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神學與哲學，再踏入人類學領域的朱歐．畢尤（João Biehl），長期進行全球健康議題的書寫。他的研究一向關注在最黑暗的人性角落裡，人們奮鬥掙扎求生存活的過程與意義。畢尤上一本在台灣翻譯出版的民族誌是討論巴西愛滋醫療政策的《求生意志》，而這本《卡塔莉娜：關於生命療養院，以及人們如何被遺棄的故事》，則是從一位被收容在巴西的「生命療養院」（即本書的原英文書名：VITA）的院民卡塔莉娜的生命故事為基底，進一步探究整個巴西社會面對政治變遷而貧窮的人們被拋入作者所謂「社會性死亡」的故事。

這本書幾乎囊括了近年來在應用人類學、心理與醫療人類學的大獎，足見它在學術上的貢獻。本文試著從它在研究路徑、書寫方式與倫理幾個方面，來談中文版出版的意義。

畢尤想要透過本書來談兩個問題：為什麼像卡塔莉娜這樣的一個人，會被丟棄到生命療養院這樣的地方來？被丟棄的人，值得被愛而有尊嚴嗎？

出身貧窮勞工家庭的卡塔莉娜，生來具有小腦萎縮的基因遺傳疾病，因為逐漸退化的語言功能，以及面對苦難而來的不安情緒，她被不斷地送往精神病院，最後流落到安置那些無可治癒的各樣疾病與流浪者的生命療養院。她努力地寫下自己的遭遇，那些可能被精神醫療專家判定屬於精神症狀的文字沙拉（word salad）與新語（neologism），卻成為作者所重視亦值得細讀分析的「字典」。作者說：「只有透過反覆、長時間聆聽其中所有人的說法，並將所有欺瞞話語跟最後坦露的思想並置，才有可能理解放逐了卡塔莉娜的潛藏故事」。

這本民族誌的書寫主軸分成兩個部分，一個是生命療養院的紀實與卡塔莉娜的生命史；另一個相對應的軸線，是作者引申人類學家紀爾茲（Geertz）提出所謂的「常識」（common sense），紀爾茲提出的常識即一個社會，乃至於家庭與機構的常規運作所賴以維繫的知識體系與實踐方式，所進行的批判。

所謂的「常識」，作者引伸為，一個社會裡看待一個人「正常與否」的判斷準則。如果就醫療專業工作者來說，也可能是所謂的診斷標準（當然，醫療知識也可能漸漸被社會所認納成為一種新的認同，而成為文化與價值體系的一部分）。可是，在這樣理性的運作過程中，總有些無法被安置在知識框架所定義的分類當中的人，硬是被框限在這些「被精神醫學化」的常識判斷裡，卻因此無法得到應得的對待。卡塔莉娜的遭遇便是如此。

本書的目的並不是去責難特定的對象，而是企圖進行有歷史縱深與結構視野的分析。因此，作者將本書的軸線放在卡塔莉娜個人身上，他在生命療養院長年蹲點，持續回訪，同時將研究向上也向下延伸，訪談對象遍及政府官僚部門、醫療機構、社運組織，以及無法言說的院民、流浪者、被拋棄者。

書中，作者用了相當的篇幅描述生命療養院的前身與現況，他說：「以理想常態出現在人們眼前的金錢及醫療科學現實中，其實都存在許多又深又廣的裂縫。」卡塔莉娜便是從家庭的失能、科學的理性、政治等公共系統的操作的縫隙之中掉落。而畢尤的書寫，或許也可以稱為填補這個裂縫吧。

這是一本厚重的民族誌，敘事的龐雜可能使得讀者不易消化。但這本中文翻譯的出版卻有相當的意義。民族誌的特性在於可與讀者所處的脈絡進行比較，同時也分析各方行動者之間的關聯。這使得我們不禁想起在台灣的類似情景，例如飽受爭議的龍發堂；又或者，精神醫療的處置中面臨病患人權議題的各種角力。

不過，畢尤的書寫並不把卡塔莉娜的命運化約地去咎責任何一個因素。他所嘗試的是並陳病人與家庭的處境、機構的角色，以及巴西整個國家命運的細緻分析。巴西社會一方面朝向民主化，卻又面對新自由主義的挑戰，卡塔莉娜所遭逢的，便是不斷迴旋在醫院的大門之間，最後流落到曾經以宗教慈善為名，亦是政客用以博取美名的療養院裡。

這令人想起美國州立醫院在1960年代為因應財政問題的去機構化，過程中由於社區資源不足所引起了旋轉門效應。而巴西，似乎也步上了這樣的後塵。然而，巴西的去機構化背景還包括了90年代巴西所燃起的人權倡議，但地方與家庭的價值系統與微弱的照顧能量無法接住那些被拋棄者。畢尤於是說：

在經濟全球化、國家及醫療遭遇改革，以及人們加速追求人權和公民權的同時，也會導致在地生產出社會性死亡。

本書或許還存在著一點小小的矛盾，亦即，卡塔莉娜本身是一位具有先天遺傳神經疾患而被誤診的精神病人。然而，透過她的故事，是否足以回應精神醫療實踐誤謬的問題呢？不過，作者在書中有表明，診斷本身在此刻並不一定是最重要的，畢竟本書所探究的是「把這些不健全、沒生產力且死不足惜的個體歸為一類」的問題。

此外，有別於同類研究強調的倫理規範，必須將人們的身分和影像給匿名與去連結，本書作者卻與另一名攝影師合作，將生命療養院的院民清楚的肖像置於書中。這樣的作法其實有種強烈的宣示：企圖回應這個被「常識」所建構卻將這些被拋棄者抹除的世界。生命療養院的院民其實有名有姓，有頭有臉。他們經歷了社會性死亡，卻也重新在一無所有的條件之下，建立起對人的信任與愛。

讀者一定會被作者與卡塔莉娜之間所建立的情誼感動；作為人類學的研究者，更會對卡塔莉娜那句「你不會忘記回來……對吧？」而心揪了一下。畢竟，研究既然要回答一個人如何被拋棄的問題，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必然有著某種無以迴避的承諾。

在全球充斥著失衡結構暴力與政治倫理，人類學家的角色，已從冷靜客觀的記錄者，漸漸成為介入的觀察者（engaged observer）。本書作者積極地為卡塔莉娜尋求各種資源，並為之聯繫家人，使得卡塔莉娜得以接受進一步的醫學檢查，終於能發現她真正的身體隱疾。此外，作者也嘗試協助卡塔莉娜轉往其他機構。這樣主動積極予以幫助的過程，也是這本民族誌重要的故事走向。

由於作者與卡塔莉娜所建立起的情誼與互信，使得作者已然成為生命療養院院民的家人。這些努力會產生什麼效果嗎？也許，研究揭露了層層疊疊的問題本質，已達學術之目的，但在看似蒼白荒蕪的體制邊緣中發現的人生存意志與重新建立的人觀，亦是本書的收穫。

卡塔莉娜的兒子安德森亦發現了身上的遺傳疾患，並開始接受臨床試驗研究，也是另一個希望之苗。在書中，作者將卡塔莉娜所寫的「字典」完整呈現，讓這些文字本身訴說其意義。如同作者提到的，人類學家是透過「人是如何成為人」的各種例子來講述故事的。

最後附帶一提，本書的書寫文類可說旁及文學、哲學、醫學與人類學，作者本身行文優美而深刻，但凝鍊的論述也不易閱讀，中文版的付梓，翻譯的辛苦工程必須被記上一筆。●

8月27日，共和國出版集團旗下的衛城出版宣布9月起推出3個書系，Being、Belong、Beyond，在張惠菁出任總編輯一百多天之後，在如霧般籠罩的出版市場，衛城重新確立航道，以及所要停靠的，每一座小小的島嶼。

去（2018）年年底，出版人莊瑞琳離開一手打造的衛城，成立春山出版，接續她在衛城聚焦台灣歷史轉型與發展的自製書路線。這激盪出文化界一種望向星空般的想像，就像米其林三星餐廳換了主廚，如果春山繼承了衛城的DNA，那麼7年來已經樹立鮮明品牌形象的衛城，將會長出怎樣的新枝葉？

此後不久，就傳出木馬文化執行長陳蕙慧邀請作家張惠菁出任衛城總編輯的消息。今年2月木馬文化才出版張惠菁睽違六年的最新散文集《比霧更深的地方》，文壇和讀者正在慶賀「散文女王」的「回歸」，但3個月後的5月1日，她有了新的頭銜，衛城出版總編輯，而作家盛浩偉同時也以主編身分登場。

Openbook閱讀誌特別專訪張惠菁，向讀者說明衛城近期的出版規劃。

對張惠菁來說，今年的勞動節始於高度的緊張，強大的壓力。

2017年，張惠菁告別了工作10年的中國大陸安索帕，回到台灣。她自承十分疲累，長久以來，每當她自問「我是誰?」，都會在名字後面括弧，填進「作家」二字。閱讀之外，她恆常依賴寫作析理困惑，校正方位，推動自己前進。安索帕是全球數位行銷領導者，而她最後做到策劃總監，深刻理解科技如何滲透生活，影響大腦。

既是策畫總監又是作家，但人生可不可以不靠寫作導航，就在真實的世界中前進呢？張惠菁不是沒有嘗試過，到頭來卻發現，她並沒有不愛廣告工作，但不能只有工作，那個工作也不能等於她，一切終究又回到「我到底是誰」的叩問。

那樣的叩問也曾經出現在二十多年前，她在愛丁堡大學讀博士，研究18世紀蘇格蘭啟蒙運動時，「我怎麼做研究做到這裡來呢？為什麼走到這個時點才發現呢？」因為找不到知識與自身的連結，卡住了，沒有動力往前走，那反而成了她寫小說與散文的起點，幾年之內拿遍各項文學獎。

從北京回到台灣，張惠菁選了一條逸出寫作的路線，或者說，另一種形式的創作追求。她幫藝術家好友郭宏法策劃一檔展覽（郭宏法即努力要撕掉插畫家標籤的紅膠囊），復又參與新竹市「步行城市」計畫，透過某一個景點譬如新竹火車站的書寫，爬梳其歷史縱深，重新串接記憶斷裂之處，替代大眾整理一座城市的集體記憶。她忽然生出一種體悟，認為這比出版一本印上「張惠菁」的散文集，或者解決自身的焦慮、困惑，更加有意義。

彷彿一切都剛好，因為進入了一項比個人的寫作更有意義的計畫，以及策展之後，冒出「找一份長期工作」的念頭，生命情境微妙轉換的時刻，陳蕙慧來探問她到衛城擔任總編輯的可能。

出版界真的大不同了，這是《比霧更深的地方》面市時帶給張惠菁的驚愕。1999年她出版第一本書《惡寒》，往後的十多年，所生產的每一本書，多半以接受《中國時報》開卷版或《聯合報》讀書人版的採訪這樣的路徑抵達讀者，但2019年她所面對的諸多網路原生媒體，文字之外，影片顯然是更重要的構成。宣傳要很用力，經營臉書要很用心，這似乎也是她必須學習的。

不只是作為一個作家，她還要快速學習如何成為一個出版人。

衛城出版性格鮮明，本土自製書如《百年追求》、《南風》、《億萬年尺度的台灣》、《我們的島》、《廢墟少年》……翻譯書如《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二十一世紀資本論》、《1493物種大交換丈量的世界史》……用莊瑞琳的話，都是「非主流但重要的邊緣議題」。「這個基因當然會繼續存在」張惠菁承諾。

張惠菁出任總編輯後，7月出版了第一本書《大分流》，這是莊瑞琳簽的書，當時3B書系尚在醞釀，為新書發想文案時，「我怎麼覺得我是一個很好的影子寫手？」張惠菁對盛浩偉說，有點興奮。

可能因為做過廣告人，她發現自己很容易找到產品的靈魂，而書作為一種產品，可以對消費者說的話，拉出的面向，又遠比電視機、香蕉牛奶、可口可樂繁複而深廣。「一開始壓力真的很大，有太多的東西必須看，一邊做一邊學，但是慢慢的，我回到出版的最本質，幫書說話，把它們帶給可能喜歡，或者需要的人，這件事情是有魅力的。」

現實面則是數字。單純當作家的時候，張惠菁「從來沒有思考過成本」，現在必須面對衛城每一本書的銷售數字，在理想與現實中取得平衡，對自己過去於經營出版的無知無感，「我深感慚愧」。

剛上市的班納迪克．安德森《全球化的時代》是張惠菁自己擔任責編。若是20年前編這一類的書，「我一定當學術書做」，如今的她，無論讀書、選書、編書，「都攜帶著對這個世界的認識」。「我們會指出當年的菲律賓反抗殖民與此時此刻的台灣，兩者之間的連結，讓這本書可以和我們的時代對話，要設法把產生的共鳴傳遞給讀者。」

本土自製書的部分，《羅漢門》是她簽下的第一本書，小說家錢真對朱一貴事件的推理與想像，語言是現代的。11月將出版備受矚目的傅榆《我的青春／在台灣》，之後還有與台灣首部政治劇《國際橋牌社》合作的電視小說，前者述說一個1982年出生，馬來西亞華僑與印尼華僑的女兒，透過拍攝政治紀錄片重新認識台灣以及認同的故事；後者的舞台，架構在90年代掙扎著成為民主國家的台灣，「回頭去看，那真是一個大時代啊」張惠菁感嘆。

大學時張惠菁並未修習後來蔚為顯學的台灣史，對於台灣共同體的記憶是後來補上，正在建構中。Belong將會推出一個台灣史書系，由一群三、四十歲代的台灣史學者共同討論與選題。有趣的是，都是女性學者的視角，張惠菁笑說她真的不是故意的。

張惠菁從未曾強調自己是女性主義者，卻是一個把漢娜．鄂蘭傳記《愛這個世界》當作「高級的心靈雞湯」的讀者，所以當然也不是故意的，但她已簽下的幾本書，有一本西蒙．波娃的新傳記，一本獨眼戰地女記者柯爾文的故事。「我們會更靠近人，更靠近故事，人的故事最有魅力。」衛城四人小組在小房間內形成了共識。

衛城的新書系，首先為Being，希望從人的故事出發，訴說經驗與生命史，《我的青春／在台灣》即為其一；其次為Belong，主要談群體認同、記憶與歷史，第一號作品即台灣歷史小說獎得獎作《羅漢門》；最後為Beyond，以世界知識與靈感的書系，第一棒《美國夢的悲劇》，二棒《全球化的時代》，是前總編輯莊瑞琳所簽下的書。

3B書系包裹了衛城之於知識和閱讀的態度。世界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變化，台灣在「成為自己」的過程中奮揚並陣痛著。當有人說這是出版最壞的時代，大家都不買書了，張惠菁看到的是集體的焦慮，以及對於理解自己與世界的渴望，是一個出版選題大爆發的時代，「閱讀使我們在未知面前成為航行者」，她真心相信。

每一本書都是一座小小的島嶼。航行到衛城，如今張惠菁「整個心思都被出版填滿」，待校閱的書稿從不離身，寫作量低到每週只維持一個專欄，「創作的慾望和做書，真的很難兼顧。」木馬文化盤算明年再為她出一本書，「後年好嗎？」她只好這樣回答，開了一張空頭支票一般。●

羅漢門 作者：錢真 出版：衛城出版 定價：36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錢真 本名錢映真，南投竹山人，現居臺南，寫作亦學習南管。中央大學大氣物理研究所碩士，曾任高中地球科學教師。曾獲臺灣歷史小說獎、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歷史小說獎、打狗鳳邑文學獎、南投縣玉山文學獎、桃城文學獎、臺中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