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人生.廖之韻》那些年我偷看的書
上大學前,我看過的許多書幾乎都是偷看來的。
在那個沒有網路,甚至連個人電腦都還不普及的年代,加上母親不太樂意我看電視更不能玩電視遊樂器,獨生女的我,在跟同學、親戚孩子、鄰居玩耍外,總得找些事情讓自己獨處時不無聊。除了自己跟自己下棋玩撲克牌、動手做老師教過的簡單實驗、偶爾練琴、寫幾張毛筆字,大部分時間我都在畫畫和閱讀。
說是畫畫,但大半時間也只是塗鴉,上國中後就沒什麼畫了。
閱讀卻一直持續到成為我的職業。
從小,算是母親培養了我的閱讀興趣,卻也在我過了某個年齡,必須開始計較學校考試成績後,限制了我的閱讀。其實就像當時的多數家長,總想著孩子如果有時間讀課外書,為什麼不去寫參考書呢?要不然也得把學校功課寫完了、複習了、預習了,才能讀課外書,或是早點上床睡覺。
我不太喜歡跟脾氣急躁的母親直接產生衝突,她說什麼我都「暫且」答應著,再研究如何「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讀課外書,便成了有些偷偷摸摸的事。
我的房間是臥房兼書房,書桌緊鄰床尾,若我面向書桌而坐,右手邊就是床,而且是可以屁股在椅子上,人就直接側躺在床上的近距離。床頭是床頭櫃連著整牆書櫃,讓人隨時可在床上順手拿一本書來看。我在書桌讀書時,有時也會將筆記、講義、書籍簿本等暫時放置床面,將床變成書桌的延伸,等睡前再來收拾。簡言之,我在房間並且坐在書桌前時,我的書桌、床鋪都散落堆疊著書本講義之類的「紙製品」。這意味著若將一本課外讀物看似不經意地放於其中,也不會引起太多注意,而且利於我隨手翻看,以及隨時聽到母親的腳步聲時,迅速將之「棄置」於散落的書堆中。
然而,這「藏樹於林」的方法,僅限於家中已有的書籍或是一般文學書、科普書,也就是如果這些書出現於家中,母親不會覺得太突兀。若是漫畫、言情小說、武俠小說等這些從前家長們認為的「歪書」,在家則更需小心翼翼地閱讀與隱藏。要不就是放學後,母親還未下班回家的時段,只有我一人在家,想看什麼書就看什麼書。要不就是拉開書桌中間的大抽屜,把書放在裡面,聽到有人來時再迅速關上抽屜假裝正用功於桌面上的課本或參考書。
除了自己借來或租來的書,獨自在家時我也常去翻家中大人的書櫃,有什麼書就看什麼書,從血型占卜、文學小說、日本推理、莎士比亞故事集、《唐詩三百首》到《中外雜誌》和《傳記文學》,就算小時候不見得全讀懂,也成了某種儀式——得先從大人的書櫃翻些課外書來讀,才甘願乖乖複習學校的課內書。
猶記得小學高年級期末考前的溫書假,我大半個下午都或趴或坐在地毯上讀南宮博的《楊貴妃》,跟著神遊大唐盛世。直到發現已近黃昏才心想不妙,趕快將書放回原位,拿出參考書複習功課。等到母親下班回來問考試準備得怎麼樣,我自然回答準備得差不多了(其實有些心虛),而最後幸好成績也還能過關。
我在學校也常偷看書。
小學高年級時,班導師「特准」午休時間若不想午睡也可看書,只要不出聲響就行。我向來不喜歡午睡,班導師這鬆綁午睡的規定,於我如蒙天恩。每到午睡時間,就是我的閱讀時間。這些「午睡書」大多是從班級圖書館借來的,我就這樣一本接著一本地看完了「亞森羅蘋」系列。然而,班導師有時又收回午休可以閱讀的條件,這時候我就得把書「架」在課桌抽屜和大腿上,假裝午睡卻趴著看書。
中學時若在學校被發現「持有」課外書,不僅引來班導師打罵,且這些課外讀物也常遭沒收的下場。可是班上同學卻沒因此而杜絕課外書,反而一本又一本的言情小說、漫畫書等等都在班上傳著看,或是一大包又一大包的書被帶來學校,等著放學時去租書店還書。我也在那時候認識且熟識了租書店、言情小說,以及沉浸其中甚至後來經營的出版社也印製發行的漫畫書。
租書店、言情小說、漫畫書,這些都是師長不喜歡也不允許的。
我(們)只能偷偷地看。
高中時,我就讀的北一女中相對自由開放,老師們採尊重與相信學生的態度,只要不出什麼重大問題,基本上不太管學生。有些老師認為上課時只要不吵到旁人或太誇張的行為,要睡覺、隨時出去上廁所,或是「偷偷」做其他事情都沒關係。於是,女孩們在課堂上往往很忙。有人認真聽講和抄筆記,有人「偷偷」在課本上畫畫,有人「偷偷」在英文課寫數學習題,有人「偷偷」在數學課背英文單字,有人耳朵聽課但兩手卻「偷偷」編著當時流行的幸運繩,有人「偷偷」忙社團的事,有人「偷偷」陷在愛情的思考裡……我則是「偷偷」看別的書。
高一下學期的課堂,是我的武俠小說時間。某位同學家中有全套金庸武俠小說,在她推薦下我就跟她借來看。其實她也沒催我還書,只是我自己急著想知道劇情,便在上課時也看。不過,我向來在課堂上無法長時間專心,就算沒看其他書,應該也是偶爾聽講、偶爾在課本上塗鴉。
在課堂「偷偷」做其他事的女孩,其實也對老師有些不好意思,於是「偷偷」看書的我們,雖然心中明白講台上看得一目瞭然,仍將其他書放在桌面下、卡在抽屜一半的位置來閱讀,再偶爾抬眼,心虛地看看老師。就這樣,我讀完了整套金庸的武俠小說,也看了古龍的一些作品,接著「換跑道」還看了幾本倪匡的小說。高一下學期就這麼過去了。奇妙的是整個高中三年,我高一下學期的成績卻是最好的一學期呢!
其他比較文學的作品,像是三島由紀夫、芥川龍之介等的小說,甚至整本《紅樓夢》、《老殘遊記》、《金瓶梅》等等,也是高中時在家或在學校偷看來的。
讀大學後,沒有了升學束縛,時間多是自己規畫,也就無需偷看書了。
在某些時候,「偷看書」真的不是那樣恰當。但回想起來,這些偷看的書,豐富了我的閱讀量,也伴我度過或寂寞或騷動的時光,好像也不是太壞的事。●
廖之韻
寫詩、寫文、寫故事。寫書、編書、也賣書。高中開始發表詩作,從此以後就跟文字糾纏不清。寫作類型廣泛,當作家也當編輯,後來還開出版社「奇異果文創」。1976年出生於台北市,雙子座,台大公共衛生學系、心理學系、婦女與性別研究學程,以及得過一些文學獎和國藝會補助。
著有詩集《少女A》、《好好舞》、《持續初戀直到水星逆轉》、《以美人之名》;散文《快樂,自信,做妖精》、《我吃了一座城》;小說《裸.色》、《備忘》;主編《性別平等議題多元選讀本》;與沈斑和赫米兔工坊合著繪本《庫特的毛線時光》。








書評》文學作為今天的交代:張亦絢談小說合輯《大疫年代十日談》
《大疫年代十日談》這本集結29篇故事的小說集,在美國是2020年7月出刊的。我翻看自己同年6月的日記,有「疫情:美國已有超過12萬人死亡,台灣加零多日後,有原因不明的零星確診。」一句。同年8月,則是「全球疫情71萬死亡。」曾經從某個前法國殖民地小島傳訊告訴我「這裡什麼事都沒有」的朋友,不久前告訴我「現在這裡每天都有人死亡」。全球一方面同時進入疫情時代,另方面,各地疫情的節奏與速度並不同步。
或許是因為選擇與薄伽丘《十日談》遙遙相望,當代的「二十九談」,顯露了某種古老的睿智:誰說我們關心疫情?我們永遠有比疫情更值得關心的事——但弔詭的是,如果不是因為疫情,我們還真不會想起。
這種兩面性,構成了本書強烈的魅力:文學既看疫情如影隨形,又能將它視若無睹。可能嗎?我們來看看。
■人生苦短,文學要快
雖然形式上是短篇小說,但各篇作品都比我們熟悉的短篇還短,若干作品也令人想到比如芥川龍之介或卡夫卡某些更帶即興風情的「小段落」。相對於「標準短篇」,我會稱它們為「自由短篇」。其中最短的〈外頭〉翻成中文還不到3頁,但效果簡直像飛鏢一樣——不,或許要說金針暗器?小說認為人類並不會真的從疫情中學到教訓。
如果從希伯來文翻譯的〈外頭〉將「惜言如金」與「一語中的」藝術做了完美結合,〈系統〉則是另一種形式的「大曝其短」——這篇小說只以兩種敘述構成,當代最熟悉的「文句」:輸入搜尋引擎的「詢問句」,以及作者對「他們」的短句描述。從「小孩無聊可以玩的活動」、「我的學校什麼時候能開學」到「如何剪頭髮」不一而足——但作者並不只是用它們來標記疫情時期的浮光掠影,文中的「他們」,「就像我們」,但「像」不等於「是」,而這中間的差別,非常值得深思。
不再有什麼「情節」了,重大情節都在搜尋引擎裡了,那麼然後呢?〈系統〉不只示範了「文學追上網路」的策略,其中「搜尋搜尋系統的反搜尋」,也極具開展性。
為什麼作者們不約而同地速戰速決呢?我想到第一個來到我心中,定調本書的那句話——「別人的遺書」。遺書也是遺囑,是最後的畫重點—— 尤其是為那些沒來得及親自告別的「別人」補作——必須掏出的是最無可取代的核心,最不能帶進墳墓的祕密:這不只是小說,這也是交代。
■彌補、慰藉與更大的接納:收屍的必要
無可避免地,不少故事,隱藏的主題都是「收屍」。
〈木蘭下〉的律師克莉斯蒂「希望大家都準時,不喜歡閒聊」,帶有典型公事公辦的專業個性。在小說裡默默改變了作風,認為「致哀的徒勞」的同時,決定向前來辦理遺囑夫婦中的母親「致哀」——因為她無意中知道他們喪失了兩個孩子中的一個。
小說非常節制簡約,連孩子的死因都沒提及。然而在封城之際,還出門「當機立斷」辦理遺囑,已說明這個城市與家庭如何為死亡所籠罩了。「從來就沒有適當的話」——克莉斯蒂在心底這麼說。
有時候,也沒有適當的人。這是第一篇〈認出〉的主題——收屍在理論上已變成公寓管理員的工作,究竟鋼琴女教師琵樂有沒有機會對中年的害羞黑人女性說出「臨終之言」,小說暗示這是有點如夢似幻的。然而,就算這只是主述者基於愧疚「腦補」的,也是有意義。因為在人類生活裡,不只生者與死者需要能對遺體進行「告別式」,屬於精神的部分,也需要「收殮出殯」。〈認出〉有如為死者闔上眼晴的溫柔之舉,那是在大疫期間,許多人被迫放棄、被迫喪失的部分。
如果〈認出〉中,住在不剩幾人公寓中的兩人比較像萍水相逢,我非常喜歡的〈晨耀大厦〉,則將「收屍」一事,帶到悲劇的昇華作用中。大小兩個難民貝琪與伊娜,來自同一個地理區域,但這個經歷戰亂的所在,一大一小很可能屬於互有宿怨的陣營。
在主述者的童年時代,關於兩個難民的身世,全都與幻想與童話難分難解——故事結尾,作者也沒以真相大白的方法交代,反而透過主述者看到某一新聞的遙距,暴露出少數移/難民,令人凜然的寂寞與複雜度——(母)語言在「收屍」一事上占據的奇特與核心位置,在在透露了對「反對同化暴力」的認知。伊娜的出面,並非單純的和解,有幾分希臘悲劇安提崗妮味道的本篇,揉和悲傷與尊嚴,對抗了現代社會,文化多數普遍對文化少數的簡化與無知。
■重新想像「原來之處」
即使如收屍這樣的最後句點,有時也必須借重人們最初的起源。小說出現相當高比例,對「原來之處」的回顧。「海地的洞穴」或「80年代戰亂的德黑蘭」都與身在其中的封城之城疊合了起來。
〈以前的遊戲〉中,衣索比亞的形象鮮明異常。因為在美國開計程車的舅舅,在跟甥兒玩「先生請問要去哪裡?」的遊戲,兩人用想像力漫遊世界時,舅舅「從來都沒要甥兒選衣索比亞」。像許多移民一般,舅舅全力維護甥兒以美國為起點即可的記憶。然而,長大的外甥從紐約來幫助可能搶購不到日用品的舅舅時,外甥以為舅舅苦惱的是停車位,舅舅終於表示:「我想要回家,我想要有人告訴我怎麼離開這裡。」
一般來說,離鄉背井,多往更安全、健康與便利的想像區移動,並不惜付出代價。但當疫情打破既有的想像秩序後,付出的代價多半已無從追回。而疫情的困頓感奇異地並不陌生,它反而喚起了「移好就好」之後,原來只是進入「新困區」的感受。就像故事裡的舅舅,別人在疫情中才「在停車場等」,他則是「每天都這樣做」。有人是在疫情後對動彈不得叫苦連天,但是「哪裡都去不了」早就是許多人的日常寫照。〈巴塞隆納:不設防的城市〉就是用滑稽的語氣道出此事。
疫情的第一波彷彿對眾人大喊:「通通不許動。」對曾經大遷徙,跨國甚至跨洲移動以開展人生的族群來說,遠走高飛不再具有解決萬難的性質。以自由移動允諾個體自謀出路的全球化原則,儘管備受批判,但恐怕都沒有疫情給的教訓來得深刻。
小說集裡反覆出現的「應該重頭來過」,比較不是傳統的倒退鄉愁,而是往結構的更深處走去。疫情很新,但災難很老,從這個角度來看,再戳性別不平等(〈沒耐心.葛莉薩達〉)或憶起同志愛侶譜系但停止艷羨(〈洛杉磯河故事〉)等重整起源的意義,才更為立體。疫情不可能在真空社會與真空歷史中解決,所有應付過天災人禍的記憶與多樣化知識都應再動員。
■「文學不遲到」不等於「文學趕熱鬧」
從書名猜想,我們很可能以為收錄的是些「應景文章」,但這本書可以說什麼都是,就是不是「應景文章」。許多文學的初學者,常常沒能處理好想要即時回應時事的熱望,使得目標中的當下文學淪為應景文章。這本小說集其實也是絕妙的小說課,充分示範了「文學不遲到」如何不等於「文學趕熱鬧」。
合輯中有不少是台灣讀者熟悉的世界知名作家,儘管作者群仍有一定程度的英美語系中心,但比較是那個力保多元的英美語系。其中〈系統〉作者是美籍台裔的游朝凱,去年甫獲美國國家書卷獎;〈晨耀大厦〉的作者蒂亞.歐布萊特除了26歲即獲英國柑橘獎,在前南斯拉夫成長至12歲的經驗,多少滲入其作品。若是對該區域的歷史與藝術感興趣,本書也不失為一個入口。●
The Decameron Project: 29 Stories From the Pandemic
編者:紐約時報雜誌(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譯者:徐立妍
出版:木馬文化
定價:42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紐約時報雜誌(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29位當代名家共襄盛舉,包括:瑪格麗特.愛特伍、莫娜.亞瓦德、馬修.貝克、米亞.科托、艾德維琪.丹提卡特、艾希.埃度格恩、朱利安.傅克斯、保羅.裘唐諾、烏佐丁瑪.伊維拉、艾加.凱磊、瑞秋.庫許納、萊拉.拉拉米、維克特.拉維爾、李翊雲、迪諾.門格斯圖、大衛.米契爾、麗茲.摩爾、迪娜.納耶利、蒂亞.歐布萊特、安德魯.奧哈根、湯米.歐蘭芝、凱倫.羅、卡蜜拉.沙姆西、蕾拉‧司利馬尼、瑞佛斯.索羅門、科姆.托賓、約翰.瑞伊、游朝凱、亞歷杭卓.贊巴拉。
閱讀通信 vol.397》肌肉記憶,不急著派上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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