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人生.阿潑》聆聽他人的故事
升大四的那個暑假,和同學一起到英國自助旅行。因為是第一次自助,又長達一個月,平時不會帶我應酬的父母,在行前一晚特別帶我去朋友的飯局,和他們一起聚餐。席間,因為太專注聆聽長輩們談話,筷子一直停在半空,我張著嘴不是為了進食而是聽到忘神,被母親當著眾人的面喝叱數次,依然故我。那些話題離我經驗太遠,於是充滿磁力,將我吸了過去。
「這個孩子從小就這樣。」硬的不行,母親決定改變策略,來軟的:「她才幾個月大,脖子還軟軟的,無法撐起頭,只要聽到大人在聊天,就會想辦法追尋聲音來源,拼命把頭往那個方向移動。」
她示範了我躺在舊式木板大床上,吃力仰頭的動作後,繼續叨唸:「如果別人在她喝奶的時候在旁邊說話,一定會被我趕出去。因為這孩子就會光顧著聽,嘴巴張開開,不再咬奶嘴也不想吸奶……」
長輩們哄堂大笑,直說有趣:這麼善於聽人說話,果然適合當記者。而我羞惱得想鑽地,只好認真扒飯吃菜,再也不敢「為聽棄食」──但只限那場飯局而已。
母親是對的。直到今天,我仍對吃食毫無興趣,寧可將時間挪來滿足資訊飢渴之慾。及至中學,我必以電視或報刊佐飯;上大學後至今,吃飯時若無法上網瀏覽、翻讀任一有字的載體,我都會覺得浪費時間。因此,就算手邊只有廣告傳單,也會津津有味地細閱,才不會有空虛感。此外,包含電線桿廣告、店家門外的海報,甚至交通工具上的路線圖,都會讓我駐足盯視許久。光是資訊本身,就夠讓我著迷。
小學一年級,學校發下福利社的購書單,讓我們拿回家給父母參考,團購課外讀物。我父母從不經手學校的事,任由我在那張沒有注音的圖書目錄裡勾選,而我也確實不浪費這機會,凡中日戰爭故事、林肯父子或冰海小鯨之類據說得獎的兒童故事,都入了我的手。後來才聽母親說,上小學之前我就認得很多字,但從不教我習字讀書的她,實在無法確定我到底怎麼學來的,只好認定是電視字幕跑進了我的記憶庫裡。
我不太曉得自己究竟是迷戀文字訊息,或是好聽故事,但即使看似無意義的幾行文字,在我腦海裡都可以編織成一方天地。像是有一天在電影圈朋友的帶領下,參觀《賽德克巴萊》片場──那是一個由日籍美術設計重新打造、試著還原的「日治時期的霧社街」──那些由各種細節構成的文化質地讓我錯以為穿越了歷史,於是直盯著和式木屋與電線桿上的紙頁,想透過這些字句「發現時代」。其實,絕多是醫藥廣告,霍亂鼠疫或痔瘡預防或治療的資訊翻印其上,離開片場,讓我不禁讚嘆:逛完這一圈,都可以寫個日治時期疾病研究之類的文章了。
對我而言,無處不田野,就算只是數位訊息包圍的場域,也值得浸淫,研究出個什麼來。我的採訪書寫,大概都出於各種經驗偶遇,若是逐漸擴大,就會啟程追尋。但我並不總是這麼認真,只是興趣被觸動後,就想要替自己內心萌芽的問號,找到對應的答案。
離開這個虛構的「霧社街」之後,我開始翻讀起《帝國與現代醫學》、《疾病、醫學與殖民現代性:日治台灣醫學史》這類置放在書櫃深處的硬書,甚至連小時候收集的漫畫《野口英世》都找了出來。剛踏入社會那些年,因為工作的地方都鼓勵讀書,可以在限度內申請書籍,加上當時科學人文出版市場與品味都好,讓我一度跌進那個讀書時屢受挫折的理科世界,於是,書櫃上積累了數排相關書籍,而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路易斯.李奇(Louis Leakey)這類演化生物學或考古人類學的相關出版品,也間接引導我走向人類學之路。
我對疾病論述的興趣,也幾乎在同個時期蒙發:從文學作品《鼠疫》、《疾病的隱喻》,到非文學的《瘟疫與人》或《槍炮、病菌與鋼鐵》,都是我日日捧讀的書。總之,那幾年,我對人類與它的一切都很好奇,大到文明,小到病體,都是我雜食的標的。
彷彿與之呼應一般,那時恰好發生九一一恐攻,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等論述突然理所當然且熱門,我對此感到失望,也為薩伊德的不斷呼籲而感傷,突然對於人文社會這個學門的無所作為感到羞愧,因它讓這衝突合理化而難堪。一個念頭於是浮上:如果能遁入科學領域,不顧這種喧囂,該有多好?我因此報考後山的人類學所,一心想讀生物或醫學人類學。這意味著我要離開媒體工作,放棄聽故事並寫故事的權利。
我的數理很差,文史地自是傲人,高中選組本不該猶豫,卻因生物成績不差而有些遲疑。尤其那些年,我迷上了侯文詠的書寫,從《七年之愛》、《大醫院小醫師》到《烏魯木齊大夫說》,白色巨塔裡的悲歡,生死相隔的拉扯,時常讓我又哭又笑,直認這是相當有意義的工作,但最後我還是選了文組,唸了新聞系,也進了媒體,但這不值得遺憾,因為記者這工作可以出入各種場域,或許有天我也能在這個白色場域採訪,寫出那樣生動的故事。
不料,出了社會的第一份工作,我就有採訪「偶像」的機會,看他如書裡那般風趣搞笑,興奮時還會任頭在桌上滑滾(?!),接著第二年、第三年,都還是能採訪他。
「侯大哥,這是我最後一次採訪你,請聽我說說真心話。」離開媒體、準備去讀研究所的最後一個採訪,正是侯文詠。當時趁著半自傳《我的天才夢》出版,他宣布「棄醫從文」,要專心寫小說。這是很值得報導的題材,但訪問過程中,我心裡的問號不時衝上腦海,於是,採訪結束,關上錄音機,我以「個人」身分與他對話。
我解釋自己要離開媒體,去讀研究所,因為寫了這麼多字,好像徒勞無功,不知道改變了什麼,影響了誰,感覺很沒用、很空虛,「可是你呢?當醫生明明可以救很多人,為什麼,要放棄當醫生,投入寫作呢?」
素來伶牙俐嘴、反應迅速的侯文詠,突然收斂表情,難得的頓了一下,嚴肅坐正:「醫生,只能救本來就能救的人。寫作,可以擴散到自己都無法預測的地方。」
我對這個答案不置可否,也無法理解,但也說不出什麼反駁,任這話題結束。多年後,我才發現這問題很冒昧,怎麼能拿大作家跟自己比?更何況,他確實影響了中學時期的我,至少讓我對人的生命與處境有更深切的理解與想像。我在許多行業打滾了幾年後,才真正理解,對侯文詠來說,寫作的價值,或說對青年學子產生的影響,是超越醫療與它所帶來的限制。儘管我當時保持懷疑,但內心還是受到聽說故事的本能驅動,不管做什麼工作,不論在何種平台,我都還是習慣觀察、閱讀、聆聽、書寫。
聽人說故事,並將那些故事傳遞出去,幾乎已經成了我這輩子唯一會做、能做的事情。然而,「書寫到底有沒有價值」、「到底能改變什麼」這樣的問題,仍不時浮上心頭,甚至,每次下筆都很膽怯,想著這是否會傷害別人、製造衝突,或者不過是一團丟棄也無所謂的垃圾?
我也是以這樣的標準去讀一本書的。書,很重,但那重量遠遠不及書寫與文字本身。就像嬰兒時期的我,吃力地想要將頭轉向音源那方一樣,面對他人勤懇書寫的作品也好,自己瀝血刻鑿的成果也罷,都要用盡力去聆聽他人的故事,可能的話,將這些故事妥善地傳下去。●
阿潑
一日文字工,終生工文字。時常離開台灣,就是離不開地球。著有《憂鬱的邊界》、《日常的中斷》、《介入的旁觀者》,合著有《咆哮誌》等。臉書:島嶼無風帶。
書評》反抗運動全球化,歷史就這樣連結起來:評《全球化的時代:無政府主義與反殖民想像》
1899年3月,人在日本的孫文,在律師好友平田兵衛(Hirata Hyobei)帶領下,認識了另一位來自菲律賓的革命家彭西(Mariano Ponce)。那年孫文33歲,正是年輕力盛的時代,而彭西比孫文大兩歲,住在橫濱,他旅居海外,為的是幫菲律賓獨立運動尋求國際支持。
兩人第一次見面選在彭西家中,雖然是以英語交談,但據說談得頗為契合。兩人甚至還留下了一張合照,照片裡孫文穿著正式西服,來自菲律賓的彭西則穿著一身傳統日本服飾。這次偶然的會面,讓兩位年輕革命家結緣,但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它讓孫文開始捲入菲律賓的獨立革命事業。
那年7月,有艘名叫「布引丸」的船隻,從日本長崎出航,目的地是菲律賓。船上裝滿了軍火,包括「六百萬枚子彈、一萬把村田步槍、一門加農炮、十門野戰炮、七副雙筒望遠鏡、一部火藥壓製機,還有一部彈藥壓製機。」
這樁軍火運輸就是由孫文出面,說服友人出錢,方才得以成行。假如這批軍火順利運達菲律賓,想必對獨立運動會是一大助力。只可惜天不從人願,布引丸出航不久,就在上海外海遭遇颱風,結果整艘船隻,連同軍火,全都沉入海底。
雖然出師不利,但彭西對孫文的協助大概是銘記在心的。十多年後,彭西曾出版過一本孫文傳記,把這位來自中國的革命家介紹給自己的同胞,也算是百年前中菲友好的留下紀念了。
這段彭西與孫文的意外交會,出現在《全球化的時代》最後一章,儘管篇幅不長,但對許多台灣讀者而言,這或許會是整本書最令人親切的一個段落——我們熟悉的「國父」出場了。
過去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強調孫文為革命四方奔走,但倒不會特別去提,原來這位大砲革命家,還曾為菲律賓獨立運動貢獻過一分心力。我們也不妨就從這裡開始,倒著閱讀《全球化的時代》一書。
《全球化的時代》的作者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台灣的讀書界似乎無需多做介紹。安德森1936年出生在昆明,父親是愛爾蘭人,母親是英國人。他從劍橋大學畢業,後來到康乃爾大學教書,畢生以研究東南亞為業。
1991年,他出版《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以印刷資本主義的角度,為現代民族主義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釋,他從東南亞等地出發的視野,挑戰了過去民族主義論辯裡頭的歐洲中心傾向。他在在提醒我們,現代政治思想並非都是誕生於歐洲後,才再被傳播移植到世界各地,它也可能孕育自殖民地的土壤。
這本書後來由吳叡人教授翻譯為中文,進入政治、社會與歷史學的課堂中,影響無遠弗屆。在熱烈爭論國族定位的台灣,如何結合理論與實踐,想像一個新的共同體,成為這座島嶼許多人念茲在茲的課題。
不過《想像的共同體》一書的光彩奪目,好像掩蓋了安德森其他後續作品的光芒。在那之後,他的其他眾多著作,在台灣一直沒有譯作問世,安德森彷彿成了一書作者。直到《全球化的時代》。
其實安德森算是頗為多產的學者,在2015年過世以前,他出版了大量的作品,涵蓋東南亞的不同國家,包括他所熟悉的印尼、泰國。在《全球化的時代》一書中,他則帶我們到了菲律賓。
在這本書中,安德森聚焦在三個人物,除了上面提及的彭西之外,還有後來被尊稱為菲律賓國父的作家黎刹(José Rizal),以及民俗學家陸雷彝(Isabelo de los Reyes)。其中黎刹所占篇幅最多,堪稱本書主角,相比之下,彭西和陸雷彞好像成了陪襯,他們的故事讀來有些令人意猶未盡。
儘管結構上有些不平衡,但安德森有個明確的核心主題,貫穿整本書,也貫穿他對這三個歷史人物的考察。他在這三個人身上,讀到的不只是菲律賓革命傳統,而是一個更為遼闊、橫跨全球的思想交流,從菲律賓到西班牙,到法國、義大利和俄國,到加勒比海和美國,也到日本和中國。這不是一個菲律賓的故事,這是一個世界主義的故事。
在安德森筆下這個屬於19世紀晚期的「早期全球化時代」,世界不是平的──或許正好相反,它充滿著不平等,帝國主義仍牢牢緊抓著殖民地。但它一如我們的時代,各個地方相互連結,頻繁交流,存在一個「龐大的地下根莖網絡」。
安德森的取徑對讀者而言是一大挑戰,我們必須緊跟著作者,以及他筆下三位主角的步伐,才不會一不小心就在這場漫遊世界的旅程中跟丟了。這樣宏觀的視野,當然也展現了安德森個人的博學多聞。不過除此之外,這本書本身也是個跨國思想交流的案例:安德森仰賴了其他國家的學者(如日本早稻田大學的梅森直之教授),協助他完成這樣一項跨越國境、涵蓋多國語言的研究計畫。
安德森自承,本書結構仿效狄更斯等人開創的連載小說形式,結局開放,甚至沒有結論。不過如果因此期待要讀到一本歷史小說的人,恐怕要失望了。本書大部分內容仍是分析,而非敘事。如安德森對黎刹的小說抽絲剝繭,從他的藏書、風格等方面,相互比對,企圖挖掘他寫作的思想淵源,對一般讀者而言,讀來恐怕有太多專門的細節。他對陸雷彞民俗學著作的考察,也是如此。
但撇開這點不說,我們可以從書中深入認識三位帶有世界視野的菲律賓獨立運動家,如何調度來自世界的思想資源,參與了祖國的獨立運動。
小說家黎刹憂鬱而敏感,他21歲前往歐洲,在異鄉度過大半歲月,習得多國語言,更廣泛閱讀歐洲文學作品,最後自己成了小說家,寫出《不許犯我》(Noli me tangere;Touch Me Not)與《起義者》(El filibusterismo;The Reign of Greed)兩部安德森稱為「可能是19世紀由亞洲人所寫唯二『世界級』小說。」
黎刹雖被尊稱為菲律賓國父,但弔詭的是,他對於實際的政治運動參與卻十分有限。菲律賓的地下革命團體卡蒂普南將黎剎列為名譽主席,事前黎刹對此卻並無所知。他甚至對於卡蒂普南所採取的暴力革命手段有所保留。醫生出身的他,對菲律賓獨立運動最大的貢獻,最後可能就是這兩部小說。或許正是在變化動盪的時代,借用梁啟超的說法,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這個不可思議之力,成就了黎刹。
比起黎刹,熱情充滿活力的陸雷彞,則以民族學這個看似來自西方的現代學科,回過頭來挑戰西方帝國。藉由考察和挖掘地方知識,陸雷彞要發明一個民族。安德森提醒我們,菲律賓與其他東南亞國家不同,他缺乏讓民族主義者能夠借用的古老政治或宗教傳統,而民俗就遞補上了這個位子。用今天台灣熟悉的話來說,陸雷彞企圖找到菲律賓本土文化的「主體性」,帶動本地文化復興,進而推動反殖民的民族主義。
至於我們一開始看到的彭西,與東亞世界、特別是日本知識分子的交流更是頻繁而深刻。但我以為最有趣的,不是孫文與彭西的交往,或是孫文為菲律賓革命的付出,而是安德森提醒我們,當時菲律賓和其他殖民地的起義行動,早就在中國國內的報紙上有所報導,而且可能因此激勵了清末的知識人,讓他們願意起身反抗滿清統治。
我想起歷史學者大衛.阿米塔吉(David Armitage)在研究《美國獨立宣言》的全球史研究時,這份與看似美國歷史緊緊相繫的歷史文件,其實有著十足的世界性格。它的思想內涵是國際的,它的影響流傳也遠遠超出美國一地,甚至就連這份宣言的物質層面,都與世界密切相連:獨立宣言草稿的印刷工人是愛爾蘭人,用紙來自荷蘭,印刷機器則可能來自英國,而最後在宣言上頭簽字的殖民地代表,來自歐洲不同國家,他們所使用的墨水瓶,由愛爾蘭人設計,瓶身可能來自墨西哥或祕魯出產的銀。
阿米塔吉的說法,代表了當代歷史學的趨向,我們開始擺脫國族主義的框架,看見每一個看似零星與分散事件背後的世界連結與跨國脈絡,在地的歷史也可以很國際。連結的歷史(connected history)是當代顯學,不過安德森早已注意到了這一點,《全球化的時代》則是一次示範,示範如何從地方看見世界,又從世界看見地方。在這種眼光下,他既改寫了世界,也改寫了地方。
在這本書的一開始,安德森以一個充滿詩意的開頭,解釋他在本書的企圖:
你需要特別用心地看,才能看見星星與星星之間,那可能隱沒在黑暗中的各種連結與聯繫。
安德森說,他的故事沒有終點,也沒有絕對的起點。這本書之所以從1880年代的馬尼拉開始說起,不過是作者的「獨斷挑選」。換句話說,我們也可以選擇另一個起點,重新講一次這樣的故事,一群反抗者的全球史。
也許那起點可以是香港──安德森筆下的好幾位革命家,都曾經在這座城市駐足:彭西去過香港,黎刹住過香港,孫文的革命事業當然也離不開香港。原來香港不只是金融之城,也可以是革命之都。
當然,我也忍不住要想,如果那起點是台灣,那故事又會是什麼模樣?●
無政府主義,與反殖民想像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Anarchists and the Anti-colonial Imagination
作者: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譯者:陳信宏
出版:衛城出版
定價:40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出生在二戰前的中國昆明,生前是康乃爾大學國際研究Aaron L. Binenjorb講座教授,也是全球知名的東南亞研究學者。精通印尼、爪哇、泰、泰加洛語,拉丁文與多種歐洲語言。其對民族主義起源的研究,具有高度開創性,深刻影響當代人文與社會學科的各個領域。是20、21世紀之交最具影響力的學術大師之一。
《全球化的時代:無政府主義,與反殖民想像》是安德森晚年著作,最早出版於2005年。當彼21世紀初期之時,柏林圍牆已然倒塌,網際網絡技術串聯世界,媒體曾經熱衷於描繪無遠弗屆、平坦無礙的全球化榮景。然而時至今日,我們已看出「全球化」並未帶來平等。此書可說是安德森在21世紀全球化浪潮初起之際,借19世紀末的歷史喻今之作,他在前言中說:「讀者如果在本書中看到一些和我們的時代平行、共鳴的現象,他們沒有看錯。」
安德森的其他著作有:《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語言與權力:探索印尼之政治文化》,《比較的幽靈:民族主義、東南亞與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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