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談》追尋真實的虛構實踐:賀淑芳、童偉格談《蛻》與五一三事件
作家賀淑芳剪了短髮,據她說,那是她自己拿剪刀剪的。「自己剪?刀刃遇到頭髮,產生阻力,很容易歪掉啊!」我看著她清新整齊,如學生般的髮型驚訝說。賀淑芳笑說,「是剪歪掉了。圍著圍巾,你看不出來。」笑容一貫的溫柔靦腆。
很難將這樣的作者,與她書寫中毫不迴避的殘酷與暴力,破碎的角色們(受虐打的女人、必須使用暴力以解痛苦的男人、以碎布編織繩索意圖上吊卻被嘲笑「你在搞什麼飛遜」的布店女孩……),以及書寫至今未曾動搖的堅信連結起來。
那份堅信,如同對談現場,作家童偉格引用歷史學家提摩西・史奈德(Timothy Snyder)所言:「受害者是人,所以對他們真正的同情與理解,應該是去了解他們的人生,而非只是去審視他們的死亡。」
近日甫出版,直面馬來西亞五一三事件的長篇小說《蛻》,正是賀淑芳運用虛構技術,創造出許多角色接力的內向性聲音,述說關於受害者的真實。
➤貪心、不安、清醒的書寫者
賀淑芳和童偉格兩位作家對談《蛻》,賀淑芳首先坦言,7年前寫作時她選擇「徹底魔幻,閉門造車。」因為政府單位刻意噤聲的管制,能取得的資料少之又少,拿得到手的卻沒什麼參考價值。
例如國家檔案局裡馬來人與華人和諧親愛、互相贈花的照片。政治作用力下的留白,合理地讓作家選擇繞過歷史,然而進入書寫,發現這是條無法前行的路。賀淑芳拋棄舊稿,從頭來過,這次她去採訪事件家屬,儘管這路在各方聲音干擾與當事者顧慮下同樣艱辛,但至少,可以放手在真實細節搭建起的牆垣裡,盡情虛構了。
童偉格指出,《蛻》在類型上「不是所謂的歷史小說。意思是說,它不會僅僅只是歷史的附註或歷史的翻譯而已。正好相反,這其實是一個事關歷史書寫的現代小說。」讓人想到賀淑芳曾說自己「是個貪心的人」,解讀她所謂的貪心,應該更接近雄心。
《蛻》的敘事從受到約束的裸體畫室揭開序幕。人體畫模特的男孩穿著泳褲,呈現政治介入下,身體被隔離的標籤。凝視身體,如實描繪身體,難如登天。從被箝制的身體意象進入歷史,像一根針刺挑讀者的神經,反思政治威權怎樣深入各場所,像切割動脈般,阻斷我們與原初的身體或慾望連結。
讀者不安,作者本身也不安。賀淑芳說,寫這本小說也是冒險,她擔心這樣書寫歷史不正統,擔心言說主體會破壞五一三的框架。童偉格回應說,他喜歡這個不安。在檔案空白的冷硬現實下,「作者以自己發明出來的,琢磨好的聲音,企圖帶領我們進入我們的日常語言不能夠進入的地方,這就是這個小說的目的。」
童偉格提醒讀者閱讀小說時要有耐心,「彷彿進入霧中,進入荒原裡面的身體感受,是這個聲音被造出來的理由,這聲音如同一種迷霧裡面的嚮導。」
童偉格說賀淑芳其實是清醒的,具備現實意識的。賀淑芳的書寫並未背離受難書寫,早於〈死人沼國〉一文,就可窺見《蛻》的起點。她並未浪漫化受難者的形象,未將受難者擺在那個刻板的位置。
➤讓自我的時間閉合
「文學創作很辛苦。」五一三事件的相關文獻實在太少太難查找,能找到的閱讀資料付之闕如。童偉格最後搜索到一部紀錄片,是廖克發於2019年完成的《還有一些樹》。影片裡有段記事,呈現事件後從馬來西亞寄出的信件加蓋標註四種警語的郵戳:「請勿散播謠言」。有關當局下令噤聲,由官方統一對外口徑,真實只有一個版本。真實的單一化、絕對化,是威權體制難以撼動的滅證,並且導致族群間隱形的對立遲遲無法修復。
十多年來的書寫意向,是否能理解成,言說主體試圖修復歷史,將歷史自身,從民族國家的歷史解放出來?
童偉格詢問賀淑芳:「建構這個長篇小說的重要意義,是怎麼樣把那個言說主體發明出來,非常內情,非常抒情的聲音。這個聲音在十多年以後,第一次要帶我們跨越非常難以跨越的領域,充滿死難的歷史,這個聲音還是一樣脆弱,一樣的敏感,但十幾年的時光到底加之於這個聲音什麼東西?」
可能是作家本身的感性與敏銳,又或者答案早已醞釀許久。賀淑芳直接給出的答案是撼動的,如同詩,那樣深刻,像賀淑芳本人也是如此,溫柔強悍。
賀淑芳比喻記憶有如光透過葉子的縫隙閃爍,從來不是線性,可以想像成平攤的,從一點跳耀至任一點。那些點在時間繞了一圈後,產生連結,而時間在此神祕地閉合起來。「當你體驗到這些時,你會說,還好我有多活這十年,而且為了這種閉合感,我願意再多活另一個十年。」賀淑芳說。
《蛻》不但在召喚墓園裡的生者,跨越歷史的陰陽分界,如童偉格所言,「像生物蛻皮一樣,去尋回生的意志。」也像作者這些年來自我重重包覆與凝結,然後在時間閉合點,幻化出脫。
一個自己拿剪刀剪頭髮的女孩,用圍巾包裹著她認為的瑕疵,儘管在我眼裡,看起來已經很美了。賀淑芳謙虛,仍對自己的書寫冒險感到不安,但她也說,「也許我沒有很成功,但我在路上。」明明白白,抬頭挺胸,這是條長路,作家要繼續前行。●
蛻 |
作者簡介:賀淑芳 一九七○年出生於馬來西亞吉打州,馬來西亞理科大學物理應用系學士,政大中文所碩士,南洋理工大學博士,曾任工程師和報章副刊專題記者,以及馬來西亞拉曼大學講師和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助理教授。 曾獲中國時報文學評審獎、聯合報文學獎、九歌年度小說獎,以及臺灣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首屆馬華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補助等。著有短篇小說集《湖面如鏡》、《迷宮毯子》。 |
金鼎獎47.特別貢獻獎得主專訪》前衛出版社創辦人林文欽:知識人必須推動臺灣智識提升
「你看,這4個字閣較嚴重」,前輩話說到一半,特別走回辦公室,找出朋友為他複印的舊公文,左手拿著文件,右手食指順著紙上的文字往下比,「『清查報繳』,各單位若是有這本冊(tsheh,書),就攏愛繳起去(kiáu khí-khì,繳交上去)喔!」
這位拿著公文的「台灣男子」名叫林文欽,1982年11月創辦前衛出版社,是40年來的社長,也是文化部第47屆金鼎獎特別貢獻獎的得主。他手上的這份公文,是由臺灣警備總司令部發函,要求新聞局配合禁書相關作業的公文,查禁的正是前衛所出版的一本書籍。
被查禁的書是《島上愛與死》,書中收錄詩人作家施明正數則短篇小說,主題大多圍繞獄中政治犯的心理狀態,其中如〈渴死者〉、〈喝尿者〉等作,都已被認定為臺灣文學史上的經典之作。而當時,前衛成立還不到12個月,林文欽就決定出版這本危險的小說集,結果不出所料地遭到當局查禁。
林文欽並未因此退縮。「我彼當陣喔,是去食著好膽藥仔啦。」他笑著回想。在他的領導下,前衛出版社繼續出版各種臺灣文學作品,之後擴及歷史和政治評論,近期更發行《一桿秤仔(漫畫版)》、《小王子》臺語譯本等符合新世代需求的書籍。
事隔40年,這位當初吃下「好膽藥仔」的出版界前輩,收到了另外一份公文。這一次,公文帶來的是好消息:他不再是政府眼中的麻煩製造者,而是國家肯定的重要文化人。40年前的新聞局要清查他所出版的書籍;40年後,由新聞局轉型而成、國家最高文化主管機關文化部,卻要以國家級的獎項認可他一生的貢獻。
金鼎獎評審讚譽林文欽「秉持理念、與時俱進」,並肯定前衛出版社是「臺灣既有本土關懷兼具世界視野的民營出版單位之一」。究竟,林文欽如何從一名年輕編輯,成為懷有雄心壯志的出版社創辦人?
➤出道之路:從讀選集的人,變成出選集的人
林文欽是雲林人,1954年生於濁水溪南岸的崙背鄉,成年後到臺北的中國文化學院文藝組讀書,在陽明山上度過大學4年。畢業後以預官身分到高雄旗山的海軍陸戰隊服役,負責處理軍中公文。
1979年,才剛退伍的他回到臺北市,在三民書局擔任編輯。老闆相當器重他,不但為他配給宿舍,而且一聽到他晚上要去聯合副刊兼職,竟馬上問:「偌濟(guā-tsē,多少)錢?我加予(hōo,給)你!」到職才一年,林文欽就在這間當時最大的民營書店當上小主管,負責策畫一套臺灣老中青三代作家的作品集結。
這樣的「集結」是當時出版界的常見策略。林文欽回憶,他當時讀了鍾肇政所主編的《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工餘也經常在附設的書店讀書,對遠景出版社發行的各種國內外作家選集印象深刻。
所以,當3年10個月後他「出師」創辦前衛出版社時,也馬上許願能為臺灣作家出版選集。他觀察,那時不同作家作品散落各處,不利於累積能見度,選集因此是好的策略。經過多年準備,他終於在1988年正式啟動這項計畫,到了1993年終於出齊50冊,蒐羅57位臺灣作家的作品。
當時,與其說這樣強調臺灣主體性會引發爭議,更精確的說法是,文壇主流根本不認為臺灣有自己的文學可供討論。林文欽至今仍清楚記得那時的氛圍:有臺大教授輕蔑地說「哪有臺灣文學」,還有知名文化人甚至主張臺灣文壇所有作品「都只能算是邊疆文學」。說起那時出版的心情,林文欽是這樣形容:「我是賭一口氣——咱臺灣嘛是主體!」
➤警備總部迫使他成本加倍,反對運動則幫助他拓寬銷路
從《島上愛與死》等敏感作品,一路到《台灣作家全集》,前衛出版社對臺灣主體性的堅持也引起威權政府的注意。除了查禁之外,當局還有其他騷擾手法。「譬如藉口欲買冊,敲電話問一寡有的無的,問甲一小時。閣譬如彼時公司對面有一間便利超商,一行出去!喔!Big brother閣來看我矣!」林文欽現在說起這件事已經能夠大笑。
但是,那時的情況其實並不輕鬆:「管區、調查局攏會來tshiau(搜)看我最近敢有啥物批(phue,信),阮擱有出啥物書。我後來發覺,警察攏會趁我無佇公司的時陣來,這可能是因為有一擺警備總部欲去地下室看,我著甲伊的人㨑咧(tsang-leh,抓住、逮住),叫伊擋咧(叫他站住)。」說到自己親身擋住幹員的往事,林文欽又再度面露微笑。
他並不害怕警察,但當時最讓他感到困擾的,其實是政府審查所造成的公司財務負擔。那些數字到現在他還記得清清楚楚——比如他出刊《臺灣新文化雜誌》,發行20期當中,有16期被政府查禁,雜誌的成本本身已要90元,海外郵資又要88元,而政府經常等到他已經將雜誌送去郵局才宣布查禁,把郵包通通扣下來,郵資又不退回,讓他損失馬上翻倍。「真夭壽!」林文欽忍不住唸了一句。
不過,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這段時間,也是臺灣反對運動風起雲湧的時候。「我是坐著臺灣反對運動的便車」,身為先行者,林文欽這句話顯得有點太過謙虛,但從銷量來看卻似乎不無道理。他說,會去參與抗議場合的人,經常對臺灣社會充滿熱情,卻並沒有常逛書店的習慣,因此,反對運動現場替前衛出版社帶來另一群新讀者。「彼時全臺灣有十幾臺發財車,銷路攏真好。」
發財車上陳列的那些書,包含流亡臺獨運動者彭明敏的自傳《自由的滋味》,以及二二八事件時美國駐臺副領事柯喬治(George Kerr)所著作的《被出賣的台灣》。
林文欽說,當時這些書有許多版本已經在地下流通,但翻譯與編排的品質參差,也有許多缺漏,而這正是專業出版人可以介入的時候——「我定定講,編輯就親像廚師,毋但愛做甲好食,嘛愛予伊看起來好食款(看來好吃的樣子),予人想欲了解其中的內容。」這是林文欽心中編輯的手藝,也是編輯的使命。
➤得獎的呼籲:希望政府運用經費協助提升「臺灣智識」
但在此同時,出版人也必須與時俱進。舉例而言,林文欽就認為「選集」已非現在最重要的出版策略。他分析,過去臺灣本土作品缺少發表空間,最糟的時候只能仰賴林海音在《聯合報》副刊撐起一塊園地,但氛圍改變的第一波訊號,是連宋澤萊的作品都能登上《中國時報》副刊。到了現在,林文欽半開玩笑地說,作家自己根本不需要出版社幫忙出選集。
而另一項時局的改變則令人心情更為矛盾。近來很多文化人都會擔憂讀者下滑,但林文欽說,前衛早在1990年代就已經經歷一波流失。他觀察,早期黑名單上、被政府禁止回臺的人,在國外會常訂前衛的書,訂單一次都上百本,但他們能夠回國之後,反而不再那麼渴求臺灣社會相關的知識。
同理,解除戒嚴、李登輝當選總統等等變遷,也帶來類似的影響。「逐家(大家)感覺臺灣已經解禁矣,氣氛上自由,意志就放較冗(līng,放鬆),知識追求的熱情嘛降低。」對林文欽來說,近年來網路資訊的興起並非全新的問題,而是同一問題的新一版本:「逐家認為有需要才去買就好,橫直(huâinn-ti̍t,反正)網路頂面已經有真濟(tsē/tsuē,多)好看的,結果就攏無買、無看。」而由此造成的出版業營業額緊縮,當然更是他與許多人同樣擔心的問題。
面對這樣的問題,一方面,前衛出版社確實以不同的出版策略因應,但另一方面,在獲得特別貢獻獎肯定的此刻,他也呼籲政府多多注意。林文欽相當肯定教育部的做法,認同教育部撥款給各級學校圖書館,直接讓教師有更多資源購置書籍。他呼籲,文化部和其他部門也可以效法,「至少得著金鼎獎的好冊,文化部著會買來配送予全國的圖書館,予有興趣的人攏看會著。」不但推廣具備知識內容的好書,也讓發行這些書的出版社有錢能夠繼續存活。
畢竟,如同林文欽所說,要有一個強健的國家,就必須要有強健的「精神素質」。他相信,徒有「臺灣意識」是不夠的,知識人更必須推動「臺灣智識」的真正提升,而這既需要出版社的持續推行,也需要讀者們的持續閱讀。●
閱讀通信 vol.309》長命百歲也許不難,難的是百歲無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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