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初，春寒料峭，出身彰化的醫生作家賴和先前莫名入獄，元氣大傷，出獄後健康惡化，沒撐到農曆年頭，就因心臟病發作溘然過世。這位生命橫跨臺灣日治時期的社會運動者、臺灣新文學之父，身後留下數萬元債務，更留下醫人治心的好名聲。出殯那日，彰化民眾沿途擺設香案、供品等為他祭拜，送他遠行，抬棺隊伍綿延不絕。

時過滄桑，這段歷史灰飛沒入大時代改朝換代的亂局中。緊接著冷戰時期、肅殺的白色恐怖，後來，時局綏靖，科技昌明，之前那段歷史卻是模糊失語的。

今（2023）年是賴和過世80周年。隨著愈來愈多臺灣研究的資料出土，相關爬梳資料出版，那個時代的故事開始被述說。大塊文化也在今年出版《兩撇喙鬚醫生──賴和》，作為「日治時代臺灣人物」臺語繪本系列第一彈。

《兩撇喙鬚醫生──賴和》的創作者黃郁欽與協力陶樂蒂，在具有歷史既視感的大稻埕接受訪問。夫妻倆一口自然地道的臺語，在現今都會區實屬難得，其中因緣始於6年前的一場約定。陶樂蒂坦率還原：「既然我們回原生家庭時都是跟父母講母語，為什麼兩個人一轉身就不講母語了呢？」於是他們相約，成為即知即行的臺語夫妻。

➤寫父輩不說的時代

兩人以臺語娓娓談起這部繪本故事的源起。黃郁欽是出生於竹山、成長於埔里的鹿港人，講起臺語帶著一點泉州海口腔，濁音多了厚實感。他從事編劇工作，喜歡看日本大河劇，有個願望是想要寫臺灣的大河劇，尤其是臺灣現代化過程的那段故事。「寫一個人的故事是一本書，寫十個人的故事就是一個時代。」夫妻兩人深有同感。

而深層的起心動念，是想更接近出生於日治時代的父輩，記錄與理解那個時代。黃郁欽的阿爸今年103歲了，出生於大正11年，和故總統李登輝同庚，如今仍身體硬朗。「日治時期，對我們來說是歷史，對他們來說是生活。現在不記下來，以後的後代都不知道了。」

五年級生的黃郁欽還能從父輩口中知道一點以前的生活，覺得有責任勾勒那個時代，「那一輩無法選擇自己的國籍，睡一覺起來就改朝換代，昨天講日文，今天要說華語，以前的都不算數……」藉著繪本作為創作載體，他溫柔地揭露時代的痕跡。

「我爸以前從日治時代就在郵局做囡仔工，後來曾經和白色恐怖的郵電案擦身而過。」黃郁欽說，日本人為臺灣現代化打下基礎，可是，臺灣人畢竟是次等國民，和日本人同工不同酬。他的阿爸日治時代每個月可以賺3塊錢，臺灣光復以後，國民政府播遷來臺的外省人佔了離開日本人的缺，本省人的薪資還是一樣低。

1949年3月26日，四百多個郵電工人拉著布條大遊行，從臺北郵局遊行走到臺灣省政府（今日的行政院），爭取臺灣員工「歸班」，納入郵電局的正式編制，與外省籍員工同工同酬。遊行後，郵局提供考試轉正的辦法，用華語考試對於受日本教育的臺灣人來說「足硬篤（很困難），當時阿爸27歲，靠著死背硬記，拼命考過了。」

他問阿爸郵電工人大遊行的事，「恁毋驚喔（你們不怕喔）？」

「四百外人做伙，毋知驚。（四百多人一起，不知道害怕。）」阿爸雖然這樣說，但那年遊行後，5月中，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就宣布戒嚴，長達38年。

陶樂蒂老家住在士林舊街區，她的阿爸小時候念過一年日本學校，臺灣就光復了，身邊也有人在白色恐怖時期被牽連。小時候，阿公外嬤不准他們去別人家玩，要小孩不要亂講話，「抓耙仔」（告密者）就在你身邊。長大後才了解，老一輩經歷過那段歷史，不管表面順從或抗拒，心裡都會有恐懼。

➤手製繪本到系列作

黃郁欽原本打算把賴和的故事寫成青少年小說，後來一想，繪本是許多孩童認識這個世界最初的方式，透過繪本可以讓孩子們對這些臺灣歷史人物留下印象，開啟他們的好奇心，進而對這些人物有更深入的認識。於是《兩撇喙鬚醫生──賴和》先是完成手製繪本，參加去年「2022書店裡的手製繪本展」，在北中南5家獨立書店巡迴展出。作品亮相後，得到大塊文化的邀約，決定以賴和為起點，出版「日治時代臺灣人物」臺語繪本系列。

黃郁欽喜歡說故事，一開始從事幼兒繪本。2013年創作了反核議題的繪本《好東西》，注意到議題繪本不好做，也較少人做。2016年他到義大利參加波隆那書展，看到國外為數甚多的議題繪本，內心頗受衝擊。回頭想想，國外有他們生活中產生的議題，例如黑白種族歧視、二戰的轉型正義，而臺灣的本土議題則有我們的脈絡，沒有翻譯書可以代勞：「議題繪本沒有人會替你做，只能靠本土的創作者。」歷史人物傳記更是進階的考驗，涉及細瑣的史料蒐集和考證，以及如何將平面的敘述資訊，變成讀起來有趣的立體故事。

黃郁欽原本以為，像賴和傳記這樣的作品不會是出版社喜歡的路線，不如利用每年展出手製繪本的機會，一年做一本，完成心中的願望。「有機會出版，覺得喜出望外，可以做多少就做多少，填補這一塊歷史的空白。」

《兩撇喙鬚醫生──賴和》是大塊文化的第三部臺文繪本，最先是向陽與幾米合作的兒童詩繪本《鏡內底的囡仔》，第二本是阿尼默詩繪本《情批》，接下來將會是一系列日治時期人物傳記的臺文繪本。

➤讓圖像說故事

人物傳記的圖像風格多採用寫實手法，黃郁欽在《兩撇喙鬚醫生──賴和》書中，則利用電影蒙太奇的手法，以象徵畫風表達故事情節。「文字旁白以外，讓讀者透過畫面感受另外的故事」，多一點抽象，讀者可以有更多想像。譬如書中講到，過年時節賴和需要去借錢周轉。畫面上沒有圍爐、沒有放鞭炮，而是賴和走過一棟棟像紅包袋的房子，畫面詩意，充滿隱喻，讓讀者自己投射與聯想。

全書的顏色主要選用黃藍對比色，加入紅色與棕色，色彩控制嚴謹，設計感強，對比張力大。繪本的翻頁具有舞台轉場的趣味，這個跨頁是藍色鬍子向右邊飄飄如河流，講醫生的親切和醫術高明；翻到下一頁，紅色鬍子向左邊噴發如火舌，述說病人不聽話糟蹋健康，醫生會大發脾氣。畫面極具舞台表演的亮點。

賴和一生經歷兩次入獄，書中也有不同的表達方式。第一次入獄，他從下巴光潔到蓄鬍，出獄後保留兩撇喙鬚，表達勿忘反抗日本政府的心情。第二次莫名入獄，遲遲等不到審判結果，獄中日記記錄平凡庸碌的愁腸，黃郁欽以紙／日記拼貼成賴和困在監獄的樣子。文字沒有說盡的，圖像可以埋梗。

書頁中，與主題有關的人名，會化為圖像的一部分。談到賴和就讀總督府醫學校時，他的同學和學長學弟的名字排列在畫面中。賴和在《臺灣民報》當文藝欄副刊主編，培養臺灣人作家，畫面上則以園丁在花園灌溉來比喻，花叢間有楊逵、朱點人、呂赫若等臺灣作家的名字。

看完這本書，大家對於留著兩撇鬍鬚的賴和醫生以及他所處的時代，會有初步的印象。黃郁欽鼓勵有興趣再進一步認識日治時代臺灣人物的讀者，不要忽略畫面中安排的名字所提供的線索，上網Google可以認識更多影響臺灣現代化的臺灣人，串聯出那個時代更生動的網絡關係。

➤語言要是創作者可以自在表達的

《兩撇喙鬚醫生──賴和》是黃郁欽第一次用臺文創作繪本故事，文字採用全漢字，搭配黃郁欽線上語音講古。他提到：「很多人以為臺語沒有文字，也有人說一開始看不懂，是對照我念的內容才看得懂。」

臺語文本來是口語，文字有漢字與羅馬拼音（一種是臺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簡稱「臺羅」；另一種則是教會系統的白話字羅馬拼音，簡稱「教羅」），目前臺語文出版大多選擇全漢字或漢羅混合，再搭配有聲書或線上語音，幫助對照發音與文字。黃郁欽說：「用正確的漢字寫臺文，可能大家一開始不習慣，但看久了就知道如何對應與發音。」陶樂蒂補充，這是習慣臺文的過程，她自己也是這樣把母語書寫建立起來的。

談起這次出版經驗，兩人呵呵笑說，「難得出書後的採訪，可以都用臺語應答。」在好幾場廣播和podcast受訪時，意外地大家都用臺語聊開了。而且，順著賴和故事摸藤回溯，還碰到好幾位彰化鄉親來相認。

與華文出版經驗不同之處是，責任編輯並非臺文專業，所以需要臺語老師協助審定文本，確認正確的用辭和語法。如果碰到個人經驗或地方差異，用語習慣不同，黃郁欽和陶樂蒂主張用作者日常中會使用的詞語，「繪本是需要唸出來的，是日常使用、創作者可以自在表達的，這樣才有意義。」出版至今，沒有遇到來指正的意見，他們自我期許，先求用語用字正確，把臺文寫得優美繼續努力中。

➤他們都在那裡──用故事重現場景

《兩撇喙鬚醫生──賴和》是個起頭，黃郁欽將繼續創作日治時期人物雕塑家黃土水、記者楊千鶴、政治家林獻堂和植物園園丁林火塗的故事。當我們肯定當時的日本人為臺灣奠定現代化的基礎，不要忽略，當時也有很多有才能的臺灣藝術家、專業者、技術人員，一起成就臺灣的現代化。已經收集不少資料的黃郁欽賣個關子：這些人物彼此間都有關係與交會，屆時讀者可以在這系列繪本圖文中找到很多有巧思的彩蛋。

欲知現在果，當知過去事！陶樂蒂轉述與朋友間的笑談：就算要穿越到日治時代，我們也需要故事，幫我們想像重現那個場景。期待愈來愈多人述說那個時代的故事，將淹沒在歷史灰燼中的人物，透過故事重現，幫助我們認識過去。●

前陣子剛去世的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他的代表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開頭，以他一貫饒富哲思的筆調，重新審視了尼采「永劫回歸」（Ewige Wiederkunft）的概念。「永劫回歸」是指所有事物都將以我們經歷過的樣貌，無限重複的循環上演。

昆德拉引用「永劫回歸」，對現實世界單向的時間敘事提出反思和批判：所有的事物都是轉瞬即逝，就失去了意義和重量。譬如法國大革命時期羅伯斯比（Robespierre，1758-1794）的專政，當歷史是「一去不返」的樣態，那麼再血腥的年代，都將「變成一些字詞、一些理論、一些研討，變得比鴻毛還輕，不會讓人感到害怕。」

當一切都「轉瞬即逝」，人們也就失去了判斷的能力。類似華人社會常見的「死者為大」，一旦死去，生前的瑕疵甚或惡行，都會被輕輕抺去。昆德拉以「道德墮落」形容類似的和解，他毫不留情面地寫下：「這墮落是一個以回歸之不存在為本質的世界所固有的，因為在這個世界裡，一切都預先被原諒了，也因此，一切都被厚顏無恥地允許了。」然而，一旦歷史事件永無止盡地輪迴，那麼它就會成為巨大的「東西」矗立在那裡，逼得人們直視，無法輕易的遺忘或原諒。

閱讀東歐現代史家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的《到不自由之路：普丁的極權邏輯與全球民主的危機》，我總是會忍不住想起昆德拉的這段文字，以及人性永遠學不到教訓的絕望。

➤天國降臨的兩種幻象

在這本討論普丁如何打造俄羅斯的極權統制，進而影響世界的著作裡，史奈德從宏觀的視角提出兩個左右當代政治的虛構幻象：「線性必然政治」（politics of inevitability）和「永恆迴圈政治」（politics of eternity），來解釋民主在今日世界的挫敗。

「線性必然政治」是指「感覺未來只不過就是現在的線性發展、進步的法則都已在掌握之中，一切別無他法，也就覺得沒有什麼真正能做的事。」簡單來講，就是一切注定會變得更好，我們也就不需要多做什麼。

戰後各大陣營都有各自的進步神話，在美國資本主義的版本裡，市場將自然迎來民主，民主則帶來幸福。歐洲則相信歷史會創造國家，在戰爭後國家會選擇和平，走向統合。蘇聯為首的共產陣營，也有一套共產主義版本的線性政治，相信革命必然帶來烏托邦。當蘇聯解體，資本主義陣營的自信也來到最高峰，政治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主張的「歷史之終結」，即是對自由民主體制的最高歌詠。

既然自由民主制最後注定勝利，人無論作為或不作為，皆無法違逆這必然的浪潮，人們於是不再戰戰兢兢地克盡公民的責任，過去和歷史的示警或教育都不再重要，資本主義許諾的天堂終將降臨。

➤迴圈：沒關係，它過得比我更糟

然而，21世紀初一系列的動亂，沖毀了進步的假象，隨著線性政治的崩潰，「永恆迴圈政治」的時間感代之而起。按史奈德的定義，假如線性政治讓人們覺得未來必將走向美好，「迴圈政治則讓國家落入一種被害者的迴圈循環。時間不再是走向未來的一條線，而是無止境地一再面對過去的相同威脅。」

在線性政治裡，進步是必然，所以無人需負起責任；迴圈政治的邏輯看似相反，但正因為不管人們做什麼，敵人總會來臨，在強烈的末日感作用下，依舊沒有人能負起責任。連政府在迴圈政治家的眼中，都不再以改善社會為目的，而是無止盡地防範各種威脅。以普丁為首的21世紀獨裁者或民粹政客，就利用對迴圈政治的操弄，趁勢而起，主導了當前的世界。

「線性必然政治的想法，就是沒有什麼想法。」線性政治強調的是「必然」，人只能依照既定的規律前進，既然「沒有其他選擇」，也無需對過去的歷史和未來的變革負責，「人生變得是一場夢遊，順著命定的路程、走向早已指定的墳墓。」

當線性政治的進步被證明是一場幻夢，繼而接手的迴圈政治，則以寡頭統治取代民主，並以法西斯主義思想，虛構一則無辜過去的敘事，讓人民覺得除了自己、自己的民族和國家是唯一清白無暇例外，其他存在的人或物都是邪惡的存在。我不見得要過得更好、更進步，只希望那些有罪的存在，過得比我更糟。如史奈德形容的：「生活本來就是糟糕、野蠻、短暫的，而生活的樂趣，就在於可以讓別人過得更糟糕、更野蠻、更短暫。」

➤普丁如何運用迴圈政治

昆德拉對線性進步的批判或許一針見血，然而與「永劫回歸」相似的迴圈政治，並沒有將人們導向自省的良善之路。矗立在前方的巨大「東西」，不是讓人們記取教訓的紀念碑，而是獨裁者強加在每個人身上的牢牢枷鎖。

《到不自由之路》裡，史奈德依著時序，由2011年到2016年，每個年分選取一則具象徵意義的重要事件，分析背後涉及的歷史縱深和深層意義。這幾年剛好是普丁在兩任總統卸任後，短暫擔任總理，重奪總統大位，徹底掌權，進而影響歐美政局的關鍵時刻。經由史奈德精密而細緻的剖析，展示普丁對迴圈政治的操弄，打造所前所未有的極權統治，改變了世界的樣貌。

全書一開始，討論20世紀初期俄國法西斯主義哲學家伊萬．伊林（Ivan Ilyin），這位普丁公開推崇的精神導師，他的思想體現了線性必然政治的缺陷，以及繼起的永恆迴圈政治強大的原因。

1883年出生於貴族世家的伊林，在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前後，從俄羅斯流放到德國，瑞士，在流放的過程中完成他法西斯主義的思想體系。伊林的著作在當時並未被重視，但卻在2010年代重新被普丁挖出，因為20世紀初期正是俄國初嘗迴圈政治的時期，內外局勢和21世紀初有種高度雷同。

不論伊林經由哲學層層推演出對於寡頭統治的推崇，又或者思想中法西斯主義的特色：相信意志和暴力勝過理性和法律、相信領導者和人民的神秘連結、相信全球化是一種陰謀，都太適合當今的政治環境。普丁不見得能掌握伊林那玄之又玄的哲學辨析，但卻充分理解伊林的法西斯獨裁主張，以及背後迴圈政治的思維，在統治上的有效性。

當普丁利用舞弊的選舉手段重返總統一職後，內政上大舉摧毀俄羅斯原本不穩定的法治基礎，公開用性別歧視的語言醜化民主，用或明或暗的手法打擊反對者，將自身塑造為領導俄羅斯這純潔民族的英雄。在外交上，他抨擊歐洲的統合，重新倡議「帝國的歐洲」，並以威脅利誘等不同手段影響歐盟的成員，從內部阻礙著歐盟的統合。

為了走向帝國之路，普丁強力宣傳民族主義，並將烏克蘭作為祭旗。二次大戰期間發生在烏克蘭的種族滅絕悲劇，證明了單一民族想像的虛妄和殘酷，但普丁反而刻意複製這段血腥的過去，不斷干預烏克蘭的內政。尤其2013年烏克蘭青年在「廣場革命」的示威中主張反對俄勢力的滲透，希望加入歐盟，更讓普丁加重了力道，直接以武力侵略烏克蘭。

➤動搖民主的基石

普丁對外復活民族主義的僵屍巨獸，對內則開始虛構攻治敘事，鞏固統治，「讓事實畫下終點，就是永恆的開始」，史奈德以這句話概括了普丁對內的宣傳。製造假新聞或陰謀論毫不手軟，反覆強調政權或國家的無辜，哪怕克里米亞戰爭時士兵和平民生命的消逝，都能被官方媒體曲解、掩蓋。使民眾保持無知，權力者就能披著受害者的偽裝，繼續執行加害者的任務。

假新聞和陰謀論的資訊作戰，不只對國內民眾，也成為普丁對外的重要武器。先是以資訊戰，讓歐盟陷入俄羅斯有沒有入侵烏克蘭的荒謬討論，無法對烏克蘭伸出援手。經由媒體和網路釋出不實的資訊，間接操控了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重擊美國民主運作，更是普丁的重大戰績。「虛構」出川普的形象，讓他成為美國迴圈政治的代言人，不僅讓希拉蕊身陷流言之中，並曲解歷史鼓動支持者。

普丁真正的勝利不只是川普勝出，而是讓美國人民不再相信投票會帶來改變。一旦投票淪為形式，無法解決現實議題，那麼民主的基石也隨之瓦解，讓美國墮入迴圈政治的漩渦裡。除了俄羅斯的推波助瀾，美國資本市場運作長期造成的貧富不均，內部種族、槍枝和毒品問題，也在體質上給予普丁見縫插針的機會。

這條由線性政治過渡到迴圈政治的「到不自由之路」，每一章節都糾結著無數細節，千絲萬縷，難以在有限的篇幅一一詳述。這也正說明了史奈德史家專業訓練的獨到之處——全書雖然不斷演繹著線性政治和迴圈政治兩個抽象的觀念，但他的每一項論述都是以現實為基礎而發，是在具體的「史料」上開拓對政治學理的思考。沒有學院常見詰屈聱牙或故弄玄虛的賣弄，而是將事件的內裡一一清理，還原在歷史的脈絡，讓讀者可以擺脫當局者的盲點，理解身處的世界為何不知不覺走向專制。

➤歷史不是只能蓋棺論定

另一方面，史奈德又很不像一般象牙塔裡的史家，總是和「當下」保持距離，只願在「蓋棺論定」才發言。他一向都勇於將自己的史家之眼，對時局提出各種批判和建言。這或許和他的專業領域有關，二戰前後的東歐歷史，和今日世界原本就密不可分，他的每一本學術專著，都是藉由思索過去而了解現在。

以現有的繁體中譯本為例：《民族重建》回顧了16世紀到20世紀波蘭、立陶宛、白俄羅斯、烏克蘭牽扯不清的民族認同，指出「民族」的幻想與虛構，以及將幻想和虛構當作信仰所造成的悲劇。《血色大地》談的是東歐這片土地，在二戰前後德、蘇兩大獨裁政權下的血腥屠殺，指出極權者個人烏托邦式的野心才是造成生靈塗碳的關鍵。《黑土》試圖還原納粹的真實面目，那些令人髮指的罪行，並非「國家威權」或「種族歧視」所能解釋，而是將無政府的暴力在日常之中推向極端所造成的扭曲。一旦認清納粹的本質，就會發現類似的暴行可能隨時都會再度爆發。

除了鑑古知今，更根本的原因還是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良知與使命，也因此才會有《暴政》、《想想20世紀》、《重病美國》等等針對眼前亂象而發的忠告。唯有像史奈德這樣依憑史學素養，積極參與公眾事務的史家，才能提醒人們，歷史從來不是一門老舊的學問，而是對於現實亂象的解藥。

這也正是《到不自由之路》最後提出的解答。無論線性或迴圈，皆是違反歷史實然的迷思，是關於進步與末日的神話，會讓人們從過去的經歷抽離，無法感知或理解眼前的真相。

「沒有真相，就不會有信任」，一旦陷入鄉愿的虛無，或自溺於忿恨的宣洩，否定價值和意義的存在，作為民主根基的責任政治也隨之瓦解。政治人物不用為錯誤的言論和政策付出代價，只需將一切都推做別人的打壓，轉移焦點，民主不再崇高，我們很可能在不自覺之中，一步步走向永恆迴圈的不自由之路。

解決的辦法，就像政大政治系副教授葉浩在《到不自由之路》新書活動中強調的：要讓人們重新拾回「現實感」，並在現實感中開展出貼近個人生命經驗的歷史敘事。至於如何獲得現實感？還是必須重回歷史。

史奈德在全書最末寫下：「如果我們能誠實面對歷史，就能看到自己在歷史中的位置，知道自己可以改變什麼、怎麼樣可以做得更好。於是，也就不再無意識地從線性必然走向永恆迴圈，不再走著通往不自由的通路。」唯有如此，責任政治得以展開，「參與創造責任政治，就是讓我們再次看到這個世界。研究歷史所揭示的美德，我們也將成為無人預想過的美德的復興者。」

這短短幾句話，不只是習史者該牢記在心的座右銘，更是每個公民都應努力完成的目標。前往不自由之路已然展開，需要每個人排除雜訊，謙卑而真誠的面對歷史，重新肯定真相的追尋和價值的建立，才有機會懸崖勒馬，替未來的人們在史冊上寫下美好的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