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那個時代，那個酒徒，現已對倒：短論劉以鬯最新在台出版作品集
年初的時候，一位台北老前輩邀我去東區一家港式茶餐廳晚餐。我相當期待茶餐廳有可以擺脫「港式」前綴的那天，就像漢堡不太需要強調美式。這家茶餐廳的賣點是老字號，從70年代就開始賣粥粉麵飯。老前輩說他在這吃50年了，口味不曾變過。他問我口味正不正宗，我不清楚，我在70年代的20年後才出生。這魚湯的味道我喝都沒喝過。
那是我上一代的香港，經濟尚未起飛的香港，現代主義的香港。父輩的香港。百貨商店裡的日本洋娃娃笑得很可愛。歌劇院裡的女歌星有一對由美容專家割過的眼皮。旋轉的餐廳。開收明年月餅會。本版書一律7折。明天下午3點供應陽澄湖大閘蟹。蝦餃燒賣與春捲與芋角與粉果與叉燒包。劉以鬯《對倒》裡的香港。
➤半世紀前的香港
我沒接觸過的香港，劉以鬯筆下的罪惡之都。今年聯合文學為紀念劉以鬯105歲誕辰，一連出版5本的作品集（《寺內》將於9月中出版）。如果順序讀來，可以看到一幅半世紀前的惡劣圖像——《酒徒》裡南來文人在酒液與煙圈裡無路可逃地賣文渡日、《他有一把鋒利的小刀》裡生活困頓的憤怒青年能想到最好的出路是帶刀行劫、《對倒》眼望故土的中年男子與放眼未來的現代少女互為倒映、《島與半島》本土意識開始萌生然而城市罪惡叢生，「香港的社會秩序像摔得粉碎的瓦瓶，有人企圖重組碎片」。以及即將出版的《寺內》。聲色犬馬的香港，民族主義者不太好尋找起源神話的香港。
1948年，30歲的劉以鬯從上海隻身南來香港，1952年又轉到新馬一帶擔任報刊編輯，後於1957年再抵香港。以我們一般的習慣來說，劉以鬯這次是「回」香港，這次就帶點香港本位的意思了——這符合了我們對於劉以鬯的理解：確立香港文學本土意識的主要推手之一。
不過以這次作品集裡選取的劉以鬯作品來說，大都集中在外來者格格不入與無路可逃的狀況。後來被王家衛改編成《花樣年華》的《對倒》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兩位主角是一組背對的鏡像，一對眼睛凝視著相反方向的男女。男主角淳于白凝視過往，有著二十幾年前的香港經驗。那時他從上海坐飛機抵港，經歷過只有80萬人口的城市。城市膨脹到400萬人口時，女主角阿杏已是15歲的少女，她青春少艾，渴望愛情。淳于白往後懷舊，阿杏往前追尋。淳于白的遠方是遺失的，阿杏的遠方是未知的。
➤無所適從的人與地
阿杏大概是劉以鬯筆下難得的例外了，她的目光在未來，夢想和行動在未來，香港和歷史沒有成為她步履下盤根錯節的陷阱。反觀其他作品的主角們就沒有那麼幸運，劉以鬯並不相信他的人物們會有甚麼好出路：《酒徒》裡酗酒度日的編輯老劉被理想所困，鬱不得志；《他有一把鋒利的小刀》的亞洪設法在這個社會「找一點錢來」，只想得到帶刀行劫；《島與半島》的沙凡一家人在70年代初，面對城市的罪行與股災與社會轉型，得過且過。
無所適從是劉以鬯小說裡最重要的命題，在那個年代，香港和金融業成為難兄難弟以前，除非你有錢到飛起還最好跟白人當老友，否則很難說得上這是一座可愛的城市。
最為人知的《酒徒》是一部由文人懷才不遇的故事與現代主義文論雙線組合起來的作品，以敘事者老劉的酒醉和酒醒作為對照。一種「有人問我我就會講但是無人來」式的自剖，就算有人前往請教老劉關於文學的觀點，他也直接把對方視為無知者並加以貶抑。在《酒徒》裡，老劉為現代主義文學的信徒，高舉喬伊斯（James Joyce）與吳爾芙（Virginia Woolf）等作家的心理描寫路向，認為真實深藏在潛意識裡。同時，由於身邊的香港人實在太蠢了，他決定當一個逃避主義者：
——五四以來，作為文學的一個部門，小說究竟有了些甚麼成績？
——何必談論這種問題？還是喝點酒，談談女人吧。
——你覺得《子夜》怎麼樣？
——《子夜》也許能夠「傳」，不過，魯迅在寫給吳渤的信中說：「現在也無更好的長篇作品。」
——巴金的《激流》呢？
——這種問題傷腦筋得很，還是談談女人吧。
——依你之見，五四以來我們究竟產生過比《子夜》與《激流》更出色的作品沒有？
——喝杯酒，喝杯酒。
雖說每天沉迷黃賭毒，老劉卻是滿腹現代主義的經論，《酒徒》是一部以大量修辭寫成的60年代香港文學對於世界思潮的接受史。這也是劉以鬯的作品為何晉身經典，也是聯合文學等出版社一再重出他作品的原因。
「生鏽的感情又逢落雨天，思想在煙圈裡捉迷藏」在大學文學系裡如若《聖經》一般的存在，你背不出這句話就別跟人說你在讀文學了。但它的內核卻是更為悲傷的遷移狀況：從上海大都會降級來到香港，以數年南洋經驗強調異國情調的格格不入（並暗示兩害取其輕地選擇了香港），並在香港發達後感到無所適從。老劉與淳于白對於兩地都沒甚麼好話可說，而香港這座罪惡之都更是可怕，金錢掛帥，物慾橫流。
如果說「意識流」是指一般傳統的書寫無法抵達潛意識的慾望，敘事者必須採用跳躍、折返、誇張、比喻、流動、吶喊等的方式來表達出角色的心理。《酒徒》裡無數令人卻步的修辭和比喻所遮蔽的慾望，可以很簡單地歸納成「沒有人理解我，我想要別的」。
老劉想要別的文學，別的女人，別的城市，別的經濟來源。老劉不要別人給他，不要別人嘗試理解他，他要自己爭取，如果爭取不到，就退回去酗酒。他窮困而驕傲，慾望在他酒醉時無限橫流，於是他滿懷理想的主體（S, Subject）被香港的金錢掛帥當頭一棒，打成了一個＄，文學的理想被揍扁成經濟的理想。那一杠在他的意識裡插下無可磨滅的烙印，他成為了慾望的旋轉木馬。雖說如此，《酒徒》的意識流實在不太像是醉酒，自由聯想的思路歷程還比較像是抽了草。
➤已經有著不同困難的時代
那是60、70年代的香港了，正不正宗我不清楚，我在70年代的20年後才出生。那個年代，本土意識正在建立，作品集中的第四本《島與半島》捕捉了這樣的狀況。劉以鬯寫到那場六七暴動後由於港英政府打算安撫人心，於1969、71、73年舉辦的三次香港節。那時的英國佬亂搞一通，這玩意一點成效都沒有，還碰上了大股災，香港節就直接腰斬了。
《島與半島》寫到沙凡的太太認為「不會有甚麼關係，股市與香港節不會有甚麼關係」，小說和事實都證明了這位角色顯然不太理解香港，沒有市場香港還能是甚麼呢。之後雷根（Ronald Reagan）和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相繼崛起，香港就真的再也不是原先那個香港了。＄字那一杠承先啟後，確確實實地刻在了香港這座城市裡，將《酒徒》、《對倒》、《他有一把鋒利的小刀》明確地擱在了金錢和時代的另一端上。
陳智德在《根著我城》裡分析了香港成為金融中心以前，「《島與半島》透過寫實和新聞事件，敘述也正視70年代香港的現實矛盾，認清其有正有負的理實，不全面批判也無法認同官方意識。〔…〕一代人的經驗斷裂又嘗試努力連接，疏離又嘗試接受的矛盾，一種與矛盾的現實社會現象相連的矛盾、錯體的本土。」有正有負，那就是《對倒》裡淳于白與阿杏的目光所向，兩者互不相識，卻站在同一個空間裡各懷心思。
然而，就算是青春少艾戀愛腦的阿杏所看著的未來，她渴求的柯俊雄、鄧光榮、李小龍、狄龍等等的英俊男星，已是我們50年前的從前，已是一碗70年代口味的魚湯。我們已是阿杏對倒過後的下一代人，我們所懷想的已是另一個遠方。羅貴祥在1982年就寫過，「數十年後，有多少人還知道柯俊雄、鄧光榮是什麼樣子？」現在這是我們的香港，罪惡不一樣了，文論也不一樣了。
60年代的《酒徒》寫到「文字是一種語言，而語言卻是思想的奴隸」。如今已經逆轉過來，思想反而成了語言的奴隸，成了＄字那一杠插下來的俘虜。如今，人們再也不會寫一本書來描述鬱不得志的困境，因為生活有生活的困難，文學有文學的困難，文學是生活的困難，但生活絕不是文學的困難。也許老劉喝太多酒了。也許可以放下《酒徒》，深思《對倒》。也許我們都成了淳于白，在2023年重讀《對倒》，想及自己出走各處，想及無以數計的阿杏正在出現，也許坐在他們身旁之時，有一天能夢「回」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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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劉以鬯 原名劉同繹，字昌年，1918年12月7日生於上海，祖籍浙江鎮海，2018年6月8日逝世。1941年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1948年底定居香港。文學與出版編輯為其一生志業。 1941年2000年，先後於重慶、上海、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任報紙副刊編輯、出版社及雜誌總編輯。1985年1月創辦《香港文學》並擔任總編輯一職，直至2000年6月退休。 1936年發表首篇小說〈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1948年於上海出版首部作品《失去的愛情》，迄今出版數十種文學著作。主要作品包括小說集《酒徒》、《對倒》、《寺內》、《陶瓷》、《島與半島》、《天堂與地獄》、《打錯了》、《多雲有雨》、《他有一把鋒利的小刀》；散文和雜文合集《不是詩的詩》、《他的夢和他的夢》；文學評論集《端木蕻良論》、《看樹看林》、《短綆集》、《見蝦集》、《暢談香港文學》等。 2015年，紀錄劉以鬯創作生活的電影「他們在島嶼寫作二」《1918》於台灣上映。 |
人物》一個政治犯的《王子》夢：訪白色恐怖受難者蔡焜霖
在台灣的一波波懷舊風中，有兩個「王子」經常被四、五甚至六年級世代提起，其中之一的「王子麵」受到強大的念力召喚，已重出江湖，但另一個《王子》半月刊，則如當年小讀者的年少歲月，一去不返，只能在留言板或舊書拍賣會上憶往。
當年《王子》極盛時期，擁有自己的印刷廠、裝訂廠、運書車，從編務到發行一條鞭作業，獨一無二的運書車還曾義助台東紅葉少棒隊北上參賽，由此打出台灣棒運的光榮歷史。
➤白色恐怖，意外人生
《王子》半月刊創辦於1966年，定位是少年少女綜合雜誌。在那個少年刊物闕如的年代，這本內容豐富、與讀者互動性高的雜誌一問市就穩坐市場龍頭。從60到70年代，引領無數少年進入閱讀與寫作的瑰麗世界。它的出現如流星燦爛，似青春短暫，至今常存於讀者記憶之中。少有人知的是，這本雜誌是由一群年輕漫畫家與白色恐怖受難者，憑著對漫畫的熱忱與對少年的愛護之心而創辦。這段傳奇要從《王子》創辦人──蔡焜霖先生談起。
提起蔡焜霖，便不能不說及他青年時代的恐怖經歷。1950年，才剛從台中一中畢業的他，因「參加叛亂組織」（其實就只是個「讀書會」）被逮捕，從台中一路移送，輾轉多處監獄。最後，「幸運地」被判刑10年。出獄時已年近三十。礙於「匪諜」前科，不管做什麼工作，每次都因警察抽查近況，「關照」、「訪談」雇主而不斷被解雇，就連考上師專，也被拒入學。最後考取淡江文理學院，總算在刻意隱瞞「底細」下有校可讀，成為同學口中的「歐吉桑」學生。
由於中、英、日文俱佳，且對出版有興趣，半工半讀的蔡焜霖，先後待過「寶石」、「東方少年」、「學友」，最後落腳文昌出版社。60年代中後期，台灣出版起飛，漫畫家輩出，街頭巷尾租書攤多過餐館，埋頭翻閱「尪仔冊」堪稱全民娛樂。當時文昌出版社幾乎周周出書，武俠、台灣電影及世界名著改編的漫畫本本熱賣，業務空前熱絡，吸引許多懷抱漫畫家夢想的年輕人前來效力。其中有個初中沒念畢業就北上來畫畫的「小朋友」，他是後來大家熟知的漫畫家蔡志忠。
蔡焜霖自淡江畢業後，考上國華廣告公司。文昌廖文木老闆卻不肯割愛放人，三方當面協議，還是不歡而散。最後，國華廣告主管會後舊疾復發，意外獲得同情票：蔡焜霖決定白天在國華上班，晚上到文昌兼差。廖老闆為了節省蔡的交通時間，還主動提供摩托車給他。搶人風波總算落幕，舊世代主雇之間的情誼，如今聽來既浪漫又遙遠。
廣告工作壓力遠超過蔡焜霖想像，日夜兼差很有些力不從心。這時的文昌，卻也因為教育部「連環圖畫送審發照」的新政策給壓得奄奄一息了。幾位朋友商議另起爐灶，力邀蔡焜霖歸隊。幾次討論中，大夥喟嘆日本雖為戰敗國，戰後復甦卻生機盎然，中小學生讀物量多質精。反觀台灣，雖重回祖國懷抱，卻缺乏兒童與青少年的教養刊物。眾人乃商定出版「以文字夾帶漫畫」的綜合性少年刊物，既可規避大審查，又能實現出版少年讀物的心願。蔡焜霖也決心辭去廣告工作，大幹一場。
➤人才濟濟，全員投入
參與《王子》半月刊的創辦夥伴，除了蔡本人，還包括當時台灣漫畫界教父王朝基、後來創立「虹光」漫畫出版社的陳文富、被譽為「怪手」的漫畫界長老陳益男、筆名海龍的廖修傳、連載漫畫《王大吉》作者蔡吉豐、漫畫前輩呂奇與黃文松，以及六位四處碰壁、生計無著的政治犯「同學」，加上妻子、弟弟、外甥等親族，人才濟濟，全員投入。
為了怕警總刁難，蔡焜霖請來岳父，也是小學恩師楊明發擔任社長，文昌廖老闆是副社長，他本人則掛名總經理。1966年12月，《王子》創刊號終於問世了。這本18開紋理紙精印封面的刊物，內容活潑多元，有呂奇繪製的彩色童話、陳益男、黃文松等人拍照改寫的紙上電影、王朝基與洪義男的連載漫畫，還有與小讀者互動的紙上辯論賽、徵文比賽、王子友誼廳、小讀者專訪等專欄。每期並隨書贈送王子自製墨水、百勝模擬考卷、青蛙角力比賽等贈品，不但輕易擄獲少年讀者的心，每期第一頁的「專家推薦」（例如前省議會議長謝東閔、青年指揮家郭美貞）更讓家長放心。沒多久，《王子》旋風襲捲全台，很快成為中小學生最愛的刊物。
蔡焜霖自幼最大的心願就是當老師，到偏遠山區教導原住民小朋友讀書識字，白色恐怖奪走了他的教師夢。人生難料，誰知道《王子》又使他成為更多中小學生課外的老師。《王子》成功出擊後，蔡焜霖又為少女讀者創辦《公主》，為低齡兒童出版《幼年》雜誌。《王子》極盛時期，每期發行量高達5萬冊，甚至有香港經銷商代銷。出版社更擁有自己的印刷廠、裝訂廠、運書車，從編務到發行一條鞭作業，獨一無二的運書車還義助台東紅葉少棒隊到台北參加比賽，由此打出台灣棒運的光榮歷史。
➤二次颱風，夢想全毀
《王子》雄霸市場約兩年後，模仿刊物相繼出籠，競爭激烈，業務逐漸吃緊。更不幸的是，1969年接連而來的兩次強烈颱風，竟將位在三重的工廠淹沒、設備全毀。當時年方18歲、加入《王子》不久，以雜誌社為家的漫畫評論家洪德麟回憶：一早醒來發覺衣衫全溼，還以為是尿床了。這兩次災害使《王子》元氣大傷，簡直無力復原了。
蔡焜霖認為，雜誌社就此關門，即失信於已付錢的訂戶，這完全違背《王子》教導少年的誠信原則。萬難之中，他到處求援，最後伸出援手的是《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恰巧當時擔任《經濟日報》副社長的唐達聰，正是蔡焜霖在綠島的「同學」，他自願承接，於是蔡焜霖變成股東，《王子》改由唐達聰與學生書局共同經營。今日「五年級同學」所津津樂道的「王子小記者」與「王子書城」等，即是這個時期的發展。1980年代中，隨著唐達聰赴美為《聯合報》開創《世界日報》，《王子》半月刊乃正式劃下句點。
退出《王子》營運後，蔡焜霖加入國泰集團，後來又重回國華廣告，歷任總經理與副董事長後退休，目前仍每天在書房兼工作室筆耕不輟。今（2004）年6月出版的《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前衛）即由他與6位「同學」共同將日文原著譯為中文。《王子》早成往事，但往事並不如煙，談到《王子》，呵呵笑的蔡坤霖幾乎無法停下話匣子，畢竟，那是最單純，也是他畢生所親手完成的最大夢想之一。
➤小檔案：王子與紅葉
1968年夏天，第20屆全省學童棒球賽在台北舉行，台東紅葉國小雖然擁有一支以竹棍石頭苦練出來的神奇球隊，卻苦無經費北上參賽。《王子》創辦人蔡焜霖從報上得知這個消息，一時熱血沸騰，寫信給當時紅葉國小校長胡學禮，提出協助球隊的克難方法。沒幾天，胡校長回信了，感激之情完全寫在紙上：「太好了，太感動了……我們決定接受好意到台北賽球。如果地方不夠，晚上睡地板就可以。經費不足的話，請不要掛心，一天吃兩餐就行，保證打冠軍。」
幾天後，《王子》獨一無二的運書車兼宣傳車一路南下，把球隊從台東帶到台北。當這支帶有哀兵色彩的隊伍入場時，全國觀眾無不歡聲雷動為他們加油。這屆比賽因紅葉加入而精彩萬分，最具冠軍相的嘉義垂楊隊與土法煉鋼的紅葉隊交戰，全國矚目，最後紅葉勝出，《聯合報》在頭版以「滿山紅葉壓垂楊」為標題，醒目又貼切地宣告這一消息。
紅葉球隊成了新聞寵兒，《王子》專車載著他們遊覽名勝，沿途受到熱情的歡迎。《王子》因此出版了一本《紅葉球魂》紀念專刊，報導紅葉的成長歷程。同年，棒協邀世界少棒冠軍日本和歌山球隊來台友誼賽，紅葉又出乎意料地將日本隊打得落花流水，台灣棒運的信心與鬥志，自此飛騰高揚。談台灣少棒史，實在不能少記《王子》這一筆！●
#本文原載於2004年8月29日《中國時報》開卷週報，經作者同意後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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