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人生．阿潑》聆聽他人的故事
升大四的那個暑假，和同學一起到英國自助旅行。因為是第一次自助，又長達一個月，平時不會帶我應酬的父母，在行前一晚特別帶我去朋友的飯局，和他們一起聚餐。席間，因為太專注聆聽長輩們談話，筷子一直停在半空，我張著嘴不是為了進食而是聽到忘神，被母親當著眾人的面喝叱數次，依然故我。那些話題離我經驗太遠，於是充滿磁力，將我吸了過去。
「這個孩子從小就這樣。」硬的不行，母親決定改變策略，來軟的：「她才幾個月大，脖子還軟軟的，無法撐起頭，只要聽到大人在聊天，就會想辦法追尋聲音來源，拼命把頭往那個方向移動。」
她示範了我躺在舊式木板大床上，吃力仰頭的動作後，繼續叨唸：「如果別人在她喝奶的時候在旁邊說話，一定會被我趕出去。因為這孩子就會光顧著聽，嘴巴張開開，不再咬奶嘴也不想吸奶……」
長輩們哄堂大笑，直說有趣：這麼善於聽人說話，果然適合當記者。而我羞惱得想鑽地，只好認真扒飯吃菜，再也不敢「為聽棄食」──但只限那場飯局而已。
母親是對的。直到今天，我仍對吃食毫無興趣，寧可將時間挪來滿足資訊飢渴之慾。及至中學，我必以電視或報刊佐飯；上大學後至今，吃飯時若無法上網瀏覽、翻讀任一有字的載體，我都會覺得浪費時間。因此，就算手邊只有廣告傳單，也會津津有味地細閱，才不會有空虛感。此外，包含電線桿廣告、店家門外的海報，甚至交通工具上的路線圖，都會讓我駐足盯視許久。光是資訊本身，就夠讓我著迷。
小學一年級，學校發下福利社的購書單，讓我們拿回家給父母參考，團購課外讀物。我父母從不經手學校的事，任由我在那張沒有注音的圖書目錄裡勾選，而我也確實不浪費這機會，凡中日戰爭故事、林肯父子或冰海小鯨之類據說得獎的兒童故事，都入了我的手。後來才聽母親說，上小學之前我就認得很多字，但從不教我習字讀書的她，實在無法確定我到底怎麼學來的，只好認定是電視字幕跑進了我的記憶庫裡。
我不太曉得自己究竟是迷戀文字訊息，或是好聽故事，但即使看似無意義的幾行文字，在我腦海裡都可以編織成一方天地。像是有一天在電影圈朋友的帶領下，參觀《賽德克巴萊》片場──那是一個由日籍美術設計重新打造、試著還原的「日治時期的霧社街」──那些由各種細節構成的文化質地讓我錯以為穿越了歷史，於是直盯著和式木屋與電線桿上的紙頁，想透過這些字句「發現時代」。其實，絕多是醫藥廣告，霍亂鼠疫或痔瘡預防或治療的資訊翻印其上，離開片場，讓我不禁讚嘆：逛完這一圈，都可以寫個日治時期疾病研究之類的文章了。
對我而言，無處不田野，就算只是數位訊息包圍的場域，也值得浸淫，研究出個什麼來。我的採訪書寫，大概都出於各種經驗偶遇，若是逐漸擴大，就會啟程追尋。但我並不總是這麼認真，只是興趣被觸動後，就想要替自己內心萌芽的問號，找到對應的答案。
離開這個虛構的「霧社街」之後，我開始翻讀起《帝國與現代醫學》、《疾病、醫學與殖民現代性：日治台灣醫學史》這類置放在書櫃深處的硬書，甚至連小時候收集的漫畫《野口英世》都找了出來。剛踏入社會那些年，因為工作的地方都鼓勵讀書，可以在限度內申請書籍，加上當時科學人文出版市場與品味都好，讓我一度跌進那個讀書時屢受挫折的理科世界，於是，書櫃上積累了數排相關書籍，而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路易斯．李奇（Louis Leakey）這類演化生物學或考古人類學的相關出版品，也間接引導我走向人類學之路。
我對疾病論述的興趣，也幾乎在同個時期蒙發：從文學作品《鼠疫》、《疾病的隱喻》，到非文學的《瘟疫與人》或《槍炮、病菌與鋼鐵》，都是我日日捧讀的書。總之，那幾年，我對人類與它的一切都很好奇，大到文明，小到病體，都是我雜食的標的。
彷彿與之呼應一般，那時恰好發生九一一恐攻，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等論述突然理所當然且熱門，我對此感到失望，也為薩伊德的不斷呼籲而感傷，突然對於人文社會這個學門的無所作為感到羞愧，因它讓這衝突合理化而難堪。一個念頭於是浮上：如果能遁入科學領域，不顧這種喧囂，該有多好？我因此報考後山的人類學所，一心想讀生物或醫學人類學。這意味著我要離開媒體工作，放棄聽故事並寫故事的權利。
我的數理很差，文史地自是傲人，高中選組本不該猶豫，卻因生物成績不差而有些遲疑。尤其那些年，我迷上了侯文詠的書寫，從《七年之愛》、《大醫院小醫師》到《烏魯木齊大夫說》，白色巨塔裡的悲歡，生死相隔的拉扯，時常讓我又哭又笑，直認這是相當有意義的工作，但最後我還是選了文組，唸了新聞系，也進了媒體，但這不值得遺憾，因為記者這工作可以出入各種場域，或許有天我也能在這個白色場域採訪，寫出那樣生動的故事。
不料，出了社會的第一份工作，我就有採訪「偶像」的機會，看他如書裡那般風趣搞笑，興奮時還會任頭在桌上滑滾（？！），接著第二年、第三年，都還是能採訪他。
「侯大哥，這是我最後一次採訪你，請聽我說說真心話。」離開媒體、準備去讀研究所的最後一個採訪，正是侯文詠。當時趁著半自傳《我的天才夢》出版，他宣布「棄醫從文」，要專心寫小說。這是很值得報導的題材，但訪問過程中，我心裡的問號不時衝上腦海，於是，採訪結束，關上錄音機，我以「個人」身分與他對話。
我解釋自己要離開媒體，去讀研究所，因為寫了這麼多字，好像徒勞無功，不知道改變了什麼，影響了誰，感覺很沒用、很空虛，「可是你呢？當醫生明明可以救很多人，為什麼，要放棄當醫生，投入寫作呢？」
素來伶牙俐嘴、反應迅速的侯文詠，突然收斂表情，難得的頓了一下，嚴肅坐正：「醫生，只能救本來就能救的人。寫作，可以擴散到自己都無法預測的地方。」
我對這個答案不置可否，也無法理解，但也說不出什麼反駁，任這話題結束。多年後，我才發現這問題很冒昧，怎麼能拿大作家跟自己比？更何況，他確實影響了中學時期的我，至少讓我對人的生命與處境有更深切的理解與想像。我在許多行業打滾了幾年後，才真正理解，對侯文詠來說，寫作的價值，或說對青年學子產生的影響，是超越醫療與它所帶來的限制。儘管我當時保持懷疑，但內心還是受到聽說故事的本能驅動，不管做什麼工作，不論在何種平台，我都還是習慣觀察、閱讀、聆聽、書寫。
聽人說故事，並將那些故事傳遞出去，幾乎已經成了我這輩子唯一會做、能做的事情。然而，「書寫到底有沒有價值」、「到底能改變什麼」這樣的問題，仍不時浮上心頭，甚至，每次下筆都很膽怯，想著這是否會傷害別人、製造衝突，或者不過是一團丟棄也無所謂的垃圾？
我也是以這樣的標準去讀一本書的。書，很重，但那重量遠遠不及書寫與文字本身。就像嬰兒時期的我，吃力地想要將頭轉向音源那方一樣，面對他人勤懇書寫的作品也好，自己瀝血刻鑿的成果也罷，都要用盡力去聆聽他人的故事，可能的話，將這些故事妥善地傳下去。●
阿潑
一日文字工，終生工文字。時常離開台灣，就是離不開地球。著有《憂鬱的邊界》、《日常的中斷》、《介入的旁觀者》，合著有《咆哮誌》等。臉書：島嶼無風帶。
書評》反抗運動全球化，歷史就這樣連結起來：評《全球化的時代：無政府主義與反殖民想像》
1899年3月，人在日本的孫文，在律師好友平田兵衛（Hirata Hyobei）帶領下，認識了另一位來自菲律賓的革命家彭西（Mariano Ponce）。那年孫文33歲，正是年輕力盛的時代，而彭西比孫文大兩歲，住在橫濱，他旅居海外，為的是幫菲律賓獨立運動尋求國際支持。
兩人第一次見面選在彭西家中，雖然是以英語交談，但據說談得頗為契合。兩人甚至還留下了一張合照，照片裡孫文穿著正式西服，來自菲律賓的彭西則穿著一身傳統日本服飾。這次偶然的會面，讓兩位年輕革命家結緣，但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它讓孫文開始捲入菲律賓的獨立革命事業。
那年7月，有艘名叫「布引丸」的船隻，從日本長崎出航，目的地是菲律賓。船上裝滿了軍火，包括「六百萬枚子彈、一萬把村田步槍、一門加農炮、十門野戰炮、七副雙筒望遠鏡、一部火藥壓製機，還有一部彈藥壓製機。」
這樁軍火運輸就是由孫文出面，說服友人出錢，方才得以成行。假如這批軍火順利運達菲律賓，想必對獨立運動會是一大助力。只可惜天不從人願，布引丸出航不久，就在上海外海遭遇颱風，結果整艘船隻，連同軍火，全都沉入海底。
雖然出師不利，但彭西對孫文的協助大概是銘記在心的。十多年後，彭西曾出版過一本孫文傳記，把這位來自中國的革命家介紹給自己的同胞，也算是百年前中菲友好的留下紀念了。
這段彭西與孫文的意外交會，出現在《全球化的時代》最後一章，儘管篇幅不長，但對許多台灣讀者而言，這或許會是整本書最令人親切的一個段落——我們熟悉的「國父」出場了。
過去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強調孫文為革命四方奔走，但倒不會特別去提，原來這位大砲革命家，還曾為菲律賓獨立運動貢獻過一分心力。我們也不妨就從這裡開始，倒著閱讀《全球化的時代》一書。
《全球化的時代》的作者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台灣的讀書界似乎無需多做介紹。安德森1936年出生在昆明，父親是愛爾蘭人，母親是英國人。他從劍橋大學畢業，後來到康乃爾大學教書，畢生以研究東南亞為業。
1991年，他出版《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以印刷資本主義的角度，為現代民族主義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釋，他從東南亞等地出發的視野，挑戰了過去民族主義論辯裡頭的歐洲中心傾向。他在在提醒我們，現代政治思想並非都是誕生於歐洲後，才再被傳播移植到世界各地，它也可能孕育自殖民地的土壤。
這本書後來由吳叡人教授翻譯為中文，進入政治、社會與歷史學的課堂中，影響無遠弗屆。在熱烈爭論國族定位的台灣，如何結合理論與實踐，想像一個新的共同體，成為這座島嶼許多人念茲在茲的課題。
不過《想像的共同體》一書的光彩奪目，好像掩蓋了安德森其他後續作品的光芒。在那之後，他的其他眾多著作，在台灣一直沒有譯作問世，安德森彷彿成了一書作者。直到《全球化的時代》。
其實安德森算是頗為多產的學者，在2015年過世以前，他出版了大量的作品，涵蓋東南亞的不同國家，包括他所熟悉的印尼、泰國。在《全球化的時代》一書中，他則帶我們到了菲律賓。
在這本書中，安德森聚焦在三個人物，除了上面提及的彭西之外，還有後來被尊稱為菲律賓國父的作家黎刹（José Rizal），以及民俗學家陸雷彝（Isabelo de los Reyes）。其中黎刹所占篇幅最多，堪稱本書主角，相比之下，彭西和陸雷彞好像成了陪襯，他們的故事讀來有些令人意猶未盡。
儘管結構上有些不平衡，但安德森有個明確的核心主題，貫穿整本書，也貫穿他對這三個歷史人物的考察。他在這三個人身上，讀到的不只是菲律賓革命傳統，而是一個更為遼闊、橫跨全球的思想交流，從菲律賓到西班牙，到法國、義大利和俄國，到加勒比海和美國，也到日本和中國。這不是一個菲律賓的故事，這是一個世界主義的故事。
在安德森筆下這個屬於19世紀晚期的「早期全球化時代」，世界不是平的──或許正好相反，它充滿著不平等，帝國主義仍牢牢緊抓著殖民地。但它一如我們的時代，各個地方相互連結，頻繁交流，存在一個「龐大的地下根莖網絡」。
安德森的取徑對讀者而言是一大挑戰，我們必須緊跟著作者，以及他筆下三位主角的步伐，才不會一不小心就在這場漫遊世界的旅程中跟丟了。這樣宏觀的視野，當然也展現了安德森個人的博學多聞。不過除此之外，這本書本身也是個跨國思想交流的案例：安德森仰賴了其他國家的學者（如日本早稻田大學的梅森直之教授），協助他完成這樣一項跨越國境、涵蓋多國語言的研究計畫。
安德森自承，本書結構仿效狄更斯等人開創的連載小說形式，結局開放，甚至沒有結論。不過如果因此期待要讀到一本歷史小說的人，恐怕要失望了。本書大部分內容仍是分析，而非敘事。如安德森對黎刹的小說抽絲剝繭，從他的藏書、風格等方面，相互比對，企圖挖掘他寫作的思想淵源，對一般讀者而言，讀來恐怕有太多專門的細節。他對陸雷彞民俗學著作的考察，也是如此。
但撇開這點不說，我們可以從書中深入認識三位帶有世界視野的菲律賓獨立運動家，如何調度來自世界的思想資源，參與了祖國的獨立運動。
小說家黎刹憂鬱而敏感，他21歲前往歐洲，在異鄉度過大半歲月，習得多國語言，更廣泛閱讀歐洲文學作品，最後自己成了小說家，寫出《不許犯我》（Noli me tangere；Touch Me Not）與《起義者》（El filibusterismo；The Reign of Greed）兩部安德森稱為「可能是19世紀由亞洲人所寫唯二『世界級』小說。」
黎刹雖被尊稱為菲律賓國父，但弔詭的是，他對於實際的政治運動參與卻十分有限。菲律賓的地下革命團體卡蒂普南將黎剎列為名譽主席，事前黎刹對此卻並無所知。他甚至對於卡蒂普南所採取的暴力革命手段有所保留。醫生出身的他，對菲律賓獨立運動最大的貢獻，最後可能就是這兩部小說。或許正是在變化動盪的時代，借用梁啟超的說法，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這個不可思議之力，成就了黎刹。
比起黎刹，熱情充滿活力的陸雷彞，則以民族學這個看似來自西方的現代學科，回過頭來挑戰西方帝國。藉由考察和挖掘地方知識，陸雷彞要發明一個民族。安德森提醒我們，菲律賓與其他東南亞國家不同，他缺乏讓民族主義者能夠借用的古老政治或宗教傳統，而民俗就遞補上了這個位子。用今天台灣熟悉的話來說，陸雷彞企圖找到菲律賓本土文化的「主體性」，帶動本地文化復興，進而推動反殖民的民族主義。
至於我們一開始看到的彭西，與東亞世界、特別是日本知識分子的交流更是頻繁而深刻。但我以為最有趣的，不是孫文與彭西的交往，或是孫文為菲律賓革命的付出，而是安德森提醒我們，當時菲律賓和其他殖民地的起義行動，早就在中國國內的報紙上有所報導，而且可能因此激勵了清末的知識人，讓他們願意起身反抗滿清統治。
我想起歷史學者大衛．阿米塔吉（David Armitage）在研究《美國獨立宣言》的全球史研究時，這份與看似美國歷史緊緊相繫的歷史文件，其實有著十足的世界性格。它的思想內涵是國際的，它的影響流傳也遠遠超出美國一地，甚至就連這份宣言的物質層面，都與世界密切相連：獨立宣言草稿的印刷工人是愛爾蘭人，用紙來自荷蘭，印刷機器則可能來自英國，而最後在宣言上頭簽字的殖民地代表，來自歐洲不同國家，他們所使用的墨水瓶，由愛爾蘭人設計，瓶身可能來自墨西哥或祕魯出產的銀。
阿米塔吉的說法，代表了當代歷史學的趨向，我們開始擺脫國族主義的框架，看見每一個看似零星與分散事件背後的世界連結與跨國脈絡，在地的歷史也可以很國際。連結的歷史（connected history）是當代顯學，不過安德森早已注意到了這一點，《全球化的時代》則是一次示範，示範如何從地方看見世界，又從世界看見地方。在這種眼光下，他既改寫了世界，也改寫了地方。
在這本書的一開始，安德森以一個充滿詩意的開頭，解釋他在本書的企圖：
你需要特別用心地看，才能看見星星與星星之間，那可能隱沒在黑暗中的各種連結與聯繫。
安德森說，他的故事沒有終點，也沒有絕對的起點。這本書之所以從1880年代的馬尼拉開始說起，不過是作者的「獨斷挑選」。換句話說，我們也可以選擇另一個起點，重新講一次這樣的故事，一群反抗者的全球史。
也許那起點可以是香港──安德森筆下的好幾位革命家，都曾經在這座城市駐足：彭西去過香港，黎刹住過香港，孫文的革命事業當然也離不開香港。原來香港不只是金融之城，也可以是革命之都。
當然，我也忍不住要想，如果那起點是台灣，那故事又會是什麼模樣？●
無政府主義，與反殖民想像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Anarchists and the Anti-colonial Imagination
作者：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譯者：陳信宏
出版：衛城出版
定價：40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出生在二戰前的中國昆明，生前是康乃爾大學國際研究Aaron L. Binenjorb講座教授，也是全球知名的東南亞研究學者。精通印尼、爪哇、泰、泰加洛語，拉丁文與多種歐洲語言。其對民族主義起源的研究，具有高度開創性，深刻影響當代人文與社會學科的各個領域。是20、21世紀之交最具影響力的學術大師之一。
《全球化的時代：無政府主義，與反殖民想像》是安德森晚年著作，最早出版於2005年。當彼21世紀初期之時，柏林圍牆已然倒塌，網際網絡技術串聯世界，媒體曾經熱衷於描繪無遠弗屆、平坦無礙的全球化榮景。然而時至今日，我們已看出｢全球化」並未帶來平等。此書可說是安德森在21世紀全球化浪潮初起之際，借19世紀末的歷史喻今之作，他在前言中說：｢讀者如果在本書中看到一些和我們的時代平行、共鳴的現象，他們沒有看錯。」
安德森的其他著作有：《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語言與權力：探索印尼之政治文化》，《比較的幽靈：民族主義、東南亞與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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