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題》科普書中的理性與感性：談渥雷本《自然的奇妙網路》
整理：Dot
繼《樹的祕密生命》、《動物的內心生活》之後，德國暢銷作家渥雷本（Peter Wohlleben）自然三部曲的壓軸之作《自然的奇妙網路》於2018年底出版。17篇動植物的生態保育知識，集結成厚實的科普書，然而出版社在宣傳行銷時，卻特意邀請非相關科系的台大外文系教授黃宗慧擔當講座導讀。為什麼呢？請看以下Openbook的報導。
「他的筆法跟一般科普書很不一樣，明明談自然保育，卻有非常文學的一面。這使得做為文學研究者的我，也有了為大家導讀這本書的正當理由。」黃宗慧說，渥雷本是相當奇特的人，放棄長達20年穩定的公務員生活，跑去小鎮當約聘的「森林看守人」，但他長時間寫作，影響了非常多人。
渥雷本（取自twitter）
只是，重視自然保育的書，渥雷本寫得十分感性，這替他引來許多批評。因為除了被認為太情緒化的語言，他的內容還擬人化，例如講螞蟻跟蚜蟲的共生，都可以腦補出動漫般的畫面，這是非常爭議的。
常擔任好書獎評委的黃宗慧說：「我常跟科學人一起選書，才知道原來從人文學科看科普，跟科學家的角度很不一樣。像我非常喜歡艾克曼的《人類時代：我們所塑造的世界》，它用如此美麗的文字訴說地球面臨的種種問題，但領域的差異，讓科學家對此種風格都很保留，彷彿『美麗的文字必然有詐』。」
▉讓科學家害怕的「擬人化」
《以動物為鏡》
黃宗慧去年出版《以動物為鏡》，有個章節專門探討擬人化所引起的各種恐懼。她提到美國動物學家格理芬（Donald Griffin）曾將「化人主義」與「恐懼症」兩字結合，創造出「化人主義恐懼症」（anthropomorphophobia）這個新詞。
從渥雷本書末的〈科學用語〉一章，可知他其實非常清楚這種化人恐懼症的存在，但如此「政治不正確」地堅持帶著情感的書寫，實是跟他本身看待生命的態度有關。
人類中心主義者常提到笛卡兒「動物如機器」的說法，認為「動物沒有靈魂」。笛卡兒本身支持也操作過活體解剖，在他看來，動物的行為只是反射性的反應。不少哲學家也持類似的看法，認為動物的反應（reaction）如同機器內建的程式設定，只有人才能根據不同的情境，做出不同的回應（response）。
黃宗慧提到，哲學家海德格曾引用一項生物實驗來印證上述說法。這個實驗把一隻蜜蜂的腹部割開，觀察牠的採蜜行為，結果發現蜜已經多到從肚子流出來，牠還是不停採蜜，內建的指令甚至讓蜜蜂察覺不出自己的腹部已經不存在，說明了動物只會順著本能而為。
渥雷本當然不接受生物機器這樣的說詞，像是鳥類的季節性遷徙，很多研究者認為是「基因路線定位」，但渥雷本覺得這種說法太過武斷。例如灰鶴，很多情況都顯示牠們的飛行路線可能輪換變化，是經過思考的，鳥的決定也許超出人類理解範圍，不應斷定牠們只會不假思索地「以預設的密碼來完成既定程序」。
此外，即使他被質疑也依然故我，其實還有另外一個目的。他的策略是想讓事實真相變得「可用情感來領會」，他希望讀者用所有感官來接收他的文字，也就是說，他想喚醒人的情感，去看看和我們同在一個地球上的生物，有什麼神奇的地方、又遭遇了什麼問題。
黃宗慧說：「如果他的文字能感動你，你才會覺得某些生命消失很可惜，繼而想為這個物種做什麼。否則我們看生物課本就可以了，何必讀這些書？渥雷本想打開你的感受，讓你覺得周遭生命所發生的事情與己有關，這就是情感的力量。」
▉介入自然，是只能折疊一次的折紙
黃宗慧笑道：「那麼多人批評渥雷本，是因為賣太好嗎？」因為他其實並不是唯一感性的科學家，還有很多科普書也有很美麗的文字，例如日本分子生物學家福岡伸一《生命是最精彩的推理小說》。
《生命是最精彩的推理小說》及作者福岡伸一（取自官網）
「這是多年前的開卷得獎好書，推薦者竟然有吉本芭娜娜，亦即明明是一本談DNA的科普書，可是內容非常美，連文學家都推崇。」以記述自己將蜥蜴的蛋帶回家觀察的後記為例——
我小心的將它帶回家，放在鋪了土的小盒子裡每天觀察。為了防止過度乾燥，我經常用噴霧器噴灑水分。但是等了幾天一點動靜也沒有。當時我並不知道蜥蜴的蛋孵化時間依季節而異，有時需要兩個月以上。
少年的心是急躁的。我等不及蛋孵化，決定在蛋上開一個小孔來看看內部的情形。我想如果內部還「活著」，再把殼封起來就好。於是我用準備好的針，小心的將殼打開一個方形的孔。結果如何？裡面有一隻腹部抱著蛋黃的小蜥蜴，加上不成比例的大頭，身體蜷成圓形，靜靜的睡著。
這件事當然讓他後悔萬分，他察覺到自己看了不該看的東西，但已無法挽回，小蜥蜴後來逐漸腐爛，讓他痛苦很長一段時間，並留在記憶裡，直到成為生物學者的今天。他說：
生命與環境的相互作用是只能折疊一次的折紙，介入性的操作無異是將這種一次性的運動引導至相異的歧路。我們除了跪在自然的潮流之前，或是單純的記述生命的形態之外，什麼都不應該做。
「什麼都不應該做」從生物學家口中說出來是非常奇特的，因為科學經常就是不斷的介入與實驗，然而這段當然不是叫人真的什麼都不做，而是說明他看待生命的態度——當你理解介入猶如「只能折疊一次的折紙」，就不會輕易決定、做出改變，造成舉足輕重的影響。
這和渥雷本書裡〈那座古老的大鐘〉所透露的態度非常能相互呼應，福岡伸一把蜥蜴的蛋打開，而渥雷本也做過很多小孩都會做的事：把鐘拆開，結果就發現「回不去了」。他覺得人對自然做的事情也是如此，有時一個齒輪掉下來，影響系統的連鎖反應，整體都會因此而改變。
（取自twitter）
渥雷本還有一個態度，認為「自然具有某種程度的自我修復能力」，這是他和主張積極出手干預的官方或民間保育者不太一樣的地方——人類所做的某些行為是否把它引導到另外一個（不見得更好的）方向？讓它自然修復會不會比較好？
他還特別提到時間，某些自然進程，其實是需要百年甚至千年才能完成，可是我們常覺得「用人為的力量來幫助它更快」，這和我們喜歡看到成效、喜歡親身體驗事情好轉的感覺有關，想快速達到正向的改變，使我們不太願意給自然自行修復的時間。
黃宗慧說：「心理學提到的例子也可以說明這種心態。不管球賽或歌唱比賽，我們喜歡看實況直播，覺得已知結果的重播沒那麼好看。因為我們都相信自己的加油吶喊可以影響比賽，想體會自己的參與所造成的正向結果。」
可是當面對自然環境與生命這麼嚴肅的課題時，我們還能不能只為了想積極參與、製造改變，就去試試看呢？非常值得三思。
▉達爾文與珍古德也愛貓言狗語？
黃宗慧又舉了哈思克所著，蘊含豐富人文哲學思想的科普書《森林祕境》，其中優美的文字也讓人印象深刻，例如哈斯克重述達爾文「惡的詰難」（the problem of evil）時的討論——
當年達爾文發現姬蜂會將卵產在鱗翅目昆蟲的幼蟲體中，以便孵化時有新鮮的食物可吃的寄生模式時，寫文章感嘆這種生物的殘忍行為，似乎不符合他在維多利亞時期劍橋的聖公會學校上課時所認知的上帝形象。他寫信給隸屬基督教長老會的哈佛大學植物學家阿薩．葛雷（Asa Gray）說：「我無法說服自己一個仁慈良善、無所不能的上帝會刻意創造這些姬蜂，讓牠們寄生在毛毛蟲的體內，然後活生生的把牠們吃掉。」（引自吳明益推薦序）
後來神學家試圖解套，宣稱「毛毛蟲沒有感覺，就算有，也沒有意識、無法思考牠們的痛苦，所以牠們並沒有真的受苦。」但哈思克不認同這個論點。他說：
毛毛蟲疼痛的性質和程度或許和我們不一樣，但我們沒有理由認定動物所感受到的痛苦比人類要輕。
我們也沒有什麼實證可以推斷人類是唯一具有意識的動物。這只不過是一個假定而已。就算這個假定是正確的，也無法解答達爾文針對姬蜂所提出的質疑。如果一個能夠思考未來的心靈感覺到痛苦，這樣的痛苦會比較難以承受嗎?或者我們應該問：如果動物沒有意識，而痛苦是牠們唯一的感受，這不是更糟糕嗎？我想這個問題或許見仁見智，但我個人認為後面那種狀況是更不堪的。
這樣的思考，讓很多人覺得「不科學」，可是提出這個想像的哈思克，本身正是生物科學家。由此可見，排斥擬人化的科學家也許主流，但總可以看到一些例外。像荷曼斯《狗：狗與人之間的社會學》一書，就列出沒那麼排斥擬人化的科學家，例如珍古德曾表示，她童年的動物行為學啟蒙老師是她的小狗鐵銹，牠讓她無視科學對於反擬人化的訓誡，日後得以提出對黑猩猩心智，情緒和個性的重要研究觀察。
珍古德與小黑猩猩Flint（取自官網）
荷曼斯認為：就算某些對動物情感的解讀是投射的結果，但認真看待動物和我們人類一樣有情緒，是通往道德的一扇門。書中還引用了不少「投射」式的解讀——
我看過一隻狗在做不該做的事，他的表情看起來像羞愧。史塔福郡馬爾鎮有一隻叫爆竹的狗，偷偷上過餐桌後老是因為看起來羞愧而露出馬腳——罪惡感——就爆竹的例子來說，那不可能是不加掩飾的恐懼表情。
狗因為喜悅而笑，狗在嬉戲時的張嘴吠叫是微笑表情。
把這些貓言狗語講得如此親切的人正是達爾文，他做為一個大家奉為圭臬的科學家，對待動物的感性態度卻超乎我們想像。黃宗慧說：「所以倘若科普書寫願意打開一點點擬人化的可能性，容納多一些想像力，讓人文思維與感性滲透進來，對於讓更多人理解科學、喜歡／關心周遭生命，將會很有幫助。」
▉同理心與反其道而行的殘忍力
黃宗慧坦言，當她看到渥雷本說自己冬天會餵鳥以免牠們挨餓凍死時，其實頗為驚訝，畢竟餵食會影響生態是不爭的事實，到底渥雷本從堅持不可餵食到改變立場的關鍵何在？讀罷全書我們就能發現，改變渥雷本的，是不忍自家花園中縮成一團毛球拼命取暖的鳥受苦的那種同理心，他相信同理心是生態保育強大的力量，甚至勝過所有的法令規章。更何況，我們對大規模干預生態的苛責，與對動物伸出援手的苛責其實很不合乎比例。
對此，黃宗慧舉了毛利作家葛雷斯的〈蝴蝶〉來對照——故事中的小女孩因為需要幫忙農務而必須殺蝴蝶，以免蟲卵造成農損，當她在日記寫著「我殺了所有的蝴蝶」時，卻被老師說：「蝴蝶是美麗的生物。別殺蝴蝶。」祖父為開解小女孩，於是說：「妳知道的，那是因為老師的高麗菜都是在超市買的。」
這是一個後殖民情境下的故事，原意指殖民者自認教化野蠻人，卻不知民間疾苦，但文中有一些動物倫理被避談了。黃宗慧說：「如果我們都被故事裡的祖父說服，其結果是有隱憂的。」
她提到，有一位農夫詩人曾自言，每次把毛毛蟲捏死，都得聽牠發出「滋」的一聲來確定蟲死了，覺得這好像是在訓練自己的「殘忍力」。黃宗慧說：「如果生物學家所謂的親生命性（biophilia）確實存在，人天生會想親近自然或喜歡動物，那麼小女孩為了生活得長時間殺蝴蝶，豈不是反其道而行，讓同理心慢慢消失？」
「她必須殺到沒有感情，就像多年前中國河北活剝皮草的影片，你要指責那些一面剝皮一面談笑的人變態殘酷嗎？讓自己變得不在乎，是人為了日子可以過下去的防禦機轉，但危險的是，你會讓自己成為別人眼中麻木不仁的人。」
（Photo by zhang kaiyv on Unsplash）
▉共感不能輕易被犧牲
黃宗慧課堂上曾有學生發言說「豬只是一塊會漸漸長大的肉」，但在渥雷本《動物的內心生活》裡，他如此寫豬——在研究中心對豬播放古典音樂，並讓音樂與乾草堆裡藏的巧克力、葡萄乾之類的小獎賞產生連結，一段時間後，音樂與特定情緒便連結了起來，這時再讓一些未聽過音樂也無此連結的新成員加入，發現當別「豬」興高采烈時，這些菜鳥也會跟著四處嬉戲，雀躍不已。牠們會感染同樣的情緒，在行為上有樣學樣。當然，也可能同樣感染上害怕和痛苦的情緒。
「我曾在倫敦的動物園看過飼育員餵豬的景象，一群豬跑過來圍著飼育員，但有一隻慢吞吞在另一邊沒有發現，結果某隻豬還特地跑回去叫牠過來，並沒有（像人一樣）覺得少個競爭者反而更好。」黃宗慧想藉此傳達——人喜歡強調自己跟動物不一樣，現在證實連動物都有共感能力了，為何人反而視同理心為可有可無之物？
在《動物的內心生活》裡，渥雷本也談到從科學角度解釋共感的方式，認為雖然目前只確定猿猴跟人類一樣擁有鏡像神經元（mirror neuron），但凡是群居動物，都有類似的腦部運作機制，會設身處地與同類產生同樣感受，因為這種共感是社會群體能夠有效運作的基本條件。渥雷本明知別人怎麼批評，他還是要這樣書寫的原因也正在此：共感不能輕易被犧牲。
渥雷本也高度意識到人在自然網路中應負的倫理責任。例如在〈兇惡的樹皮甲蟲〉一節中，分析了牠們的習性與對森林的破壞之後，他卻說：
現在我們應該再一次自問，樹皮甲蟲是否真的有害？於我，答案是毋庸置疑的——「無害」！這種動物屬於會「趁虛而入」的寄生昆蟲，也就是說，牠們原則上只能在不健康的樹木上有所斬獲。真正大規模繁殖，也就是一種連體質強健的樹木都會因此認栽的蟲害，起因為人類先把自然的遊戲規則改變到某種程度，以致甲蟲一發不可收拾地繁殖。那可能是透過大量栽培人工林，或是排放有害氣體而導致氣候變遷——反正追根究底，使這個精細調整過的天秤失去平衡的不是甲蟲，而是人類。若說甲蟲是這些弊病的訊號，我們人類是否也難辭其咎？牠們其實只是讓早已失衡的現象更尖銳化，並讓改採更貼近自然的發展路線顯得更迫切必要吧？
人時常覺得自己在自然之上，但渥雷本在書中每一章節都不斷把人擺回自然的網路之中。尤其我們活在人類世中，已經把地球帶到一個只有人類能負責、但又負不了責的狀態，所以渥雷本提出這樣的要求：「假如我們所有的人，都可以減低一點自己的欲望與需求，與我們共存的其他生命，就會有足夠的容身之地。」
渥雷本或許說服不了很多科學家，但他有一批死忠讀者，可以去發揮他的影響力。黃宗慧說：「克制慾望很困難，而剝奪卻很簡單，但如果你願意做不一樣的選擇，與其他生命共好，那麼你會願意讓一點空間出來。況且這些空間對我們人類來說，也並非那麼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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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未曾有過畫面的戰事日常，非虛構漫畫的記憶再現：評《阿蘭的戰爭》
二次世界大戰對人類歷史造成的衝擊，大概就如同電影《綠野仙蹤》（The Wizard of Oz, 1939）的這句經典台詞，彷彿一陣狂暴的龍捲風，釋放了18、19世紀所積累的各樣爭論和衝突，粉碎了人們對未來進步的樂觀和期望。大規模的暴力和殺戮、國家機器的動員、意識型態的極端化、民族主義的惡意種子四散……二戰所帶來的影響，無論表象或深層，皆未隨著時間而淡化。即使後繼的冷戰在某種意義上已然結束，但左右今日世界秩序運作的諸多因子，都能在這場近80年前的戰爭中，找到直接或間接的源頭。
二戰幾乎改變了所有的一切，戰前戰後已是截然不同的世界，此後人類心靈的樣態再也回不到過去。
▇漫畫是戰時宣傳，也為戰後自省
關於二戰的研究，這70年來從未曾斷過。不同領域、不同世代的研究者，都試圖從各自的專業以及當下的關懷，對這場戰役提出不同的觀點和詮釋，並在過程中挖掘出隱沒的史料，努力還原這場戰鬥所觸及的各種面向。在文化的創作上，二戰也是不同媒介關注的素材，小說、攝影、繪畫、劇戲、電影、影集再到電玩等等，相關作品不勝枚舉，不管是直接的描繪或隱晦的暗喻，誕生出無數的傑作。
作為20世紀興起的創作領域，二戰也一直是漫畫創作的重要素材。最知名的例子，或許是美國超級英雄漫畫對納綷題材的挪用，打造正邪對抗的衝突。《美國隊長》最初即是以納粹為對手，成為美國戰時宣傳的一部分。
在國人更熟悉的日本漫畫中，日本左派和右派思潮在主流漫畫的世界裡，對二戰的演繹和詮釋迥異甚至完全對立。二戰除了作為漫畫創作的靈感，另一脈絡則是針對戰爭進行非虛構的描述。十分巧合的，類似題材的作品近年紛紛引進華語世界，譬如簡體中譯的《法國往事》（Il était une fois en France），這部Sylvain Vallée編劇，Fabien Nury繪製的法語漫畫，透過藉戰爭獲取暴利的法國猶太裔商人Joseph Joanovici的一生，描繪戰火下人性和道德的灰色地帶。
又或者完成於上世紀70年代的日本漫畫家水木茂自傳漫畫《全員玉碎！》。水木以在南太平洋前線的親身經歷，道盡戰場上視人命如草芥的荒謬；最後對全員玉碎的盲從和堅持，更隱隱呼應著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無責任」體系的論述。
▇非虛構漫畫的史學挑戰
即使已經有這麼多虛構或非虛構的作品，法國漫畫家艾曼紐・吉貝（Emmanuel Guibert）的《阿蘭的戰爭：烽火下的荒誕與日常，一個二戰大兵的意外人生》仍別開生面，畫出了二戰為人所忽略的側面，也呈現出漫畫作為「紀實」媒介，所能具有的潛能和承載力量。
《阿蘭的戰爭》從敘述的編排到內容的繪製，都在挑戰人如何留存記憶、捕存過去這個最基本的人性需求，以及最困難的史家任務。
作者在1994年在法國渡假地雷島上，巧遇了本書的主人翁阿蘭．克普。當時阿蘭已經69歲，意外地和相差30歲的吉貝成為忘年知交。阿蘭非常健談，他的二戰回憶令作者印象深刻，進而起了合作的想法，想把阿蘭的人生故事畫成作品。兩人前前後後進行了數小時的錄音訪談，並陸續將部分內容繪出，於雜誌上連載。
阿蘭也會閱讀這些成果，在不侵犯作者作畫空間的前提下，和腦海中的記憶比對，給予贊同或指正。不幸的是，這樣的合作沒有維持多久，病魔就纏上的阿蘭。1999年他因病離世，趕不上第一冊的出版（原作分3冊，分別於2000、2002、2008出版），作者則繼續以十多年的光陰，將阿蘭的人生歲月，整理成這部漫畫。
雖然作者強調他們並非進行歷史學家的工作，但這過程無一不是進行口述歷史訪談時共同的體驗和經歷，試著藉由數次的訪問，以看似聊天的方式，讓受訪者在輕鬆、沒有防備的清況下，將過去如液態般流動的記憶一一喚回，以言語的方式逐漸固化，再由訪談者將這些固化的凝結，組合拼湊，去除口說轉述時混入的雜質，整理出完整的脈絡，轉化為文字書寫，由受訪者確認無誤後呈現。甚至連來不及完稿受訪者即已離世的遺憾，都是口述史家常見的感嘆。
挖掘、整理、轉化，經由這三個階段的反覆運用，歷史學徒們經由親歷者的主觀印象，努力還原已然消逝的過去。作者和習於文字的文史工作者最大的不同，大概就是漫畫的敘事形式。作者獨特的畫風，使得最後「轉化」的階段，產生文字難以達到的厚度與空間。吉貝的風格本來就偏向寫實，線條往往近乎素描，並搭配墨色的暈染和大量的留白，製造出想像的韻味。
▇多數圖像皆未曾有過真實的畫面紀錄
《阿蘭的戰爭》裡更進一步，以類似「轉描」（rotoscoping）的畫面處理歷史。轉描是動畫常用的技巧，最早是將電影畫面投射在毛玻璃上，由繪者依照真實的投影進行描繪。這項技法後來逐漸被軟體取代，使用的作品很多，1980年代挪威樂團a-ha的暢銷單曲〈Take On Me〉，MV以這個手法跨越現實和漫畫之間的界線，可能是最好的詮釋。
《阿蘭的戰爭》運用近乎臨摹照片的筆調烘托出「真實感」，然而不要忘了，這些畫面多數皆未曾有過「真實的」畫面紀錄，而是經由作者吉貝的想像，替主述者阿蘭腦海中的回憶片段補上了畫面，賦與了重量和力道。
《阿蘭的戰爭》不只是單純的口訪紀錄，而是吉貝應用他創作的特質，使得回憶者「真實」的口述和紀錄者「想像」的理解之間，達到和諧的平衡。如作者在序言所言：「有時候，我的描繪與他的經歷相差十萬八千里，環境背景或人物都不一樣，但他都視為創作之必要而欣然接受。或者有另一種情況是，他發現自己籠統描述的某個場景，到我筆下竟與他的記憶疊合分毫不差，簡直把他搞糊塗了。」
文史工作者可能無法擁有如吉貝那麼大的自由（但不能否認，多少保有相似但有限度的敘述寬容），至於文本與傳主腦中的記憶分毫不差，則是每位有志於史者渴求的「歷史神入」（historical empathy）。
▇在遷徙、流動中，一位男孩長成了大人
在內容上，《阿蘭的戰爭》觸及了近來歷史研究的新浪潮，以個人史或生活史重新去理解過去，承繼著上世紀「由下而上」的史學視角，更進一步將個人從「集體」的概念中解放、還原。
從「微觀」出發，以一個人的生命史切入，重新理解過往以「大我」為中心的大論述。這樣的觀點，也許不會帶來大結構的劇烈改變，但能重新補足過往歷史書寫中被剔除的血肉。這些細膩處的填充，不僅使得歷史更為全面立體，同時也能令身處不同時空的個人，產生歷史感的共鳴。
這或許正是阿蘭的人生故事一開始吸引作者的原因，「其實這些故事除了其中兩三則以外，多數都平淡無奇，與我看過的二戰電影或故事相距甚遠。然而這些故事帶著真實的印記，讓人無法自拔。」
不同於常見的英雄敘事或控訴批判，《阿蘭的戰爭》呈現另一種風貌。那是一場沒有作戰的戰事，記錄一位二十歲不到的年輕人加入軍隊後人生的改變。阿蘭抵達歐洲戰場時，戰事已接近尾聲，書中沒有最前線的激烈交火、殺戮的醜陋，也不談什麼偉大的情操，就是一位平凡的大男孩，在平淡、略顯壓抑的軍旅生活中，逐漸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
與其說這個故事和二戰有關，倒不如說這是一位男孩變成大人的成長故事。二戰退居成背景或配角，真正的戰爭不在戰場，而是在阿蘭的心底。戰爭帶來遷徒和流動，他離開了美國，與許多人結識，發展出情誼，即使許多只是一期一會的交集。隨著不同的際遇，阿蘭一步步在成人的世界裡摸索自己的面貌，最後選擇留在歐洲渡過人生。
▇戰火下的平凡人生
和所有人一樣，老年的阿蘭，人生有愁悵有遺憾，也有和解和寧靜。這因為戰爭而改變的人生，沒有什麼戲劇性的轉折，就只是面對時代的洪流，努力度過生命中的每一天。
這不是二戰的故事，無涉國家社會的起落，也沒有強說愁的感嘆，更沒有什麼明確的呼籲和訴求，而是一位老人暮年回首人生的雋永韻味，有點平淡，但卻和你我一樣。
相較於作者在每格漫畫背景中如同照相般精準的描繪，畫中人物的面容卻只用最簡單的線條呈現，沒有太多可以辨識的特徵。或許吉貝筆下想捕捉的，不是阿蘭或他親友的臉孔，而是屬於芸芸眾生的面貌。
類似的人生故事，還在歷史的大敘述之中，等待人們去挖掘。這不只是為了還原歷史，也還原了多數人與時代之間的互動。相較於史家的拘泥或創作者的天馬行空，《阿蘭的戰爭》體現了紀實漫畫所能擁有的潛能，那是真實與虛構之間平衡的交點，更是直擊人心的共鳴和感動。●
阿蘭的戰爭：烽火下的荒誕與日常，一個二戰大兵的意外人生
La Guerre D’Alan
作者：艾曼紐・吉貝（Emmanuel Guibert）
譯者： 陳文瑤
出版：臉譜
定價：45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艾曼紐・吉貝
1964年生於法國巴黎，在20世紀90年代「法國新漫畫」運動中崛起，成為少有的既受廣大讀者歡迎，又得到專家、評委青睞的漫畫家。曾獲法國安古蘭國際漫畫節「心動獎」「年度漫畫獎」、漫畫評論人與新聞人協會評論大獎、布盧瓦漫畫節大獎、美國艾斯納最佳國際漫畫獎等諸多重要獎項。另有《阿蘭的童年》、《攝影師》等重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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