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再過幾個世代，所謂的「課外讀物」這個名詞終將被人所遺忘。所謂「課外」，當然是相對「課內」來說的，是被審定教科書所規範內容之外的東西。從教育觀點來說，竟然有所謂「課外」，且因為無關考試就可以不用「聞問」的知識內容，實在非常不可思議。

然而，在聯考定終身或九年國教實施的年代，國中課外讀物可是教育現場必須嚴格「看管」的對象。教育當局曾經為了遏止課外補習歪風，規定高中聯考試題一律不准超出課本範圍。如此，教科書之外的「課外讀物」（包括升學參考書以及漫畫連環圖，甚至小說等文類）對學生學習來說，既是一種額外負擔，同時也會迷惑他們的幼小心靈，當然也就變成不准攜帶入校的「違禁品」。

課外讀物在制式教育中淪落到這種「處境」，考試文化當然難辭其咎。試想在那個大學窄門的年代，「公平的」升學聯考似乎被推升成為一種社會流動的「安全閥」，而課外讀物的閱讀禁制，顯然成為一種「文化共識」。影響所及，從西元1980年代開始，科學文化人前仆後繼地為青少年出版科普雜誌，但始終攻不破家長的「心防」，因為即使只是閱讀科普雜誌這種課外讀物，也一定被認為會影響孩子未來的聯考表現。

以上有關國中校園（教育）文化的現實素描，西元1971-1985年間有許多跟我一樣的見證者可以複按。我的論調當然不無批判與無奈，因為我自己從高中階段開始，就是課外讀物（尤其是文學與哲學類）的愛好者，而且自認為從課外學到的更多。

我曾經擔任一年的國中數學教師，後來，在數學研究所畢業之後，也應邀為青少年科普刊物編輯與撰稿。為青少年書寫科普的課外讀物，其實是我年少的夢想。課本知識內容再怎麼精熟，無非有利於考試罷了，對於數學知識活動是否獲得更多面向的反思，恐怕還是仁智互見。更何況，課外讀物對於課內教材單元，往往可以啟發其他面向的切入點，而有利於更全面的理解。另一方面，我們也可藉由課外讀物的知識呈現，來檢視課內相關教材是否已經有所理解。

基於上述的科普經驗，除了撰稿之外，我也開始嘗試翻譯歐美的數學普及書籍。其成果是：我從中獲益良多。譬如，我正是在翻譯《偉大數學家的想法》時，才真正認識到「無限大」可以區分大小，也就是說，集合有第一階的無限大、第二階的無限大等等，至於其概念工具，則是再尋常不過的「集合」。說來十分慚愧，集合論是我們數學系的主要課程之一，但顯然我在大二選修時並未讀通這一門學問。

不過，就讀大學數學系期間，我還是肆意接觸各種「課外讀物」，花費頗多時間瀏覽諸如《純文學》等雜誌，算是對文藝世界的一種嚮往憧憬。不過，這種本質上「類休閒」、完全隨心所欲，但卻看得津津有味的經驗，還是不無可取。

譬如，我記得夏志清教授針對「文學評論」的實作時，特別指出文學評論者應該要有的一種修養（或「胸襟」或「OO」？忘了他用哪個名詞），也就是，要「暫時」接受或認可被評論的文學作品之「設定」，然後，基於這些設定，再考察該作者如何讓敘事或論述「自律發展」。我想夏志清當年如此提醒，或許由於不少文學評論作者的「泛道德」傾向相當濃厚，於是，一旦被評論的作品之主題偏離所謂「官方正統」時，就無法尊重作者的「設定」所引伸的敘事或論述。

這段插曲留給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儘管我的記憶可能失真。夏志清的論點呼應了數學的「公設化」進路，也就是說，給定一組公設，然後，吾人根據演繹邏輯推論，導出盡可能多的結果（或命題或定理），最後，建立（或「重建」）一個理論系統，譬如，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就是絕佳典範。如此，一組公設是否優於另外一組，就取決於它是否比另一組推演出更多的結果出來。這種建構一個數學理論的公設化進路，恰好是數學系訓練的主題之一，因此，我對夏志清的論述有了相當奇特但始終未曾言宣的共鳴。

這種數學與文學的跨界互通有無，在20年來方興未艾的「數學小說」文類之中，卻有了更深刻的連結。以《鸚鵡定理》（中譯首版2003年）這部數學小說為例，作者就將《幾何原本》比喻為一部劇作。他說：「就像戲劇一樣，《幾何原本》的前幾行首先敘述幾何學的十三幕偉大故事中的角色，這是歐幾里得定義的角色。」其中的十三幕，是指這一部經典共有13冊，至於其概念（譬如點、線）的定義則比喻成角色。於是，定義之間的連結就成了角色之間的關係，從而在閱讀這一部數學經典的內容與形式，敘事面向的引伸自然會為我們增添了些許理解的想像。這是閱讀者的紅利之一，值得我們鄭重推薦！

《鸚鵡定理》的編輯當年邀我審訂譯稿，她的考量或許是因為我儘管投入數學史專業研究，但還是積極參與數學普及的相關活動。此外，由於該書主要運用小說敘事來介紹數學史，因此，它既是數學普及作品，也可更精細地歸類為數學小說，由我來先睹為快，看來也相當名正言順。

總之，我從高中階段開始多方閱讀課外讀物的經驗，誠然有得有失，大學階段在堅持探索數學知識的意義時，多少也付出學習表現的「失敗」代價。不過，由於始終不忘普及初衷，儘管最終走入數學史的專業行列，卻總還是記得不時回頭，省視各種課外讀物——尤其是結合數學史敘事的作品——的價值與意義。這個「自慢」的一世懸念，看來略有兌現，但是，如果將來的閱讀文本不再有課內、課外之分，那就更是善莫大焉了。●

作者簡介：洪萬生
1949年出生於彰化農家。目前已經從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教職退休，擔任臺灣數學史教育學會理事長。在臺灣師範大學接受數學系所的基礎訓練之後，他藉著數學普及書寫的自我鍛鍊契機，將學術專業逐漸轉向「人跡罕至」的數學史進路。為了學得比較正統的科學史學功夫，他曾在國科會贊助下，前往美國紐約市立大學（CUNY）攻讀博士學位，以數學（社會）史為專業領域，並尋求將它轉化為數學教學之助力。同時，他還戮力延續年少推動數學普及之宏願，多方關注科普的出版與閱讀活動。由於這些因緣際會，他有幸成為國際數學史與數學教學關連學會（HPM）的資深推動成員，並獲選為國際科學史學院院士。

休館日的臺灣圖書館暗寂冷清，「臺灣圖書醫院」卻仍敞亮運作著——4名修復員分散各區獨立作業，有人才煮完一鍋修護用的糨糊，有人則專注清潔，而圖書醫院的負責人徐美文，則低頭修復著一本極可能生於1619年，經過土埋火焚，沾有毛髮、花瓣、種子、蟲糞痕跡的《古蘭經》。

位居中和四號公園的圖書館，五樓邊處的「臺灣圖書醫院」空間不算大，屋室四周被手工紙架、溫度控制櫃、藥劑櫃、壓紙機等機械，乃至吹風機與球鎮等便利工具包圍。這些器械看似不起眼，卻是與臺灣歷史最悠久的圖書館一起走過漫長歲月。

這裡至今仍是臺灣唯一擁有系統性圖書修復技術之所，在舊有的基礎上，後續購入除酸系統、冷凍除蟲等設備，使圖書保存與修護系統更加完善，彷若具有醫院功能，得以救治甚至預防病傷的圖書，故於2007年更名為「臺灣圖書醫院」。

圖書的病症，多落在「紙」，因此所謂的圖書修復，除了要除蟲、除酸，有時還得從抄紙開始，甚至染色，方能進一步往下修補、裱褙、裝訂、縫裝……。幾乎每一道工序，都是為了盡可能恢復圖書原本的樣貌。

「在聖經還在靠羊皮紙流傳的時代，伊斯蘭教徒已懂得使用紙來傳教。因為抄一本聖經要殺300頭羊，紙則便宜方便許多。」徐美文因為要修復這本古蘭經，研究了一下這段歷史，發現在西亞與歐洲大陸，古蘭經是第一個使用紙本傳播的經典。修復古蘭經這件事，也是面對紙的歷史，如同修復一本書的過程，即也是進入該書的生命一般。

徐美文與這本約有500頁的殘破舊典相處約1年7個月，光是為了找出相近用紙、調染出適當的用色，就花上8個月，遑論其他工序。她的心願很簡單，就是在今年底完成這個工作——畢竟她身後溫度櫃裡堆放的舊書善本，已積了兩、三年仍未回架。而這裡的每一位修復員，也都會花上數週甚至一年，處理一本淹過水、遭蟲蛀，甚至發霉酸化的書，設法搶救，以延長書的生命。

在這追求快速，講究科技效率，萬事強調數位傳播的時代，不僅「紙本書」的市場性被質疑，「修復紙本書」更顯得有些不合時宜。但修復員面對的畢竟是「歷史」，對抗的是「歲月」，付出的心力自是非常，時間僅是所需的成本之一。更不用說，圖書修復，是文化，是藝術，是歷史，也是傳承，更是圖書館肩負的責任及使命。

對臺灣圖書館及臺灣圖書醫院而言，尤是如此。臺灣圖書館的前身為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其於1915年創立時，便設有「製本室」，亦有職工的編制，負責圖書資料的修裱裝訂工作。這個工作現在看來或許不起眼，但在注重潮流與文化風氣的大正時期則非如此——此時正值圖書作為文化與藝術發展的黃金時期，而圖書裝幀的藝術，起自19世紀的橫濱。

徐美文解釋，當時，西洋圖書裝幀在橫濱開始流行，也影響了日本圖書裝幀，並延伸至日治時期的臺灣。作為臺灣總督府圖書館，便藏有西式、中式，乃至於和式裝幀的圖書，其中和式藏量最少，僅有1/10，但這近萬冊的總藏書量，已足以表現出那個時代的圖書裝幀藝術與文化。

「臺灣圖書館首任館長隈本繁吉，1915年從日本延聘專業人士本多久次郎擔任製本室職工，月薪約是23圓40錢。」徐美文透過幾個數字作為比較基礎：當時公學校老師一個月17圓，在南投當到快退休的警察，月薪不過18圓；1932年王永慶的創業資金是200圓。從當時日本職工的月薪所得，便可反映其受重視的程度。

儘管臺灣職工當時薪資不如日本職工，但進入昭和時代，製本室已皆是臺灣職工，且薪資也隨資歷而有多寡。徐美文以陳蚶目為例，分享臺灣人如何成為製本室職工，並且藉此脫貧的故事：

家貧失學的陳蚶目，遲至13歲才讀艋舺公學校，才唸3年就又無力為濟，必須打零工維護生計。18歲到日本人開的印刷廠見習，之後輾轉於民間製本所當職工，待他年過35，到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製本室當職工後，一天可得一圓60錢（後加薪到一圓80錢），月薪約莫40圓，戰後則繼續擔任職工，直至退休。

戰爭或許是製書室這繁榮景況的分界線。太平洋戰爭發生之際，臺灣總督府圖書館遭到盟軍空襲攻擊，幾近毀滅，所幸當時擔任館長的山中樵頗有遠見，早將數萬冊藏書運往南勢角、新店、木柵等分館存放。這些珍貴的藏書雖逃脫此劫，但分散各地的圖書，也是直到前幾年才終於都收集回來。

「戰後，山中樵還留在臺灣一陣子，協助之後的館長歸整藏書。」徐美文說這位日本館長頗愛圖書，還曾從廈門等地購回各種線裝書作為館藏，「遺憾的是，這麼一位愛書人，回到日本後，卻落到因貧窮而被凍死的結局。」

戰後至1970年代，是圖書修復的黑暗時期。此時，臺灣圖書館處於整理並收回藏書的階段，加上圖書修護事業因人才凋零且不受館方重視，因而漸漸沒落，僅由館方人員自行修補圖書。直到1976年裝訂室成立，並有專人負責後，方透過師徒制來教導職員、技工與志工，以利傳承。而今日的臺灣圖書醫院，依然秉持這個傳統。

甫自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取得博士學位的徐美文，於2008年4月進入臺灣圖書館任職時，還在研讀碩士。當時剛接任參考組特藏工作的她，因對圖書修復感興趣，加入臺灣圖書醫院志工群，一同師從臺灣圖書醫院創辦人楊時榮，學習研判圖書病狀以及決定對症下藥的工序。當時，不少對這項技術有興趣的國人參與了志工培訓，至今仍繼續擔任圖書修復志工，甚至有不少外國人慕名而來，向楊時榮學習這門技術。

除此之外，秉持圖書館社會教育的使命，不論是自辦或與其他民間單位合辦，臺灣圖書醫院會以研習班模式，不定期向外開放培訓與教學管道，讓社會大眾藉此增進圖書維護的知能，瞭解手工紙的歷史與特色，乃至這項本土產業技術的運作過程。

值得一提的是，「研習班」也是源於日治時期的歷史。徐美文表示，首任館長隈本因為對圖書的愛好，與臺灣圖書館協會共同舉辦「製本講習」，此活動連續數年不停，每一班多達30餘人參加，「當時民間製本所很興盛，有日本人開的，也有臺灣人開的。」

然而，儘管過去圖書製本事業繁花似錦，如今終究要面對數位時代的考驗。對此，徐美文並不悲觀，她認為即使許多圖書館都曾以數位化為目標，最後仍認同紙本書保存的重要，就連數位起家的美國亞馬遜，都要面對實體化的需求。

「老派生活的必要。」徐美文不諱言，不論哪個年紀，都有喜歡復古、歷史的文青，加上對於文化創作的推助，手工紙的製作在這時代不僅是技術，也可以是藝術。例如，效仿古代將做失敗的糨糊透過顏料墨水的暈染，可以做出獨一無二的「流沙箋」，而這樣的成果，也成為臺灣圖書醫院的特製文創贈品。

臺灣圖書醫院秉持的理念是：修舊如舊，盡可能維護圖書原來的樣子，使之能夠保存。在這變動迅速，追求新又再新的時代，看著一本走過戰火、領受過歲月的書，如何透過修復員精巧雙手，承接住歷史的重量與文化的質地，或許是這個時代的你我可以反芻思考的故事。●

「帶讀者到現場」：臺灣圖書醫院深度導覽活動

➤時間：2022年8月10日、8月24日、9月7日（隔週三）14:30-15:30（14:15開放於臺灣圖書館門口集合）
➤地點：國立臺灣圖書館（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85號，捷運永安市場站）
➤活動資訊：臉書活動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