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麗君猝逝消息傳回台灣當日，我翹課在家偷看電視，突然快訊插播，播報員口吻驚悚地揭露大明星於異鄉因氣喘過世，此外所有細節一概不知。遙控器轉來轉去都是這個新聞，我轉頭望向鋼琴上一隻未開封的支氣管擴張劑，那是前兩日走出急診室時，醫生千萬交代要我隨身攜帶的救命神藥。自幼家裡對流行音樂敬謝不敏，那一則客死他鄉的噩耗成了我與大明星最初的接觸。

2002年《何日君再來》出版，當年的我是個音樂系學生，以為此書是尋常傳記，莫名其妙讀起某特務的叨叨絮絮，大明星行跡被切成沒頭沒尾的碎片，草草翻完，滿頭霧水。幾年後我成了音樂學學徒，重新再讀《何日君再來》，頭一回明白大明星也會滿腹委屈，會遇人不淑，鬱悶感久久揮之不去。三讀《何日君再來》的今時，我走上了音樂學邊陲的岔路，變成站在學術研究與大眾書寫交界的寫字人，我羞慚地發現過往的理解猶如瞎子摸象，因著赤裸到讓人不忍直視的描述發窘，陷落在人物與情節交織的蜘蛛網中。

小說由特務信件組成，內有挖掘大明星死亡祕辛的進度報告，蒐羅而來的巷議街談，與苦心求得的大明星手稿，試圖重建大明星從沒沒無聞到風光無限的過往，以及殞命前在清邁的最後時日。歌曲、夢境、幻想、回憶，看似可信的媒體報導與證詞，與看似不可信的流言蜚語，錯落有致地糅雜為一，在獨白中交互詰辯，反覆叩問。故事線跨越時空，構成多聲部繁複對位，作者平路卓越的寫作技藝讓人驚嘆，寫作上的自由更教我無比欣羨。

小說家可以寫的，音樂史不寫：不會這樣寫，不能這樣寫，不可以寫。

在我看來，音樂史書寫這個領域，有明確邊界，還有心照不宣的潛規則。研究者想要在此長久發展，得要盡可能不得罪音樂人及其親族，否則冤家路窄，在封閉的小圈子內日子難過，不如美言幾句，有利無弊。既然掛上學術旗幟，自然必須對研究對象的腥羶色經歷視而不見，聚焦於音樂發展與藝術成就。比如研究稱霸樂壇的歌手時，通常預設其事跡皆以音樂為核心，身世與遭遇縮減為演唱生涯的注腳，彷彿人生只是為了歌唱而存在，多麼純粹，多麼去人性化啊。

音樂史蒼白，裡頭的人面目模糊。光譜的另一端是名人傳記，以流行歌唱的範疇來說，歌手或其親族正式授權書寫的傳記是最具分量的，也是最「方便」的，美其名是讓大眾了解明星內在世界與外在經歷，實際上鋪陳出全套的合理敘事，提供大眾窺看明星的「正確」方式。

說穿了，明星是人工製造的有機體，風格與性格宛若衣服，可以任意穿脫。傳記讓衣服與肉身合一，讓外殼底下的一切妥妥隱藏，讓觀眾自以為真切認識對方，滿足情感寄託的需要。與其說傳記是非虛構寫作，倒不如視作是為了消滅雜音、塑造角色形象的功能性文類，美化、漂白、包裝的程序都是必要之惡，使眾說紛紜的場景剪裁定格，隱惡揚善、加工殺菌，生產出瑕不掩瑜的漂亮形象，維持明星不墜、乃至神話般的地位。

立傳式的溢美說詞，會比扒糞式的八卦言論，更加貼近「真面目」嗎？

小說中的大明星厭倦於擦脂抹粉，不再甘願為音樂犧牲奉獻，因而逃躲到無人知曉的遠方，渴望用不能被看見的欲望、用有違黨國教育的動物感官，感覺活著的感覺。顯然，平路對於扁平的「完人」形象毫無興趣，她的小說從來不是為了供人景仰愛戴而寫，她無意強加過人天分、至善美德於小說人物之上。不管是寫宋美齡的〈百齡箋〉，寫宋慶齡的《行道天涯》，或是寫鄧麗君的《何日君再來》，平路筆鋒緊咬歷史骨幹，從史料縫隙滋生出繁茂枝葉，剝開果實會看見千層派般的肌理，流出甜美又辛辣的汁液。《何日君再來》大膽無懼地打破過去與大明星綁定的敘事框架，把視線推至極限——

大明星初次開口第一句就走調，晚年聲音壞去。大明星每次上台必怯場，唱歌時得要把觀眾視作死人。大明星害怕群眾壓力，寧願躲在腥臭霉味的舊旅館。大明星渾身是病，嗜睡好吃，毒賭不拒。大明星落魄、厭世、陰晴不定，自卑又自傲，「別看我現在這個樣子，我以前是個大明星」。大明星包養年輕洋人小白臉，「大明星猥褻起來，比一般人更勇冠三軍」。小說把「大明星」這個概念淋漓盡致地解構與翻轉，一舉打破戒嚴年代的神聖凜然，也把大明星從無瑕無欲的純淨形象中解放出來，讓眾人都自以為認識的名人重新被賦予飽滿血肉，還原為人。

想要把容顏描繪得立體，非得有陰影不可。《何日君再來》幕前的陰影是疑點重重的死亡事件，幕後的陰影是陰謀論、政治宣傳、國共鬥爭，不至於鬼影幢幢，可也是諜影幢幢。特務以偵查手段，多重角度翻來覆去地剖析女明星，如馬賽克般黏貼出大明星的臉，千瘡百孔，狼狽不堪，歌曲的碎片散落在書信敘事與手稿自我揭露的重大轉折處，在我看來，這樣的安排正是這部小說最巧妙、也最意味深長的書寫策略。

書中的特務無名無姓，一如書中未曾對大明星指名道姓。特務追索大明星生死謎題與情感狀態，其間穿插特務自我回溯的身世祕辛與情路糾葛，在在皆與戰後詭譎多變的政治情勢密不可分。特務的紀錄起初坦率真切，思路清晰，漸漸情緒暴漲，走向令人錯愕的奇異聲明，而大明星在手稿裡盡情傾吐，毫不遮掩地抒發心情，漸漸落入遐想與現實的裂縫。特務失去父親無所歸依，大明星有家歸不得，大明星故事既是特務際遇的鏡像倒影，大明星也是特務澎湃情感的投射對象。兩人都是被遺棄的孩子，是國家羅網孔隙的飄零人，兩人都囚禁在心牢裡，孤寂無依，兩人的命運峰迴路轉，最終交會歸一。

「世界上，只剩下我一個人在關心她。這些日子，只有我一個人還在找她。」書信體的形式，讓連綿不斷的話語成為整部小說唯一的構成物，字句介於清醒與瘋狂之間，引領讀者逐步踏入意料之外的異質空間。特務鎖定大明星，以鋪天蓋地的認知／想像，為眾人看不懂的生、猜不透的死，提出細針密縷的一整套論述。究竟是特務顛了狂，還是大明星發了瘋？不無可能，大明星手稿是特務精心虛構，是這部小說的戲中戲，大明星唱過的歌詞被支解，鑲嵌在書信和手稿裡，唯獨絕對忠誠的歌迷能夠從散落遍地的語句中精準認出，生死謎底就在歌曲裡。

由此切入，繁雜細瑣的文字突地變得明白，這些文字不就是最死忠的粉絲囈語，是偽裝成諜報書信體的粉絲執筆傳記？在特務保家衛國的外殼下，原來是大明星天字第一號粉絲，一封封書信報告是精心包裝的粉絲追星紀錄，裡頭的手稿是大明星親筆也好、特務代筆也罷，最能「正確」理解大明星真面目的，非特務莫屬。對這位鐵桿腦粉而言，歌曲無關詞曲創作者，全然出於歌者的意志，歌詞中裹藏大明星的真實心聲，有她對愛的體會愛的呼喚愛的渴求，還有她的遺憾喟嘆、她的心路歷程，乃至她的脫逃計畫。既然歌曲與人生不分你我，那麼穿鑿附會又何妨，言之鑿鑿、振振有詞地引用也是堂堂皇皇，因為歌曲唱出的不只是大明星的故事，也是追她到天涯海角的粉絲的人生，歌曲是把大明星與粉絲串在一起的紅線，更是密碼，是解開真相的唯一鑰匙。

公權力賦予的合法性，翻轉了偷窺的不正當性，特務無從覺察的矛盾在於，迫使大明星隱遁他鄉的原因，恰是來自公眾無孔不入的凝視。諷刺的是，我們這些研究者豈不正如特務，在歌曲與歌人背後緊追不捨，擅自闡釋？一如特務所言，「專心久了，也能夠感覺她的心情變化……盯著盯著，她穿哪條裙子、戴哪副太陽眼鏡，包括臉上的表情，落到我眼裡，媽的，倒都能夠讀出一點道理。」我們亦然，音樂為材，物盡其用，使出渾身解數地刨挖解讀，相信自己看出了無人察覺的真相，卻不見得跳得出自身的信念與價值判斷，讀得出人性與欲望。

解謎解出更多謎，平路深邃細膩的角色刻畫映照出那個黨國至上、反攻大陸的時代裡，國家權力無處不在偷窺，滴水不漏地掌握所有人的蹤跡，其中「永遠的軍中情人」是最動人的表率，動人到令觀者忘記明星形象這件戰袍底下是個人，吃喝拉撒，生老病死。鏡頭前的微笑敬禮不過是一種演出，如來佛手中的孫悟空終究會遠遁高飛，真正至死不渝的忠誠來自歌迷——是特務，是作者，是你，是我，是每個知音人——的凝聽注視，對著輕輕唱歌的陌生女子奉獻出滿腔熱血，碧血丹心。●

我是個在狗狗陪伴下長大的幸運小孩，離家生活、建立家庭之後，想過無數次「再養一隻狗」，卻總是因為從前在愛犬生病與最終的分離時痛不欲生的經驗而遲疑。另一方面，也因為深知狗狗需要陪伴與大量活動，擔心自己給不了足夠的生活與陪伴品質，幾次都放棄了這個念頭。

後來聽信謠言，養了「以為」比較不需要大量時間空間與財力的鸚鵡，才發現自己已經身在另一個坑裡。坑中歲月不待贅述，倒是有一點與從前較為不同：因為養了鸚鵡，連帶地在購買蛋品時也會留意來源蛋雞的飼育環境、肉品供應商的產業新聞，希望在產業鏈末端的我能夠透過「多花一點錢與時間」來支持在乎畜禽生活品質的畜場主人與企業。

我很清楚，自己所做的這點小事，實際上對於畜牧產業的影響微乎其微，即便是最基本的自我感覺良好，也幾乎泰半仰賴於「知道得少」。知道得少，我所需要做出的犧牲與改變就有限。因為有限所以容易，只要容易說服自己「已經盡力了」，我的人生就能比較容易過得下去。

因此，在展讀《欸，那個獸醫》之前，我已經可以想像，這對我來說會是一種危險行為。

知道的太多、能做的太少，這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件折騰人的事。而對於產業裡的一環來說，那種無能為力感恐怕是每一秒都比前一秒更為疼痛的緊箍咒。

➤獸醫的愛與現實

《欸，那個獸醫》作者曾達元透過訪談，以「你」的角度寫下了不同領域獸醫師的故事，這些「你」們雖然都擁有獸醫師的專業，但他們可能身在經濟動物的產業鏈中，也可能是我們熟悉的陪伴動物醫師，甚至可能在離島機場擔任檢疫人員，或在屠宰場鎮日面對血流成河。他們成天接觸與服務的對象可能是十二生肖裡的任何一種，但讀罷全書便會知道，他們最感棘手的，通常都是那些動物背後，某一個相信自己是龍的「人」。

作為勞工，他們即便擁有獸醫專業，卻也得為了公司生意而和畜場主人應酬，在離地過遠的法規下，將刻著自己名字的印章遲疑地蓋在各種文件中，卻眼睜睜看著各種不符合動物福利的事件在法規之外橫行無阻，甚至成為慣例。

偶爾我會讀得有點出神，因為在一篇篇人與動物（背後的人）交手的過程中，還會有大量打斷情緒的法規與現實介入，也因此讓我意識到，這些總是被套上「你一定是很有愛心才會做這一行吧」的獸醫們，其實也面臨了同樣的困境：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人們，總是期待這是一份有愛就能化解一切困難的職業。但現實不僅無視個人情感橫衝直撞，且無比冰冷堅硬，可沒那麼容易化解。

正如作者在書中提到的：「將愛掛在嘴邊，對那些不得不犧牲的動物們而言，反而是種冒犯。」我想，對獸醫師而言，甚至是對我較為熟悉的出版業，或者所有隱含著理想的工作而言，對「愛」的輕言與濫用，都是一種傷害。

➤女性獸醫的困境

這本寫著獸醫職人生活的散文集，還有一個特別之處，那是最初讓我對這本書好奇的原因：書中所有篇章的原型，都來自「女性」獸醫師。在泰半陽剛的經濟動物產業鍊中，女性獸醫師面臨著幽微的困境，這樣的困境，在不同篇章也以各種身為女性無比熟悉的情境呈現。

那是我長期關注的議題，理當要抓住多數注意力，但我不得不承認，這本書實在讓身為讀者的我非常忙碌。因為閱讀過程中需要同理的情境實在太多了：陪伴動物飼主的著急傷心、經濟動物被放棄後的求生掙扎、需要薪水因此忍受不合理的受雇日常、遵守法規與實務困境之間的兩難、為了理想不得不放棄的生活品質⋯⋯介於報導文學和散文之間的8個篇章，交織出的豈止是獸醫師的職人日常，更映照了生而為人的舉步維艱。

更別說加上一個女性困境之後，那簡直就是「結構性問題」的完美寫照。

因此，當我讀完全書，再次翻閱時，看見初讀時便深受感動連忙畫線的那段金句：「永遠別忘記『獸』在『醫』的前面，這才稱得上『師』。」便忍不住叛逆地在心裡默默對書中曾說出這句話的教授頂嘴：那麼作為一個「人」與「女人」，在獸醫師這個身分之中，又該怎麼樣排列組合，才能在任何情況下都「永遠」適用呢？

那當然不會是一個能夠輕易回答的問題，但或許，我們可以先從《欸，那個獸醫》開始，讓「願意多知道一點」成為鬆解結構的第一步。縱使那對個人而言，絕對稱得上是一種危險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