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堂慰安婦的課：一位日本中學教師的戰鬥紀實》是日本教師平井美津子記錄她多年在課堂現場的教學紀錄，書中呈現她如何在社會與政治壓力下，堅持讓學生理解戰爭中被掩蓋的慰安婦議題。

慰安婦議題長久以來是日本社會的敏感地帶，平井老師以中學教師的身分，透過課堂討論、閱讀史料與受害者證言，引導學生重新認識「國家暴力」與「歷史責任」。本書不僅呈現課程如何探討慰安婦制度的歷史脈絡，也揭示了二戰後的日本社會，如何在戰爭的記憶與遺忘之間擺盪。

➤從地圖看見戰爭中的性暴力

平井老師在課堂中向學生展示「日軍慰安所地圖」的段落，讓人印象深刻。那是一張標示出日本在亞洲各地的慰安所分布地圖，密集的地點標記讓學生不只震驚，也理解了慰安婦並非單一事件，而是一套由國家主導系統性的性暴力制度。

平井並未要求學生接受特定立場，而是讓他們透過圖文、史料，理解「國家」與「暴力」之間的關連性。她以具體證據取代抽象說教的教學方式，讓歷史真相變得可見而真實。她的課堂提醒教育工作者：歷史教育並非傳遞史事，而是讓學生有能力辨識權力與敘事。歷史教育的價值，正在於讓學生學會看見被隱藏的事物。

➤官方敘事的變化與影響

書中收錄了最近30餘年日本政府對慰安婦問題的多次「官方談話」資料：從1992年加藤內閣官房長官發言的初步承認，到隔年河野談話的正式道歉，再到1995年村山談話的全面反省。這些發言曾為日本與亞洲鄰國的和解帶來希望。

然而，2015年的安倍談話中「後代不必再為此道歉」，看似要結束歷史爭議，實則重新定義日本政府責任的界線，使道歉變成可以被「劃句號」的政治事件。

官方發言的變化反映出政治敘事風向的變動，影響輿論、教材編纂，也讓教育現場陷入新的困境。顯示出「歷史」不是被動存在的過去，而是一場持續至今的話語權鬥爭。政府的修辭改變了社會的記憶，平井則選擇讓學生閱讀這些談話全文、比較語意的差異，讓歷史課成為再現政治語言與權力關係的場域。

平井也在書中多次提到，因為講授慰安婦議題，遭遇到右翼媒體攻擊、家長抗議與學校的行政壓力。這些情節在日本社會或學校中並非個案，卻令人同感到一名教師面對體制時的孤獨。

她並非將自己塑造成英雄，而是誠實地描述那種「知道真相卻被要求沉默」的困境。她說：「如果我選擇沉默，那也是一種立場。」同樣身為教師，這段話我讀來極具既視感。

在社會集體迴避的議題中，仍要維持教學的誠實與理性，這正是教師最艱難的地方。平井的行動展現了，選擇中性立場並非遮蔽爭議，而是提供學生接近事實的途徑。真正的客觀，是讓多元聲音都能發出、被聽見。

➤訴訟挫敗的社會意義，暴力結構的延續

慰安婦受害者的跨國訴訟多以「主權免責」為由遭駁回，但卻迫使日本公眾重新面對歷史。平井引導學生閱讀判決文件、分析法律語言，討論「主權免責是否合理」等相關問題。

這樣的教學方式不只是情感教育，不是站在「同情受害者」的位置理解歷史爭議，更是一場公民思辨的實踐行動。她在書中指出：「當法律無法伸張正義，教育就成為最後的防線。」在法理無法回應正義與倫理的情況下，教育自當承擔起維繫記憶與價值的責任。這樣的價值，使歷史課程跨越教育現場，同時成為社會自我修復的現場。

平井的課堂也讓學生閱讀不同版本的歷史教材、比較各國新聞報導、討論慰安婦議題在國際社會中的位置，讓學生理解史料如何被編寫與詮釋。這提醒我們，歷史教育的目的，不在於形成一致的價值，而是在於讓學生能夠理解「歷史如何被建構」，特別是在當前資訊膨脹的時代，分析、判斷比記憶事件更為重要。

平井巧妙將戰爭時期的慰安婦制度，與當前的沖繩美軍基地問題並置。她指出，戰時的性暴力與今日沖繩處境的不平等，其實具備了相似的結構——當國家高舉「安全」或「公共利益」之名，往往是犧牲最弱勢的群體，讓其為整個社會付出代價。

她並非要將兩者混為一談，而是讓學生思考「結構性暴力」的持續。歷史觀不應是道德判斷，而是培養學生觀察暴力結構如何在不同時代上演，此即歷史思維最具批判力之處。

➤作為教師的共鳴：風險與誠實

平井在書中坦言，自己也曾動搖、害怕被誤解，但仍選擇面對學生說出真相。這股直視歷史不正義的勇氣，源於她身為教育工作者的堅持，她說：「只要有學生願意聽，我就有理由繼續。」

臺灣的基層教師在課堂上談論社會議題時，也常有各種顧慮：學校的立場、家長的反應、輿論的壓力等等。這本書鼓勵臺灣的老師們，若教育者不敢觸及爭議，可能失去讓學生學會判斷的機會。

《上一堂慰安婦的課》是一部關於歷史記憶與教育的書，書中沒有激昂的口號，而是以課堂對話、學生的表情與回應，具體展示教育在現代社會中的真正力量——不是提供答案，而是保留提問的勇氣。

社會上多數人並不主動探問歷史的真相，而記憶又常不時遮蔽於時間的迷霧中，需要學校裡一代又一代教師與學生的反覆追尋，才能讓學生積極思考「我們從哪裡來，又要往哪裡去」。教育並非政治，不是如何修飾道歉的敘事，而是如何誠實。教育的使命，正是讓歷史與真相持續被討論，讓記憶在課堂中對話以保持重量。●

上一堂「慰安婦」的課：一位日本中學教師的戰鬥紀實 「慰安婦」問題を子どもにどう教えるか 作者：平井美津子 出版：黑體文化 定價：38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平井美津子 生於大阪府。畢業於立命館大學文學院史學系日本史專業、奈良教育大學教育學研究所碩士課程。擔任大阪府公立國中教師，大阪大學、大阪公立大學和立命館大學的兼任講師，也是「孩子與教科書大阪網絡21」事務局長，以及歷史教育者協議會會員。著有《上一堂「慰安婦」的課》、《教科書與「慰安婦」問題：持續向孩子們教授歷史事實》、《原爆孤兒：聽見「幸福之歌」》、《舊金山的少女像：面向有尊嚴的未來》、《教育敕語與道德教育：為何是現在》、《面對生活困難的孩子：建立比羈絆更寬鬆的連結》。與人合著有《百科全書：太平洋戰爭與孩子們》、《戰爭孤兒的戰後史》第一卷及第二卷、《不走觀光路線的京都》、《如何向孩子教導「近現代史」》、《歷史學入門》、《殖民化與去殖民化的比較史：以法國—阿爾及利亞與日本—朝鮮關係為中心》、《我們不會沉默！》、《「日韓」糾結之情的擴大與我們》等。《上一堂「慰安婦」的課》已被譯成韓國版及台灣版。

2006年，32歲的笹沼俊暁第一次來到台灣。

當時的他，對台灣雖非一無所知，但也不算清楚。他曾在台灣民主化運動時期，從新聞裡看到台灣，也在博士班的文學研究裡，接觸到台灣。然而說到台灣，他印象最深的卻是「西安事件」，以至於若干年後看到張學良過世的消息，感到震驚：「這個歷史人物竟然還活著、而且在台灣生活了那麼多年？」

即使笹沼知道日本曾經殖民過台灣，但過去腦海裡模糊的認知是：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至少，在大學一年級的中文課上，中國籍的老師提到「鄧麗君」是中國人時，他的心裡沒有泛起一絲懷疑。

畢竟，當年他是為了學亞洲的歷史、文學才進入筑波大學人文學系的，「因為我很喜歡中國史，我小時候就看三國演義。」話語平實、不帶過多情緒的笹沼，此時略微驕傲地說，雖然他的台籍妻子是唐代詩詞的研究者，但對於中國歷史，有些部分的熟稔程度卻遠不如他。

對亞洲歷史和文學持有高度研究興趣的笹沼，一路讀到博士班，30歲時完成學業，卻遇上日本的「博士通膨」。遲遲找不到學術工作的他，在補習班熬了2年後，終於可以進到大學教書，只是這份工作遠在台灣。

目前在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系擔任教授的笹沼，當時年輕無畏、雀躍萬分，甚至立下「如果學不會中文，就不回日本」的誓言來到台灣。將近20年過去了，他不僅學會了中文，還在網路媒體平台「獨立評論」以中文寫了2年的專欄。近日專欄集結成書，以《「台日友好」異論：該如何克服互相理解的認知齟齬和立場矛盾？》為名出版。

➤從戰後民主主義思想中長成的心靈

1974年出生在靜岡縣熱海市，後在三島市成長的笹沼俊暁，幼時只在電視上看過外國人。除了有千年歷史的三嶋大社，三島市在他心中，沒有什麼可以多說的物事。因為他的童年，多在父親的書櫃前待著，在一本又一本的歷史和文學作品中度過。

笹沼的父親是高中國文老師，母親是家庭主婦，這樣的家庭環境，造就了他的閱讀習慣。他小學就讀夏目漱石的《少爺》，《西遊記》更是直接翻看文字版，而不像其他小孩看的是漫畫。儘管有些時代背景或知識對當時的他來說略顯深奧，但他仍是在這些文學與歷史作品中，得到滿足與快樂。

也正是這些閱讀，讓他成為一個「戰後民主主義者」。笹沼說：「我從小讀的這些歷史、文學都和戰後民主主義與和平主義思想的思考一致，自然而然，我也就受到影響。所以，我擁有同樣的思想，是理所當然的。」

在《「台日友好」異論》中，笹沼提到自己小時候雖然很想玩射擊遊戲，但內心同時感到不安，尤其那些遊戲的贈品常是機槍、坦克、戰機之類的玩具，讓他心生「背德感」。

這種矛盾心理，是源於二戰後日本和平主義的氣氛，因此，他花了不少篇幅談戰後的民主主義和日本憲法的精神，「日本社會雖然近年來右傾現象顯著，但戰後憲法第九條所代表的和平主義，仍可說是『主流思想』。」他寫道：「若台灣真的希望加強對日關係，應當意識到日本社會中的這種『主流』，並探討他們的集體潛意識有著何種歷史脈絡。」

這種戰後和平主義，也是笹沼童年時代的感受。他說，即使當時戰爭結束已經30年，其影響仍然算是深刻，「當時的媒體與社會輿論，還是有不少關於戰爭記憶的討論，就連保守派政治人物，都很重視和平主義跟民主主義思想。」

笹沼母親的家族在戰前是大地主，外公是大地主的兒子，就讀早稻田大學。隨著戰爭爆發，外公也加入陸軍之列，成為軍官，曾派赴香港，而後到東南亞作戰，日本戰敗後回國。後來以自民黨代表的身分參選，成為議員。

「就算我媽媽是生長在這樣的保守派家庭，都不免受到戰後民主主義跟和平主義思想的影響，成為典型的戰後民主主義者。」笹沼強調，對於他母親這樣的戰後世代而言，民主主義思想就是那個時代的主流思想。

與自由派的母親相反，笹沼說自己的父親是自民黨的支持者、保守派，「昭和天皇去世時，他還哭了。」儘管父親未曾明說，但以他的信仰與姿態，笹沼不免懷疑1960年代反安保運動時，父親曾與學運分子發生衝突，「因為他非常討厭共產黨，不太在乎共產黨跟新左翼的差別，而且還參加排球社。那個時候很多體育社團的學生都與左翼學生對立。」

笹沼俊暁的父母經歷過學運年代，那曾經熱衷於討論政治哲學思想的時代。到了他出生的70年代，熱潮已漸消退，但年輕人還是會談論思想。當笹沼上高中和大學的80年代，日本經濟蓬勃發展，造就了娛樂與消費至上的社會氛圍，「日本人變得很有錢、很傲慢，我很受不了這種氣氛。」

「這個時候的社會很輕浮，如果看到有人認真讀書、思考跟討論，就會嘲笑他們。」笹沼回憶，當時電視節目上都是無聊、沒有內容的搞笑節目，大學生也沒有討論學問的風氣，就只是玩，不想讀書，「所以那個時候的大學被稱為『遊樂園』（レジャーランド，leisure land）。」

儘管笹沼就讀的科系與身邊同學的情況並沒有這麼嚴重，但他仍對主流氣氛反感，因此拒絕看電視，也不聽流行音樂。他只聽古典音樂，讓自己與校園環境、活動拉開距離，「那個時候，我其實是個奇怪的學生。」

➤從經典文學中想像的民族國家

因為「看到數學就頭痛」，笹沼俊暁讀的是位在茨城縣的筑波大學。

日本大學入學得經過兩個關卡，第一關是全國學測，第二關是各大學的獨立測驗。筑波大學因為免試數學，讓笹沼俊暁毫不遲疑報考。述及此，他忍不住補充：「作家司馬遼太郎和陳舜臣就讀的大阪外國語學校（現大阪大學外國語學部），也是不用考數學。」這兩位日本重要的歷史小說家，都是笹沼心儀且研究的對象，能藉此和他們並提，他說著說著也笑了出來。

不過，入了學後，他發現選讀的學系不符合期待，「我因為喜歡歷史，所以選了這個系。」笹沼原以為這個名為「人文學」的科系，會同時具有歷史和文學的課程，沒想到課程只有歷史，沒有文學，讓他大失所望。

當時的他，喜歡的是外國文學，尤其是俄國和德國文學。為什麼日本知識分子偏愛俄國文學？

「出於親近感吧。」笹沼解釋，明治維新時期，跟西方相比，日本處於文明較落後的狀態，當時日本知識分子所煩惱及思考的問題，和俄國知識分子相似，「歐洲的文學已經發展到一種程度，他們的煩惱不會是我們的煩惱，狀態不一樣。」

笹沼話鋒一轉，提到自己住的三島市位在日本本州南方，加上黑潮經過，氣候溫暖，因此對於寒冷的北國（俄國）有比較多的憧憬和幻想。

「喔，這和台灣人對日本一樣。」我忍不住補充。

笹沼在《「台日友好」異論》中多次提到，台日因歷史因素互相產生的友好情誼。但也提出警示，認為兩國之間存在不少認識上的誤差。例如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遇刺後，部分台灣民眾因悲傷而將他神格化，就讓他感到驚訝，不少在台日本人也感到違和。此外，他在書中還寫道，現在台灣的主流日本形象，仍由日治時代和當代次文化構成，但日本政界中，被視為台日交流主體的，往往是憎恨戰後民主主義的右派人士。

「就像對美國學者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的認知，台灣和日本就不一樣，雙方有引用上的差別。」笹沼表示。

雖然就讀的人文學系缺乏文學類課程，讓笹沼有點失望，但他還是在老師的鼓勵下繼續讀下去，並完成了關於「國文學」的小論文。他解釋，自己的研究和《想像的共同體》的立論有關，「如同《想像的共同體》所說的，民族國家是近代才被發明的概念。1990年代的日本流行民族國家論，不管歷史還是文學評論都會提到這個理論。」

笹沼解釋，日本各地原本有不一樣的方言，但在明治維新時期，為了建立一個近代國家，需要推行國語政策，日本國國語的概念也因此被創造出來。「江戶時期重視的是中國古典語言，也就是『漢學』。但這門學問到了明治時期變成外國文學，也引進了西方的文學方法論，於是近代日本文學研究也在這樣的框架下發展起來。」

「那個時候的學者透過書寫『國文學史』（日本文學史），嘗試建立日本民族精神。」笹沼解釋，當時學者以為日本民族精神是原本就存在的，但依據安德森民族國家論的框架，可以反思這類知識的存在意義、起源和影響。

例如，《萬葉集》被視為日本國民歌謠，認為它代表日本自古以來的民族精神。但其實前近代的文人較為重視的是《古今和歌集》，大部分民眾都沒聽過《萬葉集》裡的歌謠，怎麼能說《萬葉集》就是民族精神呢？

然而，當時的國文學者就以這樣的民族意識，協助日本政府推行軍國主義政策。「1940年代，就有個叫犬養孝的國文學者，在台北高校（現在的台灣師範大學）開了一門講解萬葉集的課，想要讓台灣人了解日本厲害的文學傳統。」笹沼表示，那些學者以為日本民族精神是原本就存在的，後來還跟修課的學生在日本出版了一本《台灣萬葉集》，那是台灣人用日語寫的和歌，反映台灣人的情感。

因為具有這樣的研究背景，笹沼來到台灣後驚訝地發現，台灣人在使用民族國家的概念時，和日本知識分子有不同的脈絡。

他說，一直以來，日本的國家主義者、民族主義者主張日本文學擁有悠久的歷史，日本文化的存在是理所當然的。但其實以安德森的論述來看，所謂的日本文化傳統、國語都是在近代才被建構出來的，「而對台灣人來說，國家不是自然而然就存在，是要靠自己主動建造的。」他發現台灣人使用安德森的理論概念時，目的都是台灣獨立或建國。

雖然是同一個理論，但引用的目的完全不一樣。笹沼認為，台灣和日本的知識分子都沒有思考這意味著什麼？這可能是台灣和日本思想之間很大的齟齬。

而談述並解構類似的台日之間的齟齬，就是他書寫公共評論的目的之一。

➤異邦生活激勵思考與書寫

2020年，笹沼俊暁曾出版《流轉的亞洲細語：當代日本列島作家如何書寫台灣、中國大陸》，這是一本書寫台灣和中國大陸的文藝評論集，也是他的研究專業。書出版後，經媒體人張正引介，笹沼在獨立評論開設名為「和僑鄙言」的專欄，自2021年起持續筆耕，也藉此和台灣讀者交流溝通。

對一位鎮日以學術語言工作的學者來說，書寫公共評論專欄，不啻為一種調劑。笹沼說，脫離了制式工整的論文寫作，開闢專欄給了他以「自由的文字」表述的機會。

喜歡讀文學的笹沼自小就有作家夢，嚮往成為小說家，在大學時期也曾嘗試創作。不過，因為人生經驗尚淺，人際關係範圍很小，既無法打造故事也無法生出對話，只能放棄。而書寫公共評論，也算是圓了他的作家夢。

這個夢想的實現，也是因為來台灣才有機會，「如果在日本，我可能沒有辦法寫出腦中的想法。但來了台灣後，有了異文化的刺激，在不一樣的環境、思想之下，我的腦袋會有各種思考。」笹沼俊暁表示，在獲邀撰寫專欄之時，他已經有些想法，但後來越寫越慢，也許是因為存放的想法已經漸漸被寫完了。

熟悉台灣、能流利使用中文的日本寫作者不少，笹沼謙稱不敢妄與他們並列。他自知對於台灣不如這些同胞熟悉，因此也無意事事都發表意見，於是始終守住自己最擅長的日本文學和歷史領域。而他也相信，這些可能是台灣讀者比較陌生的知識和觀點，還需要多分享。

然而，不隨著「台日友好」的主流情感而走，不親右翼且處處警示台日彼此盲點的筆觸，讓笹沼俊暁的專欄屢受批評和攻擊，甚至被辱罵為「支」，有時會影響到他的心情。雖然在意但也不會太憂慮，「畢竟台灣是有言論自由的地方。」只是他仍不免擔心，這是否表示他還不夠瞭解台灣？「如果是這樣，我也無法反駁。」

偶爾笹沼俊暁也會得到來自讀者的肯定，曾有讀者讚美他是真正的知識分子，「只是理想太高，台灣社會跟不上。」甚至表示因為有像他這樣的老師，要讓孩子選擇就讀東海日文系。類似的讀者回饋，都讓他非常高興。

「我一直覺得我是個平凡的人。」笹沼常會說自己很普通，或是哪裡不夠好。而他人提到笹沼俊暁時，卻會說他是很特別的人，特別之處在於，他保有知識分子批判的傳統，甚至，「會用中文寫作」。

笹沼俊暁的謙沖，包含他全程以中文受訪，但不時會說自己中文沒有很好，「我覺得日文系學生的日文都比我的中文好。」然而，當年那個立志「學不會中文就不回日本」的青年，最後成為書寫中文專欄並出版兩本中文書的作家，也算是個勵志故事了。●

「台日友好」異論：該如何克服互相理解的認知齟齬和立場矛盾？ 作者：笹沼俊暁 出版：游擊文化 定價：45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笹沼俊暁 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系教授。1974年出生於日本靜岡縣，現居台中。著有《「国文学」の思想：その繁栄と終焉》、《リービ英雄：「鄙」の言葉としての日本語》、《「国文学」の戦後空間：大東亜共栄圏から冷戦へ》、《流轉的亞洲細語：當代日本列島作家如何書寫台灣、中國大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