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苾洛（Gisèle Sapiro）現身「文學社會學到台灣」系列活動的第三場，是文化研究學會年會的「圓桌論壇」。論壇主持人為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史書美、與談人則是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教授張誦聖。史書美的華語語系研究、張誦聖的當代台灣文學場域研究，皆是台灣研究與世界對話的重要橋梁，此次齊聚一堂別有意義。

主持人特別從兩位與談人的著作談起，聯結台灣因緣：張誦聖《現代主義與鄉土對峙：當代台灣小說》及《台灣文學生態：戒嚴法到市場律》都在美國重要大學出版社出版，是台灣文學研究躍進英語學圈的重要成就。夏苾洛有9本法文論著，《文學社會學》被譯成9種語言，最新的由台灣翻譯出版中文版，彰顯台灣有不同於中國的學術引介地位。

這場論壇焦點放在「世界文學」，直問在全球化時代，文學如何橫越世界邊界、對台灣意義何在？史書美形容兩位與談人彷如橫跨大西洋與太平洋的知識地圖，難得在台灣偶然交會。

➤張誦聖的歷程：從文學的內部研究往外看

張誦聖先開啟話題，從2023年《文學社會學》一書於美國史丹福大學出版談起。她說，文學社會學在美國並不受歡迎，因此有書評特別指出：「這是我們必須好好利用的第一本教科書。」張誦聖認為，這本書可能改變美國學界研究文學的生態。

張誦聖從個人學術歷程回望，反思世界文學流通下的制度脈絡及學術文化。她憶起自己1970年代在台大外文系讀書時，主流的文學研究方法就是形式主義、新批評等「內部研究」。她後來赴美並在1990年代初寫完第一本書《現代主義與鄉土對峙：當代台灣小說》（Modernism and the Nativist Resistance: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分析戒嚴時期國民黨的文化特徵，就特別想跳出形式主義與新批評，因此用了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和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理論。

不久後的1994年她回台灣，台灣主流文化正因解嚴而有巨大重構，張誦聖也準備以此題目寫第二本書，並尋找理論框架。當時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理論甫被翻譯為英文，她一讀即心想：「就是這個了！」

布赫迪厄鼓舞了張誦聖方法論的意識，場域理論讓她學會看宏觀全局。但張誦聖也體會到，資本（Capital）、慣習（Habitus）理論如何用在不同分析單元、不同層次尺度，才是最困難的步驟。因此她稱許夏苾洛《文學社會學》一書在方法論上引介各跨越層次尺度的運作，並掌握層次轉換、尺度轉換的方法，是「內部」文本分析與「外部」社會學分析的極佳橋樑。

➤典範轉移：文學社會學在美國的挑戰

張誦聖指出，美國的文學研究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發生典範變化，過去主流的客觀性內部分析，遭受理論性研究的挑戰，尤其是來自後殖民主義、多元文化主義、性別研究等思潮的挑戰。然而話鋒一轉，張誦聖指出自己隱然察覺，美國學術文化似乎不利於布赫迪厄的理論生根。她常在課堂遭遇學生質疑，因為學生未必喜歡偏離「純粹審美分析」的取徑。

張誦聖再舉1993年美國比較文學學會（ACLA）一場激烈辯論為例，報告書在1994年出版為《多元文化主義年代的比較文學》（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指出當時的多元文化主義突受到擁抱，但也引發明顯反撲，甚至有激烈言詞痛批「我們厭倦了為那些關於過度政治化的辯論……我們對狹隘的理論與社會學感到共同的惱怒。」

張誦聖以這個1990年代美國的狀態詢問夏苾洛，《文學社會學》第一章介紹的理論史，提到不少過去對文學社會學很有貢獻的扎實研究方法，但很多可以開創新途徑的方法似乎沒有延續下來。她想了解，是否因90年代進步主義與介入性格的「後結構主義」風潮給阻斷了？

張誦聖強調，這不只是個人的疑問，2015年左右，美國學者費斯姬（Rita Felski）即在《批判的極限》（The Limits of Critique）質問過去30年的文學研究是否是「向下挖掘與向後退步」？也有人提出現在的文學研究包山包海，是否有「過大的危機」（crisis of largeness）？該怎麼看待這樣的質疑？

➤夏苾洛的歷程：從比較文學到文學社會學

夏苾洛回應張誦聖的疑慮，認為兩人有共同的研究關懷，沒能早點相遇的原因正是「制度脈絡的條件」——因為學界慣常按照研究地理區域或對象劃分，研究歐洲的學者遇到台灣文學專家的機會極小。夏苾洛說，她先是透過魏簡（Sebastian Veg）的介紹接觸漢學家，了解這塊地理區域，再透過翻譯本書的蘇碩斌和劉展岳，才因緣際會來到台灣。

呼應張誦聖，夏苾洛也從個人歷程、制度脈絡與學術文化談起。她早先接受的是比較文學訓練，且偏理論與哲學。後來讀到布赫迪厄1971年的文章〈文化生產的市場〉，透過慣習（habitus）理論接上哲學，轉而接受布赫迪厄指導攻讀博士，才接觸社會學。她是在擔任助教時一邊教社會學、一邊讀社會學。

夏苾洛的博士論文即後來的專書《法國作家之戰》（The French Writers' War, 1940–1953），提問二戰納粹佔領期間，法國文學作家如何做選擇，面對高壓政治審查時，如何在自主性（autonomy）與他律性（heteronomy）掙扎文學的尊嚴？她採用質性及量化混合方法，蒐集185名法國作家資料後，根據社會屬性、場域位置、政治立場進行編碼，展開類似群體傳記學（prosopography）的分析。

夏苾洛說，博士論文寫完後，她成了20世紀法國文學的歷史社會學家。但她感嘆，現今法國社會學界研究方法的主流已是偏美式、當下主義式的取徑，不僅歷史社會學有點邊緣，文學社會學也很邊緣。因此，夏苾洛捨棄和社會學界對話，轉向與法國文學研究、法國史學研究者交流。她也發現，在美國如康乃爾、哈佛、紐約、杜克，以及德國和其他國家的大學，都有對布赫迪厄理論及理論如何應用感興趣的人。

第二本書討論《作家的責任》，問題意識源自法國在二戰後對文學的整肅審判（purge trials），有些曾與德軍合作的作家被判死刑。夏苾洛在德國曾遇到學生提問，「怎能因為一個作家寫了些想法就審判他？」

夏苾洛也想知道為什麼「文字的象徵權力」被認為危險到可致死？她對「相信文字具有象徵權力」的信念展開系譜學探究，最後指出作家身兼法律責任（legal responsibility）與道德責任（amoral responsibility），兩種責任的選擇及決定，塑造不同時代文學形式和社會制度的因循或變革。

這也是夏苾洛對布赫迪厄理論的補充，因為布赫迪厄關注抵抗「市場」他律的自主化，而夏苾洛則關注抵抗「政治」他律的自主化。

夏苾洛最後談到新近的「翻譯」研究，她結合量化、訪談、接受史等方法，輾轉促成翻譯研究學界出現一波「社會學轉向」，後來更獲得比較文學界的關注。說來有趣，透過社會學路徑的翻譯研究，夏苾洛竟又重回最初起點的比較文學社群。

最後，夏苾洛回應張誦聖的「尺度轉換」問題。夏苾洛說，「場域理論」確實可讓研究者在宏觀層次（macro level）、中觀層次（meso level）到微觀層次（micro level）之間游移並觀察不同現象。以翻譯研究為情境，宏觀層面可觀察翻譯語言的流動，微觀層面可觀察編輯如何決定翻譯某一本。那麼，如何從微觀決定連結宏觀流動？場域理論即可幫助串連不同的「時間尺度」，循線察看個人選擇其實是結構的產物。

➤世界文學由誰決定？「東亞文明區塊」的提案

進入第二部分討論，主持人史書美從在場三人都有「比較文學」的背景，提出一個問題：我們談世界文學，究竟是什麼構成「世界」？台灣當然屬於世界，但顯然這個世界和美國或歐洲的那個世界並不同。

張誦聖對此回應，她認為達穆什（David Damrosch）、卡莎諾瓦（Pascale Casanova）等人推動「世界文學」的20世紀末這個特別時點，也是一種「後後殖民」（post-postcolonial）的現象。她推論，20世紀末的後殖民與多元文化主義帶來強大的「去中心化」能量，也使美國文學研究者去思考，要如何超越長期仰賴的歐洲中心主義？如何勾勒更全面、更包容的世界文學圖景？

此時，布勞岱（Fernand Braudel）的長時段研究、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理論乃被發現，因系統性分析全球尺度的文學現象，好像就可包容邊陲文學。

然而張誦聖也指出，這個世界文學的概念，如卡莎諾瓦《世界文學共和國》一書指出支撐世界市場的文學空間約在16世紀形成，依然不脫西方中心。以東亞世界為例，19世紀中葉後才接觸西方，依循西方模式建構本地化版本的現代文學和出版體制，這或許也需要省思。

張誦聖接下來指出一種「對文學權威態度的轉變」，也就是察覺「自我」面對「他者」的支配，並質疑過去篤信的「文學價值的格林威治子午線」。日本的明治時期、中國的五四運動，以及台灣的現代主義時期，應該都是對文學權威態度的轉變。

張誦聖認為，台灣現代主義作家，如余光中、白先勇、王文興，都曾汲取中國的前現代美學資源進行書寫實驗。從這個角度看，東亞或許有一種世界文學形成過程的「共同作者」（co-authorship）。張誦聖因此提出一個方法論上的構想───借用杭廷頓的概念，東亞有一個文明區塊（civilizational block）可作為中層尺度的分析框架，不要侷限在西方16世紀開始的狹義現代，而是去分析更早的古典傳統，如威廉斯主張的殘餘文化形構（residual cultural formations）、去研究前現代文化的沉積如何形塑後來的文化生產。

夏苾洛針對這個構想回應，可以再區分「行動者對時間性的感知」與客觀化的「社會歷史時間性」。如卡莎諾瓦說的，行動者內化的「落後感」（backwardness），也就是行動者將巴黎視為前衛、自身視為落後的時間性感知，並不同於客觀事實的時間性。

有時一種制度消失後，其實踐模式會殘餘下來，所以長時段的時間性，才會與場域的中時段時間性（如出版實踐、目錄）、短時段的時間性（如個體行動者的策略、談判），都相互糾結在一起。因為這些時間性是相互嵌合的。

夏苾洛再補充，地理空間性也是相互嵌合的。全球化影響地方生活世界是重要問題。文學的「比較主義」研究取向，過去被批評是在掩蓋「西方文明也有其他國家文學的貢獻」，例如忘記了法國文學是藉由翻譯拉丁文學而建立，也在掩蓋民族國家建立之前曾有共享文化，例如拉丁學術圈。所以，夏苾洛認為張誦聖提出「文明區塊」作為轉換尺度的「中觀」概念，將非常重要。

夏苾洛說，「世界文學」為比較文學引入了全球流通的視角，但未必能解決所有問題。因為「比較」需要實踐的檢證，例如抽象的場域理論，必須有實證去察看場域的邊界——實際上誰屬於和不屬於這個場域？還有他們之間的鬥爭。因此世界文學的提出，重點不在定義，而是促使「界定框架」本身問題化，進而迫研究者不斷省思世界文學是什麼。

➤在多極的世界，思考台灣文學的雙重邊陲

論壇最後，主持人史書美循著張誦聖頗具啟發性的「文明區塊」構想進一步思索，當代的台灣恐怕已經不是擺脫單一中心的問題，而是置身在中國崛起與西方霸權的「雙重邊陲」的問題。史書美因此詢問二位與談人，如何修正或思考文學的多極（multipolar）世界？

針對多極世界的問題，張誦聖回應，文學史家不僅要關注當代，如現今美中敵對局勢，更要觀察不同的歷史階段。在後殖民論述引入台灣之前，當時的人並不在乎國與國之間的階序關係，而相信只要做好自己，之後就能弭平階序。這其實是國家內在的跨國殖民狀態。

張誦聖釐清，這就是為什麼她要針對達穆什的世界文學定義「在原產地之外被翻譯和流通的文本」提出質疑，也因此支持「跨國文學」應是比「世界文學」更適當的理論詞彙。

夏苾洛也很關注台灣「雙重邊緣」的議題，並表示很樂意參加這種主題的研討會。她認為「另一個中心」的想法非常關鍵，因為地緣政治、經濟與文化議題並不總會「對齊」。她同意，不僅僅台灣受到威脅，西方長期自詡的人權、現代性等典範也已受到挑戰，首當其衝的竟然正是美國。夏苾洛說，我們似乎面臨某種「迷失在翻譯中」（lost in translation）的體系轉換與溝通困境了。

100分鐘的圓桌論壇結束，史書美在座談尾聲感謝所有人的參與，她更以有力的提問，點明台灣的社會歷史：為什麼在雙重邊陲對話如此美好？共同的答案是，邊陲更加民主，讓每一個人能齊聚在這裡進行對話。●

去年4月，法國高等社科院教授夏苾洛（Gisèle Sapiro），與臺灣文學學者林巾力、蘇碩斌，以及任教法國國立東方語言與文化學院的劉展岳，在巴黎第六區街頭咖啡廳，聊起了小國翻譯的契機與危機。夏苾洛接受首度探訪臺灣的邀約，也牽成蘇碩斌及劉展岳翻譯La Soci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成為《文學社會學》的緣份。

《文學社會學》屬於法國發現出版社（Éditions La Découverte）帶有傳奇色彩的Repères書系之一。該書系邀請作者以清晰、嚴謹且易懂的方式撰寫特定學術領域的入門指南，頁數128頁、訂價11歐元。書系迄今已出版逾800種，近年頗受注目的皮凱提（Thomas Piketty）《不平等經濟學》（L’économie des inégalités）也在其中。

「文學社會學」早已是法國學界承認的研究領域，而在臺灣，「文學社會學」上回出現在書市已經是1990年的事了。不過，臺灣知識界最仰賴的美國和日本也差不多。美國以Sociology of Literature為名的書，1979年後就消聲匿跡；而日本前一次見到「文学の社会学」書名，是1959年。

臺灣的文學和社會學一直相互關注對方已久，但「文學社會學」卻是二個學門之間的空白地，因此臺大出版中心的這本譯作，更顯意義不尋常。

在夏苾洛訪臺之前，臺大臺文所及臺師大國際臺灣學研究中心，已先舉辦了兩天的限額閉門讀書會。除《文學社會學》二名譯者之外，另包括學者邱德亮、劉雅詩、李令儀、洪儀真、林祈佑，學界新秀湯舒雯、顏訥、魏龍達，作家鄧九雲、評論家印卡在內的25位成員，讀完全書後扣合臺灣現況，提出幾個貫穿臺法現象的問題，等候夏苾洛親自回應。

3月6日晚間，世界棒球經典賽臺日戰的同一時間，工作坊在臺大人文館舉行，座無虛席。首次訪臺的夏苾洛感謝讀書會問題的有備而來，讓她檢視自己和老師布赫迪厄理論及方法。

夏苾洛強調，布赫迪厄理論的誕生，是奠基於有具體方法及材料，經得起檢驗的實證研究，因此理論並不是懸空，而必定會因不同實證材料、不同文化碰撞而不斷調整。一番話正呼應工作坊的核心：臺灣迫切希望了解《文學社會學》展示的理論及方法，落地到文學、文化觀察及研究的可能性。

➤法國理論可以看臺灣？文學評論、跨語世代的方法論橋樑

工作坊的上半場，夏苾洛逐一回應讀書會提出的問題，多數是確認布赫迪厄理論若用在臺灣是否依然有效。夏苾洛的回答，也構成文學社會學方法論和研究方法的橋樑。

問題一：臺灣文學界只有「和氣評論」，而沒有法國超然的「獨立評論」作為文學場域基礎，怎麼辦？

夏苾洛回答，文學評論其實在全球都處於式微狀態，主因是市場邏輯的主導下，書商的強力行銷手段，諸如獨佔大型書店展售櫃、強打高利潤暢銷書，都是對於文學場域既有書評權威的抗衡。

然而，有沒有新的文學評論替代機制？夏苾洛觀察到，法國的文學節不只促使愈來愈多作家與讀者的直接互動，更重要的，評論家和學者也陸續加入這種討論，形成對抗排行榜的新方式。這個現象在全球也正在持續發展，是值得注意的一種評論替代機制。

問題二：文學社會學能否處理作者個人的「天分」與「靈感」？有沒有實證研究的處理範例？

夏苾洛建議，可以利用「作者策略」與「書寫策略」的概念來分別觀察。「作者策略」是指作者在公共面前自我展示、塑造形象的策略，可能跟寫作方式無關。若是想了解作家如何創作，最基本的研究途徑是透過其閱讀及教育歷程。例如有學者研究過沙特在學生時期的學校作業，這種文本發生學（génétique textuelle）有一門分支就在探討作家的「社會生成」。

然而，這個作法取決於能找到多少檔案文獻。如果作家還在世，也可以透過訪談，但就必須注意他們的「策略」，因為作家總是想要展現學識，會說自己讀過很多資本價值高的作品（如卡夫卡或福克納），但就未必會提到他們也讀通俗讀物。

問題三，「場域理論」看來很適用於長期穩定的法國文學界，但在臺灣這個百餘年來政權多次更迭、語言強制轉換、文學屢遭嚴重扭曲的地方，是否適用？例如「跨語世代」？

夏苾洛感慨說，臺灣的確是引人深思的極端案例。她從學生的研究知道阿爾及利亞是「雙語國家場域」，同時處於法語和阿拉伯語兩個語言區的邊陲，國內兩種作家依然存在鬥爭。臺灣或許更特殊，甚至有「三語場域」，這也可能形成更大的跨國比較可能性。

她提及自己前一天聽說如詩人林亨泰那樣的跨語作家境遇，就會好奇他們是否將失落的傳統形式和主題轉置到新的語言？譬如如果在法國讀到一本書《阿馬杜・庫巴的故事集》（Les Contes d’Amadou Koumba），表面上是法文寫作，但實質上則是非洲口述傳說的文化和形式可能已迂迴進入法語世界，這也是後殖民研究視角關注的現象。

➤臺灣是國際比較案例？有關文學翻譯、世界流通的暗潮和因應

問題四：如何看待國際文學獎項？雖有助小國打開國際知名度、增加銷售量，但另一方面，國際獎項其實也是中心邊陲的權力不平等賽局，文學社會學如何切入研究？

夏苾洛先引法語諺語「在自己的家鄉當不成先知」，笑稱國內和國外受到認可的，經常不是同一批人。對小國而言，國際認可往往更可能回頭影響國內評價，甚至得獎也可能伴隨負面效應。

匈牙利作家卡爾特斯（Imre Kertész）是猶太裔的集中營倖存者，2002年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匈牙利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作家就說，哦，那不是匈牙利文學！法國第一位女性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艾諾（Annie Ernaux），得獎後在法國也引起敵意，都是文學獎引發的鬥爭議題。

夏苾洛指出，「國家文學場域」鑲嵌在「跨國文學場域」之中，並不是一種自動必然的對應關係，而是可以透過研究找到其間的具體關係。

問題五：文學作品被翻譯引入到另一國，免不了有「挪用」與「選擇性接受」的狀況，如何探討？

夏苾洛引用布赫迪厄一篇談文化產品流通的論文，認為可從三個步驟進行分析：選擇（selection）、標示（marking）和詮釋（interpretation）。

誰在選擇、如何選擇翻譯作品？答案主要是出版商。「標示」就是更值得分析的一點。將福克納引進法國的出版社是伽利瑪（Gallimard），夏苾洛從蒐集到的通信檔案查知，伽利瑪10年間忍著賣不出書的壓力，甚至找名家馬樂侯（André Malraux）寫序，盛讚福克納的書有如「希臘悲劇對偵探小說的入侵」。福克納1949年獲得諾貝爾獎，回頭再看，希臘悲劇是高級文類，法文是世界文學中心的加乘「標示」作用，或許才是世界認可福克納的原因，而伽利瑪的長期投入，也在經濟價值上獲得回報。

問題六：閱讀經驗真的是「黑箱」嗎？怎麼研究？問卷調查愈來愈不可靠，還有什麼方法？

夏苾洛坦承這是棘手的問題。雖然法國有一些可靠的調查數據，如文化部大約每10年一次的文化實踐調查，應用嚴謹的社會學方法，可以獲知70%當代小說讀者是女性、男性讀的歷史小說比女性多，閱讀散文和非虛構作品也比女性多。但這當然不是「閱讀體驗」本身。

有一些質性方法如「讀者傳記」研究，可對讀者進行深度訪談，並結合個人生命歷程進行分析。但真正深入「體驗」非常困難，或許腦神經科學的審美體驗研究可參考，但夏苾洛坦言這已不在自己的知識範圍。

問題七：現今的高科技，如網路社群與AI書寫工具，對文學造成什麼影響？

夏苾洛說，網路社群的效應在過去幾十年已明顯但也複雜。目前美國只有300家獨立書店，紐約只剩下一家，看似被網路書店擊垮，但其實也是網路銷售助他們生存下來，另一方面網路也新賦予讀者權力，譬如Goodreads之類的平台就強化了業餘評論家的權力。

夏苾洛也直言，AI未來必將大幅改變遊戲規則，至少已經改變文學著作財產權的規則。最近英國作家簽署合約都須同意該書可被用於AI大型模型訓練，作家群起提出抗議，是引人深思的現象。另外，未來AI很快就能生產大眾市場流通的書籍，因為寫作有固定套路、產製有工業化流程。但反過來觀察，或許反而可以強化「小規模出版流通」的角色。在小規模流通的書籍領域，當然也會使用AI，但人類創造的價值應該永遠不會被取代，從而形成另一種優勢佔位。

➤理論之後：在複雜的現實中找方法

工作坊下半場，進入開放自由交流的時段，主持人蘇碩斌首先感謝讀書會提問的深度，同時也感謝夏苾洛回答得輕鬆自如。為了呼應《文學社會學》書中對於「英語霸權」的反省，臺大臺文所特別安裝了一套即時AI翻譯系統，問答者對著麥克風講的話，可直接在螢幕呈現華文、英文、法文三國字幕。現場眾人可逕以母語發言，不一定需要透過英語中介。

第一個問題來自社會學者的提問：研究臺灣左翼文學的學者，通常假設這些作品「忠實」反映了農民和工人的「真實生活」，但《文學社會學》挑戰了「文學對現實的反映論」，文學史詮釋社會現實的分際是什麼？

夏苾洛回應，歷史學家確實有人將文學視為一種反映社會的資料來源，但作為文學社會學者，必須拒絕這種對於文學的簡化。

文學的「真實」並不等同於事實直接再現，文學和藝術作品也不能被當成一般的歷史材料來研究使用。夏苾洛說，在法國，寫實主義傳統曾經受到馬克思主義者的大量研究，但後來趨勢逐漸走向研究非現實主義文學、現代主義文學，也就是說，研究文學的「形式」其實已經重於研究文學的「內容」。

另外，也看到回歸「觀念」的研究趨勢，譬如義大利多從觀念的視角來研究文學。還有討論道德價值議題的趨勢，文學本身可傳達非常不同的價值觀，讀得越多，就越有能力挑戰既有的價值觀並具備批判性。當然，這都是因為文學絕不是單純反映現實。

接下來有提問者想知道面對檔案、量化和科技工具，研究者應抱持何種態度？

夏苾洛先強調，現實往往比理論更複雜，「迷失在檔案裡」不一定是壞事，因為若一開始就只專注尋找自己假想的材料，反而容易錯過檔案的細節。至於找不到檔案，也並不意味研究無法進行，方法選擇愈多，反而可能促使研究者去建立更有彈性的論點。

另一方面，夏苾洛透露自身文學及哲學背景的經歷，也曾對詞彙計量學之類的量化和科技方法抱持懷疑，因為不認為文學文本的歧義、隱喻、敘事位置等可以被機器辨識。但是，她同時也提醒，當研究者面對成千上萬筆文本時，數位方法確實提供了必要的處理能力。

下一個重量級提問，來自德州大學教授張誦聖：何謂「世界文學」？夏苾洛回應，「世界文學」或者「世界正典」，都是文學場域建構的分類，而更應關心的是，什麼條件有利或不利於獲得跨國認可。

她以諾貝爾文學獎檔案為例，西方作者受推薦時，往往只需要一個推薦人就足以進入評審視野，而非西方作者則還必須附上大量翻譯清單與說明。這顯示所謂「世界文學」從來不是中性空間，而是蘊含不平等的跨國文學場域。

布赫迪厄扛鼎巨作《區判》的譯者邱德亮問了關於「自主性」效力的問題。夏苾洛指出，自主性意味場域具有特定的、須遵守的資本轉換規則。然而，這種自主性始終是相對的，並可能在不同歷史條件下被侵蝕或重構。她強調，比起論述，自主性更關乎實踐。她以戰時的法國為例指出，表面維持文學形式、留有論述的正式機構，未必真正具有自主性，反而是地下文學更可能在對抗壓迫中，完成場域規則的「實踐」。

活動的最後一個問題，是詢問夏苾洛自己有否「文學創作」的想法？夏苾洛微笑頓了一下說，這就留下空白的答案吧！三個小時高密度的思想論辨及案例討論，也因這個空白而舒展、緩和了下來，在輕快熱絡的氣氛中畫下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