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陣金鼎獎特別貢獻獎受獎人致詞時針對電子書與紙本書價格的幾句話，引起出版界一陣風波，喧鬧了幾天。到底是誤言還是媒體誤報，不去管它，總之價格是個敏感話題，發言的立場也是動見觀瞻，特別容易引人遐想。我聽聞此事，卻想起了《淘氣的麗莎》（Naughty Lisa）這本書。隨口跟一個朋友說起，結果他不但讀過這本以英國寄宿學校生活為背景的書，對書中許多細節都還能琅琅上口。

其實我連書名都記錯了，但是稍加描述故事與人物，我們很自然就對焦在同一本書上，愉快交換對它的記憶，包括打長柄曲棍球、吃巧克力蛋糕……我尤其記得擔任學生幹部的高年級生一陣忙碌之後，在小房間裡火爐前，喝著熱巧克力、吃餅乾，外頭是寒風瑟瑟，屋內卻有著微微暖意。這種對比反差，還有這安靜的片刻，對我有種莫名的吸引力，加上一杯巧克力和餅乾，就更迷人了。

有了正確的書名再去找，我很快就看到當年水牛出版的《淘氣的麗莎》。封面以紅白兩色為底，嵌了一幅圓形的插畫，書名底下寫著，「布萊頓 著；李祥亭 譯」。很奇怪，以我對這本書熟悉的程度，竟然不記得封面是這個模樣，但我對插畫的內容卻是印象深刻，那是在書中一個頗具戲劇性的片刻。

麗莎是伊麗莎白的暱稱，家裡把她送去唸寄宿學校。她本來就個性驕縱，突然進入一個陌生的環境，生活的各個層面都有很大的改變，有諸多不適應。偏偏她一廂情願，以為自己在學校放肆撒野，學校就會送她回家，於是就惹了更多的麻煩，激起班上同學排斥，在她背後貼了張紙，寫著「我狂吠，我咬人，我恨每一個人！」

水牛版的封面畫的就是這件事：有幾個穿著制服的男女學生圍著一個女生，旁邊的人與她略有距離，有的在一旁訕笑，有的一副幸災樂禍的模樣。這個女孩側著身，所以可以看到她的背上貼了一張紙。

用現在的話來說，這就是霸凌了，但是看故事的人順著脈絡下來，恐怕會站在班上同學這邊，覺得這招真是大快人心。現在對治霸凌，常把「同理」掛在嘴上。但其實「同理」不應只對被霸凌者，設身處地想想他／她感受的同時，也要想想霸凌者的處境。這不是在替霸凌者開脫，而是可憐之人常有可惡之處。不去「同理」霸凌者，是為德不卒，問題只解決了一半，以後還會發生。這種事情用說教的、用簡單的黑白善惡二分法，都沒有用，甚至會更糟。最好的辦法就是去看《淘氣的麗莎》或是其他很多書，因為基本上，閱讀就是進入別人的世界，就有可能是個同理的過程。

書中的麗莎渾身是刺，很不好相處，說她是「淘氣」其實是客氣了，同學在她背後貼紙條算是剛好。當年故事書的人物，名字與「淘氣」相連的，記得有三人：淘氣的尼古拉（Le petit Nicolas）、淘氣的阿丹（Dennis the Menace）和淘氣的麗莎。在我看來，尼古拉懷有天真的可愛，阿丹有一種純粹的惡意，內心沒有善惡掙扎，不像麗莎有內在的衝突，心理最不平衡。

但是作者沒有要反體制，她筆下的麗莎也沒有從頭鬧到尾，最後以悲劇收場。相反地，主角逐漸適應新環境，放下心中的防衛，融入團體。麗莎可以說是作者的工具，她要證明的是體制的優越性，麗莎越是淘氣，越能顯示體制的威力，不是透過強制的威嚇，更是將規範內化到人心中，讓人打心底自動遵從。

如果跟麗莎對立的只有老師，那還比較好辦，這就只是身分與階級的壓迫問題。但管理麗莎和其他學生的是學長學姐，他們是從跟她一樣的學生之中被選出來，擔任學生幹部，管理其他的學生。如果管理麗莎的是跟她同樣身分的人，那麼她有什麼理由一定要站在對立面呢？這種由學生管理學生的自治方式，當時讓我覺得很新鮮。畢竟，在我們的教育體系中，學生被認為是不可信任、有劣根性，必須施以密切的關注、嚴厲的管教，才能維持秩序。

這樣的情節留在腦海中，慢慢也讓我想到一些別的事情。這些學生幹部可以有自己的空間，不受就寢時間的約束，還可以坐在火爐前，喝杯熱巧克力。別的學生要遵守的規則，他們為什麼可以不守？這不是特權嗎？如果這是特權，為什麼我在看故事的時候卻覺得順理成章，並無不妥呢？而且，細想這些特權的源頭，並不是來自老師的開恩施捨，而是得到其他學生的同意與授予。

很多書的情節會留在腦中，跟後來的其他經驗混合、被扭曲、被覆蓋，或是衍生出新的意義。後來，我誤打誤撞讀了公共行政系。大一上呂春沂老師教「政治學」，開學沒多久就講了「寡頭鐵律」。一個國家不管採取的是民主還是集權，決策的權力都是集中在少數人手中，這是顛撲不破的，所以稱為「鐵律」。如果由此來推，這少數人也一定享有若干特殊待遇，能夠打破若干規範，這是權力之所以為權力的原因。

換個說法，這少數人享有若干「特權」。一般的看法，「特權」當然不是好字眼，看到「特權」兩字，格外刺眼，憤慨之心很容易就油然而生。這是個誤解，也有點可惜，因為「特權」不只有一種。

在很多語境中，「特權」是從英文的privilege翻譯過來的。翻譯即乖違，privilege這個字的翻譯，疏漏尤其嚴重。因為我們從這個字的許多用法，可以發現，一個人有privilege，是一種特別的恩典榮寵，是這個人具備了某些條件機緣，才享受了這個privilege。承受了privilege的人也深知得來不易，心中懷著崇敬感恩，戒慎行使。所以privilege是伴隨著尊敬與責任的，沒有了這兩者，privilege就只是以權力為後盾的特殊待遇，容易助長輕慢之心。

《淘氣的麗莎》裡頭的學生幹部，他們在享受特殊待遇的同時，也肩負著責任與自制。學校教育不斷磨練砥礪他們在這方面的能力，而這也是英格蘭以相對薄弱的科技資源（從今天的角度），卻能管理一個全球帝國的關鍵。

但我有點驚訝，《淘氣的麗莎》這本書出版於1940年。彼時大英帝國的榮光經過一次大戰的消磨已大為褪色，雖然盡力迴避，仍然不能阻止二次大戰的爆發。那一年，與英國隔海相望的法國、丹麥、挪威逐一落入納粹德國之手，張伯倫黯然辭職，邱吉爾接任首相。書中的麗莎處於個人生命的巨變與內心風暴，但是跟外在的動盪相比，麗莎的遭遇似乎微不足道，雖然，對於身處武力威脅的英國人來說，這所虛構的學校或許成了避世的桃花源。

英國作為帝國或許衰微了，但是它所賴以運行的原則仍然存在，而且還能改變了社群的運行。我生在1965年的夏天，就在同時，有6個東加王國的少年，因為覺得英國人辦的天主教學校太嚴格，太無聊，在幾乎毫無準備、也欠缺航海經驗的情形下，偷了一艘船，駛出港外，幻想著他們可以抵達斐濟。但是，這艘船不久就遇到風暴，嚴重損毀，失去動力，漂流數日之後抵達一座無人島。

這幾個年紀在13到16歲的少年在島上組織起一個小社會，畫分並派定開墾、覓食、煮飯、守衛的工作。他們不知道何時會有船隻經過，只能埋鍋造飯，長期抗戰；他們闢建了菜園、球場，用椰子殼和船上的鋼弦做了吉他，每天晨昏都唱歌祈禱，也建立仲裁爭執的方式。如此生活過了一年多，才終於獲救。

讓家鄉父老驚訝的是，這6名少年不僅自海上生還，而且體格狀況非常好。說來不無諷刺，讓他們度過艱難時光的，正是他們設法逃離的天主教學校的嚴格教育以及背後西方文明的社會建構。用唱歌與禱告來建立生活規律、堅定信念、凝聚共識，基督教已經運作了千餘年；以民主與授權來決定社群的運作方向，也正是歐洲文明在過去數百年來憚精摸索的。英國人把勢力延伸到太平洋，商業、軍事、宗教、教育也多管齊入，這6個東加少年在無形中受到薰陶，在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發揮了作用。

同時，在60年代，台灣的台語片一番蓬勃景象。因為有利可圖而競爭激烈，因為競爭激烈而怪象層出。拍戲得先有劇本，而劇本是智慧財產，這是大家現在都知道的常識。但是當時為了搶拍戲賺錢，有電影公司會設法弄到別家公司寫好的劇本，冒牌貨只要趕在正牌之前開拍殺青，先上市就先賺先贏。

按道理說，這種狀況也不難解決，電影公司就那麼幾家，大家商量，不要走這種旁門左道好不好。但結果並不是如此，各家電影公司不謀可長可久的解決方式，而是紛紛保密防諜，劇本絕不外流，就連擔綱主演的男女主角也沒看過劇本，導演先口述一下故事大要，演員當天到片場拍戲才看到劇本。

共同商量出個辦法，很難，不如自己關起門來，比較簡單。但是這種臨陣磨槍的拍法，要拍出什麼好片大概也不容易。只是當時市場需求旺盛，隨便拍都能賣，不必要求品質。但反過來說，沒有趁市場大好而自我提升，恐怕也埋下台語片日後的敗象了。那幾位電影公司的老闆，如果把他們送到荒島上過一年，大概會發生像《蒼蠅王》那種慘劇，紀律渙散，最後為了搶奪資源而自相殘殺，不可能全數生還。

6個未成年的東加少年能建構出一個具有某種可延續性的社會結構，而一群成年的台灣電影公司老闆沒辦法解決很基本的爭議，讓一個長期來說不利於己的因素持續存在。半個世紀過去，當年的電影公司老闆、演員、甚至連影片的拷貝都已不在，東加少年已是七旬老翁，但是，今天的我們有比他們更高明嗎？

延伸閱讀：

• 《人類》（Humankind: A Hopeful History），羅格．布雷格曼（Rutger Bregman）著
• 《毋甘願的電影史》，蘇致亨著，春山出版
• 《蒼蠅王》（Lord of Flies），威廉．高汀（William Golding）著●

吳家恆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畢業，英國愛丁堡大學音樂碩士，遊走媒體、出版、表演藝術多年，任職天下雜誌、時報出版、音樂時代、遠流、雲門舞集、臺中國家歌劇院。除了在大學授課，在臺中古典音樂台擔任主持人之外，也從事翻譯，譯有《心動之處》、《舒伯特的冬之旅》、《馬基維利》、《光影交舞石頭記》等書。

身為戲劇治療師，時常會被問：「所以你要演戲給他們看嗎？」、「那我自己在家裡看劇就好了啊！」這類的問題。

戲劇治療是有意圖並系統化地利用戲劇的創作歷程，促進心理健康、個人成長與轉變。在這過程中，治療師陪伴個案進行各種戲劇創作：故事、角色、玩偶、即興劇、面具、隱喻與象徵等等，來協助個案表達、經驗與探索各種議題。也就是說，我們是陪伴個案創作，而不是演戲給他們看。

雖然戲劇治療與小丑醫生是不同的專業，進行的方式也很不一樣，但在閱讀《小丑醫生：最後一次說再見》這本書的時候，對於小丑醫生與病童間的互動卻有特別深刻的感受。

小丑醫生是直接面對並陪伴生命中的病痛，甚至死亡。

當兒童身處病痛，感到害怕與無助時，會產生面對未知的恐懼，被困在醫院裡的孤單，以及即將離別的悲傷。透過各種表演，讓病童能暫時忘卻痛苦，感到歡樂，同時也讓他們更有創意和能量來面對困境。

但小丑醫生絕非只是表演一些有趣的把戲來逗小朋友開心這麼簡單，像書中描述的，小丑醫生們需要經過專業的課程與訓練，在直接與病童互動時，需敏銳地觀察並給予不同的表演和回饋。此外，小丑醫生並非心理治療師或醫師，仍必須和其他醫療專業之間相互合作。

這不是一時興起的志工服務，他們必須長期、持續、每週穩定地到醫院為病童與家屬演出，才能與兒童之間建立起信賴與肯定安全感。小丑醫生們的訓練裡，除了需要學習兒童發展、疾病的常見症狀等課程之外，還包含了心理諮商相關，例如情緒抽離、病童病逝後的心情調適等等，因為助人專業者，更需要學習自我的心理照護。

本書女主角自己經歷了失去妹妹的傷痛，透過成為小丑醫生的學習過程，面對自己在當時無法表達出來的失落，從悲痛中走出，幫助他人的同時也療癒了自己與家人。雖然現實不會像故事般美好，但看得出本書作者很用心的做足調查，描述主角從悲傷中成長的過程，讓讀者可以淺顯易懂的方式了解小丑醫生。

「戴上紅鼻子，製造歡笑。摘下紅鼻子，學習面對悲傷。」本書的後記文中有這句話，歡笑是痛苦的良藥，但更重要的是，如何面對真正的悲傷。看完這本書除了觸動人心的生命故事，也讓人對於願意在散播歡笑的同時，承接悲傷與痛苦情緒的小丑醫生們肅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