焦慮和生活壓力纏鬥。然而她知道，如果什麼都不做，這些貓咪會在她眼前一隻隻生病、衰弱、死去。於是，她開始餵養這30隻貓。
這個看似單純、如今卻可能引發爭議的決定，徹底改變了她的人生。短短幾年內，她從絕育重要性都半知半解的普通人，變成受大家信賴的救貓能手，走入垃圾屋、低收入社區，與各種「不可理喻」的人周旋，也不斷面對生命的脆弱與消逝。
這一切經過，都記錄在回憶錄《詩人廣場的貓》。古斯塔夫森真誠、詳實記錄下她與30隻貓的磨合、貓影片一夕爆紅，以及救貓所遇到的困境。她寫貓，也寫自己，寫她在救貓場域遇到的人。透過她的眼睛，讀者可以看到：動物議題的核心從來不是動物，而是人的困境、社會的破洞，以及在這之中，人如何在夾縫中求生存的同時，依舊選擇傾盡自己、設法幫助動物。
➤人為什麼想救貓？
書的起頭，古斯塔夫森從日常出發，記錄與30隻貓共處的點滴，以充滿人性的筆法，描繪每隻貓的獨特性格、與自身經歷的互文。例如超高人氣的愛侶「憂傷男孩」與「蘿拉」，她細膩記錄下牠們的形影不離，只要找不到對方就會焦慮萬分。這段故事在網路上獲得大眾喜愛，古斯塔夫森亦因為牠們，反思自己受困於不健康關係的過往。
她也寫第一隻認養的貓「泡泡」，一隻巨大、愛咬人腳踝的黑貓。彼時她還在念研究所，遭遇嚴重的課業壓力、社交障礙，出現解離的心理病症。一張認養傳單把泡泡帶到她身邊，寂寞的她與害怕寂寞的泡泡拯救了彼此，養貓的責任也給了古斯塔夫森活下去的動力。她開始餵養貓、救援貓後，經常覺得這是一種紀念泡泡的方式。
古斯塔夫森不斷觸及的，其實是一個救貓人常被質疑的問題：救貓可以是為了自己嗎？在社群上談及救援貓狗，經常出現兩種極端的形容詞：「善良」與「偽善」。「善良」頌揚珍惜生命的美德，「偽善」則認為那不過是自我滿足——彷彿只要動機不純，就稱不上善（某種程度上，大家對「不作為」的寬容，遠大於「試圖要做什麼事」）。
古斯塔夫森對此倒是坦然，承認開始救援貓咪的理由，都是回應自身需求：因為泡泡、因為是互相拯救的關係、因為不忍看貓在眼前死去。她曾叩問：為什麼開始把貓咪影片放上網？「真的『只是想要別人認為我是個好人』而已？」但她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她需要有人分擔這些生命的重量。
➤無法溝通的民眾、不友善的言語、無可避免的死亡
如果古斯塔夫森的故事停在這裡，這本書大概無法成為《紐約時報》暢銷書。真正讓書精彩起來、變得具有公共性，是在古斯塔夫森走出私人空間、開始為他人救援貓咪之後。
擔任過動物之家或TNR（誘捕、絕育、放回）志工的人，往往聽過：「救援動物時，你會看到人性。」古斯塔夫森面對的便是如此。她在破敗的「沙漠棕櫚」社區，遇見沒有家人、住在全是垃圾的半廢墟，與幾十隻浪貓相伴的理查。他拒絕讓貓結紮，威脅再看到古斯塔夫森，就會「斃了她」。
她也遇過堅持每晚要為貓煮一隻全雞的老男人，貓被雞骨頭刺傷時，他委屈說：「妳說得好像我一點都不關心這些貓一樣」。還有「熱狗男」，他居無定所，住在車上，堅持把自己僅有的晚餐「熱狗」分給貓咪，儘管熱狗根本不該拿來當貓食。
棘手的餵養人之外，古斯塔夫森作為女性，還需要處理無所不在的歧視與騷擾。男人用「小蕩婦」形容發情的母貓，若有似無地挑逗她。即便帶上假婚戒，仍不斷有人發出性邀約。她也遇上很多幽微卻令人不適的偏見：許多人知道她救貓，第一反應是：「妳的男友對那些貓有何看法？」——彷彿女性只要跟貓扯上過多關係，就註定會成為古怪又孤獨的「貓女士（cat lady）」。
然而，這些衝突與冒犯，都不是最難以承受的部分，死亡才是。罹患癌症奄奄一息的貓、口腔長瘤幾乎餓死的貓、被狗攻擊後半死不活的貓、腎臟功能失調的貓⋯⋯即便她再努力，總有救不了的貓，那是一種很深的絕望。但她也知道，如果選擇後退，只會錯過更多生命。
➤良善的動機卻導出「惡形惡狀」
《詩人廣場的貓》最大的亮點，是古斯塔夫森如何看待愛動物卻「無可理喻」的民眾。很多時候，面對立場相左的人，人們會輕易劃分界線，但或許因為自己曾在身心與貧窮邊緣掙扎，古斯塔夫森總是努力把他們畫進自己的那一邊。
〈無底餓〉一章裡，古斯塔夫森回憶在食物銀行工作時，領取食物的人儘管有充滿感謝的，但更多是憤怒、挑惕、不講理。就像她剛開始餵養「猴子」時，猴子對她相當蠻橫，總是低吼又出爪。
古斯塔夫森想起，自己經濟狀況最差的時候，也曾在同事聚餐陷入恐慌，擔心吃不夠多會餓死，又擔心吃太多會被說東說西。與治療師的對話中，她才醒悟「動物的攻擊或惡意的行為，只是一則則傳達恐懼、焦慮、飢餓或疼痛的訊息」——人又何嘗不是如此？
韓國電影《寄生上流》有句對白：「有錢的話，我也會很善良。」猴子的結局彷彿印證這一點。古斯塔夫森餵養猴子一段時間後，牠成了一隻傻乎乎的貓，時不時露出微笑，原來「曾經以為是牠本性的惡形惡狀，都只是牠奮力活下去的策略。」
在德國，這本書的譯名是《貓與資本主義》，這點出一個殘酷的事實：餵養乃至救援貓咪，都無法跟金錢脫鉤。從貓吃什麼，到捕貓器具、醫療費用，無一不是錢，就連要獲得正確的照顧知識，也需要資本。偏偏許多「惡形惡狀」的人，都是無業、無家、低收入、身心疾病，在M型社會中、最被邊緣化的一群人。古斯塔夫森提出很深刻的提問：「對於嘗試照顧貓卻意外導致傷害的那些人，我們能保有同理心嗎？」
➤批判愛爸愛媽之前，讓理解成為起點
近年，遊蕩貓狗餵食爭議不斷延燒，每當人、野生動物因浪貓、浪犬受傷，就會再次燃起爭端。網路上有人將餵養貓夠的「愛爸愛媽」稱為「礙爸礙媽」，認為他們不願承擔責任。
基於這樣的背景，初讀此書，儘管美國和台灣背景不同，心情仍很複雜，擔心這本書意圖推廣餵養（結果而言，並沒有），耳邊也總有聲音詢問我：古斯塔夫森做的僅是一種自我滿足嗎？
然而讀完後，會覺得不論討喜、正確與否，她的視角重要且真實。第一線的痛苦、疲倦與矛盾，沒有親身走過，恐怕無法透過隨意猜想來理解。古斯塔夫森正是看見了其中的困難，因此她很清楚，自己要關懷的，從來不只是動物，還有那些在生存邊緣掙扎的人。
於是，她花時間與難溝通的餵貓人建立關係，理解他們的窘迫、絕望與傾盡一切。而她的同理心和堅持，也真的一次次讓固執的人放下戒心，彷彿在說，改變是有可能的。
當然，理解就能創造改變，如此想像可能過於理想化了。但在論斷、批評之前，先看見那些被忽視的重量，看見餵食者的不同面貌，不再將他們視為一個集體，而是一個個有缺陷、卻努力在自己和他者生命中找到出口的個體，或許，可以是一個起點。●
Poets Square: A Memoir in Thirty Cats
作者：寇特妮．古斯塔芙森（Courtney Gustafson）
譯者： 沈台訓
出版：知田出版
定價：52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寇特妮．古斯塔芙森（Courtney Gustafson）
寇特妮．古斯塔芙森是一名救貓人與社群組織者。她在TikTok與Instagram上創建了「Poets Square Cats」（詩人廣場貓群）帳號。她現居於亞利桑那州土桑市（Tucson），並於當地工作。
閱讀通信 vol.376》繪本的「營養」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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