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當我們談論90年代，我們在談論什麼——馬世芳與瞿筱葳對談《訪父記：他的白髮，與我們的時代》
➤彼時的父親：從35年前的那場學運談起
1990年3月，正準備高中聯考的瞿筱葳，在學校走廊布告欄釘貼的報紙頭版上見到父親——瞿海源與大學生們到總統府見李登輝。對瞿筱葳來說，這個重要的歷史時刻，與她遠遠相隔。
「那些大學生疾呼救國的模樣，跟還在迷瘋小虎隊的私中女校彷彿不同世界，而爸爸的頭髮好長，都快到耳下了。這時候的國中老師還會拿棍子，數學考不及格一分打一下手心，每日靠鐘聲領取不同的考卷，哪知道什麼叫做民主，我卻還是好奇爸爸照片那頭的那個世界。」
30年過後，瞿筱葳透過訪談和文獻資料爬梳，踩進了這個日後被稱為三月（野百合）學運的「歷史現場」，在《訪父記：他的白髮，與我們的時代》再現那個啟動90年代的風起雲湧的「民主廣場」。她也不忘透過自己的記憶，呈現「不在場」之人的經驗，如此一來，無論「在場」與「不在場」都能參與、對話。
當然，瞿海源不僅在場，上了主戲，還站在舞臺中央。這本書不可免地，得從這位社會學家的視角出發。
「野百合那幾天，印象最深的是什麼事情？」在書中，瞿筱葳如此問父親，而瞿海源說是終於能夠讓學生代表登上總統府派來愛國東路的巴士時，還有同學頭綁抗議布條頗有對峙聲勢，他擔心破局，一一拜託「答應見面就不要再綁布條了，綁旁邊就可以了。」
瞿筱葳寫道：已經30幾個小時沒睡的他，特別走到絕食同學面前鞠了8個躬，拜託他們停止絕食。「瞿海源自己事後也覺得滿尷尬的。他還記得回座時，忍不住就哭了起來。」
「感性與理性，軟弱與強勢，坦蕩與虛偽，官府與廣場，各種點與線，理念與行動的連結，以數十個年頭累計隱隱拉出不同的面，隨即又散出更多的節點。而臺灣的90年代才剛剛開始。」瞿筱葳在這段歷史記述的最後，如此註記。她也在序言坦言，書寫主題是父親，而父親背後是90年代宇宙，是那時代複雜喧嘩的臺灣。
說起書寫過程，瞿筱葳直道：太近身了，不好寫。她曾經想把寫好的書稿存放硬碟，不願付梓，最後還是交了出去，原因是：幾乎沒人寫「這一批知識社群」的故事。
《訪父記：他的白髮，與我們的時代》出版成書，恰是三月學運35周年前夕。
➤保有最後戒嚴記憶的一代：關於「在場」與「不在場」
距離90年代結束，已是1/4世紀之遠的今天，因為新書出版返臺的瞿筱葳和作家馬世芳應臺北文學獎承辦單位文訊之邀，於永康街的咖啡店見面、對談。永康街正是90年代瞿海源所屬的「澄社」所在街區，離馬世芳祖父（地質學家馬廷英）故居位處的青田街，也只是咫尺之距。
雖說如此，兩人父親的人脈圈只有少數交集。瞿筱葳對馬世芳感嘆：「你出身文人家庭（註），我們家是到了我父親才出個知識分子。」
這句話揭示兩人表面上背景相似，實則互有差異。在他們的對話與書寫中，也顯露各種對比，例如：馬世芳大學時代就將頭髮留到腰際，母親陶曉清卻問：「為什麼不乾脆燙起來？」而瞿筱葳進了大學，則是將頭髮剪成簡短的三分頭，效法當紅的王靖雯（王菲），父親瞿海源只道：「難看死了，真像刺蝟。」
瞿筱葳長大經歷環運、紀錄片拍攝工作，更是以開源協作為精神的「臺灣零時政府g0v」宣言起草人。馬世芳則始終鍾情老搖滾樂和寫作，彷若帶著老靈魂，一見到瞿筱葳先是跟她分享一支父親用過的1945年製派克鋼筆的故事，而後拿出一本珍藏30多年的舊雜誌——封面印著「憤怒的野百合」的《新新聞》。
這本1990年3月26日出刊的雜誌，是馬世芳當年離開廣場後，在汀洲路的金石堂購買的。問起購買的原因，他只說：「沒有為什麼，因為我在現場，想留個紀念啊。」
興奮撫摸雜誌封面的瞿筱葳卻道，自己本來要從圖書館借這本雜誌，後來「在網路上讀完報導」。讀的原因，是為了比對父親的敘事，是為了寫書。
在臺北生長的馬世芳和瞿筱葳雖同屬六年級，但4歲之差，便讓他們的90年代經驗記憶截然不同——1971年生的馬世芳以小大一身分，成為廣場群眾的一員時，瞿筱葳還是個國中住校生，「大學生的抗議只安靜地在報紙上出現」。因此，談到三月學運，馬世芳談的是自己經驗的「當下」，瞿筱葳說的是挖掘出來且重新檢視的「過去」。
「我很仔細看了這一篇（《新新聞》的封面報導），因為它很詳細又依照時序，再看綠色小組的紀錄片，時序對照起來是對的。但太多事情在廣場上發生，決策小組知道的跟現場不同，不同學校學生知道的，又跟臨時去那裡的學生不同。」瞿筱葳認為，參與者的敘事觀點，端看這個人當時在哪裡，又有怎樣的意識形態而有所差異。
馬世芳坦言，自己也是看了這期雜誌才知道，原來學生提出在國是會議後，要組成跨校監督小組，不免驚訝：「哇，你們大學生是憑什麼身分來監督政府啊？」但就連賀德芬都說體制上學生無法監督，也沒辦法究責時，還提出這樣的主張，也莫可奈何，「它要退場啊，總是要結束嘛。」
但馬世芳終究是個在現場的人，隨手拈來就是細節。例如，他會拿出印有學生到國民黨中央黨部抗議的《大新快報》，向我們描述當時抗議的學生如何使用傻瓜相機拍照、沖洗，再印成傳單到臺大小福利社前面發放的過程。又說楊英風創作的不鏽鋼野百合雕塑要送到廣場時，自己不知道為什麼成了押車的人之一。當時中正紀念堂前就有「民主香腸」，他和同學去玩「十八仔 si̍p-pat-á」，賭輸了還是得到老闆送的香腸：「恁是大學生（tāi-ha̍k-sing）喔？來來來，吃一支不用錢。」
「我們吃那個民主香腸，覺得tāi-ha̍k-sing三個字有無上光榮。」馬世芳笑了出來。
他甚至清楚記得自己初到廣場時，學生們正準備從「大中至正」大門轉移到廣場上。這是第一批群眾，人數不多才數十人，因為天冷，每個人都圍著一條鮮紅色的長圍巾，「有一種學運的禮服的感覺。」馬世芳嘆息：自己只是去晚了半天，就沒有圍巾可拿。「我看著學長們圍那個很帥的圍巾，就覺得我應該早點來的，一圍上那個圍巾，就在後來的幾千人之中顯得特別高人一等，表示你是最早到的老鳥。」
相較於馬世芳的「在場」，三月學運乃至90年代初期的大事，瞿筱葳都隔絕在圍牆之外。「女校就是5點下課，然後繼續讀書，我又是住校生，像是住在一個封閉的宮殿裡。所以，外面發生的事，我都處在一種根本不知道它存在的狀態，只從報紙看到。」瞿筱葳說自己是直到上了大學後，才透過「殘骸」知道之前發生了哪些事。
因此，瞿筱葳的大學時代和馬世芳是完全不同的——馬世芳一上大學就經歷了三月學運，在臺北各個文青聚集點閒晃，仰望深夜咖啡店鄰桌的知名藝文人士，並體驗臺灣政治文化變化大浪。瞿筱葳從保守女校到了政治大學時，已經沒有什麼學生運動了，加上政大又不是很激進，她能記得的是學校雖有異議性社團，卻沒有什麼大規模抗議行動。唯一有的行動可能就是校務會議舉行時在外面放兩頂帳篷倡議，但沒有人理他們。
「沒有那種動態的。」瞿筱葳對馬世芳說，她自己在大學時代好像都在「緬懷」他們那個學運世代的「運動感」。
但馬世芳對此不置可否，「其實我們往前看，都覺得以前的人比較屌，比較衝。」
三月學運當時，馬世芳也才是大一生，是遠離廣場決策中心的邊緣分子——不會是決策小組，也不是核心，「就是湊熱鬧而已」。因此對他而言，「傳說中的學運」是更早的「自由之愛」和政大「野火」。他記得瞿海源老師很早就在關心「自由之愛」這個世代的學運青年，如此印象也呼應了書中描繪80年代，大部分臺大教授在政治上偏保守，而社會系的幾個自由派老師，其實是少數願意從新角度來看事情的人。
說到此，馬世芳也不忘補充：儘管很多人回看90年代，都會認為那是個風起雲湧的大時代，但就如同瞿筱葳在政大感受到的氣氛一樣，無論當時電視報紙如何報導，刊物論戰好像很熱鬧，「但我自己實體感受是，大部分的人沒有那麼在意這些事情，也有很多冷言冷語。比如學運鬧大的時候，很多學生不去上課了，乖乖去上課的同學就會覺得：憑什麼？」
對步入大學的瞿筱葳來說，她能夠體驗到的政治社會氣氛，已經與馬世芳讀大學時很不同。她回想自己第一個參與的有「集體／群眾感」的活動，就是陳水扁競選臺北市長。彼時，陳水扁不訴諸悲情、激亢，談的是「快樂和希望」，唱的是〈臺北新故鄉〉，「那個時候騎著機車，機車旁邊兩個耳朵掛著兩個競選旗子，你要想辦法把它綁住，不然騎車的時候，旗子會飄起來。」
但她記憶最深刻的，仍然是在BBS丟水球，在搖滾版上看馬世芳以ID帳號「honeypie」發表的貼文，看《破報》的記憶，於是如此界定自己這一代：「我們應該是類比世代的尾端，也是保有最後戒嚴記憶的一代。」
➤那一代知識分子：自由派的最後「團塊」
《訪父記》雖是透過瞿海源的生命經歷，反映其所處的年代，但因加入瞿筱葳這個六年級生的視角作為補注，與她同代的網友讀完後，向她道謝，說瞿筱葳把他們經歷過的事串在一起。
「（關於過去發生的這些事）重點不是我們有沒有記起來，而是，如果我們沒有串在一起想，就不會意識到自己曾經在那些重要的時刻，扮演了一個角色，或是，自己也是在那個時代裡面的。」瞿筱葳解釋，在家族敘事外，這本書也放入了政局變化、知識社群人物等角度，而敘事者除了作為主角女兒的自己，也鋪排了一個遙遠的第三者的聲音，「我會這樣子做，除了設想讀者需要藉著這些不同的層次回到自己的60、70或80年代。」
90年代在《訪父記》中佔比最大，也是最難。「因為太過近身。所以我寫了很多陳腔濫調。」瞿筱葳自陳，書寫時，她除了得拿捏距離感，還必須穿越那些陳腔濫調。
「那個時候的臺灣，有很多不同的動詞。」瞿筱葳重新回顧那個時代，發現當時的知識分子目標有所不同，有些人在追求新的民主，有些人追求建國，有些人是想要把時代反轉回去，變成一個「更中華民國的中華民國」。因此，即使每個人都提到「民主」這個詞彙，但所指的物事卻是不同，甚至是自由派或改革派內部，也未必都有一致的認知。
儘管瞿筱葳透過《訪父記》將瞿海源那一代的知識分子社群記錄下來，卻也自陳，在這本書之前，父親交付給她的任務，其實源於楊國樞的願望——他希望瞿海源能夠將自由派知識分子記錄下來。瞿海源確實一個一個採訪，整理口述歷史，甚至將每個人的文章都找出來，從圖書館印回來，花了好大的功夫。
「我完全不懂什麼是自由派，什麼是Liberals？因為我們現在也不講這個字啊。」瞿筱葳說，她在書寫這本書的過程中，逐漸意識到自由派是相對於保守派的概念，跟國家族群意識是沒有關係。追求思想獨立與言論自由是自由派的最大共識、最大公約數。因此，儘管這群知識分子後來因為國族認同，分成親中、臺獨、華獨，但當時，他們並沒有這些語言來分辨彼此的不同。因此，她在書寫時，必須不斷分辨每個人所言的差異。
「那個時代自由派的知識分子成為一個『團塊』。」馬世芳指著那本《新新聞》雜誌版權頁上列出洋洋灑的顧問團名單——柴松林、李鴻禧、胡佛、黃光國、黃武雄、傅大為、楊國樞等，說：這些人後來都翻臉了，但當時他們不分統獨、工運社運，敵人都是國民黨，「打倒再說。」
而這樣的學術社群，讓瞿海源完成了「結社自由」的研究。瞿筱葳說這是父親認為最重要的論文，「公民的結社是一切自由的根本，人的自由並不是個人與生俱來的自由，而是一直跟制度抗衡得來。可是，個人是不可能跟制度抗衡的，所以一定要結社。」瞿筱葳說，這是很基本的論述，但事實上很難做到，因為文人相輕，知識分子結社很不容易。 「但這事情如果論證清楚，就是對抗極權的武器，它要說的不是去期待一個睿智、有領導力的能人，而是鼓吹Bottom up。」
「他們那一代的知識分子，在現在沒有過去那麼大（或者集中）的光環，是很自然的結果——因為知識分子這個概念到了今天被廣泛化了，就算不是大學教授、博士，也可以是個知識人。」瞿筱葳如此認為。
馬世芳則以紀錄片《三島由紀夫vs.東大講堂》中受訪者所言為例指出，那個抽象語言可以產生力量的時代已經不復存在。當日本經濟起飛後，宣稱要打倒美國軍工複合體，已經沒有人要相信，「我覺得臺灣也是這樣，到了1996年首次總統直選、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之後，很像能量渙散了，有一種狂歡後的疲倦。」
➤不要放棄：即便是歷史，也是摸石過河
在21世紀的今日看，《訪父記》彷彿歷史回顧，但從某個角度比對，過去政治社會大變化的狀態，也能呼應現在。
「歷史是在不確定中摸著石頭過河，我們現在回頭看，很容易覺得當時大家有個清楚的目標，知道做了就會如何，但事實上並不是這樣。」馬世芳表示，我們現在不知道俄烏戰爭的結局如何，也不知道大罷免會不會成功，但很多事情都是在不確定的狀態下，慢慢開展起來的。所以，看《訪父記》才會重新感受到：在事情不斷爆炸性發展的當下，要立刻做判斷很不容易。「瞿海源老師既有學院的身分，也有社會實踐的知識人身分，同時還有丈夫、兒子、父親的家庭身分，面對不斷湧現的『歷史時刻』，他必須同時取捨、下決定，我無法想像那有多難。」
馬世芳的話讓瞿筱葳想到了日劇《仁醫》——一個現代醫生穿越時空到幕末時代，嘗試用當代已知醫療知識救助病患的故事。她說自己在寫書的時候，也是想著：對過去的人來說，我們就是未來人，我們可以回去告訴他們不要害怕，要有信心，「可是現在，我也希望有個未來人能給我們一點暗示，看到你一臉哀戚時，會告訴你：現在還不是放棄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能夠獲得的解藥，好像就是這麼一句話：還不到放棄的時候。」瞿筱葳笑說，雖然這種話說了等於沒說，但即使如他父親這種比較有自我意識又自認重要的人，都常有放棄的時候——而這也是她在寫書過程中才發現的——例如中研院成立社會所，或是推動公視成立時，瞿海源都快要放棄，但翁秀琪等學者，都是那個抓住這件事，說不要放棄的人。
瞿筱葳進一步表示，我們可能不需要未來人，但到底如何做選擇，怎麼解決問題，唯一的解方，可能就是這句：「不要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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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瞿筱葳 70年代中生於臺北。曾任職社運、媒體、紀實影片工作、文化行政法人，為 g0v 臺灣零時政府社群共同發起人。書籍著有《留味行：她的流亡是我的流浪》。曾獲休士頓影展白金獎、臺北文學獎、開卷好書獎、金鼎獎。 |
訪父記：他的白髮，與我們的時代
快速瀏覽妹妹的贈書，發現大不同於這些年蒐集的徒步相關書籍。作者安娜貝爾．斯特里茲（Annabel Streets）既不標榜歷史、也不走心靈及哲學路線，當然也不會提她在路上吃了什麼好料，看到了哪些大江大海。她以影響徒步者外在與內在的因素為題，爬梳各種資料，寫成52篇有趣的短文，「引誘」你試著倒退走、在泥濘中前進，甚至買一台跑步機辦公桌，時速設定2.25公里，邊走邊辦公。
52種走路的方式
人物》我思我辨我寫，在書寫反抗中活出生命意義：專訪李喬
歷時3年多，《李喬全集》在臺大臺文所教授黃美娥的主持下，於2024年全數出版。全集共計6卷、45冊，卷帙浩繁，蒐羅小說家暨文化評論家李喬從1953年至2020年之間的作品，包括小說、散文、雜文、現代詩、古典詩詞、戲劇、評論等，數量豐富，創作與論述兼備。
出版後，黃美娥應《Openbook閱讀誌》之邀，前往苗栗山泉水文學基地拜訪李喬，這是全集出版後作家首次接受專訪。訪談伊始，李喬先向黃美娥與各分卷主編表達感謝，並讚譽各分卷的導論及全集導論皆極為精彩。其後兩人藉由全集的回顧與剖析，檢視李喬的種種人生經歷與學思理路如何影響、養成他的生命信仰與人文關懷，並反映在其文學創作中。也因於李喬對文化、政治議題的積極投入，進一步談到創作者與公共事務的關係，以及他對年輕創作者的觀察提醒。
➤生長於山林野地，開出文學的花朵
李喬本名李能棋，1934年出生於苗栗大湖的佃農之家，自幼家境貧寒，居住於深山陋屋，偏遠荒僻。然而，在那窮山惡水的客家庄，卻有許多人深深影響他的心靈，並化為小說中的血肉人物。
童年時，父親李木芳因參與抗日活動，經常離家缺席。戰後，又在二二八事件中險遭活埋，變得失意消沉，與家人疏離。李喬曾怨恨父親，年長以後才知曉他的坎坷經歷，逐漸能夠予以諒解。而溫柔慈愛的母親葉冉妹，堅強刻苦，獨力養育4名子女成長。李喬對母親懷抱無限的孺慕與感恩，這分深情更昇華為文學中大地的永恆意象。
草莽之中生活孤獨，卻有兩位奇特的長輩，陪伴李喬度過童年時光。其一是泰雅族酋長禾興，帶著少年李喬打獵捕魚，並直談死亡與性事，突破漢人傳統禁忌。
其二是來自唐山的阿妹伯邱梅，為李喬講授中國章回小說，帶他認識山中草藥。與忘年之交的相處，受不同族群文化薰染的經驗，使得李喬自小便擁有特殊的視野與思路。「我是在深山裡長大的，我的想法比較奇怪一點。」李喬笑著說。
李喬曾寫道：「從事小說創作的人，大概都有一個抱負——要把自己最熱愛的，或最熟悉的，或和自己生命史關係最密切的人東西寫成作品，希望在這樣一部作品裡，闡釋作者的生命觀、歷史觀等。」而描寫臺灣清末到日治歷史，浮雕群體生命的大河小說《寒夜三部曲》，寫的就是李喬身邊的人、故鄉的事，印證其人的寫作理念——文學，必然根植於生養其身的土地與人民。
（2002年公視與客委會合製、改編自李喬原著小說《寒夜三部曲》的同名首部曲，以清代客家先民拓墾為故事主軸，是台灣第一部客語八點檔連續劇。）
縱使現實生活困苦，但仍有值得慶幸之事。李喬回憶道：「我命好，遇見的幾乎都是好人，不論是客家人、福佬人、外省人，都很好。」
李喬就讀苗栗農校時，校長是青年黨要員，國民黨遂派人監視，這個人正是李喬的導師兼國文老師李因。雖是監視者，但李因其實為人溫厚篤實，對李喬頗為照顧，還特別贈予詩詞相關書籍。有人曾指責李因：「你的學生思想有問題，你怎麼可以對他那麼好？」李因回道：「不能這樣講，不管學生的思想如何，師生之間的情誼是真的。」至今提起，李喬仍十分感念這位師長。
➤遇明師點撥，渴求知識奮起自學
李喬生平的幸運奇遇不只如此，考入新竹師範學校後，也屢得明師指引與賞識。例如，國文老師周紹賢細心傳授詩詞格律與老莊學說；歷史老師吳顧言專治西方哲學與佛學。在賢師們傾囊相授下，啟蒙李喬對思想的探求。
為了持續涉略西方哲學，李喬透過大量閱讀日文書籍加以精進。其實李喬僅在國民學校受過4年日語教育，後來日語學習全憑自修到能閱讀、聽說無礙的程度。他笑說：「你看我多努力！」黃美娥好奇追問：「是在什麼地方買書呢？」李喬說：「哪裡有書，就想辦法去買！」
李喬承認透過日語學習西方知識，也許不如閱讀原文完整，但他對知識的渴望，使他遍讀群書，從哲學、文學理論，再到心理學、社會科學等等，李喬的學思養成是世界性的。
就哲學而言，李喬好讀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與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等人的作品，思想深受存在主義影響。而在文學方面，則鍾愛美國作家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尤其是形式技法的啟發。
李喬寫作小說，非常自覺於技藝的使用與變化：「我覺得寫小說很好玩啊！我寫了這麼多小說，每一篇作品的技巧方法，都不要和前面一樣。」堅持這樣的書寫意識，李喬不斷試驗創新，寫出一本又一本精彩的作品。
然則這段創作行程可謂歷遍艱辛。李喬年輕時雖擔任教職，但經濟壓力仍大，為了維持家庭生計，讓4個子女上學，除了以寫作賺取稿費，也設法從事其他多樣副業。李喬曾開設補習班教授作文，此外他養蘭花特別成功，笑稱自己養蘭比寫作還出名，甚至曾吸引臺灣各地愛花人士前來購買。回想這些前塵往事，李喬說他並非天資聰穎：「而是因為我窮，我非會不可。」
大約中年之際，李喬開始鑽研文化人類學，並有計畫地針對文化問題進行探討、剖析與反思。解嚴以後，自1988年陸續出版《臺灣人的醜陋面》、《臺灣運動的文化困局與轉機》、《臺灣文化造型》、《文化心燈》、《文化、臺灣文化、新國家》等多本文化論集，皆是李喬苦心孤詣的結晶之作。「文化使我感動。很多文學人談文化，是將文化當作手段，我不是。」李喬強調：「我是以文化開頭，重視思想性，希望熔文化、文學為一爐，我的文章基本都是具有文化性的。」
➤信仰反抗哲學，懷抱土地認同，期望世界一體
雖然堅持本土意識，李喬也批判臺灣文化，因為文化的重建或改造，勢必先直面己身，高度自我反省。他語重心長地表示：「臺灣人還不夠強悍。若明辨是非對錯，就必須堅持做對的事情，為此必須強悍。若有人做得不對，就要起身反抗。」
經過長年廣泛閱讀與深入思考，李喬以哲學為基礎，結合神學與科學，發展個人獨特的思想體系，成為黃美娥所稱的「知識煉金師」。李喬自認一生的思想意旨有三：反抗哲學、土地認同、世界一體。「強悍」正可連結到「反抗哲學」之說。
此一概念淵源自天體物理學，也與存在主義相關。若就宗教而言，無論佛教或基督教，皆關注如何強化人的精神力量，以抵抗人生的痛苦。李喬認為：「存在界是力的結構，反抗就是力的相對作用，存在正是在動態的力場關係中維持平衡。我們活著，就在反抗狀態中。人因反抗而存在，在反抗中呈現生命的意義。」
李喬對人世的深愛亦體現於情歸大地，他認為相較於民族與國家，「土地認同」更加重要：「生命的源頭是母親，母親是土地的化身，土地孕育生命。我和土地緊密相連，我的生命本身就是『土地認同』。」
土地又指向「自然」，人應回歸到自然的懷抱，作為自然的一分子而生活。而當人們在同一塊土地上居住久了，儘管族群血緣有所差異，但不同文化之間會相互影響，甚至接近，他期許未來能逐漸達到「世界一體」，人人彼此平等合作，尊重生命，維護生態的和諧。
➤為歷史也為現世積極發聲，筆耕不輟
對李喬來說，這些文化思考與文學觀念是相互對話的。能被視為臺灣文學的標竿人物，是因為李喬能寫、能評，既撰有《小說入門》、《臺灣文學造型》、《思想 想法 留言》，又主編《臺灣當代小說精選》與《臺灣文學導讀》，文學評論特出，成就一家之言。
而作為客籍作家，李喬主持客家節目，復振客家語言，竭力推廣客家文化，亦創作客語劇本，提倡客家文學。他編選《臺灣客家文學選集》、《客家文學精選集》，因為客家文學正是臺灣文學裡重要的一部分。
無時無刻不以臺灣文學前程為念的李喬，特別勉勵新生代從事創作。談及文學寫作與語言使用的問題，李喬解釋，華語、福佬語、客語在歷史語言學中是「共同基礎語」（Ancestor Language），語法相似，容易相通。因此作家可以採取三者的「混雜語言」來寫作，既可表現臺灣繁複多元的語言特色，也能讓亞洲、乃至世界各地的華文讀者閱讀理解。
另一方面，李喬書寫的文化論述或時事觀察，都觸及許多政治議題。面對黃美娥拋出的問題：「身為一名作家，要如何看待文學與政治之間的關係？」李喬堅定地回應：「我不相信文學可以高於人間、與他人無關，文學是社會的活動之一，作家也是社會的一員，豈可以離開政治？」
事實上，李喬往昔討論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時，就曾引用沙特（Jean-Paul Sartre）之說以闡釋：「臺灣文學的根本精神是一種engagement literature──參與的文學、行動的文學、責任的文學。」李喬及其作品都充滿歷史關懷與現實意識，在這個意義上，正繼承了臺灣新文學的精神——書寫也是一種反抗。
不止於書寫，李喬亦勇於行動實踐，曾擔任《臺灣文藝》主編、臺灣筆會會長、淡江學院臺灣文學系兼任教授等職位。李喬自陳：「其實我不是一個很純粹的文學家，寫作之外，還參加了多項文化公共事務。我為社會出力是本性，是使命感的驅使，我希望自己做一些對人間有幫助的事情。我是臺灣的一分子，豈可不關心臺灣？」李喬的積極入世，無非是為了實現開創臺灣新文化的理想。
➤回望創作碩果，心懷有情世間
「文化是文學的基地，文學是文化的花朵。」母土滋養，園地應百花齊放，煥發生機。但李喬注意到，近年來網路興起，平面媒體如報章雜誌的衰退，使得文學似乎逐漸被忽略，文學作品中對內心的探問、對人性的關注，越發不受重視，這可能反映了人被物化的現象。以文學為志業、一生筆耕的李喬為此感到憂心，他想提醒年輕人：「必須重新思考人是什麼？我們心裡是否還有一個美好的存在？」
訪談結束前，黃美娥提問，在這麼多的著作裡，李喬最喜歡自己的哪一部作品？老作家略作思考後說：「很難講，小說是每一本都有自己喜歡的成分。文化論述的話，應該是晚年所寫的《文化、臺灣文化、新國家》。」這本書是他以過去的授課講義《臺灣文化概論》為基礎寫作而成，「也是我有一點得意的一本。」李喬也好奇詢問，為何這本書沒有收入全集中？
黃美娥藉此解釋道，其實確實有被收入全集。往昔李喬的著作，有時會有同樣篇章出現在不同書籍中，以符應單行本主題特色與編輯理念的情形。在全集的編輯過程中，因不能一稿多收，故除了保留部分過去單行本的篇名、書名，也有部分是拆開收錄在不同的分卷、分冊中，另外更蒐集到許多新的文章素材，故而賦予新書名。最終完成的《李喬全集》不但兼顧完整性，也呈現與早期單行本不同的編輯架構與理念，對讀者而言，或許更多了一層閱讀意義與收藏價值。
創作歲月將近70載，回首一路以來豐盈的寫作人生，李喬娓娓訴說：「我為追求生命的意義而做了很多事情，文學是其中之一，這是我做得很愉快的事。我從小體弱多病，遭遇多次生死劫難，沒想到會活到現在91歲。無論家庭和工作，我都很努力，所以生而為人，我很滿意。」●
李喬全集
作者：李喬
出版：客家委員會
定價：依各冊定價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李喬
李喬，本名李能棋，1934年出生於苗栗大湖。新竹師範學校畢業，勤於涉獵各類知識，形成作品豐富內涵，創作包括小說、詩、散文、戲劇、雜文、評論等。精擅多樣類型，講究形式變化，主張「文學志在反抗」和「臺灣主體意識」，作品已有多國語言外譯。寫作之外，另亦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及公共事務。曾獲吳三連獎、國家文藝獎、臺灣文學金典獎、行政院文化獎等。
全集主編：黃美娥
黃美娥，現任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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