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知道木馬文化即將引譯挪威小說家卡爾．奧韋．克瑙斯高（Karl Ove Knausgård）的長篇鉅著《我的奮鬥》，直覺有點瘋狂。畢竟前幾年《追憶逝水年華》的中國譯者周克希才引用法國作家法郎士（Anatole France）的名言「人生太短，普魯斯特太長」，既搞笑又鄭重地宣佈放棄《追》書的翻譯工作，某種意義上暗示了這個載體輕薄的時代，讀者不見得也有那樣的生命容器可以去承載作者所釋出的巨量細節。

克瑙斯高的《我的奮鬥》因其成書體積，常被與《追憶似水年華》相提並論，弔詭的是它卻異常地顛覆了當代對於閱讀市場的想像。從2009年第一部《父親的葬禮》出版開始，以死亡、童年、愛情、夢想、思想、工作等主題，拉曳出整整六大冊的份量，冊冊皆是厚重的磚形容積。這部書在挪威跌破眾人眼鏡地大賣50萬冊，翻譯超過30種語言，作者亦因此被稱為「挪威的普魯斯特」。這或許也與它所引起的注目與爭議有關。

它的挪威書名《Min Kamp》擬借自希特勒同名自傳的挪威譯名；寫作中起用了大量的真實人名，小說主角甚至與作者同名，就叫做「卡爾．奧韋．克瑙斯高」，此書「自傳體小說」的自我定位自不待言，隨其出版一併引發的倫理性問題亦可想而知，比如他的妻子對此曾陷入抑鬱症之中，他的部分親戚亦因此書而決意對他採取法律行動。

然而，對克瑙斯高而言，《我的奮鬥》寫成而今樣貌，恐不是有意圖而為之。因為走筆行文，我們甚至很難觀察到他有任何對「自我」形象有計畫的擘圖。恰恰相反地，其中的「我」──這位和作者「克瑙斯高」有著同樣名字與生命經歷的「克瑙斯高」，常是從某一場景開始即四處流淌散溢，彷彿沒有邊界的絮叨。事件與事件的關聯性甚為薄弱（幾乎薄弱到難以稱為「情節」）。即使是小說的架構本身，也隨性得不可思議。

首部《父親的葬禮》分成第一、二部分，前者從父親之死回溯幼年記憶，與青少年時代的早戀經驗，第二部分則專注書寫父親死後奔喪、整理遺物的過程。兩者之間彼此串接的，並非小說的虛構性（故它沒有搭架穩固結構、召喚情節的必要），而是「我」──「我」的思索與經驗感受，彷彿黏著劑一樣地組裝起比例、大小皆不一的經驗材料。換句話說，這是一部「膠水」比「素材」更重要的小說。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曾以「杏李」與「洋蔥」區分兩種小說結構的型態：「如果我們至今把文本看成有核的水果（比方杏李），那麼果肉是形式，果核是內容。那倒不如當它是洋蔥，是層層添加外皮（或者層面、水平、體系）的結構，它的體積實則並沒有心，沒有核，沒有祕密，沒有無法約簡的原理，有的只是本身外殼的無限性，包裹的無非它外表的統一性。」

《我的奮鬥》似乎也是後者這一類的「洋蔥」。這非但只關乎它採用一種消弭了形式／內容區分的結構，而是更進一步地揭示了，生命本身的肌理其實如同洋蔥，所有看似內核的意義都僅是外皮，層層覆蓋疊加。第一部《父親的葬禮》開頭寫到幼年時代的自己曾在一個電視報導的沉船畫面裡，看到一張「海裡的臉」。年幼的他試圖讓父親在晚間重播新聞裡，相信他真的看到過那張「臉」，無奈卻只換來父親的嘲笑。小說裡的「我」帶著這種挫傷的羞愧長大，鏡子裡的臉如同洋蔥一層層，歷經年少，成熟，衰老，變得冷而生硬，最終停留在一張和父親當年無二致的臉孔。

這是克瑙斯高所謂「不只閱讀馬賽爾．普魯斯特《追憶逝水年華》」；「而是幾乎吸收了它」罷。在書寫父親的死亡之前，先寫了的，竟是時間與它自身的重複。如同耗盡半生尋找一張記憶裡看似具有意義的神祕臉孔，到頭來發現自己只是長成了一張父親的臉孔。沒有心，沒有核，沒有祕密。

在這部充滿大量細節的作品裡，敘事／時間多半無有意義，小說裡的「我」（尤其前半）常僅是被欲望與情感推著走。他將這種無意義的時間與重複命名為「生活」，並且渴望以「生活」本身的侷限，去驅動「生活」：「當生活觸及邊緣，往往便更加懷念；那一刻前方之路敞開，生活終於又向前移動。」克瑙斯高說，那就是「生存的藝術」。

這個具有揭示性的開頭，某種意義上或許才是父親「真正的葬禮」：父親死了，留下一座堆疊散落各種時差的垃圾屋子；唯有清理／清點過去，才能讓「此刻」往前邁進一點點。它為這部看似具自傳與回憶錄性質的作品，給出一種關乎時間與生命的法則，不僅僅只是面向過去，或許有更多時刻裡，是嘗試從「過去」的廢墟瓦礫裡尋求奧援、以期通往「未來」。

通往哪裡？或許「我的奮鬥」哪裡也不通往。正如你我的「奮鬥」，最終也都並不真的通往一個遙遠的「哪裡」。克瑙斯高曾自白，《我的奮鬥》的起點，是為了他苦思許久的另一部小說所做的準備，是一種類似切換跑道的預備性工作。

彼時他的寫作剛剛起步，現實的負擔龐大且沉重；孩子相繼出生，而父親已經死去；作為一個作家，他尋求抽象的技法，看似面對的是紙上未開始寫成的小說，實則也是他自己的現實：該寫什麼？該用什麼身分活下去？父親？作家？兒子？一切現實彷彿一則抽象的隱喻，而隱喻有時卻更像一則嚴峻的現實。

彼時那部作為「答案」的作品尚未寫出；而小說家懸置目標、無心插柳繞路寫就的《我的奮鬥》卻像一條長路，漫無目的地朝向看不見盡頭的地平線開展。它喻示著那些途中不見遠方、徒有腳下道路的奔跑，每一步既是懸崖，也是最小向量的「奮鬥」，指向生活裡最小單位的掙扎。書中跟隨作者一路所撿拾的，皆盡是他生命裡輾開的卑微碎片──大量無關緊要的細節，無法產生敘事連續性的情節路標……反諷的是，也正是這些缺乏組織與結構的碎片，引領他最終抵達他所懸置的。

而我私以為，那正是它與《追憶似水年華》的最大差異：生命的迷宮，經驗的濃霧，在無法確知前方是否存在著意義的每個此刻，以僅有的視野裡最細筆精工的筆觸，克瑙斯高寫出了一釐米的當下，所換取來的最近最近的未來。如同洋蔥的層層生成，將生命的外皮置換成內裡。說到底，他還是有路要往下走的。●

漫畫家英張2017年以植劇場改編漫畫《天黑請閉眼》正式出道並奪下金漫獎最佳新人獎，接續出版懸疑作品《森山朗讀會》展現個人說故事的獨特魅力，今年則推出以日治時期為主要背景的職人漫畫《採集人的野帳》，與讀者一起重返「台灣植物調查」的黃金時代，除了有讀者口碑撐腰之外，更在年初被總統蔡英文列入選書書單之列。

《採集人的野帳》以大稻埕草藥行之子的視角出發，遙遙致敬著有《綱要臺灣民間藥用植物誌》的台灣植物探險先鋒佐佐木舜一。主要背景取材自大正13年（1924年）興建的台灣首座植物標本館——台北植物園腊葉館，透過一行人的野外採集，講述日治時期如何發現植物並製作標本的時代故事。

第一集出版後，出版社選在故事的起源地台北植物園腊葉館推出漫畫展（即日起至４月18日），吸引了不少植物迷與漫畫迷。開展當天同時舉辦的幕後製作簽書分享會，由作品在《CCC創作集》連載時的責任編輯任容主持，並由林業試驗所植物園組研究員兼組長的董景生擔任與談人，植物學家與漫畫家一同對談，帶領讀者直擊幕後創作祕辛與甘苦。

分享會當日儘管下著春季連綿的陰雨，但腊葉館仍滿室明亮如煦，粉絲們擠滿一樓，與漫畫家和植物學家熱情交流。漫畫的彩色原畫展設在腊葉館二樓，循著階梯上樓，除了可以看到漫畫中的真實場景，展場也有採集人的工具實體亮相，得以對照出漫畫其來有自的考察依據。

▇繪製緣起：和服催生而出植物故事

英張在分享會上提到，這是她的第三部作品，雖然她從高中、大學就對繪製漫畫產生興趣，但出社會後大多是獨立接案，以插畫及平面設計為主，擔任過出版社兩年多的美編。雖然一直嚮往漫畫，但英張一開始並未動念投身，「因為對於漫畫回收比例、收入來源的不穩定有著不安的因素」，直到她的室友在《CCC創作集》刊登漫畫，鼓勵她嘗試投稿，英張才真正採取行動，一腳踏入漫畫領域。

《CCC創作集》不同於其他平台的之處，在於其中有不少作品是取材自台灣歷史、文化或科普衍生的原創漫畫。透過《CCC創作集》，英張與蓋亞文化簽約，先交出構思已久的《森山朗讀會》腳本，進而認識、熟悉業界，催生出第一部作品《天黑請閉眼》。

「因為我喜歡和服，也喜歡日式建築，所以兩個的交集點，就是日治時期。」英張笑著提到，像是一種先射箭再畫靶的概念，為了喜愛之物，開始捲起袖子：「後來無意間發現，日治時期正好是台灣植物學發現的黃金時代，於是我想，這兩者可以結合。」透過興趣和嗜好，去涉獵有意義的題材，成為《採集人的野帳》繪製的緣起。

▇三方合作：史實考察

《CCC創作集》的編輯任容表示：「也因為英張的提案，所以我們開始找尋台灣植物界的權威單位，那就是設置最早的台北植物園。」從作者、編輯再到專家學者，《採集人的野帳》有了雛形，並且成為三方合作的產物。

以歷史為根據的漫畫有兩種創作模式，英張說：「第一種當然是先蒐集史料，再慢慢發展出故事；但我選擇的是第二種——先訂下繪畫方向、故事大綱之後，再找尋符合的史料與知識。」在這過程中，最需要謹慎注意的便是歷史的痕跡，任容也指出：「這部漫畫如果沒有專家的協助指證，是沒有辦法順利進行的。」

提到漫畫創作過程的專業核實問題，董景生忍不住苦笑：「我們也沒想到這部漫畫會讓植物園的同仁這麼辛苦。」因為漫畫家構思內容，選定了植物之後，必須進行歷史判斷，才能確認作品裡涉及的植物在故事設定的時空背景下是否已經「被發現」，才能斷定是否能納入故事中。「這中間需要調出植物園大量的歷史資料來佐證。」董景生說。

「就像英張所說的，大正時期是全台植物的大發現時代，幾乎重要的植物都是在這個時期被採集，腊葉館便是當時第一座植物標本館，也是台灣植物的資料庫。」正因淵源相近，林試所及台北植物園投入大量心力：「有時候我們對於一個物件的看法不一致，甚至還會吵架。」

這是漫畫背後的歷史角力，也是植物分類科學家的細微爭執。「《採集人的野帳》裡面處理的植物，除了必須先確認當時（大正時期）是否已經被發現之外，還要考究那時代的名字稱呼。」作為虛擬故事，《採集人的野帳》的考察完全不馬虎，只為了帶給讀者最正確的知識與史料。董景生笑著說：「我們也很感謝有這部漫畫，像是幫我們這些待在學術象牙塔的植物學家打開了一扇門，得以走到大家面前。」

▇植物學家的堅持：每一片葉子都不能放過　

任容接著指出，這部漫畫的心力不僅於此：「每次都是由作者英張提出需求，編輯去尋找台北植物園的專家，再請他們找到相關對口，去辨識每一個知識是否正確。」因此在《採集人的野帳》中，同一個植物都有可能必須重新畫過兩三次。分享會現場更在投影幕上秀出對比圖，請在場讀者一同揪出修改前與修改後的版本差異，其中更動的細微程度令人驚呼不已。

漫畫家完成初稿後，由編輯提供給專家檢查，接著由不同人來比對細微差異，達到求真求實的效果。再細微的差異，都因為三方的堅持，讓每一片葉子都不被放過，才能有如此優質的成果。

▇歷史場景重現：台北植物園的前世今生

回顧了細微的作畫差異後，任容指出，創作過程另一項艱鉅的挑戰，在於距今百年以前的場景重現。英張解釋自己向來作畫的方法：「如果是杜撰的虛構場景，我會透過個人喜好來繪製。」例如某些不具名的街道等等，除了保留時代特色（例如維持石造路），皆是英張的個人畫風。

「但如果漫畫中出現實際存在過的場景，就會先透過老照片（例如下一集會出現的『溫室』），去畫出可能的景象。再來則是透過《CCC創作集》提供的論文，以及《圖解台灣日式住宅建築》這本書，來構建每一幕的場景。」英張隨即話鋒一轉，苦笑著說：「開場那幕的大稻埕，雖然沒有實際走訪，但我也參考了《老屋顏》以及老照片來構造，結果因為劇情設定，只出現一下就燒掉了……」語畢全場爆笑。

董景生隨後介紹了英張漫畫與老照片的相似度，他舉下一集即將登場的場景「溫室」為例：「當時植物園的溫室是種植蘭花，但溫室主要是在緯度高一點的國家才有，台灣是亞熱帶，其實並不適合溫室，所以當時溫室主要是用於颱風時期可以保護植物。為了解決台灣溫室過熱的問題，現在會透過風扇來降溫；日本時代則是透過水流，讓植物行蒸散作用，因此當時的溫室非常潮濕。」

英張的漫畫沒有錯過這些細節，在她筆下，植物園的溫室蒸氣氤氳，地上有著水漬的痕跡，董景生忍不住大讚：「讀者們可以看見，英張的漫畫還原時代的時候，是非常有溫度的。」

▇漫畫虛構與真實：角色設定如何拿捏

既然《採集人的野帳》取材自台灣真實歷史，必然有許多人好奇，究竟哪些部分是真實，哪些部分則屬虛構？作者是否有自己說故事的一把尺？分界又在哪裡呢？

開篇出場的人物「佐佐木慎一」，明顯是向台灣植物探險先鋒「佐佐木舜一」致敬，但英張說：「這些真實人物在我的故事中，只會是改名過的NPC。」除了佐佐木舜一之外，台灣總督府的林業部部長「金平亮三」、奠定台灣植物學基礎的「川上瀧彌」也都短暫化名出場。

「《採集人的野帳》作為類型想像故事，希望還是以『青春成長』主題為主，希望不會因為歷史而限縮，而且更能製造出說故事的空間。」英張表示。

虛構的主角群除了大稻埕草藥行之子「許涼山」，佐佐木慎一的助手「松尾」，更加入不知真名的漢人孤兒女孩「霧草」，透過三位主角來推動故事。英張說：「不同於我前兩部作品是以懸疑的主題為主，可以比較自然地吸引人，《採集人的野帳》作為『歷史、植物、職人』三元素的科普類型漫畫，我希望就算對於背景知識沒有興趣，也能夠讓讀者『光看人物互動就能看下去』。」

漫畫家的考量是故事本身就要說得出彩，而不單單只是舉著知識的大旗：「所以設計三人主角，可以有更多互動，他們之間可以有『不打不相識』的笑鬧關係，而且情緒也更多元。」

而站在台北植物園的觀點，董景生希望藉由漫畫來貼近大眾：「因為這些植物保存、製作標本的技術，就是植物園的日常。」除了劇情考據之外，植物園的專家們也加上許多真實發生過的小故事，提供給英張作為素材，讓整體故事能有可愛的動人之處：「例如台大森林系和中興森林系的前輩，就曾經告訴過我們，當時真的有用獵槍來取得高枝剪無法取得的植物標本。」這也成為《採集人的野帳》出現的小小情節。

「又或者大家可以看到，霧草的人物設定前景，是已經滅絕的『烏來杜鵑』。」台灣目前被發現的五千多個植物種，在那個被稱呼為「植物大躍進」的年代已經完成了三千多種，「其中就包含早田文藏發現的台灣杉。」董景生提到，正是因為這些細節，讓虛構的故事有了真實感的骨架。

▇意外的真實：虛構的番外篇

漫畫中一場「猴子大鬧植物園」的場景，曾經讓編輯和植物園的專家們上下翻找，考究「那個年代植物園到底有沒有可能出現猴子？」隨後發現，在1914年那時期，該處真的是台灣第一座動物園，的確可能會有生物留下來生活：「更巧的是，去年真的有猴子跑進來，動保處怎麼抓都抓不到。」董景生笑著說。

由於英張平日居住在台南，並不是每次都會親自北上來確認細節，這些考究的過程都是後來才得知的：「我本來只是想製造衝突，畫了一個逗趣的橋段，並且收一下前面埋的伏筆，沒想到讓大家大費周章。」在虛構中意外有著真實，也是《採集人的野帳》格外動人的原因。

而在霧草出場的〈山賊村〉一話中，原先設定山賊村賴以維生的是盜採牛樟或牛樟芝，但在編輯與植物園一方確認後，表示那個年代應該無法搬運，情節有些不合理，因此回報英張必須修改設定。英張表示：「但這一話必須要有很強的破壞性原因，才能讓山賊村成立，所以我們轉向毒品。」結果經過努力，編輯與專家真的發現當時日本官方有取締私有鴉片種植的紀錄。誤打誤撞之下卻找到了有力的證據，董景生笑著說：「所以這也是課本沒教的事，沒想到漫畫也可以幫大家補一下正史，這就是漫畫家的創作空間啊。」　

從提供故事腳本的漫畫家英張、協助完成作者任務的CCC編輯任容，到實事求是的植物學家董景生與台北植物園眾人，一部好的時代漫畫，除了要有深厚的文化研究背景，更得要有強而有力的團隊作為後援，才能提供給讀者兼具知識性與娛樂性的優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