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迪士尼公司出資製作，以1998年同名動畫電影翻拍的真人版《花木蘭》（Mulan），從開拍以來即話題不斷，近日在華文地區上映後，更在各地引發了不同層面的爭議。

這並不是迪士尼作品第一次引起廣泛的討論。早在1970年代，歐洲的唐老鴨（Donald Duck）迷們即陸續成立研究社、社團，發表刊物探討唐老鴨世界裡的廣大宇宙觀。這種對唐老鴨漫畫的熱情，在德國甚至持續到今天。相較之下，有關迪士尼的評論，聲勢則顯得弱小許多，甚至部分評論發表後，遭受到的責難比原初的批評力道更為猛烈。1970年代智利出版的《如何閱讀唐老鴨漫畫：迪士尼漫畫中的帝國主義意識形態》（How to Read Donald Duck: Imperialist Ideology in the Disney Comic）就是經典的案例。

70年代的西德與智利，距離當代台灣讀者看似遙遠，然而他們評論的對象卻又是我們至今仍熟悉親近的大眾文化。本文將回顧這兩種看待唐老鴨漫畫的不同觀點，及其迥異的出版時空背景，在剛好的距離之外，回頭審視當我們觀看大眾文化產品時，自己的認同與立場。

▇批評唐老鴨的書，為何成為禁書？​

迪士尼出版的彩色漫畫曾經在拉丁美洲及歐洲的許多國家蔚為風潮，這些漫畫被譯成各國語言，發行量十分驚人。《如何閱讀唐老鴨漫畫》便是在這個風潮下產生的反思。

這本書於1971年出版後，立刻成為暢銷書，當時智利處於左傾的民選總統薩爾瓦多．阿言德（Salvador Allende）當政的時代。兩年後，奧古斯圖．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在美國的支持下發動流血政變，實施軍事統治，這本書也成為極權政治下的犧牲品。

《如何閱讀唐老鴨漫畫》作者之一的阿利爾．多爾夫曼（Ariel Dorfman），曾在阿言德執政下的政府部門工作，政變後，他多次逃過右派的攻擊。他在2018年的新版序中回憶，此書初版問市之後，新右派曾試圖開車輾過他，同時大叫「唐老鴨萬歲！」（Viva el Pato Donald），海軍將一萬本該書從倉庫丟進瓦爾帕萊索海灣。多爾夫曼在朋友協助下藏身隱密地點，在那裡，他從電視上看到軍人焚燒「帶有顛覆內容的禁書」，《如何閱讀唐老鴨漫畫？》也在其中。

多爾夫曼回憶，焚書景象令人不安，讓人聯想到1933年德國納粹的焚書事件。因為皮諾契特政府的迫害，多爾夫曼與家人流亡美國，迄今未回故鄉。

這部作品曾譯成多國語言，它的英譯本也一樣命運多舛。1975年，美國境內沒有任何一家出版社敢出版此書，最後選擇在倫敦出版，再海運4000本到美國，卻被美國海關扣下，並被迪士尼控告侵權——書中內容引用了迪士尼漫畫，因此被當成盜版。經過將近一年的訴訟後，出版社雖然贏得官司，確認學術著作有合理引用的權利，然而也只有1500本書可以真正進入美國本土。

這本討論漫畫的作品到底有多「危險」，使得智利政府對它施以火刑與水刑，美國也沒有出版社敢出版？它又為何如此受歡迎，不只暢銷，擁有多國語文版本，同時也成為媒體理論中批判文化帝國主義的重要教材，連英國藝術評論家約翰．伯格（John Berger）也將此書評為「去殖民化的指南」？

老實說，《如何閱讀唐老鴨漫畫》並不是一部嚴謹的學術著作，書中既帶有諷刺且偏頗的語氣，也不乏泛政治化的內容。多爾夫曼曾在《衛報》親自透露，這本書是在10天之內倉促完成的（應不包括資料搜集、比對的時間）。然而這本書是當時少數針對具體漫畫文本進行系統分析的作品，深入拆解美國帝國主義如何隱藏在看似無害純真的迪士尼文化符碼中。

後來還有更多學者，針對這本書發表批評與延伸研究。《文化帝國主義》作者湯林森（John Tomlinson）提到，《如何閱讀唐老鴨漫畫》以「對立於主流的方式，解讀迪士尼」。語調時而激烈控訴，時而諷刺挖苦，細心收集了上百冊的漫畫，針對文本內外都做出細微的分析。

▇藏在純真之下，尋寶漫畫背後的殖民與掠奪

唐老鴨漫畫中的冒險，通常只有一個目的——尋寶，這些冒險都發生在鴨堡（Duckburg）以外的地方。不管是名為谷（Gu）的阿茲特克人、喜馬拉雅山的雪怪，或是名為莫卡來（Muchkale）的另一個月球（有兩個月球）的外星人，都被塑造成未受文明污染的「高貴野蠻人」（noble savage）。

從文明地區來的鴨，用高科技做成的沒用玩具，跟高貴野蠻人交換黃金或帶有歷史意義的重要文物。高貴野蠻人會把科技當作魔法崇拜，並對於（那些對文明世界的鴨來說）具有經濟價值的東西不屑一顧。

譬如外星人莫卡來對於能用種子帶來新的生態循環感到興奮，並願意拿月球上的金沙與唐老鴨叔叔史高治交換泥土。在世人眼中，莫卡來嚮往「單純的美好」，而史高治雖然用泥土輕易換到金沙，卻因為別人比他更快樂（莫卡來得到他真正想要的東西），而讓他覺得自己虧了。

《如何閱讀唐老鴨漫畫》針對這點語帶諷刺地說明，這是一種窮人與富人的古老寓言，「窮人沒有煩惱，富人才有一堆問題，所以就不用對掠奪窮人和未開發的地方感到不安。」

作者指出，高貴野蠻人在書中是一種「小孩」（被支配者），他們不被允許脫離被支配的狀態。這種高貴野蠻人與文明人的交易，所顯示的「道德觀」就是：「搶奪、不付錢是強盜；有付錢就不算搶，而是一種援助。」

《如何閱讀唐老鴨漫畫》闡明，在迪士尼漫畫中，世界各地被簡化成明信片上的觀光景點，充滿偏見與歧視，譬如祕魯人在漫畫中只會嚼辣椒、賣陶器。

這些偏見不是迪士尼發明的，但他們大量產製的漫畫，將這種偏見發揚光大，而危險的是，大眾媒體利用陳腔濫調，淡化了真正日常的現實。這種對拉丁美洲的刻板印象，進一步「變成拉丁美洲人扭曲的自我認知，最後變成自我嘲弄和模仿……透過選出各族群中最膚淺、單一的特色來區分地區。」甚至連唐老鴨跟侄子的日常談話，都夾帶歧視：

迪士尼漫畫中的人物「工作，但不生產」。唐老鴨找工作從來不是為了生活需要，而是為了買禮物、度假。史高治看來貪婪、吝嗇，這個設定是為了讓他看起來令人同情。他的吝嗇被塑造成「節省」這種正面特質，「如資產階級不用花錢和顯眼的消費行為來玷污自己」。史高治的錢無法幫他解決任何問題，因此他總是不開心，並「著迷於失去錢的恐懼」。他有所謂「作為老闆的孤獨」，但盈利這種實際的「補償」卻沒在漫畫中表現出來。

漫畫裡沒有出現真正的勞工，為了隱藏資本家在累積財產過程中的剝削行為，就連尋寶中應有的挖掘、人力投入全都隱形了。要名正言順地在第三世界奪取黃金，靠的是製造出一些競爭者——同樣來自文明世界的小偷和反派。唐老鴨和家人經過一番努力打敗反派，得到「應得的收穫」，這些收穫被合理化，掩蓋掉「文明的鴨子」其實是在外地搶奪當地資源的事實。

反派的出現是用來合理化唐老鴨的收穫，最具代表性的是庀兄弟（the Beagle Boys）。他們被描繪成「身體巨大、深膚色、沒受教育、貪心、不道德，他們總是成群出現，戴竊盜面具、穿監獄裝，很難分出個人（雖然有監獄號碼）」。書中指出，他們的行為被塑造成是天生的，「而犯罪是他們唯一的工作」。

從以上這幾個論點可以看出，《如何閱讀唐老鴨漫畫》是以左派觀點進行滔滔雄辯，深入剖析的例子十分精彩。然而這本書的意義並不在教導我們如何「正確」看待唐老鴨漫畫或迪士尼文化工業，而是帶給我們看待迪士尼漫畫的新可能性。

▇以批判眼光，審視「無害」的文化產品

《如何閱讀唐老鴨漫畫》以詳細的分析，打破我們在文化工業長期餵養下而窄化的想法，讓我們開始試著用批判的眼光看待這些「無害」的文化產品。閱讀這本書，對於迪士尼迷可能不會是美好、愉快的經驗，書裡充滿挑戰讀者的論述，逼迫讀者把習以為常的經典動畫電影，甚至對唐老鴨、米老鼠不自覺的認同與喜愛，全都放在新的位置來觀看。

2018年，《如何閱讀唐老鴨漫畫》總算真正在迪士尼的發源地出版。也許正因為我們處於群眾運動、不合作運動活躍的時代，這本書才又以另一姿態重新回到美國土地上。

多爾夫曼在2018年的新版序中反思：「過去我對迪士尼的討伐，可說是試圖面對我心中的美國……我曾試圖將美國從國家經濟中消滅，誇大美國的惡行和智利的高貴，我在處理文化交流的複雜性時，講的不完全是真的，事實上，不是所有從國外吸收來的大眾媒體產物都是負面的，也非所有我們自家出產的都是好的。」

多爾夫曼承認《如何閱讀唐老鴨漫畫》的局限性和偏見，期待新的讀者可以用開放的眼光，「帶著自己的經驗來豐富這本書」。然而，他從沒放棄對迪士尼的批判立場，畢竟當前的迪士尼雖然改變了對少數族群和女性的觀點，卻也同時受益於此，不斷壯大成為全球最大的娛樂集團之一。

▇唐老鴨主義在德國：寬容、自由的資本主義政治典範

若以多爾夫曼的觀點對照唐老鴨漫畫在德國受歡迎的程度，我們便能看到迥異的唐老鴨漫畫接受現象。

1967年德語版唐老鴨漫畫第一集出版，至今在德國仍以每4週一冊的速度出刊，目前已超過500集，2020年第二季（4到6月）的銷量約為14萬冊。唐老鴨連同其他迪士尼系列漫畫，如唐老鴨皇家版、宇宙版以及精裝版、復刻版，幾乎在全德國書報攤及超市都找得到。

《如何閱讀唐老鴨》的各國譯本大多出現在1970年代，西德版本是於1977年面市，而與這本書幾乎相反的觀點，也同時在70年代於歐洲發展。

1971年，挪威出現第一篇關於「唐老鴨主義」的學術研究文章，兩年後成為鴨粉界的傳奇專書《唐老鴨主義》。德國也在《如何閱讀唐老鴨》德語版出版的同一年，出現由科學家漢斯．史托赫（Hans von Storch）和唐老鴨粉絲所組成的非營利團體D.O.N.A.L.D.。

時至今日，歐洲不僅有活躍的唐老鴨主義者，德國的D.O.N.A.L.D.鴨粉每年仍定期舉辦聚會，討論漫畫中龐大的世界觀，以及圍繞唐老鴨家族、朋友的各種主題，並發表刊物。

D.O.N.A.L.D.創辦人史托赫本業是德國氣候專家及漢堡大學大氣研究所教授，他曾在2012年《明鏡》週刊的訪談中，透露D.O.N.A.L.D.成員看待唐老鴨漫畫的立場。《明鏡》問：「鴨特豪森（唐老鴨居住的城市，即鴨堡，德語為Entenhausen）的系統是否為一種政治模型？」史托赫回答：「是的，至少德特馬．德林（Detmar Doering，德國自由派哲學家）認為，鴨特豪森是自由、寬容且資本主義式的。」

史托赫補充說明：「德林的論文〈鴨特豪森：美國應該要有的樣子，現今卻不是如此〉結論指出，鴨特豪森是經典開放思想的典範，而非出自混亂的歐洲罪感文化（Schuldkultur）下的政治正確。」

史托赫的這段回答，既可看作是D.O.N.A.L.D.對於《如何閱讀唐老鴨》（及對於迪士尼抱持強烈批判態度的左派）的遙遠回應，也可說是以自由派風格，對漫畫中的歧視及帝國主義意識形態所做的開脫。

▇納粹之後，用漫畫翻譯找到使用德語的可能性

德國鴨粉這些學術（兼粉絲）活動，以及對於唐老鴨世界源源不絕的好奇與熱愛，部分原因是來自第一代唐老鴨漫畫德譯版的成功。

第一位德語唐老鴨漫畫的譯者艾莉卡．弗赫絲（Erika Fuchs），自1951年起即開始擔任米老鼠漫畫的主編，並開始翻譯漫畫。D.O.N.A.L.D.以弗赫絲的譯本作為研究的基礎文獻，唐老鴨的創造者卡爾．巴克斯（Carl Barks）的漫畫搭配弗赫絲的翻譯文字，一直是這群老德國鴨迷們津津樂道的經典。

二戰後的西德接受美援，受美國大眾文化影響極深（但不代表他們沒有人批判美國文化工業的影響）。他們同時要面對納粹瓦解後，該如何繼續使用德語這個已被獨裁政權濫用的語言來創作文學的問題。很多人用不同方法實驗，出現所謂戰後文學一派。

這樣的問題和唐老鴨漫畫的翻譯放在一起討論時，便在兩層意義上找到出口：一、它是幽默漫畫，當時還被當作是廉價、小孩讀的玩意，因此它在文字上能發揮的空間其實更大；二、它是翻譯，是跨文化、跨語境的產物，需要譯者對雙方文化的理解，也要求對目標語有創意、開放的運用能力。

弗赫絲的譯本裡引用了格林童話、歌德、席勒、民俗歌謠、施拉格音樂（Schlager）以及莎士比亞，把傳統文學和流行文化歌詞都摻在唐老鴨美式荒謬搞笑的圖像中，賦予全新的語境。

1950年代弗赫絲開始翻譯漫畫時，德國人對美國飲食文化以及美式足球等運動還不太熟悉，因為漫畫譯者無法改變圖像，面對熱狗、奶昔、漢堡等大家還不熟悉的食物，弗赫絲運用許多有創意的方式解決問題，譬如將奶昔變成草莓聖代（Eisbecher），漢堡變成水果塔。可以說，在美國流行文化大量傳進德國時，漫畫中的這些「異國風情」物品，被搓揉成在地文化與美式文化的綜合體。

弗赫絲不僅成為D.O.N.A.L.D.的榮譽會員，她的出生地施瓦岑巴赫（Schwarzenbach）如今也變成漫畫語言藝術博物館艾莉卡．弗赫絲之家（Erika-Fuchs-Haus）所在地。博物館裡的常設展有唐老鴨故事中的造景、人物介紹，也有以弗赫絲的譯文設計的親子互動遊戲。

▇來自美國的唐老鴨世界，是帝國的侵略，還是理想的政治形態？

將這兩個時空背景迥異，且在政治、媒體、翻譯等層面上的切入點和立場亦各不相同的唐老鴨漫畫評論觀點併置之後，會發現原來我們熟悉的唐老鴨，是某些人眼中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代言人，而迪士尼建構的鴨世界，卻又是另一票人口中「寬容、自由、資本主義式的政治模型」，是「美國應該成為卻沒有成為的樣子」。

這兩個觀點的共同處在於，他們都認真看待唐老鴨漫畫。即使《如何閱讀唐老鴨》批評漫畫如何對孩童有害，應該完全消失等等，都也花費非常多心血在拆解研讀。作者為了批判唐老鴨而做的分析，精細程度絕不亞於D.O.N.A.L.D.的成員。唐老鴨於此變成一群認真思考的人立場的折射，映照出1950年代到21世紀，拉丁美洲到歐洲不同的接受光譜。

這告訴我們：看似簡單、好像不用費力就能閱讀的唐老鴨漫畫，其實非常值得深究，因為無論你想不想，閱讀漫畫都是一種政治表態。

讀它、不讀它、喜歡它、討厭它，或者翻譯中的本土化、德語化、美國化、去納粹化，都需要讀者踩進千絲萬縷的政治意識形態大網。若沒有仔細審視上述這些不同觀點，我們如何能意識到閱讀作品跟讀者本身意識形態之間的關聯？這些接受現象告訴我們，作品本身正面或負面的長遠影響力，刺激著不同時空文化背景下的接受者。

看待唐老鴨漫畫的立場如此多元，甚至互相衝突，更證實我們不該只聽從別人幫我們判斷作品好壞。面對任何能輕易被貼上標籤的作品，不該只聽片面之詞，簡單懶惰地驟下結論。不同的立場若能挑戰我們，挑起我們的好奇，就能逼著我們親自去閱讀、接受、反抗、消化，從而理解光譜兩端的想法，深思熟慮做出自己的判斷。

唯有這樣做，我們才有機會從被動的接受者變成主動的讀者——思考的讀者。唐老鴨文化光譜間的兩派人馬彼此沒有交集，卻匯集在此為我們做出了最有趣的示範。畢竟，他們都沒有因為唐老鴨被貼上「簡單、小孩子玩意」的標籤，就不嚴肅看待這些作品。●

我究竟是如何成為一個「書店」老闆的？

過去長年擔任編輯，一個讀書、寫書、評書、編過書當然也愛書的人，如今成了書店老闆，這角色的轉換似乎只是剛好而已。我開的這家書店，不那麼正統，在許多人眼中它更接近一個「閱讀空間」或「文化空間」，而不太是（或不只是）個賣書的地方。一望直覺是家咖啡店，聞咖啡香而來的客人確實比為書而來的多很多，也沒什麼不好，用書把喝咖啡的人包圍，書香交融咖啡香，潛移默化，最近且最遙遠的催眠。一轉眼五年過去，其實第二年我便清楚意識到自己是個失敗的生意人，不過，因為「文化過動」體質而持導致的諸多嘗試，讓我和內人韋瑋確實玩出了閱讀活動各種假鬼假怪的可能。

到底，我這個人的「書緣」，源自何時何地？

從上小學開始，我就是個經常被寄在「書店」的小孩，父母在百貨公司專心致志地血拼時，安撫躁動兒童的天堂就是百貨公司裡的圖書區。我和大我一個年級的姊姊，屁股往地板上一坐，書本攤開，馬上就安靜下來——大人逛他們的，小孩讀自己的。小孩乖乖「被托兒」的獎賞，就是能夠選一本書買回家。台中市中區的黃金年代，大大百貨、龍心百貨、遠東百貨，是理所當然的休閒風景，而我關於百貨公司的童年記憶，除了小時候最愛吃的港式飲茶，就只有書了。一本又一本兒童讀物——《白蛇傳》《西遊記》《小飛俠》……把當時三民路舊家頂樓幾個高大書櫃塞得滿滿，小學同學裡大概沒幾位家中的書能長成這樣一面書牆的。在信用合作社上班的父親一度認真考慮改行開書店，「家裡開書店」的夢我作了好幾年，不了了之三十年後，這個早就忘得一乾二淨的童夢，竟然實現了。

現在被稱為「舊城」而亟待復興的中區，當年可是台中最摩登的地帶，於我，也曾是家之所在。小時候有人問我打哪來？只要回答：「我家就在台中公園斜對面。」大家就一清二楚了。這個家，大門正對面是光復國小，出門左轉公園路會接上中華路夜市，出門往右直走不一會兒就到第二市場。再多走幾步，是百貨公司般的五星級書店「中央書局」，無論圖書或文具，應有盡有。近年搜查台中文學地景資料，才知這家書店正是詩人路寒袖念台中一中時蹺課躲藏之處，繼續溯源，書店創立之初，日治時期重要文人林獻堂、林幼春曾任股東。

家在三民路時，小學到國中，婚紗街的盛況不斷綿延，媽媽開的長春理髮廳夾在櫛比鱗次的婚紗店當中。樓上住家，樓下開店，理髮廳打烊後就是我的閱讀天地，厚厚椅墊、高高在上的理髮椅，成了我的閱讀寶座。讀報的興趣就在這裡養成，因為店裡有幫客人準備等候席，茶几疊放了不少消磨時間的刊物，許多客人理髮時手上總離不開一本雜誌或一份報紙，所以店裡隨時都有兩三份報紙供人翻閱。當然，也有當年最受歡迎的《時報周刊》。

長大後研究文學，發現好幾位重要文人都待過《時報周刊》，譬如商禽。還不識商禽的我，一開始追的是蔡志忠、朱德庸的漫畫。後來上大學念社會學系、出社會進雜誌社和報社工作，並且樂在其中，都可能與這段兒少時期的「啟蒙」有關。報紙影響讀者看世界的角度，店裡的報紙從《中央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慢慢遞嬗到《台灣時報》、《自由時報》，透露著父親著政治思想的轉性。只記得店裡訂閱的報紙剛換成《自由時報》時，我讀得渾身不自在，感覺報紙裡呈現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明明該被打屁股的暴民抗爭，在這份報紙裡卻被敘說得那麼天經地義、造反有理。

成為李登輝信徒的父親，某天下班後心血來潮騎摩托載我到三民路上的一家「台灣本土文化書局」，與店主攀談一晌，丟下一句：「有什麼想看的書就買吧，我晚一點再來結帳。」說完就去辦他的事了。印象中那家書店陳列的書種，內容對中學生而言偏硬，最後我竟挑不到一本想帶回家的書——也許微微震顫於「原來這世上存在著這樣的書店啊！」但也可能是當下我更想到公園路轉角去吃大麵羹。說也奇怪，「本土」此後成為街談巷議的關鍵詞，我也變得愈來愈喜歡聽大人聊政治，報紙社論是我愛讀的欄目，民意論壇則是最具張力的版面，讓人讀到血脈賁張。

長春理髮廳曾歷經兩度遭遇祝融。第一回，我們一家子住在樓上，起火點是樓下的廚房，及時滅火，真是萬幸。第二回，我們已舉家遷移到霧峰，回到祖輩所在的家鄉，母親從「到樓下開店」變成「去城區上班」。這一回，城區的店遭大火吞噬。城區的家，與城區的遠東百貨走上同樣的命運，一燒，再燒，終致灰飛煙滅。那幾場大火，預告著中城的沒落。

中區一蹶不振二十多年，不惑之年再回來，縣市已合併，台中縣消失了，台中市變大了，中區變得更小了。舊家對面的光復國小早已不是一班動輒六十位學生的明星大校，附近的第二市場成了觀光客的市場，晃悠一圈，陌生大於熟悉。那家台灣本土文化書局還在，外觀歷盡滄桑，店裡多了一隻貓。

這一回，我可以挑到無數本想看的書，當中有不少霧峰林家文獻圖書，對於正在霧峰從事文化社造的我，如入寶窟，最後帶走了鍾喬《阿罩霧將軍》、潘樵《台灣尋櫟記》以及日本漫畫家杉作《為什麼貓都叫不來》。挑這三本書，除了內容涉及此時此刻關心的文史與環境教育，當然還有些許紀念意義——阿罩霧是霧峰古名，青剛櫟是台灣黑熊的美食，櫟樹又可連上台中文學濫觴「櫟社」，櫟社成立於日治時期的霧峰林家萊園並活躍於城區……至於，為何要選一本貓書？除了跟店主人的話題三句不離貓，我開在霧峰的書店「熊與貓」店名就有個貓，貓書當然不可或缺。

開書店，不就是希望更多人跟閱讀產生連結？既然學不會賣書，還是能想辦法推推閱讀吧！2017年起，我家「熊與貓咖啡書房」改成只在周末兩天迎客，周一到周五，我們四處游擊，讓閱讀活動轉場於霧峰及其周邊的台中城南區帶。從霧峰、大里一直綿延到城區——學校、社區、市集、餐廳、街頭、田邊、山村、溪床，都是閱讀場域；走讀、漂書、真人圖書館、文學美食趴，都是活動形式。別人看我們，上山下海，不亦「閱」乎！在地人文客廳、文藝復興基地、閱讀公關公司、友善土地智庫，這些美麗的封號，我都欣然接受，有時也會在爭取獎補助的提案報告書裡這麼往自己臉上貼金。但回到書房，開著一家店，也就是守著而已，無關乎賺不賺錢，無關乎夢想偉大，就只是守著自己當守且能守的。

當初在商業登記時，與會計師在「書坊」和「書房」之間僵持許久——實在不喜歡用書坊，那容易讓人聯想到租書店；但書房被認為不是營業空間，所以被審理機關打回票。即便正式立案名稱妥協為「熊與貓書店」，招牌還是硬要打上「書房」兩字（最後還加了咖啡），寓有作家書房開放之意。

兒時在長春理髮廳的空間經驗，重現於充滿咖啡香的書房，打烊後，不開店的日子也有戲，客人的桌子就是我的書桌。游移在各桌之間，看心情來選用桌子，這是我史上擁有最多書桌的書房，每個桌子都有一或多本攤開的書，包括那隻喜歡依心情臥上不同桌子的三花貓，在牠攤開的睡姿裡，彷彿也有我的夢或者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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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熊老師
本名林德俊，筆名小熊老師。於社區大學及坊間寫作班、文藝營教授新詩、散文、報導文學、廣告文案、藝文跨界等。曾獲五四文藝獎、林榮三文學獎、乾坤詩獎、創世紀詩獎等。著有《樂善好詩》《阿罩霧的時光綠廊》《玩詩練功房》《黑翅鳶尋家記》等書。經營熊與貓咖啡書房及熊與貓台北松山驛站兩個文化空間，從事文化節點串聯，推動在地文藝復興和友善土地的社區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