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祕魯民謠，最恐怖的記憶

也許有一天，你會明白
我曾多麼驚恐地哭喊，
跪在地上，向那些惡棍乞求赦免。
那天晚上，我尖叫，
回聲滿山谷。
那些人卻在嘲笑。
我痛苦掙扎，說：
你們的母親一定是
得了狂犬病的婊子，
才會生下你們這樣的壞種，
才會讓你們吃掉她的乳房。
來吧，你們也可以吃掉我的乳房，
來吧，你們也可以吮吸我的奶水，
就像對你們的母親做過的那樣。
這個唱歌的女人，
那天晚上，被擄
他們用生殖器，用手
強姦我。女兒在我子宮裡凝視，
他們卻毫無憐憫。
如此還不滿足，
他們竟逼迫我，
吃下我丈夫約瑟夫的生殖器。
乾癟的生殖器調拌了火藥的滋味。
我痛苦地大叫：你們最好殺了我
然後把我和約瑟夫埋在一起。

這是祕魯電影《傷心的奶水》開頭的部分。長時間的黑幕，猶如永遠看不見明天的黑夜，只有一位老婦唱起淒涼的民謠，不是專業的嗓音，土地般粗礪，與她貧窮的生活恰好對應。沒有配樂，因為在藝術中，任何裝飾痛苦的企圖，反而是對真相可恥的背叛。

痛苦到極致，便是言語的失效，最後只能藉助民謠，才能吟唱出她恐怖而悲慘的命運。歌聲消停，黑幕退去，鏡頭特寫：躺在床上的印第安母親緊緊閉著眼睛，滿是皺紋的臉痛苦地抽搐；繼而，女兒的臉進入畫面。兩代人的臉貼在一起，兩代人的歌連接在一起——女兒唱起民謠，安慰臨死的母親。

導演克勞迪婭（Claudia Llosa Bueno）是作家略薩（Mario Llosa）的女兒。拍攝這部電影的初衷，或許與父親在安第斯農村地區調查游擊隊的恐怖主義有關。

那是1983年，略薩和包括人類學家、心理學家、法學家及語言學家的社會知名人士組成調查團，前往花查奧（Huaychao）調查8名記者被殺害的真相。此前，有8名記者在首都利馬聽到偏遠農村地區游擊隊大虐殺的傳聞，於是前往實地採訪，卻慘遭不幸。

調查歸來，作家略薩起草了一份呈交國會和總統的報告，宣稱：祕魯同時並存著兩個幾乎不可調和的世界，一個是現代、文明的祕魯，那裡的人們生活在20世紀；另一個是傳統、野蠻、原始的祕魯，散佈於安第斯高原的各個農村，停滯在19世紀，甚或是18世紀。

略薩刻意提及安第斯高原上印第安人那種遺傳自部落時代的暴力性格，可是他忽視了，點燃落後地區原始暴力的恐怖火種，卻是來自利馬的知識精英階層。

領導農村地區游擊隊武裝叛亂的，是創建於1960年代末期、名為「光輝道路」（Sendero Luminoso）的極左組織。這個組織的幹部，都是清一色來自外省、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創建者古斯曼（Abimael Guzmán）是哲學教授，主要講授馬克思主義和毛派武裝理論。

比起1970年代日本的「聯合赤軍」因為自我批評（相當於中共的「延安整風」）而殘殺同志的行為，「光輝道路」更為恐怖的是，把殘殺蔓延到了各個農村的普通人家，並且在親友和家人之間激起猜忌、憎恨和血仇。

接著便是國防軍與游擊隊之間爆發的武裝衝突。軍人對根據地實施殘酷的報復，許多男人被殺害，許多女人被輪姦。直到1992年，古斯曼和另幾位核心領導被捕，組織被摧毀，「光輝道路」這才四分五裂，逐漸消跡。

雖然和平重新降臨曾被武裝分子盤踞多年的農村地區，但是，恐懼並未清除，猜疑仍然存在，傷痛猶如噩夢。在暴力之後，人與人之間，肉體與靈魂之間，記憶與歷史之間，怎樣才能和解？而破碎的心靈，分裂的人格，糟踐的道德，失卻的倫理，充滿仇恨的社區，如何才能重建和復原？

這就是美國人類學家瑟伊頓（Kimberly Theidon）於1997年前往祕魯進行田野調查時，想要探究的問題。她發現，村莊裡的人們全都保持著沉默，即使接受學者或真相調查委員會的詢問，也不敢說出真名。

那都是些什麼樣的村莊呢？瑟伊頓看到：依然延續著泛靈式的薩滿信仰，人們畏懼山神和亡靈，各種各樣的巫術成為治療痛苦的祕方。最後，瑟伊頓發現，過於恐怖的痛苦，導致了一種「記憶的痙攣」，這正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的表現。

隨著時間的推移，研究人員與受害者之間的關係越來越親密越來越多交往，終於，女人最先開口，講述她們曾經遭受的傷害。從幾千份證詞裡，研究人員就創傷後遺症予以分類，發現了如同民間迷信一樣廣泛存在的症狀：「傷心的奶水」。

受到傷害的母親認為，她的奶水會把恐懼和厄運傳染給孩子。「傷心的奶水」，印第安人的奎查語（Quechua）叫作：mancharisqa ññ。這句話隨著語音的變化，會有雙重意思。一是受到驚嚇的乳房；另一重意思是，因為乳房受到驚嚇，故而分泌出傷心的奶水。

導演克勞迪婭正是受到這句話的啟發，並以瑟伊頓的學術著作《親密的敵人：發生在祕魯的暴力與和解》（Intimate Enemies: Violence and Reconciliation in Peru）為依據，拍攝了電影《La teta asustada》。在台灣上映時，這個西班牙語的片名被譯為《懼乳：傷心的奶水》，比起日文譯名《悲しのミルク》（傷心的奶水）或許更為精準。

電影裡，那位印第安母親傷心的奶水，就把恐懼傳染給了女兒。雖然恐怖主義的浪潮隨著左派革命的失敗早已消歇，女兒也跟母親和舅舅搬到了首都利馬的貧民區，但是恐懼已滲入她的靈魂。

她把一顆馬鈴薯塞進陰道，天長日久，馬鈴薯開始發芽，導致她經常暈倒、流鼻血。但她不肯到醫院接受治療，因為她相信親戚鄰居們說過的話：恐怖分子不會強姦陰道裡長著一顆馬鈴薯的女人。

這個魔幻現實主義的情節，或許正是對「革命」最好的隱喻。

II.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朝聖一場浩蕩的血祭

正應了那句口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1960至70年代的毛派革命，就和1910至20年代的列寧革命一樣，知識分子透過一種「薩滿新異教」般的思想體系，激發出農民的原始暴力，形成一股恐怖主義的浪潮，從而把全球很多人的席捲在了一起。

在印裔英籍作家奈波爾（V.S. Naipaul）的小說《魔種》裡，從南非回到歐洲的知識分子，受到妹妹蠱惑返回印度南方，投身毛派游擊隊。8年的叢林遊蕩，終於讓他感到虛無，同時又擔心自己可能會被同志和組織殺掉。

參與創建日本赤軍的重信房子，提出「國際根據地」理論，前往巴勒斯坦，與阿拉伯左派青年一起，在歐洲和中東策畫並實施了一系列爆炸、劫機和無差別殺戮事件。

我的父親，一個中國西部偏遠農村的青年，先與同學「重走長征路」徒步去延安朝聖「革命根據地」，接著乘坐免費的火車趕往北京，和成千上萬的紅衛兵一起，在天安門廣場上高舉毛主席語錄，吶喊，流淚，幾近瘋癲，彷彿陷入羅馬神祭的那種性力狂迷；然後，也和羅馬的太陽神信仰一樣，和所有古代異教一樣，紅衛兵開始了活人血祭。

27歲的遇羅克因為質疑「出身論」，就以「反革命罪」當即槍決。和遇羅克一樣被殘酷血祭的，還有質疑「個人崇拜」的北大女生林昭，還有在監獄裡備受虐待、最後發瘋吃自己經血的張志新。每當看見這些人的名字，我的心就會怵惕而揪疼，腦海裡隨即浮現種種聯想，讓我在恐懼之餘，又有一種因為不知該如何紀念他們而產生的深深的負罪意識，同時也為自己的怯懦感到羞恥。

後來移民美國的遇羅文（遇羅克的哥哥）痛感於自己家族的悲劇，曾在1980年代寫過一本書《大興屠殺調查》。他發現，這種悲劇並非只是降臨在他的家族。僅在大興的一個公社（村），就有325人被殺害，22個家庭絶戶，受害者最年長的80歲，最年幼的出生才83天。

「紅八月」的血祭蔓延到了全國，一份《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顯示：廣西壯族自治區29個縣市發生了「吃人風潮」，在批鬥大會上，被革命群眾吃掉的、姓名確鑿者就有302人。

與祕魯山區的印第安人一樣，發生了「吃人風潮」的這些縣市，是個少數民族的聚居區，同樣祖傳著薩滿泛靈信仰。薩滿信仰的核心，是精靈附體與魔神崇拜。這個信仰裡的血祭儀式和「食人」傳統，有著非常古老的歷史。

1970年代的紅色革命，就像一場薩滿新異教的巫術血祭，向著全世界蔓延。從柬埔寨的「紅色高棉」到拉丁美洲的熱帶叢林，從印度炎熱乾旱的南方到紐約的「黑豹黨」總部，從尼泊爾山區到日本東京。

全世界左派青年集體「呼魔」的時代，彷彿那個「徘徊在歐洲的幽靈」（Gespenst），經過一場奧德賽式的東方漫遊，重新返回了歐洲的心臟。

其實早在1944年，曾在納粹政權的恐怖陰影下長大的經濟學家海耶克（August von Hayek），就以辯論性質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洞悉並預言了將要發生在1970年代的一切。而劇作家哈維爾（Václav Havel）身處於這場革命海嘯的漩渦，則以文學之眼看到了些許端倪。

1965年，蘇聯入侵並佔領了捷克斯洛伐克，當地人民掀起反抗侵略的「布拉格之春」。反抗遭到殘酷鎮壓，這讓哈維爾猛然驚醒。一天早晨，他看見水果店老闆把一個標語「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貼在櫥窗上。哈維爾從水果商這個幾乎無意識的行為中，看出普通人遵照當局命令行事，對於威權的盲目服從；看出了普通人與威權的掌握者，形成控制系統裡的主客體。二者都是權力系統的受害者，同時也是權力系統的工具。

在哈維爾看來，必須藉助愛的和解與真理的堅持（這也是「新約福音」的基督教普世觀念），才能打破依靠謊言和暴力撐持的那個控制系統，才能戰勝「以人之形態出現的恐怖惡魔」。從而，在1989年，有了捷克斯洛伐克那場偉大的「天鵝絨革命」，沒有射出一顆子彈，沒有流出一滴鮮血，捷克斯洛伐克順利完成了政治轉型，走向民主和自由。

III.一個美國中產階級小男孩追尋革命的童年

在擁有新教倫理和憲政民主的美國，「以人之形態出現的恐怖惡魔」，同樣召喚著叛逆青年。而美國的叛逆青年，除了崇拜切．格瓦拉的左派政治青年，迷戀致幻劑、印度瑜伽和藏傳佛教「男女雙修」祕術（凱魯亞克小說《達摩流浪者》中所謂的「雅雍」）的嬉皮，還有反越戰的搖滾樂迷。

青年們往往把這三種生活方式交織在一起，打起自由、解放與和平的旗號，但其肉身與精神的底色，乃是共產主義暴力革命的魅情與薩滿巫術性力迷狂的混合。

政治學教授彼得．安德瑞斯（Peter Andreas）在他的回憶錄《叛逆之母：我那追尋革命的童年》（Rebel Mother: My Childhood Chasing the Revolution）裡，結合母親卡羅拉的日記，講述了一個美國左派青年，在70年代前往拉丁美洲尋找革命的故事。

1972年，正在離婚訴訟期的卡羅拉把7歲的兒子彼得從學校拐走，和情人飛往社會主義的智利。卡羅拉想要和「人民」生活在一起，於是在貧民區租房居住，那裡經常斷水斷電，鄰居們都很粗野。

左派總統阿言德在軍事政變中被殺害後，卡羅拉帶著彼得去了祕魯，到處尋找游擊隊和根據地。她在各個貧窮破敗的鄉鎮過著半流浪的生活，常有來自歐洲的左派青年成為短暫的男友。最後她認識了印第安左派青年拉烏爾，並與之結婚。拉烏爾沒有正式工作，只能在街頭表演展現階級仇恨的單人戲劇，以此掙點小錢。而他的不忠，導致卡羅拉陷入憂鬱，一度想要自殺。

那時候，游擊隊組織「光輝道路」還沒有發展壯大。幸運地，卡羅拉沒有像日本赤軍的創建人重信房子那樣，投身於恐怖主義的大屠殺。後來卡羅拉回到美國考取博士學位，變成一名激進的女權主義者。實現世界革命的夢想並沒有消弭，只是在她看來，革命最好是由女同性戀者來領導，才有可能以非暴力的方式贏得勝利。

在重信房子和卡羅拉這兩位女性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潛意識裡的文化基因是如何影響著她們的人生抉擇。

重信房子的父親是極右翼主義者。在政治領域，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只會有一種表現，那就是暴力和恐怖。

重信房子自幼成長的文化傳統，是一個薩滿性質的宗教體系，由武士道精神和神道信仰構成。這個文化傳統裡幾乎從來不曾中斷血祭與毀滅的原始意涵。我們從新海誠的動畫電影《天氣之子》就可以看出，依靠神奇能力，從長年陰雲和大雨中呼喚出一片晴天和一縷陽光的陽菜，她必須把自己當作活人獻祭，讓宇宙裡的大龍吞噬。這種自我獻祭，甚至連愛情都不能挽回。

卡羅拉則不同。在拉烏爾看來，相信耶穌的卡羅拉只能是個極端的保守主義者，而不是革命者。卡羅拉認為「期待人們突然拋棄他們一生的信仰，這不現實。」拉烏爾則把馬克思的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當作革命最重要的理論武器，從而堅決相信，祕魯的年輕一代需要被教導去仇恨耶穌，以及他所象徵的一切。

這個教導是成功的。

1980年代，「光輝道路」的游擊隊員在安第斯高原的各個村莊，燒燬教堂、屠殺信仰基督教的印第安村民。而當普世正義、人性之愛和神聖企盼被完全摒棄以後，人也就只能變成野獸和魔鬼。革命至此，甚至連懷孕的母親，都難以逃脫被輪姦、被性虐的殘害，甚至連母親的奶水都變得傷心，開始向下一代人傳染恐懼。

IV.中國西部一個「解放區」兒童的生活史

要過很多年，我才能看清自己出生的1970年代，整個世界呈現出什麼樣的歷史共性；我也才能明白，我與世界上的很多人一樣，背負著多麼相似的命運：革命的悲劇。

我，中國西部的農村少年，沒必要像同齡的美國男孩彼得那樣，去南美，去祕魯，像個乞丐般尋找根據地和解放區。我就降生在解放區，降生在「文化大革命」之末的1975年。

這片土地上發生過兩場革命。第一場革命解放了人的肉體，以武裝衝突和內戰的方式，推翻了壓在人民頭頂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第二場革命是一場清理靈魂的「文化革命」，舊思想、舊文化全部焚燒殆盡，「新人類」彷如鳳凰涅槃，成了世界的主人，準備實現「英特納雄耐爾」（international）。

然而，革命的理論只是教科書和政治宣傳中的一套虛詞，在宏大敘事之下，每個人其實都是在虛情假意地扮演指定的角色，一旦卸妝，仍然是原來的那個人，帶著一身從革命的暴力中受傷的殘疾，帶著深深的恐懼。

我的母親是個文盲，那是她從革命和1960年代的大饑荒裡帶來的知識殘疾。在父母的命令之下，她14歲定親，18歲結婚，然後是沒完沒了地遭受家暴，來自我祖父，也來自我父親。

她經常在漆黑的夜晚或大雪瀰漫的黃昏，逃跑在荒野中，去投奔遠方的某個親戚。老家的方言把這種逃離家庭的女人叫作「顛山婆娘」，「顛山」這個詞，多麼生動地勾勒出女人翻山越嶺的那種倉皇。

我的父親是村裡第一個高中畢業生，曾經是激情澎湃批鬥過老師的「革命小將」，卻不曾對他的父親有過絲毫的反抗。他的父親是個殘暴的家長，家族裡每個人都曾無數次遭受過他的毒打。我的祖母說，年輕時她被打斷過一根肋骨。

母親嫁來以後，棍棒很快就落在了她的身上。像是一場虛無縹緲的夢，我記得某個遙遠的春天，院子裡擠滿了人，不知為什麼，我的祖父和父親打得我母親在地上翻滾。沒有聲音。多麼奇怪的記憶！就像一幕無聲電影的場景。

似乎是發生在我3歲之前，我甚至覺得，這是我的靈魂脫離肉體之後目擊的場面。實際上，我並不知道那個在地上翻滾的女人就是母親，在她生下我之後不久，我就被祖父擄走了。她是因為偷偷來找我，所以才被打嗎？抑或當時，我就在母親的子宮裡，像祕魯電影《傷心的奶水》中，那位印第安母親用民謠唱說的那樣——一個嬰兒在母親的子宮裡凝視著暴力？

然後，就是一次次「顛山」逃跑，一次次離婚，又是一次次，我祖父逼迫著我父親去復婚，復婚之後，我母親再一次次遭受暴力。我祖父同母異父的哥哥，希望勸服這個蠻不講理的弟弟，結果卻是兩人打了一架，後來還差點鬧出人命。這場兄弟冤仇，一直持續到老。

父親在鄉政府當廣播員，每天都在嚴肅地講述謊言。我的母親很快就被我祖父攆出莊院裡促狹又陰冷的廂房，她懷著我，無家可歸，一位老爺爺看她可憐，把一個破窯洞借給了她。窯洞口有個雞架，下面落了一層雞屎。母親說，很臭。

我在一個夏天的正午，降生在一堆乾草和泥土中，因為母親窮到連一塊遮住土炕的羊毛氈都沒有。這個降生於乾草和泥土的情景，如今總是讓我想起馬槽裡包著一塊白布的耶穌，由此也以不合教義的偏見，常常竊想：生於貧窮、逼迫和苦難中的人，靈魂裡的原罪，或許不會太過炭黑。

第二年，突然有一天，廣播裡傳來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我母親大哭著，她可能也在藉機哀悼自己私人的悲苦，就像很多在親人的葬禮上嚎啕不止的女人，其實是在為她自己悽慘的命運而哭泣。這個為毛主席慟哭的女人，失去了兒子。我被祖父擄走了！

母親抱著襁褓中的我，去公社的麥地裡幹活。祖父衝過來，把我搶走了。因為我是個男孩，能為家族傳宗接代。男孩金貴，女子命賤，那片黃土高原上矗立著一個金字塔式的男權社會，女性被鄙視，輕賤，甚至被殘害，遭拋棄。

我祖母那雙畸形的小腳，便是終生保留的一個被殘害的記憶。那是多麼痛苦的折磨！從三歲開始，用牛皮和布條把雙腳纏緊，阻止發育。女人的腳越小，便越美，也就越容易嫁出去。一代又一代男人的霸權和性變態，讓一代又一代女人遭受暴力的摧殘，因而，恐懼便積澱在一代又一代母親的奶水裡，再把厄運傳染給一代又一代後裔。

V.和解，只能以愛與寬恕的方式

母親說過，她的乳房漲得生疼，只好擠出奶水用來洗臉。而我，吮吸著祖母那對乾癟的乳房，一天天長大，直到在祖父的謊言裡相信，我是祖母所生。

我的童年沒有母親的身影。

長大後，我一再反叛。或許是因為，既悲劇又幸運地，我沒有從母親那受驚嚇的乳房裡，吮吸到太多傷心的奶水，故而不被恐懼和厄運傳染。

我沒有遵從祖父的期待，中學一畢業就結婚生子，和我父親一樣終生廝守貧窮的村莊。我反叛這個賡續了一代又一代的命運，離開故鄉，一直孤獨地走啊走啊，走過山村、草原和都市，走過一道道邊境，發現很多人過著充滿愛和希望的生活。

我反叛家族的薩滿信仰，毅然拋棄從來沒有公義的家神，然後走向十字架的救贖，承認自己是個全然敗壞的罪人，惟有承領耶穌基督的愛，才能療治內心的創傷，並且試著像詩人渥克特（Derek Walcott）所說：「以恆愛之心去讚美那活著的萬物和死而變黑的一切。」

多麼希望災難般的祖父早早死去。直到40歲以後，我的靈性生命獲得一次翻轉，從而不再懷有怨恨。於是，我在心中饒恕了祖父，這個殘暴的家長，饒恕了他給我帶來的精神創傷；我饒恕了父親，這個經常躁鬱、狂怒和怨恨的男人；我也在祈禱裡饒恕了龍圖騰種族中，由一個個這樣的男人凝聚而成的老族長。我把靈魂審判的權力交付上帝。

祖父活到92歲，至死也沒有向家人道歉，至死也沒有和我母親和解。而我的父親，也不曾對他在青春年代的「紅八月」有過懺悔。

人類學家瑟伊頓講述，一個大赦之後回到故鄉的游擊隊員，因為良心不安，終於站在重建的教堂裡，對著鄉親當眾懺悔。接受了福音派和長老宗信仰的人們饒恕了他，曾經被游擊隊的暴力破壞過的鄉村社區，就這樣在和解中慢慢重建。

然而，這樣的懺悔、饒恕與和解，在我生長的那片土地上從未發生。由此我便知道，仇恨和暴力，仍將隨著一位又一位母親傷心的奶水代代沿襲。而我，只好遵循先知亞伯拉罕和摩西的示範，離開本家本族，離開那彷彿仍然處於18世紀、或是更為原始的土地，去往別處，去往信仰自由和民主憲政之國，尋找一個應許中「流著奶與蜜的迦南美地」。

我相信，在這個世界上，肯定會有一個時代，肯定會有一個國度，也肯定會有一個家庭，母親的奶水因為愛情，從而不再傷心，新的一代後裔，將會受到父親的祝福，從而不再恐懼。●

➤歌曲是因接觸世界而生的

謝子凡：
先謝謝郅忻，《憶曲心聲》讓我想起許多音樂帶來的美好時光，腦袋叮叮咚咚響個不停，像是按下琴鍵後，震動於空氣中的音符撞擊了各種物件，又分別綻放出自己的音色。

最近我正好在讀是枝裕和導演的書《我在拍電影時思考的事》，裡頭提到拍攝歌手Cocco的紀錄片時，導演心裡的感受：「歌曲是因接觸世界而生的」。這句話用以形容《憶曲心聲》也是恰恰好的。郅忻的文字因歌曲而生，也收攏了當下的內心風景，是作者與世界的切面產生的真情互動。

我有一種感覺，郅忻的心像是精巧的玻璃風鈴，此書即是玲瓏心腸敲出的長長曲子。說是玻璃風鈴，是因為郅忻說起家人，無論是長輩或孩子，皆自然不保留，即使提起傷逝，情感亦透明可親。

要將對某首歌的深情化為篇章，實屬不易。歌曲有詞曲原本設定的意境，又需與自己所感做結合，想請郅忻分享一下這捕捉的手藝。是因為歌曲牽動了感情，進而召喚出場景；還是在此情此景之下，聽見了迴盪的背景音呢？

張郅忻：
謝謝子凡的閱讀與聆聽。聲音，確實是不可捉摸，卻又沒有什麼比它更能表達存在於內心深處、難以言喻的觸動與情緒。《憶曲心聲》原是我在人間福報副刊的專欄，最初是想記錄兒時聽過的客家歌曲與念謠，那時父喪不久，總覺得四方歌聲都有父親的影子。我才醒悟，儘管曾有怨懟，我依舊還是那個依賴父親的小女孩。於是，專欄也開始寫了與父親回憶有關的歌。如父親臨終時我才知曉的〈給你呆呆〉，還有父親拿起麥克風必唱的張雨生〈大海〉。關於子凡的提問，似乎是兩者都有。有時是點播記憶中的歌，進而召喚情感。有時則是忽然在某個時刻，耳邊響起舊時的樂音。

我們在聆聽一首歌時，總是會想起某一個人或第一次聽見這首歌的場景。這使我們經常「誤讀」一首歌，然後在漫漫的成長之途中重新認識它。比如子凡在〈與你的相對位置〉中，提到哥哥在上舖哼著羅大佑的〈亞細亞的孤兒〉。年紀尚小的我，是聽小叔叔播放的，懵懂間跟著哼唱「每個人都想要你心愛的玩具」，只是當時怎會知道那玩具竟如此沉重？但，這種「誤讀」讓一首歌對不同聆聽者有了殊異體驗。不知道子凡如何看待這種「誤讀」或「誤聽」？

➤誤讀之外，讀者的江湖道義

謝子凡：
誤讀經常發生，甚至是必然的。

如我輩聽團仔必聽的1976，每每唱起名曲之一〈方向感〉的時候，全場都會跟著嘶吼：「也許你該學習相信自己的方向感」，現場幾成暴動狀態。我相信這時大家心中想的，是在徬徨中想抓住些什麼的自己。

但主唱阿凱曾半開玩笑地說這原本是一首渣男之歌，本意是在感情中，「我」不想擔負指南針的角色，你去尋找自己的方向感吧。

有名的誤讀還有工人皇帝Bruce Springsteen，一首激昂的〈Born in the USA〉曾被美國政治人物選為競選歌曲。然而歌詞所述的是藉由一名越戰退伍軍人之口，控訴這塊土地的種種不公，Demo帶的初版編曲更是幽幽怨怨如泣如訴。後來發行時採取與歌詞相反的音樂意象，頗有反諷意味。所以當有人眼神閃亮地唱著這首歌時，我都覺得饒富趣味。

我又接著想到，是枝裕和帶著《幻之光》參加法國的南特三洲影展時，觀眾在映後座談會上熱烈討論「究竟從哪裡開始是夢境？」，當導演想要開口時，還被觀眾制止，「導演請先別說」，而觀眾繼續各自訴說自己的看法。

總之誤讀看來不可避免。而抽離出來看他人的各種誤讀，再對照作者原意，也成另一種有意思的風景。

但作為一個讀者、聽眾，在相信自己的感受之餘，同時努力去靠近作者，也是身為讀者的江湖道義（笑），我是這麼覺得的。郅忻的看法又是怎麼樣的呢？

郅忻在這本書裡採取了非常溫柔的切入點，接下來這個問題是我自己近期的思索，剛好有這難得的機會，便大膽提問：在親族的感情上，有沒有可能——可以恨，所以其他部分才可以愛？許多感情就是糾結在又愛又恨，所以處理不來。想要愛他，但又有地方是絕對不想原諒的。想要恨他，一些自己相信是愛的記憶卻也揮之不去。我們在處理生命難題時，有沒有可能切割開來，分開談愛與恨（或是愛與不愛）？

➤指認，然後到下一個地方

張郅忻：
謝謝子凡分享如此精彩的誤讀經驗。我一邊聽著這些歌曲，一邊重新咀嚼子凡的文字。當我放大了耳朵，才聽見〈我和我追逐的垃圾車〉中多層次的聲音。那些圍繞生活的聲響，如租屋處隔壁吃著鹹酥雞的聲音、辦公室裡細碎交談聲，最終以垃圾車播放的「少女的祈禱」作為結束。我彷彿走進一個精心佈置的聲響世界，在字裡行間尋覓作者的身影。

對於子凡詢問在書寫中如何處理關於親族的「愛」與「恨」，讓我想起一段往事。那時我剛出版《孩子的我》，爸爸拖著病體南下參加我的新書分享會。在得知爸爸會出席時，我已準備好演講的簡報。簡報中摘錄書中的片段，我循著過往地景，談起童年中不堪的往事。我很猶豫是不是該從簡報中拿掉和爸爸有關的部分？後來還是留了下來。分享會尾聲，有讀者問爸爸，對於我所寫的有什麼想法？爸爸笑著回：「那都是事實啊。」

當爸爸說出那是事實時，我反而困惑了。我以文字寫下的真的是「真的」嗎？也許在某個角度來看確實如此，但並非事件的全貌。每當我要書寫親族，特別是以散文作為載體時，爸爸說那句話的聲音就會在我耳邊迴盪。相較之下，小說給予我更寬廣的探索空間。

還有，人的情緒總是太複雜，愛恨有時連自己都分辨不明。就我而言，實在很難完全將愛恨區別開來，不知道子凡對親族書寫的思索又是如何呢？

謝子凡：
突然想到呀，前美國第一夫人蜜雪兒在2018年出版自傳《成為這樣的我》，上了電視訪談，主持人中途請來歐巴馬加入談話。歐巴馬笑說，她說的與「事實」不完全相符；蜜雪兒（翻了白眼）笑笑反擊：「那是『我這方』的事實。」（That‘s MY version of reality.）

心理學上有種叫做「我訊息」的說法。就是溝通時先放下指著對方說「你怎樣怎樣」的「你訊息」，先說出「我」的感受，接著再表達我這樣感受的客觀事實，以及我希望未來可以怎麼處理的具體建言。「我訊息」傳達的也是一種「我這方的事實」。

我覺得，我們在文學裡處理的似乎也一直都是「我訊息」，必然也不停計算著與世界的摩擦力有幾何、自己能不能承擔等等。對我來說，盡量去指認當時的感情是什麼，似乎能幫助我在裡頭搖晃出一點空間。

所以說，這些接近都只是允許自己去想想看：咦，這是什麼？有可能是什麼黑暗的東西嗎？有可能是我沒想過的情緒嗎？對，我受傷了；對，我極度不爽；或是，對，那裡有愛。在恍然大悟的當下，也覺得身體深處有什麼地方鬆開了。

試圖接近那個不可言述的，我覺得很像郅忻在〈我也不想這樣〉一文寫到的情感，察覺了自己的隱隱不安，然後拉鋸，然後得到釋放（以及安古的拍拍）。

指認過後也並非不能推翻嘛，但沒有經過這層指認，我好像就到不了下一個地方。另一方面，在文字裡思考親族關係，雖然在精神層面或許獲得了許多東西，但是否反而忽略了實質相處的時光，這是我近日在默默反省的。

說起來，我與郅忻有許多相似的地方，同樣出身新竹，也是客家人。書中提到的客家歌謠〈阿揪箭〉讓我想起母親教我這首歌的情景；〈打粄歌〉、〈ㄤ咕仔〉則殘忍地使我想起油亮鮮豔的紅粄與香氣四溢的艾粄，還接連想起紅粄有綠豆餡、紅豆餡與花生粉餡的分別（真的好久沒想起來了）。回憶總是在我餓的時候補上一槍。

郅忻這本散文與小說《海市》是同時進行的對嗎？想請問郅忻是如何調配力氣完成這兩件事的呢？

➤愛可以不是零和遊戲

張郅忻：
謝謝子凡對「我訊息」的釋義，這說法讓我更坦然且自由許多。每次看子凡旁徵博引，就會想倘若可以真正聽子凡說話一定很精彩有趣吧。子凡提及的〈我也不想這樣〉一文，其實在刊登前，我也曾經歷一番掙扎。反而在真正刊登後，以及最後成書，透過印製的方正文字，一次次重新閱讀那一夜的我，才慢慢真正認識那樣的自己，甚至諒解自己。

對於在文字裡思索親族關係，而忽略實質相處一事，我記得在幾年前，曾有個朋友問我：「寫著寫著，會不會變成只能在文字裡愛人？」我被這句話切切實實的擊中，確實，我發現某些時候，我真的只能在文字裡愛人。又或許是，當時的我還不懂愛是什麼。但有了小孩後，他會不停向你索討一切的愛。擁抱、親吻，甚至直接了當的說：「媽媽愛弟弟！」在這些實質的相處中，我反而比較能理直氣壯地在可以寫作時就專心地寫。有時甚至是想短暫的逃避一下（笑）。只是對於阿婆，還有臨終的父親，確實會有一種虧欠，覺得自己可以陪伴的時間太少。

《海市》寫作的時間比較早，已經完成初稿之後，接到了人間福報副刊的專欄邀請。所以是一邊寫專欄的短篇文字，一邊重新修改《海市》。大約從第二本書開始，我就開始一次處理兩種以上的題材，比如《我的肚腹裡有一片海洋》關於女性成為母親的思索，與《孩子的我》輯一中記錄孩子成長的部分，是在同一個時間創作的，只是思考的面向不同。

這樣的節奏，讓我獲得轉換與喘氣的空間。其實在寫作《海市》的後期，我跟媽媽大吵一架，媽媽個性很硬，偏偏我又遺傳了她，母女冷戰很長一段時間。期間，我寫了〈飄洋過海來看你〉，回憶起曾經那樣一心想要找母親的自己。後來鼓起勇氣傳了一封簡訊給她，彼此才破了冰。

我很喜歡〈快感延遲〉這一篇，子凡透過吃東西、與愛人相見，以刻意放慢的速度，放大延遲快感來襲的那一刻。子凡總是能捕捉到這樣細微的情感流動與變化。我也注意到文章中寫到：「幼時從家裡坐公車到新竹市區，快的話，大約20分鐘即可到達；若坐到的是每站都停的普通號，則要將近30分鐘。」這個距離感跟我從湖口搭上電車到新竹市的時間差不多。因此，我總在子凡的文字中猜想著，子凡的家鄉究竟是哪裡呢？這讓我不禁想起讀竹女時來自各方的同學們。在文學創作的長程裡，我們也算是某種「同學」吧？願我們都能邁開步伐一步一步往前走，衷心期待子凡的下一本創作。

謝子凡：
郅忻提到孩子對愛的索討，因而「在這些實質的相處中，我反而比較能理直氣壯地在可以寫作時就專心地寫。」這段話讓我很有感觸。以往有時覺得愛是有限的，分給這個了，那個則必定要少去。愛可以不是零和遊戲，是可以再生的。可以給人，也可以給文學，可以給任何使你心動的事物。

郅忻「在同一段時間內，處理兩種以上的題材」，在其中能得到轉換與喘息的空間。原來兩種題材與文體的轉換可以帶來這樣的效果呀～我自己有時也會兩種文體交錯著寫，寫著寫著有些忐忑，懷疑是不是該先完成哪一邊。郅忻的分享讓我安心許多。

〈快感延遲〉裡寫的是竹東喔。在我3歲的時候，我們家從新竹市搬到竹東，15歲時又搬到新竹市。大學到了台北，至今在台北的時間也遠超過了新竹。在海外居住時，想念的「家鄉」是台北。但前陣子米其林公布必比登推薦名單，網友做了新竹的迷因圖，不是名單上一片空白，就是列名的全是麥當勞。

 

我～很～生～氣。會為它生氣的，應該就是很有感情的地方吧。

這次與郅忻的線上對談，雖然見不到人，但是也因而有了餘裕可以慢慢思索並回應，很珍惜每一次的往覆。

最後，謝謝郅忻在《憶曲心聲》中一篇篇的昨日重現。在〈旅行的意義〉中，郅忻寫道，幼時與阿公阿婆在假日早晨，「從家裡出發，沒有任何目的地，在鄉間小路上漫步」。這樣的晃盪實在叫人羨慕（熱騰騰的豆花也是），當中的隱喻似乎也呼之欲出：邁開步伐便是了。●

憶曲心聲 作者：張郅忻 出版：九歌出版 定價：30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張郅忻 1982年生於新竹。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現專職寫作。希望透過書寫，尋找生命中往返流動的軌跡。著有散文集《我家是聯合國》、《我的肚腹裡有一片海洋》、《孩子的我》及長篇小說《織》、《海市》。曾於《蘋果日報》撰寫專欄「長大以後」，《人間福報．副刊》專欄「安咕安咕」、「憶曲心聲」。 獲選《文訊》21世紀上升星座散文類、入圍2018年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並多次入選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亦獲國立台灣文學館文學好書推廣推薦好書、九歌年度散文選。曾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長篇小說專案補助、文化部青年創作補助、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長篇歷史小說寫作計畫補助、桐花文學獎、客家歷史小說獎、九歌少兒文學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