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繪本大師》生活就是非凡的藝術:朝著夢想前行的塔莎.杜朵(Tasha Tudor)
1893年9月4日,碧雅翠絲.波特(Helen Beatrix Potter)為了讓生病的小男孩諾亞開心,寫了一封圖文並茂的信寄給他,告訴他一則關於彼得小兔的故事。後來波特向諾亞借回這封信,重新繪製成黑白插畫,自費印製了250本小書,在1901年聖誕節出版。接下來,經歷了多家出版社拒絕,最後由腓特烈.沃恩公司於1902年發行彩色版的《The Tale of Peter Rabbit》。
相隔30多年後,相似的故事再度搬演了一次。塔莎.杜朵(Tasha Tudor)為了歡迎新婚夫婿的姪女遠從英國來到美國,決定為5歲的Sylvie Ann手製一本名為《Pumpkin Moonshine》的圖畫書,作為聖誕節禮物。杜朵最初並沒有想到要出版,沒想到這個簡單的決定,後來讓Ann變成了5本知名的「印花布」(calico)書系列的女主角。
杜朵說的是一個小女孩和她逃跑的南瓜的甜蜜故事。故事完成後,杜朵對自己的圖畫非常滿意,她同樣向Ann借回這份聖誕禮物書,向紐約的各家出版社自薦,同樣幾乎跑遍了所有出版社,卻都遭到拒絕。杜朵並沒有因此而氣餒,她堅持不懈,將書用印花布封面覆蓋,展開第二輪的自薦行動。
在偶然的機緣下,杜朵遇見牛津大學出版社的新任編輯布雷克(Eunice Blake)。布雷克正急於尋找優秀的作品出版,她非常欣賞杜朵的才華,尤其喜愛《Pumpkin Moonshine》這本書。於是兩人展開了長達16年、21本書的合作,包括獲得凱迪克銀獎的《Mother Goose》和《1 Is One》。
杜朵自1938年正式展開她的插畫家職業生涯,她的作品為一代又一代的讀者帶來持久的歡樂,成為美國最受歡迎的兒童文學家之一。她是如何走向她的藝術創作之道呢?
1915年8月28日,塔莎.杜朵在美國麻塞諸塞州波士頓出生,直到2008年在佛蒙特州去世前,除了曾經短暫出國外,她一生都居住在新英格蘭地區。她欣賞新英格蘭的一切,並在持續的探索中,巧妙的實現了自己夢想中的美好生活。
她的父親William Starling Burgess原為杜朵取名Starling,但因為他太喜歡《戰爭與和平》的女主角Natasha,又舉辦了第二次洗禮為女兒改名,漸漸的簡稱為Tasha。
Burgess出身新英格蘭一個顯赫的家族,雖然不再富有,但家族的榮光依然存在。他是一位海軍建築師,曾經設計過三艘美洲盃帆船賽的冠軍船,也參與過美國早期的飛機和汽車設計工作。雖然他以遊艇設計為業,但也認真思考過詩人的生活,出版的詩集《The Eternal Laughter and Other Poems》雖未受大眾青睞,但在同行中頗受好評。
杜朵的母親Rosamond Tudor是一位肖像畫畫家,她是波士頓「冰王」Frederic Tudor的孫女,家族事業遠及印度和波斯,累積了可觀的財富。不僅如此,這個家族還結交了許多有成就和影響力的朋友,與詩人愛默生、《湖濱散記》作者梭羅、《小婦人》作者奧爾科特、《頑童歷險記》作者馬克.吐溫、發明電話的貝爾、愛因斯坦等人,都有極深的情誼。
或許是世家的培養和給予的底氣,杜朵的父母親都是秀異又任性的夢想家,他們不顧世人的眼光再婚,即使被認為是波士頓的醜聞,仍於1907年組成家庭。但原本幸福的生活卻因長子Edward突然溺水而崩解。互相怨懟的夫妻為了弭平傷痛,決定再生一個孩子,沒想到是個女兒。杜朵從小就知道,自己是因為一場悲劇而出生,若是Edward平安長大,她根本沒有機會來到這個世界。
從出生後,杜朵就由來自蘇格蘭的保姆Mary D. Burnett照顧,甚至在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偶爾和父母失散時,都是由保姆陪伴她。杜朵暱稱保姆為「Daddy」,Daddy會為她唱古老的蘇格蘭歌曲,陪她參加舞蹈課和聚會,還鼓勵她學習各種生活技能,包括烹飪和縫紉。
雖然保姆就像杜朵的第二個母親,對她傾注了大量的愛,但是從很小的時候開始,杜朵就展現了強烈的創造慾望,甚至想像出一個其他人無法進入的專屬世界——那是一個她和玩偶私人對話的空間,即使不出聲說話,她也能和玩偶溝通心意。
杜朵親手製作玩偶的面具,為它們設計和製作衣服,也和它們一起玩耍,變成任何想扮演的事物。這個興趣讓她一生樂在其中,也是她感到消沉時最大的慰藉。
在杜朵的作品中,經常能見到這些玩偶的身影,譬如1950年出版的《The Doll’s Christmas》。1999年由Harry Davis和Jay Paul撰寫的杜朵傳記《Tasha Tudor’s Dollhouse:A Lifetime in Miniature》裡,則展現了她在將近80年的時光裡,如何運用微縮模型技藝,一點一滴建構起的平行人生。
娃娃屋的陳設一應具全,男主人是帥氣的克雷恩船長,妻子玫莉莎是個美人,他們和其他玩偶都有鮮明的個性,也年年一同歡慶聖誕節。那個世界是杜朵最嚮往和希冀返回的1930年代,也是她安放自我的所在。
杜朵9歲時父母親離婚了,雖然她經常想念會為她讀詩、說故事的父親,但是隨著後來父親又結了3次婚、破產和嗎啡成癮種種原因,她幾乎沒有再見到父親的機會。她跟著母親生活,後來也將姓氏改為母親的姓氏。
杜朵的母親是位不受傳統拘束的女性,為了要以畫家的身分正式展開活動,她搬到紐約格林威治村。當時那是所有追求奔放自由者的嚮往之地,聚集了很多著名的作家和藝術家。母親對波希米亞式的生活感到刺激,但是對小孩來說那是不適合的環境,於是她安排杜朵到康乃狄克州的朋友家寄住。
從波士頓嚴謹的上流社會,突然改變生活環境,杜朵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氛圍。母親的好友Gwen阿姨是一位劇作家,當她忙著寫劇本時,幾乎沒有時間做複雜的料理,三餐大概就是白飯配番茄或燕麥粥等簡單的食物,但是阿姨卻經常為她朗讀到深夜。
杜朵和Gwen阿姨的女兒Rose,以及另外三個年齡相仿的女孩組成名為「PSO」的五人組。幻想力豐富的少女們喜歡玩角色扮演的遊戲,經常把Gwen阿姨朗讀的莎士比亞作品拿來改編,並在森林和原野間上演。
少女組也常在住家的車庫,為鄰居們演出Gwen阿姨的劇本。有時候在演戲前,杜朵會為大家表演一段舞蹈,獲得眾人好評,她還曾因此考慮過是否要朝向舞蹈發展。
但杜朵實在太喜歡畫畫了。小時候母親給了她一本《威克斐牧師傳》,她為其中的插畫深深著迷,就此下定決心要成為插畫家。從7歲入學後,缺乏自信的杜朵學業成績並不突出,唯有對畫圖特別有興趣,習字本上滿滿都是她的塗鴉,甚至還曾以一本25分錢賣給同學。
好不容易在寄宿學校忍耐到15歲,她就輟學了。1930年,杜朵的母親買下一座農場,還兼營一家骨董店和茶室。杜朵沉浸在田園生活中非常快樂,同時協助母親打理生意,磨練了鑑賞藝術和古物的好眼光。
她對19世紀的服飾和生活用品最感興趣,開始陸續收藏。她也有很強烈的意願學習農耕,曾經從種植亞麻、提取纖維、紡紗、編織,到裁布縫紉,獨力完成亞麻襯衫。
冬天杜朵會隨著母親去百慕達避寒,她非常喜歡小孩,就在家裡接受鄰居托兒,因照顧非常細心而獲得好評。杜朵原本打算把照顧小小孩賺來的錢存起來,好實現買一頭乳牛的心願。沒想到舅舅意外的把一頭得獎的乳牛送給她,她開開心心的走了13公里路程,親自去把牛牽回家,再養了雞和鵝,又從姑姑那兒繼承了傳家的廚房用具。這個正值花樣年華的少女,所愛真是與眾不同。
不過她並沒忘記想要創作書的渴望。1934年她寫了一本名為《Hitty’s Almanac》的小書,並親自繪製了插圖。隔年她又完成《New England Wild Flowers》,這是另一本手工製作的書,書裡包含她在田野和樹林間發現和研究植物的大量插圖,這些練筆之作雖未出版,卻慢慢為她打磨形塑出未來的藝術風格。
1938年5月,杜朵與Thomas L. McCready, Jr.結婚。多年後提及這段婚姻,她說:「我那時沒有自信,覺得自己長得不美,我以為他是唯一會向我求婚的人。」婚後他們經營杜朵母親的農場,飼養了很多家畜,還將牛奶、奶油和蛋賣給附近的居民來維持生計。
農場的勞務繁重,讓出生在紐約近郊的McCready備感吃力。而杜朵除了農務,還要負擔更多的家務和整理菜園。這些工作全都是在沒有自來水和電器的條件下完成的,非常辛苦。但是長子和次子接連出生,讓她感覺終於有了屬於自己的幸福家庭。
自第一部作品《Pumpkin Moonshine》出版後,杜朵以每年2-3本的速度繪製新書,並於1942年開始為Herbert Dubler公司設計卡片。兩年之後,她為經典的《Mother Goose》繪製插圖,獲得了她的第一座凱迪克銀獎。所有這些作品,都是她在廚房裡餐桌的一隅完成的。
一如許多經典童謠,《Mother Goose》曾一再被賦予新的插畫,在來自世界各地的眾多版本中,杜朵繪製的版本因其充滿愛的情感脫穎而出。她熱愛農場的生活,生動描繪了孩子與動物之間愉快的互動,還有勞動的場景、使用的工具和季節的遞嬗,使得她的作品充滿了複雜性和細節。書中表現出童年的快樂純真,這也是她日後反覆讚頌的主題。圖畫除了運用精彩的水彩技法,也可以看到她同樣出色的鉛筆素描。
杜朵的鉛筆素描畫,常展現出與水彩畫不相上下的細膩,有時甚至超越了她的水彩作品。她從10歲以來的素描本一直都保留著,《Tasha’s Sketchbooks》即是從她100多本寫生簿中精選的作品。她深厚的繪畫功力,來自日常裡每天不間斷的練習。
為了抓住每一刻的感動,素描本必須隨手可得。她曾說:「素描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完全取決於你對看到的事物的感受。就好像扮演上帝,妳可以讓世界看起來像你想要的那樣。」
正如波特成名後,以版稅買下「丘頂農莊」(Hill Top),從倫敦移居到湖區,杜朵在《Mother Goose》大受歡迎後,也靠著版稅買下了屬於自己的農場。1945年全家搬到新罕布夏州一座幾近廢棄的18世紀老屋,雖然起初沒水沒電,杜朵仍親力親為,慢慢將有17個房間的老屋整理成她期望的格調。
來到新地,杜朵又生下一子一女。在忙碌於農務和育兒外,她依然創作不輟,但背後卻隱藏著現實而心酸的原因。她的丈夫越來越不滿意生活的方式,總是催促她畫更多的圖、賺更多的錢來負擔家計。
杜朵為了激發丈夫的動力,邀請他一起創作圖畫書,並以農場動物為主角幫忙構思故事大綱。夫妻聯手創作了5本「McCready Books」,但因為McCready的文筆太生硬刻板,即使有杜朵美麗的圖畫相助,這些書仍消逝在書市中。
1961年,這對夫妻終究還是離婚了。因為寂寞,杜朵曾短暫再婚,又於1966年離婚。她獨自撫養4個孩子,雖然生活艱辛,但樂天的她總會想到別出心裁的方法,將園藝和農事變成有趣的遊戲,引導孩子融入與自然共生的生活,從來不感到匱乏。
在孩子眼中,母親是個把不可能變成可能的人。她為孩子親手烹飪美食、編織裁衣,還為他們大聲朗讀故事。她依照時序熱烈的慶祝每個節日,也經常讓孩子穿上19世紀的古著,化身為她書中的角色。有時她帶著孩子演出牽線木偶戲,為他們設計了「麻雀郵局」通訊系統。孩子們素樸簡單的日子,因杜朵滿滿的愛而豐盛圓滿。
在這段動盪艱難的時期,也是杜朵創作力最旺盛的階段。她為許多兒童文學經典作品繪製插圖,《安徒生童話》、《A Child’s Garden of Verse》、《傑克與豌豆》、《祕密花園》、《小公主》、《柳林風聲》、《小婦人》等,長長的清單都是她童年的愛書。她為這些作品配製的插畫,畫風巧妙的結合了凱特.格林威(Kate Greenaway)的纖細優雅,以及波特對自然與動物的生動描繪,深受廣大讀者的喜愛。
除了這些作品,親人之愛也給予她創作的力量。《A is for Annabelle》是一本ABC字母書,描繪的幾乎就是杜朵自己的童年生活。為她獲得第二座凱迪克銀獎的《1 is One》,是她在教四個小孩數數時,將農場的動植物和四季的變換,轉化為可以目視的數字,非常貼近孩子學習的方式。而文字精簡、圖畫優美的《Around the Year》,完全是一本家庭的生活行事曆,在12個月的流轉中,寓寄了杜朵對幸福家庭的想望。
當家庭分崩離析時,她更覺得要好好守護四個孩子。她以小女兒為主角,創作了《Becky’s Birthday》和《Becky’s Christmas》。二書揉合了真實和想像的場景,故事裡父親依然存在,仍陪伴著孩子歡慶生日和聖誕節,但原型其實來自杜朵無限思念的父親。杜朵認為:為孩子創造一生難忘的記憶,是為人父母重要的責任。
杜朵的孩子都認為自己的童年好像是活在童話世界裡,實際上龐大的經濟壓力,都由杜朵一人承擔。她讓孩子就讀頂尖又昂貴的學校,然後一直一直不停創作,畫書也畫卡片,時時刻刻都要有源源不絕的新點子。
為了及時收取現金以養家,有時她簽下的是單次稿費的合約。譬如由她繪製插圖的《祕密花園》雖然狂銷300多萬冊,但稿費只收了500美金,後來編輯為此感到很抱歉,才又再追加了500美金。
1971年出版的《Corgiville Fair》,是杜朵最喜愛的創意傑作,這本書也是她人生轉變的一大關鍵。1959年的春天,一隻柯基犬從英國遠道而來加入她的生活,經過代代繁衍,柯基犬一直是她最親密的夥伴。
《Corgiville Fair》將柯基犬和牠們的動物朋友擬人化,以幽默的文字和細緻的水彩畫,深情的捕捉了典型美國小鎮市集的景象、氣味以及所有的樂趣和興奮。後來杜朵還續寫了《The Great Corgiville Kidnapping》和《Corgiville Christmas》兩本書,完成了「Corgiville三部曲」。
迷人的《Corgiville Fair》受到讀者熱烈的迴響,也帶來豐厚的版稅。杜朵決定搬到她嚮往已久的佛蒙特州,依照她夢想中的藍圖,打造心目中的天堂。她在長子Seth居家附近找了塊林地,由Seth為母親手工建造了「柯基小屋」。
杜朵搬進新家後,首先就是栽種水仙的球根,然後依照自己的喜好,信手播下種子。幾經季節更迭,在她殷殷的照顧下,庭園一片生機盎然。杜朵在此過著寧靜真淳、自給自足的田園生活,就像循著歲月的長河,悠然回到了她最愛的1830年代。
1976年,東京的Charles E. Tuttle Company印製了杜朵的插圖日文版《小公主》,杜朵開始為日本讀者熟知。接下來的20年,日本不僅大量翻譯她的作品,還為她出版專書和拍攝影片。杜朵徜徉在大自然的生活令人羨慕,她的生活智慧讓人敬佩,而她美麗的作品更叫人愛不釋手,因此被日人票選為「最受憧憬的女性第一名」。
杜朵一定沒想到,自己在晚年變成了如同著名專欄作家瑪莎.史都華(Martha Stewart)那樣的「生活大師」。透過大量照片和圖像介紹她田園生活的《Tasha Tudor’s Garden》、《The Private World of Tasha Tudor》、《Tasha Tudor’s Heirloom Crafts》、《Tasha’s Garden》、《Tasha’s Delightful House》等作品,為她召喚了全球更多的粉絲,很多讀者甚至來到佛蒙特的農莊朝聖。杜朵的藝術成就和對鄉村生活的全然奉獻,為她贏得世人真正的尊敬。
杜朵從小就非常仰慕母親的藝術成就,認為自己只是個插畫家,母親才是真正的藝術家。1996年11月6日,維吉尼亞州威廉斯堡的Abby Aldrich Rockefeller Folk Art Center舉辦了「塔莎的藝術與生活大展」,杜朵作品令人讚賞的多樣性和深度,首次得到了專業的展示和評價,觀眾莫不驚嘆於一個人如何能實現這一切。
而當杜朵看過展覽,她輕輕說道:「如果能讓爸爸、媽媽和哥哥看到,我真的做到了,那該有多好!」
杜朵從未後悔過成為畫家,繪畫讓她從世間的束縛中獲得解放,更可以隨心所欲的進入想像的世界。然而如同她的書《A Time to Keep》,她終生努力的一切,莫不都是為了留住記憶、留住愛的時光。她優雅、堅定的朝著夢想前行,憑藉堅強的意志和巨大的想像力,將幻想變成現實,然後將其描繪出來,成為數百萬讀者童年珍貴的一部分,並一同見證了,生活的本身就是最非凡的藝術。●
話題》戰爭與性別政治的矛盾交錯:《二戰:帝國黃昏與扭轉人類命運的戰爭》
戰爭歷史經常充滿宏大的軍事、國族與科技競逐之陽剛敘事,而在《二戰:帝國黃昏與扭轉人類命運的戰爭》這本書中,鏡頭不只聚焦於前線的戰場,更涵蓋了後勤的軍事動員。2022年烏俄戰爭開打以來,轉變了人們對於當代戰爭的想像,不僅是在各式傳統與非傳統的侵略模式的混合,也包含了大量的女性軍人從軍至前線作戰。
事實上,軍事與性別一直存在孿生且矛盾的交織關係,一方面,女性被視為戰時最脆弱的一群,承受性化暴力的攻擊,另一方面,女性在危機時刻又被捧為民族與文化的英雄,承擔著國家的榮耀與文化傳承。
這兩者分裂的性別與軍事敘事實則都仍含有父權主義的投射,將女性置入於戰爭中的極端角色。若是要瞭解軍事動員與性別政治的交錯發展,《二戰》提供了更全面且平衡的圖像。
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於當代無論在地緣政治、軍事科技,以及社會文化上都是無比巨大的,更重要的是,它也意外地促成了第二波女性主義的發展。這個歷史的發展與戰時的人力動員策略有相當大的關係,本書指出,二戰所動員的資源與人力的規模史無前例:1930年至1945年之間,主要參戰國即投入了超過9000萬名男女士兵,若包含全世界的人數,則超過1億2000萬。龐大的前線人力需求也意味著後勤的巨量勞力空缺,從武器、能源、軍用食品與衣物,等等,工廠的龐大人力需求促使父權文化貶低女性能力的各國,開始動員這一塊長期被視為只適合做生殖與養育勞動的人口。
除了蘇聯之外,各國徵召女性入伍至前線作戰的仍屬少數。在1942年至1943年的史達林格勒會戰中,被認為是史上傷亡最慘重的戰事之一,德軍集結兵團攻占了蘇聯下之史達林格勒,雙方進入激烈的巷戰,為了防鎖德軍的攻勢,蘇聯派出第一獨立婦女志願步槍旅,也運用了大量女性至反空襲的高射砲砲兵,對於主張女性只屬於家務之傳統性別觀點的納粹,蘇聯女兵的形象成為冬日艱困戰事中的另一大衝擊。
不過,如本書所述,這種傳統的意識形態在戰爭中也被逐步鬆綁,在二戰的「總體戰」想定下,德國女性被認為應該與男性一樣負起延續種族的責任。德國武裝部隊徵召了大約50萬名女性擔任國防軍婦女輔助人員,負責處理軍事上之通信、文書,與行政部門的業務。
對於同盟國的民主國家成員,在人力所需的急迫下,也不得不放寬本來前線軍力中的性別限制,她們被派入美國與英國之陸海空部門,卻又面臨各式的歧視與阻撓,比如,有人認為女兵只能被女性軍官指揮,或者女性空軍只被給予老舊或性能不佳的飛機進行目標訓練,甚至服役期間身亡時,因為空軍被視為男人的職業,而在臨終之際都無法取得軍人身份。
對女性的不公平處置,並未因為戰時的動員而得到全然的翻轉,而是一種「不得已」下的處置。也因此,當二戰結束,進入漫長的冷戰,美國社會尤其回到更加保守的性別狀態,倡導「男主外,女主內」的核心家庭。而戰後的失落、焦慮,以及不平等,逼出60、70年代的「女性自覺團體」,集體地上街頭挑戰父權系統的迫害。
女性除了首次擴大規模地出現在前線,二戰的總體戰設定,也產生了當代的「民防」系統。二戰相較於一戰,出現了轟炸機的新型武器,「空襲」不僅是摧毀敵軍軍事能力的戰術,更是一種擾亂民眾心理上的策略。德國對英國從1940年至1941年的大轟炸,遍及英國的各大城市和工業中心,以倫敦受創最為嚴重,估計有四萬多人民死亡,超過十萬棟房屋遭到損毀。
德軍的戰略,催生出首次由政府制定的完整民防措施,將平民納入戰爭準備的一環,賦予他們保護社區的任務,除了建立社會的韌性,更是透過大規模地動員來將戰災降到最低。英國中央政府在各地建設防空洞,並在「倫敦大轟炸」期間,製作了呼籲民眾「保持冷靜,繼續前進」(Keep Calm and Carry On)的海報,在當代英國的大街小巷,仍是相當流行,甚至成為一種當下焦慮時代下,象徵倫敦精神的詼諧指標。
《二戰》指出,在像是英國和美國等民主國家,民防通常為志願役,許多民防部隊由女性自願者加入消防隊、緊急救護、空襲警報員,以及防空洞管理員,等等,在各地維持民生並且穩定民心。而相對採取強制役的日本、德國與蘇聯,在二戰時則是出現最大規模的民防組織,徵召平民擔任民防職務,應對空襲、毒氣攻擊,以及轟炸後的緊急救難等等。二戰不只讓前線與後勤的界線進入灰色地帶,更是模糊了軍人與平民的分別,全球程度的人員與資源調度,也讓固有的傳統性別角色暫時鬆動。
自從2014年俄軍入侵克里米亞,並且在2022年全面進攻烏克蘭後,北歐與中東歐的各國也都拉起警報,二戰所帶來巨大的創傷,成為當代的借鏡。冷戰後多數人認為已經終結的戰爭歷史,正以更快速、更複雜的方式進行著。挪威、瑞典,以及丹麥三個民主國家,也在近年內更改兵役制度,增加戰備,甚至相繼將女性納入義務役制度。二戰給我們的課題,即是軍事與性別絕非毫不相干的概念,重要的問題不是該不該納入女性,而是如何給予已經在戰爭中的女性平等對待。
即使人們讚揚勇敢參戰的烏克蘭女兵,國際關係女性主義者辛西亞.恩洛(Cynthia Enloe)也分析了烏俄戰爭對性別的影響。長期下來由於性別薪資不平等所造成的問題,在戰時不僅被擴大,甚至加劇摧毀女性與其他弱勢者的社會福利網,而俄羅斯軍隊以性侵作為國族的侵略武器,也讓烏克蘭家中的創傷壓力和家暴狀況劇增。這些長期被放在幕後的性別端倪,都藏在歷史的細節之中。
《二戰》給我們的警惕是,我們不能只是歌頌前線女性軍人的勇氣,因為這樣的論述忽略戰爭中所延續的性別不平等,若要追尋真正的性別正義,更需要瞭解戰爭與性別權力運作的矛盾全貌。在面對敵軍不斷加劇的威脅之下,臺灣更是必須在平時建立完善的性別意識與制度,減低不平等所造成的風險,這些準備都將有助於臺灣整體的防禦,成為一個真正具有韌性的社會。●
二戰:帝國黃昏與扭轉人類命運的戰爭(三冊不分售)
Blood and Ruins: The Last Imperial War, 1931-1945
作者:李察.奧弗里(Richard Overy)
譯者:黃煜文
出版:衛城出版
定價:185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李察.奧弗里(Richard Overy)
二戰研究第一把交椅,沃夫森歷史獎得主,學院專業與大眾書寫兼具。相信史家必須向學院外的大眾分享歷史,而不是把歷史變成專門獨享且難以親近的學科。
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皇家歷史學會會士。曾任教於劍橋大學、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現為艾希特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曾在英美學界1980年代「二戰起源」的學術論戰中扮演重要角色。2007年獲英國筆會頒發二戰史寫作殊榮「赫塞爾.蒂爾特曼獎」(Hessell-Tiltman Prize),2001年亦榮獲美國軍事史協會頒發「塞繆爾.艾略特.莫里森獎」(Samuel Eliot Morison Prize),以表彰其對戰史研究的傑出貢獻。
著作等身,出版或主編近30本著作,包括《泰晤士世界史》、《牛津二戰史》、《紐約時報二戰全紀錄》、《盟軍為何勝利》、《獨裁者:希特勒的德國與史達林的俄國》、《訊問:深入納粹菁英的內心世界》、《俄國與二戰》、《戰略轟炸與二戰》、《皇家空軍的誕生》、《不列顛空戰的迷思與現實》、《納粹德國的經濟復甦1932-1938》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等。
閱讀通信 vol.309》長命百歲也許不難,難的是百歲無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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