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明益以《天橋上的魔術師》重構了台北中華商場的集體記憶，我童年時期的魔術師則住在永康街「王子書城」。只要魔術師揮舞指揮棒，我就會義無反顧踏上冒險之旅，一路隨著文字的魔力起舞，至今仍深深著迷。

如果不是幼稚園時全家搬到台北，對我影響深遠的魔術師，很可能躲在南投埔里的甘蔗田裡，以不同方式牽動我的人生。但來到台北之後，我很快加入都市小孩潮流，成為《王子》雜誌的忠實讀者，這本在1966年與我同年誕生的日式風格雜誌，為我這一代青少年開啟了一扇閱讀的重要窗口。

在母親的鼓勵下，小學五、六年級時我開始投稿到《國語日報》及《王子》雜誌，後者尤其具有神聖地位，因為投稿若在《王子》刊出就能獲得「小記者證」，並享有到「王子書城」買書半價的優惠。

當年記者仍是受到社會肯定與尊敬的行業，儘管不知道記者的實際工作方式，「小記者證」對我仍具有巨大吸引力，召喚我大量閱讀與練筆。碰到星期天以及整個寒暑假，母親都會帶我到永吉路救總（原名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後改名中華救助總會）圖書館借書。我看完一本本文學名著、偵探小說、歷史故事後，就天馬行空自由創作，寫出一篇篇現在很懷疑當時腦袋裡究竟裝了什麼東西的怪文。

我還記得當時在《王子》刊出的第一篇文章名為「孫悟空大戰關公」，詳細內容早已忘光，總之就是一篇穿越時空的小學生版偽魔幻寫實，能夠刊出來應該算是奇蹟。另一篇我早已忘了曾經寫過，但收錄在《王子小記者文選2》書中的文章〈衛星的自述〉，則以第一人稱自剖衛星在天空中的孤單心情。無論如何，我就這樣得到了生平第一張小記者證，充分感受某種飄飄然的喜悅。

有了小記者證，下一步就要展開從永吉路到永康街王子書城的朝聖之旅。對於平常走路上學、很少坐公車的我和弟弟而言，兄弟倆坐公車到永康街是項陌生而特殊的嶄新經驗，但當時我們被喜悅沖昏了頭，根本沒有料到，前往王子書城的遙遠長征，竟然會留下此生永難忘懷的困窘記憶。

那一天，我和弟弟帶著辛苦存下來的零用錢，搭著公車感覺上繞過了半個台北，下車後又摸索走了一段路，終於來到嚮往已久的王子書城。出發之前我已盤算，此行可憑小記者證買下我和弟弟各自渴望的幾本新書，難得大老遠跑一趟，自然每分錢都要用在刀口上。

結果如我所願，我和弟弟在王子書城待了一個下午，把王子出版社幾本新書當場看完，再依計畫把想要珍藏的書單買齊。然而，當我和弟弟心滿意足走向公車站時，發生了一場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劇：我竟然花完了身上每一塊錢，再也沒有餘錢可以坐車回家了。

在無計可施之下，我只好厚著臉皮，像是當年曾經流行的詐騙集團一樣，在公車站牌前逢人就伸手哀求說「沒錢回家」。因為買書而用盡盤纏這件事實在太瞎，我只能臉紅低頭小聲乞討，長征買書壯舉一秒變成黑色笑話，心想我和弟弟大概會跟被看穿的詐騙集團相同下場，一毛錢都要不到而在黑夜走很長很長的路回家。

所幸老天還是眷顧因為買書而回不了家的傻子，在一兩個大人白眼及別過頭去之後，就有一位婦人從皮包拿出銅板，足夠我和弟弟在夜色降臨前上車離開永康街。這次經驗讓我開始相信人性的善良與美好，但也更加印證我的數學是從小時候就很糟糕。

無論如何，「小記者證」就像是已經得到霍格華茲魔法學校分類帽的認證一樣，持續發揮自我感覺良好的催眠效果，讓我深信自己已經跨過記者的門檻。直到多年之後，我才了解喜歡看書寫作跟成為專業記者完全是兩回事，但小記者證在我腦中植入的記者DNA卻伴隨至今。

不僅如此，王子書城、小記者證散發出的閱讀與寫作樂趣，也讓我童年時期的偶像與眾不同。當時常在《王子》刊登文章的幾個熟悉名字，在我心中的地位足以與凱旋歸國的三級棒球隊國手們並駕齊驅。但我從未想過，我和這些童年偶像們勤奮投稿之處，竟然是由「匪諜」所創辦的雜誌。

很久之後我才知道，《王子》創辦人蔡焜霖年輕時因加入讀書會被扣上「參加叛亂組織」罪名，判刑10年後坐監綠島。他出獄後待過多家出版社及廣告公司，然後與多位漫畫家及白色恐怖政治犯「同學」們創辦了圖文並茂的《王子》，還曾義助台東紅葉少棒隊到台北參加比賽。

轉眼之間，我進入記者這一行即將屆滿30年。5年前我創辦了非營利媒體《報導者》，帶領一群才華洋溢的記者投入深度調查報導，進一步實踐媒體公共化的理想。而我的藏書早已超過當年王子書城的規模，如今蔡焜霖的自傳漫畫《來自清水的孩子》前兩冊正躺在我的書桌上，期待第三冊「王子時代」的出版。

此刻回首童年往事才發現，我生命中的魔術師其實不住在王子書城，而是只有小學畢業、卻懂得閱讀這件事如此重要的母親。在那個文憑至上、文組學生被認為不容易找到好工作的年代，母親不但帶我到圖書館大量閱讀她自己看不懂的課外雜書，在我收到王子小記者證時更是鼓勵有加，此後一路支持我走上記者之路，我才可能以記者做為一生的志業。

是因為有母親這位魔術師，王子書城才會成為我的童年聖地，王子小記者證才會預示我的未來工作，閱讀與寫作才會伴隨我一輩子。今生今世，我都會在母親編織的魔法裡繼續體驗閱讀與寫作的美好。●

何榮幸
1966年生，台大社會系畢業，記者資歷將滿30年，現任《報導者》創辦人兼執行長。
曾任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第一屆會長、台大新聞研究所第一屆傑出記者駐所講座、台大社會系兼任副教授。多次榮獲卓越新聞獎、曾虛白新聞獎、吳舜文新聞獎、金鼎獎、亞洲SOPA新聞獎等國內外重要獎項。
著有《學運世代》、《媒體突圍》、《彳亍躓頓七十年》、合著《煙囪之島》、《我的小革命》、策劃《黑夜中尋找星星─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等書。

2019年韓國和台灣各有一部大熱的女性影視作品，而且都是從文學改編而來。韓國的《82年生的金智英》和台灣的《俗女養成記》難得地讓台韓文壇出現同步的議題，原著作家趙南柱和江鵝也剛好同為六年級（1970年世代）後段班的女性。無獨有偶，今（2020）年台灣文壇另位六年級女作家劉芷妤，以一本女性主義掛帥的短篇小說《女神自助餐》引起熱議。

在韓國和台灣這兩個已經選出過女總統的亞洲國家，竟然接二連三女（怨）力爆發。此一雷同，顯然並非純屬巧合。

趙南柱的《82年生的金智英》（2017）故事簡單明瞭，敘述金智英這個有著菜市場名字的普通韓國女性，從小到就業、結婚生子一路上遭遇的性別歧視，經年忍耐壓抑的結果產生了解離性人格，以不同的人格面具為自己發聲。作為社會癥狀式的總合，小說採取的是直白質樸的寫實主義，並刻意加入一般小說頗為忌諱的註腳，標註報紙或研究數據中顯示的韓國社會各種性別狀況。相較於趙南柱其他敘述繁複的文本，例如《薩哈公寓》，此一看似減損文學性的設計，應該是作家高度意識的文學性和政治性選擇。這些扎實且廣泛的文獻證據作為一種次文本，呈堂供證般對虛構的故事人物與情節提供現實性的參佐。

《82年生的金智英》另一個特色是，故事裡其實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壞人，所有性別偏見的言行並非出自針對性的惡意，即使讓金智英抓狂的婆婆也並非典型的惡婆婆。因此讀者不會把金智英痛苦的緣由導向特定個人，而是隨著情節鋪陳，慢慢去思考父權體制下人人皆參與或默許的結構性霸凌，註腳的證據更顯示金智英的經歷絕非特例。

電影改編時，註解自然被刪除，小說中尖銳的部分亦經大幅修剪，只保留主要故事內容。觀眾在一小時多的畫面快速推進中，即使對浮泛呈現出的性別差異有共鳴，卻無法深刻理解為何女主角不再能忍受我們（女性）一直在忍受的父權日常。尤其找來孔劉飾演金智英先生更是一大敗筆，剛好給反女性主義的韓國觀眾添了柴火——嫁給孔劉簡直算女性公敵了，劇中的他又愛老婆又體貼，不必跟公婆住、娘家也還算支持，這樣還不快樂，別人怎麼活？反倒是場外一干沙文主義觀眾，惡行惡狀到瘋狂謾罵、抵制女主演和一些不過是推薦電影的女偶像，間接佐證了在韓國推動婦運的艱難與急迫性。

韓國的女性文學從90年代以來有緩步上揚的趨勢，但作品裡的性別意識相對溫和，女性問題通常是隸屬在國家或社會的大框架中思考。近幾年突然轉為嗆辣，女性主義文學雨後春筍般竄出，強大的影視工業還同步呼應，頗有低檔補漲的勢道，後勁值得觀察。

台灣女性／主義文學在80年代怒放，數十年來靈活結合層出的學術論述與實驗技巧，至新世紀初已然呈現開到荼靡的疲態。再加上台灣社會性別教育普及，女性意識與平權實踐改善許多，甚至成為台灣在國際上自我標榜和定位的指標，女性主義倡議不再是書寫的焦點。文學中的女性主義內化成一種基礎素養或論述織網中的紉線，作為底層或背景語境支撐作品的主軸。

奇怪的是，儘管40年來台灣的女性主義文學豐富多元，女性主義影視作品卻乏善可陳。台灣電視積弱多年也就罷了，台灣電影才人濟濟、國際馳名，對女性主義議題似乎興趣缺缺。《俗女養成記》電視劇的出現，多少彌補此一長年空缺的遺憾。

《俗女養成記》（2016）的原著，以題材分類來說，應該歸類在懷舊或家族散文，女性意識只是散佈其間。作者江鵝主要回述童年生活裡的飲食習俗文化、追溯逝去的時代與人情，筆觸浸潤溫情與趣味，觸及傳統文化裡的性別問題泰半點到為止。

電視版的《俗女養成記》卻把女性意識從散文裡的醍醐味提煉成高湯，獨立拉出一條熟女的敘事線，與童年往事的敘事線併置，審視各年代、社會位置上的女性處境。從過去迄當代，阿嬤、媽媽、姑姑，鄰家姊姊等一輩又一輩俗女們在父權文化中接受什麼委屈，又如何找到自處的力量，輪迴般預演小俗女日後可能的遭遇。短短10集的電視劇以不挑釁的方式，雙重呈現出家庭、時代的溫暖以及隱身其後的性別框限，將女性主義的沉重概念轉化為大眾的語言，成功地寓教於樂。除了原著作者，編劇群－－另一批六年級女性－－功不可沒。

台灣女性文學由於持續吸納重要社會議題與前衛技藝，好處是嚴密地構築起兼具高度藝術性與論述性的文學高牆，在亞洲文壇中獨樹一幟。壞處是創作和閱讀的門檻飆高。天后宮裡各懷絕技的文學女神宛若少林寺十八銅人，橫阻在企圖闖關出師的後起之秀前。而讀者，不過是想藉作品認識女性問題，既要跟台灣歷史、政治、族群、階級、語言等複雜脈絡糾纏，還得從錯綜的文學修辭與敘述密林中辨識出微言大義。即使有能力耐心挑戰成功，女性問題也相形被其他議題給稀釋了。

《女神自助餐》（2020）的開張，久違地將性別議題拉回女性本位，聚焦後性別論述的台灣女性困境，戳破台灣已然完成性別平權的迷思。

劉芷妤的《女神自助餐》收錄8篇短篇小說，分別討論校園／職場／家庭／街頭性暴力、人際倫理關係裡的女性互動、傳媒與社群網站裡的性別歧視、情慾自主與性別教育、年齡外貌體重與女性吸引力，篇篇鎖定女性主義論述普及後、當代台灣女性面對的局勢。雖是常見的子題，但是跟以前批判傳統父權體制裡的性別政治不同，劉芷妤檢討的是女性意識抬頭後，父權論述及其實踐學舌弱勢者論述並戴上平權的面具，藏匿在形形色色的網絡與網路裡，伺機而迂迴的反撲；當代女性包抄在女性主義圭臬與偽裝轉化中的父權巨靈，顛躓踟躕。

台灣文學裡雖有不少女性主義的中、短篇和長篇小說，像《女神自助餐》篇篇直球對決的女性主義小說卻是首見。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台灣竟然出現首部完全女性主義短篇小說集。咦，為什麼才出現？為什麼還出現？

《82年生的金智英》和《女神自助餐》探討的女性困境有許多相似之處，但兩者探討的層面與表現手法還是看得出韓台婦運的進展。比如同樣描述過年過節時婆婆差遣媳婦盛宴款待回娘家休息的女兒，金智英是忍抑到變身成自己的母親點破媳婦正是別人家裡的寶貝女兒，《俗女養成記》電視劇裡也有觸及類似的議題，《女神自助餐》則是藉由「靠北網站｣上不同身分的匿名女性抱怨，輔以粗淺的女性主義分析，導引讀者理解父權結構如何將家務指派給女人，以致產生社會位置間的剝削傾軋。

《金智英》與《女神》兩本書皆談及玻璃天花板的議題。小說中的女主管都沒有理所當然地提拔比男同事優秀的女性下屬，區別只在金智英的長官很快遷就父權思維以求自保，〈女神自助餐〉的上司在多方且細膩的思考後猶豫不決。如果說《82年生的金智英》探索的是台灣80年代女性／主義文學的主題內容，《女神自助餐》就是女性主義文學的2.0版。讀者或許嗤鄙兩者間哪有什麼本質上的差異？這五十步跟百步的差距，就是台灣近40年來婦運努力、號稱亞洲最進步婦權的成果。

俗女、女神和金智英，以簡明的寫實風格反映台韓間大同小異的女性問題並引起廣泛關注，顯示大眾對於性別議題依然感到焦慮，在新舊體制和論述的調和碰撞中摸索合乎當代性的兩性定位。多年來每逢非文學科系的女性主義學者探詢晚近有沒有什麼台灣女性作品適合當性別教育的教材，我能想到的書單都太過曲高和寡。江鵝、劉芷妤、趙南柱皆在創作生涯的早期，技巧尚顯生嫩，對性別失衡的老問題猶有火氣，作品讀起來反而格外真實而真誠。不管是喜歡女性文學的一般讀者，或是正在研擬性別教育甚至跨國女性比較研究的學院師生，不妨列入書單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