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聖節特輯】

■黑色幽默作家Aaron Reynolds著有《Creepy Pair of Underwear》、《Creepy Carrots》等Creepy Tale系列，最近他再推新作《Creepy Crayon!》，內容又可愛又可怕。書中的主角兔子Jasper很有美術天分，不過其他科目成績慘不忍睹。在他撿到一支紫色蠟筆以後，他的課業突飛猛進，不但拼字、數學等文理科目都拿滿分，就連一向拿手的繪畫都由蠟筆代勞獲得大獎。但是Jasper卻從一開始的狂喜轉為害怕：如果蠟筆一直替他繪製作品不斷得獎，Jasper的創意、他的想法、他的人生將會完全被蠟筆取代。

雖然繪本的情節走向有點陰森，畫面還借用了經典恐怖片場景（例如撿到蠟筆的水溝蓋口令人聯想到躲在下水道的小丑，在鏡面留言則是《鬼店》橋段之一），但是作者的冷笑話和吐槽淡化了恐怖氣氛。蠟筆知道自己要被丟掉後在牆上畫出了它與Jasper攜手合作的美好未來，Jasper看了冷汗直流，卻不忘稱讚蠟筆「畫得不錯」；蠟筆要被沖進下水道時竟然有空檔在馬桶邊緣寫下「Don’t you dare」（你敢試試看），無釐頭的插曲讓人忘了害怕。

■著有《Shadow House》系列的兒童恐怖小說作家Dan Pobloki推出新作《Tales to Keep You Up at Night》。故事主角Amelia在外婆無故失蹤超過一年後進入她的家中，在閣樓發現一本從圖書館借來的恐怖故事集。她對這本書依稀有印象，似乎是外婆警告過她不要閱讀。但她覺得外婆的失蹤或許和書有關，所以還是不顧警告打開來閱讀。

故事集的角色可以和Amelia身邊的人呼應，讓她感覺自己的現實被故事滲透。看完之後Amelia發現了外婆失蹤的祕密，也很後悔自己當初決定閱讀⋯⋯書中書的巧思再加上確實有點驚悚的劇情安排，喜歡詭異閱讀感受的大人小孩可能都會愛不釋手喔！

【新作問世】

■童書作家湯本香樹実與繪本插畫家酒井駒子睽違14年再度合作，帶來繪本《橋の上で》。作品中的孩子來到橋上，憂愁地盯著河面，心想如果跳下去會怎樣呢？這時候一個穿著雪花圖案毛衣的中年男子出現，他和孩子的交流，奇異地解開了孩子的心結。

湯本在訪談中表示，小時候曾被惡意推到河裡，所幸後來憑著自己的力量求生得救。之後她產生失眠的困擾時，就會幻想住家地底下有一條與自己相連的水路，水流會帶走身上的煩惱。

她希望有心結難解、因失眠所苦的讀者或許能從這部作品得到一些啟發，而酒井看似隨性實際上卻充滿深刻力道的畫作筆觸，與湯本的文字互相呼應。在這本作品之前，湯本與酒井曾在2008年共同推出《くまとやまねこ》：突然和好友永別的熊，一時之間難以承受巨大的悲傷，決定把自己關在家中。然而有一天，牠卻產生了出門的念頭⋯⋯

■近期吉卜力工作室的作品紛紛重新上映，讓影迷們重新回味動畫以及出現在其中的料理。如果想要再現這些令人食指大動的畫面，可以參考《子どもりょうり絵本 ジブリの食卓 となりのトトロ》，書中的食譜會教讀者如何做出與動畫中一模一樣的經典料理，例如《龍貓》中皋月（Satsuki）幫爸爸和妹妹做的便當；讀者也會學到用簡單的食材做出小黑煤球和大小龍貓最喜歡收集的橡果子，讓讀者的童年夢想化為餐桌上的美味料理。同系列繪本在去年還推出了《安雅與魔女》的版本，其中收錄能做出可愛小妖怪的食譜，也很適合拿來慶祝萬聖節喔。

【得獎消息】

■2022年美國國家圖書獎青少年文學類別（Young Adult）的決選名單出爐，共有5部作品脫穎而出，分別是今年3月介紹過的凱莉．龐希爾（Kelly Barnhill）新作《女巨人與孤兒》；Sonora Reyes的《The Lesbiana’s Guide to Catholic School》；Tommie Smith、Derrick Barnes以及Dawud Anyabwile合著的《Victory. Stand!: Raising My Fist for Justice》；Sabaa Tahir的《All My Rage》；Lisa Yee的《Maizy Chen’s Last Chance》。以下將分別簡短介紹：

《Victory. Stand!》是圖像小說，講述非裔美籍的短跑選手Tommie Smith在1968年墨西哥奧運抗爭經過：他在200公尺短跑項目奪得金牌，領獎時他和銅牌選手高舉拳頭，抗議種族歧視，在當時依然保守的全球各國引起軒然大波，甚至波及響應Smith的澳洲銀牌選手。

至於《All My Rage》則是小說：一對情侶逃離巴基斯坦來到美國重新開始，在沙漠中開了一間旅社。多年以後旅社即將倒閉，他們的兒子試圖振作，卻把一心想逃離家鄉的青梅竹馬也牽扯進來，是一本悲傷卻見生命力的移民家族小說。

《The Lesbiana’s Guide to Catholic School》主角Yami與跳級的弟弟一起就讀天主教學校，這個新環境讓Yami充滿期盼也充滿壓力。她盼望在新學校逃離過去，不再想起被好友公開出櫃的窘況，同時也要盡力隱瞞自己的性向。開學後Yami認識了一位新朋友Bo，她活潑大方、課業表現絕佳，而且還是公開出櫃的女同志。面對兩人愈來愈好的關係，Yami產生了一股展現真我的衝動，但她因為家庭因素依然不敢行動。雖然書中碰觸到種族、性別、自殺等議題，但行文活潑流暢，使用髒話的比例拿捏得宜，可以讓讀者感受到青少年的不滿但也忍不住閱讀時的笑意。

《Maizy Chen’s Last Chance》Maizy的媽媽帶她回到明尼蘇達州照顧生病的外公，沒想到外公的病情比想像中嚴重，可能會讓Maizy整個暑假都耗在外公與外婆的老舊華人餐館中。奇妙的是這間餐館叫做Last Chance，彷彿在呼應著什麼似的，難道這次外公生病是Maizy的母親與家人化解心結的最後機會嗎？華人與中餐館、食物與家庭的常見主題在作者筆下不顯得俗套，而且巧妙地用在角色設定上——Maizy媽媽在華人餐館長大，成年後不當廚師而是食品造型師，用替代材料讓食品在廣告拍攝過程中維持美味的外觀，例如用馬鈴薯取代冰淇淋等。作者關於食物的形容令人胃口大開又長知識。

美國國家圖書獎獎落誰家，將於11月16日公布。

【名家逝世】

■以《古利與古拉》系列繪本聞名的插畫家山脇百合子，在9月29日病逝於東京都的自家，享壽80歲。她和姊姊中川李枝子（姊妹倆在婚前的舊姓為大村）共同創作《古》系列，李枝子寫文，百合子繪圖。《古利與古拉》首作發表於1963年的《母の友》雜誌，問世後很快就大受歡迎，4年後在英國發行英譯版，全系列共7冊，總發行數量累積超過2600萬冊。

《古利與古拉》系列的主人翁是一對野生雙胞鼠，以身上的服飾顏色區分身分，藍色的是古利，紅色是古拉。書中的開場白「我們倆／一隻叫古利／一隻叫古拉」單純的文字已經變成了許多親子、師生即興編曲伴唱的固定橋段。系列作的故事也和這段開場白一樣，簡單卻能激盪出說故事的樂趣。例如在系列首作中，古利與古拉散步時突然發現一顆不明生物產下的超巨大蛋，他倆圍繞著這顆蛋產生了許多疑問：「蛋怎麼會在這裡呢？」、「蛋可以拿來做什麼呢？」、「要怎麼把蛋運走？」。讀者邊看邊想邊玩，用想像力和古利與古拉演繹出自己的繪本故事。●

由《聯合文學》與桃園市立圖書館聯合舉辦的週末文學沙龍「鏡頭的盡頭—文學對照集」，邀請不同世代的藝文攝影師進行作品回顧，分享多年來以攝影之眼為台灣文學人物造像，訴說在觀景窗下的作家故事。第一場主講人是今（2022）年甫出版攝影評論集《旁觀的方式》的汪正翔，他也是本系列活動中最年輕的攝影師。

➤採訪形象照：如何拍出作家的心智？

汪正翔首先為自己的工作內容定位。一般提到攝影師，多聯想到婚禮攝影、時尚攝影，而他屬於藝文類的攝影師，平常大多與藝文媒體合作，拍攝「採訪形象照」。不同於採訪側拍照，汪正翔首先追溯「採訪形象照」的淵源。大約在2014、15年左右，台灣出現了幾位厲害的攝影師，將採訪側拍照拍成了形象照，比如台灣攝影師陳昭旨為《OKPAI》拍攝的作家採訪照，完全超越了一般側拍的範疇，宛如生活感十足的形象照。此例一開，採訪攝影也漸漸往營造形象而非現場側拍記錄的方向發展。

「經過設計，照片甚至能隱喻作家、學者自身的專業或關懷。」汪正翔如此解釋。而拍攝這類型照片，正是藝文攝影師的工作內容。

汪正翔也將自己的攝影工作與人類學家做了交互比擬：「早上拍作家，下午拍藝術博覽會，晚上可能又去拍另外一種身分的人，就像穿梭在不同的部落間。」因為經常出入在不同群體之間，特別會感覺到「人，都是不一樣的」，不僅表現在衣著、笑點上，還有諸多風俗也大異其趣。

這也是汪正翔在這場演講要分享的重點：他在文學部落看見了什麼？

➤拍攝文學作家的困難

拍攝藝文人士的困難之處，首先在於這些被攝者普遍不習慣拍照。作為反例，汪正翔提到他在書店左轉有書的「客家沙龍」拍攝男演員溫昇豪，照片曝光後，很多人稱讚他「攝影技術進步了」、「顏色變漂亮了」，但他在同個場地拍過十幾位作家，卻從來沒有被讚賞。「文學家或藝術工作者，經常活在自己的世界中，都是比較內向的人，面對鏡頭時，表情很容易不自然、尷尬。」他如此說明。

此外，拍攝藝文人士的場地，對攝影而言通常都不甚理想。相較於商業攝影拍一張照片可能會花上8個小時，仔細的照顧到妝髮、現場布置與設計、燈光架設等等，在指定地點進行拍攝；採訪形象照通常只是採訪中衍生出來的需求，在大約2小時的採訪工作中，攝影可能只占15分鐘，地點不外咖啡廳、辦公室、研究室、作家與藝術家的工作室等等。

熱愛攝影的人都知道，場地是攝影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但拍攝藝文人士的場景，卻總在很類似或很普遍的地方。

➤拍他們思想、言論當中的某一個關鍵字

不過，被攝者不習慣鏡頭或場地條件簡陋的問題，並不是拍攝文學作家肖像最大的困難所在，更大的挑戰是：「我們拍不到人的心智」。汪正翔進一步說明：「作家的心靈是很深邃的，他花了好幾年的時間寫出一部巨作，我怎麼可能用一張照片反映出那樣的精神？」

大多數時候，攝影師僅只是拍攝了一系列動作，很難透過照片挖掘出人的內心。

關於這項攝影難題，汪正翔曾在《旁觀的方式》中〈如何拍攝一個人〉專文說明：若想捕捉一位大師日常的身影，最快的方式是直接到作家的臉書尋找，有很多日常且直觀的照片，不需要透過設定好的光線與背景，呈現特定的人物樣貌。

說到底，採訪形象照究竟補捉的是什麼呢？

對我而言，如今的採訪攝影是在兩者當中徘徊。我不是在拍這些人的心智或本質，也不是在拍他們日常的身影，而是在拍他們思想、言論當中的某一個關鍵字。

〈如何拍攝一個人〉，《旁觀的方式》

這段話可以視為汪正翔實踐採訪形象照的重要觀點。演講中，他回憶起某次拍攝唐鳳的經驗，拍攝地點不意外就在很難拍的辦公室，「再好的器材也拍不出來，只能使用一些怪招。」不僅辦公室，他補充如文創空間、文青咖啡館也很難拍，因為外貌都已經設定好了，很難調整。

「唐鳳根本無所不在，」汪正翔說，他希望拍出數位世界盡是唐鳳身影的氛圍。雖然場地不佳，他的解決方式是「投影機」。讓唐鳳的臉對著攝影機，傳回投影機，再將她的影像打在臉上，如此往返，製造出無限個重疊的影像。將唐鳳的實體與虛擬反覆疊加，形塑宛如布希亞筆下的「擬像」，是他為唐鳳所抓出的關鍵字：「呼應唐鳳在網路世界的狀態——她是經過無數二創的影像。」

同樣的操作方式，也曾應用在善於調度科幻元素、遊走真實與虛構的小說家賀景濱身上。《去年在阿魯吧》出版之際，汪正翔應邀拍攝賀景濱。「這本小說很有趣，有很後設的世界觀，世界的後面還有世界。」因此，汪正翔先拍一張賀景濱與電腦的合照，存入電腦，放映出來，再拍一張，如此反覆。這樣的設計，加入了作者與作品的特定思考，也是希望呈現了某種「關鍵字」。

➤來自被攝者的回應：恣睢麻利與崔舜華

詩人恣睢麻利以特別嘉賓現身這場演講。詩集《我們戒菸失敗》出版時，「做工」議題正盛，他也被貼上「水電工詩人」的標籤。汪正翔回憶拍攝恣睢麻利時，詩人說：「為什麼媒體都要凸顯我工人的樣子？我也要被拍成『大師』。」

順著這個思考，汪正翔沿用了過去捕捉攝影大師張照堂抽菸的攝影構想，也幫恣睢麻利拍了一張。這樣的設計，在多數媒體都以工人形象作為恣睢麻利的主要訴求定位時，為這件攝影案找到形象特殊性的突破口。

「滿不錯的，把我拍得特別的帥，我從小到大沒這麼帥過。」恣睢麻利如此回應。他話極少，令現場引頸的讀者有些不知所措，不過這也正表現了詩人的個性。汪正翔補充：「其實『不知道說什麼』是件很好的事。文學家的照片有時就是令人不知道說些什麼，但同時能讓讀者感受到『存在』，這兩件事情是黏在一起的。說不出什麼、不知道說什麼，反而能讓『人的存在』被意識到。」

有趣的是，活動中也展示了汪正翔十多年前拍攝本場引言人崔舜華的照片，然而崔舜華並不認為這張照片捕捉到當下的自己：「10年前，人事已非，木已成灰，是那時候剛踏上寫作出版之路，可能被定位成比較稚嫩的作家（畢竟過了這麼久）。當時看到照片時，覺得我並不是這麼清新、可愛的人。」她反問攝影師，當時想補捉的是什麼？

「我那時候應該比你更菜，」汪正翔如此回應。當時他主要專注在思考視覺如何成立，人的身型與進光的方向。那種拍攝手法適用於每一個人，但很難以呈現個性。如果今天重新拍攝崔舜華，汪正翔猜測大多數攝影師會想拍攝她很有個性的一面（崔舜華同意：「對，通常叫我抽菸。」），卻因此很容易陷入另一個刻板的方式。

「攝影師應該懂得判斷該作家通常被拍攝的方式，在此類別中做出變化。」汪正翔說：「如果今天重新拍崔舜華跟麻利，我會用最中性的拍法，沒有特別要表現什麼，放空的狀態。」

➤照片只提供了方向，它不是道路

汪正翔也回憶拍攝《王子》雜誌和《儂儂》雜誌的創辦人、白恐受難者蔡焜霖的經驗。「有時你聽受訪者講話，真的會有如沐春風的感覺。想像蔡焜霖受過的苦難，好似談得非常淡然，可並不是不在乎，我對他印象非常深刻。拍攝人物其實很多時候不是深入的交流，而是偶爾在一、兩個小時的幾分鐘內，你會看見一個人的心靈質地如此特別。」

採訪時，汪正翔與蔡焜霖一起行走於景美人權博物館，其中有座蔡焜霖當年被關的監牢模型。他指著模型說，當年獄友們很害怕聽到鐵門的聲音，因為只要鐵門被拉起，就代表有人被槍斃，這時大家會一起唱《安息曲》，為受難者送行。而基隆中學校長校長鍾浩東告訴獄友，若他要被槍斃，希望不要再唱悲傷的《安息曲》，改唱《幌馬車之歌》。蔡焜霖與鍾浩東並不住同一間，但有一天，他聽到遠方傳來微弱的歌聲，是《幌馬車之歌》，聲音越來越大（註）。

聽到這件白恐故事中最令人悲愴的親身見證，讓汪正翔深受震撼，他寫下以下這段話：

攝影能做到的只是，如果我們體認到「切身」這件事不可得，那我們至少可以追求一種有差等的感受。就像我在拍攝的當下聽到他的故事，全身都受到震動，這個經驗就比起現在我坐在電腦前來的更為強烈。又或者在一張照片當中，一個意味深長的回頭，或許會比一個平常的動作，更接近原本的情境。照片只是提供了一個方向，照片不是道路。

〈旁觀文學作家的方式—蔡焜霖〉，《聯合文學》2022年9月號

從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攝影中，汪正翔希望指出的是「攝影的極限」，它只是方向，不是道路。他認為藝文攝影終究不可能真正「再現」優秀藝文工作者複雜且深邃的心靈，而只能傳遞「有等差的感受」。不過，攝影者已經在所有的動作中，尋找到他認為最接近的狀態。

上述那段話也說明了汪正翔的觀點與評論位置。作為攝影評論人、肖像攝影師、視覺藝術家，他後設地思考「採訪形象照」在藝文產業生產鏈中的角色、作用與位置，不彰顯它的宏偉性，而是從產業實踐的局限性，捕捉攝影向藝術靠近的可能性。●

➤鏡頭的盡頭──文學對照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