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從歷史的礦脈釋放雕塑家群像： 與鈴木惠可談《黃土水與他的時代》
說到雕塑這門藝術，米開朗基羅有好幾句名言經常被引用。「每塊石頭內都藏著一座雕像，雕塑家的使命就是發現它」、「這形體本來就存在於大理石中，我只是把不需要的部分去掉」，以及「我在大理石中看見了天使，所以我雕刻直到將他釋放」。這些話語應當是藝術家最真誠的主觀自述，雖然表面謙遜，內裡卻要有無比的才華方能支撐。畢竟，芸芸凡庸之眾的眼裡，再珍貴的石頭也不過是塊石頭，不是人人都能判別什麼需要、什麼不需要，並發現其中的形體、雕像，釋放天使。
這是雕塑的神奇之所在，某種程度上，或許也是學術工作的神奇之所在。雖然近幾年這股重新發現臺灣美術的潮流裡，人們已經透過幾場重要的展覽，再次看見了黃土水與他的作品，然而卻依舊有待更多研究，才有辦法深入理解其人，抵達他藝術的核心。因為時間洪流有如塵瀑，縱是瑰寶也可能一不小心湮沒其中，而鈴木惠可《黃土水與他的時代：臺灣雕塑的青春，臺灣美術的黎明》的價值，就在於鑿開了歷史的礦脈。她不僅從中釋放了黃土水，更釋放了一整批被時代遺忘的雕塑家群像。
➤「因為我不是百分之百的日本人」
鈴木惠可本人也是礦脈一般的研究者。即使你懷疑這稀鬆平常的表面底下還藏有什麼，可除非實際探勘，否則不會料想到內裡居然如此豐饒。
就比如這本書的後記。這篇後記和前面的考察論述同樣好看，尤其她寫到種種因研究美術與黃土水而生的緣分，使她彷彿找到一種語言，能從過往不善表達的苦悶中突圍而出，這些跨越國境的交流，著實令人動容。
文中有這樣輕描淡寫的一句話：「為了尋找畢業論文題目，我決定要去一趟臺灣」，看似理直氣壯，在當代日本社會普遍保守內向且趨同的主流氛圍底下，卻稱得上驚人的決定，何況當時日本對臺灣的興趣還不像今天這般濃烈。對此，鈴木惠可只是笑著回答：「我寫完後記才發現，可能是無意識地跳過了最重要的部分。」
「我的外公是臺灣人，出身臺中。日治時期他到日本學醫，後來成了醫生，也和我的日本人外婆結婚。」那是30年代後半至40年代左右的事情了，幾乎就是戰爭迫近之際。再加上日後戰爭結束的狼籍與國際局勢，種種外因使得她的母親及其他兄弟從小在日本長大，即使知道自己與臺灣的淵源，但一來既不會臺語或華語，二來則也是戰後臺灣政治與社會的變遷、政治的戒嚴，使得臺灣成為鈴木惠可與她母親一直知曉，卻從來無法親身涉足的地方。
但臺灣並沒有因此變得疏遠，反倒以另一種方式發揮了切身的意義。戰後日本知識界雖然對軍國主義或本質化的日本民族論述多有反省，但在一般社會當中，對於臺灣或韓國等從前曾經是殖民地的人民，仍然難免有隱微的歧視，即使身為四分之一混血兒的鈴木惠可，在成長過程中也多多少少見識或體驗過。也因此，在她最初就讀京都大學文學部、專攻日本近代史的時候，這成為了她的問題意識：「因為我不是完全的日本人，那我該怎麼看待日本的歷史？」她希望能由此發現日本社會中的矛盾，尤其是，那種自我定義何謂日本、何謂純正日本文化之類的「日本人論」，特別使她感到格格不入。「因為我不是百分之百的日本人」——這樣的話，她說了第二次。
從京都大學畢業後，因為想起小時候獨自畫畫的時光，感受到內心對美術的渴望，促使鈴木又進入東京藝術大學重新成為大學生。在日本，大學畢業通常也需提交畢業論文，在她尋找東京藝術大學畢業論文題目之際，正好碰到家中祖輩過世，在處理後事的過程裡，她開始對自身的源頭產生了興趣，才決定趁機前來臺灣。是因此，她才遇見了黃土水，也就此展開臺灣美術史的研究之路。
➤藝術的根本在於技術
即使今日臺灣的大眾認識到了黃土水的重要性，但要研究黃土水卻並非易事。除了因黃土水早逝、沒有後人，致使相關一手資料早已散佚之外，更因為在此之前，黃土水的作品大多不在美術館裡，雖然文獻中可能記載藏家，但未必能獲得聯絡資訊。加上為求嚴謹，每項作品依舊需要實際確認、親眼鑑定，光是這些探索調查，就為研究增加了許多困難。
於是，在《黃土水與他的時代》裡，讀者不只可以看見黃土水及同時代雕塑家的故事，也可以看見身為研究者的鈴木惠可如何拾掇線索、牽起緣分，拼湊出黃土水面貌的故事。「每個作品，」她說，「每個作品背後都有各自的故事。」
然而，黃土水是臺灣第一位現代雕塑家，又曾受日本皇室青睞，如此盛名之下，一定也有許多仿效者。該如何才能辨識作品的確出自黃土水之手？鑑定的要訣是什麼？有無署名當然是其一，但更重要是，鈴木說：「如果你看過很多他的作品，大概就可以抓出每個階段品質的程度。所以要從眼前這件作品的技術來看，與他當時的程度差多少。」——關鍵在於「技術」。
書中第二章，寫到黃土水初到東京美術學校學習木雕，當中提及他在此時期的幾件作品，對於兩件〈鯉魚〉木浮雕作品，鈴木惠可就演示了她細膩的鑑定之眼，從鑿痕、線條流暢程度、力道、表現等，搭配書信紀錄，對作品進行了一段極為精湛的推理。若無接受過藝術大學的洗禮、沒有實際接觸過雕塑的創作過程，是難以鍛鍊出這種眼力的。
黃土水的創作以立體雕塑為主，使用的技術卻有所不同，主要分為「雕刻」與「雕塑」兩種。此外，這些技術還涉及明治時期東洋與西洋、傳統與現代的碰撞，例如：「木雕」是日本、傳統之代表，而「塑造」則是西洋、現代之象徵。
或如西洋的藝術講求個性，而日本傳統的雕刻家則由於通常以雕刻觀音像或佛像為主，所以即使在技術層面，每位雕刻家多少會有個人習慣或風格，但在作品呈現上，並不追求表現雕刻家本身的內在性格。鈴木惠可分析：黃土水的創作思考正是緣於夾在這兩種傳統之間，才想試圖在其中找到容身之處。
就個人的喜好而言，鈴木惠可還是最喜歡黃土水的木雕與大理石雕塑作品。若論技術，木雕或許要更勝一籌——畢竟這是黃土水修習最久的技術——只可惜如〈木雕額猿〉這樣的作品藏於日本皇家，無法親眼見得。至於大理石雕塑，背後則有宛如少年漫畫那樣傳奇般的故事：黃土水無師自通，只憑藉觀看他人的創作過程，就自己摸索出方法，習得石雕技術，造出優異作品。這等天資，也無怪乎〈少女〉胸像與〈甘露水〉能如此聞名。
事實上，在鈴木惠可完成博士論文（也就是這本書的前身）時，仍未見過〈甘露水〉。是在2021年底〈甘露水〉公開前的修復期間，她才有機會第一次親眼見得，也因此在成書時能增補更多相關部分。「過去大家都認為這是黃土水的代表作，但是很長一段時間都看不到，是近乎傳說般的存在。原本我想像會是比較優美的作品，等到實際看見，覺得比想像中還要更有力量。」她補充道：「每次要看原件的時候，多少還是會擔心看了會不會失望。〈甘露水〉沒有讓我失望，就跟傳說中的一樣。」
不過鈴木惠可也同樣喜歡〈少女〉胸像。雖然那是黃土水更早期的畢業作品，但他嘗試以堅硬的大理石表現各種不同質地：細軟的毛髮、柔嫩的皮膚、脖子上毛茸茸的圍巾、衣服布料皺摺，似乎還揉合應用了木雕技法，彷彿宣告著對己身技術的自信，充滿藝術家的自覺。
➤以黃土水為中心，可以輻射到多遠？
《黃土水與他的時代》除了挖掘史料、重新構築立體的黃土水面貌，另一個重點在書名的後半：他的時代。這本書不只關乎一個人，而是以這個人為中心，輻射出同領域乃至跨領域的人際網絡，也是另一大精彩看點。
書中考察了曾經在臺灣活動的日本人雕塑家，例如黃土水之前的齋藤靜美與須田速人，或是受過黃土水恩惠、曾定居基隆的鮫島盛清（後改名為鮫島台器）等。也提到了一批追隨黃土水腳步至日本的臺灣留學生，包括陳在癸、張昆麟、林坤明、蒲添生、陳夏雨、黃清埕、范德煥等等。這些雕塑家在過往較少受到關注，當中也有幾位缺乏生平事蹟，但在鈴木惠可的四處探尋之下，不僅拼湊出他們的身影，更有許多動人的故事——是這些雕塑家對藝術追尋的故事，也是鈴木惠可撫觸史料或與雕塑家後人交流互動的故事。
比如鮫島台器。正當《黃土水與他的時代》書稿送印刷廠後沒幾天，鈴木惠可至橫濱的大學演講相關題目，意外與鮫島台器的孫女聯繫上，才得知鮫島台器共有4個兒子，目前只剩二男與三男在世。長男、四男與鮫島台器之妻，皆在戰爭結束前不久死於美軍空襲。空襲毀了鮫島台器所有作品，他也因此傷了手，自此無法雕塑，餘生顛沛，最後只能當校園保全養家，令人唏噓。
又如張昆麟這位來不及成名的早殤藝術家。鈴木惠可透過顏娟英教授提供的私人書信資料，首次整理出他的人生軌跡。他曾經壯志凌雲，在信件中寫下自信豪語：「在四百萬臺灣人之中，由我一個人代表雕塑界，光是這樣想就覺得高興。」但被診斷出肺結核病時，他在給長兄的信中這樣傾訴心情：「人生很黑暗……我此生最討厭的就是肺病（請保密此事），植祺老師也得到肺病，最後在追求藝術的中途就過世了。我的病症目前在初期，若沒有適當的治療，會進入第二期、第三期，然後致死……」鈴木惠可補充，後面這封信令她印象深刻的，是字跡特別凌亂。
至於書中提及跨領域的人際網絡，例如黃土水的老師高村光雲，他的兒子正是另一位日本近代藝術家兼詩人高村光太郎，而黃土水的太太廖秋桂，就是臺灣文學作家廖漢臣的姊姊。廖秋桂本身亦是當時少見的女性知識分子，不僅受過高等教育、學過世界語，也是《臺灣日日新報》第一位女記者。鈴木惠可說，黃土水對她接觸現代新知應該頗為支持，或許可以由此瞥見兩人相互支持的夫妻關係。
此外，還有例如黃土水製作〈蕃童〉時曾向人類學家森丑之助詢問，而他那尊曾設置於臺北龍山寺的〈釋迦出山像〉，當中也有魏清德的引介等等。書中的其他雕塑家，也不時可以看到諸如呂赫若、張文環、王白淵等臺灣文學領域裡熟悉的名字，在在點出了當時美術跟文學的密切互動。
以此書總結過去十多年的研究之後，下一步，鈴木惠可仍然對戰前其他日本帝國的殖民地抱持興趣，希望可以將關注延伸至同時期朝鮮與滿州國的藝術家。後記中她也曾提到，在十幾年前，「黃土水」還是個冷門、只在專業領域才有人聽過的名字。誰都想不到，只不過短短10年，這個曾經冷門的名字，可以輻射至同時代的臺灣人、日本人，甚至可能再度跨越國界，擴展到更廣大的東北亞。
也許這是藝術的魔力，也同時是學術工作的魔力：當你成功釋放了隱身的天使，自然能夠藉其羽翼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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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鈴木惠可 日本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研究領域為近代臺日雕塑史。參與撰寫顏娟英、蔡家丘總策畫《臺灣美術兩百年》（春山出版社，2022），相關研究發表於《日本殖民地研究》、《近代畫說》、《雕塑研究》、《現代美術學報》等期刊。 |
再等一下下！
書評》台灣最早的推理小說：令人百感交集的《艋舺謀殺事件》
➤擁有寬廣面向的臺灣推理小說史
3月初接到既晴的聯繫，得知他已完成三本（さんぽん）《艋舺謀殺事件》一文的翻譯，興奮之餘，也覺得有點超現實——多年以來的期待，竟然就這樣成真了？！
為什麼如此興奮，又有著這樣的感慨呢？因為2006年我進入臺大臺文所就讀碩士班，在黃美娥老師的課程中，驚訝地發現原來臺灣戰前就有著豐富且鮮明的通俗小說傳統。這個傳統既有臺灣人在中國文化影響下固有的書寫形式，也有受西方思潮與日本殖民者夾帶而來的新舊傳統之創新，每每令人感到驚喜萬分。伴隨著對戰前臺灣文學的了解加深，才後知後覺地發現，不只漢文，戰前的臺灣日文小說同樣是精彩絕倫的故事寶庫。
三本的《艋舺謀殺事件》是1898年發表於《臺灣新報》上的作品，共計連載54回，目前僅存53回。《臺灣新報》創立於1896年的臺北，是日本領台初期即創設的新式報刊。截至目前為止，這是研究者找到在臺灣發表的最早一篇推理小說——儘管當時大多數的臺灣人仍不懂日文。《艋舺謀殺事件》的預設讀者，是來到臺灣的日籍殖民者們。但它的存在，無疑揭示了臺灣推理小說史並非如80、90年代所以為的「台灣推理乃戰後才誕生」，而是早在戰前便已擁有相當寬廣且複雜的面貌。
這樣的事情，怎麼能只有我知道呢？！此後，我便透過演講邀約，致力於臺灣戰前推理小說史的推廣。2020年《CCC創作集》的專欄邀約，與2021年臺灣文學基地的「抵達另一個謎：臺灣推理一二三」特展策劃，是較能系統性地介紹此一領域的機會。
順道一提，特展「臺灣推理一二三」的題名緣由，即是由《艋舺謀殺事件》於報上發表至展覽當時，恰恰好是123年的歷史。在這123年中，漢文與日文、傳統與現代的四維交混，開展了混雜而絢爛的風景。
策展與寫作時的期盼，宇宙以一種我意想不到的方式回應了，那便是既晴這次的策劃與翻譯出版──我很驚喜地從既晴那邊得知，他是因為我的介紹，得知了這批作品，才有了後續的翻譯與出版計畫。
➤黎明期的作品，已出乎意料的成熟？！
《艋舺謀殺事件》的故事，講述記者花野艷雄與巡查池中光，誤打誤撞地發現龍山寺池中漂浮著的屍體，進而展開一系列偵查，最終破案的故事。由今日的眼光來看，本作令人驚豔之處或許不在推理情節的設計，而在於對當時台北城的描繪。儘管詭計相對樸實，巧合之處不少，然而其形態之成熟，確實已然令人感到訝異。究其因，則須回到臺灣受日本殖民的大歷史背景。
回顧現代推偵犯小說的型態，普遍認為奠基於愛倫坡（Edgar Allan Poe）於1841年發表的〈莫爾格街凶殺案〉。這篇小說於1886年由饗庭篁村翻譯成日文，在《讀賣新聞》上連載。換言之，早在臺灣進入日本版圖的十年前，日本人便已透過翻譯、譯寫與自創等形式展開了相關文類的實踐，逐步拓展了日本推偵犯小說之領域。《艋舺謀殺事件》上承此一脈絡，故而在創作上便顯得揮灑自如。
儘管《艋舺謀殺事件》背後上承的文學傳統可回推至日本推偵犯小說史的脈絡之中，但這並不代表它就無法被視為臺灣推偵犯小說史中的重要環節，也不表示兩者間因此有著從屬性的關聯──不同的切入角度，自然會有不同的觀察重點。若以臺灣為本位，則《艋舺謀殺事件》實際上標示著在臺日人的犯罪小說創作之濫觴，而其書寫與情節，不消說，折射了當時在臺日人此一族群如何觀看臺灣這塊土地，與早他們一步定居其上的人民。
➤殖民者視角下的台灣
如前所述，今日回頭看《艋舺謀殺事件》，其引人之處或許更在於對當時台北城的書寫。小說中可以非常明確地看到，殖民者的視角是如何觀看臺灣這塊土地與住居其上的漢人——既覺得「土人」需教化，又總是擔憂著「他們」的桀驁不馴。日本殖民臺灣與歐洲殖民亞非，最大的差異之一或許便是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外觀差異上。儘管透過身形、語言與習慣等仍可大致掌握，但透過金錢與學習，這些差異都可以被減到最低。因此，本作核心的「身份之謎」，在一定程度上或許也反映了殖民者的焦慮：死者是日本人？是中國人？是台灣人？身份的差異是否會影響偵查者的判斷？小說不時瀰漫著此類微妙的氛圍。
然而，以推偵犯小說最喜標榜的「科學精神」而言，理想上，其偵查應不受身份、種族、性別、階級等外在因素干擾。於是小說最後安排「土匪頭之子」協助偵查的橋段，實展露了殖民者自詡與舊的清國政府之差異。然而，殖民政府真如殖民者所描繪的勿枉勿縱嗎？實際上，即便是親政府的《臺灣日日新報》上，亦可見到記者因政府吃案而發出的不平之鳴。因此，在讀《艋舺謀殺事件》一書時，作者本身內建的政治／殖民立場，仍是讀者需審慎以待的一環。
小說中最顯著的詮釋差異，或許便在於「土匪」陳秋菊了。陳秋菊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生於1855年，卒於1922年，是今日新北市深坑（舊名文山堡烏月莊）人。清代時，他是林朝棟底下的將領。1883年的中法戰役中，他於基隆一役有功，獲四品武官，頂戴雙花藍翎，加賜都司。並曾任深坑一地的總理。
1894年，時逢割讓，陳秋菊奉巡撫唐景崧之令，率義勇以備邊警。乙未戰爭時，他以武力力抗日本軍。其後曾聯合其他義軍首領包圍台北城，亦曾進攻大稻埕。當時的陳秋菊騎著一匹白馬，此形象深入人心，自此以後被稱為「白馬將軍」。
這樣的形象，是不是與我們心目中的「土匪」相去甚遠呢？與其說陳秋菊是土匪，倒不如說他是不服割讓且握有軍事勢力的地方頭人。無法剿滅陳秋菊的日本政府，在兒玉源太郎上台後，改採懷柔政策。雙拳難敵四手的陳秋菊，最終在樟腦開採與製作權的優渥條件下率眾歸順，時為1897年。
由其逝世新聞中可以得知，陳秋菊在斷髮令後仍「垂辮自若，以至考終」。其至死仍留辮髮的行為，被當時的漢文部記者讚為「可以知其志之有在矣」。民族氣節之外，陳秋菊竟能違抗總督府官令——鹿港文人洪棄生為保留辮髮拒不上街，但卻遭日本官憲闖入家中強制剪去——亦可見其人的影響力。
即便兒玉源太郎成功地化干戈為玉帛，但三本顯然認為長年反抗日軍，且在臺北盆地邊緣擁有豪宅的陳秋菊，是非常適合的反派形象。這其間是否存有因陳秋菊抗日而來的舊怨，抑或單純是以殖民之眼所挑選出來的劇情需要（畢竟陳秋菊長年占據刊頭，是日人相當熟悉的台人領袖），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與釐清。至於秋菊之子秋鴻，則純屬杜撰。首先，由父子名均有「秋」字來看，此一命名方式即屬日式風格。中式命名有所謂「避諱」一說，卑親屬使用尊親屬名諱自稱乃大忌，「秋鴻」這個人物，顯然不可能為真。
➤是小說，不是史料
閱讀一本書，總是不只一種方式。有類型小說式的閱讀、歷史式的閱讀、後殖民式的閱讀……觀點的發展、觀點間的相異與相斥，正是我們如何可以更深入理解文本的關鍵之鑰。然而在此也必須指出，由於《艋舺謀殺事件》係報刊連載之作，版面並非全數保留，而是有所闕漏，若以學術角度觀之，在出版時理應盡量保持原作樣貌，以確保最大程度的正確性。然而，既晴並非學術界人士，其翻譯與出版的初心，亦在於小說的故事性令人驚豔。
為了維持故事性的完整，以使極少接觸此類作品的一般讀者能有良好的閱讀體驗，既晴耗費了相當的心力修整原文章節，乃至以本身小說家的功力，為其闕漏之處補全，將小說做了相當程度的修整，以盡量靠近現代讀者的閱讀經驗。這樣的調整，其初衷是在文獻與商業性之間求取平衡，因此小說最末也附上修改細目以供參考。話說回來，其他「不能只有我看到！」的日治時期臺灣推理故事其實還不少，期盼更多的故事如《艋舺謀殺事件》般，有再度為臺灣讀者認識的機會。●
作者：さんぽん（三本）
譯者：既晴
出版：前衛出版
定價：40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さんぽん（三本）
生平不詳，尚有刑案實錄《苗栗工友命案》（苗栗の小使殺し）連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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