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弄髒又如何，髒又不會殺了你：訪吳曉樂《那些少女沒有抵達》
在新作《那些少女沒有抵達》的寫作過程中，吳曉樂曾經擔心：會不會有人在讀了這本小說之後，跑出來質疑她厭女呢？
這樣的擔心，是基於她打造「母親」這個角色時的一個選擇。從小說的第三頁開始，讀者就能看到女主角承受著母親的高壓控管，之後更會發現主角因而深受創傷。但在此同時，吳曉樂卻選擇不將母親的作為歸因於任何「苦衷」──她選擇不讓母親出身貧窮，或者童年時曾被惡待，甚至還讓這個角色在事業上也相當成功。
這樣的設計，違背了近年來流行的某種套路：母親之所以會對自己的小孩殘忍，總是因為過去被壓迫的經驗，再不然也是因為某些長期以來的辛苦。更廣泛來說，造成傷害的女人，似乎總是要有自己的苦衷，即使她壓迫的是另一個女人。
依循這樣的套路也許是容易的事，但吳曉樂拒絕這麼做。
相反地，她批評這個套路：「這好像認為女人是完美的，總是只有被迫害之後才會迫害別人。」她認為，這樣的套路陷入了某種溫情主義，「而到了2023年，這種說法已經不再能說服我。」
➤告別溫情主義，承認女性不同的樣貌
吳曉樂的批評，其實源於她在創作過程中的自我反省。5年前，她出版小說
《上流兒童》，同樣關注強勢逼迫孩子前進的母親，但讀者不難看出，媽媽的執念源於她的家境、她的成長背景，而故事的結局則是母子之間的諒解與和解。
但後來，這本書被引進到法國，法方出版社卻表達無法認同這個結局，希望她能夠更改。吳曉樂回憶，當時聽到對方的說法，她非常震撼，也才突然意識到，她原以為合情合理的劇情設計，其實「也陷入亞洲的某種主義──我也不願意接受她是一個『人』」。
因為，如果我們接受媽媽們也都是人，就不再需要
執著於一定要給她們好的、和解式的結局，彷彿女性總是苦情，而她們的苦衷又都終究要能夠被理解、被體諒。吳曉樂說，在讀了丹麥作家斯高烏（ Leonora Christina Sko）的小說《有一種母愛不存在》之後，她的想法更為確定。
小說中的母親無法接受女兒是同志，甚至把自己罹癌怪罪到女兒頭上。女兒相當痛苦，而且，她最初的反應也是去尋找母親性格的成因，但找了許久，卻發現母親真的沒受過什麼創傷。說到這裡，吳曉樂語氣嚴肅：「當我們一直想證明某個人有創傷，這代表我們只願意看到一部分的人。」
換句話說，當我們安於「為母親找創傷」的套路，反而意味著我們還沒準備好看到女人的各種樣貌，只因為某些真實的樣貌將會讓我們感到不舒服。
唯有告別這種套路，我們才能好好體察社會上真實存在的性別不平等，以及性別的各種幽微影響力。就以《那些少女沒有抵達》為例子，吳曉樂說，與其認為主角吳依光的母親有任何創傷，更有力的觀察可能會注意到：身為事業有成的女性，母親在往上爬的過程中，很可能必須內化社會上「成功男性」的各種標準，因此「學會揚棄陰性的價值」。她甚至還要學會使用各種暴力──即使並非肢體的，是情感上、精神上的暴力。而在與女兒的關係中，母親正是不斷要求女兒壓抑感受，並且動用情感上的暴力強制執行。
不論如何，女人也可能施行暴力，也可能賤斥重要的陰性價值。這個念頭可能讓人不舒服，卻是現實。吳曉樂認為，書寫這個令人不舒服的現實並不是厭女──反而，各種套路對於母親、對於女性樣貌的扁平想像，「或許才是真正的厭女」。
「我認為這本小說，是我理解女性身分的莫大里程碑。」吳曉樂自信而且肯定。
➤接受那些不得而知，甚至享受沒有答案的狀態
是現實就應該當做現實處理，所以《那些少女沒有抵達》拒絕給出輕率的、斬釘截鐵的答案，即使那樣的答案可能看似合理，也令人感到安心──針對性別、針對母女關係如此，針對其他問題亦然。
小說裡許多地方沒有確切的答案。最明顯的莫過於，直到小說最後，吳依光還是無法清楚解釋母親為何那樣對待她。而在這個問題之外，故事中還有其他疑問，也是最終都沒有解答。
比如重要的支線劇情：發生在學校游泳池的不幸事件，只有兩位當事人在場，而這兩名少女各執一詞，講法並不一致。讀者或許會在情感上比較希望哪一方是對的，但文字本身確實無從推知孰是孰非。偏偏這個事件又後果嚴重，尤其對吳依光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談到這段情節，吳曉樂笑說：「身為作者我也不知道真相，而且是角色有意識地讓我不知道，他們把我這個作者也block（阻擋）在外面了。」不是作者偷懶不設計，而是作者筆下的角色自己就會去主動隱藏真相。畢竟，此事涉及兩個高中生心裡的祕密與糾結，不論哪個版本正確，都足以證實一名少女陰暗的念頭，而雙方又都有說謊的動機──角色自己不會讓旁人知道，於是作者和讀者就跟吳依光一樣，也不可能知道。面對這樣的不得而知，吳曉樂承認，「我如果是吳依光，也一定會陷入巨大的困惑」，但這也是必須接受的事。
而吳曉樂甚至不只接受而已。她說，面對不知道答案的事，她經常是享受的。「在小說裡，我們可以不要給出答案，這是我在寫作中最大的快樂。」
關於這點，吳曉樂分享了一個軼事。她的伴侶是律師，工作經常需要寫訴狀，而訴狀有制式的格式，寫作時又必須不時引用判例和法規，還得一字不漏、複製貼上。「寫1000個字，可能有600字在寫之前就已經決定好要長什麼樣子。」有一天吳曉樂在寫作時，伴侶經過她身旁，看了兩分鐘，問她怎麼知道等等要寫什麼，吳曉樂回答：「我不知道，而且你現在看我寫了這一頁500字，等等你一離開可能都會刪掉。」伴侶很驚訝地問：「這樣難道不恐怖嗎？」吳曉樂的回答是：「我覺得你們那樣才恐怖。」
現實中本來就會有很多的不得而知，關於真相、關於原因、關於前進的目標與過程。既然如此，對吳曉樂而言，如果還被期待凡事要按照常軌、給出確切答案，反而才是真正的恐怖。
「我受夠了臺灣一定要有答案這件事情」，說到這裡，吳曉樂音量提高，語氣堅定。她說，大學就讀臺大法律系，最後卻拒絕從事法律工作，正是因為她對此感到厭倦。「法律系有個東西讓我很累，就是一定要有答案。畢竟花幾十萬塊、幾十個小時打了一場官司，法官不能說『我不知道』。」
「而我想要停留在那個『我不知道』的狀態久一點點。」吳曉樂這樣說。
➤一起練習，踩上佈滿灰塵的地板
發現自己不知道確切的答案，甚至可能永遠無法得到解答，是件令人感到困惑的事。但吳曉樂認為這並不恐怖，相反地，以為凡事必然能得到確切答案，對她而言才是真正的恐怖。這就如同，描繪女性的可能樣貌之一，書寫其恐怖與難以索解，這些並不是厭女的舉動；相反地，以為凡事都可以依照套路理解，而拒絕看到人們真實的樣貌，才是真正帶有偏見。
不符合套路的女性樣貌，以及不得而知所帶來的困惑，這些都是會讓人感到「不舒服」的課題。而《那些少女沒有抵達》當中，吳曉樂正在陪伴讀者一起面對這樣的課題。
不舒服，但是沒有關係──對此，小說中的隱喻，是踩在佈滿灰塵的地板上。
這個隱喻出現在小說接近結尾的地方。吳曉樂說，她猜想多數讀者可能不覺得這個場景特別重要，但這是她身為作者非常重視的段落。在這個段落裡，吳依光回憶起她小時候趁暑假拜訪住在美國的阿姨。阿姨不像媽媽那麼要求整潔，家裡的地板上因此積了不少灰塵。有一天，吳依光臨時起意，踢掉拖鞋，光著腳踩在階梯上。一開始，吳依光覺得好髒，好不舒服，但多走幾步，髒還是髒的，但她意識到「原來弄髒，不過就是這樣」。
歷經了故事中的許多波折之後，女主角回想起這個童年記憶。吳曉樂說，這是吳依光的「練習」──她是個敏感的人，但一直以來，不是被母親強迫壓抑自己的感受，就是被自己敏感的感官控制。直到這個場景裡，她才有機會練習面對「灰塵」，練習怎麼回應踩上灰塵時感官給她的訊號。
對此，吳曉樂用了一個精準的詞：吳依光在試著「馴服」她自己的感官。「馴服」意味著違背母親的教導，不再壓抑自己的感受，但另一方面，「馴服」也意味著，即使在踏出第一步時，感官不斷傳來「不舒服」的訊號，她仍不容許自己被這樣的感受壓倒，仍然要求自己往下走。
去練習馴服自己的感受。去允許世界可以不完美。去練習理解「這些灰塵並不會殺掉你」。
世界並不完美，總有難以理解的人，還有難以回答的問題──思考這些並不舒服，但不會殺掉我們。世界是髒的，而在我們自己多走幾步之後，或許也將意識到，「原來弄髒，不過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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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吳曉樂 居於臺中。喜歡鸚鵡。魂系遊戲玩家。 |
現場》原來「文化底蘊」、「一見鍾情」背後都是階級？布赫迪厄《區判》譯後分享側記
社會學鉅作《區判》在出版將近半世紀後，終於被完整譯介到台灣。《區判》時常被稱為「天書」，其來有自：作者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理論野心龐大，且文句向來以詩意、繁複著稱，「一個句子可以長達半頁或一頁」，細密纏繞，頗有門檻、難以閱讀。
然而，本書台灣版譯者邱德亮一拿起簡報筆，馬上露出自信微笑，向滿場聽眾保證：「《區判》這本書我教了十幾年，我有把握能讓大家都聽得懂！」
➤從文化層面，察覺日常中隱含的權力結構
布赫迪厄生於1930年，是郵差之子，從小在法國西南方小鎮長大，畢業於菁英匯聚的巴黎大學文學院及高等師範學院。1954年他通過哲學教師會考，取得教師資格，同一屆通過會考的還有大名鼎鼎的解構主義哲學家雅克．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歷史學家埃曼紐．勒華．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
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布赫迪厄從事民族誌研究，不到30歲就出版第一本研究專書《阿爾及利亞社會學》（Sociologie de L'Algerie，英文書名The Algerians），在法國一出版就聲名大噪，1962年於美國出版。本書樹立他在人類學的名氣，也引起學界廣泛關注。
1964年起，布赫迪厄陸續於法國高等研究應用學院、高等社會科學院任教。他找來同事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及歐洲社會學研究中心的同儕合作，以總編輯身分在1975年成立學術刊物《社會科學的研究行動》（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之後他更成為法國歷史最悠久的學術機構法蘭西公學院的社會學教授 。
71歲過世時，布赫迪厄已累積了25部著作，《衛報》評價他為「許多人心目中的當代知名學者」，與傅柯（Michel Foucault）、巴特（Roland Barthes）、拉岡（Jacques Lacan）等思想家齊名。學術著述以外，布赫迪厄也積極參與政治，尤其對全球化、新自由主義和移民議題最為熱情。
《區判》不僅揭露了品味與審美標準的社會意涵，也讓讀者得以在文化、美學中察覺日常中隱含的權力。
根據Google Scholar上的統計，《區判》一書在學術界已被引用超過10萬次，引用者當中有人深受啟發，也有人大力批判。不論立場如何，身在相關領域就絕對無法繞開這部名著。
邱德亮目前任教於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前後花費10年的時間，才終於將這本他口中的「天書」呈現在台灣讀者眼前。面對《區判》這樣經典卻又難以消化的理論書，他建議，或許可以先從「人與人之間的分類和比較」這個觀念切入。
➤社會中的「分類原則」
講座一開始，邱德亮說到，人與人之間的相處總是建立於比較之上。比較時，人們採用的標準不只有單一指標，常會下意識進行綜合判斷：他的學歷高不高？有沒有錢？談吐如何？人們會藉以判斷彼此是「厲害」還是「弱」，從而牽涉到階層分類。
將人分類的驅動力不僅是分出高下的虛榮。不同社會領域中，若一個人因為他的一些特質而被分到「比較厲害」的那群，通常就能夠獲得更多好處；這些能幫助一個人獲得好處的特質，布赫迪厄就會定義為「資本」（capital）。擁有財富即是擁有「經濟資本」；若接受過高等教育、能對於文化藝術有「品味」與判斷力的優勢特質，則被命名為「文化資本」。
邱德亮以取得高等教育文憑為例，大多數人取得名校文憑背後，其實是擁有豐沛的家庭資源、投資時間心力接受學術訓練，此後才更容易能在就業市場的比較中勝出。因此，高等學歷也就是一種文化資本。
邱德亮舉朋友騎馬跌倒的故事為例：「我問他怎麼跌倒的，他說騎馬，哇！我馬上退後三步，感覺他超厲害的，我連台灣有馬場都不知道。」邱德亮說明，依照台灣社會中人們共享的分類標準，騎馬經常會被劃分為「比較厲害」的運動，但分類並不出於主觀喜好，而是這樣的分類原則「客觀存在於這個社會之中」，是由社會全體成員所共享。
每個人的「品味」——也就是人們在運動、飲食、音樂、閱讀等方面的種種選擇，總是會被認為有雅俗高低、厲不厲害之分。同時，騎馬這一類「厲害」的活動，又通常需要比較多的「資本」才能夠駕輕就熟。因此，在分析上，我們就可以依據人們的資本多寡、品味高低，分出不同的階級。
《區判》書中，布赫迪厄將擁有比較多資本的這群人理解為「支配階級」，他們的品味也普遍會被認為是比較厲害的品味。擁有較少資本的一般人即是「普羅大眾」，其品味與氣質通常會受到貶抑。介於支配階級與大眾之間，則是過渡的「中產階級」，也是布赫迪厄要探究與闡述的重點。
➤社會階級與品味的關聯：力爭上游卻總是失敗的中產階級
布赫迪厄花了相當的篇幅，在《區判》書中分析中產階級的思維與行動。邱德亮形述，布赫迪厄筆下的中產階級，總在努力學習上流的偏好與風格，往往「想要往上爬，但爬不上去」。而礙於文化或經濟資本不足、上流社會的品味也不時變化，中產階級總是無法真正習得上流品味，「不是做得太多，就是做得太少」，永遠無法自然表現、恰到好處。
邱德亮順勢提到前陣子瘋傳、上下集觀看次數平均近700萬次的網路影片《山道猴子的一生》。Eric Duan製作的《山道猴子的一生》，以「車圈」跑山文化為背景。故事主角是位在超商上班的年輕重機車友，因自卑而虛榮心膨脹，想分期付款購買售價上看百萬的酷炫重型機車跑山，陷入還款、負債的迴圈。遇到勢利劈腿的感情對象後，在新一段關係裡是非不分、迷失自我，最後遺憾地在臨時起意的山道飆車中意外身亡。
邱德亮分析，《山道猴子的一生》主角稱不上貧窮，也不算富裕，卻為了墊高自己的社會地位，打腫臉充胖子，超支、借貸購車，卻終究沒能得到認可，也讓正直的友人、善良的伴侶離自己越來越遠。
這似乎能對應到布赫迪厄在《區判》中，提到中產階級可能會刻意搬弄並不打從心底瞭解的詞彙，或是借款支付自己難以負擔的生活型態。布赫迪厄在書中指出，這種「對財產的焦慮感」、「沒有安全感的心態」，除了展現於拚命收藏不主流的藝術品，也表現在對情人的佔有欲跟嫉妒之上。
不過，邱德亮也提醒讀者，雖然布赫迪厄劃分出支配階級、中產階級、普羅大眾這三種階級，卻也同時強調階級內部蘊含的差異。以所有成員「資本總量」都很高的支配階級為例，即使位處優勢，每個成員的「資本種類」間的配置卻可能並不相同。
學界最常舉的例子，就是大學教授與富豪。大學教授享有社會名譽及學術聲望，具有高度文化資本，卻並非社會上最有錢、最具經濟資本的一群人。反之，富豪雖然擁有令人稱羨的財富（即經濟資本），卻可能也相對欠缺文化資本的積累。這兩群人雖然同屬支配階級，卻由於資本配置不同，品味、氣質也會有具體差異。
➤咖啡廳一見鍾情並非偶然：一切都關於資本與階級
關於階級與品味的關聯，生活中的例子是所謂「一見鍾情」。我們總會聽到這樣的故事：一個人在咖啡廳遇到陌生人，相談甚歡，一見鍾情。
邱德亮說，這看似是命運的巧合，但從布赫迪厄的角度出發，這樣的相遇必然也經歷重重的社會篩選：
從《區判》的分析看來，巧合背後都是基於資本的篩選，甚至可以說是相當「暴力」、一翻兩瞪眼：擁有相似的資本、產生類似的品味，才會將彼此視為自己人。我們可以思考：開頭的話題假使是閱讀選擇與電影，兩個人如何才會剛好都讀到一樣的書、看同類型的電影並產生類似的感受？怎樣的人平常會去咖啡廳？（有閒暇餘裕、不必為維持生計奔忙的人）什麼社會條件的人才會習慣在咖啡廳讀書？（有閱讀習慣、嚮往成為知識分子的人）
邱德亮特別澄清，人們未必是處心積慮想展現階級地位，才刻意選擇自己要讀什麼書、看什麼電影、聽什麼音樂。連布赫迪厄也承認，人們的心態確實常常單純地認為，自己的種種選擇是出於「我剛好喜歡」。
然而，品味與階級之間的關連，並不是人們沒有意識到就不存在。甚至正是由於人們經常沒有意識到兩者間的關連，才讓支配階級除了可以坐擁各種優勢，還能同時宣稱他們並非得益於經濟或文化資本雄厚，而是自身「有內涵」值得擁有優勢。相反地，其他人沒能享受到經濟或文化資本上的好處，則是自己不夠努力上進、「沒氣質」。
邱德亮也分享，在臺灣，富有財力的支配階級常會自稱很有「文化底蘊」。「到底文化底蘊是什麼意思，現場有人可以告訴我嗎？這樣的詞聽起來很偉大，好像是我們自己沒水準都不懂，如果真的要去問他們『底蘊』是什麼，還怕會被白眼。」邱德亮表示，即使自誇者實際上內涵空洞，支配階級卻還是能藉此強調、說明個人品味何以優越，進而正當化他們所擁有的特權。
➤期待透過《區判》，開展對台灣社會的理解
講座最後，邱德亮指出，布赫迪厄的主張經常被誤讀。不少人以為他強調的是優勢階級一定會特別喜歡怎樣的藝術，或是會用什麼樣的行事作風。在這樣的誤讀下，不時會有人批評《區判》已過時，或者太過仰賴法國經驗。邱德亮也誠實補充，他曾詢問法國人，得到的答覆也是書中案例確實已不太符合法國現狀。
但是，邱德亮想提醒讀者，閱讀《區判》時，不該被書中對70年代法國案例的討論侷限。他建議讀者可以練習運用布赫迪厄提供的文化資本、階級與品味的分析視角，去思考、去觀察自身所處的社會狀態。他期待引進《區判》之後，能進一步發展出更多符合台灣現況的社會分析——這也是他懷抱使命感，花費10年心力與同儕腦力激盪、來回討論，完整翻譯本書的初衷。●
La Distinction :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
作者：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
譯者：邱德亮
出版：麥田出版
定價：92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
法國一代社會學大師，1930年生，後於巴黎大學文學院及高等師範學院受教，取得哲學教師資格。自1964年起先後任教於法國高等研究應用學院及高等社會科學院，1981年成為法蘭西公學社會學教授。長期主編《社會科學研究學報》（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奠定其法國社會學研究主導地位。1996年自立門戶，開辦「以行動為由」出版社（Liber-Raison d’agir），專門出版社會科學宣傳小冊。終其一生，布赫迪厄不斷透過學術論辨及社會參與投身世界，著作俱稱經典，主要作品有《區判》、《學術人》、《國家貴族》、《繼承者》、《藝術的法則》、《社會學問題》、《世界的苦難》、《論電視》、《防火牆》、《實作理論綱要》、《所述之言》等。2002年辭世。相關著作：《以火攻火：催生一個歐洲社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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