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很長的日子以來，我無法擬想確實的未來。那些跟我住在同一個城巿，而且育養著孩子的人，紛紛找尋出路，離開此地，移居到另一個國家。他們說：「為了孩子的未來。」

在一個看不到未來的地方，人是否不可能好好地活下去？我心裡並沒有確切的答案，於是，目前的每一刻，就像是一個實驗。

這裡（香港）的C再次被捕。不久前，她剛自獄中獲得保釋。接著，在一個清晨，被控以另一條罪名，還柙候審，申請保釋被拒。身為大律師的C說，這是一個實驗，看看在極權下，人如何不被恐懼所控制而活著，而用作實驗的是她自己。

幾個月前，接受一本文學雜誌訪問，記者問我們未來的寫作計劃，同行的作家說，計畫中的小說，內容不會止於環繞香港，因為香港只是一個很小的地方。但，我卻從來沒有像此刻這樣渴望想要書寫這片一直在消失，而且只會持續地消失的土地。因為，「香港」經歷了過去兩年的巨變，它所代表的再也不只是地圖上的一點，而是世界的核心在劇烈運轉時一環接著一環的其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部份，也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現象。當我看完紀錄片《未來，未來》（Dear Future Children）時，更肯定了這個想法。

以2019年為時間的軸線，記錄了鳥干達的Hilda、智利的Rayen和香港的「胡椒」（化名），關於她們所屬之地，以及她們如何走過抗爭之路。然而，無論是烏干達作為「非洲明珠」肥沃土地所遇到的氣候問題災難，或智利和香港面對極權高壓統治，都只是因為地理或歷史因素，使這些人首當其衝被迫到矛盾的前端。全球暖化所帶來的災害，以及獨裁政府對文明道德的傷害，是整個世界早晚會遭遇的問題。即使身處在不同的國度，人和人，國和國之間，依然是環環相扣而密不可分。從2019至2021，疫情席捲全球，塔利班在阿富汗重新掌權，今天的果，久遠的因，早已深種在土壤裡。畢竟，惡可以跨越任何地域、疆界和時間。

Hilda、Rayen和「胡椒」的平均年齡是22歲。原片名Dear Future Children取自Rayen反覆提及的一句話：「走到抗爭的前線，是為了將要出生在這裡的孩子爭取一個更好的未來。」這話的意思是，「未來」跟未來的孩子一樣，同樣還沒有成形，所以她去創造，讓未來按照眾人所描摹的藍圖出現。三人的平均年齡22歲，都是剛脫離孩子階段不久的年輕人。

我必須保持足夠的冷靜和距離感，而且在中途好幾次按下暫停鍵，站起來離開電腦在房子裡繞一圈，才可以看完這部紀錄片。

抗爭，就是勢力和武力不對等的戰爭。Rayen說，「我恐懼，但不會因為恐懼而停止跑到現場和前線，因為只有在那裡，我可以把恐懼轉化成另一些東西。」然而，她其實是這場戰爭的倖存者。在某次抗爭運動裡，Abel差不多要離場，卻被警察的子彈擊中。救護車差不多駛至，急救員在幫助他，就在這時候，警察持續向傷者和救護人員發射子彈，救護車無法駛近，Abel犧牲了。我想起離世時21歲的周梓樂。周和Abel的分別在於，沒有人看到周如何從高處墮下，只是，救護車也因為警方路障阻撓無法駛至。在死因裁判法庭作供的醫生表示，周很可能墮地前已受了嚴重創傷。但，沒有任何影片拍到周的事件。

在一場不平等的戰爭中，究竟是，證據確鑿但加害者永遠不會受法律制裁，還是真相永遠無法揭示的寃案比較令人可以接受？在抗爭中，各式的痛苦太多，無從分類，無法比較。

在智利的抗爭中，已有400人失去了眼睛。在2019年，無論在香港、泰國或智利，執法者都喜歡用槍朝著抗爭者的臉去射，擊落他們的眼睛。人們在不公義之前，以肉身抵抗原是為了捍衛生而為人的尊嚴，而Rayen說：「尊嚴的代價就是一隻眼睛。」每一個失落的眼球背後，都有一個悲傷的故事。

這些犧牲了的眼球，令我想到王爾德的《快樂王子》。王子銅像有一顆比人更柔軟的心，立於城巿中心多年，看盡人間的悲慘和困苦。冬季快要到來時，王子拜託燕子當信差，把他的祝福送給有需要的貧窮的人。先是佩劍上的寶石，然後，是一隻眼睛裡的藍寶石，再來是最後一隻眼睛的藍寶石，接著是他的皮膚——鋪滿他全身的黃金。沒有人明白銅像王子和燕子在做什麼，他們把死去燕子的屍體丟掉，把王子銅像拆毀，以自己的模樣再鑄成新的銅像立在巿中心。

失去眼睛的人，不是自願的，但原因也是，因為他們有感應到他人苦況的心。

對於再次從影片中目睹那個已成過去的香港，我對於自己的反應感到驚訝。我有點難以置信，街上擠滿了抗爭者，每一個人也沒有戴上口罩，而且一起呼喊現在已成禁語的八字口號，只是兩年前的事。那些過去了的日常生活片段，成了如今動輒得咎的罪證。我一邊看，一邊不禁擔憂，影片中沒有口罩遮掩臉容的人，會否留下引來被捕危險的證據？而露出雙目的「胡椒」本人，又會否因為影片播出後，而被國安問話？

國安法立法後，街頭運動幾近瓦解，「胡椒」不免感到無力，像是一直以來的努力全都付諸流水。眼看著身邊的手足接連被捕和流亡、好友自殺，她灰心地說自己充滿了內疚，而且已被恐懼打垮。她詰問：「是否只要不愛這個城巿，不理會這裡的死活，便可以心安理得地好好活著？」

「胡椒」的絕望和痛苦，是因為有心。心是敏感脆弱，同時又柔韌強大的。心包含著一個宇宙的可能性，那裡面有愛以及其反面，即恐懼。如果一個人的心是敞開的，就會結結實實地感受這一切。恐懼可以幫助人意識到危險，並重新思考自己可以承受的風險界線。承認恐懼並不是弱者，而是在極權下重建自尊，找到立足點和重心，與世界重構關係的入口。因此，應該遭受指責的，不是感到恐懼的人，而是散播恐懼的掌權者。

於是，我又想起大律師C。她被捕的時候表示：「我不會幫助你們（政府）散播恐懼，恐懼到我們這裡為止。」

Hilda是三人之中最寂寞的。畢竟，智利或香港恍如戰場的抗爭現場，因其煙硝、血腥、暴力和武力懸殊，而構成了容易吸引目光的新聞圖片。而烏干達的水災，那河流上漂流堆積的廢料和膠瓶，Hilda家裡被洪水沖走的榖物和牲口，被嚴重影響的農民生計，幾乎維持不下去的家庭，缺乏引人入勝的戲劇性而被世界所忽略。

仍然是大學生的Hilda為了這場保衛環境的運動，付出了心力和時間，犧牲了和家人相聚的時間，沒有餘裕維持友誼，在預備論文時，也被教授質疑：「氣候改變並不存在，它是上帝計畫的一部份。」然而因為她是孤單的，所以她知道，這樣的議題，只有身受其害的人如她，才有力氣為此而拼搏。

這三位走在抗爭前線的女生，記錄了世界處於改革時期的不同精神面貌。為何都是女生？或許因為，人們已進入了如水流動的時代。陰性的力量，可以陷進不同的容器，不斷變形，適應變化，卻從未被環境改變本質。她們三人，也如我們一樣，都已走投無路。

當腳下無路，人就無法再以正常的步伐慢慢走路，而必須假裝有路，用盡全力跑起來，因為路的消失是為了提醒人們，真正的目的是向前，而不是路本身。

未來並不是預設的、已存在的東西，而是在目前的每一刻，經由每個人付出去開創而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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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物的發言稿撰稿人（文膽）向來是相當神祕的工作，隱身在幕僚群中，發言稿不僅需要說明政策，更要展現氣度和高度。本集相當難得地邀請到曾任前總統李登輝先生文膽的東美出版總編輯、翻譯家李靜宜，也邀請到具有撰寫文稿經驗，更編纂過多部言論集與人物傳記的允晨文化發行人廖志峰。本集節目不僅聚焦文膽，也思考同樣隱身文字背後的編輯，兩種職業的異與同，讀者千萬別錯過了。

【精彩內容摘錄】

➤文膽，文膽，是為文嘗膽，還是為文有膽？

廖志峰：文膽、文膽，為文嘗膽。大家知道「嘗膽」是很苦的事，有點像命題作文，老闆給你一個題目、方向，我們要把它發揮、組合出來，很難超越老闆給的範疇，又得思考如何將意念傳遞出來，如果讓它更清楚、立體。

作家跟編輯的訓練中，對文字都有一定的專業與專精。文字是要修練的，做為政治性的公告，訴求要清楚，要顧及政治人物的需求和受眾的期待，文膽的角色要居中完成，是類似仲介的角色。

李靜宜：我覺得（文膽）跟作家本身的身分，有一點點不太一樣。多半的作家可以為所欲為，想寫什麼就寫什麼；但是替別人寫稿子，必須以另一方的眼光、高度、語彙，用一個有邏輯的方式呈現出來。在寫作的過程，需要考慮的因素很多，不只命題本身。

儘管我們從小寫了很多命題的作文，但這些命題的作文多半在表達個人的意思，但是為政治人物寫東西時，文膽要表達的其實是他的「意志」，不管是他對政策的闡述，或對特定政治環境的情感投射。你必須先了解「他究竟要講給誰聽」、「他想要表達什麼」，從這些問題反推，才能具體思考文稿的內容。

在我過往的經驗中，其實花最多力氣的倒不是真正動手去寫這件事，而是在構思的過程中，如何在龐雜的素材中，進行挑選、組合。並不能說需要具備豐富的經驗，但對於整個所處的環境，以及為他撰寫文稿的這個對象，必須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才能做到。

➤總統看過的書，文膽都要看?

李靜宜：不同政治人物思考的方式不一樣，應對事物的方式也不同，甚至想打動的對象也不一樣，撰寫文稿時要將這些因素都考慮進去，我覺得很難。國外有很多專業寫手，可以幫不同的總統寫稿子，他們有些人可以做到這樣，但就我來說，是很困難的事。因為終究要對一個人有深刻的了解與認識，長時間很近距離的觀察，才有辦法完成。

比方說像登輝先生接見賓客時，我其實不太愛去，不過重要賓客我大多會到場，儘管我有時不進去，但幾乎他所有會客的紀要、談話紀錄，我全部都要閱讀。因為需要知道他最近在想什麼、關注怎樣的問題，將他盡其所思所想放進文稿中，才能貼近他的想法。

主持人：妳曾提到登輝先生是一位非常愛閱讀的老闆，所以他看的書妳也要跟著看？

李靜宜：對，他最近讀什麼書，我都要盡量把書找來看，所以我經常說，有一位愛讀書的老闆，其實是件非常可怕的事，因為你必須不停地追趕他的速度，真的非常可怕。

➤一部好的言論集，能經過時間的考驗

廖志峰：無論撰寫文稿或出版書籍，首先要對工作的對象懷抱情感。以編輯來說，需要先協助作者讓文稿眉目清楚，例如允晨出版的《余英時回憶錄》，一開始是第三人稱的口述，後來變成第一人稱撰述的自傳，中間當然經過很長時間的溝通。

以文膽而言，老闆可能只列幾個重點，你必須像在編書、寫文案一樣，要能合理的謀篇，又能感動人，若要使讀者閱讀或聆聽後對生命有更深層的思索，那文案也必須做對方向。

順便補充一下，我突然想到，以前曾編過李前總統的言論集，其中的文章有多少篇是靜宜寫的？猜想應該為數不少。我認為一部好的言論集，如果本身學養俱足，那文章是經得起考驗的。講述者本身對時事、對政治、對世界的看法，在文章中是清晰可見的，我認為好的文膽，就是要讓這些文章能清楚、深刻，賦予生命力。

➤編輯與文膽，隱身文字後的兩種職業

李靜宜：「文膽」跟「編輯」的角色，的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們都隱身文字之後，榮耀屬於作者。

主持人：問題是編輯的，榮耀是作者的。（笑）

李靜宜：通常我們手上會有很多素材，要從中間組合出邏輯，將它炒出一盤菜，抓出幾個亮點，標誌出文稿的重點——總要有一個可以做為標題的東西。跟書的文案一樣，究竟這本書為何出版？究竟想打動誰？抓出一兩句重點，或者一段話來打動他。即便是同一位作者或同一位政治人物，在不同的場合，也要需要講出不同的話，都必須先替他考慮到市場和言語的展現方式。這點，文膽跟編輯其實非常相像。

廖志峰：今天做一個文膽，平常就應該隨時吸收、準備，不管在哪一位政治人物身旁，他所關心的領域，你必須跟著關心，如果完全不關心或沒有興趣，那是做不好文膽工作的。這跟編輯很像，如果編輯對所選的書，對該主題、作者毫無興趣，我相信書出來的樣子，或書最終的情況一定很糟。「寫作」是很好的練習，第一是紀錄，其次是整理，第三是練習。

➤語言的輕重

李靜宜：一位政治人物，特別是「總統」的角色，表達一句話，必須具備一定的高度和力量。打動人的方式有很多種，在文氣和語句上，既使同一句話，使用不同的表述方式時，打動人的力量也是不一樣。

主持人：文膽必須不停衡量力道的輕重。

李靜宜：對！我運氣好一點，小時候受過很多演講的訓練，參加過很多演講比賽，我能用朗讀的方式，先將文稿唸出來。中文的寫作，因為是自己的母語，我們常常不太注意文法。但其實有時候文法是有影響的，比方一個句子著重動詞跟著重受詞，力道是不一樣的。

我經常要用很奇怪的方式解釋給別人聽：為什麼一定要選這個字，不能換一個方式說。這種事情發生一、兩次後，同僚也可以接受了，就是因為考量了朗讀的效果。

主持人：登輝先生也從善如流？

李靜宜：對，我覺得他基本上是從善如流的。還有一點，我其實也會注意到，因為每一個人講話時，都有不同的特性，像登輝先生因為國語不是主要使用的語言，所以有一些音可能沒有辦法唸得好，或者是發得不清楚，那些詞彙就要盡量避開。這都是寫作的過程中要注意的。

我認為最重要，還是回到剛剛志峰說的，撰寫文稿很重視邏輯的梳理。文章希望打動人，一定要講道理，讓人理解演說者的內容。這樣的角色，其實跟我平常另一個工作「翻譯」的功能也很接近。

➤文字的力量來自閱讀，文學尤是

李靜宜：相信文字的力量，文字的力量來自閱讀。儘管很多人認為政治人物的撰稿人，或許比較需要知道的是政治情勢，但我覺得之所以能寫這些東西，最重要的原因來自於大量閱讀的積累。閱讀的素養不是專業的東西，很多也來自於文學，文學帶給讀者想像力，文字之美的鑑賞力，也蘊含對很多人生的邏輯。我認為「閱讀」是有志於從事文字或文膽工作的人，十分需要重視的事情。

廖志峰：我在閱讀中得到豐厚的養分，它像洞穴，可以安穩地躲在裡頭。閱讀予人力量，如何展現這份力量呢？透過文字啊，不然還有什麼呢？所以我想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都需要閱讀，它是很重要的積累。●

主持人：吳家恆，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畢業，英國愛丁堡大學音樂碩士，遊走媒體、出版、表演藝術多年，曾任職天下雜誌、時報出版、音樂時代、遠流出版、雲門舞集、臺中國家歌劇院。除了在大學授課，在臺中古典音樂台擔任主持人之外，也從事翻譯，譯有《心動之處》、《舒伯特的冬之旅》、《馬基維利》、《光影交舞石頭記》等書。

片頭、片尾音樂：微光古樂集The Gleam Ensemble Taiw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