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文匯報》引述香港中通社報導，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潘耀明7月22日在香港書展活動期間，表示「經過多年的爭取，在行政長官李家超的關注支持下，香港文學館近日通過馬會的贊助，終於正式構建起來」，文學館也將會在灣仔設立，暫定明年4月開幕。

然而，自2013年開始，一群香港作家、學者、文化人、藝術家、媒體人早已組成「香港文學館有限公司」，並於翌年3月在灣仔富德樓開設「香港文學生活館」。針對新館正式籌建並預告明年開幕的消息，《虛詞》編輯部欲向香港作家聯會了解更多詳情，但截至本文刊登前（8月1日）仍未獲回覆。有關此館「通過馬會的贊助，終於正式籌建」的報導，《虛詞》編輯部亦嘗試向賽馬會公共事務部查詢是次贊助內容，將包括甚麼文學範疇、費用多少、以及未來的計劃方向，唯截稿前並未獲進一步回覆。

➤「香港文學館」概念早已存在

翻查網上資料，身為香港作家聯會會長的潘耀明，亦為《明報月刊》的總編輯，並屬體育、演藝、文化、出版界選委，去年曾向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李家超發表公開信《呼籲在西九文化區建立「香港文學館」》，表示建館「有利於促進中國的優秀文學傳統及與西方文學的交流」，同時「促進中國文學包括香港文學與世界文學的交流與接軌」。

然而，自從2009年「西九文化區民間論壇」開始，一批香港本地作家和學者早已提出「香港文學館」的概念，董啟章、葉輝、陳智德、潘國靈、廖偉棠、鄧小樺、馬家輝、司徒薇和陳雲組成「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爭取設立具備規模的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曾在報章刊登〈「文要有學，學要有館」支持西九文化區創設香港文學館聯署書〉，得到數百名香港及世界各地作家、學者、文化人、藝術家等人士，包括來自台灣的作家張大春、駱以軍，以及旅居美國的學者王德威、作家聶華苓、作家哈金等，支持於西九文化區創設香港文學館。

鑑於西九管理局員當時沒有給予具體建館的承諾，倡議小組遂在2010年重組為「香港文學館工作室」，及至2014年，香港文學館有限公司在灣仔設立「香港文學生活館」，致力於提供文學的活動、創作、教育、展覽、交流等機會，本地文化界以至一般文藝愛好者熟知的「香港文學館」印象，均來自此。

香港文學生活館在過去10年間，合作過的單位包括西九文化區、康文署、香港電台、大館及各區區議會等，也曾籌劃過多項文化項目，例如定期舉辦文學社區導賞、作者對談、讀書會等，自家創立之「香港文學季」已舉辦至第8屆，2018年開始建立文學發表平台《虛詞》及紙本月刊《無形》，文學館亦曾為多位本地作家出版書籍，持續為香港文學拓闊空間。

➤董啟章：倡議建立實體香港文學館，不應只向當權者爭取

雖然潘耀明在活動致辭上表示，「過去散兵游勇的香港寫作人，有了屬於自己的家園」，接受傳媒訪問時亦提及館內將會收藏香港作家的手跡、手稿等，但有文學業界人士向《虛詞》編輯部透露，對此新建的「香港文學館」並未知情，其中包括本地著名作家董啟章。

董啟章表示：「對於這個實體香港文學館的興建計劃，我完全不知情，也沒有人問過我意見。我覺得任何人或機構，都有權去建任何東西，但前提是尊重已經在那個領域內做了許多相關工作的同業。明明知道已經有一個民間自發的香港文學館在運作多年，而且做出明顯的成績，卻當作完全沒有這回事，這是不合道義的。倡議建立實體香港文學館，不應只是向當權者爭取的，更重要的是面向作家、讀者和文學界的所有從業者，為文學界工作，向文學界負責。」

同為「香港文學生活館」前身、「香港文學館倡議小組」成員之一的詩人廖偉棠，接受《獨媒》訪問時則表示，雖曾聽說過作聯有意籌辦「香港文學館」一事，唯對此不抱期待，因為「沒有一個文聯式的官樣機構能夠發展文學，在香港尤其不可能。香港文學屬於民間。」

已訂閱40多年《明報月刊》的「次文化堂」社長、文化評論員彭志銘，亦在社交平台公開表示，對潘耀明等人強奪「香港文學館」之名的行徑看不過眼，將由下期開始停止訂閱《明報月刊》。曾任《文匯報》副刊編輯、天地圖書公司總編輯的作家顏純鈎，回覆《虛詞》時亦表示「不太知道新的文學館的背景」。

➤「香港文學館有限公司」發聲明：從未和香港作家聯會有過任何形式的合作

因鬧雙胞胎而備受大眾關注的「香港文學館有限公司」，7月26日在社交平台及官方網站發表聲明以正視聽，重申「香港文學館有限公司成立於2013年，服務業界及巿民已10年。在報導之先，香港文學館有限公司並未得悉有關計劃，亦從未和香港作家聯會有過任何形式的合作」。

香港文學館有限公司自2009年「西九文化區民間論壇」開始，倡議及爭取建立香港文學館。而本次香港作家聯會籌建文學館，卻有文學業界人士從未知悉。香港文學館有限公司認為，「若有文學館建立之如此大事，確保業界持份者的知情權與參與度，屬應有之義」，並在聲明最後，強調他們迄今關於建立香港文學館之討論中，一直保持的信念：「香港文學館要以文學豐富香港，就必須避免陳腐、避免攀附、避免閉門造車；必須由下而上、立足於民間，彰顯民間的平等多元精神」，該聲明亦獲多位本地文化界人士轉載，包括董啟章、莊梅岩、周耀輝等。

在「香港文學館有限公司」發表聲明後，潘耀明回應《獨媒》查詢時表示，「文學館是香港文學界共同追求的願望，『香港文學館』這名字亦沒有專利」，不存在「盜用」的概念，對「香港文學館有限公司」的反應感到遺憾。

香港作家聯會永遠名譽會長貝鈞奇認為，「『撞名』確有可能令人混淆」，但只要得到大家認同就沒有問題。《香港商報》日前（27日）亦有引述潘耀明對中通社的談話內容，潘表示為籌建文學館爭取18年，曾經到訪世界各地，其中2009年組團到日本，「看到一個市一個縣，都有文學館，很震撼，因此也通過各種渠道爭取」，對如今終於成功籌建「樂觀其成」，希望能有個平台讓更多人參與、分享，「做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文章授權轉載自「虛詞」，原標題與連結：〈作家聯會籌建「香港文學館」鬧雙胞胎 「香港文學館有限公司」發聲明正視聽〉）

如果說有一種理想的生活，那麼，對李金蓮來說，現在或許就是了。

晨不需早起，午前洗菜煮飯，下午寫作，寫到盡興了，晚間閱讀與追劇。好友相約便聚，或獨行看電影、散步，一週買菜一兩回。在這樣的日常節奏中，她花4年時間完成長篇小說《浮水錄》，相隔7年，才又交出短篇小說集《暗路》。

江湖人稱「金蓮姐」的李金蓮，曾主持《中國時報》讀書版面〈開卷周報〉16年，處理新聞以嚴謹、剛正聞名，但如鄰家阿姨般的親切笑容，是更多人對她的印象。

不過現在，「開卷主編」是她想拋開的頭銜，「不是因為開心或不開心，而是過去就過去了。」2012年她毅然遞出辭呈，退休後，上無長輩需伺病，女兒旅居日本多年，同樣退休的先生天天在家練書法怡情，她笑說自己過著「類單身」的快樂生活，「是人生最好的時光。」

唯有，她沒忘記對寫作的承諾。只是工作上閱歷過的作品無數、高手如雲，她大呼：「寫作的人哪缺我一個！」若有什麼繼續寫的理由，無非就是「愛寫」而已，如果還有，再加上編輯老友的期待。

因此，她總對「作家」一詞退卻，毋寧自稱「寫作者」，且對寫作一事毫無信心，就算《浮水錄》獲得金鼎獎等肯定，她仍把自己當新人，決心以短篇小說練筆。《暗路》收錄7篇小說，全是慢工打磨，字字苦行，最早下筆的〈暗路〉反覆改過15個版本，歷時整整5年。其他各篇也是，多年來，她不是大筆一揮砍掉整個段落，就是細細刨除贅語冗詞，追求的是洗練的文字，與節制的美學。

➤微小的筆尖戳進人心

《浮水錄》以她父母輩走過的1960年代為背景，描繪一個小家庭的際遇與人生浮沉；《暗路》書名呼應上作，暗隱不明，浮漂如沫，也延續她幽微如詩的淡筆風格，從日常取材，場景多圍繞在家庭或校園。她很認同日本導演是枝裕和所說，家庭是一切的核心，能輻射出社會各種面貌、各色人物，而比起高潮迭起的劇情，她更想以素樸的角度講述人生。

書中題材無奇，但人物多性格壓抑，感情受痛，如一段無果的苦戀、乏人傾聽的老後，或以真實新聞為本，一名遭性侵女子的往後人生……但即使是看似聳動的事件，她寫來仍內斂收束，這樣的文字美感即源自她所喜愛的，筆調低緩節制的日本文學家如川端康成。

選擇不直接衝撞議題，而是「繞到背後」，是作者的心之所向。李金蓮自剖，雖然自己平時也熱衷評論時事，但不知為何，一提筆，筆尖就會落到微小的個人，深入角色的內心。

面對平凡微小的人物，她常覺自己就是其中之一，「創作者有一種靠近悲傷的體質，會把眼光投向困頓的人。」她引述村上春樹曾描繪自己與心理學家河合隼雄的友誼，「我們一個是小說家，一個是心理諮商師，共通的是我們的工作，都會下降到人的靈魂黑暗處。」

「但下降後再出來，那才是創作。」李金蓮說，村上春樹藉由跑步，讓自己不致迷失在陰闇深淵，她靠的則是「穩定的信念」，這也是無數文學、電影所教會她的：「在這廣闊的世界，即使人生再怎麼艱難、再怎麼感到不值得活，但只有那麼一線力量，還是能繼續過下去吧。」

作為角色的造物者，她卻謹小慎微，掂拿著看待他們的「眼光」：「我沒有天真地認為，筆下人物可以很容易走過苦難，我想描繪他們已經這麼努力，我願意跟他們一起努力，而不是放棄他們。」李金蓮一字一句緩緩地說，眼裡閃著光，就像體恤心疼著身邊的朋友一樣。

因此《暗路》各篇結尾，往往不是悲或喜的終局，而是帶著一種生活繼續前行的餘韻，「哭完了，就能生出新的力量來！」這也是她想寄予筆下角色的「祝福」。

➤成為小說家後的人生

很多人想像，小說家都有一本屬於自己的靈感筆記，李金蓮回憶還在職場拼搏時，並沒把寫作放心上，但她常在上班前繞到報社附近的龍山寺，一個人晃晃悠悠，看著形形色色的人，有時坐下喝碗甜湯，還曾在人群中圍觀路人吵架甩巴掌。「我想，若有所謂『作家的生活』，就是保持一雙觀察的眼睛吧。」

《暗路》的情節大多在失眠的夜構思而成，但寫作本身是個神祕的過程，寫著寫著，會喚醒她沉在內心深處的記憶，「有些人、有些事可能平時被我丟在心裡，卻在寫小說時，突然復活。」如〈花事〉為重修少時舊作，為〈花事〉角色所寫的續篇〈沉睡的信〉，則寄寓了她塵封多時的少女往事與心情。

還有中學時代的朋友，幾年前發現她出書後，紛紛熱情「貢獻」自己的故事，讓她直呼「可愛」。

因任職媒體的專業使然，作為小說家的李金蓮，也勤勉於田調採訪。為了〈暗路〉中的幾行法律文字，她啃讀文字生硬的判決書，並到某個素昧平生的律師粉專留言請益，獲得誠懇熱切的回音。沒想到短篇一寫多年，出書時，當年的年輕律師已自行開業，兩人也因小說意外結為好友。

最靠近身邊的靈感，則是〈騎士的旅程〉裡迷上重機的退休男子，角色原型正是她朝夕相處的先生。她描繪主角年少時因父親反對而放棄學畫，老來買了重機，在馳騁的路上追憶青春，是全書少見的男性視角。

這次，先生成了她「做功課」的對象，文中的騎乘路線、途經的南部城鎮與廟宇，都是先生在地圖上指引多回，加上她研讀書籍、親身南下探勘而成。

完成後，她首度打破要先生「不看我文章」的長年約定，主動請他過目，結果先生勘誤幾處後，應了句：「隨便，反正小說不是真的！」讓她氣回：「哼，你真以為我在幫你寫自傳啊！」夫妻對話令人莞爾，卻不能抹滅這篇作品背後，作為妻子的她，想撫慰先生的年少悵惘、為他而寫的心意。

但先生煞風景的話，也恰巧說中她的心事：「我們社會總還是覺得，寫小說不是件正經的事。」這讓她幾度為了取材，本想在法庭旁聽，或走進警察局訪談，卻因怯於「只是個寫小說的」，而無法將來意說出口。

➤把心中題材寫盡足矣

李金蓮常言自己出身貧窮平凡，家中除了她沒有愛讀書的人，在國中課本讀到黃春明等現代作家，堪稱她的文學啟蒙了。她高職畢業後進入出版社任職，投稿獲文學獎，約30歲便出版了小說集《山音》。

後來工作、家庭填滿她的生活，創作之筆一擱近30年。然而，她一直惦記著年輕時投稿《中華日報》副刊的主編、九歌出版社創辦人蔡文甫多年來對她的鼓勵。

如果說，她的感念是可以是半輩子這麼長，那麼對創作的情意，即使中斷過，也是一輩子未曾消散。如今，她不為成名而寫，她無憂地說自己「沒有建立寫作事業的壓力」，只有寫不好的焦慮，那焦慮如影隨形，「我就認了，一直修，一直改。」寫到頓塞時，她就翻開其他小說，畢竟，當讀者始終是快樂的。

這7年練筆，她自認還是沒練好短篇「濃縮」的力道，但令人期待的是，她已在構思下一部長篇了，將會以後九二一的創傷為題。用功如她，想必又要展開一段閱讀、考察與反覆修磨的攀登長路，然幸好，寫作雖孤獨，書桌外的世界，街巷裡的人家，仍都有情，足以陪伴。

問她對寫作的理想是什麼？「把我心中的題材都寫完吧！」她爽朗地說。走在炙熱的夏陽下，李金蓮沒有不耐，穩著步伐，時間不疾不徐，她想，去西門町看場電影吧，秋天時，去日本看女兒吧，真的，現在是人生最好的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