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走路就能抵達的美好境界:評《52種走路的方式》
新冠疫情爆發半年後,我開始徒步台灣,身邊親友見我「越陷越深」,互動時不是問我何時「走路」經過他家,就是幫我尋找相關用品,無論是健足御守,或是運動毛巾,各種小物都讓我愛不釋手。2023年,妹妹到英國出差回來,伴手禮是一本叫做《52 Ways to Walk》的書。
快速瀏覽妹妹的贈書,發現大不同於這些年蒐集的徒步相關書籍。作者安娜貝爾.斯特里茲(Annabel Streets)既不標榜歷史、也不走心靈及哲學路線,當然也不會提她在路上吃了什麼好料,看到了哪些大江大海。她以影響徒步者外在與內在的因素為題,爬梳各種資料,寫成52篇有趣的短文,「引誘」你試著倒退走、在泥濘中前進,甚至買一台跑步機辦公桌,時速設定2.25公里,邊走邊辦公。
「太酷了!」當時還沒讀完,我已開始盤算,要遊說一家出版社買下版權,再爭取翻譯。能夠讓像我這樣的業餘譯者動念「獨樂樂不如眾樂樂」,絕不只是一本好看或實用的書,而是在閱讀過程引起內心的震動。
上一本讓我如此起心動念的書,是日本NHK社會調查小組,將引起廣大迴響的失智老人走失現況及對策的電視系列報導,整理成冊的《認知症.行方不明者1万人の衝撃:失われた人生.家族の苦悩》。透過閱讀與翻譯,不僅充實我對父親與病人的照顧知識,更讓我為促進失智友善社會盡點心力。不過,2016年翻譯出版的《失智失蹤》,目前已經絕版。
讀完《52 Ways to Walk》不久,父親健康進入狀況不斷的最後階段,我的戶外徒步習慣中斷大半年,只能在病房裡像滾籠裡的倉鼠進行超慢跑,翻譯計畫也無疾而終。
父後百日,我收到一個包裹,竟是朋友寄來中譯本《52種走路的方式》,以及一張手寫短箋,祝我閱讀愉快,早日重新上路。
拆封當下,我驚呼一聲,「天啊,有人實現我的願望!」便迫不及待打開中譯本,一路讀到第17週「跟著河流走」,便忍不住穿上運動鞋,走向離家大約15分鐘路程的景美溪,翻過堤防、順流而下,去找回「走路的體質」。
➤以走路平衡身心,自我療癒
什麼是走路的體質?身為靈長目人科人屬的你我,走路不是跟吃飯睡覺一樣的內建基因嗎?為何需要刻意去尋找、培養?且讓我為大家說一個病人教我的故事。
將近20年前,有位中年上班族來看診,我告訴他罹患了憂鬱症,開始處方抗鬱藥治療。這位認真的病人服了兩個多月的藥,狀況明顯改善,身心狀態也足以回到生活常軌。但他明白,自己並沒有完全好起來。
「除了吃藥,我平常還可以做些什麼,幫助自己復原?」
我建議他重新嘗試過去喜歡的活動,他想了一下回答我,「或許可以到郊外走走。」
之後回診,病人一再回報,雖然恢復學生時代爬山的習慣,憂鬱症並未痊癒,「大約還要多久?」他這一問,換我陷入一種無法言說的困境,除了鼓勵他堅持下去(同時別忘了服藥),已無他法。
「尷尬」的回診持續大半年,直到有回病人走進診間,用充滿元氣的聲音宣布:「我真的好起來了……在某次上山走路,我發現自己重新感受到山風的吹拂,並聽到踩過落葉的聲音。」
這位病人教會我很多事,「走路」除了增強憂鬱症一定會好的信心,同時對促進、恢復健康的途徑,抱持更多元、開放的態度。最最重要的是,開始為自己找回「走路的體質」——根據創造這個詞彙的友人小歐的定義,就是「除了只要有機會可以走路,就盡量用走的之外,還會懂得利用走路來調整自己的身心狀態,達到平衡。」
學術界會以「改變生活型態」稱呼這種轉變,但我更喜歡小歐的「體質說」,既符合基因與各種環境因素互動產生變化的「表觀遺傳學」精神,又富有實踐哲學的意涵。
➤分段步行,有何不行?
中年的我要怎麼找回「走路體質」呢?我的起手式不是回到年輕時嚮往的高山,而是讓「走路」成為旅行的主旋律。原本以日本短期旅行調節身心的模式,順理成章地踏上全長1200公里的「四國遍路」,打算以「分段徒步」的形式完成。
除了以佛教真言宗空海大師作為精神象徵,歷經1200年逐漸發展起來的「四國遍路」,天主教、基督徒與回教徒,都各自擁有歷史悠久的朝聖路。徒步者以聖地為目標,希望透過日復一日的行走,將自己融入更宏偉神聖的事物中。只不過,現代人走上朝聖路,不全然是為了宗教,而是在過程中「對自己的身體和所見的景觀產生新的認識」。

2020年初,國境因疫情封鎖,我轉以「徒步台灣」為目標,延續在四國分段接力徒步的方法,希望既能兼顧臨床醫療工作與照顧失智父親的需求,還要有心境轉換的紓壓效果。
「台灣不比四國,尤其西部到處都是鐵皮屋,會有什麼看頭?」得知我打算徒步台灣,不只一位朋友提出類似的質疑,尤其在我決定先一路向南,從西海岸出發的時候。
老實說,出發前自己也有些擔心,便回應朋友:「如果覺得太無聊,我打算按照金子展也先生整理的名單,逐一拜訪日治時期各地的神社遺跡。」事後回想,隨口說出的備案其實也是一種朝聖行旅。根據英國朝聖信託基金會(British Pilgrimage Trust)的海沃德(Guy Hayward)博士定義:「所謂朝聖,是你實際走在一條具體存在的路線,懷著某個明確的目標,以步行方式到達。」
上路不久,發現自己與朋友真的多慮了。這趟旅程讓我以腳步認識、輔以文字記錄了一個我所不知道的台灣 ,並完成了《一路向南》、《一路向北》這兩本書。之後,又隨著疫情解封重訪日本四國,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完成88所寺院參拜「結願」。已經完全起動的走路體質召喚我,一定要繼續走下去,無論是日本、台灣,甚至世界任何角落。
➤既放鬆又振奮,打開五感與知覺
讀著友人捎來的《52種走路的方式》,提醒我回到景美溪畔,發現堤上緋紅的櫻樹夾雜新綠,潺潺溪水依舊,無論是慢跑的大叔,散步的歐巴桑,還是坐在輪椅,由外籍看護推著兜風的阿公阿嬤,大家一起享受規律又不單調的河景。就像作者所說,「河流既給人平和安寧感,還有和別人產生聯繫的感覺,那是一種你並不孤單的感覺。」
在這本書中,讓人發現原來有那麼多有趣的、關於走路的點子。例如,自己不曾試過放下手機「邊走邊畫」,讓素描幫助我們看得更仔細、讓畫筆把某個場景深深刻印在大腦的記憶裡。(第33週,「走到哪裡畫到哪裡」)。還有,身為貓派,我還沒有機會享受與動物同行帶來的樂趣與好處(第18週,「帶狗狗散步」。)或是,來一趟氣味散步,訓練自己的嗅神經與相關大腦皮質,甚至學學嗅覺靈敏的張愛玲,用文字捕捉90年前上海街道的氣味。

但我必須承認,作者別出心裁,提出的52個深化走路體質的點子,自己還有幾個需要突破心理障礙,才敢嘗試。像是在零下低溫散步、邊走邊跳舞、還是倒退走橫越美洲大陸。但無論是躍躍欲試或有心理障礙的點子,我們都可以先暫時放下,想想一行禪師(Thich Nhat Hanh)的教示:「首先提起腳,吸氣,向前踏步。先放下腳跟,然後是腳趾,呼氣。感受腳底穩定地踏在大地上。你已經到了。」
走路,就是這麼美妙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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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安娜貝爾‧斯特里玆(Annabel Streets) 東英吉利大學英國文學和金斯頓大學文學碩士,近期作品《風吹之地:女人步行的原因》(Windswept: Why Women Walk,暫譯)被評為2021年最受歡迎十大旅行書籍,目前譯成30種語言出版。身為布朗基金會研究員,長年為媒體撰稿,著作獲獎無數,包括巴斯小說獎(Bath Novel Award)、卡萊多尼亞小說獎(Caledonia Novel Award)與瓦夫頓優良閱讀獎(Waverton Good Read Award),並入圍柯斯達傳記文學獎決選。活躍於各地文學節巡迴演出,為知名刊物撰寫題材廣泛的深度評論與報導,包括《衛報》、《每日郵報》、《電訊報》、《尚流》(Tatler)和《巴黎評論》(Paris Review)等。 |
人物》當我們談論90年代,我們在談論什麼——馬世芳與瞿筱葳對談《訪父記:他的白髮,與我們的時代》
➤彼時的父親:從35年前的那場學運談起
1990年3月,正準備高中聯考的瞿筱葳,在學校走廊布告欄釘貼的報紙頭版上見到父親——瞿海源與大學生們到總統府見李登輝。對瞿筱葳來說,這個重要的歷史時刻,與她遠遠相隔。
「那些大學生疾呼救國的模樣,跟還在迷瘋小虎隊的私中女校彷彿不同世界,而爸爸的頭髮好長,都快到耳下了。這時候的國中老師還會拿棍子,數學考不及格一分打一下手心,每日靠鐘聲領取不同的考卷,哪知道什麼叫做民主,我卻還是好奇爸爸照片那頭的那個世界。」
30年過後,瞿筱葳透過訪談和文獻資料爬梳,踩進了這個日後被稱為三月(野百合)學運的「歷史現場」,在《訪父記:他的白髮,與我們的時代》再現那個啟動90年代的風起雲湧的「民主廣場」。她也不忘透過自己的記憶,呈現「不在場」之人的經驗,如此一來,無論「在場」與「不在場」都能參與、對話。
當然,瞿海源不僅在場,上了主戲,還站在舞臺中央。這本書不可免地,得從這位社會學家的視角出發。
「野百合那幾天,印象最深的是什麼事情?」在書中,瞿筱葳如此問父親,而瞿海源說是終於能夠讓學生代表登上總統府派來愛國東路的巴士時,還有同學頭綁抗議布條頗有對峙聲勢,他擔心破局,一一拜託「答應見面就不要再綁布條了,綁旁邊就可以了。」
瞿筱葳寫道:已經30幾個小時沒睡的他,特別走到絕食同學面前鞠了8個躬,拜託他們停止絕食。「瞿海源自己事後也覺得滿尷尬的。他還記得回座時,忍不住就哭了起來。」
「感性與理性,軟弱與強勢,坦蕩與虛偽,官府與廣場,各種點與線,理念與行動的連結,以數十個年頭累計隱隱拉出不同的面,隨即又散出更多的節點。而臺灣的90年代才剛剛開始。」瞿筱葳在這段歷史記述的最後,如此註記。她也在序言坦言,書寫主題是父親,而父親背後是90年代宇宙,是那時代複雜喧嘩的臺灣。
說起書寫過程,瞿筱葳直道:太近身了,不好寫。她曾經想把寫好的書稿存放硬碟,不願付梓,最後還是交了出去,原因是:幾乎沒人寫「這一批知識社群」的故事。
《訪父記:他的白髮,與我們的時代》出版成書,恰是三月學運35周年前夕。
➤保有最後戒嚴記憶的一代:關於「在場」與「不在場」
距離90年代結束,已是1/4世紀之遠的今天,因為新書出版返臺的瞿筱葳和作家馬世芳應臺北文學獎承辦單位文訊之邀,於永康街的咖啡店見面、對談。永康街正是90年代瞿海源所屬的「澄社」所在街區,離馬世芳祖父(地質學家馬廷英)故居位處的青田街,也只是咫尺之距。
雖說如此,兩人父親的人脈圈只有少數交集。瞿筱葳對馬世芳感嘆:「你出身文人家庭(註),我們家是到了我父親才出個知識分子。」
這句話揭示兩人表面上背景相似,實則互有差異。在他們的對話與書寫中,也顯露各種對比,例如:馬世芳大學時代就將頭髮留到腰際,母親陶曉清卻問:「為什麼不乾脆燙起來?」而瞿筱葳進了大學,則是將頭髮剪成簡短的三分頭,效法當紅的王靖雯(王菲),父親瞿海源只道:「難看死了,真像刺蝟。」
瞿筱葳長大經歷環運、紀錄片拍攝工作,更是以開源協作為精神的「臺灣零時政府g0v」宣言起草人。馬世芳則始終鍾情老搖滾樂和寫作,彷若帶著老靈魂,一見到瞿筱葳先是跟她分享一支父親用過的1945年製派克鋼筆的故事,而後拿出一本珍藏30多年的舊雜誌——封面印著「憤怒的野百合」的《新新聞》。
這本1990年3月26日出刊的雜誌,是馬世芳當年離開廣場後,在汀洲路的金石堂購買的。問起購買的原因,他只說:「沒有為什麼,因為我在現場,想留個紀念啊。」
興奮撫摸雜誌封面的瞿筱葳卻道,自己本來要從圖書館借這本雜誌,後來「在網路上讀完報導」。讀的原因,是為了比對父親的敘事,是為了寫書。
在臺北生長的馬世芳和瞿筱葳雖同屬六年級,但4歲之差,便讓他們的90年代經驗記憶截然不同——1971年生的馬世芳以小大一身分,成為廣場群眾的一員時,瞿筱葳還是個國中住校生,「大學生的抗議只安靜地在報紙上出現」。因此,談到三月學運,馬世芳談的是自己經驗的「當下」,瞿筱葳說的是挖掘出來且重新檢視的「過去」。
「我很仔細看了這一篇(《新新聞》的封面報導),因為它很詳細又依照時序,再看綠色小組的紀錄片,時序對照起來是對的。但太多事情在廣場上發生,決策小組知道的跟現場不同,不同學校學生知道的,又跟臨時去那裡的學生不同。」瞿筱葳認為,參與者的敘事觀點,端看這個人當時在哪裡,又有怎樣的意識形態而有所差異。
馬世芳坦言,自己也是看了這期雜誌才知道,原來學生提出在國是會議後,要組成跨校監督小組,不免驚訝:「哇,你們大學生是憑什麼身分來監督政府啊?」但就連賀德芬都說體制上學生無法監督,也沒辦法究責時,還提出這樣的主張,也莫可奈何,「它要退場啊,總是要結束嘛。」
但馬世芳終究是個在現場的人,隨手拈來就是細節。例如,他會拿出印有學生到國民黨中央黨部抗議的《大新快報》,向我們描述當時抗議的學生如何使用傻瓜相機拍照、沖洗,再印成傳單到臺大小福利社前面發放的過程。又說楊英風創作的不鏽鋼野百合雕塑要送到廣場時,自己不知道為什麼成了押車的人之一。當時中正紀念堂前就有「民主香腸」,他和同學去玩「十八仔 si̍p-pat-á」,賭輸了還是得到老闆送的香腸:「恁是大學生(tāi-ha̍k-sing)喔?來來來,吃一支不用錢。」
「我們吃那個民主香腸,覺得tāi-ha̍k-sing三個字有無上光榮。」馬世芳笑了出來。
他甚至清楚記得自己初到廣場時,學生們正準備從「大中至正」大門轉移到廣場上。這是第一批群眾,人數不多才數十人,因為天冷,每個人都圍著一條鮮紅色的長圍巾,「有一種學運的禮服的感覺。」馬世芳嘆息:自己只是去晚了半天,就沒有圍巾可拿。「我看著學長們圍那個很帥的圍巾,就覺得我應該早點來的,一圍上那個圍巾,就在後來的幾千人之中顯得特別高人一等,表示你是最早到的老鳥。」
相較於馬世芳的「在場」,三月學運乃至90年代初期的大事,瞿筱葳都隔絕在圍牆之外。「女校就是5點下課,然後繼續讀書,我又是住校生,像是住在一個封閉的宮殿裡。所以,外面發生的事,我都處在一種根本不知道它存在的狀態,只從報紙看到。」瞿筱葳說自己是直到上了大學後,才透過「殘骸」知道之前發生了哪些事。
因此,瞿筱葳的大學時代和馬世芳是完全不同的——馬世芳一上大學就經歷了三月學運,在臺北各個文青聚集點閒晃,仰望深夜咖啡店鄰桌的知名藝文人士,並體驗臺灣政治文化變化大浪。瞿筱葳從保守女校到了政治大學時,已經沒有什麼學生運動了,加上政大又不是很激進,她能記得的是學校雖有異議性社團,卻沒有什麼大規模抗議行動。唯一有的行動可能就是校務會議舉行時在外面放兩頂帳篷倡議,但沒有人理他們。
「沒有那種動態的。」瞿筱葳對馬世芳說,她自己在大學時代好像都在「緬懷」他們那個學運世代的「運動感」。
但馬世芳對此不置可否,「其實我們往前看,都覺得以前的人比較屌,比較衝。」
三月學運當時,馬世芳也才是大一生,是遠離廣場決策中心的邊緣分子——不會是決策小組,也不是核心,「就是湊熱鬧而已」。因此對他而言,「傳說中的學運」是更早的「自由之愛」和政大「野火」。他記得瞿海源老師很早就在關心「自由之愛」這個世代的學運青年,如此印象也呼應了書中描繪80年代,大部分臺大教授在政治上偏保守,而社會系的幾個自由派老師,其實是少數願意從新角度來看事情的人。
說到此,馬世芳也不忘補充:儘管很多人回看90年代,都會認為那是個風起雲湧的大時代,但就如同瞿筱葳在政大感受到的氣氛一樣,無論當時電視報紙如何報導,刊物論戰好像很熱鬧,「但我自己實體感受是,大部分的人沒有那麼在意這些事情,也有很多冷言冷語。比如學運鬧大的時候,很多學生不去上課了,乖乖去上課的同學就會覺得:憑什麼?」
對步入大學的瞿筱葳來說,她能夠體驗到的政治社會氣氛,已經與馬世芳讀大學時很不同。她回想自己第一個參與的有「集體/群眾感」的活動,就是陳水扁競選臺北市長。彼時,陳水扁不訴諸悲情、激亢,談的是「快樂和希望」,唱的是〈臺北新故鄉〉,「那個時候騎著機車,機車旁邊兩個耳朵掛著兩個競選旗子,你要想辦法把它綁住,不然騎車的時候,旗子會飄起來。」
但她記憶最深刻的,仍然是在BBS丟水球,在搖滾版上看馬世芳以ID帳號「honeypie」發表的貼文,看《破報》的記憶,於是如此界定自己這一代:「我們應該是類比世代的尾端,也是保有最後戒嚴記憶的一代。」
➤那一代知識分子:自由派的最後「團塊」
《訪父記》雖是透過瞿海源的生命經歷,反映其所處的年代,但因加入瞿筱葳這個六年級生的視角作為補注,與她同代的網友讀完後,向她道謝,說瞿筱葳把他們經歷過的事串在一起。
「(關於過去發生的這些事)重點不是我們有沒有記起來,而是,如果我們沒有串在一起想,就不會意識到自己曾經在那些重要的時刻,扮演了一個角色,或是,自己也是在那個時代裡面的。」瞿筱葳解釋,在家族敘事外,這本書也放入了政局變化、知識社群人物等角度,而敘事者除了作為主角女兒的自己,也鋪排了一個遙遠的第三者的聲音,「我會這樣子做,除了設想讀者需要藉著這些不同的層次回到自己的60、70或80年代。」
90年代在《訪父記》中佔比最大,也是最難。「因為太過近身。所以我寫了很多陳腔濫調。」瞿筱葳自陳,書寫時,她除了得拿捏距離感,還必須穿越那些陳腔濫調。
「那個時候的臺灣,有很多不同的動詞。」瞿筱葳重新回顧那個時代,發現當時的知識分子目標有所不同,有些人在追求新的民主,有些人追求建國,有些人是想要把時代反轉回去,變成一個「更中華民國的中華民國」。因此,即使每個人都提到「民主」這個詞彙,但所指的物事卻是不同,甚至是自由派或改革派內部,也未必都有一致的認知。
儘管瞿筱葳透過《訪父記》將瞿海源那一代的知識分子社群記錄下來,卻也自陳,在這本書之前,父親交付給她的任務,其實源於楊國樞的願望——他希望瞿海源能夠將自由派知識分子記錄下來。瞿海源確實一個一個採訪,整理口述歷史,甚至將每個人的文章都找出來,從圖書館印回來,花了好大的功夫。
「我完全不懂什麼是自由派,什麼是Liberals?因為我們現在也不講這個字啊。」瞿筱葳說,她在書寫這本書的過程中,逐漸意識到自由派是相對於保守派的概念,跟國家族群意識是沒有關係。追求思想獨立與言論自由是自由派的最大共識、最大公約數。因此,儘管這群知識分子後來因為國族認同,分成親中、臺獨、華獨,但當時,他們並沒有這些語言來分辨彼此的不同。因此,她在書寫時,必須不斷分辨每個人所言的差異。
「那個時代自由派的知識分子成為一個『團塊』。」馬世芳指著那本《新新聞》雜誌版權頁上列出洋洋灑的顧問團名單——柴松林、李鴻禧、胡佛、黃光國、黃武雄、傅大為、楊國樞等,說:這些人後來都翻臉了,但當時他們不分統獨、工運社運,敵人都是國民黨,「打倒再說。」
而這樣的學術社群,讓瞿海源完成了「結社自由」的研究。瞿筱葳說這是父親認為最重要的論文,「公民的結社是一切自由的根本,人的自由並不是個人與生俱來的自由,而是一直跟制度抗衡得來。可是,個人是不可能跟制度抗衡的,所以一定要結社。」瞿筱葳說,這是很基本的論述,但事實上很難做到,因為文人相輕,知識分子結社很不容易。 「但這事情如果論證清楚,就是對抗極權的武器,它要說的不是去期待一個睿智、有領導力的能人,而是鼓吹Bottom up。」
「他們那一代的知識分子,在現在沒有過去那麼大(或者集中)的光環,是很自然的結果——因為知識分子這個概念到了今天被廣泛化了,就算不是大學教授、博士,也可以是個知識人。」瞿筱葳如此認為。
馬世芳則以紀錄片《三島由紀夫vs.東大講堂》中受訪者所言為例指出,那個抽象語言可以產生力量的時代已經不復存在。當日本經濟起飛後,宣稱要打倒美國軍工複合體,已經沒有人要相信,「我覺得臺灣也是這樣,到了1996年首次總統直選、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之後,很像能量渙散了,有一種狂歡後的疲倦。」
➤不要放棄:即便是歷史,也是摸石過河
在21世紀的今日看,《訪父記》彷彿歷史回顧,但從某個角度比對,過去政治社會大變化的狀態,也能呼應現在。
「歷史是在不確定中摸著石頭過河,我們現在回頭看,很容易覺得當時大家有個清楚的目標,知道做了就會如何,但事實上並不是這樣。」馬世芳表示,我們現在不知道俄烏戰爭的結局如何,也不知道大罷免會不會成功,但很多事情都是在不確定的狀態下,慢慢開展起來的。所以,看《訪父記》才會重新感受到:在事情不斷爆炸性發展的當下,要立刻做判斷很不容易。「瞿海源老師既有學院的身分,也有社會實踐的知識人身分,同時還有丈夫、兒子、父親的家庭身分,面對不斷湧現的『歷史時刻』,他必須同時取捨、下決定,我無法想像那有多難。」
馬世芳的話讓瞿筱葳想到了日劇《仁醫》——一個現代醫生穿越時空到幕末時代,嘗試用當代已知醫療知識救助病患的故事。她說自己在寫書的時候,也是想著:對過去的人來說,我們就是未來人,我們可以回去告訴他們不要害怕,要有信心,「可是現在,我也希望有個未來人能給我們一點暗示,看到你一臉哀戚時,會告訴你:現在還不是放棄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能夠獲得的解藥,好像就是這麼一句話:還不到放棄的時候。」瞿筱葳笑說,雖然這種話說了等於沒說,但即使如他父親這種比較有自我意識又自認重要的人,都常有放棄的時候——而這也是她在寫書過程中才發現的——例如中研院成立社會所,或是推動公視成立時,瞿海源都快要放棄,但翁秀琪等學者,都是那個抓住這件事,說不要放棄的人。
瞿筱葳進一步表示,我們可能不需要未來人,但到底如何做選擇,怎麼解決問題,唯一的解方,可能就是這句:「不要放棄。」●
作者:瞿筱葳
出版:春山出版
定價:46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瞿筱葳
70年代中生於臺北。曾任職社運、媒體、紀實影片工作、文化行政法人,為 g0v 臺灣零時政府社群共同發起人。書籍著有《留味行:她的流亡是我的流浪》。曾獲休士頓影展白金獎、臺北文學獎、開卷好書獎、金鼎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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