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計算出天體運行的軌跡，卻算不出人性的瘋狂。」

──艾薩克．牛頓

在林林總總的類型小說中，衍生於19世紀末的科幻小說，可說與人類工業革命後的發展息息相關。這類文學與相關戲劇作品，特徵是不脫以科學主義精神為基礎，在寫作上講究嚴謹的最新資訊掌握，更在廣大作家的「幻想」中，逐漸地具備「預言」的功能。

科幻小說的奠基名家凡爾納（Jules Gabriel Verne）在《地球到月球》（De la Terre à la Lune，1865）中描述三名美國人登陸月球的故事，104年後變成真實世界的全球頭條新聞，小說中的大量情節甚至與NASA阿波羅號的旅程驚人相似。「機器人系列之父」艾西莫夫（Isaac Asimov）也曾在1964年預測，汽車未來會擁有「機器人的大腦」，能夠自己載主人到任何地方去，而現在，無人機、飛機與火車等自駕功能技術都已在穩健發展中。

就像「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這句耳熟能詳的金句，科幻娛樂作品裡的賣點除了高端新穎的科技，最引人入勝的往往仍是暗藏在故事中的人性描述、警世意味。伴隨時間的流逝，人類逐漸具有將百年以前的幻想化為現實的能耐，但卻始終沒辦法遏止層出不窮的技術濫用現象──我們持續印證了科幻小說中那些不祥的「Bad End」預言。

美國《財星》（Fortune）雜誌每年會總結該年度的十大商業醜聞，提醒世人勿忘引領潮流的大企業背後也會出現「出槌」與惡行：曾占據入口網站龍頭的雅虎（Yahoo），2013年歷史性地遭駭客入侵後洩漏大量個資，受害用戶達30億個帳戶，就此營運一路探底。2018年的「矽谷惡血事件」更是近年最經典的科技醜聞，《惡血》這本書即記錄了，曾被視為第一位矽谷女性創業家的霍姆斯（Elizabeth Anne Holmes）如何憑藉出眾的口才與外型，吸引投資者成立血液檢測公司Theranos，其後被揭發技術詐騙及內部非法遏制員工爆料等種種黑幕，從估值90億美元的超級新貴進而倒閉的歷程。

當科技發展與商業暴利掛勾後，往往衍生連科幻小說家都瞠目結舌的「美麗新世界」騙局。英國記者、紀錄片製作人珍妮．克利曼（Jenny Kleeman）在2020年出版的著作《科技與惡的距離》，針對4項一般人還很陌生，但已穩定在發展的科技產業：性愛機器人、人造肉、人造子宮、安樂死機器，進行大量且深度的採訪，更敏銳地一一抓出看似完美科技的幕後動機。本文便針對人造肉、安樂死機器這兩項曾出現在科幻小說／電影中的概念一談。

▇人造肉是拯救環境汙染與動物生命的夢幻科學嗎？

人造肉（Cultured meat）又稱為培植肉與潔淨肉，由於是尚未開發成功的技術，也尚未有確切的名稱。為什麼新創公司要積極開發這種商品呢？因為根據統計，造成近年地球劇烈氣候變遷的溫室氣體災害，其來源的大宗正是全球畜牧業。環境學家指出，這些養殖與屠宰動物、運送食用肉的工業化農業，必須為全球50%以上的溫室氣體負責，而糞便與肥料的廢水更對土地與海洋造成重大的汙染。

另一方面，近兩年來不斷變種強化，讓人類醫療疫苗技術陷入苦戰的新冠肺炎病毒，也告訴我們具備抗藥性的超級病菌有多麼可怕。

畜牧業裡狹窄又惡劣的環境會大量加速動物的病變，業者因此透過餵食抗生素來抑制病毒。美國有高達70%的抗生素是使用在健康的動物上而不是生病的人類，醫學專家已提出警告，越使用抗生素就越讓病毒有進化的機會，2050年以前可能導致千萬人口因失效的抗生素而喪命。

既然畜牧業造成這麼多環境破壞，那麼開發出環保又健康的人造肉顯然是永續生存的一個好方式，對吧？舊金山教會區的「JUST」總部是第一間願意讓克利曼踏入內部，一探人造肉製造奧祕的新創食品公司。該公司在2017年推出一支影片：男人在牧場撿起一隻雞掉落的羽毛，將羽毛放進試管內，經由一連串神奇的科學方程式後，變化為眾人享用的美味炸雞塊。JUST總裁喬許在影片裡鏗鏘有力地說道：「我們已經了解生命的法則，現在我們不用再為了吃而殺生。」

《科技與惡的距離》詳細記錄了克利曼在親自試吃JUST人工雞塊過程中的詭異感受——吃起來像是雞塊，但沒有任何肉品的特質，嚴格來說是充滿填充物的酥脆雞肉糊。剛入口時像是動物肉，但質地卻像是最糟的加工食品，讓她很想直接吐掉。

克利曼畢竟是先做過功課再採訪，她的質問得到了肯定的答覆：無論是JUST或是推動人造肉的優質食品協會（GFI）高層，是由一群不會主動提起自己信仰的高收入純素食主義者（Veganism）所組成。矽谷的新創公司們原先以「潔淨肉」（Clean meat）命名，同樣是由一群純素主義者在運籌帷幄。

早在1940年代便有純素主義組織開始運作，但與主流的肉食文化一直存在著巨大的鴻溝，雙方甚至在許多場合相互對立。不管在網路或現實中，都曾掀起反純素主義者的浪潮，批判他們「假仁假義」、「自我滿足」……。

既然難以靠高舉道德旗幟來撼動大眾的價值觀，那麼聽起來更高檔的「潔淨肉」，算不算是一種精心偽裝的純素食推廣運動呢？克利曼認為，如果承認這種人工肉是「潔淨肉」，我們也等同於被迫接受純素主義的政治立場，甚至默默認同了某種程度的思想改造。

另一方面，人造肉市場代表的更是全球性的兆級龐大事業。人類自誕生以來便擁有食肉的歷史，如果未來逐步以人造肉代替牛肉與豬肉，那龐大的利益足以讓任何有野心的投資人流足口水。JUST的概念圖重點就不在紮實透明的技術，或者意圖解決人類因渴望肉品所產生的危機，而是濃濃矽谷味的創投商機，充滿了吸引投資的耀眼想法。

假若未來殺生與食肉被明文禁止，是否表示人類只能依賴跨國科技產業生產的人造肉品，並將這些公司拱上霸權地位？人造肉的高昂成本反映在售價，在飲食轉型的過程中，必然也會發展出「Cultured meat更優越與先進」的階級歧視。

同樣值得討論的，是美好形象的人造肉實際上並不如新創公司文宣上的潔淨。至少已有4篇學術論文指出，人造肉在製造時會排放出比畜牧業多38%以上的溫室氣體，目前還沒有科學家能真正肯定人造肉對地球是否更為友善。

而若進一步檢視「未來漢堡」與「不可能漢堡」這些已在市面販售，吃起來更像肉食的素肉成分，會發現一長串宛如化學實驗表的材料清單：畢竟想讓植物口感變得像動物，就得靠這些不健康的化學添加物。這一切真相，似乎讓大費周章的人造肉顯得本末倒置，宛如幻夢。

▇可以3D列印自行製造的自殺機器，是安詳死亡的解答嗎？

1990年代，美國病理學家傑克．凱沃基安（Jack Kevorkian）無視法令規範，提供毒藥與機械「協助」130位美國人安樂死。其後，繼承「死亡醫生」（Dr. Death）名號的醫護人員不斷在世界各地進行這類行為。但或許凱沃基安也想像不到，在他去世後不到10年，便出現將安樂死包裝成收益龐大生意的醫生，那就是來自澳洲的尼奇克（Philip Nitschke）所成立的自願安樂死團體「解脫國際」（Exit International）。

不比西歐的價值觀，在宗教觀念束縛較深的美國大部分地區，安樂死至今仍屬不合法行為。但如今已有許多戰後嬰兒潮的成功階級人士，在畏懼延命醫療帶來的痛苦以前，打算在還有清楚意識時自行安排最舒服的離世方式。他們繳會費加入「解脫國際」，瘋狂追求傳說中能讓人在「長眠中斷氣」的國家管制藥品「寧必妥」（Nembutal）。

「解脫國際」高舉「理性自殺」宣言，聲稱：心智健全者有權在任何自己希望的時間和地點死去，不需要政府與醫療體系的同意。然而，畢竟販賣「寧必妥」也是犯法的，所以「解脫國際」的賣點其實是尼奇克與他的工程師所研發的號稱最完美死亡機器「Sarco」——這個名詞來自「石棺」（Sarcophagus）的縮寫，一具會殺死你的棺材。

文宣上說明，買家買下後，可以用3D列印機自行列印並組裝，只要斜坐在膠囊狀座艙內，利用液態氮讓氧含量快速下降，幾分鐘內使用者就能安詳離世。尼奇克只負責收錢，「Sarco」由客戶自行下載與自殺，他沒有親自寄出任何商品，不需要為操作機器的死者扛責，死者也不用辛辛苦苦到處尋找藥品，彼此漂亮地規避了法規……對買家與賣家來說算是兩全其美，是嗎？

安樂死機器「Sarco」的概念、設計與製造。

「解脫國際」沒有告訴會員的是，3D列印的「Sarco」需要「沒日沒夜列印4個月」，也沒辦法講清楚這項「預計」在2030年開始普及的發明，得讓會員掏出多龐大的金錢——為了讓尼奇克規避法條，所有機器部位都得分開列印，再一一組裝，會員還得想辦法購買液態氮。這種特殊液體並不是在網拍上隨便就能下訂到貨的，目前「解脫國際」雖然有提供，但進貨成本一瓶43英鎊，賣給會員的價格則高達465英鎊。

一位「解脫國際」的會員與克利曼聯繫自願受訪，他對2015年尼奇克發表的另一台自殺機器「命運」表達了強烈的不滿。「聽起來是萬靈丹，只要200英鎊就能拿到機器，問題全都解決了！但仔細一看，機器要許多輔助器材才能運作，還要一瓶目前根本還不存在的混合氣體。」

這名會員花錢後詢問使用問題，卻得不到回應。他認為這些死亡機器其實只是噱頭，目的是讓「解脫國際」在自願安樂死族群裡更知名，招攬更多人入會繳錢、訂閱各種與安樂死方法有關的付費手冊──人們對死亡的恐懼，讓缺德的商業詐欺犯有機可趁。

克利曼總結她的採訪紀錄，認為理念動聽的人造肉與死亡機器，是只屬於權貴人士的特權，並因此塑造出階級對立。

《柯克斯書評》雜誌評論這是一本非常精彩的科學報告書，科普名家瑪莉．羅曲（Mary Roach）的粉絲會非常喜愛這部作品。但我們也必須注意到，克利曼並不中立，她在採訪與下筆時毫不掩飾自己抱持的敵意與極端保守立場，時常站在制高點以大量情緒性語言抨擊受訪者，並徹底否定科技帶來的變化也可能是有益的。《泰唔士報》書評也提到本書「尖酸刻薄」，認為「科技剝奪我們的人性」是過於草率的結論。

作者花了很多氣力在採訪和描述上，丟出的問題其實稍嫌簡單浮面，思考並不深刻。但是這本書探觸到的恰好是人類生命最基本的幾個面向，提醒讀者去思考：追求科技進展的同時，我們對明日生活有什麼想像？科技到底要發展到什麼樣的程度？它帶來的是進步還是驚悚？當科技衝撞到道德倫理、宗教信仰或自由意志時，我們如何辨證及選擇？尖端科技如何與地球生態友善共存？書中雖然沒有提出太深刻的批判，但可以刺激我們深入思索，未雨綢繆地面對未來。●

世紀大疫，萬事休生養息，暑假結束前，終於可以再度走進電影院。會吸引我離開穴居生活的，是日本好友去年在群組熱烈討論的電影《三島由紀夫vs東大全共鬥》，因為論戰地900號教室就在我們駒場東大，電影訪談也出現共同認識的師友。

「劉桑，你不是寫過李登輝總統跟「戰中派」（終戰時20歲前後）的評論，三島屬同世代，台灣人對他有何看法？文學的或政治的？」

朋友有的是目前日本學界第一線研究者，有的在出版文化界長期耕耘，即使專業分野不同，「人之共性」的敏感度依然經常刺激我的台灣思考，工作或教學都非常受用。他們隨意的提問，反讓我更在意。盤整過往閱讀筆記，一些根本困惑始終旋據心頭。三島文學已是世界性的研究，外國人可以透過三島深入理解戰後日本與日本人的精神世界，那麼，台灣人理解的日本，與歐美有何不同？跟中韓等亞洲國家當然也不可能一樣。但為何翻閱華文圈的三島相關評論，字裡行間的自肅感全無二致？隱晦的男男相愛出場享盡舞台鎂光注目，暴烈美感的日本之愛演出則淪為跑龍套。

因為工作所需，多年來我除了關注日本學界文化界最新動向外，也持續收集名編輯、出版人、評論家、翻譯家寫的回憶錄和隨筆散文。基於所學所思，特別留意他們筆下與台灣有關的部分。電影裡三島本人的風趣詼諧，讓我馬上想起他曾在《不道德教育講座》特別指明，他見過最有趣的揩油賊就是台灣的養蜂人家，故意把蜜蜂養在糖廠附近，蜜蜂不採花蜜，直接偷搬倉庫糖粒，不用自掏腰包買糖，然後誰也無從指責，那調侃捉狹的形象彷彿紙面文字躍上螢幕。

會心一笑之餘，又讀到《西川滿日記》描寫的戰後初期日本。在台灣渡過三十幾年青春歲月、啟迪葉石濤等台灣作家的西川滿，引揚回歸成為「異鄉人」後，在老中青跨世代文士團體「新鷹會」重新出發，躋身日本文壇，而後提拔邱永漢。三島年紀算他晚輩，當時曾近身接觸過，西川晚年將長篇敘事詩交給三島好友黛敏郎作曲演出，或許是命運的必然。

三島與台灣的連結，最有名的事例當然就是他在自傳體小說《假面的告白》裡描述東京帝大生「勤勞動員」時，曾在海軍工廠與台灣來的十二、三歲少年工結為莫逆之交，他們教他講台灣話，他講《雨月物語》等日本傳統怪談給他們聽，感情甚篤。跟前述養蜂人家一樣機靈滑頭的台灣少年們，食慾旺盛非人，偷偷多拿了些白米蔬菜，用機油炒飯請客，風味特殊，這下可難為了三島，再如何誇讚喜愛這些小惡魔們也只能敬謝不敏。

吳明益《睡眠的航線》成功地連結了這段台日關係的戰爭歷史，但戰後日本與台灣的鴻溝遠比想像的更深層嚴重。1925年出生的三島，只比李登輝、司馬遼太郎小2歲。跟他們一樣青春期成長於昭和時代的台日青年男女，如何面對時代暴流的翻弄，在人生風華正盛的二十代走過戰敗後那段「假面的時代」？

文學刻畫人性的幽微、掙扎與救贖，透過三島文學的世界性，我想叩問的其實更多是台日之間的連帶、斷絕及其歷史意涵。筆者策畫主編《台灣對話錄 1989-2020》時，若林正丈老師指出「從台灣反思戰後日本精神史，深化台日共同課題」的重要性，直擊我長期的關懷。

戰後日本為何選擇性的遺忘台灣？一直到90年代才重新回眸凝視這塊島嶼？僅只因為台灣的民主化而不得不重視嗎？日本不是美國，跟台灣之間不可能只存在價值同盟。這段巨大的歷史空白該如何詮釋補足？

我的叩問很快就聽到了歷史的回聲。

觀影後帶著「補課」的心情，重新閱讀筆記，特別是四方田犬彥寫給三島的信（收錄於《続．三島由紀夫が死んだ日》），提供了許多線索。

1953年出生的四方田，比電影中的全共鬥團塊世代（1947－1949年出生）年紀略小，1970年三島自決時他還是高三學生。四方田曾將自己的學運經驗寫成《革命青春—高校1968》一書，亦出版過《心悅 台灣》闡述自己的台灣觀察。信的一開頭就以台灣好友（張昌彥教授）為例，1969年，這位從台北到東京深造的電影研究者，在銀座知名的服部鐘錶行前偶遇三島。熱愛《金閣寺》的他自告奮勇跟三島打招呼，面對相差二十多歲的台灣年輕人，三島毫無保留地親切交談並鼓舞他往學問之道精進。

不知當時銀座街頭的三島是否想起了高座的台灣少年們？自嘲「過早成為時代落伍者」的三島，時代卻永遠記住了他。2000年前後，三島研究開始受到日本新世代正視，山中湖文學館的開設、重新編輯作品全集、出版未公開的日記書信，文學以外的電影戲曲乃至政治的「演出」，亦成為跨領域研究對象，持續受到日本社會關注。

面對這位死後復活、不斷成長的偉大作家，四方田以書信體向素未相識的三島正式吿別，列舉他死後日本知識界各樣「明哲保身」的理論思想窘態，認為日本的「後現代社會」正是因為三島的不在才得以安心自我實現。1970年代以後，日本主流知識圈對三島刻意遺忘，連提到名字或作品都有所忌諱，可能的話甚至想抹消他文學史上的定位，存而不論。種種政治文化表象的精神結構與戰後對待台灣幾乎如出一轍。

台灣人追求民主自由的歷程，其實就是在追問「何謂台灣」的認同之旅。台灣的忘卻，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戰後日本人放棄了自我追尋。獨力采風補遺，我屢屢赤手揮拳洩憤歷史對台灣的無仁義，卻意外因一場觀影，從「三島由紀夫與台灣」得到同理的寬慰。

原來遺忘台灣，不只是像電影《海角七號》那樣無奈放棄而哭泣離別，日本人自己也曾集體抗拒了三島的淒厲存在，往眾生平等喜樂的烏托邦遁逃。直到進入90年代，被冷戰意識形態封印的「國家」與「歷史」得以復權，三島研究的華麗登場與重新「發現台灣」，兩者思想的地下水脈應該是相通的。

同理的寬慰，透過台灣，也延伸連結了三島與司馬遼太郎。

眾所周知，這兩位大作家雖同為「大正出生的故老」，由於戰場體驗的不同（司馬親睹戰爭慘烈，三島則未實際作戰），對於戰後日本的評價也不一。三島全盤否定，司馬則相當程度肯定戰後日本的發展。司馬認為戰後日本成為經濟大國的基礎並不在「萬世一系」的天皇制，而是所謂的「明治」這個國家，只要不再重踏昭和那場愚蠢戰爭的覆轍，努力邁向「坂上之雲」就能成功。他的創作相當吻合高度經濟成長期日本人的心情。三島自決前曾投書自述戰後25年來所目睹的「空虛」，其後司馬以「異常的三島事件」為題評論，顯然並不肯定三島作為。

日本知名編輯粕谷一希認為，大作家之死，象徵一個時代的結束與另一個時代的開端。三島死後，司馬從「文士」轉型為「國士」，不再只寫歷史小說，而是積極探索日本這個國家的具體「形貌」（国のかたち）並深刻影響輿論。著名的「街道漫步」系列，就是在三島死後開始連載的。

司馬於三島歿後25年的1996年初遽然辭世，彼時日本泡沫經濟崩壞，社會人心虛無。作家塩野七生認為司馬死得相當悲壯，評論家松本健一則認為司馬的「憤死」代表了他對當年三島憂國自決的「追認」。儘管兩人對於「美麗的日本」想像不同——三島高舉天皇的象徵意義，司馬則側重庶民社會文化——但兩人生涯最後都以憂國之「空虛」而終。

然而，兩人認為的「空虛」所指為何？如果前述日本的三島研究再興與「發現台灣」的同時性是必然的，那麼答案的關鍵或許就在台灣，特別是司馬「街道漫步」系列中最受矚目的《台灣紀行》。

當年伴隨司馬來台取材，擔任紀行系列插畫的繪本大師安野光雅，後來單獨出版了《台灣小景》。他在自傳中，憶及司馬特別告訴他，那位在新營車站前蹲地嚎啕大哭的田中準造，就是1970年「三島事件」的獨家新聞記者。我對此敘述存疑，像半藤一利那樣當起了「歷史偵探」。三島自決舞台在東京市谷自衛隊駐地，事前已將檄文等遺書交給《每日新聞》的德岡孝夫與NHK的伊達宗克，田中當時是《大阪新聞》記者，正確來講或許應該是關西地方的新聞首發吧。

重點不是三島的自決新聞，而是司馬沒有寫在《台灣紀行》書中的幕後真言。但對於與三島同世代的司馬、安野來說，「昭和45年11月25日」像是一個座標，許多人事物的敘述據此展開。我循線挖掘該書相關人物的作品，發現《台灣紀行》連載（1993年7月—1994年3月）剛開始沒多久，司馬寫信給當年在台灣隨行的記者池邊史生，透露自己與責編村井重俊的對話：

「我大概就是為了寫作《台灣紀行》而生的吧？」

「政治作為國家的基本，台灣卻一直處於「政治的空虛」狀態，致使人們的歲月也充滿了無盡的虛無。」

「作為基本的政治的空虛」，不只台灣，日本亦然。身為一個活在戰後、對戰前與亞洲都有些認識的作家，司馬認為只剩自己能理解那種「喪失故鄉」的寂寥感，《台灣紀行》除了出於戰中派的世代共感，更多的是「為此而生」的義務感。也正因此，《週刊朝日》連載結束後，司馬特別請當時「唯一的特派員」《產經新聞》的吉田信行協助，與李登輝總統進行對談，留下了珍貴的時代紀錄。這封信的內容後來收錄在村井重俊的編輯回憶錄《街道をついてゆく》，從台灣見證了司馬對三島的「追認」。

這個「追認」的再確認，寬解了我的歷史扣問，也回答了我閱讀《台灣紀行》長期的困惑。書中面對昭昭女士兩度追問「日本為何拋棄台灣？」司馬始終窮於應答。理由或許一如三島自決之謎的研究持續至今，戰後日本人的自我追尋仍在進行式中。

三島自決已逾50年，司馬離世也過了四分之一世紀，不管是殉身或憤死，兩人追求的「美麗的日本」，並未如師匠川端康成所提示的道德性倫理性展開，而是日趨庸俗工具化。而台灣則逐步走出那段充滿無盡虛無的歲月，用和平的手法驕傲地終結了「假面的時代」與「政治的空虛」。一如李登輝等台日戰中派世代的死生相託，不管透過文學或政治，在各自的戰場努力賦予故鄉更多的文明國家高度，願我們的下一代永遠不再當個活在故鄉的異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