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伊始，正在加州洛杉磯巡迴演講的珍．古德（Jane Goodall）於睡夢中安詳辭世，享壽91歲。這位靈長類人類學家和環保教育行動者，畢生致力於重塑人類對自然世界的理解，在1977年創辦「珍古德協會」（Jane Goodall Institute；JGI），至今已在全球設有25個分會。1991年她又創立「根與芽計畫」（Roots & Shoots），走訪世界各地推動保育，即使年歲已高，每年仍進行300場以上的演講。

今年6月，珍．古德第19次訪台。除了她最愛的坦尚尼亞岡貝外，台灣是她造訪過最多次的國家。面對急遽的氣候變遷、世界的戰禍不斷，和各種迫在眉睫的環境永續議題，珍．古德幾乎像是用盡最後的力氣，仍然溫和而堅定的鼓勵我們：「每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上，都有一個角色。想想你每天的行動，一個小小的舉動，也能帶來巨大的改變。不要失去希望。不要小看你自己。」

從小就很愛動物的珍．古德，在讀了《杜立德醫生》和《泰山》的故事之後，便夢想能「到非洲和動物一起生活」。1960年，26歲的珍古德為了完成童年的夢想，帶著筆記本和望遠鏡，憑著對野生動物的執著和熱情，隻身前往坦尚尼亞研究黑猩猩，自此投入動物與環境保育工作到最後一刻。如今她已經走向「下一個人生的偉大冒險—死亡」，但她向世界展示了永恆的善良力量，相信她的倡議與影響力，將繼續啟迪人心。

圖畫書作家貞娜．溫特（Jeanette Winter）受到珍．古德精神的鼓舞，她多麼希望自己還是小女孩的時候，可以讀到像這樣的故事：一個勇敢的女人，不怕去做從來沒人做過的事，所以她為自己內心那個小女孩的渴望，創作了《黑猩猩的好朋友：珍．古德》（The Watcher），描繪這位觀察者的童年，及其旺盛的好奇心和專注的觀察力，如何為人類科學帶來偉大貢獻，並為環境保育許下深遠的承諾。

除了這本向珍．古德致敬的作品，在溫特創作的50多本圖畫書中，許多都是以真實的事件和人物為藍本。她非常善於以繪本作傳記，尤其是為女性、兒童、少數族群和藝術家作傳的作品，都能精確的掌握各個傳主獨特的藝術精神。她希望藉由圖畫書藝術，將那些守護世界的美好力量傳佈出去，因此選擇了圖畫書創作實現她的夢想。

《黑猩猩的好朋友：珍．古德》內頁（維京提供）

《黑猩猩的好朋友：珍．古德》內頁（維京提供）

《黑猩猩的好朋友：珍．古德》內頁（維京提供）

貞娜．溫特於1939年10月6日，出生在美國伊利諾州的芝加哥，父母是來自瑞典的移民。她在1992年出版的《Klara’s New World》裡，透過8歲女孩Klara的視角，敘述一個移民家庭從瑞典到美國的旅程。書中記錄了在新土地上生活的許多困難，從痛苦的離開瑞典、艱難的橫渡大洋、乘坐輪船和火車前往明尼蘇達州，最後一家人開墾荒地，並在冬天來臨之前播下種子，生動鮮活的展現了19世紀的移民經驗。

溫特是獨生女，她和父母三人住在一棟公寓的三樓。愛做白日夢的小溫特，經常從窗戶看著街景，盡情發揮各種天馬行空的想像。她的叔叔是一個油漆工，也是一位全能的藝術家，他什麼都畫，還會彈奏手風琴，除此之外，叔叔許多特別的收藏品，更讓溫特好奇不已。

她小時候非常喜歡漫畫，小璐璐、小亨利和迪士尼漫畫都是她的最愛。她也常到圖書館借書，最喜歡的插畫家是Lois Lenski、Elizabeth Orton Jones、Maud and Miska Petersham，還有羅伯．勞森（Robert Rossen）的《愛花的牛》和汪達．佳谷（Wanda Gág）的《一百萬隻貓》都是她的愛書。

畫家喬琪亞．歐姬芙（Georgia O'Keeffe）曾說：「當我12歲時，我知道自己想要成為一名藝術家。」這句話無疑也是溫特的心聲。和歐姬芙一樣，她從小就知道自己渴望以繪畫為生。父母親見她如此喜歡畫畫，也鼓勵她朝這個方向發展志趣，但溫特堅定的說：「我自己做決定，這才是重要的。」

有一段時間，她也想成為芭蕾舞者，不過在芝加哥藝術中心的高中生周末和暑假班，她遇見了Mr. Jacobson，這位特別的老師教她如何看畫與作畫，又將她召回繪畫之路。於是溫特進入愛荷華大學，主修繪畫、素描、印刷和雕塑。

童年閱讀的圖畫書給予她深刻的印象，從小她就想用圖畫來說故事，但創作兒童讀物對於在芝加哥長大的小孩來說，似乎遙不可及。她從來沒有見過真實的童書作家，他們幾乎就像戲劇中的人物，顯得神祕而陌生。大學裡也沒有插畫課程，她只能依靠自修學習。當她第一次見到凱特．格林威（Kate Greenaway）的書時，心中明確的知道：自己真正想創作的是童書。

當時她最欣賞的社會現實主義畫家及攝影家Ben Shahn，是一位善於溝通的藝術家。Shahn挑戰藝術中那些深奧的偽裝，認為這些偽裝會切斷藝術家及其作品與大眾的連結，因此他的作品大多體現了窮人和移民困境、勞工鬥爭和集體改革等主題，對溫特日後在創作的選題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由於沒有導師在兒童領域指導她，且當時插畫在美術圈並不被看好。60年代中期大學畢業後，溫特花了幾年時間自學並嘗試為故事繪製插圖。她早期的作品偏愛複述民間故事，透過繪製耳熟能詳的童謠，來練習版式、節奏與保持書頁間人物一致性等等技巧。最初，她的風格更偏向寫實，並融入了勾勒輪廓的技法，以幫助她描繪出畫作中的物體。

溫特第一本自寫自畫的《Christmas Visitors》於1968年出版，這是一則挪威的民間傳說，她加以重新改編。接下來她除了繼續從傳統故事裡汲取靈感外，也和其他作家合作，如Sue Alexander所寫的《Witch, Goblin, and Ghost Stories》系列，都是由溫特配上插畫。

溫特自我磨練了將近20年，1988年她出版了首次嘗試的原創故事《Follow The Drinking Gourd》。她以靜謐又絢麗的畫作，以及受奴隸敘事啟發的簡潔文字，講述南北戰爭前，一個勇敢的黑奴家庭追隨著北斗七星，向北走向解放的故事。

這個故事聽起來像是一首奴隸唱的簡單民歌，但它實際上是一張指向自由的地圖，因為歌詞中隱藏著通往「地下鐵路」的逃生路線。

為了以圖畫書呈現歷史，溫特閱讀了《湯姆叔叔的小屋》、奴隸的口述紀錄和其他參考文獻，但她很快就發現，從構思到完成文稿的轉變非常艱難。因應寫實藝術風格所需，她聘請了模特兒，以便描繪人物的各種姿勢。她也曾考慮追尋奴隸逃亡的路線，並學習民間藝術，因為這與故事有密切的聯繫。最後她摒棄了先前堅持的勾勒輪廓技法，讓色彩在作品中扮演著更戲劇化的角色。

溫特對墨西哥文化很早就抱持著高度的興趣，她遍覽各種墨西哥民間故事，卻一直找不到合適的題材。最後她決定以墨西哥壁畫藝術家Diego Rivera為傳主，創作了她的第一本藝術家傳記《Diego》。溫特的圖畫傳達了Diego早年的冒險和他對祖國的熱愛，以及如何創造出強大的藝術來讚頌墨西哥人民。

然而這本獲得《紐約時報》年度最佳插畫獎的書，起初被編輯拒絕，完全沒有任何修改建議。這對溫特無疑是沉重的打擊，因為她確確實實在圖畫中看見了整個故事。即使沒有與出版社簽訂合約，她仍然請身為詩人的兒子Jonah Winter為她的插圖寫了文字簡潔的故事。最後當這本書獲得出版機會時，她知道堅持自己的熱情是最正確的決定。

墨西哥的手工藝對溫特有強烈的吸引力，之後她繼續創作有關墨西哥傳統文化主題的作品。《Joesfina》描繪民間藝術家Josefina Aguilar的彩繪泥塑藝術。《Nino's Mask》在充滿童趣的故事裡，重溫民俗節慶「美洲虎節」的面具狂歡，溫特不僅在書頁穿插了西班牙語單詞，還融入了墨西哥圖案與色彩。《Day of the Dead》和《Calavera Abecedario：A Day of the Dead Alphabet Book》二書，以亡靈節為背景，呈現出揉合著生與死的視覺盛宴。

溫特對異文化，尤其是非主流的少數族群文化特別關注。《Elsina’s Clouds》講述了南非巴索托族婦女粉刷房屋祈雨的故事，背景引人入勝。《My Baby》則以西非馬利婦女的泥染布技藝，帶出民間藝術世代傳承的價值，美妙的圖案和語言的韻律充滿了音樂性。

還有《和平樹》也是來自非洲肯亞的真實故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萬格麗．瑪太（Wangari Maathai）在自家的後院種下9株幼苗，最終激勵了成千上萬的人，3000萬棵樹、6000個苗圃，綠帶運動蔚然成林，不僅治癒了大地的傷口，更成為非洲和平的象徵。

溫特明快而充滿敬意的文字中，直接引用了主角真實的話語，讀來非常有感染力。在這些作品中，不僅呈現了文化多元豐富的面貌，更可以見到由女性發動的「女力」。

翻攝自《和平樹》內頁

翻攝自《和平樹》內頁

翻攝自《和平樹》內頁

某次受訪時，溫特提到小時候特別喜歡神力女超人的漫畫書，讚嘆她們所擁有的力量。她希望孩子們，尤其是女孩們，能夠早日接觸到優秀的榜樣，並看到生活中所有的可能性。40年代當溫特還是個孩子時，這樣的圖畫書很少見，她甚至不記得讀過相似的作品。她一直夢想成為藝術家，但卻沒有榜樣，在她當時所認識的世界裡，所有的成年藝術家都是男性，所以她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前行。

從小就知道自己想要什麼的畫家歐姬芙，像是一盞明燈引導溫特前行。溫特用圖畫書《My Name is Georgia》提煉出歐姬芙人生與創作的精髓。她採用第一人稱敘述歐姬芙的故事，有時引用歐姬芙本人的文字，以熱烈而溫柔的方式，捕捉她內心的聲音。書中也再現了歐姬芙畫作中的許多主題：紅色的山丘、蔚藍的天空、碩大的花朵和優美的骨頭，散發出強烈的訊息。

溫特曾向女孩們推薦讀艾蜜莉．狄金生的詩，《Emily Dickinson’s Letters to the World》就是她為年輕讀者創作的精彩入門之作。這本書既是一部簡短的傳記，也是一本微型的詩集。溫特精心挑選了多首狄金生較平易近人的名作，以民間藝術風格的圖像，描繪一襲白衣的狄金生漫遊在詩作間，確實地捕捉到狄金生精準的語言和廣闊的想像力。

延續了《Emily Dickinson’s Letters to the World》的風格，溫特再度創作了同樣引人入勝的女性藝術家傳記《Beatrix》。一如波特小姐（Beatrix Potter）為孩子小手設計的小書，這本書採用小巧的版式，封面上是眼神憂鬱、目光堅定注視著讀者的小女孩。溫特突出了波特孤獨的童年形象，再結合第一人稱敘事，巧妙融入波特日記和信件中的段落，追溯了波特觀察自然以及與動物相伴的人生。

溫特持續以作品見證女性如何推動世界的改變，《世界不是方盒子：札哈．哈蒂的故事》描述這位來自伊拉克的建築師，以鋼鐵般的意志克服了最初面臨的拒絕和歧視，進而創造出世界上前所未見的建築。溫特的插圖清新簡潔，突顯了哈蒂與自然連結的設計理念。這本令人動容的傳記提醒我們，非傳統思維和對理想的執著，可以帶領一個人走得多遠。

翻攝自《世界不是方盒子》內頁

翻攝自《世界不是方盒子》內頁

翻攝自《世界不是方盒子》內頁

溫特將自己生命中的所愛融入她的作品中，不僅成為生活紀錄的一部分，每一本新書也讓她的視野更加廣闊。工作時巴哈音樂經常陪伴著她，於是她創作了《Sebastian : A Book About BACH》。《Once Upon a Time in Chicago》深入她喜愛的爵士樂，而由《Sisters: Venus & Serena Williams》這本書可推知，她絕對是個網球迷。

保持剪報的習慣與關心時事，讓溫特總是有源源不絕的點子和計畫，等待她去實現。「911事件」帶來強烈的情感衝擊，定居紐約的溫特以《September Roses》溫柔的化解這座城市集體的悲痛。敘述勇敢的圖書館員在戰火中救出3萬本書的《巴斯拉圖書館員》，最先是她在《紐約時報》上讀到相關報導，為了插圖，她做了更多研究，不僅到紐約公共圖書館翻查檔案，還去看了伊拉克戰地記者攝影展和戰時兒童藝術展。

《媽媽》描寫小河馬在南亞海嘯中失去了媽媽，後來又找到一隻巨龜當新媽媽的真實故事。溫特藉由這本書表達一種新的家庭意義：家是由情感，而未必是血緣組成的。遠在哥倫比亞的叢林裡有一位愛書人路易士，他和驢子組成流動圖書館，翻山越嶺到處和孩子們分享他的書，溫特的《驢子圖書館》使用壓克力顏料為媒材，以鮮豔的色彩和天真的風格，為孩子們講述這個振奮人心的故事。

翻攝自《驢子圖書館》內頁

翻攝自《驢子圖書館》內頁

翻攝自《驢子圖書館》內頁

溫特不僅長期關注「閱讀」的議題，更珍視少兒自發的力量。伊克巴勒（Iqbal Masih）為對抗利用童工的陋習而犧牲，馬拉拉（Malālah Yūsafzay）為爭取女孩的就學權無視塔利班的威脅。這兩個勇敢又令人心碎的少年，他們的形象在溫特的心裡匯聚成《馬拉拉：來自巴基斯坦的勇敢少女／伊克巴勒：來自巴基斯坦的勇敢少年》，傳達出這些孩子無畏的精神和希望。

在《Nanuk the Ice Bear》和《The Snow Man》書中，已顯示溫特對地球環境變遷的危機感到憂心，但有什麼比一個孩子的大聲疾呼來得更直接有力呢！溫特以《我們的家失火了：號召拯救地球的葛麗塔．通貝里》，再次展現少女環保英雄通貝里（Greta Thunberg）呼籲變革的聲音，如今這個聲音正引領著日益高漲的合唱，引發成國際兒童保護地球環境的運動。

《我們的家失火了》內頁（維京提供）

《我們的家失火了》內頁（維京提供）

《我們的家失火了》內頁（維京提供）

溫特的作品善於選擇人物複雜生活中適切的元素，讓小讀者能夠易於接觸和理解。面對諸多複雜和艱澀的議題，她會從側面切入，並努力以公正的態度講述故事。如同通貝里所言：「不管你有多渺小，都能做出改變。」溫特之所以致力於「true story」的圖畫書創作，就是希望孩子們能夠早日接觸到優秀的榜樣，傾聽不同的聲音，並看到生活中所有的可能性。

溫特對每一個主題都有著令人難以置信的敏感度，雖然她對故事、圖像和色調的選擇常依賴直覺，但面對每一本新書，她都像是從頭再來，因為要找到最精準合適的方法，需要經歷過無數次的失敗。

她原本每週7天全天工作，但2000年一場嚴重的心臟病，改變了她的工作習慣。即使減少了工作時間，現今86歲高齡的溫特依然創作不輟，沒有人能阻止她獨自一人快樂的繼續畫畫和寫作。因為從小她就知道，想要寫作畫畫或唱歌跳舞的慾望，都是來自同樣的動機：我們只是需要一個實現夢想的方法。●

初讀《閃光》這本書時，我們會發現整篇小說的基底建立在一個開車者的瀕死體驗——遇到一個發光體、如同幻影般的父母、赤腳黑衣人。這些存在引領著主角，「照亮了那呼吸著的虛無」，帶著他前往死蔭之地。

Jon Fosse對於死亡母題的探討可以從他的成名作《Septology》的敘事者Asle來談起：他在無止盡的敘述之中（Jon Fosse完全沒使用句號）尋求上帝為何將真理隱藏，Asle認為：「上帝通過隱藏來顯示自己」。《Septology》和《閃光》都以第一人稱敘述者的瀕死作為結束，而死亡是一種語言的臨界點，所有的敘事與記憶都不夠用，只能以類似合唱的方法，將散亂的思想和詞語組織起來。

然而，《閃光》中對於死亡的看待卻完全相反，在這本書中，讀者可以看見更多關於自我的懷疑、存在的不確定、甚至是對語言的放棄。也許我們有兩個觀念可以作為切入點：

一是卡夫卡式的開頭，主人翁在毫無解釋的狀況下遭遇事件，對自己的動機感到困惑，不停在尋找答案；而卡夫卡的高明之處在於，讀者可以在閱讀中找到問題的解決方案，但最終還是會發現，我們永遠找不到一個決定性的答案。

《閃光》的主角就是如此，連他自己都不明白，那天晚上他為什麼開車，為什麼走上通往森林的道路，導致輪胎陷在泥巴裡。他越來越不確定什麼是真實的。他下了車，跌跌撞撞地穿過一片厚厚的積雪森林，起初他只是不想被凍死，但他越來越發現，自己的本能正在尋找其他東西。他說服自己是在尋找其他人，在黑暗中，他反而越來越豁然開朗。

二是柏拉圖在《理想國》（卷七）中的「洞穴寓言」，而Jon Fosse對於發光體、閃光、天使的意象，正是對柏拉圖寓言的顛覆。簡單來說，洞穴寓言其中一個重點在於呈現「人類需要尋求真理」：有一群人被鐵鍊束縛在一個洞穴深處，在他們身後有一籃籃篝火，火焰在他們前方投射出陰影，讓他們能看到各種影像的倒影。這是他們在洞內唯一能看到的東西，所以，對他們來說，真理無非是影像的陰影。但是，如果他們能掙脫鎖鏈，他們可以走出洞穴，看到太陽、顏色、一個全新的世界。

人們常常會將這個寓言的重點擺在影子上面，但也許我們可以換一個思路：光的來源與啟迪，也許比我們看見的東西更重要。例如，陽光不也是另一種篝火，光線將訊號帶給視神經與大腦，讓我們看見物體輪廓？所以，在Jon Fosse的邏輯中，現實生活是一種洞穴，而瀕死的光芒帶給我們的體驗，是另一種太陽，帶我們進入一個陽光明媚的未知世界。

在書中，讀者可以發現，敘事者身處「黑暗的樹林深處」，待在無法感知的陰影之中，所有的理性和理解都不足以讓他逃離，甚至是主宰自己的感知。然而，現實卻從這種無法感知、不理性的黑暗中浮現出來——敘事者不停地自我發問，但完全沒有問號（與《Septology》相反）。我們可以將這些沒有問號的自問，視為一種啟發式（heuristic）敘事——並非丟出問題就跑，而是在發問的途中發現和解決問題的過程。

所以，我們能看到敘事者不停地在森林中「發現」與「確認」父母、發光體、赤腳黑衣人的存在。在叨叨絮絮之間，不斷確立自己的在場（presence）——不僅是物理存在，而是精神或心靈層面，生命意義的在場。而那如同幽靈的發光體，是敘事者早於發掘自我之前，第一個在場的東西。當敘事者模模糊糊，不知道自己是否發生甚至已死的時候，這個閃爍的白色存在喚起了他對於存在的狐疑，甚至敘事者對著發光體提出質疑：你是在跟隨我嗎？而它回答：「我沒有跟隨你。我正與你同行。」

至此，Jon Fosse在這本書的母題才真正顯現：真正的啟蒙（Lumière）並非來自外部的光這麼簡單（例如日光與人造的燈光），而是來自內部的黑暗——人必須先知曉、追求、理解體內之暗，才能接受外在光芒，啟迪明智，讓光與我們一起同行。我們所付出的代價很簡單，就是死亡罷了。

而父母，也許是人們體內最原始的黑暗。父親心不在焉，幾乎沉默，而母親則充滿樂觀。但他們也無法幫助他找到出路，甚至開朗的母親認為主角的結局「就是這樣的」，與主角最後失去了呼吸，暗示他可能沒救了。這段瀕死的過程就如同誕生，在黑暗之中，我們脫離了母體，努力往光縫擠去。

而成長的過程中，父母逐漸離我們而去，那又是另一種死。好像只要了解了這點，死亡就並不怎麼可怕。因為到最後，父母都會在死蔭之外，等待我們蒞臨。我們會攜手彼此，一起踏入那虛無。這也是這本書中的發光體，積極想要傳達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