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大選過後隔日，數個月來的喧囂旋即平息，落成城市角落裡的各種心情私語。知名公共知識分子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則在此時，與我們分享他的心得與感悟──這場選舉吸引了超過1500名外籍記者訪台，他也是其中之一，趁此機會，出版社為他舉辦了一場讀者見面會，他也在活動開始前，接受openbook簡短的訪問。

訪問中，因聊起在捷運或高鐵上舉牌的香港人，他突然躍身而起，拿出包包裡的手機，向我們展示這些天的紀錄──那是數張在民進黨競選總部前捕捉的「勝選瞬間」──興奮望著前方舞台螢幕的支持者，在粉紅青綠旗子舞動間，臉龐閃動著彩色的光。

這些靈動的影像令我們讚嘆連連。但布魯瑪顯然無意停留在燦光中，手指快速滑過這些勝利繽紛，讓螢幕停在一片黑──全身黑衣的青年在燈光之外，高舉布帷：「光復香港」。

這些照片對比鮮明，對布魯瑪而言卻是調性類同：都是民主的爭取與證明。

「台灣與香港最顯著的區別，自然是香港在中國管制之下，而台灣沒有。」半個小時前，布魯瑪才跟我們談及港台處境的不同，除了政治制度外，還有認同的差異：香港被視為中國的一部分，台灣則有個國家的實體。擁有自己語言、文化的台灣人，即使在戒嚴令下，仍擁有台灣人的自覺。

來台灣之前，布魯瑪已先赴香港進行一周的訪問，「過往一代的香港人會說自己是中國人，現在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則認為他們屬於香港。」他進一步解釋：這些年輕人會使用廣東話來抗爭，而他們用以爭取民主的標語就是「反共」，「這恰恰是過去國民黨的政治主張，但就在國民黨極力反共的時期，香港卻處於英國殖民下，有自由卻無民主。」

▇冷戰末期，亞州諸國政治均處質變

以《情熱東京》、《殘酷劇場》等作品受到讀者歡迎的布魯瑪，在中文世界可見的譯作，多屬這類藝術文化思想評論，或如《零年》、《罪惡的代價》等戰後歷史與思考，甚至是《西方主義》這類政治思想評論，因而讓人忽略他其實出身記者，執拿報導之筆──香港文化人梁文道曾將他與賈頓．艾許（Timothy Garton Ash）相比，稱他們為「記者型學者」。布魯瑪與「中國」的初步接觸，是在大學主修中文，但對香港和台灣的認識，則是自1983年成為《遠東經濟評論》記者開始。

1975年，布魯瑪入大學時，中國仍處於文革時代，中文在國際是相當冷門的語言，當時的學習者要不就是對毛澤東主義有幻想，再不就是想鑽研漢唐文獻。而布魯瑪僅是對中國料理有興趣──嚴格來說是印尼的福建移民料理──最後因受日本電影與文化吸引，赴日留學並且參與劇場活動。這段與亞洲文化相遇的背景，在《情熱東京》裡有著細緻的描述，至於他因前往香港工作而啟動的觀察與訪談記錄，則留在《上帝的塵埃》（God’s Dust）、《壞分子》（Bad Elements）等尚未被翻譯的作品裡。

「這時剛好是冷戰末期。在這個時代當記者非常幸運，因為蘇聯解體，美國不需要再費力保護那些反共政體，於是包含台灣、韓國、菲律賓在內的亞洲國家也在這個時候步入了民主轉型階段。」1980年代末期，以香港為中心認識中國周邊國家的布魯瑪，緊跟著這些國家的政治變化，記錄他們的民主發展歷程，因而感到非常興奮。

▇80年代中期，台灣如蛇脫皮

也是這個時候，他來到了台灣──1986年的台灣，仍處於戒嚴狀態，民進黨才剛成立，正為隔年的地方選舉而準備──走訪台灣各地，與各方交談的布魯瑪，很快地瞭解到台灣認同與歷史的複雜，並表示有兩個地方呈現當代台灣的人格分裂性：一是象徵中國文明的故宮，另一則是台灣本土草根的華西街。然而，歷史演變到這個時候，政治也準備展開新局，「宛如蛇在脫皮。」

「蛇脫皮」，是當年接受布魯瑪採訪的司馬文武（江春男）對台灣政治社會正在蛻變的形容。這日的讀者見面會，司馬文武也出席了，遠遠坐在最後一排支持老朋友，也準備會後一起用餐。布魯瑪的手機裡，存有一張司馬文武的側面照，前景則是蔣介石銅像。

與布魯瑪相識的時間，司馬文武已無從記憶，但當時參與創辦黨外雜誌的他，時常借助人在香港的布魯瑪，取得需要的海外與中國資訊，「當時台灣還在戒嚴，可是中國準備改革開放，對伊恩．布魯瑪來說，台灣的自由度還不如中國。」

布魯瑪亦言：當時「台獨」不能公開張揚，二二八也只能低聲訴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民意代表都非常老，拿著柺杖、坐著輪椅，說他們分別代表河南或湖南。」

▇人民有錢卻禁止政治參與，中國、新加坡可行，為何港台不可行？

因為這段經歷，布魯瑪在1996年台灣第一次民選總統、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時，都再度前來台灣觀選，並為台灣民主化過程留下重量級報導評論，例如1996年於《外交政策》（FOREIGN AFFAIRS）刊登的宏文〈Taiwan's New Nationalists: Democracy with Taiwanese Characteristics〉，即不斷被台海關係研究者引用。這篇文章寫明了國民黨來台後的台灣政治發展過程，也解釋台灣受日本殖民的影響，而這都能從李登輝這位新任民選總統身上看見。

由於上了年紀，布魯瑪向我們坦言他對具體細節已無從記憶──幸好我們還有他寫過的報導可讀。布魯瑪僅言及，1996年這場選舉是台灣從戒嚴到民主化的關鍵，至於才剛經歷的這場2020大選，他的心得亦相當扼要：「這場選舉與對中國態度有相當的關係，也深受香港現下情勢的影響。國民黨與民進黨的政見差異皆被掩蓋在這個主要議題之下，對中國的態度成為選擇的關鍵。」

而「面對中國」乃至像中國這樣的一黨專政國家，實是布魯瑪關心的題目，在讀者見面會上，更藉此表述自己對中國政治的想法。他說：「政教分離」這件事在中國不曾發生，不論是前帝王時代或是到共產主義社會，都有一個如帝王般的領導人存在。而在這種獨裁體制下，只要反政府，就會被稱為反對中華文化，新加坡如此，中國亦然，「他們會說儒家思想就是要服從，卻罔顧孟子提過人民有權反抗政府一事。」

「這些一黨獨大的華人國家的統治方式，就是讓人民有錢、過上好日子，但條件是不可以參與政治活動，也不可以批評國家。」他進一步表示，「這些國家的領導人認為人民不可以投票，否則社會將失序。」

「但香港沒有接受，」布魯瑪於是發問：「我想知道為什麼這種模式在香港，在台灣，都不可行？」

▇華人文化是否有集權或民主的內在文化必然性？

這幾乎成為這場讀者見面會上的論述軸心，布魯瑪甚至直言這次來到港台採訪，為的是一個更大的問題意識：對這些國家的人來說，身為華人（Chinese）是什麼樣的概念？

布魯瑪解釋自己想表述的並非族群或是血緣，亦非探討文化、語言或共同歷史，而是試圖論證：如果一個政權將自己的正當性建立在民族或某些意識形態上，反抗者是否也必須使用替代的意識形態來推翻？「如我剛才所說，中國一直是政教合一，若反叛者想要推翻某個政權，就會高舉另一種宗教或意識形態。太平天國的洪秀全正是如此。」

他舉的例子還包含中國異議分子。這些異議分子多信仰基督教，有人甚至成為牧師，他們的經驗信仰使他們相信民主自由與基督教是連結在一起的，甚至做出如此推論：如果中國要改變的話，就應該讓所有人都信仰基督教。

「他們藉由基督教信仰與西方文化的觀念，來對抗中華文化的價值與制度。」布魯瑪雖可以理解這個想法，卻也反問：這之中是否有什麼誤解？

在這場見面會上，不論是對種族化與文化體的質疑，或是對中國／新加坡政權的批判，布魯瑪所提的事例多半延續過往在媒體評論或是專書的論點，且打破亞洲人自是如何，中國自是如何的自我主張。例如他在《殘酷劇場》最後一章的〈亞洲主題樂園〉，就例舉新加坡和中國以收買中產階級的方式來強化集權統治，而有創新能力的中國年輕人別無選擇地說服自己：越是經濟發展，市場越自由，就能取代文化和思想自由，從而推導出：「批評政府，就是不愛國。」

「後毛中國的集權資本政權，已經非常成功地收買中產階級，讓他們接受政治目的。當然這也不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台灣和香港的華人已經證明了，華人文化並沒有一定要接受集權或民主政體的內在文化必然性。」布魯瑪在這個章節中亦提到韓國：韓國人也來自同樣的儒家傳統，甚至是特別極權式的版本，但他們成功爭取到較為自由的政治體制。

▇拒絕成為「Chinese」？「Chinese」的話語權對台灣人重要嗎？

依〈亞洲主題樂園〉所述，台灣與香港皆被置入華人的脈絡裡，即使是韓國，也同樣位在儒家文化圈中。然而，就如同布魯瑪在這場選舉中所察覺的台灣自決，以及蔡英文獲得817萬票背後的「抗中」因素，都使得他不時談及的Chinese一詞，呈現某種難以明確定義與理解的尷尬。連布魯瑪自己也如此感覺，自嘲得就此打住，進入問答。而第一位發問的讀者，便大膽追問，試圖理解布魯曼對Chinese的定義：「中國」作為一個政權的概念連結的現在，Chinese很難有個清楚的界定。

對此，布魯瑪只是搖搖頭，稱台灣人不必要拒絕Chinese。他進一步表示，反對這個詞彙，只會讓中共更加主張它是更具正統性的政權，更具有正當性，「你如果反中共，就是反中國。」他認為如此一來，反抗中國的行為只是更落中共的口實，將民主自由的一切都視為「外國勢力」。

然而，在〈亞洲主題樂園〉這個篇章中，布魯瑪是這樣描述台灣的：「因為它在文化上的確是中國的，政治上過去也有許多主題樂園元素。在蔣介石及其子蔣經國的領導之下，統治台灣的國民黨仍假裝自己統治了整個中國，而台灣是對抗共產主義的最後一個堡壘……。然而本土台灣人所領導的台灣民主運動，對統治中國，甚至把台灣變成迷你版的中國，毫無興趣。台灣分離主義和社運人士所主張的，只是要在台灣建立一個民主政體。他們成功之後，大陸式的虛偽和不實的象徵，很快就消失了。」

而這也是布魯瑪這次選舉的明確感受：這一代台灣人不論背景為何，對於「中華民國」能夠代表中國與台灣這樣的幻想，已經不存在了。

然而，在這場讀者見面會的分享中，布魯瑪仍然將台灣置放在Chinese之中，成為Chinese的民主政體。而他的台灣老朋友們也都說：這一直是他的主張。

但無論如何，不論是夾帶著民主自由或反抗意識「外國勢力」，或是支持台灣的「外國勢力」都是確實存在，且不容忽略──時常寫文章批評川普政權的布魯瑪忍不住高聲大呼：在台灣的選舉場合，竟然看到有人揮舞美國國旗，「而且不少香港人跟台灣人支持川普，成為他的粉絲。不可思議！」他不以為然地說：全世界只有這兩地的人會挺川普這樣的人──這當然也是源於中國因素。●

※本文涉及《彼岸之嫁》小說、影集情節

《彼岸之嫁》說：「在出生於馬六甲海峽的華人社群中，婚姻是個沉重的題目，是一樁在孝道和經濟價值之間設法求取平衡的交易。」女主角因此斷定，某人的求婚完全是不可能的。

她對男人的愛情會受到她的猜忌所考驗，而男人對她的愛也同樣遭受真假考驗。有人失敗了，有人成功了。但一切還在未定之天。

《彼岸之嫁》的冥婚設定，乍看像是歌德羅曼史：在近代英國殖民地，馬來西亞的馬六甲市，17歲天真爛漫的美少女潘麗蘭4歲喪母，家道中落，遊手好閒的父親慵懶抽著鴉片，想讓她嫁給該市首富林德強剛過世的獨子林天青抵債。嫁給死人？有沒搞錯。但林家擁有錫礦開採特許權、咖啡園、橡膠園，富可敵國。

且看林夫人邀麗蘭到林家豪宅作客，當麗蘭搭人力車抵達時，沉重的硬木大門無聲無息地打開。庭園夾道兩排中國海運來的昂貴青花瓷盆，種滿了九重葛。大廳地板是黑白棋盤，寬闊的柚木樓梯迎面展開，兩旁牆上掛了幾十具咕咕鐘、瓷鐘、鍍金鐘、鴿蛋大的迷你鐘，鏡面發亮，黃銅裝飾閃爍生輝。在這個陰森、華麗、充滿自殺他殺傳聞的鬧鬼之家裡，珠光寶氣的貴婦身穿喪服，象牙麻將洗牌時手腕的玉鐲噹啷響，僕役送上椰絲娘惹糕、捲餅、菠蘿餡餅、瓜子、芒果、木瓜切片。

就像好萊塢電影《亞洲超級富豪》裡平民少女發現男友是新加坡財閥獨生子，整個山頭是他們家的花園宮殿，豪門陷阱、宮闈陰謀在等著她。潘麗蘭也隻身闖進陌生房間，邂逅了親切開朗的青年林天白，愛上他沉穩的眼神。稍後她得知，父親原想把她嫁給林天白。沒想到林天青過世，林天白繼承了林家，於是陰險的林德強嫌麗蘭貧窮卑微，只適合和林天青冥婚。

歌德羅曼史總始於一個外來的年輕女子，家庭女教師，或是富商鰥夫的新娘，善良、單純、無知，不設防地走進陰暗豪宅，遭受年老女僕冷漠的威脅、宅邸怪事頻傳。她從失落的舊信、舊照片，或是社交談話的隻字片語線索中拼湊、猜測，逐步揭開這家人過去的祕密。它屬於女性讀者，靜態的富人家居生活、安逸優渥的婚姻目標。即使鬧鬼情節驚心動魄，也停留在寂靜的恐懼，牆後密室傳來的怪聲。

近代冒險小說卻是探索戶外、迫切要去開拓、占領異地，例如解碼尋寶、偵探、諜報、警匪類型，在極地、叢林或沙漠與反派纏鬥，在城市飛車追逐，英雄救美打退壞人，總以男性讀者為對象，頂尖對決、鬥智鬥力推動情節，洋溢控制與征服的快感。

《彼岸之嫁》不是歌德羅曼史，甚至愛情小說的成分只佔三分之一。它是少女的冒險小說，帶著再開《哈利波特》魔法冒險的雄心壯志來到讀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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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岸之嫁》與《哈利波特》共通之處，在於真幻交織。魔法世界既在商業、地理上鏡像對應於在地城市，也是民俗傳說、危險、禁忌的巫術世界。《哈利波特》說倫敦國王十字車站有個九又四分之三月台，巫師界有自己的道具商店、業者、銀行、法庭；而《彼岸之嫁》的冥界則是陽間馬六甲市的鏡中倒影，在同一地點曾存在過的不同房子，在冥界可以同時擠在那個地點。

霍格華茲學校結合了英國貴族寄宿學校文化和法力無邊的巫師、魔法、道具、精靈、世系、歷史與規則；《彼岸之嫁》則以中國移民的神話、傳說、習俗，創造陰間「亡者平原」，燒給亡者的冥幣、紙紮僕人、車子、房子在這裡成真。傳說中的冥府牛頭馬面，在書中成了牛頭魔看守犯人。街上百鬼夜行，人潮中姑獲鳥、虎面人、腳趾向後的女人並肩而行。

傳說命中注定的情侶，小指上有隱形的「紅線」相連，千里姻緣一線牽。在本書中，兩人交換信物後，感情會化為一絲閃亮的細線引路。只要陽間的林夫人向麗蘭討一條髮帶，她死去的兒子林天青就循此穿越陰陽界，夜夜入夢追求麗蘭。林天白燒給麗蘭一隻掌中木雕檀香馬，在陰間就成了一匹真正的駿馬，麗蘭的坐騎倩妲娜，載著她出生入死。

麗蘭不堪林天青夜夜騷擾，去三寶廟找女靈媒作法趕鬼。結果反而落入了陷阱，靈魂離體，來到冥界。神祕男子二郎邀她合作調查，發現麗蘭的冥婚背後隱藏了陰陽兩界的龐大陰謀，如果放任蔓延，可能會重演南亞大海嘯。

《哈利波特》營造推理樂趣，草蛇灰線、蹊蹺線索，多線推進懸疑事件，結尾陸續解謎。《彼岸之嫁》也邀讀者猜測：陰謀是什麼？麗蘭4歲時發生了什麼災難，為什麼母親死了，父親毀容，只有麗蘭幾乎毫髮無損地活下來？林天白可信嗎？是誰殺了林天青？似乎周圍人都嫌疑深重。

最引人注目的謎團，莫過於二郎的身分。這角色來自中國神話中的二郎神，但現身時是腹黑冷酷的吐嘈役。他長袍竹笠遮面，臉龐祕不示人。嘲笑麗蘭天真、狼狽，歡喜冤家一路鬥嘴打鬧，理所當然地利用麗蘭臥底查案，厚顏無恥地自誇很多女人喜歡他，但隨後卻成了忠誠守護麗蘭的騎士。

反差萌展開了服務讀者的意淫樂園：二郎雙手蒼白纖細卻力大無窮。麗蘭原本想像二郎是魚臉、蛇面、天花麻臉，但等他摘下竹笠，麗蘭就後悔了。講話像《失戀三十三天》的王小賤，長得像王一博，這叫人怎能抵擋呢。加上臉紅心跳的親熱場面好戲連台，福利放送令讀者嘴角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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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小說的主題是婚姻自主。麗蘭決心反抗，她要掌握屬於自己的愛情。第一次，她反抗父輩安排的婚姻，尋求自主。第二次，當她自主選擇的婚姻送到她面前，她要不要接受？

父親說，假如麗蘭不在乎愛情和生育子女，那麼冥婚可以讓她這輩子都穿綾羅綢緞，吃喝不盡。那為什麼婚姻不能買賣？書中一樁悲劇來自長輩的婚姻。張愛玲的小說〈金鎖記〉描述貧窮女孩曹七巧，為錢嫁給毫無感情的殘障富家子，婚後仍形同陌路。曹七巧犧牲愛情，戴上金枷鎖交換衣食無憂，等於冥婚活人嫁給鬼。所以她對兒女同樣殘酷不仁。因為曹七巧一點也不可愛，只讓人覺得恐怖，所以讀者對她的痛苦難以感同身受。但在《彼岸之嫁》中，讀者有機會去想像曹七巧的困境和代價：她原本也只是一個潘麗蘭。

《彼岸之嫁》有一個不幸的曹七巧，和一個幸運的富家女。富家女和窮學生戀愛，父親反對她嫁。最後母親自殺要脅變厲鬼作祟害全家，父親才屈服，成全婚事。曹七巧和富家女的差別，似乎不是貧富，而是富家女有母親力挺她。

相較於《哈利波特》以哈利父母死亡的悲劇突顯正邪對立，本書竟有兩個女人犧牲生命來保護女兒。談到爭取自由，總是主角要為自己的自由去挑戰權威，付出代價，從中成長。但在本書中，女兒的能力還不足以對抗環境，需要母親來替女兒付代價。

在書中，麗蘭的父親並非大惡，喪妻後整個人槁木死灰，疏忽沒安排好她的婚事，麗蘭被他的無能所耽誤而感到痛苦。父親的形象是被動、無奈、被閹割的。因為這種失望，所以麗蘭的理想男性與此相反，形象強大，生氣勃勃，主動邀請、推動大事，忙碌充滿衝勁。他不受道德拘束，但表現對麗蘭絕對的忠誠。就像是《來自星星的你》男主角，當女主角急難需要他時，他永遠都在。

母親也與無能的父親相反，家中保護麗蘭的人，是全能的母親。年老的兩代女傭「阿媽」，密切關心麗蘭能否嫁得好，自掏腰包養主人家。像睡美人的仙女教母，多次抵禦壞巫婆的詛咒。

是的，本書在冥界揭開的謎團之一，就是好仙女收拾壞巫婆殘局的產物。在母女關係議題上，《彼岸之嫁》繼承了《喜福會》母女共依存的緊密、愛恨交加。女孩要長大獨立成為女人，必須在精神上弒母。但潘麗蘭還未成年，《彼岸之嫁》只是第一集，華人作者還未直接挑戰孝道傳統，而是嘗試與之共存，從中獲取支持。在她羽翼未豐的此刻，這點實際又合理。也令人期待續集她將在接連的挑戰、衝突中成長改變。

自主婚姻的敵人，不只是父母安排的買賣婚姻，還包括《彼岸之嫁》的曹七巧遇上壞男友始亂終棄，張芳男友懦弱被動，愛情經不起考驗。《暮光之城》、《飢餓遊戲》女主角的後宮都是強大傲嬌戰友男一，和忠心小狼狗男二，比《彼岸之嫁》單純很多。《彼岸之嫁》更深沉地質疑愛人：你真的認識我嗎？你愛我是因為我漂亮、乖巧，還是因為我個性叛逆、靈魂不羈？如果有天我不再漂亮、也沒那麼溫柔聽話好使喚了，你還會愛我嗎？

或者，我還會愛你嗎？

麗蘭自言，婚姻是「在孝道和經濟價值之間求取平衡」、是「交易」。其實，她孝順就是嫁給錢，嫁給錢就是孝順。既然是同一件事，哪來的平衡可言？麗蘭佛洛伊德式的口誤，暴露出她面對自由的恐慌心虛。對於一份放在她面前的愛情，她既渴望，又害怕背叛家庭期待。不要說一個十七歲少女，就算活到七十歲，也未必敢忤逆家庭，在父母眼中嫁錯人、不受祝福。書中每個女人遇事只能去找靈媒作法，就因為在家庭中她們缺乏自主權。

如果今天的女孩自認為與《彼岸之嫁》的時代不同，我們已經婚姻自主了，這有可能是真的，也有可能是誤會。後者因為女兒接受了父母擇偶的價值觀，對於自己的需求毫不知情，或是視為大罪，心存抗拒。要認清自己和父母的差異，認清自己的需求，需要花上好多年去試誤。

在出生於台灣海峽的華人社群中，婚姻是個沉重的題目，是一樁在孝道、經濟現實和愛情之間平衡的交易。選擇了什麼樣的愛情與婚姻，也就選擇了什麼樣的事業和人生。平衡取決於你是否相信自己有資格冒險、犯錯、失敗，相信自己仍能站得起來，轉危為安，繼續追求幸福。《彼岸之嫁》歡樂、浪蕩的少女冒險，是照亮這條險路的啟明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