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年前，星野泰視創作了漫畫《デラシネマ》，書名前半部「デラシネ」為法語「無根之草（déraciné）」，後半部「シネマ」為「電影（cinema）」，「デラシネマ」是個合成詞，中文譯為《電影浮沉錄》，直指本作的故事主軸──1950年代日本電影界的光影沉浮。

《電影浮沉錄》畫面上，分鏡嚴密而暢達，人物肌理精準、動作流暢，背景細緻，網點與效果線運用嫻熟，整體畫風嚴謹寫實又不失靈動。劇情上，路數跌宕且韻味繚繞，人物深具魅力又飽含思辨，每冊內封和後記都收錄取材過程、考據扎實，作者似乎企圖像時代劇般，鋪展出波瀾壯闊的日本電影史。

不過，這部漫畫不僅在台灣銷量不佳而斷尾於第6集，在日本更因人氣不足而腰斬於第8集。8集想必無法完滿作者的原始藍圖，實在遺憾。

即便如此，我認為台灣代理的前6集，仍是近乎零死角的上乘之作，值得細品。

➤從挫敗者切入日本電影新浪潮漫畫

本作從接連的「挫敗」起頭。昭和28年（1952年），剛入職日本映畫公司的兩位主角──助導風間俊一郎跟演員工藤武晴，嚮往逼真的表演，不滿當時時代劇流行歌舞伎般的武打套路，亟欲以仿真佈景和血性武打在幻麗的主流中攻頂，但初次衝撞體制便鎩羽而歸，他們忽略了現實的需求——

儘管距離戰爭結束已經過了8年，但大家仍在貧困中掙扎。為了糊一口飯，每個人都汗流浹背、拼死拼活地工作，這就是『現實』！人們是為了忘記這個現實，才進電影院觀賞霎時的美夢。

唯有鏡花水月才能滋潤枯涸的心。

兩人於是收斂鋒芒、懷揣初衷地修習。接著劇情便延伸向另外兩位挫敗者——因戰時空窗期而沒落的演員加倉井千鶴，及苦熬數年卻只能墊檔的師岡導演，絕望的兩人均試圖在現實的高牆上扒下不甘的爪痕。

我很喜歡第1集的5到7回，描述千鶴因心如死水而難以入戲，在眾人默默守候與主角俊一郎的應變下，才復甦了戲魂。這三回實際僅推移了一天的時間，但在綿密的切格間，迭替現時與回憶、川流群眾感慨，並隨著人物奔走而多次轉場，一天內便橫跨出18年的惆悵。

➤無聲切格，懸念與在回憶中推進故事

尤以第6回尾聲到第7回完結特別動人，第6回原本死灰的千鶴突然情感噴湧，在眾人的驚詫中懸念收尾。第７回開頭也無解釋，反倒先回溯18年前拍攝〈山之祭典〉時，童星千鶴回眸看著在背後支援的眾人，第164頁的分鏡，於中間滑過一排幕後人員的面容，底格是小千鶴的特寫，以平視綻放略感壓力卻盈溢星光的笑容。下一頁拉回現時，用整面俯視飾演喪子之母、淪為配角的千鶴，被俯角壓得身形佝僂、眉目低垂，佐以背景光影及啐罵獨白，整頁抑著憤懣。

然而當千鶴發現眼前俊一郎準備的陳舊童玩，是〈山之祭典〉的道具時，回憶激湧，第172頁的回眸場景照搬前述分鏡，再壓縮底格小千鶴的特寫，騰出兩小格為下一頁笹木導演的鼓舞蓄力，至此削弱了明星光環、變焦於幕後。接著以本作慣用「眼睛閃現來遞轉時序」的手法重回現實。

第174頁切作無聲的11格，眼眸流轉間，穿插幕後人員的今昔對比，眾人的舊影也擷自第164頁，多年的堅守因再三顯影而益發深刻。如此高密度的無聲切格，將掃視與萬念擰於轉瞬之間，是本作中我最鍾愛的一頁。

千鶴終於意識到縱使星光不再，眾人依舊掛念著她，因而流下弔念初心的淚，就此紓落了上一回結尾的懸念。

令當回收步於一團疑雲前，下一回則跳躍到比上一回結尾更早的時間點，再逐步出清晰的故事脈絡，以穿透上一回的疑雲，是本作常用的編劇手法。

➤爬滿了蚤子的華美的袍，不瘋魔不成活的電影人

如一襲華袍的電影圈，皺褶中蝨蚤掙扎，千鶴篇章具體而微了業界無奈，但該篇也肯定了主角對逼真的堅持，正是那毫不絢麗的舊物撩起似水追憶，溶蝕了長年塊壘。

隨後，主角也接觸到電影圈的光亮面，即便如此，角色間總有著隱約的沉浮對位與光影相映。有裹足於無聲電影的老戲骨，就有登頂後仍嘗試革新的大明星；有被發配三流劇本的師岡助導，就有自由實踐創想的高羽導演；有落魄的加倉井千鶴，就有璀璨的生方朋子。而朋子的光芒，又不離導演慾望的凝視。

森島導演墨鏡下那黑洞洞的瞳孔，連通慾望的無底洞，為了追求官能的極致，導演不斷駁回朋子的演技，使劇組籠罩於冷冽的烏雲中，朋子得一遍遍砸碎表淺的面具直至心力交瘁，最後破繭而出、裂解導演高壓的，方為光芒萬丈的真我。

有趣的是，朋子被激出演技極限的兩次拍攝，其一恰逢落雷、其二為旭日初探，都是長夜褪去之際，隱隱呼應著演員與導演的光影拉鋸。第二次極限的發揮，畫面以微仰角垂落朋子身姿，晨曦向前牽絲，反覆打磨的台詞狹在衣領間，卻好似被強光蒸騰而模糊不清，作者抹糊文字，以傳達演員打破自我框架，囁出不被語言侷限、超凡的真理。

森島導演膨脹的慾望不斷壓迫他人，只為榨出入骨的真。不瘋魔不成活，是本作佼佼者自身常見的光影拉扯。像是幕前昂揚、前途光明的巨星，在戲路上追求登峰造極時，都仿若獨行於漆黑的未踏之境，稍一不慎便墜入淵藪、身心俱毀。國民女演員生方朋子是如此，捨棄梨園世家的市岡光春亦如此，時代劇頂點的市岡歌藏更是如此。

➤動靜切換的時間差，高速與鬆弛的張力

本作描繪的1950年代是時代劇的巔峰期，書中於是塑造了超級武打巨星市岡歌藏。由於開頭主角貶抑絢麗武打，容易令人誤以為圓呼呼的歌藏是紙老虎。隨著劇情推進，才能體察歌藏壓抑實力保全配角的體貼，犯險突破自我的強勁，接納新事物的大度。即便造型近似相撲選手而非日漫強者常見的酷帥形象，但經過透徹多面的描摹，歌藏儼然就是本作的演員頂峰，也是另一位主角武晴的目標。武晴有厚實的武打實力，從挨刀配角發跡，參與了多場武打戲。作者巧妙利用動靜切換所造成的時間差，蓄積武打的緊迫感與爆發性，以下為我特別欣賞的兩段編排──

其一，為第2集英雄救美的拍攝。第178頁右上角第1格，透過演員奧村揮刀的肩，襯出將拔出腰刀的武晴，刀在畫格下半，塞於奧村揮砍的手和武晴下探的手之間，兩手迅猛拉近，佐以背景下墜的速度弧線，刀成了被急遽壓迫空間中的焦點。左半部作者穿插人物心聲，靜止的面容皆壓上深色網點，營造出抽離高速現實的真空。

第179頁，迫近特寫武晴向左上抽刀，抽出的刃部夾在巨大Ｑ彈的狀聲詞「く」和「あっ」間，狹促出爆發的勢頭，時間高速回流，旁人的驚懼渲染出「來不及」的緊張感，一翻頁，巨大方正的狀聲詞「ヒ」隨著劈刀砸落武晴，斬斷前頁左上衝之勢。

其二，為第4集歌藏對決反派的戲份。第33頁，整頁充滿速度線和動作殘像，並透過揮刀、回首和台詞使視線蛇過每格，更加暢達了高速的節奏。

第34頁，卻打住了歌藏和武晴的對峙，在止息間塞入眾人心聲與追視。第35頁，直切成右動左靜 兩半，右半歌藏開劈、武晴狀似閃避不及，一轉到左上角，赫然是刀鋒相交前的停格，左下角則掃過眾人的凝視。一翻面，以大格刻畫武晴背後接刀，下方狹長地以破格特寫兩刃交鋒，旁搭一臉驚詫的武術指導，現露貓膩。在魄力壓頂的大格下橫亙這兩小格，不僅見縫插針地埋伏筆，更延存了電光火石的張力。

第37頁，分格向下逐漸 細瑣、壓縮，一翻面就瞬間釋放，以跨頁呈現令人屏息的最後一擊。

➤戰時戲內戲外的俠義：滿州電影與滿州國的返國者 

下戲後，武晴提及自己過往的武術指導，即為歌藏的舊識——伊達源八。

當時日本為了宣揚國力，在滿州成立映畫協會。今敏〈千年女優〉中，女主角千代子就曾前往滿洲拍攝愛國電影。本作的伊達源八則是派駐滿洲而殞落的挨刀演員，他的出場，映現了滿洲電影這獨特的時代切片，更將戲裡的俠義落實於戲外。

第4集，源八代替受傷的中國臨演，對戲囂張的日本演員。源八先矯健跑位捉弄對方，第61頁，突然配上密集的速度線和蹦彈的狀聲詞，大格特寫源八吶喊、日本演員慌亂揮刀，格與格間眼看要爆出花火，一翻頁，卻是日本演員呆視著鬆軟趴地的源八，以柔克剛令氛圍瞬間輕盈。

即便只是一閃而過的仗義鏡頭，在觀眾眼底，卻沉澱了無盡的柔情。而本作的兩位主角也是在滿洲長大的「返國者」，漂泊的境遇呼應書名「デラシネ」（déraciné 無根之草），那是戰時獨有的悲愁。

➤電影人眾生相

本作後段，出現了改革者上条尚弓，她察覺社會氛圍的轉變，想拔擢新人、投資現代劇。《她殺了時代・重訪日本電影新浪潮》（一人）對這段歷史如此描述：「1960年代的日本電影界（嚴格來說應該是從1950年代後半開始），一些大的電影公司面對年輕一輩導演在創作自主上的堅持、市場需求的轉變，加上電視產業興起帶來的威脅，已然逐漸失去戰前的霸氣和強勢主導，從善如流投年輕人所好，不再以時代劇或效忠國族的嚴肅戲劇為尊，轉而拍攝以輕鬆、娛樂路線為主的電影。」

從1950年代末開始的電影轉變，被稱作「日本電影新浪潮」。可以想見，主角將在「日本電影新浪潮」中大展身手，但很可惜本作不久就腰斬了。即便如此，回顧本作中聚光燈下的明星、手握主導權的導演，抑或串場的萬年綠葉、幕後調度的匠人，作者都毫不馬虎地著墨，令小人物間交磨出點點燐光，映像成大時代的輝煌。

既深且廣的昭和映畫眾生相，都將成為主角逐夢路上的道標，畢竟兩人所愛的，便是不斷追尋的自己。

我認為製作電影，必須讓人感受身臨其境般、既非虛假也非幻夢的逼真感才行！就算不是現在，但有那種必要性的時代，遲早會來臨。●

10月伊始，正在加州洛杉磯巡迴演講的珍．古德（Jane Goodall）於睡夢中安詳辭世，享壽91歲。這位靈長類人類學家和環保教育行動者，畢生致力於重塑人類對自然世界的理解，在1977年創辦「珍古德協會」（Jane Goodall Institute；JGI），至今已在全球設有25個分會。1991年她又創立「根與芽計畫」（Roots & Shoots），走訪世界各地推動保育，即使年歲已高，每年仍進行300場以上的演講。

今年6月，珍．古德第19次訪台。除了她最愛的坦尚尼亞岡貝外，台灣是她造訪過最多次的國家。面對急遽的氣候變遷、世界的戰禍不斷，和各種迫在眉睫的環境永續議題，珍．古德幾乎像是用盡最後的力氣，仍然溫和而堅定的鼓勵我們：「每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上，都有一個角色。想想你每天的行動，一個小小的舉動，也能帶來巨大的改變。不要失去希望。不要小看你自己。」

從小就很愛動物的珍．古德，在讀了《杜立德醫生》和《泰山》的故事之後，便夢想能「到非洲和動物一起生活」。1960年，26歲的珍古德為了完成童年的夢想，帶著筆記本和望遠鏡，憑著對野生動物的執著和熱情，隻身前往坦尚尼亞研究黑猩猩，自此投入動物與環境保育工作到最後一刻。如今她已經走向「下一個人生的偉大冒險—死亡」，但她向世界展示了永恆的善良力量，相信她的倡議與影響力，將繼續啟迪人心。

圖畫書作家貞娜．溫特（Jeanette Winter）受到珍．古德精神的鼓舞，她多麼希望自己還是小女孩的時候，可以讀到像這樣的故事：一個勇敢的女人，不怕去做從來沒人做過的事，所以她為自己內心那個小女孩的渴望，創作了《黑猩猩的好朋友：珍．古德》（The Watcher），描繪這位觀察者的童年，及其旺盛的好奇心和專注的觀察力，如何為人類科學帶來偉大貢獻，並為環境保育許下深遠的承諾。

除了這本向珍．古德致敬的作品，在溫特創作的50多本圖畫書中，許多都是以真實的事件和人物為藍本。她非常善於以繪本作傳記，尤其是為女性、兒童、少數族群和藝術家作傳的作品，都能精確的掌握各個傳主獨特的藝術精神。她希望藉由圖畫書藝術，將那些守護世界的美好力量傳佈出去，因此選擇了圖畫書創作實現她的夢想。

貞娜．溫特於1939年10月6日，出生在美國伊利諾州的芝加哥，父母是來自瑞典的移民。她在1992年出版的《Klara’s New World》裡，透過8歲女孩Klara的視角，敘述一個移民家庭從瑞典到美國的旅程。書中記錄了在新土地上生活的許多困難，從痛苦的離開瑞典、艱難的橫渡大洋、乘坐輪船和火車前往明尼蘇達州，最後一家人開墾荒地，並在冬天來臨之前播下種子，生動鮮活的展現了19世紀的移民經驗。

溫特是獨生女，她和父母三人住在一棟公寓的三樓。愛做白日夢的小溫特，經常從窗戶看著街景，盡情發揮各種天馬行空的想像。她的叔叔是一個油漆工，也是一位全能的藝術家，他什麼都畫，還會彈奏手風琴，除此之外，叔叔許多特別的收藏品，更讓溫特好奇不已。

她小時候非常喜歡漫畫，小璐璐、小亨利和迪士尼漫畫都是她的最愛。她也常到圖書館借書，最喜歡的插畫家是Lois Lenski、Elizabeth Orton Jones、Maud and Miska Petersham，還有羅伯．勞森（Robert Rossen）的《愛花的牛》和汪達．佳谷（Wanda Gág）的《一百萬隻貓》都是她的愛書。

畫家喬琪亞．歐姬芙（Georgia O'Keeffe）曾說：「當我12歲時，我知道自己想要成為一名藝術家。」這句話無疑也是溫特的心聲。和歐姬芙一樣，她從小就知道自己渴望以繪畫為生。父母親見她如此喜歡畫畫，也鼓勵她朝這個方向發展志趣，但溫特堅定的說：「我自己做決定，這才是重要的。」

有一段時間，她也想成為芭蕾舞者，不過在芝加哥藝術中心的高中生周末和暑假班，她遇見了Mr. Jacobson，這位特別的老師教她如何看畫與作畫，又將她召回繪畫之路。於是溫特進入愛荷華大學，主修繪畫、素描、印刷和雕塑。

童年閱讀的圖畫書給予她深刻的印象，從小她就想用圖畫來說故事，但創作兒童讀物對於在芝加哥長大的小孩來說，似乎遙不可及。她從來沒有見過真實的童書作家，他們幾乎就像戲劇中的人物，顯得神祕而陌生。大學裡也沒有插畫課程，她只能依靠自修學習。當她第一次見到凱特．格林威（Kate Greenaway）的書時，心中明確的知道：自己真正想創作的是童書。

當時她最欣賞的社會現實主義畫家及攝影家Ben Shahn，是一位善於溝通的藝術家。Shahn挑戰藝術中那些深奧的偽裝，認為這些偽裝會切斷藝術家及其作品與大眾的連結，因此他的作品大多體現了窮人和移民困境、勞工鬥爭和集體改革等主題，對溫特日後在創作的選題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由於沒有導師在兒童領域指導她，且當時插畫在美術圈並不被看好。60年代中期大學畢業後，溫特花了幾年時間自學並嘗試為故事繪製插圖。她早期的作品偏愛複述民間故事，透過繪製耳熟能詳的童謠，來練習版式、節奏與保持書頁間人物一致性等等技巧。最初，她的風格更偏向寫實，並融入了勾勒輪廓的技法，以幫助她描繪出畫作中的物體。

溫特第一本自寫自畫的《Christmas Visitors》於1968年出版，這是一則挪威的民間傳說，她加以重新改編。接下來她除了繼續從傳統故事裡汲取靈感外，也和其他作家合作，如Sue Alexander所寫的《Witch, Goblin, and Ghost Stories》系列，都是由溫特配上插畫。

溫特自我磨練了將近20年，1988年她出版了首次嘗試的原創故事《Follow The Drinking Gourd》。她以靜謐又絢麗的畫作，以及受奴隸敘事啟發的簡潔文字，講述南北戰爭前，一個勇敢的黑奴家庭追隨著北斗七星，向北走向解放的故事。

這個故事聽起來像是一首奴隸唱的簡單民歌，但它實際上是一張指向自由的地圖，因為歌詞中隱藏著通往「地下鐵路」的逃生路線。

為了以圖畫書呈現歷史，溫特閱讀了《湯姆叔叔的小屋》、奴隸的口述紀錄和其他參考文獻，但她很快就發現，從構思到完成文稿的轉變非常艱難。因應寫實藝術風格所需，她聘請了模特兒，以便描繪人物的各種姿勢。她也曾考慮追尋奴隸逃亡的路線，並學習民間藝術，因為這與故事有密切的聯繫。最後她摒棄了先前堅持的勾勒輪廓技法，讓色彩在作品中扮演著更戲劇化的角色。

溫特對墨西哥文化很早就抱持著高度的興趣，她遍覽各種墨西哥民間故事，卻一直找不到合適的題材。最後她決定以墨西哥壁畫藝術家Diego Rivera為傳主，創作了她的第一本藝術家傳記《Diego》。溫特的圖畫傳達了Diego早年的冒險和他對祖國的熱愛，以及如何創造出強大的藝術來讚頌墨西哥人民。

然而這本獲得《紐約時報》年度最佳插畫獎的書，起初被編輯拒絕，完全沒有任何修改建議。這對溫特無疑是沉重的打擊，因為她確確實實在圖畫中看見了整個故事。即使沒有與出版社簽訂合約，她仍然請身為詩人的兒子Jonah Winter為她的插圖寫了文字簡潔的故事。最後當這本書獲得出版機會時，她知道堅持自己的熱情是最正確的決定。

墨西哥的手工藝對溫特有強烈的吸引力，之後她繼續創作有關墨西哥傳統文化主題的作品。《Joesfina》描繪民間藝術家Josefina Aguilar的彩繪泥塑藝術。《Nino's Mask》在充滿童趣的故事裡，重溫民俗節慶「美洲虎節」的面具狂歡，溫特不僅在書頁穿插了西班牙語單詞，還融入了墨西哥圖案與色彩。《Day of the Dead》和《Calavera Abecedario：A Day of the Dead Alphabet Book》二書，以亡靈節為背景，呈現出揉合著生與死的視覺盛宴。

溫特對異文化，尤其是非主流的少數族群文化特別關注。《Elsina’s Clouds》講述了南非巴索托族婦女粉刷房屋祈雨的故事，背景引人入勝。《My Baby》則以西非馬利婦女的泥染布技藝，帶出民間藝術世代傳承的價值，美妙的圖案和語言的韻律充滿了音樂性。

還有《和平樹》也是來自非洲肯亞的真實故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萬格麗．瑪太（Wangari Maathai）在自家的後院種下9株幼苗，最終激勵了成千上萬的人，3000萬棵樹、6000個苗圃，綠帶運動蔚然成林，不僅治癒了大地的傷口，更成為非洲和平的象徵。

溫特明快而充滿敬意的文字中，直接引用了主角真實的話語，讀來非常有感染力。在這些作品中，不僅呈現了文化多元豐富的面貌，更可以見到由女性發動的「女力」。

某次受訪時，溫特提到小時候特別喜歡神力女超人的漫畫書，讚嘆她們所擁有的力量。她希望孩子們，尤其是女孩們，能夠早日接觸到優秀的榜樣，並看到生活中所有的可能性。40年代當溫特還是個孩子時，這樣的圖畫書很少見，她甚至不記得讀過相似的作品。她一直夢想成為藝術家，但卻沒有榜樣，在她當時所認識的世界裡，所有的成年藝術家都是男性，所以她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前行。

從小就知道自己想要什麼的畫家歐姬芙，像是一盞明燈引導溫特前行。溫特用圖畫書《My Name is Georgia》提煉出歐姬芙人生與創作的精髓。她採用第一人稱敘述歐姬芙的故事，有時引用歐姬芙本人的文字，以熱烈而溫柔的方式，捕捉她內心的聲音。書中也再現了歐姬芙畫作中的許多主題：紅色的山丘、蔚藍的天空、碩大的花朵和優美的骨頭，散發出強烈的訊息。

溫特曾向女孩們推薦讀艾蜜莉．狄金生的詩，《Emily Dickinson’s Letters to the World》就是她為年輕讀者創作的精彩入門之作。這本書既是一部簡短的傳記，也是一本微型的詩集。溫特精心挑選了多首狄金生較平易近人的名作，以民間藝術風格的圖像，描繪一襲白衣的狄金生漫遊在詩作間，確實地捕捉到狄金生精準的語言和廣闊的想像力。

延續了《Emily Dickinson’s Letters to the World》的風格，溫特再度創作了同樣引人入勝的女性藝術家傳記《Beatrix》。一如波特小姐（Beatrix Potter）為孩子小手設計的小書，這本書採用小巧的版式，封面上是眼神憂鬱、目光堅定注視著讀者的小女孩。溫特突出了波特孤獨的童年形象，再結合第一人稱敘事，巧妙融入波特日記和信件中的段落，追溯了波特觀察自然以及與動物相伴的人生。

溫特持續以作品見證女性如何推動世界的改變，《世界不是方盒子：札哈．哈蒂的故事》描述這位來自伊拉克的建築師，以鋼鐵般的意志克服了最初面臨的拒絕和歧視，進而創造出世界上前所未見的建築。溫特的插圖清新簡潔，突顯了哈蒂與自然連結的設計理念。這本令人動容的傳記提醒我們，非傳統思維和對理想的執著，可以帶領一個人走得多遠。

溫特將自己生命中的所愛融入她的作品中，不僅成為生活紀錄的一部分，每一本新書也讓她的視野更加廣闊。工作時巴哈音樂經常陪伴著她，於是她創作了《Sebastian : A Book About BACH》。《Once Upon a Time in Chicago》深入她喜愛的爵士樂，而由《Sisters: Venus & Serena Williams》這本書可推知，她絕對是個網球迷。

保持剪報的習慣與關心時事，讓溫特總是有源源不絕的點子和計畫，等待她去實現。「911事件」帶來強烈的情感衝擊，定居紐約的溫特以《September Roses》溫柔的化解這座城市集體的悲痛。敘述勇敢的圖書館員在戰火中救出3萬本書的《巴斯拉圖書館員》，最先是她在《紐約時報》上讀到相關報導，為了插圖，她做了更多研究，不僅到紐約公共圖書館翻查檔案，還去看了伊拉克戰地記者攝影展和戰時兒童藝術展。

《媽媽》描寫小河馬在南亞海嘯中失去了媽媽，後來又找到一隻巨龜當新媽媽的真實故事。溫特藉由這本書表達一種新的家庭意義：家是由情感，而未必是血緣組成的。遠在哥倫比亞的叢林裡有一位愛書人路易士，他和驢子組成流動圖書館，翻山越嶺到處和孩子們分享他的書，溫特的《驢子圖書館》使用壓克力顏料為媒材，以鮮豔的色彩和天真的風格，為孩子們講述這個振奮人心的故事。

溫特不僅長期關注「閱讀」的議題，更珍視少兒自發的力量。伊克巴勒（Iqbal Masih）為對抗利用童工的陋習而犧牲，馬拉拉（Malālah Yūsafzay）為爭取女孩的就學權無視塔利班的威脅。這兩個勇敢又令人心碎的少年，他們的形象在溫特的心裡匯聚成《馬拉拉：來自巴基斯坦的勇敢少女／伊克巴勒：來自巴基斯坦的勇敢少年》，傳達出這些孩子無畏的精神和希望。

在《Nanuk the Ice Bear》和《The Snow Man》書中，已顯示溫特對地球環境變遷的危機感到憂心，但有什麼比一個孩子的大聲疾呼來得更直接有力呢！溫特以《我們的家失火了：號召拯救地球的葛麗塔．通貝里》，再次展現少女環保英雄通貝里（Greta Thunberg）呼籲變革的聲音，如今這個聲音正引領著日益高漲的合唱，引發成國際兒童保護地球環境的運動。

溫特的作品善於選擇人物複雜生活中適切的元素，讓小讀者能夠易於接觸和理解。面對諸多複雜和艱澀的議題，她會從側面切入，並努力以公正的態度講述故事。如同通貝里所言：「不管你有多渺小，都能做出改變。」溫特之所以致力於「true story」的圖畫書創作，就是希望孩子們能夠早日接觸到優秀的榜樣，傾聽不同的聲音，並看到生活中所有的可能性。

溫特對每一個主題都有著令人難以置信的敏感度，雖然她對故事、圖像和色調的選擇常依賴直覺，但面對每一本新書，她都像是從頭再來，因為要找到最精準合適的方法，需要經歷過無數次的失敗。

她原本每週7天全天工作，但2000年一場嚴重的心臟病，改變了她的工作習慣。即使減少了工作時間，現今86歲高齡的溫特依然創作不輟，沒有人能阻止她獨自一人快樂的繼續畫畫和寫作。因為從小她就知道，想要寫作畫畫或唱歌跳舞的慾望，都是來自同樣的動機：我們只是需要一個實現夢想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