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德國兩本漫畫評論雜誌comixene與ALFONZ撰文互相批評，起因是comixene於2019年130期刊登的封面故事〈揭開《丁丁歷險記》的黑暗面〉，指控《丁丁歷險記》作者艾爾吉（Hergé）是種族主義者。這篇文章並非出自雜誌編輯，也非邀稿文章，而是直接刊登瑞士犯罪小說家克洛德．庫埃（Claude Cueni）自費出版的《納粹的漫畫：丁丁歷險記90週年》的內文。

從書名可看出，這本書搭上《丁丁歷險記》90週年的順風車，內容也造成不小話題。這篇文章指出艾爾吉人生最輝煌的時期是納粹占領比利時期間，他曾受比利時親納粹的神父瓦勒茲（Nobert Wallez）的提拔，於《20世紀報兒童版》（Le Petit Vingtième）刊載丁丁，並陸續出版最初的三本漫畫《丁丁在蘇聯》（1929）、《丁丁在剛果》（1931）、《丁丁在美洲》（1931）（這三本漫畫因反共意識形態、殖民主義，以及漫畫中的美洲原住民及剛果人的形象充滿偏見而備受批評）。

庫埃認為艾爾吉迴避比利時於剛果犯下大屠殺的歷史，影射丁丁的形象「可能」來自艾爾吉當時的同事、後來親納粹的比利時極右黨成員德蓋爾（Léon Degrelle），另外還以艾爾吉所繪的猶太人形象，作為他反猶的「證據」。

此文刊出後，ALFONZ雜誌在2019年7-9月號即以〈令人懷疑的「黑暗面」一說：籠罩《丁丁歷險記》的陰謀論〉回應。文章作者拉爾・托曼爾（Rahl Trommer）常為德國左派報《每日鏡報》、《日報》刊載漫畫文章。文章中，他直批comixene沒有找任何專家深入檢驗庫埃這篇文章，庫埃並非嚴謹的漫畫研究者，直接刊登他自費出版書籍中的煽動文章有失公允。

托曼爾詳細檢視庫埃的文章，並說明艾爾吉的確曾於納粹占領比利時前，與瓦勒茲、德蓋爾一起為《20世紀報》工作，但並非庫埃說的關係很好。德蓋爾當時是駐墨西哥記者，會為艾爾吉寄送歐洲還看不到的美國漫畫。丁丁的原型「可能是」德蓋爾這個論述，只出現在德蓋爾去世後某本可疑的「偽自傳」《丁丁，我的朋友》（Tintin mon copain）之中，因此不能採信。

艾爾吉最初的3本漫畫的確充滿爭議，但庫埃說艾爾吉迴避比利時於剛果犯下的大屠殺歷史這點，托曼爾認為是庫埃自己捕風捉影的詮釋。托曼爾引用艾爾吉的話：「我年輕時創作的丁丁作品，實在沒有好好思考過。」並指出《丁丁在剛果》出版時，正值一次大戰結束經濟大蕭條時期，剛果大屠殺在當時的比利時幾乎被遺忘，直到1990年代才被認真看待跟反省。

▉誇張的人物形象，是漫畫傳統還是歧視？

無論是《丁丁在剛果》裡的剛果人被畫成厚唇黑皮膚，或是《神祕的流星》裡猶太人被畫上大鼻子，當今都視為嘲笑特定外表、種族，帶有歧視，再加上比利時殖民剛果與反猶的歐洲黑歷史，這幾本書更無法當作一般冒險漫畫等閒視之。但是漫畫本身塑造人物風格，光譜從寫實到單一簡化的表現手法都有。

以人物的誇張形象著稱的傳統諷刺漫畫，通常必須在一格內說完所有事情，因此人物的特徵會被放大，如美國總統川普的橘色皮膚、德國總理梅克爾的法令紋，讓大家在閱讀時能立刻意會過來指的人是誰。要「像」又不能是肖像，要刻意畫得醜、畫得滑稽，來諷刺當事人、揶揄多半在嚴肅狀況下出現的政治人物。若揶揄的對象是特定族群，而非具體政治人物呢？是否誇張化、醜化特定族群，是在侮辱他們，加深別人的刻板印象？開玩笑的界線如何劃定？是受辱者說了算？由公眾評斷？還是靠專家？這個問題非常難回答。

《神祕的流星》之中有個場景因為被抨擊帶有偏見歧視，艾爾吉曾經重新繪製，在彩色版已經看不到這兩格漫畫：

這是一位瘋狂預言家糾纏丁丁的畫面，旁邊站了兩個人，從他們在原文裡的腔調、名字、穿著打扮加上特別的鼻子可以認出他們是猶太人，兩人的談話內容也助長猶太人很節省、精打細算的刻板印象。《神祕的流星》中的奸商一樣有著具爭議的特殊鼻子，姓氏還是德語猶太姓氏Blumenstein。被批評後，艾爾吉已將名字改為Bohlwinkel。

這些圖所引發的歧視問題，能不能讓我們導向「艾爾吉是一位反猶主義者」的結論？托曼爾認為，庫埃提供的例子及論點都不具說服力。他指出，艾爾吉早期所處的時代，許多漫畫都使用這樣陳腔濫調的人物典型，《丁丁歷險記》全部超過20集，不能只談早期作品。

由1934年出版的《藍蓮花》裡可見，艾爾吉對人物的形象塑造，以及歷史反思程度都有顯著的進步。1939年及1948年版本的《黑金之國》裡有塑造得較中性的猶太反抗份子。另外在納粹占領比利時前，艾爾吉的另一個作品《奎克與佛洛普克》（Quick et Flupke）中出現戲仿希特勒跟墨索里尼的畫面。在納粹占領後，艾爾吉留在布魯塞爾，為了生計，報刊雜誌社都被納粹占領的情況下，他的作品只能偏向純冒險，不能再諷刺獨裁者。

托爾曼認為，也許艾爾吉最大的錯誤就是沒在納粹占領比利時前流亡到別的國家。德國戰敗後，艾爾吉因為在被納粹控制的報刊工作而入獄，但庫埃文章中所提出的親納粹政治宣傳及諷刺漫畫都非出自艾爾吉之手，而是艾爾吉的同事保羅・賈敏（Paul Jamin，賈敏戰後曾被判死刑，之後改判無期徒刑並提早結束刑期）。

▉漫畫與「政治正確」

ALFONZ刊登托曼爾的文章之後，最新一期的comixene〈編輯的話〉回應：「我們之前控訴艾爾吉早期作品是種族歧視，粉絲跟朋友們群起圍剿，說我們亂揮正義大旗，隨便道德評判，沒有把艾爾吉的晚期作品考慮進去。請問我們這篇報導到底是過度道德化，還是一篇公平的批評？」以此開啟他們新一期同樣備受爭議的題目「漫畫藝術的政治正確與自由」。

comixene新刊132期發行前，先在臉書公布最新封面：法國漫畫家吉拉德・魯西耶（Gérard Lauzier）的漫畫，並附上專文介紹。但這封面卻再度被網友批評是性別加種族歧視。comixene於是將封面撤下，換成當期介紹的另一篇「無害」的西班牙冒險漫畫，但目錄下方仍保留原本的封面：

被德國網友撻伐後，改版的封面：

除了封面的爭議，comixene新刊特別談到德國漫畫家拉爾夫・克尼西（Ralf König）受邀在布魯塞爾市區牆上繪製的《彩虹一家親》漫畫，因為遭LGBT團體批評是種族及性別歧視，被主辦單位要求重新繪製其中兩個人物。仔細看這張壁畫，可以猜得出被要求重畫的是哪兩個人物嗎？原因是什麼？

答案：穿著粉紅洋裝的跨性別者及後方的黑人女性。布魯塞爾Rainbow House的信裡說明：「穿著粉紅洋裝女子的模樣會給予別人對跨性別者錯誤的印象，以為跨性別女性都是穿著洋裝，表情悲哀、毛髮茂密的男性。」而黑人女性因為厚唇，也被批為是對黑人刻板印象、殖民主義視角再現。

這些控訴讓克尼西不能理解，他40年以來一直支持同志，更常以幽默的漫畫談論同性議題，如今卻被LGBT團體控訴，讓他不禁問：「大家的幽默感到哪去了？」最後他只回信說他不會改變他的作品，若主辦單位不滿就任憑處置，因為「牆是您們的」。

漫畫的「嚴肅」，是在推動漫畫，尤其是推動圖像小說發展時常常強調的。但因為漫畫包山包海，從詩、傳記到搞笑的四格漫畫都有，不能否認它也有戲謔、玩笑、誇張的一面。帶著玩笑談嚴肅的事情有時會得罪人，但是否幽默漫畫的本意就是以它不夠嚴肅、戲謔的挑釁姿態批判嚴肅社會？我們是否越來越容易受侮辱？

反過來說，若以「我只是開玩笑」來回應對方沒有幽默感，是不是就能為侮辱、歧視別人的行為找到藉口？漫畫該因為政治不正確而下架嗎？這樣是否會傷害言論自由？

兩本德語漫畫雜誌這幾期向我們展示了這些問題的複雜困難程度，它們各自採取立場，帶來爭議，拋出的問題比答案更多。那作為讀者，又該如何自處？

comixene在Youtube頻道上所舉辦的論壇Comic-Talk裡，針對「艾爾吉事件」邀請來賓討論。其中一名說：「問個天真的問題，我們還能繼續讀《丁丁歷險記》嗎？[…]我還能帶印有丁丁圖案的袋子嗎？」另一位回答：「你是問我嗎？（不安狀）[…]我想每個人都應該自己做出決定。」●

回歸，用希臘文說，叫做nostos。algos的意思是痛苦。兩個字合起來，成了法文的nostalgie（鄉愁、懷舊），意思就是因為回歸的慾望無法飽足所引發的痛苦。

——《無知》

2000年，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完成了《無知》（L'ignorance），一本關於流亡與回歸對話的小說。捷克人說他已經不是捷克作家，但法國人也不覺得他是法國作家。昆德拉拒絕這本書在法國出版，因為法國人不懂得欣賞他的作品，所以《無知》史無前例地先在西班牙出版，彷彿是對法國文學評論界和讀者的抗議。然後這書在全球出版了三十幾種語言版本之後，終於在2003年回到法國出版。

2000年，楊德昌的《一一》剛好在法國上映，聽說是因為他覺得台灣人不懂他的電影，所以拒絕在台灣上映此片。楊德昌選擇先在法國上映，然後這部電影到世界各國輪番上映，而台灣這一等，等了17年。

也許是種對鄉愁的叛逆，兩位創作者在同一年做了相似的決定。而2000年，我在巴黎的秋天看了《一一》，見到了昆德拉。

其實在1999年時，我就希望可以見到昆德拉，但彷彿是需要先被面試般，昆德拉太太薇拉和我約在Lutetia Hotel，這間曾經歷過兩次大戰、巴黎左岸最知名的五星級飯店。我們兩個坐在飯店的咖啡廳，薇拉問了我為什麼非見到昆德拉不可的原因。

我想著托馬斯已經有好多年了。然而，卻是在前面這些反思的光亮照拂下，我才第一次清楚地看見了他。我看見他，站在他公寓裡的一扇窗前，兩眼隔著天井定在對面樓房的牆壁上，他不知道自己該怎麼做。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17歲高二那年，第一次看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那是唯有文學小說可以心靈相通，大量啃食著世界各國文學作品的年紀，遇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是種無以言喻的狂喜。昆德拉以第一人稱的方式進入小說本身和讀者對話、分析、討論主角的想法。他善於把同一個場景，用多線角度來敘述，像是哲學對話般討論生命中的輕與重的問題，又大膽描寫兩性關係的衝突與矛盾。對我來說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書寫方式，在在震撼著我。

同時，透過他的文字，回到了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蘇聯入侵捷克之後，主角托馬斯徘徊在是否要放棄工作回到布拉格找特麗莎，還是留在蘇黎世恢復單身當他的醫生？他多次引用貝多芬的四重奏最後一個樂章，說著：「非如此不可嗎？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2000年的秋天，參加完法蘭克福書展之後，我再度搭火車前往巴黎。那時候我並不知道，此後自己會遵守每年相見的約定，一次又一次在春天或秋天抵達巴黎，和我最愛的小說家見面。

那天，也如同後來的每次相見，我在約定時間的一小時前抵達，先在巷口的咖啡廳寫東西，然後在十二點半準時赴約。按了門鈴後，昆德拉會到社區門口接我，我們走過長廊，坐著電梯抵達他家。我們有時會先喝一小杯餐前酒，有幾次是我從台灣帶去的金門或馬祖高粱，或是噶瑪蘭威士忌。之後我們一起散步到昆德拉最愛的法國餐廳Le Récamier（後來他們夫妻都說這是Emilie最愛的餐廳），吃完午餐之後，再回到他們家聊天直到傍晚。之後他們夫妻會陪我走到地鐵站和我擁抱說再見。有幾次，我們一路散步到Le Bon Marché才擁抱說再見。

為了和昆德拉直接對話，和他約定日後不透過薇拉翻譯，2003年我開始學法文。或許是因為需要和昆德拉對話，我對於法國當代文學的了解，甚至超過很多歐洲編輯，也出版了很多法文翻譯小說。有一年昆德拉的法國出版社加利瑪（Gallimard）的版權經理Anne-Solange Noble來台做短暫的演講交流，她指定和我見面，因為我是台灣出版最多法國翻譯小說的編輯。從那次見面後，她對我就像大姐般的照顧，後來我被選上耶路撒冷書展出版研習營的學員，主要得謝謝她的大力推薦。

革命和青春是一對伴侶。革命可以給成人帶來什麼？對某些人來說是屈辱，對某些人來說是好處。但是這些好處沒有多大價值，因為它們只和生活裡最悲慘的那一半有關，而隨著好處一起來的還有不確定，還有一場讓人耗盡一切的活動，同時也撼動了原來的習慣。

青春的運氣比較好：青春不會被自己犯的錯誤壓垮，而且革命會全盤接受青春，讓青春躲在它的保護之下。革命年代的不確定對青春來說是一項優點。因為在不確定之中匆忙恓惶的是父親的世界。噢！在成人世界的堡壘崩塌之際走入成年，多麼美啊！

——《生活在他方》

每次和昆德拉見面，聊的話題天南地北，但總會有幾個他特別關切的主題。其中一個是關於中國、台灣和香港的議題。記得第一次見面時，我們從繁體中文和簡體中文的變革聊到文化大革命和兩岸關係。經歷過時代革命的人、經歷過流亡的人、經歷過身分認同的人，這樣的主題似乎是他們永遠關注的課題。

昆德拉每次總會好奇問我，這一年出版了哪些小說？最近閱讀了哪些小說？和他見面前，我會像學生交學期報告般，試著去想像他會問什麼問題，而我該怎麼回答？

昆德拉也和其他知名小說家一樣，會收到很多新人小說家的作品，請託他推薦。有一次他知道我出版了某部法國暢銷的私小說，皺著眉頭說那不是真正的小說，小說是需要有想像創造的過程，是得去想像你沒經歷過的事，再將它發展成一個完整的故事。他說私小說的創作者並不能稱為小說家，只能稱為作家。他說自己是「小說家」。

Le Récamier餐廳位於法國出版社匯集的七區。和昆德拉吃飯的時候，常會遇到法國的作者和編輯。有一次竟然巧遇桑貝（Sempé），我說自己是桑貝的粉絲，薇拉馬上拉著我的手去他的桌邊，驕傲地介紹我是昆德拉來自台灣的編輯。桑貝問我最喜歡他的哪本書，我回答「《瑪塞林為什麼會臉紅》」。他聽了後，馬上在我的筆記本畫了紅著臉的瑪塞林。沒想到多年之後，愛米粒出版了這本書。

又有一次，遇到了比諾．杜特荷特（Benoît Duteurtre）。昆德拉很興奮地說了杜特荷特最近出版的《小女孩與香煙》，這本黑色幽默的作品如何用一根香菸嘲諷批判社會。後來我也因此出版了這本書的中文版。

不知是否巧合，4月1日愚人節出生的昆德拉，從第一本作品《玩笑》到最新的《無謂的盛宴》，小說大多有戲謔與玩笑的設定。昆德拉在90年代之後就幾乎不接受採訪，他說他已經把想說的話，都寫在書裡面了，這我完全認同。我透過一再反覆閱讀他的作品，從第一次見面時就像多年的好朋友般，直接進入彼此關切的問題核心。看著他的作品，可以了解他在每個時期的所思所想。

2009年時，他跟我說《相遇》是他的封筆作，一個小說家一輩子寫15本，又不愧於自己，便已足夠。2011年他的全集收錄在「七星文庫」（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出版。加利瑪的「七星文庫」自1931年開始刊行，主要出版經典法文作品，是該出版社最具知名度及地位的文庫集。記得那時在巴黎的加利瑪書店看到了昆德拉的七星文庫海報，我像個奇怪的書迷一樣，貼在書店的櫥窗前看了很久，後來鼓起勇氣去詢問是否有多的海報可以送給我。店員帶著奇異的眼光看著我，搖搖頭又揮著手要我離開。見到昆德拉後，我跟他說了這事。沒想到他請加利瑪的編輯用國際快捷寄了海報到台灣給我，又請英國的經紀人寄了一套他的七星文庫版給我收藏。

負責了昆德拉在台灣的全部作品，像是完成階段性任務般，我在2012年心無旁騖地離開了皇冠出版公司。2013年，他完成了真正的封筆作《無謂的盛宴》。這是很多很多年後，我再度恢復成純粹讀者，閱讀著他的小說。故事由一個關於癌症關於死亡的謊言開始，這是八十幾歲的昆德拉，面對死亡的思索。再度，他試圖用一個玩笑開始這樣的故事。闔上書後，我流下了理解的淚水。

《印刻雜誌》在2010年時，發行了台灣唯一一次的「米蘭昆德拉專題」。昆德拉也為此寫了封信給台灣的讀者。那時的主編蔡逸君看到信後，興奮地打電話給我：「靜君，昆德拉的信有提到你耶！」

「我最近的一本書，以法文寫作的《相遇》2009年在巴黎出版，一個月後是義大利，再來是西班牙。譯自手稿的台灣版是第4個版本，其他版本都在它之後才出現。承蒙我親愛的忠實的編輯Emilie Chuang，她對我作品的關照足稱楷模，我的書因而得以全數在台灣出版……還有一件事我想跟你們說。所有我小說的故事都發生在歐洲，也就是一個台灣人所不能暸解太多的政治與社會狀況之中……所有這些就是為了向你們解說，我親愛的台灣讀者們，我得以在你們國家出版的喜悅。」

——《印刻文學生活誌77》

每次在Le Récamier時，他總是很驕傲地把我介紹給餐廳的老闆和服務生以及遇見的每個法國作家或編輯。他會說：「這是我台灣的編輯，我的全部作品都翻譯成繁體中文在台灣出版了。」他們會開玩笑說：「真的嗎？台灣人可以理解這麼遙遠的歐洲的故事嗎？」

我跟昆德拉說，很多台灣人是因為看了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而去了捷克、去了布拉格。而多年後，我也成了其中的一個。2002年，我計畫在法蘭克福書展後去捷克旅行，他們夫妻興奮地幫我規劃了「昆德拉路線」，一個向他們前故鄉致敬的路線。但那年布拉格遇到了五百年來最劇烈的洪災，我不得不取消行程，一直延宕到2006年才成行。那次薇拉特別打電話給在布拉格經營Hotel Hoffmeister的學生Martin，要他好好招待我們。Martin的父親是捷克著名的畫家Adolf Hoffmeister，他的畫陳列在飯店的各個角落，包括昆德拉的畫像。

有一次我突發奇，想要昆德拉畫幾幅畫給我，因為我注意到英國faber and faber的系列封面都是用他的畫來設計。沒想到他馬上答應了，要我給他一天的時間，隔天我去取畫時，他一口氣送了8張小圖給我，然後像小孩子一樣跟我說：「Emilie，我的職業是小說家不是畫家啊。我認真地畫了一整天，我都以為我轉行了。」那次，他用了我的名字「Emilie」畫了兩張圖，其中一幅成了我的愛米粒出版社的logo原型。

今天，我帶著極為激動的心情來領獎，領取這個帶著耶路撒冷之名，帶著猶太人偉大的世界主義精神印記的獎。我以小說家的身分得到這個獎。我強調，我說的是小說家，不是作家。依照福樓拜的說法，小說家是想要消失在自己作品之後的人。

——《小說的藝術》

1985年昆德拉獲頒「耶路撒冷文學獎」。他在受獎演說中，提到了自己身為小說家而非作家的身分。也因此，我在2013年第一次前往耶路撒冷，參與了「耶路撒冷文學獎」的頒獎典禮，主要原因即是希望看看昆德拉領獎演說的地方。

很多人因為《追憶似水年華》而去巴黎品嚐瑪德蓮的滋味，我則因為昆德拉和他的作品，走過巴黎、布拉格和耶路撒冷。我在Le Récamier第一次嚐到了舒芙蕾鬆軟、入口即化的美妙滋味，回台後念念不忘。沒想到公司附近竟然有間以舒芙蕾聞名的「瑞華餐廳」，驚喜地帶著同事和朋友前去，一次又一次和他們分享著我與昆德拉共同擁有的味蕾記憶。

2002年的春天，我第一次受邀到巴黎書展參加亞洲與法國出版人的研討會。出發前我得了重感冒，咳得厲害，但一到巴黎後，感冒的症狀頓時消失，如期展開繁忙的座談和會議。活動結束的隔天，我發著高燒，一個人在飯店無法下床。當時住在巴黎的法文譯者邱瑞鑾燉了雞湯來看我，後來另一位譯者楊孟哲接我到他家住，那晚他們夫妻下廚做了我最愛的谷司谷司（couscous）。半夜我吐了一地，在昏昏沈沈中，做了和昆德拉見面，又見不了的夢。

正在夢裡傷心時，孟哲敲著房門，呼喚著我：「靜君、靜君，快起來，妳今天中午不是要和昆德拉見面？」我從夢中驚醒，跳了起來，快速梳洗後衝了出去。然後像是不藥而癒般，我和最愛的小說家見了面，一點病容都沒有。

你問我為什麼非要和昆德拉見面？對我來說，與昆德拉的相遇，正如同貝多芬的四重奏最後一個樂章。「非如此不可嗎？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莊靜君
愛米粒出版社總編輯。喜歡閱讀、看電影、旅行、跑馬拉松、騎單車和潛水。旅行三十多個國家，足跡遍及兩百多個城市。行走於出版與世界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