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塊文化出版社邀請我，掛名推薦近期即將出版的傳記文學《色爾瑪：逃離希特勒魔掌，卻成⽑澤東囚徒》（Selma: aan Hitler ontsnapt, gevangene van Mao），使我得緣讀到一個關於中國文革受難者罕見獨特的文本，因為在中文話語中，收集、記錄、見證「文革受難者」這一獨特群體，雖然在中國本土依然被禁止，卻是已然壓抑、禁絕不住。

1980年代我涉足「文革」暴虐歷史，一上來就碰到兩大血案：安徽黃梅戲劇團女演員嚴鳳英自殺後被剖腹、北京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耘被活活群毆致死。震驚之餘，我仿佛聽到歷史深處有一股咆哮——如此沉冤若不能被公義所紓解，天良豈能安寧？一個文明幾千年都在乎「人命關天」，難道吞咽得下這「茹毛飲血」的幾十年？

接下來20年表面繁榮，內裡依舊血腥。我不敢妄言上帝是否蒞臨中國，但我看到天良的掙扎，她拒絕隱沒——那民族創傷，驅動歷史記憶如地火，在民間暗自流轉，塑造著「記憶社會化」，推動受害者言說，漸漸顯身為公開論述。其中最著名的，包括丁子霖尋訪「六四」死難者、王友琴調查「紅八月」罹難受虐教師、胡傑獨立製作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五七年右派向共產黨公開索賠、廖亦武對倖存地主群體的口述實錄等等，而追尋數千萬死於飢餓民眾的楊繼繩《墓碑》，可謂最新一次宏大的高潮！

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2004年5月第一版）中，已經錄入503名受難者，可是今天我才知道，文革受難者仍然有「失蹤者」，猶太人色爾瑪可能是晚近發現的一位。

➤毛澤東中國裡的外國人

上述這本傳記文學，由荷裔紀實作者卡羅琳．維瑟（Carolijn Visser）所著，曾獲2017年荷蘭利布里斯歷史獎（Libris Prize）。此書以荷裔猶太人色爾瑪的人生經歷，具體而微地描述了毛澤東統治時期複雜、殘酷的時代氛圍，以及大飢荒、文革等慘絕人寰的記錄。它是以西方人的視野——色爾瑪親身見證了大躍進、大飢荒與文化大革命，也是文革期間唯一受困中國的荷蘭人。

二戰後，大量西方左派人士來到共產中國，許多人被這個紅色政權視為「中國人民的好朋友」，其中頗有些人以讚揚「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的態度和書寫，誤導西方世界。我僅舉三例：韓丁（William Howard Hinton），1945年以美國戰爭情報處分析員的身分來到中國，參與國共重慶談判，結識了周恩來和毛澤東；1947年應聯合國徵召到中國擔任拖拉機技師，後在山西省長治市附近參加土改，並寫成紀實作品《翻身》；1971年他應周恩來之邀重返中國，頻頻出現在報刊電視上，成為中國人家喻戶曉的「老朋友」，回美國後撰寫了反映文化大革命歷史的著作《百日武鬥》和《深翻》。

另一位韓素音，英國籍亞歐混血作家，在20世紀冷戰時期多次到訪中國，在西方主流媒體《紐約時報》、《泰晤士報》等發表訪華見聞，讚美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深刻影響西方世界，其作品被認為是中國共產黨革命的支持者。藉由西人的見聞和書寫美化中共這個暴力集團，乃是從延安就開始的一種成功宣傳策略，最早的一個著名例子，便是愛德加．帕克斯．史諾（Edgar Parks Snow）和他的《紅星照耀中國》，1937年在英國倫敦出版，中譯本改名為《西行漫記》，引起極大轟動，成為暢銷書。

在中文之外的話語和出版物中，揭露1949年中共暴政的文字和書寫非常罕見，直到《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在1994年出版，但是關於民間和社會生活的真相依然極少。曾逃離納粹迫害的猶太人色爾瑪，卻離奇地又生活到共產體制中去，目睹了另一種專制暴政和人道危機，這樣的人生經驗，在東西方都是非常少見的。

被周恩來召回中國的心理學家曹日昌，在文革爆發後就被打成「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受到隔離審查、接受無休止的批鬥，身心俱傷。他的夫人色爾瑪當時正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教書，也被心理研究所造反派抓走關押，受盡虐待，最後自殺。造反派甚至逼迫曹日昌站在色爾瑪的遺體前譴責她的自殺，要他批判自己的亡妻，與之劃清界線。1969年1月，關押中的曹日昌被迫害至生命瀕危，送到醫院不久便死於「肝癌晚期」。

色爾瑪隨丈夫曹日昌去中國，從50年代初的肅反運動之後，就備受排擠打壓。她結婚後取得中國國籍，取名吳秀明，其實她的荷蘭公民資格，在她跟曹日昌結婚後就已經喪失。她經常去荷蘭駐中國的代辦處交涉恢覆荷蘭國籍一事，作為補救的舉措，她終於在1966年得到返回祖國荷蘭3個月的簽證，而一個月後文革就在中國爆發，她被迫在9月返回中國，這一步，便注定了她的生死，嗣後是抄家、審查與批鬥。

在無休止的羞辱中，色爾瑪依然與荷蘭代辦處聯繫，希望能夠返回荷蘭，未能成功。1968年3月，她的女兒曹何麗到內蒙「插隊」前，去心理研究所牛棚探望母親時，色爾瑪已經目光呆滯、沈默無言，不到一月，她就在絕望中自殺。

➤文革研究的未竟之處

據不同學者研究估計，文革導致的中國大陸非正常死亡人數，約為200萬到2000萬不等，其中有多少外國人，沒有統計數字。色爾瑪是不是唯一的？一個歐洲人在中國文革的暴力中，跟任何普通中國人一樣會遭遇虐待、橫死，甚至作為外國人，如果沒有當局的特別保護，其外國人身分，反而比走資派、反革命、黑幫等身分更危險、更招致迫害。這就是文革跟外國居留者的關係，是我寫這篇書評想到的第一個問題。我甚至覺得，這也可能是文革研究的一個未開闢的面向。

我想到的第二個問題，是中德比較。色爾瑪是荷蘭人，又是猶太人，具有遭受德國納粹迫害的親身經驗。那麼，同時具有納粹和中國共產黨雙重暴政迫害經驗的人，色爾瑪是不是這個世界的唯一者？由此，經由色爾瑪個案的中德比較，從政治、社會到文化，也許非常有價值。

此書關於納粹迫害經驗，談得比較籠統：「關於她的母親，早在1943年5⽉22⽇被納粹抓⾛，⼀週後便死於索比堡的毒氣室。⾊爾瑪和⽗親設法躲藏，⼀度躲到恩荷芬，當時⼀同藏匿的還有柯莉，以及她加入抵抗德軍的丈夫范德蘭。1944年，范德蘭加入荷蘭軍隊，與英國⼈和加拿⼤⼈並肩作戰，同年12⽉18⽇死於德軍之⼿。⾊爾瑪從不在信裡提及當年恐怖，也不和孩⼦們談這些。那可怕歲⽉對她影響太深……」

色爾瑪在中國文革中受迫害的經驗，非常珍貴，屬於私人角度，假如轉向宏觀角度，作中德比較，比如從德國經驗看中國文革，就會產生同謀者與受害者、希特勒與毛澤東之類的思想史問題，展現社會、歷史、文化的大視野。

➤迫害的中德比較

中國民間導演胡杰製作的卞仲雲死難紀錄片《我雖死去》，被譯成德語上了2009年法蘭克福書展，由一個小出版社譯製，主人叫施威德茨克（Wolfgang M. Schwiedrzik），據說曾經是個「毛分子」，他的妻子則是大名鼎鼎的維也納大學漢學家蘇珊娜．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文革期間留學北京，學的是中共黨史。據說他們夫婦看了這個紀錄片，很震動，找到芝加哥大學的王友琴，聯絡上胡杰。

魏格林教授寫過一篇《如何面對文化革命的歷史》，拿德國經驗（納粹）跟中國的文革經驗作對比，極有價值，尤其她做的是關於罪與責的對比。我想，沒有哪個民族比德國人更有資格談這個問題。

她的一個重要觀點是：希特勒曾使每一個崇拜者獲得滿足，由此也導致所有德國人都自覺是受害者，而拒絕面對真正的受害者。這種同謀者與受害者的「雙重身分」或「兩面性」，曾是一個重大障礙。

這種「雙重身分」的德國式尷尬，當然也發生到中國共產黨身上——「存活下來」的鄧小平為首的整個中共體制，它的全部官員（走資派），當然也包括「保爹保媽」的高幹子弟們，既是毛澤東的受害者，也是他的幫兇。更典型的，還要算是「副統帥」林彪集團、「小爬蟲」王關戚等，但沒能存活下來。不知道「四人幫」和陳伯達是不是也可以算上？其實在一定意義上，他們也是「受害者」——那就要看德國人怎麽界定戈林元帥和黨衛軍首領希姆萊。

但是，中德之間總還隔了一層，由於歷史、文化的不同，首先，主席與元首的區別——德國人跟希特勒的關係，與中國人跟毛澤東的關係，最不一樣的地方，是毛澤東從來沒有讓所有中國人都「自我滿足」、自豪過。恰好相反，這位梟雄在每一次不同的政治運動中，依次讓不同的社會階層跌入地獄，飽嘗挫折感、罪惡感、「另冊」感。他用「運動」群眾的這個法寶，變著花樣挑動中國老百姓互相批鬥，把中國變成一座「古羅馬鬥獸場」。「與人奮鬥，其樂無窮」——這是希特勒絕對沒有的一種興趣，西方漢學家不太容易看懂現代中國和中國革命，有些人不是也曾經霧裡看花地崇拜過毛澤東嗎？

還有一層不同。納粹歧視非日耳曼人，專殺猶太人，也有個專用名詞，叫著「種族滅絕」（genocide）。可是史達林、毛澤東殺的大多是自己黨內的競爭者、自己民族和國家的老百姓，這該叫個啥，好像還沒人發明個詞出來。

這個區別不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它使「同謀加受害者」的雙重身分，更加曖昧，直接影響魏格林說的整個民族的「道德記憶重建」。

至於民間，魏格林認為處於一種「記憶群體」分散、割裂狀態，大家各取所需、相互攻訐，因為「每一個人、每一個曾經參加過運動的階層、每一個政治團體，都要從歷史經驗中尋找出能夠支撐重建其自尊的東西，同時又要設法忘卻與此目的不相關的東西」。這個觀察很準確，但是我不知道她會不會看清楚，這恰好是官方所樂見的一個局面。

中國與德國最大的不同，在現實體制層面，第三帝國徹底崩潰，希特勒沒有任何繼承者存活下來，這使得德國人的反省沒有任何制度的阻力。

這在中國恰好是相反的情形。魏格林問道：「年輕一代為何不起來強烈要求公開討論文革的問題？這是一個難以理解的現象。」可是，為什麽她沒有問：「中國當局為什麽至今不允許公開討論文革？」

➤遺忘的中國

而且，中國當局在「六四」以後所竭力施行的「全民族遺忘運動」，難道是國際社會和西方漢學界視而不見的嗎？今天中國的年輕人，除了還知道毛澤東是誰，對劉少奇、林彪、四人幫等一概聞所未聞，連20年前的趙紫陽都很少有人知道了。這麽一個民族，你還指望她有道德記憶，不是異想天開嗎？

毛澤東的畫像還掛在天安門城樓上、他的遺體還躺在對面的紀念堂裡——請一個德國知識分子設想一下，假如二戰之後希特勒在德國還仍然享有這樣的待遇，德國民族還能反省第三帝國對猶太人的罪行嗎？他們還有能力認識「為什麽大多數人違反最基本的道德原則，而跟著偉大領袖走」嗎？

中國官方在最權威的公共空間保護著這個「象徵」，就保護了每一個文革參與者心裡的「小毛澤東」——「同謀與受害者」這個雙重身分就不會瓦解，毛澤東就依然俯視著中國，而在他的注視之下，人們就不必理會受害者。而且，文革之後的一幕幕歷史，又一再加固了必須保住「毛澤東」這塊神牌的思路，因為他就是這個政權的來源。其實問題沒有那麽深奧：德國民族跟著希特勒毀滅過一次，中國則沒有。

色爾瑪提供的視角，在今天的最大意義，乃是中國已經出現政治制度上的倒退與復辟，毛澤東也「找到」了他的接班人。習近平與毛澤東沒有血緣關係，但其嗜血的遺傳清晰可辨，那上承兩千年前的商鞅秦制，從古至今的歷史脈絡從未斷過，所以至今中國還不是一個現代國家。●

《巧克力身世之謎》的前身為福音館在2021年出版的月刊繪本《たくさんのふしぎ》4月號，由原繪者Junaida在新增插畫及重新繪製封面後，單行本《ひと粒のチョコレートに》於今年10月初出版，正體中文版也隨後在11月跟上腳步，成為親子天下「科學不思議」系列的第7七本作品。這本書由專門研究食品油脂的食品物理學教授佐藤清隆撰文，他投身這個領域已經超過了40年的時間，巧克力的油脂更是他的專攻項目。

➤可口的知識與書封

佐藤清隆對巧克力的功效、產地、歷史等各方面，都擁有豐富的知識和實踐經驗。在撰寫本書之前，他還出版了數本與巧克力相關的專書，包括合著的《可可與巧克力的科學和浪漫》（暫譯，カカオとチョコレートのサイエンス・ロマン）、《巧克力的科學》（暫譯，チョコレートの科学），以及獨著的《巧克力的散步道》（暫譯，チョコレートの散歩道），甚至還開發了世界上第一台手動式可可豆專用石磨機「ショコラミル」。如果巧克力是甜食中的國王，那佐藤無疑就是巧克力研究裡的王者。

對繪者Junaida來說，情況則大為不同。與過去充滿想像的創作內容大相逕庭，《巧克力身世之謎》是他的第一本科學繪本。他在個人Twitter上提到，製作這本書耗費了一年的時間，過程中他不只到Meiji明治與蒲公英巧克力（ダンデライオン・チョコレート）的工廠參觀，還在家裡種植可可以便觀察。為不同以往的主題與領域插畫，對他來說是一次收穫豐碩的創作經驗。

在談書中內容之前，必定要先提的就是讓人驚豔的書籍設計。本書由日本知名的裝幀家祖父江慎與志間かれん（cozfish）共同打造。祖父江慎經手過的書籍無數，松本大洋、酒井駒子等人的書籍都曾由他擔綱裝幀設計。

Junaida在分享新書上市的書訊推文中也特別提到，這次為了呈現類似巧克力包裝風格的書籍，下足了功夫，藏有各種巧思。包括印刷在コズピカ銀紙上，有著刻意裁剪，如撕開的包裝紙的銀色部分，以及拿掉書衣後，像一大塊完整巧克力的書本本體。

除了這兩項明顯的設計外，為了更顯逼真，還有一項較容易忽略的設計，也就是後書衣摺口上的虛線。Junaida玩心大起，要大家務必將它摺起來，感受一下這別有趣味的小小驚喜。這些考慮周到的細節，不只成功呈現甜蜜美味的視覺效果，也讓人更為期待起翻開書頁後的精彩內容。

➤神奇的巧克力之旅

在閱讀這本書之前，我只知道巧克力的原料是可可豆，但它究竟怎麼製作而成，真的毫無概念。這一趟解謎之旅以巧克力入口即化的口感開場，帶出製作巧克力必不可少的油脂以及它的原料可可樹。可可油會在約25度以下的溫度呈現堅硬的結晶，但又會在接近人體體溫的溫度下融化。在所有用來製作食物的油脂中，只有可可油具有這種特性。看到這裡，不得不驚嘆大自然的奇妙，因為有這樣的植物存在，人類才有機會發現並利用這個特質，製作出如此可口討喜的甜食。

佐藤清隆接著介紹了可可樹苗的生長環境，以及它在生長期間可能會遭遇到的問題。在歷經重重挑戰下長出來的可可果實，通常會有30至40顆的可可豆被果肉包覆在裡頭。這樣的份量看起來好像不少，其實也只夠做出一片普通大小的巧克力磚而已。

要從可可豆變成巧克力，在採收之後，還要經過發酵、乾燥、烘烤、去皮、加熱及研磨，還有調溫冷卻定型等步驟。其中讓我特別印象深刻的就是「發酵」。過去我只知道咖啡豆有水洗、日曬、蜜處理等處理法，但不曉得原來可可豆也有類似的加工過程。

發酵不只去除可可豆的酸澀味，還藉由可可樹所在環境中不同的微生物種類與數量，讓發酵後的可可豆各具獨特的滋味。換句話說，可可豆的風味記載的是不同的風土記憶，像是書中提到厄瓜多的可可豆苦味酸味皆強，香氣類似花香，但是到了委內瑞拉，苦味就較為柔和，有著類似堅果的香氣。

透過佐藤淺顯易懂的文筆，我們瞭解了可可油脂在接近人體體溫下融化的神祕特性、可可樹的種植過程、果實收穫前的艱辛、加工過程中涉及的工序，因產地不同而產生的味道差異、從可可飲料逐漸變成巧克力，成為療癒人心的甜食代表的演變歷史，以及直到製作出牛奶巧克力為止的反覆實驗過程等等。

雖然巧克力是當前每個人都可以輕鬆入手的食物，但讀完這本書就會知道，從人類發現可可樹開始，一直到讓巧克力演變成現在的形式，實際上經歷了近一萬年的漫長時間。在這麼長久的時間裡，人們不斷不斷研究如何讓巧克力變得更加美味以及方便食用的方式。當我們慶幸自己生活在輕輕鬆鬆就能享受巧克力時代的同時，也要知道它其實得益於過去的各種技術改良與不能稱上幸運的巧合。手中的巧克力蘊含的不只是人類的智慧、創意、技術，同時也有著侵略和剝削的歷史。

《巧克力身世之謎》從科學也從人文的角度切入，提供了與巧克力相關的一切，傳達了扎實的食育知識。如果大小讀者跟著佐藤教授詳盡的解說，以及Junaida別有魅力的插畫走完這趟解謎的旅程後，能藉由這個受人喜歡的甜食對相關的科學和歷史主題產生興趣就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