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進國際1．借鏡》從門外漢到IBBY主席，中國童書界如何攻下安徒生大獎
【編按】台灣原創圖畫書的創作與專業人才在華文市場向來居領先地位，亦擁有一定的國際能見度。譬如幾米的作品，啟蒙與影響了許多中國出版人與創作者。然而近年來，兩岸童書出版前進的腳步，卻出現了顯著的消長。
2015年10月，中國資深兒童出版人海飛提出3項「預判」：中國童書出版正從數量規模的增長，轉向品質效益的增長；中國童書出版正迎接第二個「黃金十年」，兒童文學出版將繼續繁榮、圖畫書時代到來；中國童書出版正迅速國際化，安徒生獎（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ward）將走向中國。
最後一項預判在隔年即已實現，象徵國際兒童文學桂冠，素有「兒童文學的諾貝爾獎」之稱的安徒生獎，於2016年頒發給中國作家曹文軒，這是華文世界的第一人。
中國作家曹文軒獲得2016年安徒生獎
近幾年來，中國童書也確實朝著3個預判的方向發展。2018年11月上海國際童書展與波隆那童書展主辦方結盟，對業界知情人士來說，此舉正式宣告：中國童書打入國際市場的進程，已達到新高點。
這些發展固然與全球經濟的態勢有關，另一方面，中國官方有意識地進行推廣，更是不容忽視的主因。
在中國原創圖畫書積極尋求立足國際的過程中，官方在政策的執行、專業獎項及研究中心的擘建、國際合作及推廣模式的樹立等各方面，如何扮演幕後推手？而台灣又能如何借鏡？Openbook邀請資深童書評論者柯倩華帶領讀者爬梳解讀。
柯倩華是香港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顧問，近幾年更為台北國際書展策畫「童書論壇」，為波隆那書展台灣館推行「國際出版品計劃」，多年來，她對童書大獎的國際局勢，具有相當深厚的理解。本文是她綜觀全局的匯整解析。
- 口述：柯倩華（兒童文學評論家、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顧問）
- 整理：阿多利
▉這不僅是童書推廣，而是目標明確的文化外交戰
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童書的發展有個特殊背景：出版社背後可看見官方的支持。如出版曹文軒作品的江蘇少年兒童出版社、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或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這些出版集團背後均有官方支持，故中央意志一旦下達，便會直接成為業務目標。
當目標確立後，就是一以貫之，所有策略和計畫都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所有資源、經費和人力都朝目標靠攏，且幾乎在全國童書界上下均形成共識。
中國童書發展，直接是屬於國家級的事務，並不只是一家出版社想要把某個作家的作品推出去如此單一、個人的事，也不只是純粹屬於民間文化交流的事。
左起：安徽少兒出版社社長張克文、CBBY主席海飛、前明天出版社社長劉海栖（周月英攝）
這場文化的外交戰，有兩大特色：
首先是持續性：它訂定的目標是長期、可行的。它有耐心地舖線，做長期的規劃，持續，不曾間斷。
其次，它可以跨部會整合。
一般來說，一位筆會會長出國開會，不過是單一民間組織參與國際文化活動，即使有出版計畫，也得再去張羅出版社。而海飛是國際兒童讀物聯盟（IBBY，安徒生獎便是由IBBY設立的）中國分會（CBBY）的主席，同時是中國少年兒童新聞出版總社社長兼總編輯，背後直接是中央，當他一聲令下，出版社便立刻動起來。
對岸有個機構叫「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辦公室」——假設出版社想做翻譯、想辦活動但經費不足，要跟中央拿錢也相當簡便。這種整合聯繫相較於台灣更為容易，因為目標設定明確，資源整合快速，計畫容易持續。
來源：中國圖書對外推廣網
這當然是因為中央集權，然而，共識也很重要。在民主國家，民眾的反映、社會的氛圍一定會影響到執政者的決策，但在中國就沒有這樣的問題。他在1996年接任CBBY主席時，心裡就想著要得獎，這一直是他的目標。
中國官方在背後扮演什麼角色呢？
設定目標，然後長時間投資與努力，一步步達成。首先，積極加入各種國際活動，其次，廣邀產學專家赴中；這些投資的背後，不僅是參與，也不只是需要被看見──他就是要得獎。
這場文化外交戰，謀定而後動，一呼而百諾。
海飛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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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一：創作者是重要的資產
推銷產品，除了怎麼賣，「產品」本身也非常重要。在中國原創圖畫書試圖進軍國際的歷程中，曹文軒是個重要的里程碑，我們不妨從他來理解。
中國兒童文學作家曹文軒
華文世界首位獲得安徒生獎的圖文作家曹文軒，自1979年開始發表作品後，便是各大獎項的常勝軍。1998年他的代表作《草房子》出版後，囊括華文童書的諸多獎項，至今已300刷，銷量超過1000萬冊。其他作品《紅葫蘆》、《青銅葵花》等同樣獲獎連連。
他的作品無論品質或數量，甚至是銷售量，都極具份量。他同時也是一名學者，北大中文系教授，有許多學術論著。
若官方將「獲得國際童書大獎」視為展現國威的兵家必爭之地，那曹文軒無疑是最重要的資產，他是一張非常重要的王牌。
在國際場合上，與會者使用不同語言，要彼此深入了解其實頗不容易。這時候，數字很關鍵。如果有相關資料，專業人士只要看到數字，即使沒有仔細評估與閱讀過完整的書，也會覺得投票給你應該不會太失禮。
▇曹文軒的安徒生獎獲獎之路
文化外交戰本質上也是一種行銷，講究戰略。曹文軒做為一張王牌，本身已具有夠醒目的特質，很容易讓人感受到他的份量。然而中國對外推銷曹文軒的過程，依然很值得玩味。
早在2004年，曹文軒就曾被安徒生獎提名，是年功敗垂成。2006年，中國爭取到IBBY在中國主辦，邀請許多國際相關人士前往中國。2013年，曹文軒與巴西插畫家羅杰．米羅（Roger Mello）合作出版圖畫書《羽毛》。米羅除了是一位很好的畫家，他深受安徒生獎青睞，更是為人所知；他曾在2010和12年兩度獲得安徒生獎提名，2014年正式得獎。中國在為曹文軒選擇搭配的畫家時，這一定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將曹文軒與安徒生獎相互扣連。
《羽毛》英文版
2015年出現了更重要的事：《青銅葵花》由英國Walker公司出版英文版。Walker是國際上具指標性的出版社，這本書出版後產生很大的效應：在此之前它只賣出法文、越南文跟韓文版權，英文版推出後，當年8月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中國安排曹文軒跟外國兒童文學家對談他的作品。11月的上海圖書展又安排類似活動，找許多名家來討論曹文軒的作品。
曹文軒當時在北京書展上說過：「中國對世界的兒童文學非常了解，但世界並不瞭解中國兒童文學。」這句話也頗具指標意義。它強調「我是一個重要的作家，然而你們都不理我，過度忽視我。」那個氣氛被營造出來，國際出版人皆覺得中國可能真的被疏忽了。隔年，曹文軒得獎了。
《紐約時報》報導曹文軒獲得安徒生獎消息
IBBY的評審是由會員國提名，再從名單中選出10位評審委員。2016年，中國把IBBY安徒生獎評委會的主席亞當娜（Patricia Aldana）找去擔任顧問。那年的評委會也首度出現中國人：冰心的女兒吳青。她是北京外語大學教授，也是北京市人大代表。她是學者，也具有官方身分，顯然可以在評委中為曹文軒做說明。
那一屆全球共有28位作家角逐安徒生獎，評委中有巴西的出版人，有阿根廷的編輯，有伊朗的幼教專家，有美國人。評選的時間其實很短，在這麼短的時間裡，如果有人可以有條有理把某個作家清楚地介紹給大家，這多少會讓大家安心——也許不能說他比較好，可是選他應該是沒問題的。這對曹文軒來說，是很大的優勢。
▉戰略二：翻譯品質是獲得國際注目的重要關鍵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2017年英文版《青銅葵花》獲得專門獎助優秀翻譯作品的英國Marsh Christian Award兒童文學翻譯獎。獎項公布時，評語裡提到這本書文筆優美且具有詩意。2017年陳伯吹兒童文學獎也把年度貢獻獎給了本書的譯者汪海嵐（Helen Wang）。
汪海嵐（右）以《青銅葵花》英文版獲Marsh Christian翻譯獎。（取自官網）
汪海嵐是約克郡出生長大的英國人，從小就對異國文化很有興趣，大學在倫敦亞非學院研習藝術跟考古，大二到中國學習漢語，一年裡大江南北遊歷了十幾個省份，包括敦煌莫高窟等等。她非常喜歡中國文化，後來更與中國人結婚（汪即是來自她先生的姓）。
大學畢業後，汪海嵐進入大英博物館工作，在東亞古錢幣館擔任館長。整體來說，她不是一名普通的譯者，她是個漢學家，文化造詣很好，具有文學和文化的底蘊。她先生常到中國出差，帶回很多童書，她像故事媽媽一樣，常為兩個小孩讀中國童書。她對中國童書十分熟稔，不僅理解兒童，也理解童書語言。
她也是一位資深譯者，譯過余華的小說，也譯過沈石溪、林滿秋的《腹語師的女兒》、《安的種子》等等。她還找了跟她一樣把中國童書譯成外文（包括瑞典文、丹麥文等等）的譯者組成俱樂部，常聚在一起討論中國童書。
2012年汪海嵐成立網站Chinese Books for Young Readers，不只介紹書，也介紹中國作家、中國畫家，以及留英、留美的中國兒童文學相關人士。曹文軒受到國際注目，《青銅葵花》的翻譯影響重大，最大關鍵是好的翻譯品質。
擷自汪海嵐設置的Chinese Books For Young Readers網站首頁
▉戰略三：問對地方，找對人，海外版權商是一大關鍵
江蘇少兒出版社其實早就有意對外推銷《青銅葵花》，但一直賣不出去。後來他們找來版權代理人姜漢忠，他讀了覺得不錯，而且多少帶有為國家爭光的心理——國家意志的氛圍是有具體影響力的——便接下這項任務。
對外推銷需要許多文件，包括作者和作品的介紹、銷售數據等等都需要翻譯。通常這類文件的翻譯都是由版代負責的，但出版社極力促成，甚至同意由出版社來負擔翻譯費用。這些操作已超出一般商業機構的成本考量了。
姜漢忠找到英國著名的版代，對方讀完資料後的回應是：故事似乎很有趣，角色和背景都不錯，但作品風格太過簡略。這是個委婉的說詞，意思是譯文太過普通一般，還不到優美、吸引人的地步。因此江蘇少兒出版社又出錢，尋找專業譯者重譯，並特別選譯最能吸引人的段落，絲毫不敢大意。
英國版代拿著這些資料去找試讀者，做成推薦報告，開始往外推銷。試了9家出版社，最終Walker表示興趣並提出報價，但要求中國補助一半的翻譯費用（另一半翻譯費則向英國筆會申請）。從2011年開始尋找國外買家，到2015年正式出版，這場前哨戰為期4年。
2016年《青銅葵花》得獎，2017年同時登上《紐約時報》跟《華爾街週報》的暢銷排行榜。
這段過程中有幾個關鍵人物，比如英國的版代，他會索取適當的資料，他知道要準備什麼資料給別人。我們可以相信，中國在這裡開始學習到：該準備什麼樣的資料；要尋找知名的出版社，在行銷操作上才容易打進主要市場。
中國為曹文軒的舖墊，包括找國外得獎插畫家合作、讓眾多國際專業人士來討論他的作品，得到肯定與推崇，這對信心是有幫助的。這樣的信心，同樣反映在集體的中國創作者身上。當你越來越覺得這件事情是理所當然、應該要這樣做，你就不會畏首畏尾，對外推銷時就可以理直氣壯，認為我們是有資格可以得獎的。
■戰略四：進口童書及圖畫書數量的設限
2017年初，中國官方下令給各出版單位，要對進口童書，尤其是圖畫書進行數量和比例上的限制。這顯然是有點保護主義跟國家主義，台灣社會可能一聽到「設限」兩個字就非常不喜歡，因為違反了我們的基本價值。但老實說，在現實上它還是有個優點，就是遏止了一些亂象。
在黃金年代的「榮景」下，中國面臨的不只是翻譯書遠遠超過自製書的比例問題，更大的問題是翻譯書的品質下降。翻譯作品良莠不齊，什麼亂七八糟的書都一窩蜂引進。很多人仍舊抱持著「國外出的書一定是好的」觀念，出版社拼命譯書，繪本的「黃金年代」口號，更加劇這種現象。
中國的岀版限制政策，某種程度上遏止了這個亂象，只是一不小心也可能造成其他問題，比如強烈要求1比1、1比2的岀書比例。對於自製書來講，不可能一下子達到這樣的數量，反而可能使品質出現問題。
原則上，雖然翻譯與原創書籍的數量不應嚴格限制，但是當兩者的差距太大時，我們還是得注意，某些品質不佳的作品有沒有必要引進，以免造成資源的分散浪費。
（來源：上海國際童書展）
▉戰略五：大量邀請國際專家參與獎項和書展，讓自己被看見
在官方的有意運作下，中國的圖畫書獎項也成了與國際勾連的關鍵環節。
豐子愷圖畫書獎成立於2008年，第一屆於2009年頒出，3個大獎得主都是中國作家。這有兩個影響：第一個影響是國際視野的拓寬。中國原先也有許多獎項，但都在國內進行評選。而豐子愷圖畫書獎請來的評審則都是有涉外經驗的，頒獎的嘉賓、論壇的主講人都是國際作家。中國的兒童圖畫書，因此獎項突然跟國際扯上了關係。
另外，中國原先偏重文學作家，較少關注插畫家。豐子愷獎成立後，對童書的觀念開始改變，視野放寬，插畫家的信心也增加了。
上海國際童書展舉辦的「金風車國際青年插畫展」，指在培養年輕人的信心跟國際視野，也是一種「我們跟國際有關係」的感覺。現在有越來越多中國年輕人到劍橋學插畫，去義大利學設計，他們開始有信心接觸外面的世界。
陳伯吹兒童文學獎在波隆那書展館場（周月英攝）
另一個重要獎項是陳伯吹兒童文學獎，它在2014年更名為「陳伯吹國際兒童文學獎」，在官方的協調下，正式列為上海國際童書展的獎項。上海書展儼然成為讓國際認識中國出版的重要場所，講交流是比較客氣的，本質上，這就是要讓國際認識中國的童書作品、認識中國的童書作家和畫家。
陳伯吹獎共有4個獎項，文字獎只頒發給中國作品，另外三個獎（年度繪本、年度作家、年度特殊貢獻獎）通通都有國際人士參加評比。這些獎有時會頒給外國創作者，所以也吸引了滿多外國人士關注這個比賽，到上海參展甚至參賽。
從評選的角度來看，現場的翻譯設備不足，評審大多只看圖像，雖然現場有一名口譯，但沒辦法照顧到眾多評審。這個獎有公信力嗎？評審看不懂中文，不奇怪嗎？但就策略來說，它成功增加了中國童書界與國際交流的經驗，也影響中國出版人的工作方法。
改變，不是一時可見的，但影響很深遠。它形成一種重視專業的文化氛圍，對創作者、對作品，甚至對讀者都發揮了作用。
2018年11月上海國際童書展正式宣告與波隆那童書展主辦方結盟（來源：上海國際童書展）
▉戰略六：啟動各種國際合作模式，讓專業know-how直接橫向移植
中國開始認識到「專業」的重要，啟動各種國際合作模式。最基礎的是出版社跟國外出版社合作，不只一本書，也可能是整個機構的合作，甚至是買出版社這樣的規模。
除了上海國際童書展、上海國際出版人訪問計畫、亞洲兒童文學大會等國際推廣模式之外，2018年上海童書展跟波隆那童書展正式合作，當他們在這方面快速學習時，那是很可怕的，因為他們學的是別人的know-how，是直接橫向的移植。
上海國際兒童書展，目前還有很多零零散散的缺點，但他們是朝著此目標前進的，這些過程便都是他們的經驗。
這些獎項和書展，都是為了形成一個具競爭力的「國家代表隊」而練兵。它得有優秀的球員組合、有好的教練，更要有戰備和計畫。
2018年波隆那童書展以中國為主賓國（來源：波隆那書展官網）
▇從門外漢到IBBY主席
總結中國攻下安徒生大獎的獲獎之路，看起來像是各方面的條件水到渠成，但主要的前提，在於源頭的目標牽引。海飛的CBBY先設定了「中國一定要有人得獎」，後續的力量方得以匯聚。即使沒有明文宣布，但所有行動都是朝著這個方向發展。
回顧1996年海飛接任CBBY會長時，中國在世界級圖畫書的殿堂前還只是個旁觀者，什麼事情都不懂，像個門外漢。但中國這個門外漢，不斷積極地試圖打入核心。
中國不斷邀請國外專家，幾乎凡是當選安徒生獎主席的人，都被邀請到中國參加北京書展和上海書展，擔任貴賓，或者擔任評審。得過安徒生獎的人，中國出版界便會不斷創造合作的機會。這些人各有專業，但他們同時都與安徒生獎有關。
海飛任內，上海童書展升格成國際性的童書展。整體看來，在他的大計畫裡，這是個策略性的書展，它提供了國際交流的機會，而且把國際名家都請到中國，去看中國的圖書。
2018年，曾任職中國外交部的張明舟，被選為IBBY主席。我們不妨比喻，這位置有如瑞典學院之於諾貝爾文學獎般重要，這也是一件大事。它並不是憑空發生的，而是中國積極去參與得來的結果。中國未來在IBBY以及國際童書領域的表現，更值得我們觀注。●
完整專題，請點下圖：
書．人生．洪財隆》經濟學與主筆之夢
▇其一
讀書識字之後，閱讀就成了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特別是後來真的如願成為一名知識工作者，和文字、符號為伍，乃至辨識抽象的概念，可說無日無之。比較幸運的是，一直到現在我仍然很單純地喜歡閱讀，尤其是沒有太強的工具性和目的性的那種。
這一份單純，其實得來不易。首先必須歷經從小到大、學校內外考試的折騰而沒被扼殺，更大的挑戰則是如何安度各階段生命的起伏，以及面對日常生活的消磨與壓力，卻依然手不釋卷（哈利路亞）。
閱讀經驗可以很平常，也可以很神秘。字裡行間，有趣的段落和想法往往足以引發焦灼、渴望與共鳴，相信這也是書本和想法得以代代相傳，甚至生生不息的原因。
但對我來說，展書把讀時的那份靜默，搭配著眉頭輕鎖，無論是自己或別人所有，都是極其美麗的時刻。願如此場景在台灣四處蔓延。
希臘神話裡有很多性格原型，也許是我自己生性中也帶有一份調皮，所以對天神宙斯的兒子荷米斯（Hermes）最有感覺。荷米斯穿著一雙飛鞋，是個神差、傳訊人，最好玩的是，他剛出生沒多久就能憑己力爬出搖籃流浪去，還會自己做玩具。
「還會自己做玩具」，當初在書裡看到這句話，就深獲吸引。我們一輩子率多受益於家族、社會的種種安排，然而最富有生命力的部分，往往是過程中的掙扎痕跡，因為那裡隱含著自主性和某種意志，也因此讓人有所不同。
自己在高中、大學的智識快速成長時期，也曾經因為閱讀和主動探索，而有過一段如今想來都會覺得微苦帶甜的自我鍛鍊經驗。
▇其二
1980年代初期我從彰化鄉下到台中唸「省一中」，這是中部地區首屈一指的明星學校。記得高二班上大概有50個同學，但升高三時卻留級了14個（我則倖存），升學與考試壓力之大可以想像，以致大家普遍都睡眠不足，面無血色，更遑論有從容時間看課外讀物。
隨著聯考日近，當時和中時、聯合並列三大報之一的中央日報則是班上唯一能訂閱的報紙，而且其副刊文章因有助於「作文」而常被國文老師鼓勵閱讀。記得在高三上學期時，這份報紙刊登了一系列的經濟政策「筆戰」，陣營兩邊則分別署名王作榮和蔣碩傑等人，後來才知道這是台灣財經史上相當有名的「王蔣論戰」。
更後來才明白，王代表著是雄踞國內財經報紙所謂的「社論派」，高舉政府應積極介入經濟活動的凱因斯主義，至於蔣則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本身在貨幣和國際金融領域即頗負盛名，更是海耶克的傳人，向來主張節制政府在市場的角色。在德國曼海姆（Mannheim）大學唸書時，記得第一堂課自我介紹後，教授就問我在台灣認不認識一位「蔣教授」，說唸過他的學術論文，所指的就是蔣碩傑先生。
當年雖然看不懂王蔣論戰的內容，但對那樣你來我往、針鋒相對的問題討論方式，卻深感震撼。主要是因為當時仍處戒嚴時期，政治議題諸多禁忌不用說，即使是一般公共議題的公開對話也極為罕見，故覺新奇。更何況王蔣兩位名人的爭點和言辭攻防乃透過「主流媒體」為之，激烈到帶有煙硝味，所以看頭十足。
相對於蔣引經據典的儒雅文風（如五鬼搬運），王可是以「辣手寫文章」而名滿天下，記得他在論戰裡常出現的話是「目光如豆」、「蒙古大夫」……。
後來我鼓起勇氣，先在大學聯考時報名社會組別，上台北唸了兩年法律系之後更降轉經濟系，以一種近乎一意孤行的方式和決心，朝當初所設定的目標前進，可以說主要是受到「王蔣論戰」的啟發。
而且，從此也知道這世上有一種工作叫做「社論主筆」，聽起來就覺得好酷，天知道這對當時那位苦悶的高中生帶來多大的鼓舞，不知不覺間，甚至影響了他的大半生。
▇其三
上大學之後，初衷沒變，我真的就熱烈地懷抱起主筆之夢，而且認真規劃著如何進行，所以往後幾乎所有的活動都環繞在此一主軸上：如何成為一名好主筆。
我的努力包括積極參與校內新聞性社團，練習找議題寫社論；報名校際新聞研習和寫作營（救國團主辦），認識第一線的新聞從業人員，並詢問報紙的「方塊文章」究竟都是何人在寫、如何寫……。
而且，因為要深入瞭解公共議題的本質並具有敏銳的洞察力，所以要常去聽各種主題的演講。至於專業的部分則問題不大，因為盤算過，所唸的科系，無論是法律或經濟，都已相當厚重，按部就班、持續深化即可，如果必要也許可再去唸個研究所。當時隱隱約約，覺得學位和頭銜似乎都可以強化說服力。
最重要的是，要成為好的主筆，當然必須擁有出色的文字表達和寫作能力，如何淬練現代中文並讓文氣飽滿，更成為我當時的發展重點。歷任國文老師們常說，文字洗練和文氣飽滿可多看古文（例如左傳、史記等），尤其是唐宋八大家，所以我就陸續蒐購了好多版本的「古文觀止」，有空就「之乎者也已焉哉，安排得好作秀才」一番。
然而，古文吟哦多了容易食古不化，尤其是滋生文白夾雜的毛病最是可憐。還好，慢慢地知道當時最好的現代中文在兩個地方，一個是中文版的「讀者文摘」，另一個則是由美國使館策劃，介紹美國文化並翻譯發行的「今日世界文庫」。有一段時間我常去當時的光華商場和牯嶺街逛舊書攤，主要目的就是在蒐集這兩套叢書。
在我那段迷上社論文體寫作的青春歲月裡，有號人物絕對值得一提，即當年中國時報的總主筆楊乃藩先生。在執照和發行張數（三大張）都被限制的報禁年代，作為當紅報紙，當時中時社論的影響力可謂如日中天。我聽過他最早是來自高三國文老師在課堂上的介紹，說楊先生家學駢文並寫得一手漂亮文章。大一暑假由於參加新聞研習營隊，終於親炙一堂楊先生的「社論寫作」。
數年之後，曾有過一段文字追記當時該堂課的場景和心情：
▇後記
從歐洲回國之後，曾在一家民間智庫工作多年，因緣際會也幫過國內一家財經報紙寫了好幾年社論，年輕時候的主筆之夢總算如願以償。然而隨著知識和新聞來源日益多元，加上臉書等社群媒體興起後，傳統紙媒的影響力早已大幅式微，當然也包括老派的社論在內。
儘管如此，年少時急於自我鍛鍊的那份熱情和天真，每每想起仍感溫馨。●
洪財隆
現為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奧地利茵斯布魯克（Innsbruck）大學經濟學博士，德國曼海姆（Mannheim）大學國際經濟關係研究所畢業、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現台北大學）經濟學碩士。曾任台灣經濟研究院APEC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政策委員會副執行長、清華大學人社所「中國研究學程」兼任助理教授等職。著有《邊緣戰略：台灣和區域經濟整合的虛與實》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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