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2019）年我受邀到馬來亞大學演講，搭飛機往吉隆坡——坦白說我忐忑不安，因為我上次搭飛機是小學四年級的事，都過二十幾年了。更換護照時，我甚至認不得舊護照裡的少年；他大概也沒想過將來沒成為漫畫家，而是這樣的大叔吧？

這麼久沒出國，其中一個原因是無法忍受飛機，因為我有嚴重的懼高症，連大銀幕的高空景色都能讓我腳軟。記得本來是沒有懼高症的，但有次我在夢裡攀上一座七層樓的塔，那座八角型的塔每個面都是牆，沒有窗戶，只有旋轉的水泥樓梯不斷攀升；到了四樓時，我忍不住探頭看向塔頂，突然覺得塔頂高得很可怕，會將我往上吸去，甚至朝天頂墜落，從此就有了懼高症。

懼高症引起的恐慌，讓搭飛機變成了無生趣的折磨。別說不能輕輕鬆鬆在窗邊俯瞰雲底景色，就連起飛時，我腦中也不斷播放「嗚哇要掉下去啦」的恐怖戲碼（小說家的想像力彈藥連發），全程繃緊身體，比看牙醫痛苦。於是在亞航的狹小座椅上，我為了轉移注意力，把那次行程的參考書籍從背包裡摸出來。

是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的科幻小說，《黑暗的左手》。

不可思議的是，即使急速拔高的氣壓變化讓我耳朵發疼，勒瑰恩筆下的冬星政治鬥爭、真力．艾的冒險旅程，還是將我腦中「三萬五千英呎好可怕」的恐怖想像給驅逐到星球邊境；等幾個轉折過去，飛行已經平穩，我就這樣度過了最恐慌的時期。

有人認為閱讀奇幻小說是一種逃避行為，我卻認為閱讀小說本身就是逃避。

不是這樣嗎？小說提供讀者特殊的位置，讓讀者遁入另一個空間，親切地體會角色心境，這份投入甚至超越時間——閱讀的時間體感不同於日常，彷彿故事有著全新的物理法則；這不限於奇幻小說。無論小說世界有多現代、多寫實，那都是虛構的，且擁有同樣的構造：小說預留了讀者的位置，在那裡，我們獲准暫時離開現實。

「逃避」是件壞事嗎？

很多人將逃避當成一種負面心態，但人本主義地理學家段義孚在《逃避主義》裡主張，人類因逃避創造出文化與文明；沒有逃避，我們要怎麼累積長達數千年的精神遺物？即使不標榜這般崇高的口號，至少我也該有權利藉小說逃離三萬五千英呎帶來的恐慌症狀——無論是誰，就算是前世犯下重大惡行的罪人，都不該受到強迫自己適應懼高症的懲罰。可以的話，我連看牙醫都想逃進小說世界，而不是把全副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個可怕的鑽子上！（前提是牙醫允許，但牙醫多半有虐待狂傾向，不會允許這種文明的逃避）

如果追求幸福是人的義務，那逃避——或容我換個更溫和的說法，讓自己鬆一口氣的餘裕——或許也是我們應適當學習的人生態度。

對於逃避，其實還有一個常見的誤解；人們往往以為避難所是虛無的。空無一物，連光都匱乏，彷彿那是宇宙最深邃的黑暗，時間是虛擲，更找不到意義，因此逃避必然毫無價值。

但小說顯然不是。譬如說，小說有角色與情節，還有希望與勇氣。

我曾與一位朋友分享對奇幻小說的看法。那時我剛接觸尼爾．蓋曼（Neil Gaiman），著迷於〈騎士精神〉、〈巨魔橋〉那般迷幻宛如煙草般的情調，朋友卻不屑一顧；她喜歡的是史詩般的英雄故事，如《魔戒》、《龍槍編年史》。她說：「當我看這些故事時，那些英雄無論怎樣絕望，都能勇往直前跨越過去，這帶給我勇氣，讓我覺得我也能做到。這種故事帶給我們希望。」

——大概是這個意思。年代久遠，只記得大意了。最後我們的結論是：閱讀英雄史詩就像讀《孟子》，能振奮起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豪氣。（我知道很多朋友不認同，但請理解：我們是讀中文系的，而中文系學生的腦迴路與常人不同）

撇開關於中文系的爭議，我想說的是，小說作為避難所絕非空無一物；事實上，你很難找到像小說這麼划算的東西。在那不超過B4大小，也不超過5公分厚的紙張堆疊結構裡，居然有思想、箴言、角色的覺悟、澎湃的情感與戰爭，有地底的冒險，還有被遺忘的歌……這樣龐大的東西，竟能收進隨身包裡帶著走。

只要翻開書，讀者永遠能找到喘一口氣的位置。闔上書後，讀者還能把內容帶到現實中，比到提款機領錢還方便；我們能恣意取用書中的知識、智慧、勇氣……甚至通曉人情世故的寬慰。

小說確實是避難所，但這聖堂沒有絲毫值得羞赧之處。

或許有人覺得手機也做得到，功能還更廣。確實，手機比書本更迷你，還能聽音樂、看電影、玩遊戲，也能連上網路看新聞與電子書；既然「閱讀」被並列在眾多功能中，自然就扁平了。但就算當成一種娛樂，閱讀也有無可取代的特性。這麼說吧，在典型的線性敘事之中，就只有小說能實現第一人稱代入感（雖然電子遊戲也能實現第一人稱，但我已過了將敘事視為遊戲核心體驗的年紀）。之所以能實現第一人稱代入感，正是因為小說能為讀者提供一個逃避的空間——也就是心之餘裕。

說起心之餘裕，對人來說可是既奢侈又重要的事物。過去我曾帶著書泡溫泉，在休息的間隔看書——嗯，我知道，對愛書人來說，把書拿進這樣氤氳靉靆的環境可是大罪，但這不是重點，重點是，那本書是張亦絢的《晚間娛樂》，非常好看！雖不是小說，卻是本討論推理小說的書，讀來精巧刺激，讓我回顧了閱讀眾多推理小說時的快樂。

當時我翻著這本書，忍不住想，人生還有比這更幸福的嗎？泡溫泉是我特別撥出來、排除所有瑣事、只讓自己放鬆的時間。在這段時間裡，還能有另一段時光讓我優遊其中，彷彿新生的靈魂第一次領略世界的璀璨——閱讀裡的一切都令人感到憐惜，那種感覺，或許能稱為「自愛」。

在適當的時間，以適當的方式閱讀小說，是種照顧自己心靈的方式。逃進另一個世界沒什麼不好的。甚至可以這麼說：看小說，可以讓我們變得更好。●

瀟湘神
小說家，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成員，長期耕耘民俗學與妖怪文化議題。2012年以從塗鴉文化發想的「大臺北繪卷」獲角川輕小說獎短篇組銅賞、14年獲金車奇幻小說獎。著有日治時代為背景的妖怪小說《臺北城裡妖魔跋扈》、《帝國大學赤雨騷亂》、《金魅殺人魔術》，和多位作家合著時代小說《華麗島軼聞：鍵》、《說妖》、《筷：怪談競演奇物語》，及臺灣妖怪考察書籍《唯妖論》、《臺灣妖怪學就醬》。

主持人：吳先生在世的時候，每次聽他說話，都會提及誠品書店的核心價值，也就是書籍本身。談核心價值，不免就涉及書店公共文化的角色。除了賣場的書籍陳列以及舉辦各種活動，敦南誠品還創辦了《誠品好讀》。我在編輯任內，接觸過許多中國來訪的學者和出版人，每個人都跟我提《誠品好讀》，講的時候都是眼睛發散著光芒，一副恨不得回國後立刻複製一本的樣子。所以，當我們談論敦南誠品書店，一定不能不談《誠品好讀》。請美立談談，當初為什麼想創辦《誠品好讀》？它的定位、變遷？

接著，再請當年《誠品好讀》主編蔣慧仙，談談妳策畫《誠品好讀》的思維？如何敏銳地抓住閱讀社會的變化？如何跟作者溝通？如何正面幫助誠品書店？

▇第一代《誠品閱讀》展露活潑的創意

廖美立：這跟誠品書店擴大到二樓有關，是同時的事情。

羅玫玲：最先是《誠品閱讀》，後來因為虧錢嘛，停掉了一陣子，才變成《誠品好讀》。

問：《誠品閱讀》辦了多久？

廖美立：《誠品閱讀》創刊是1991，那時候書店擴大到二樓，當時想做的事情很多。因為我很喜歡龐畢度，他們有個期刊叫做《October》，是一份藝術評論雜誌，我很喜歡它的形式，就想說也來弄一份書評刊物。我又希望它跟國內以往的書評雜誌不同。

問：在那之前有《書評書目》、《新書月刊》。

廖美立：對對，以前比較是在出版傳統下的編輯方式，我們就想辦一本跟書本相關的月刊，當時，我們是有定價、還有訂戶的。創刊前兩三年，主編是蕭蔓，我都忘了為什麼會找蕭蔓……

羅玫玲：她當時在天下雜誌，做特約撰稿之類的，有住過巴黎的背景。

廖美立：蕭蔓的文字很簡潔，也很有創意。

羅玫玲：「在書與非書之間」這個文案就是出自她之手。

廖美立：《誠品閱讀》剛出來第一期，做的專題是談孤獨，還做王文興的專輯，對當時的台灣來講，真的很有創意。裡面還夾一份大海報，海報還做過台北的書店地圖，這些都是創舉。尤其頭一年，忘了是第三期還是第四期，一亮出來，是銀色的。當時印量大概快一萬本，訂戶大概有三、四千份，已經差不多打平了。那個年代像《雄獅美術》，大概是印六、七千份左右，訂戶也是三千多。所以《誠品好讀》一出來，這個量是很不錯的。因為擴大二樓書區，那時候客群、影響力，所有都跟上來了。

蕭蔓之後，繼任的主編是鄭至慧，此外還有編輯朱恩伶、王瑞香，他們都是很好的人。這時期的《誠品閱讀》內容很不錯，很紮實、完全是自創的。蕭蔓時期很好閱讀，內容很創新；鄭至慧比較重文字，因為他們那一群人很真誠、底子很好，但對於所謂形式的東西，就比較不在意。

後來改為雙月刊、兩本，這個策略變成那兩年虧損較多，最後不得不結束。它們結束的時間點，剛好就是我們急速展店的時候，很多小店的投資沒辦法一下子回收。我覺得很可惜，因為他們那一組人我真的很喜歡。

本來想，我們不會再做雜誌了，因為它虧錢嘛。停了不知道幾年，乾瑜他們那一組就提議要做一個報紙形式的《誠品好讀》，我想說花不了多少錢，所以就搞搞搞，最後又變成一本雜誌出來。

▇第二代《誠品好讀》是社會的共同創作

問：《誠品好讀》就是慧仙主編了？

蔣慧仙：《誠品好讀》之前是報紙形式的會員報，大概是兩張還是四張摺疊式的。那時候乾瑜認為，書店還是應該有一個跟會員溝通的機制，主要是新書的訊息。我忘了會員報維持了多久，大概一年多吧。後來乾瑜找我進來編刊物形式的《誠品好讀》，那是2000年的事。

1989到1999年，確實如剛剛大家所說，是個生機勃發然後順風順水就可以起飛的年代，所以我進誠品後，已經有非常好的基礎。另外，2000年時，台灣的文化自信也非常高，跟國際的接觸也越來越多，不管人文、當代思潮，或者開始引入的生活風格，台灣出版業都越做越精細，《好讀》是在這個非常好的時機點和基礎下開始的。

我原本在《破報》工作，跟乾瑜主持的企畫組合辦了很多活動。記得我們在敦南誠品旁邊的圓環，整個封街做扮裝、做夏日音樂會。當時就是辦一個活動然後就萬頭鑽動，大家對任何議題都開放地接受，包括那時候我們開始做同志的議題、扮裝的議題。1997時，我們邀了香港音樂界的人來這邊演出，再把九七的議題帶出來。因為這個機緣，2000年時，乾瑜就找我來主編《誠品好讀》。

在誠品，整個就是非常好的氛圍，像亞南說的，她可以在採購裡埋伏了很多新思潮，左派、左翼的、馬克思的、後現代的。誠品像一片很好的土壤，讓所有新潮的、前衛的、比較邊緣的思潮，都可以在那裡發生。當時《好讀》有兩句話很經典，就是「在書與非書之間」跟「無所不讀，無處不讀」，我們就是用這樣的態度在做，做的比較不只是狹義的出版這件事，而是把所有的書、雜誌、音樂等等內容，當作一種知識的儲備。我們想提供給讀者的，無論是對社會脈動的觀察、從一本書延伸出去的議題，或是對一個文化現象，我們都用各種不同的書籍或其他一些東西，來做為解讀的知識配備，希望我們的角色像文化的探針，可以回應社會議題，甚至可以主動地策畫或設定議題。

記得當時，我們策畫什麼題目，打給任何學者作家請益或邀稿，從來沒有被拒絕過，真的是這樣。學者作家還會半夜跑來地下室看我們，像南方朔，他來的時候，我們常硬把他留下來問東問西。楊照也對我們很好。

羅玫玲：南方朔幾乎是大家的朋友。

蔣慧仙：那時候真的得到好多的資源跟挹注，比方說需要誰幫忙拍張現場照片，譬如阮慶岳，就幫我們拍過有點露的照片之類的。印象裡，當時美立、乾瑜和吳先生都沒有給我們壓力。

廖美立：有啦，一直跟妳講廣告收入啊。

問：哇，有衝突過嗎？

蔣慧仙：有念我啦。

問：是指廣告收入的問題嗎？

蔣慧仙：嗯。

廖美立：還有每次都延刊。我每次都跟她講，妳一定要改變，一定要準時一號出刊，因為一延刊，後續的廣告什麼的就會受影響。剛開始真的很難有廣告。後來來了一個很特別的女生，真的很奇怪，比方說李安來了，她就跑上前去跟人家打招呼，但她讓《好讀》的廣告撐到20萬、30萬，做廣告就是臉皮要很厚啦。

蔣慧仙：總之，內容方面真的是自由度很大。印象裡只有一次，吳先生說字體太小。美立當然會在意營運面，還有就是美學上，美立也會盯我們，會說做這個怎麼賣、這一定不會賣、做得像鬼一樣，等等。（眾人笑）

廖美立：我忘記了，是哪一期？

蔣慧仙：有啊，有一期我們做網路的專題，裡面大家都臉黑黑，壓黑底，妳就說鬼月到了，又做得黑黑的，這樣不會賣啦。美立對美學有一種很強的直覺。記得好像是05還是06年，我們開始推7-11上架以後，當然就是報表，跟著一定都要被檢驗。

總而言之，《誠品好讀》也可以說是社會的共同創作，所有的作者都無條件支持我們。比如做911事件、恐怖主義、美伊戰爭等議題時，有一次我們打電話給陳傳興老師，老師想了兩天，就來我們辦公室，坐下來就開講恐怖主義，我們就拼命記拼命記。他就像字典一樣，幫我們爬梳這些事件，讓我們在非常快的時間內，用封面故事的方式去做這些議題，也把老師認為有價值的相關出版品整理出來。南方朔也經常是這樣的角色，我們常打電話去問這問那，他就立刻幫我們開書單。

另外，像國際出版資訊，當時我們的規畫還包括一些小語種，像西班牙文的張淑英老師，也幫助我們許多。

誠品書店是展示台灣的一個很好的平台，許多知名學者作家會到誠品作客，所以《好讀》希望照顧好出版或閱讀這個範圍，不斷地用各種不同的方法去切入、去介紹書。那時我們做書評，很幸運有誠品本身的支援，選書時，很多都來自採購的同事，他們真的很愛書很懂書。通常都是我跟他們討論之後，再去操作書評或各種選書。

2000年以後，生活美學、生活風格類的書籍已經有很好的累積，書籍設計也起來了，包括那時候的雜誌區，都好精采，也都是我們的報導題材。我們甚至做音樂、文具、或是像CD cover的設計啊，黑膠唱片啊。像日文館，如果他們有進像Sou・Sou這樣的老品牌，背後可能有一些故事，我們就做一個特輯。《誠品好讀》辦了8年，從2000年到2008年，這短短的時間，算是記錄了台灣的社會脈動跟閱讀風景。

羅玫玲：它不是一般傳統的書訊、雜誌，它就是很活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