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息（1974-）是當代韓國重要的作家，自1997年出道以來，長達26年不間斷地從事創作。迄今為止，已出版了15部長篇小說和7本小說集，每部作品都以其對韓國當代社會的敏銳觀察和重要歷史記憶的見證，受到文壇與學界關注，並成為各種文學獎項的有力候選人。

金息自2012年起獲得許多重要的文學獎項，如許筠文學作家獎（2012）、現代文學獎（2013）、大山文學獎（2013）、李箱文學獎（2015）、金炫文學牌（2020）、東仁文學獎（2020）等，文學能量受到廣泛的注目與肯定。

觀察她已經出版的小說，無論是取材範圍、人物形象，抑或創作技巧及敘事風格等方面，都非常多樣化，難以用幾句話簡略概括。但總的來說，其中一部分是以當代韓國社會為背景，用她尖銳的目光捕捉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諸多矛盾，譬如過度競爭、群體暴力、無處不在的監控、生存的孤立與冷漠感，以及對此產生的恐懼、不安和焦慮等反映社會分裂徵候的小說群；另一部分是一系列她被喻為「記憶見證人」的歷史問題相關小說。

由時報出版在台翻譯發行的《女人與她們進化的天敵》（2013）和《最後一個人》（2016），分別是她的第六部和第九部長篇小說，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金息小說風格的兩種趨勢和文學指向。

➤描寫兩代女性衝突，內裡為持續進化的父權

《女人與她們進化的天敵》可說是對當今韓國社會母性概念提出的一種質疑，主要透過追求不同母性的女性之間所產生的情感衝突，來展現當代家族制度中雖不明顯、卻仍然存續的「進化中的父權」。

先從結論說起，這部小說非常明確地揭露在新自由主義橫行之後，家族的解體和母性工具化趨勢越來越嚴重的社會現實。故事中有兩個女人登場：總被媳婦叨念說她像唾液般沒用，以致口腔漸漸乾涸的女人（婆婆），以及在電視購物中心被當作一次性用品、使用後即可丟棄的女人（兒媳），她們於5年前開始住在一起，當時婆婆因為兒媳在購物中心做電話銷售員而幫她帶孩子。

她們之間因為金錢關係，幾乎找不到各自角色通常該具備的一般特質，媳婦在公司從事非自願的情感勞動中失去了待人親切的人性，只留下沮喪、羞恥、自卑和面對他人隨時都會無來由迸發的敵意。作為媳婦的「她」曾自認比婆婆更能發揮母性光輝、為家族犧牲，因為他們居住的獨立住宅是「她」在電視購物中心忍受著侮辱辛苦賺來的錢購置的。然而在「她」被解僱之後，自認為高人一等的經濟能力頓時消失，自己能做的家務事也仍然由婆婆代為完成，所以「她」也不自覺地常表露出一種與婆婆爭奪「家庭主婦」地位的態勢。

婆媳之間的對立酷似於「她」在工作中與同事間的生存競爭關係，因為媳婦而淪為多餘存在的婆婆，只能以變成化石的方式來保護自己，就像回歸到第一個人類女性露西一樣，懷抱著守護動物般的母愛度日。

在小說中，這兩位女性分別被描繪成1980、90年代工業化時期生兒育女的婆婆，以及21世紀新自由主義時期組建家庭的媳婦，她們所追求的母性是不同的。每一個時期的社會對母性的要求略有不同，而韓國社會的家族意識型態使這兩個具有代溝的女性之間的對立達到極致。

金息用此故事告訴我們，母性作為克服社會不穩定狀態的手段不斷被重塑，並且通過母性的再造，新形式的父權制依然持續運作，而此壓迫性的父權觀念似乎越來越微妙地扭曲和分割女性之間的共生關係。

一直以來，韓國小說從各個角度闡明「母性」的概念，但實屬罕見地都不像金息在這篇小說中所刻畫的，如此全面的呈現出新自由主義時代之後母性工具化的問題。這就是我們需要關注她小說的原因。

➤以文學記憶歷史，以閱讀反思自我

《最後一個人》是講述日本軍慰安婦故事系列小說中的第一部，金息在這部作品問世兩年後又寫了《流動的信》、《崇高意味看著我》、《你可曾希望軍人成為天使》等同題材小說。除此之外，被稱為「歷史記憶的文學修復」的作品還有描述1987年民主化運動記憶的《L的運動鞋》（2016），和1937年多數高麗人從蘇聯遠東地區被迫遷往中亞的故事《漂浮的土地》（2020）等。

《最後一個人》背景設定在未來的某個時刻，此時二戰期間日本軍慰安婦受害者只剩下一人。故事訴說隱瞞自己曾是慰安婦的阿嬤在聽到倖存者只剩下一人時，內心吶喊著這裡還有一個人，想挺身而出見證自己的人生。小說是根據慰安婦阿嬤們的300多個證詞寫成，附加316個腳註，宛如一部紀錄片。介入歷史及建構記憶的「證詞」驅動了這部小說，作者以它來完整再現客觀史實的同時，動用扭曲重疊的時間結構和隱喻手法，讓整篇敘事充滿文學想像。

由此，金息不但揭示了歷史真相，也再現了受害者內心的苦痛，使讀者成為一個具有道德感並能夠反思自己世界的人。金息曾在受訪時表示：「日本軍慰安婦受害者與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倖存者是有區別的。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倖存者中包含知識分子，他們具備了將自己的經歷轉化為文學作品的能力。但慰安婦受害者大多是十幾歲的女孩子，而且都是窮人家的女兒，不會讀書也不會寫字，因此需要其他人來記錄她們的故事。」

如果我們閱讀這部小說時，能把每一位慰安婦阿嬤都想像成是自己身邊的人，那麼這就是一種倫理性閱讀歷史的方式。●

我對教我罵髒話的朋友道：「我什麼髒話都可以罵，但『婊子養的』不行。」「為什麼？」「因為，」我毫不猶豫地道：「我小學同學C的媽媽就做這一行。」說完這話，我自己都嚇一跳：原來，小學同學對我的影響，至今猶在。而每回新聞出現某個人名，我都會頓一下，只不過因為那名字與我小學最要好的同學S相似。

因為生活變動，我已與所有小學同學失聯——然而，兩件小事顯示，我還惦記著他們，如果可能，也希望他們平安幸福。我們似乎不常有機會正視我們的小學時代，儘管回頭想起：小學同學奠定了我們的許多基礎，包括世界與自我的形象，危險與安全的人際……

➤與小學同學同行

臥斧的推理新作《我從前認識的某個人》，從一開始就扣人心弦——在我們還沒想到凶手之前，我們絕對會想起的，是自己的小學時代。6個主角來自同一所小學，曾經一起長大。小學同學們是互相的童年見證，比起一般人，他們更認識彼此，信任彼此。然而，果真如此嗎？

人生難道不是打一開始，就有說不出口的祕密、悲傷的往事以及，即使最親近的人，也沒有察覺到的性格改變？接近手足又非手足，小學同學究竟是最可以肩並肩的夥伴？還是最熟悉的陌生人？《聖經》裡殺害亞伯的該隱說：「難道我是我兄弟的守護者？」在這包括編輯、計程車司機、旅遊業、律師、警察與投資客的四男二女、三教九流間，誰是守護者？誰不是？還是，他們都牽涉到某個過去的罪行？有人知情，有人共謀？或者更糟糕的……

懸疑很快出現與成形。往復於故事中的世代記憶，也勾勒出城鄉間的比較異同——他們都來自工業化後的鄉村，因為求學或工作，成年後才漂移到大城。他們擁有雙重視野與人際——小說也擁有雙重場景：曾有工廠爆炸的昨日故鄉，與看似精緻實則危機四伏的今日居所。在兩個地方，黑暗勢力都看似遠處烏雲，直到後來才知，烏雲始終罩頂……

➤男子氣概與愛情

6個主角對推理小說來說，不太少也不太多。我們很輕鬆並迅速地，就能熟悉誰是誰。這大概可以歸功於作者致力於易讀性高的通俗推理。相對於故事悲劇的深度而言，小說並不經常陷入會令人太膩味的心理活動描寫，更近於「九分行動一分心理」的冷硬派。但在少數「一分心理」的描寫中，也多有一角冰山的作用，能引領讀者進一步想像與思索。

此外，令人十分讚賞的是，小說使用的語言，既非專家學者，也非小說家本人，而能是人物本身的語言。其中又以後來的警察馬達翰，對男子氣概的擁護與困惑寫得最為出色。文化界對「有毒的男子氣概」不陌生，但對自小在家庭暴力中長大，又以「打贏架」作為自我肯定價值的男人而言，究竟是如何（錯誤地）認知「男子氣概」？什麼是「無毒」與「有毒」的「男子氣概」的差別？小說中，我們讀到更從生活經驗與「某一男性本位」出發的敘事——既可與性別理論相對照，也有還不見於研究，頗具啟發的切入點。

小說以10個章節構成，每章前都有一小段引言，多為歌詞。其中柯恩就出現不止一次。這些引言多饒富意境——我沒把它們當成破案線索，但它們為小說添加了光暈或背景音樂的氣氛。因為太急著知道接下來的發展（笑），我不是每次都有停下慢慢體會，不過，我認為它們是重要的。

我曾將推理影集分為配樂派與不配樂派，並且分辨它們的差異。我認為配樂派較符合我的倫理原則，它是一種為觀眾保持感情啟動的意圖（不等同於煽情），能夠一定程度預防視覺驅力墜落成虐（待狂）視。小說不算視覺產物，多半是由文字風格，來決定是否帶有感情流動的意向。雖然不清楚臥斧的立場，但我私心以為，小說較傾向配樂派的「如歌性」。

小說還有一個奇怪但有趣的部分，就是寫了男性的愛情，而且還寫得不錯。也許不到村上春樹那種煞有情調，比例也不大，但有一些細膩、一些感性、一些苦苦掙扎，是讓我感到相當意外的亮點——這部分若表現平平，未必影響推理的結構。畢竟，推理的讀者對類型的堅持，對寫情的要求，多半不嚴格。不過，能看到「好像比卜洛克用心多了喔」的愛情書寫，還真不是壞事。

➤特別寂寞的孩子

性產業是小說的重點之一。這個產業會一體兩面地，以性別分化的方式吸納男女：女入行、男成癮。作為旁觀者，我們能看出主人翁落入圈套或被操縱，但當事人卻會以為，此體系對其施恩加惠。這部分就如小說對開鎖的描寫，臥斧寫來，有高水準的寫實力道。

理想的社會，應有食物，不應有誘餌。但社會不盡理想，導致吞下誘餌的，往往又是本身具有某種弱點的人。無論對性產業抱持什麼樣的立場，寄生其中的弱肉強食，導致惡的進一步入侵，有時就在你我的咫尺之間。而所謂的「弱點」，又與當事人童年所受的不同暴力遭遇有關。小說呼之欲出的，是對我會稱為「特別寂寞的孩子們」的深沉一瞥。到最後，我忍不住想：就算只剝奪一個孩子合理長大的權利，也等於剝奪了所有孩子未來的自由。

推理小說出現靈異元素，我一向接受度不高。但在《我從前認識的某個人》中，我倒是看出這個元素存在的特殊意義。或許有人會覺得，靈異元素使小說帶有絕望的色彩——然而，如果我們還保有一絲絲嚴肅的人性，我們難道不該「暫時」絕望嗎？

但話說回來，小說對絕望的處理，殘酷中仍不失溫柔。它固然與悲憤及對無能制裁惡行的罪惡感有關，但也可視為給見證的痛苦一個位置（比如當代的「目睹兒」概念）——推理的腦力激盪將我們保護在遊戲的熱情中，但仍使我們意識到正義難伸可能造成的玉石俱焚。

這毋寧是如重擊般的警訊，提醒我們必須對公義付出更多，對苦難認識更深，更早更好地「接住提前被犧牲的兒少」——這些首屈一指的推理小說特質，我們都可以在《我從前認識的某個人》當中找到。它的謎團錯落有致，動機、人物與解謎收束都扎實，還加上了節奏切換乾淨細膩等優點。說《我從前認識的某個人》是推理文學的一大盛事，我想並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