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1日。香港近代史上極具關鍵性的一天。香港主權正式轉移，由英國移交至中華人民共和國。那年，也是出身廣東的詩人廖偉棠來到香港的一年。彼年22歲的他有著波西米亞般的情懷，比起定居，更情願四處遊浪、自由、反叛，文化和認同邊界亦模糊。香港的生命力蓬勃，那座我城吸引了一代代同樣生命力蓬勃的青年人前來。

是香港讓廖偉棠成為了一名詩人，但詩人的足跡和語言也不僅是香港，同樣遍佈在世界各地。「攝影的我是很開心的，有時甚至比寫字快樂些。」又過了20年，即將抵達知天命之年，但每談起那些熱愛的事物，廖偉棠的神情仍是極為鮮活：「寫作畢竟還是要有理性，但攝影有時候是可以不要理性的。拍照時握住相機，你的手指也必定是會搭在快門上——」從指尖出發，這是身體感官，同時也是創作者在理性與感性之間兜轉的天秤，各種創作雜揉交融。今年，廖偉棠甫出版了攝影評論集《有托邦〔索隱〕》與詩集《劫後書》，親切而深刻地領路讀者，共同觀看他所指向的一切光景。

➤​致十年，致一切生命

這天，廖偉棠戴著招牌帽子出現。明亮的紅鞋和步伐，肩上斜揹著以大字寫著「香港」的帆布袋。說起話來十足溫和，但眼神犀利清明。我們論及了《有托邦》裡幾首特別的「代序」，不是名家推薦或深度論述，而是幾封如書信記事，署名寫給10年後的兒女、朋友、AI，以及10年後的廖偉棠自己。和兒女述說的是遠方與逃逸的重要性，面對AI時不惶恐也不崇拜，而是以「親愛的、無以名狀的另一種生命」平等對待。

面對10年後的自己，廖偉棠寫：你需要成為橋樑和隧道本身。

時逢6月，台灣的網路社群刮起一陣 #metoo敘事浪潮。他凌厲批評了這些惡行：「當然，我是絕對不要變成壓迫者，或是那些既得利益者。我們都要認清楚，藝術不是一張免死牌，不是打著這面大旗就能夠凌駕所有普世價值。」廖偉棠以中國作家張承志《清潔的精神》舉例，儘管文學會有其頹廢、混濁的美學精神，那是現代主義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可是我們時常忽略了對於清潔的要求。一個寫作人，或是文化人，自我要求應該要更高，而不是反而成為放鬆的藉口。」廖偉棠說。

有所寄託，並成為更廣泛的橋樑隧道——這是廖偉棠的回顧與期許，同時也是在以己身之力去實踐這份「有托之邦」的想像。從漢字概念來理解、討論「有托邦」概念時，廖偉棠也引用了詩人陶淵明〈讀山海經十三首〉寫的一句詩：「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這是一個樸素的理想，但也是個正向敘事，「我們過往都還是圍繞在『烏托邦』來增補或反抗它，包含像是反烏托邦、異托邦，我自己在《異托邦指南》也寫過。但，它是不是也可以有一種更積極，甚至是正向敘事？比方說，能不能是一種『有托邦』呢？」廖偉棠笑道：我都覺得這是我出過最正能量的一本書。

從梭羅（Henry Thoreau）《湖濱散記》到麥克法倫（Robert MacFarlane）《大地之下》；從卡繆（Albert Camus）《鼠疫》到高翊峰《2069》，廖偉棠藉著評論這一系列文本，也拋出了當代社會正面臨的迫切命題：活在如此高度異化的世界，人要如何去建設自己的內心精神？

藉由文字與攝影共同編織，整本《有托邦》的雛形逐漸長出。相對於廖偉棠在詩作總是明確寫上落筆日期，攝影則無任何註記，只是安靜地襯托出內文，並且呼應著文本的核心張力——如〈有托之邦〉的攝影配圖是一張側面肅穆的鎌倉大佛；論及駱以軍《大疫》時取其香港女子元素，搭配穿著制服的香港女學生，看似安靜地站在城市規劃的模型上。

因此，整本《有托邦》作為「索隱」開端，這條路上廖偉棠也精心佈置了許多線索：人該如何想像文明與生態、科幻與自然、當下與未來？詩人把這些思考寫進《有托邦》的同時，也隱隱暗示著這本書能如同工具書那般，藉由文學建設，讓讀者找到屬於自身的烏托邦或有托邦。廖偉棠選擇以道路作為比喻：「我們能做的，就是去這裡開一個出口、那裡也開一個出口，它有很多很多路。誰都不能保證特定某一條路就是光明大道。但它會是指引，或是一條小徑。注定會有人適合或不適合它。」這種開闢的作為，本身也就是無政府主義精神。

這份路線圖，當然也反映了廖偉棠自己的政治立場。「無政府主義其實是我所有創作的一個底子，如果我有任何政治面向，那就是無政府主義。」廖偉棠語氣極為篤定：這事我信奉30年了。

他以梭羅為例：「很多人以為《湖濱散記》就只是講述大自然有多美好，尋求心靈寧靜那些。但我後來重讀，才發現梭羅其實是個無政府主義者。」外頭，正午升上來的陽光變得更明亮——廖偉棠正色：「意思是，梭羅其實不是去當隱士，而是去和權威對著幹。因為當時要去做這些事其實不合法，那會坐牢。」換言之，那不是消極逃逸，更是另一種「入世」抗爭。因為無政府主義並不代表無理、混亂，而是要建立起一種現代國家之外的秩序，是一個大破大立的建設性思維。

作為曾長年遊歷在港、中、台三地的文化人，廖偉棠認為：「我很希望這本書對台灣而言是有所啟發。中國或香港可能還在那個『打破』的過程裡，但我覺得台灣確實已經有打開了一些東西。當然，還有很多廢墟、有一些留白，我們要慢慢去整理和重建。」

➤劫後，起伏的千巖

《有托邦》面市不久，廖偉棠就出版了另一套極為入世、涉世，但同時也展現了詩人野心的詩集《劫後書》。全書在低調、做工細緻的書盒下又分為三冊，第一冊《拓孤之地》寫台灣的傲氣與特立獨行，同時折射了一個廖偉棠視野的台灣史視野。稱為「史」或許不大精準——詩人更在意的，是落在框架之外，邊緣，甚至比邊緣更遙遠的那些閃動。

第二冊《凶年巡禮》環繞了疫情之年的懺情與巡禮，獻給那些帶著光怪陸離的非日常（詩人寫：直到死神也把口罩戴反），也澄澈地呢喃自己對平安的想望。第三冊《母語辭典》寫舌尖，寫語言，寫廖偉棠最關注的香港，也將視線移向那些與香港有著相似精神血脈，亦歷經浴血抗爭的地方。

我們聊起與台灣最相關的一冊。廖偉棠表示，他是個火車迷：「我2002年來台灣鐵路環島，每一站我都會去，那種很老、很小、沒什麼人留意的地方我都會停下來旅行和拍照。」他頓了頓接著說，來台灣以後才知道原來有個詞叫作偏鄉。那些有火車站的地方可能也還不至於那麼「偏鄉」吧，它畢竟有個車站。但就會想說，那更「偏」的會是什麼？廖偉棠點出，儘管台灣人看起來總是給人一種熱情熱鬧的印象，但他反而更感覺，有種很寂寞、孤獨的東西，才是台灣人很內裡的本質。

更「偏」的那些又是什麼？這也不斷折射在廖偉棠眼中的台灣——他寫此刻較少被提及的連橫，揀選其《台灣語典》形容「禪雨」的特有詞彙作為意象；寫白色恐怖受難者柯旗化；寫風車詩社李張瑞、七等生、江文也；寫張捷、高菊花、劉宸君。拓孤，也意味著在一種傲氣裡昇華。

廖偉棠同時亦不避諱寫巨大的威權者蔣介石，不將其漂白、無辜化，而是試著從某些脆弱，乃至於人性面的細節，側寫暴君如何之「孤」。廖偉棠的這一組「拓孤之地」曾於2021年獲得國藝會補助。他自述，那一年除了工作上的評論需求，其他時間幾乎都是大量埋頭讀台灣文學。

整本《劫後書》的編排上，廖偉棠亦同等，甚至更加重視女性的存在。在〈1942年，鳳林鬼語〉中，廖偉棠寫下一個絕對不會在任何正史，甚至野史軼事裡出現的角色——台日混血詩人饒正太郎之妻，日本人伊東昌子。「饒正太郎在學術論述就非常罕見，因為資料太少了。但我後來發現，他妻子竟然也寫作。」廖偉棠說。

伊東昌子生前曾留下一點點零星佳作，但最終被饒家遷怒殺害，客死異鄉。「對，所以我覺得更不甘心的就是他的妻子。」廖偉棠回顧時，聲音仍有一絲憾恨：「我想，也許寫這首詩也是想告慰冤魂，因為可能已經沒有人會提到了。」

這般路徑，也幾乎反映在廖偉棠一切創作上。他長年關注香港，目光總是想關注著更弱勢的那一方：「我會用這種立場思考母語。既然有母語，那也會有『父語』吧。中文會講雄辯，那是不是也可以有『雌辯』呢？這種文學策略不是說只是女性，也可能是男性。」廖偉棠認為，在一個更邊緣的語境裡，雌辯可以是更有效的敘事武器。

詩人回憶起自身的寫作歷程：「我寫《母語辭典》時，前面大多都還是會圍繞著身分、政治、語言面向上，一直到我寫了〈母語日〉這首詩才意識到，所謂『母』是很強烈的，它其實是一種所謂女性聲音——我意識到自己必須更全面地思考母語，以及那些女性視野、陰性力量。」

但是該如何「開口」？意念始終也活在語言的縫隙裡。這組《劫後書》大多是以普通話寫成，無論是香港、台灣、中國的讀者都能夠閱讀，不過在廖偉棠心裡，這些詩作背後的聲音與創作思維，其實都是粵語，因此每一首詩都可以閱讀出來——標準粵語嘅（的）聲調有9個，他以音調豐富的粵語，朗讀了「母語辭典」所收錄的一首既溫暖而哀傷小詩〈念〉：

兒子問我：紀念的念字
是不是上面一個今天的今，下面一個心？
寫好之後
他說：念字好像
一個人痛苦地捂住自己的心，把臉別到一邊去。

如果翻開《劫後書》，幾乎可以說是充滿了各種念念在茲——念台灣，念香港，念母語，念劫難，念著那些站在苦難中仍然睜著眼，沒有真正離開的人。尤其是這種「香港離散文藝」的氛圍，更是在《母語辭典》展露無遺。恰好是〈念〉的隔頁，旁邊有一首光看標題就能辨明同樣與香港密切相關，寫於2020年的詩作〈無名的黃雨衣〉（after Leonard Cohen）。開頭兩句廖偉棠如是寫道：「現在是傍晚七點，炎夏已接近冰點／我無法寫信給你，不敢問你是否記掛香港⋯⋯」

廖偉棠是如此記掛著：「每個人或許有各自的崗位，有人在前線扔燃燒瓶（汽油彈），我作為一個詩人，語言是我的崗位，我要去捍衛粵語裡面的東西，以及這些人文關懷精神。」他堅定地說：詩是我的燃燒瓶。

詩歌就在語言裡燃燒，誕生，劃出了一整個宇宙。●

➤關於「圖書折扣秩序制」，我們在討論什麼？

在進入「圖書折扣秩序制」的討論前，徐書磊首先對圖書市場雪崩式下滑的現象，提出三種面向的思考角度——法律問題、經濟問題與社會問題。針對此現象，是否有相對應的法條及政策，或是走向修法、立法？這是法律上的問題。消費者購買習慣轉移，進而導致經濟市場的自然流動，這是經濟上的問題。若長年下來閱讀風氣持續低落、圖書消費總額持續下滑，進而導致出版產業消失，則可能是社會問題。

圖書定價制在一些國家已施行超過50年，在台灣也已有15年以上的討論，若是立法，是否能夠解決前述提及的法律問題、經濟問題、社會問題？立法也需要明確提出立法目的，比如是保障消費者還是業者？前者是要保障消費者不受價格限制、享有折扣等；後者則是要保障出版社及作家的勞動權益等。這些問題或許沒有唯一解，現階段仍需要舉辦更多公聽會、收集更多意見。

圖書的特殊性也是思考重點。在4月11日「市場通路惡性競爭，文化產業的未來在哪裡？」公聽會中，出版界提出「圖書是一種文化財」的論述，認為書籍需要特別保護。而徐書磊提醒，由政府介入立法，不一定只有保護效果，也可能會有處罰機制。若是如此，這是否與民主國家裡重視的財產自由、市場自由相抵觸？若是把書籍放在「文化例外」，意即出版市場將與其他自由市場的產品不同，它將會面臨怎樣的挑戰與困境？

接下來徐書磊以韓、日、德這三個已推行圖書定價相關制度的國家為例，作為參照。

➤韓國、日本、德國的圖書定價

韓國圖書出版因長期遭遇惡性折扣，促使《出版文化產業振興法》的出現。相較於台灣高達九成企業都是中小企業，韓國是個大集團及財閥把持的國家，兩者的產業結構差異巨大。出版市場亦然，因此下殺折扣非常嚴重。惡性折扣限縮了韓國出版市場的多元性，獨立出版、獨立通路在財閥的夾殺之下面臨消失的危機。

韓國在2002年推行《出版文化產業振興法》，第22條明定「出版品要定價銷售」，保護期間為一年，一年後即可變更定價。由於韓國的立法目的是為了振興閱讀，同時又要兼顧保障消費者權益，因此價格並不是固定的，而是保有折扣上限——定價的10%。針對銷售給社福機構、非政府組織，或是作者本人購書，外銷到海外及二手出版品則不在限制內。主管機關韓國體育觀光部每三年會定期審查一次圖書定價制的正當性，並提出相對應的制度。值得一提的是，此法有納入電子書。

日本的狀況與韓國類似，日本稱為《獨佔禁止法》（1947年制定），此法等同於台灣的《公平交易法》，但日本的《獨佔禁止法》與出版密切相關。日本政府的作法並不是直接修正某個法規，而是在法規裡放入「但書」，比如圖書可不受《公平交易法》的拘束進行聯合定價。幾家上游的大型出版社與中盤商、通路或下游的書店、零售商協議，用「契約」的方式來約定圖書統一定價。下游會以出版商訂定的定價販售，因此是一項「協議」，並不是法規。

相較於韓國仍限縮在圖書出版品及電子書，日本規範的產品包含更廣義的文化產品，除了圖書，也涵蓋報紙、期刊、黑膠、蟲膠。反而CD、DVD、電子書、二手書、外語書不適用統一定價制的範疇。

德國則是直接立了一個《書籍價格拘束法》，相較於日、韓是由業者本身去推動立法，德國則是由出版商、書商公會推動的。此法的立法目的在保障圖書作為文化財的價值與地位，他們認為圖書應要保有一定的利潤與成本結構，才能保障這個產品在市場上的永續。

保護範圍非常廣，包含所有的印刷品，如圖書、樂譜、地圖、圖集、攝影、畫冊、圖書的重製物或替代品（即電子書）等，甚至地球儀也都被認定在文化財的保護規範。不適用此法的範圍則是二手書，以及主要在境外販售的外語書。然而《書籍價格拘束法》裡的定價規定並不是不可撼動的，出版商與零售商可自行決定特定的優惠價格。

➤從台灣《公平交易法》看圖書折扣戰

回到台灣的《公平交易法》，徐書磊首先提醒此法的立法目的——建立企業自由競爭之環境，並訂定一套公平合理競爭規則，以維護交易秩序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因此《公平交易法》要保障的不是競爭者、也不是要保障弱勢產業，它是要保障「公平競爭」這件事。這是一部非常注重經濟利益的法規，然而「公平競爭」的意思是指：競爭者可以自由廝殺，但不能有人拿槍、有人拿牙籤對決。

《公平交易法》第19條的「限制競爭」跟此次圖書折扣戰較為相關，此條指出：「事業不得限制其交易相對人，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之價格。但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意即出版社不能限制通路要賣給消費者、書店下游廠商的價格 ，除非它有「正當理由」。

或許有出版社會問：是否可以提出「文化例外」，或跟德國一樣提出「圖書是文化財」作為「正當理由」，進而限制通路轉售價格的可能？徐書磊解釋，在《公交法施行細則》第25條有列出「正當理由」。

1. 「鼓勵下游事業提升售前服務之效率或品質」：意即限制價格後，是否能夠鼓勵下游事業改善它的售前服務、品質及效率。
2. 「防免搭便車之效果」：針對先前沒有投入的業者，你在限制價格後，是否能預防他們搭便車享有同樣利益。
3. 「提升新事業或品牌參進之效果」：意即限制價格後，是否能鼓勵更多新事業、新品牌投入出版市場。
4. 「促進品牌間之競爭」：意即限制價格後，是否有促進出版社之間的競爭效果。
5. 「其他有關競爭考量之經濟上合理事由」：意即你想要限制價格，是否有其他經濟考量上的合理理由。

但徐書磊提醒，第5款是概括條款，即每一案的申訴都可當成是「個案」認定。

那麼，近期電商平台以3元售書或長時低折扣賣書時，是否也形成阻礙其他通路競爭的事實？是否違反了《公平交易法》？徐書磊解釋，在《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3款提出：「以低價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而在《公交法施行細則》第27條有解釋上述第3款「低價利誘」的意思：「指事業以低於成本或顯不相當之價格，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以及「低價利誘是否有限制競爭之虞，應綜合當事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或服務特性及實施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加以判斷。」

簡單來說，電商平台確實以低於成本或明顯不相當的價格來販售，但要構成違法的要素在於，下殺販售的意圖與目的是什麼？是為了阻礙競爭者、為了限制競爭者加入市場？還是只是清庫存？就算對方真的是為了阻礙競爭者，但法規設下的構成要素眾多，如前述所提的意圖、市場地位、市場結構、對市場競爭的影響等等，實務操作起來相當困難，也難以判定是否違法。

➤《公平交易法》的「聯合行為」

出版界提出「圖書折扣秩序制」後，有人質疑為何不能由幾家出版社去跟通路協商談判，無需修法或立法。由於《公平交易法》第15條明確指出「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聯合與通路談判實屬違法，因此出版社無法集體串連與通路談折扣限制。不過該條文又指出「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經申請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以圖書市場近期通路折扣戰的情境，是否有申請許可的可能？

徐書磊解釋「不在此限」的8款情形：

1. 為降低成本、改良品質或增進效率，而統一商品或服務之規格或型式。
2. 為提高技術、改良品質、降低成本或增進效率，而共同研究開發商品、服務或市場。
3. 為促進事業合理經營，而分別作專業發展。
4. 為確保或促進輸出，而專就國外市場之競爭予以約定。
5. 為加強貿易效能，而就國外商品或服務之輸入採取共同行為。
6. 因經濟不景氣，致同一行業之事業難以繼續維持或生產過剩，為有計畫適應需求而限制產 銷數量、設備或價格之共同行為。
7. 為增進中小企業之經營效率，或加強其競爭能力所為之共同行為。
8. 其他為促進產業發展、技術創新或經營效率所必要之共同行為。

而最常被批評的是第7項：「為了增進中小企業的經營效率，或加強其競爭能力所為之共同行為。」原因是中小企業的規模難以認定，譬如大集團旗下的小型出版社，該被認定為集團企業，或是中小企業？

而更為難的是《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14條明定「聯合行為」需提出評估報告書，報告書並應載明下列事項： 

1. 參與事業實施聯合行為前後成本結構及變動分析預估。
2. 聯合行為對未參與事業之影響。
3. 聯合行為對該市場結構、供需及價格之影響。
4. 聯合行為對上、下游事業及其市場之影響。
5. 聯合行為對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之具體效益與不利影響。

徐書磊認為實務操作上是困難的，譬如要如何證明出版社加入聯合行為後，成本結構確實有變動，又要如何證明其他沒參與的出版社是否有受到影響，以及對整個出版產業市場（包含上下游）的結構是否有受到影響。以上皆是從自由市場的考量下所訂定的法規。

若將「文化例外」納入考量，像德國一樣將圖書認定為文化財，進行文資保存，一樣會面臨前述第五款的實務困難，比如要如何證明價格被保護後，對公共利益有具體影響？因為首先，一些在意折扣的消費者會認為自己的利益被限制了。

總的來說，若要推行《圖書折扣秩序制》，徐書磊認為應回頭重新思考開場時的提問：圖書市場雪崩式下滑的現象，究竟是法律問題、經濟問題，還是社會問題？這得需要更多更細緻的討論及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