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大導演諾蘭的新片上映，奧本海默這個沉寂已久的名字一夕之間又浮上大家的腦海了。隨著廣島長崎原爆78周年逐漸逼近，再加上去年2月烏克蘭戰爭剛爆發時，俄羅斯方面持續的核恫嚇，那個似乎早已遠去的恐懼再次襲上許多人的心頭。

當然，諾蘭這部長達3小時的巨作包含了許多提得討論的議題，但是基於筆者的專業，在這裡先提供兩點澄清以及一點補充，不管有沒有看過這部電影的觀眾，應該都能得到一些有用的資訊。

➤毒蘋果與《哥本哈根》

首先要澄清的是，尼爾斯．波耳（Niels Bohr）並沒有差點吃下那顆毒蘋果！電影描寫奧本海默到了劍橋以後，面對他不擅長的物理實驗，搞到差點崩潰，結果他居然把蘋果泡在氰化物，放到他的導師布萊克特（Patrick Blackett）的桌子上，這一段是真實事件。

事實上，奧本海默的父親為此趕到劍橋，總算說服校方沒把寶貝兒子移送法辦，但奧本海默也被迫去看精神分析師。不過電影中，為了戲劇效果，安排大科學家波耳差點咬下那顆蘋果，這可就完全是電影的杜撰了。波耳在曼哈頓計畫中的重要性不容小覷，可惜電影限於時間，沒有辦法詳述，所以讓筆者在此交代一下。

波耳雖然以他在量子物理的開創性貢獻聞名於世，其實他也是最早研究原子核結構的先驅。他與美國物理學家，也是費曼的博士導師惠勒（John A. Wheeler）一起在二戰爆發當天，刊出解釋為什麼慢中子撞擊鈾235會產生核分裂，而鈾238卻不會發生核分裂的重要論文。但更重要的是，他是大戰期間盟軍得到德國原子彈計畫的情報來源之一。

1941年9月，與波耳情同父子的德國物理學家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到哥本哈根與波耳見面。但這次見面對兩人而言都十分尷尬，因為1940年4月，丹麥已經被納粹德國佔領了，而波耳的母親埃倫．阿德勒．波耳（Ellen Adler Bohr）出身於一個在銀行業和政界都聲名顯赫的猶太富商家族，依照納粹的標準，波耳也是猶太人，自然也是可能遭到迫害的對象。

波耳與海森堡的談話圍繞著德國正在進行中的原子彈計畫，氣氛更為凝重，最後不歡而散。後來波耳於1943年逃離丹麥，抵達瑞典。當波耳逃離丹麥的消息傳出後，英國馬上安排他來到英國。波耳乘英國海外航空所屬的一架德哈維蘭蚊式轟炸機10月6日抵達蘇格蘭。

途中由於飛行帽尺寸不合適，波耳沒有把飛行帽帶上，因此沒有聽到飛行員指示把氧氣面罩帶上，導致飛機在飛經挪威上空時，由於爬升至較高的飛行高度，波耳因高空缺氧而暈了過去。飛機飛到北海上空後，由於飛行高度略微下降，他才醒過來，可說是九死一生。後來他又前往美國，多次造訪拉斯阿摩斯實驗室。

電影中波耳告知奧本海默，海森堡告訴他德國的原子彈計畫並不如預期順利。事實上，美軍是到戰爭相當末期才得到確切的情報。海森堡與波耳在1941年的那次會面，由於兩人事後的回憶南轅北轍，所以被劇作家麥可．弗萊恩（Michael Frayn）寫成戲劇《哥本哈根》，成為科學史上有名的羅生門。

➤毀滅世界的300萬分之一

另一件需要澄清的是，當愛德華．泰勒（Edward Teller）提出原爆是否會造成大氣層發生大規模核融合的警告時，奧本海默求助的對象並不是電影中所說的愛因斯坦，而是亞瑟．康普頓（Arthur Holly Compton）。由於康普頓這個角色在劇中沒上場，導演只好安排讓愛因斯坦來露一下臉。

其實在美國的原子彈計畫中，康普頓是與勞倫斯（Ernest Orlando Lawrence）平起平坐的大咖人物。但是由於這部電影人物太多，所以只好讓他消失了。康普頓本身是1927年的諾貝爾獎得主，是他決定要發展以鈽239為原料的核彈。由於鈽可以用化學方法與鈾238分離，而鈾235，由於化學性質與鈾238完全相同，必須用非常昂貴的方法分離出來，所以曼哈頓計畫只產生64公斤的鈾235，只能做一顆原子彈，所以決定發展鈽彈，影響非常重大。

康普頓在芝加哥大學成立冶金實驗室，還決定在芝加哥大學球場看台下建造首個核反應爐芝加哥1號堆（Chicago Pile-1）。芝加哥1號堆在費米（Enrico Fermi）領導下，於1942年12月2日第一次成功地引發人工的連鎖核反應，康普頓的份量可見一斑。

至於原爆是否會造成大氣層發生大規模核融合這件事，根據科學家漢斯．貝特（Hans Bethe）的回憶，當時他針對兩個氮原子融合成一個碳加一個氧的核反應，簡單地算了一下，很快就得到泰勒這個考量是危言聳聽的結論。

貝特還提到，計畫中另一個重量級人物費米也不相信原爆會造成大氣層的核融合，他還在三位一體的核試前故作輕鬆，建議來打賭這件事會不會發生呢。導演諾蘭在接受專訪時特別提到這段插曲，因為這正是他拍攝這部電影的動機之一：要探討科學家冒著毀滅世界的風險，仍然堅持製造核彈的心情。

這聽起來的確很聳動，但是，根據康普頓在1959年的訪談，他回憶道，當年他批准繼續推動曼哈頓計畫是因為，原爆會造成大氣層核融合的機率低於300萬分之一！儘管電影裡也不斷強調毀滅世界的極低機率，但不等於0的懸念焦慮，顯然與當時科學家的冷靜並不相符。

➤槍式與內爆，一枚鈾彈一枚鈽彈

提到三位一體核試（Trinity），可以算是這部電影的一大焦點。儘管畫面驚心動魄，但是電影沒有交代得很清楚，為何鈽239無法採用簡單的槍式設計，而必須採用非常複雜的「內爆」設計。就是科學家對這個設計沒有足夠的信心，才不得不實行這次核試。所以筆者在這裡要做個補充。把來龍去脈交代清楚。

原先採用鈽239的鈽彈設計，也是採用與鈾235相同的設計，稱為「瘦子」（Thin man）。1943年11月4日，橡樹嶺國家實驗室使用氣冷的X-10石墨反應爐生產了首批反應爐合成鈽之後，眼看大功即將告成，不料1944年4月，費米的學生、後來也得到諾貝爾獎的塞格雷（Emilio Gino Segrè）發現一個嚴重的問題——

橡樹嶺核反應堆生產的第一個樣品鈽於1944年4月送到拉斯阿摩斯，幾天之內，塞格雷小組觀察到自發核分裂的速率是迴旋加速器生產的鈽的5倍。鈽放出中子的速率太快，會提早啟動連鎖反應。釋放的能量會吹散周遭尚未發生核分裂的鈽，這樣就無法達到臨界質量了！

塞格雷的小組得出結論：鈽樣本的核分裂活動增加是由於鈽240所致。從加速器生產的鈽中，鈽240的含量遠低於用反應爐產生的鈽，所以之前他們都沒發現這個問題。而鈽240自發核分裂速度遠高於鈽239，無法用化學方法來分離它們，所以這下問題大條了。1944年7月，奧本海默決定停止在鈽的槍式組件，這是曼哈頓計畫最大的危機！

這時候，原本當作備案的「內爆」就浮上檯面了。所謂「內爆」是使用化學炸藥，將鈽239的亞臨界球體壓縮成更緻密的形式。當鈽原子靠得更近時，中子捕獲率增加，系統就會達到臨界質量而爆炸。
一開始，只有內德米爾（Seth Henry Neddermeyer）敦促全面發展內爆並應用到原子彈。

儘管許多人不覺得內爆可行，但奧本海默還是任命內德米爾為測試內爆小組負責人。到了1943年9月，內德米爾的團隊已經從5人增加到50人。那個月，美籍猶太裔數學家馮紐曼（John von Neumann）應奧本海默的要求來到了洛斯阿拉莫斯，創建一個可靠的內爆數學模型，使內德米爾能夠提出一個大大擴展研究計劃的建議。

➤無法求和只能投降的局面

槍式小組的副負責人麥克米蘭（Edwin McMillan）和曼哈頓計畫顧問拉比（Isidor Isaac Rabi）建議聘請在精確使用炸藥方面具有專業知識的喬治．基斯蒂亞科夫斯基（George Kistiakowsky）來幫忙。1944年2月，基斯蒂亞科夫斯基成為內爆組的副手。兩個月後，塞格雷發現了鈽無法採用槍式設計以後，1944年6月中旬，基斯蒂亞科夫斯基交給奧本海默一份報告，詳細介紹了內爆小組內部的種種問題，最後導致內德米爾被撤換。1944年6月15日，基斯蒂亞科夫斯基取代內德米爾，成為E-5小組的負責人。

為了產生將鈽核心壓縮到所需密度所需的對稱內爆，需要同時引爆32個炸藥在球形核心周圍，在1微秒內同時爆破！為了確定內爆這個想法可行，曼哈頓計劃特定執行了放射性鑭測試（Radioactive Lanthanum，縮寫成RaLa），目的是研究匯聚震波，從而研製出核武器鈽彈芯壓縮所需的球形內爆。

這項實驗使用了大量的短壽命放射性同位素鑭-140，該物質能產生大量的伽馬射線，當內爆發生時，這些伽馬射線會因為金屬殼向內擠壓而變弱。這個實驗是由義大利實驗物理學家布魯諾．羅西（Bruno Benedetto Rossi）領導的團隊研發。測試雖然很成功，但還是無法保證到時候鈽彈的內爆真的奏效。三位一體核爆試驗正是為了要確認內爆是可行的。

為什麼鈽彈這麼重要呢？因為日本軍方認為，即使美國已經生產出1枚，也不可能有更多資源來製造第二枚原子彈。所以當1945年8月6日B-29美軍在廣島上空投下「小男孩」時，日本政府雖然大吃一驚，但是並沒有馬上商議投降。

局勢變化是發生在兩天後，8月8日晚間10時，蘇聯突然向日本宣戰，2個小時後蘇聯紅軍隨即發動攻勢。但是一直到8月9日凌晨4時，日本政府才從莫斯科的電台廣播中得知，蘇聯已經廢止《日蘇中立條約》並向日本宣戰的消息。8月9日上午10時30分，日本政府召開了軍事參議官會議，還在開會中的日本政府高層隨即被告知九州西海岸的長崎市，在11點2分也遭到原子彈的攻擊。第二顆原子彈正是採用內爆的鈽彈。

8月10日凌晨2時，天皇決定向盟軍投降。持平來講，讓日本政府屈服的，是失去透過蘇聯斡旋中介向盟軍求和的一絲希望，還有不確定美國手上還有多少原子彈的這個事實。終戰詔書特地加上一句：

加之敵ハ新ニ殘虐ナル爆彈ヲ使用シテ 頻ニ無辜ヲ殺傷シ、慘害ノ及フ所、眞ニ測ルヘカラサルニ至ル（中譯：加之敵新使用殘虐爆彈，頻殺傷無辜；慘害所及，真至不可測。）

原子彈的確令頑強的日本屈膝了。

諾蘭這部大片，值得深思的地方非常多，希望觀眾在享受聲光娛樂之餘，也能對此片的主題——人類如何負責地面對自己的才能——有所思索。身為少數在臺灣開設核子物理課程的筆者，忍不住野人獻曝，希望這篇短文多少能引發大眾對核子物理的幾分好奇心，吾願足矣。●

夏日午後的採訪，錢真穿著藍衣白裙現身於約定的茶屋。茶屋難尋，日式屋舍匿於小巷中，拐入的路徑狹窄，需刻意留心否則定會錯過。這讓我想起《緣故地》當中的敘述：就像人習慣眼睛先看哪一邊，那個地方就是常常不會被看到的角落，一不留神就錯過了。

第一眼無法輕易辨識出來的事物，生活中處處存在。錢真為了小說素材前往南投探勘地形時，曾與先生開車上山迷了路，透過一隻黑狗的指引才找到被樹蔭隱蔽、要細看才能注意到的小路。「牠彷彿已經看過很多人在那邊開錯了！」錢真笑著說，「小說當中有關『看得見』和『看不見』的養分就是從這邊來的。在山裡面走路有很多這樣子的感覺，不是那麼確定地知道你會走向哪裡？然後你以為可以走的道路其實是沒辦法再走下去的。」

➤書寫小人物的反抗

無路可走的境地、未知的前路，聽起來多像在講「起義反抗」這件事。錢真上一部長篇小說《羅漢門》寫清代高雄內門武裝起義的朱一貴，贏得第四屆（2019）臺灣歷史小說獎佳作（首獎從缺）。當年受訪時她提到，寫朱一貴的故事時，已經分不清是她在寫朱一貴，還是朱一貴在給她力量。當時錢真正在家庭主婦的生活中迷茫，是那群300年前年輕人反抗的故事激勵著她。

生長於南投竹山的錢真一頭栽進台灣史之前，先是沉迷於小說的世界。台灣史的啟蒙則是在1995年——台灣總統直選前一年，她大一，受到社團學長姐的影響開始接觸台灣史相關書籍。

畢業後擔任高中老師的錢真，後來辭職隨丈夫搬到南部，停留之處成為她筆下歷史創作的題材。《羅漢門》出版後，時隔4年完成的《緣故地》同樣是歷史長篇小說。

新書《緣故地》說的是日治時期南投竹山的林圮埔事件和當地竹農的請願運動。故事中談信仰、現代文明、律法、竹林產業和殖民社會的百姓。錢真對起義事件格外感興趣，起心動念想寫家鄉的故事，她翻閱的書是學者劉枝萬寫的《南投縣革命志稿》。問及為什麼常寫人民抗議的故事時，錢真想了想，說：「可能因為我覺得這些人的生命比較有變化吧！」

➤反抗所以變化

紙上起義故事的作者本人也有所變化。這4年隨著家中孩子成長，錢真白天漸漸有穩定的時間創作，更接了一個氣象和文史的跨領域研究計畫，分析日治時期留下來的天氣圖與氣象觀測資料，剛好幫助她撰寫同屬日治時期的《緣故地》。但她也坦言：「因為同時要創作跟接案，經常過著工作到傍晚已經很疲累，又馬上要準備晚餐，餐後做家務、教孩子功課，缺乏休息時間的忙碌生活。」

壓力不只來自日常。比起4年前覺得能出版就很開心了，錢真寫《緣故地》時更迫切思考自己的風格，既想保持創作精神上的延續，又希望能有所區隔去嘗試第一本書沒能實踐的元素。

起義者無疑是一種延續，朱一貴跨越了「門」成為起義領袖，行動雖然以失敗告終，朱一貴被捕押送往北京凌遲處死，但在臺灣仍被信眾立廟祭拜。劉乾以信仰為號召，從算命仙轉變為竹山民眾的精神和信仰領袖，行動失敗後劉乾等人的事蹟在《臺灣日日新報》連載了好幾日。小人物和大人物的框架在起義者身上產生歧異，起義這個舉動讓凡人在歷史上留名，得以被賦予更加多樣的角度。

為了書寫故事中有著跌宕經歷的角色們，作者悄悄與周遭的人們展開意想不到的互動，有了新的發現。錢真說，在最初版本的故事中寫劉賜和劉乾搬竹子，她的想像是兩人一前一後將長長的竹子扛在肩上。後來她看到老照片，發現戰後人工搬運竹子的方法是用一個有繩索的扁擔拖著竹子走。她問母親以前有沒有看過別人搬竹子？沒想到她母親自己就曾用那種方法，將竹子從竹林搬到大路上讓貨車載走。

「我跟我媽媽朝夕相處，從來沒聽她說過這個。因為寫作的過程要處理很多小細節，要知道他們的生活方式，所以需要到處去問人。」錢真補充：「像那個竹子的種植方式，我去問我鄰居，才知道她以前就是中心崙那邊的人。」

➤以虛構為幕，以史料為席

相較於學者劉枝萬在《南投縣革命志稿》中將林圮埔的殺警行動視為「迷信荒謬但抗日精神值得敬佩」之事，錢真的《緣故地》並不將民俗信仰看得那麼負面。她自言，《緣故地》中特別想探討「信仰」這件事。

日本殖民政府將事件歸因於竹山居民未能享受到現代文明的便利，心生不滿因而反抗，但錢真認為在那個前現代的社會氛圍中，民俗信仰才是當時人們的生活重心。小說將起事的原因賦予更加多元幽微的面貌：竹林問題、殖民者與受殖者的矛盾、仰仗與追尋之物的破滅，或男性友伴之間愛的情緒勒索（嗯？）。小說中是這麼寫的：「檢察官們以為的重點，卻是劉賜想得最少的地方。」

為了逼近自己未曾經歷的時代，錢真採取的方法是做田野調查和勤讀史料。她透過口供紀錄，重塑小說人物與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張隆志教授為《緣故地》撰寫的序文中，提到法國歷史學家埃曼紐．勒華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蒙大猶》。《蒙大猶》是一本以14世紀宗教異端調查的農村居民口供寫成的史學著作，而《緣故地》的寫作，也是以日治時期林圮埔事件官方檔案所記錄的口供為人物塑造的史料依據。

然而，口供紀錄有其侷限，被寫下的文字因通譯不精確或下層官員想討好頂頭上司等因素而有誤差，不見得代表當事人的親口所言和心境。偏偏口供等法律文件又是歷史洪流中難得記錄平民的資料，難有其他史料能互相映證、參酌。史學與文學、真實和虛構之間曖昧模糊，如何選用資料並應對部分讀者對「真實」的提問，錢真是這麼認為的：「史料是小說寫作的地基，不一定要被讀者看見。」

「有些史料的解讀是因為後人已經帶著偏見在看了，不一定是正確的。再加上史料會有新出土的資料，新出土的東西可能推翻之前的見解，要完全正確是很難的。我覺得歷史是要一直質疑自己目前已知的到底對不對。」錢真認為，小說有它自己的主題，不可以被史料帶著走。她期許自己在寫作時能在盡量不違逆歷史事實的狀態下，讓讀者對人物感興趣、想知道他們接下來的發展。

或許是因為這些信念，讓錢真在暫時已有定論的史料檔案中，得以為自己的寫作撐出一方天地，想像並撰寫那些「說不定可能發生」的事情，透過文學的虛構和想像帶領讀者到史學難以觸及之地。

➤嗶嗶嗶──前有腐女

「讀者」是我在採訪時注意到的關鍵字。在正式採訪前讀過《緣故地》，已發現行文間藏有萌點，文句間撐起腦補空間。個人天生內建的「腐女雷達」隱隱啟動，讀錢真作品總讓我想到「歷史同人女」這個詞。採訪中雷達對接，分外欣喜，偵測範圍內有我朋。錢真說她以前在論壇上看文章時，有一個分類就是「歷史同人」，每個人都可以點開欄位標籤進入自己想進去的異世界。

然而，熟悉腐文化的錢真內心明白，《緣故地》並不能算是BL小說，這與創作者的意圖無關，而是與讀者客群熟悉的文化相關。「如果《緣故地》是歷史BL同人小說，那劉賜跟劉乾在故事中的比例就要更多，然後故事的主軸要放在他們兩個的感情如何發展、如何遇到阻礙……他們關係變化的線要很明顯，而周圍發生的歷史事件就只是為了他們的感情而做鋪排。」錢真說：「寫歷史小說的時候，這些地方必須收一點……不能太，呃，放縱自己的，呃，邪念。」

「我懂。」這種說到自己所愛而明顯加快的語速，以及為了慎選用詞的停頓，我真的非常熟悉，「要自主規制。」

文學創作與閱讀，之於錢真而言是一種能夠遁入異空間、暫時忘記自己是誰的行動。「人生只有一次啊！但是在寫作中可以體會更多樣的人生，甚至發展其他的人格。我不確定讀者怎麼想，但我自己很享受。」錢真說。

那麼，若撇除補助計畫、對外演講所需呈現的堂皇道理，寫作的契機與動能是從何而來的呢？被問到此題，錢真的語速又默默提升，說：「我在查史料的時候有注意到劉賜跟劉乾是認識很久的朋友，交情很好……最後他們就一起去革命。」

錢真頓了頓，笑著坦承：「我就覺得『萌』到我了。雖然不是本書的主軸，但我覺得有萌點會寫得比較開心。」

「是燃料呢！動力的來源。」我說。

「沒錯。」錢真如此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