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從社運組織者及研究者,變成寫小說的人:訪《變成的人》許恩恩
訪談《變成的人》作者許恩恩之前,我懷著「這是一本關於太陽花運動的小說」的念頭,準備了許多問題。Openbook找我訪問許恩恩,因為我曾經是樂生保留運動的組織者,這場訪談的設定大抵是「一位社會運動者訪問另一位書寫社會運動小說的社會運動者」,甚至可能期待發生某種「樂生世代」與「太陽花世代」的對談。
訪問後,回程路上,心中有種愧疚,強烈地想著:「這是一本小說。」
與許恩恩坐在咖啡店的那個下午,使我驚覺自己如何用「太陽花世代」的標籤去閱讀與想像作者,既忘了這是本小說,也忘了她是寫小說的人。
➤不安的閱讀,訪談的不安
必須坦承,我是一位「心懷不軌」的訪問者,內心有太多對「太陽花世代」五味雜陳的心結。如果不是接下這份訪談任務,我恐怕不會(敢)讀這本小說——因為難以找到認同與敵對、同理與批判的平衡點,也無法不去質問:「所以,這是『你們』(我們?)投入社會運動的代價嗎?」
所幸,我在小說的第二章抓到浮板,那一章是由虛構的「訪談」所貫穿:
台灣爆發戰爭之後,主角離台,在異國的城市裡,與來自烏克蘭的記者,用彼此都不熟悉的英文談論太陽花運動。主角說:「英文不是他的母語,這座城市的語言也不是。他的對話節奏總是緩慢,語言也很簡單。高大而緩慢與從容,給我一種安心感。」
我逕自把這段話當成給訪問者的「指引」——「安心」為首,簡單的語言、緩慢的節奏。因而決定從最簡單的寫作問題開始問起:「您的寫作動機是什麼?如何動念?如何動筆?如何完成?」
➤動筆前,創造寫小說的時間點
談到這本小說的寫作,許恩恩有「動筆前、動筆後」的分別。
動念寫《變成的人》是在2021年底,從一家新創公司離職前後。當時她意識到:「318快要10週年了。」儘管先前已經完成一本與太陽花運動有關的碩士論文,許恩恩依然有種感慨:「目前幾乎沒有文學作品在談太陽花運動,討論關於運動組織者或參與者的狀態。」
論文不能做到嗎?為什麼一定需要文學作品呢?許恩恩說:「比起論文,或許只是有點素樸地覺得,小說是個好看的東西。」今年32歲的許恩恩,中學時期最主要的娛樂是漫畫與小說。那時還有很多書店,她會讀排行榜上的書,譬如當時暢銷的村上春樹、邱妙津等等。上大學,有了智慧型手機,還是會讀小說,仍然非常喜歡小說這個娛樂載體。
「動筆前,有幾位作家或小說是特別放在心裡的,賴香吟的作品一直都很喜歡,也喜歡張亦絢的《永別書》。最接近我想像中用文學保留下來太陽花運動裡人的狀態,是寺尾哲也的一篇短篇小說〈現在是彼一工〉(收錄於《子彈是餘生》短篇小說集)。他的描寫捕捉到2014年330遊行前後的氣氛,那時候323、324剛過,一方面是國家暴力的鎮壓,一方面是運動內部的倫理問題。」
動筆寫下第一篇後,許恩恩讀到與自己年齡相仿的梁莉姿的《日常運動》,以及沐羽的《煙街》,「那時反送中運動其實才剛過去而已,雖然他們本來就是小說家,而我是後來才決定要寫小說,但他們的確帶給我滿大的鼓舞。看到一本小說把運動的發展、矛盾等等描寫下來,覺得香港的小說家好厲害,時間距離這麼近,要寫應該需要克服很多困難吧?這是我的想像,但也許那就是小說家的戰鬥位置。另一方面,我也想,沒有甚麼好看輕自己的,雖然我不是文學系所出身,反正就寫吧。」
然而,「動筆前」還有件大事:2022年2月,烏俄戰爭爆發。
「那是我有生以來,最有感於『台灣可能會怎麼樣』的時候。當時我突然覺得,如果去想像一個在未來,社會發生很重大改變的時間點,好像就比較能談論過去的事情了。」
「就是當現在發生劇變,過去變得清晰了?」我問。
「嗯,在寫作當下的2022年,我加入學運社團、參與運動已經大約10年了,但那時候要寫過去的事或者太陽花運動,還是感覺很不容易。可是,如果我創造一個未來發生巨大變化的時間點,運動就相對小了,那就比較可以去寫了。」許恩恩說。
➤動筆後,寫小說的覺悟與生活
辭去全職工作後,許恩恩陸續接了一些案子。她對動筆的那一天印象深刻,「是清明連假,大家不會吵我,我也不用去煩惱未來要做什麼。」許恩恩說:「我最開始寫的,是現在的第二章。可能是從場景開始,比較容易動筆,過去很鮮明的地方,如果變得不熱鬧了,變化的感受會很明確。這不是抽象的東西,也不是一場對話。」
也是第二章!我心底暗呼。異時間、異鄉人與異國的語言(正逢清明連假,是否還有些異空間的亡魂?)。寫作在「虛構的」想像時空裡首次啟動。
「不過,要到動筆之後,才知道寫小說是怎麼一回事。」她說。
「是怎麼一回事?」我追問。
「我想可能要再把一件事放進來。」她說:「出書不是很容易獲得回報,所以大家都會去申請補助。我動筆後,設想需要的資源,就決定去投文化部的青年創作補助。」
文化部的補助規則是通過之後可以先領到兩成補助款,交稿結案後才能領取剩下的八成。對文字工作者來說,有死線很重要,死線夾帶著錢就更重要了。申請補助,是給自己寫作的資糧和覺悟。
2023年,許恩恩理想的一週行事曆是:星期一到三做接案的工作,有點像大學時代就經常做各種打工、兼職。星期四和五閱讀、醞釀。星期六、日寫字,讓自己一個禮拜至少有一半的時間是留給寫作的。
「會閱讀什麼呢,會看以前的信件嗎?」我想起書中寫了許多社團會議紀錄和讀書會筆記的那一章。
「那倒是沒有,看信件的話可能就不想寫了。以前才沒有那麼認真做會議紀錄啦!(故事中)那些筆記都是我想出來的。」許恩恩說:「我覺得寫小說是比較自由的。我不想再做跟論文很像的事,不想再看資料、看文獻,不想再符合某些寫作架構。我覺得我在寫的時候,更追求要寫什麼就寫什麼。那不表示我不會去修改或刪除它,可是我就是想在那個所謂虛構的世界裡,自由地寫。」
➤「學運不是太陽花,學運是社團」
「社會運動者寫小說,與一般創作者有什麼不同之處嗎?」與許恩恩談論這個問題,使我意識到作者與書中角色的分別,小說的角色也有自己的「主體性」。
許恩恩說:「大學參加過學運社團、參與運動,但我不確定大學畢業之後,我還是不是社會運動者?」
29歲離職動筆寫小說之前,許恩恩有過3年的「社畜」經驗。她曾做過市議員黃郁芬的法案助理,負責跟許多公民團體接洽議題的推動,可說是運動的延續。也曾在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辦公室工作,雖然還是經常與社運團體接觸或合作,但是身在體制內,她知道自己不能繼續使用運動者的標籤。之後到新創公司上過半年班,做了幾份工作後,她開始焦慮:要30歲了,自己的人生到底想要什麼?
「但這是社運者的焦慮嗎?或許與一般人的迷惘沒有什麼不同。小說中確實一直寫到社會運動者這個詞,頻頻探問它的意義。但我不確定是角色在乎這個問題,還是我自己這樣想。」許恩恩補充:「其實『太陽花』很像是動筆前在我腦袋裡的一個符號,但動筆之後,實際上佔領的事情寫得非常少,色調很淡。對角色來說,最美好的時光不是運動成功了,而是運動還沒成功或還沒失敗的時候,是最初要一起去做某些事的時候。寫到最後一章,角色到了中年40幾歲的階段,他為自己的經歷做了定調,出現了『學運不是太陽花,學運是社團』這樣一句話。」
「學運不是太陽花,學運是社團。」我覺得這句話挺怪異的,忍不住反覆多唸了幾次。初讀像文字遊戲,再讀像謎,三讀竟有些悲傷了。先一句否定,再一句肯定;前半句解構「太陽花學運」,後半句重建「學運社團」。
這句話也與小說的結構相呼應——小說起始於第一章「院區」,立法院與行政院是太陽花運動的兩大場景。故事結束在最後一章「校區」裡,一座幽深的、生與死的森林。
「當時,我們有很多人不喜歡『學運』這個詞。因為318其實不是學運,參與者中很多人沒有學生身分。但很多人喜歡用學生這個標籤,結果變成太陽花學運,學運就是太陽花,我們聽得很刺耳。」許恩恩說:「『學運不是太陽花,學運是社團』這句話不是我預先設想的,是寫到後來才發現的想法。或者,其實是角色發現了,我幫他寫下來;又或者說,是我們一起發現的。」
書中角色到了中年後想通了「學運是社團」,身為作者,許恩恩也跟著角色發現,比起「太陽花運動」、或「運動傷害」,這毋寧是一本關於「學運社團」的成長小說。她想用小說書寫的,是發生在運動主旋律以外,但同樣激昂暴烈的故事。正如她自陳:「集體的力量跟個人的生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其中好像有個問號,小說就是把這個問號呈現出來。」
➤我們都有的「膚淺的憤怒」
談到「世代」,許恩恩心中的憤怒頓時被點燃。
過去參加社運的時候,最深刻、最常見的問題往往是:「這樣有沒有尊重主體性?」這個問題是從野百合運動延續下來的。然而,相似的問題在《變成的人》書中好像變成了:「你這樣跟國民黨有什麼兩樣?」
我問:「這是不是代表一種『世代』的不同呢?到底什麼『同』、什麼『不同』了呢?」
許恩恩坦承,她一聽到用「太陽花」對比「野百合」,心裡就馬上揚起憤怒,惱怒整個野百合—野草莓—太陽花的社運傳承系譜。她說,那是自己「膚淺的憤怒」。
我想起自己與同伴曾經因為樂生保留運動在社運系譜中「沒有被算進去」而感到憤怒。沒想到,「被算進去、被標籤、被固定」更令人受不了。
彼此「核對」、冷靜下來後,我們反倒一起發現了主體性問題與國民黨問題的共通性。
許恩恩解釋:「說別人『跟國民黨有什麼兩樣』時,其實是在說,我們其實並不知道那個『兩樣』究竟是什麼,而我們要的又是什麼樣的『兩樣』。」
這就像我們當初在問「你這樣有沒有尊重主體性」時一樣,我們其實並真的不知道「主體性」究竟是什麼。
指責與對立發生了,自己的無知被否認,有意義的討論變得近乎不可能。在由語言製造的困境這一題上,似乎沒有什麼太大的「世代差異」。
聊到自己內心最在意的那場社會運動,許恩恩說,學運社團時期參與最深的其實不是太陽花,是士林王家的反迫遷運動。當時經常住在組合屋,更像是佔領。這些,最後沒有寫進去。
「或許關鍵不是寫了什麼,而是什麼被拿掉了。」她說,「有許多議題都是在太陽花運動爆發之前就發生的。後來,太陽花運動佔據了所有媒體版面,這些討論都消失了,我那時候對這個現象有一種憤怒。」
聽許恩恩如此說,我發現自己對「太陽花」也有過這樣的「膚淺的憤怒」。我反覆咀嚼著「膚淺的」三字。「膚淺的」是不是就不是「創傷的」?但那應該也不是「錯」的吧?裡頭還是有一種「對」吧?
最後,我們終於聊到「運動傷害」。許恩恩說自己並不喜歡這個詞,但她只是淡淡地說,「這個,我可能會在下一本小說裡面寫。」
「已經有下一本小說了?是不是又拿到什麼補助啦?」
許恩恩噗嗤,說了聲「是的」。我也笑了。
眼前坐著的這一位,果然是個寫小說的人。●
變成的人 作者:許恩恩 出版:木馬文化 定價:400元 【內容簡介➤】 |
作者簡介:許恩恩 高雄人,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學士、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碩士。合著期刊論文〈「我們 NGO」:太陽花運動中的網絡關係與社運團結〉。曾獲文學獎與文學創作補助。現為齊想創造工作室共同創辦人。 |
報導》如流水般的人生況味:洪德麟談千葉徹彌與台日漫畫情緣
現年85歲的日本漫畫家千葉徹彌接續在「妖怪大師」水木茂之後,2016年起在日本小學館《Big Comic》(ビッグコミック)漫畫雜誌連載《悠哉日記》,娓娓道來他的回憶和生活。在每期短短4頁的篇幅中,童年和現今雙線故事交錯,細膩呈現生動情節與豐富情感。大師功力純熟,看在台灣漫畫史研究者洪德麟眼裡,「這樣的敘事和編劇,根本成精了。」
➤客氣多禮的前輩大師
千葉徹彌1939年出生,高中便開啟畫貸本漫畫(出租漫畫)的職業生涯,之後以少女漫畫出道。1968年在《週刊少年Magazine》(週刊少年マガジン)連載的《小拳王》(又譯明日之丈,あしたのジョー)是他的創作巔峰,其他代表作包括《魔球投手》(ちかいの魔球)、《好小子》(おれは鉄兵)、《大個子》(のたり松太郎)等,並創下在《週刊少年Magazine》連載長達33年的紀錄。
退休停筆十多年後,千葉以《悠哉日記》「復出」。如此高齡仍創作不輟,雖然筆下不時調侃自己老後不靈光的日常糗事,方格之間仍洋溢滿滿熱情。
1949年出生於台中烏日的洪德麟,和千葉相差10歲。他年少時看著千葉徹彌這一輩的日漫長大,1990年代起,也透過亞洲漫畫高峰會或書展等活動,開始和日本漫畫家相識交流。
「千葉是個非常客氣有禮、沒有架子的前輩!」說到千葉徹彌,洪德麟就像談起一位尊敬又友愛的老大哥。他回溯1993年東立出版社邀請千葉首度來台,宴請千葉到華西街的「台南担仔麵」用餐、去林森北路「條通」唱歌喝酒,他也同行當「陪客」。後來的日子裡,洪德麟與千葉陸續會面十多次,留下的幾幀合照裡,兩人總是親切搭肩。不過他笑稱,千葉本人比較正經,不像《悠哉日記》裡自己畫的那麼吊兒啷噹。
「在台灣的各種場合,不管誰想跟他合照,他都來者不拒,吃飯時還會幫我夾菜。他有老一輩日本人多禮的氣質,但是和藹可親,讓人感覺很沒距離。」洪德麟回憶,有幾回他和台灣漫畫家赴日參加漫畫高峰會,千葉等人也都熱情招待。雙方曾熱絡地組隊打棒球,有次還到東京千葉家的工作室拜訪。
最感動的則是,千葉知道洪德麟在研究日本漫畫,有一年特地寄給他一本日本漫畫家協會出版的漫畫家目錄,讓他感懷至今。
➤日漫與台灣的交會
追尋台灣閱讀千葉徹彌與日本漫畫的淵源,可從洪德麟出生不久的戰後年代談起。
洪德麟從小著迷於漫畫,10歲時受風靡當時的葉宏甲《諸葛四郎》啟發,開始臨摹投稿。那也是1950年代末起的台灣漫畫黃金時期,《漫畫大王》(後改名《漫畫週刊》)、《模範少年》、《新少年》等漫畫雜誌風行,裡面除了找學徒「描稿」翻印日漫,也催生出一批台灣漫畫新人與名家,本土武俠漫畫蔚為風潮,漫畫出版社蓬勃興起。
然而,1966年《編印連環圖畫輔導辦法》正式施行,長達約20年的漫畫審查制度,無情地一舉扼殺了台灣漫畫的發展。
當時,執行審查的國立編譯館審查標準不一且荒謬,舉凡人物的造型,或故事裡的動物開口說話、人走路離地、殺人拿刀等都會被刁難。許多漫畫家因此停筆、轉行,或改往不用送審的報紙和雜誌發表。依送審量看,台灣漫畫創作熱潮從1960年代末每年有2000至5000冊送審,到了1976年僅剩400冊左右。
為了抗議審查制度,最大的漫畫出版社文昌宣告歇業,總編輯蔡焜霖在漫畫界提議下,於1966年出面創辦《王子》半月刊,以童話、徵文、漫畫等豐富精美的內容席捲中小學生。當時十多歲的洪德麟也從台中北上,落腳在《王子》協助編務。
在洪德麟的成長記憶裡,1960年代偶爾能在舊書攤上看到幾本違禁的日漫雜誌,上面刊登了千葉早期的少女漫畫,以及石森章太郎、齊藤隆夫等人的作品。
「那時我們都很飢渴,看到這些作品如獲至寶。很多漫畫家還會熱情寫信到日本給漫畫家,他們收到台灣讀者的信也好興奮地回信。每次誰收到了日文回信,就會到處炫耀、找人翻譯⋯⋯」台灣用這樣的方式,追上日漫的熱潮。
洪德麟記得在《王子》期間,他就「描」了千葉徹彌早期的少女漫畫《小茜》(又譯小雀斑,あかねちゃん)。親手一筆一畫的描稿經驗,彷彿刻進他心底,至今仍令他倍感親切。「千葉很多作品都對親情描繪深刻,比如《望海的少女》(ユカをよぶ海)裡想念媽媽的心情。我也是從小離家,看了特別有感觸,都會想哭。」
弔詭的是,戒嚴時代新聞局明令禁止進口漫畫,但1975年起,國立編譯館卻放行日本漫畫送審出版。於是,結集日漫的漫畫週刊、出版社紛紛成立。盜版日漫由此承接了本土漫畫低迷的市場需求。某方面來說,也成為一整個世代漫畫創作者汲取的養分。
1980年代,以敖幼祥的《烏龍院》為首,朱德庸、蕭言中、孫家裕、老瓊、蔡志忠等人帶動報紙的幽默漫畫風潮。新一波的《歡樂漫畫》、《周末漫畫》、《星期漫畫》陸續創刊,為台灣漫畫帶來創作復甦的生機,甚至名揚海外。譬如鄭問受邀在日本雜誌發表新作,震撼日本漫壇,蔡志忠的作品也在日、韓等地出版。
漫畫審查在1987年解嚴後走入歷史,但無正法可管的盜版日漫仍隨處可見。最誇張的例子是原著在日本發行後第三天,就能在台灣的週刊上見到翻印,譬如東立出版社1990年創刊的《少年快報》,巔峰時創下10多萬至20萬冊銷量。直到1992年新著作權法上路,台灣的漫畫出版社才迎向合法版權的新時代。
東立出版社創辦人范萬楠筆名范藝南,年少時描稿千葉徹彌的《魔球投手》練功,1960年代成為當紅武俠漫畫家,1977年成立東立後,也因千葉的《好小子》暢銷熱賣而奠定根基。他對千葉特別感念,在揮別盜版時代後,便正式取得千葉大部分作品的中文授權,並與千葉建立長年交誼。
➤《小拳王》爆紅成社會事件
從《魔球投手》和《萬能旋風兒》(ハリスの旋風)的棒球、《小拳王》的拳擊、《好小子》的劍道、《大個子》的相撲、《新好小子》(あした天気になあれ)的高爾夫球,到《網球好小子》(少年よラケットを抱け)的網球等,千葉徹彌專研每項運動,也突破它們在現實中的形式,畫出淋漓盡致的戲劇效果,建立了熱血運動漫畫的標竿。其中,《小拳王》不僅為台灣讀者所熟知,當年轟動日本的情況更堪稱「社會事件」。
《小拳王》和當紅的編劇高森朝雄(梶原一騎)合作,也是少數千葉與編劇搭檔的作品之一。洪德麟表示,千葉在《小拳王》的角色設計上自由發揮,也更動部分情節,因而引起高森有些不快。但這部漫畫造就許多經典場面,最著名的就是矢吹丈在擂台上拚盡全力、最後全身「白化」的完結畫面,以及矢吹丈與勁敵力石徹的最後對決,戰勝的力石徹卻戲劇性地力竭而死。
洪德麟生動描述當矢吹丈聽聞力石徹噩耗時的悲痛哀嚎,「那一幕飽滿的情緒,真的難以忘懷!」
這期刊出後,廣大的日本讀者激動不捨,以導演寺山修司為首的日本藝文界甚至發起力石徹的喪禮,最後在講談社隆重舉辦了一場力石徹的告別式。現場擠進700人,法師親臨誦經,寺山還為他寫了一首詩、排演一齣追悼劇,和真實的喪禮幾無兩樣,其影響力可見一斑。
矢吹丈從浪跡街頭的混混到成為奮戰拳王的傳奇性,也被日本左翼團體和學運引為精神象徵。激進組織日本赤軍便在1970年的「淀號劫機事件」中公開宣言:「我們都是明日之丈!」(われわれは明日のジョーである)
洪德麟回想赴日參訪千葉工作室,當時牆上就掛著矢吹丈的放大圖像,「可見他對這部作品是很滿意的。」
奠定大師地位的千葉徹彌,自然也影響許多台灣漫畫家。除了前述的范萬楠,洪德麟認為翔麟筆下也有千葉的影子。「整體而言,日本漫畫家對分鏡、表情等『演出』的掌握,充滿臨場感和衝擊力,是最值得我們學習的。」
日本與台灣漫壇的交會,也包括鄭問等漫畫家登陸日本。千葉在2018年鄭問紀錄片《千年一問》中受訪表示,1990年第一次在講談社的《Morning》雜誌看到鄭問連載的《東周英雄傳》,「嚇了一跳,覺得怎麼突然出現了一個天才!」他盛讚鄭問掌握毛筆的技法,角色的表情、節奏、動作的躍動感都很好,每一格分鏡都能當成一幅畫來欣賞。
1993年,千葉的《好小子》中文版和鄭問的新作《深邃美麗的亞細亞》同台舉辦發表會。這是千葉第一次見到鄭問,兩人同桌簽名,他笑稱對這個「胖胖的、笑容溫和的人」印象很好。同時,他也認為鄭問的毛筆手法,影響了許多日本漫畫家,尤其是池上遼一。
➤對人性與感情的細膩刻畫
談到日本漫畫的發展,洪德麟說,手塚治虫登場後以新運鏡手法改寫漫畫新貌,接下來千葉徹彌這一輩繼續推動漫畫革命,挑戰週刊連載速度、產量驚人,也面對創作的高壓。
這批1960年代左右成名的漫畫巨匠一字排開,包括千葉徹彌、白土三平、藤子‧F‧不二雄、齊藤隆夫、松本零士、石森章太郎、水木茂、水島新司、矢口高雄、池上遼一、黑鐵弘、永井豪等,「他們在日本漫畫史上有種開拓性,每個人都在創造歷史,確立風格,拓展自己的方向——比如水木茂以鬼怪聞名,專繪棒球的水島新司被尊為棒球博士,白土三平從忍者題材橫跨到史前神話和傳奇,還有人擅長悲喜劇或科幻。」
其中,洪德麟認為千葉的特色是筆觸細膩。他的線條很難模仿,對人性、感情的著墨尤深,有很強的渲染力,「那也是漫畫最困難的地方。」
比如《好小子》的主角成天跟著爸爸在山中挖寶流浪,個性叛逆卻又獨立,千葉生動刻畫出他的調皮野性,和親子間感情的疏離與幽微。《新好小子》相反地塑造了一個中規中矩的模範生,但人物同樣立體,就像是活生生的小孩。《小拳王》則把力石徹畫到有真實存在感,讓讀者為他的死傷心到想去送葬。
洪德麟對千葉少女漫畫時期的作品感受特別深刻,如《媽媽的小提琴》(ママのバイオリン)、《莉奈》(リナ)、《1、2、3與4、5、六》(1・2・3と4・5・ロク)、《爸爸的新娘》(パパのお嫁さん)、《小茜》等,「他描繪命運的悲歡離合和小女孩楚楚可憐的樣子,好多部我看了眼睛都會溼。」
多年來,千葉不斷挑戰新題材,除了運動漫畫,也擅長生活隨筆,是最喜歡分享自己生活的漫畫家之一。例如《悠哉日記》描寫他童年在滿洲國生活、撤退逃難的經歷,過去就數度在他的自傳漫畫和文集裡出現過。他的太太千葉幸子(チバユキコ,漫畫家、前助理)、弟弟千葉亞喜生(已故,ちばあきお)和七三太朗等人也都是漫畫家或編劇,兒子千葉修平則擔任他的助手,他也把這些家庭成員描繪得親切逗趣。
➤在漫畫中表現各式各樣的人生
千葉徹彌這一代漫畫家,陪伴了包括洪德麟在內的台灣四、五、六年級的漫迷成長。近年來,與千葉同輩的漫畫家逐一凋零過世,洪德麟難掩失落地說,感覺就像一個時代慢慢在結束。因此,現在在每期《Big Comic》書末翻看千葉的4頁連載,對他來說更彌足珍貴。
《Big Comic》自1968年創刊,洪德麟是訂閱長達30年的讀者。他指出,《悠哉日記》和之前的水木茂《我的每一天》( わたしの日々)專欄,是整本雜誌唯一全彩的頁面,「就像是對前輩的致敬。」
閱讀《悠哉日記》時,洪德麟特別欽佩:「你看千葉年紀那麼大,但思維還是那麼細膩。經過長年的反覆累積,人生裡遭遇的興奮和挫敗,種種百味雜陳,他都沒有錯過。雖然這部是隨筆風格,沒那麼工整、有戲劇張力,但他講故事的方式就像流水般娓娓道來。在流水中碰到一顆小石頭那樣細微的感受,他都能傳達出來,讓人感到生命的躍動。」
綜觀這輩日本漫畫家,洪德麟說:「他們就像把生命都獻給了漫畫。」許多人一畫60年,長期久坐、運動不足,因此百病叢生,比如齊藤隆夫曾經視網膜剝離又神奇治好,千葉徹彌也在《悠哉日記》畫出漫畫家的心酸,自述長年皮膚過敏、靠健康食品提神,以及常苦於畫不出來的心境。
更令讀者興味盎然的,是千葉描述和其他漫畫家們的來往、有如兄弟般的熱絡情感。例如他描繪多年前在手塚治虫的告別式後,和藤子不二雄Ⓐ等十多人成立「益己會」高爾夫球俱樂部,自稱是一群「我行我素的率性夥伴」。其中魁梧的齊藤隆夫有高超的推桿神技,角田次郎打球時要聽從古怪的「背後靈」指示。還有機械迷松本零士近40年前邀千葉一起搭乘超音速客機協和號出國旅遊的往事等,都生動讓人如身歷其境。
「在漫畫中,可以表現各式各樣的人生。這些角色在漫畫中振作起來,或者在煩惱著一些事情,讀者看著看著,會將自己帶入角色裡。」千葉曾在受訪中如此說道,並提及他在《悠哉日記》畫到戰爭時,即使平日溫和的人們也會變成惡魔一般,想傳達的就是不應再有戰爭這樣彼此殺害的事。
希望讓讀者感同身受、藉此傳遞訊息,這就是千葉徹彌所認為漫畫的魅力,也是他投入創作大半生,最樂在其中的部分。●
ひねもすのたり日記
作者:千葉徹彌
譯者:錢亞東
出版:大辣出版
定價:40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千葉徹彌
日本漫畫家。
1939年(昭和14年)1月11出生於日本東京築地,1941年兩歲時隨父親工作移居中國東北滿州(現瀋陽市),居住6年,1945年戰爭結束後才撤回日本。現居東京練馬區。
日本大學第一高等學校畢業。曾任日本漫畫家協會會長、文星藝術大學擔任漫畫教授與校長。長期致力於漫畫文化交流和推廣。
在漫畫中注入了溫暖風格的線條以及深刻心靈的描繪,在1960-1980年代的漫畫中獲得了相當高的評價。在他的個人作品中,擅長描寫出貧困的環境下成長的主角,在日常生活中細微的情感與機遇的故事,更賦予角色戲劇性的人生。其中以《小拳王》來說,在當時的年代就成為一個象徵,列入國民級的代表作品。
1956年高中時,為東京神田町日昭館書店畫了處女作《復讐のせむし男》貸本漫畫;之後以少女漫畫創作出道,1958年在集英社《少女ブック》(少女Book)首次連載《舞踏会の少女》、《オデット城のにじ》,在講談社雜誌《少女クラブ》(少女Club)連載《ママのバイオリン》、《ユカをよぶ海》等;1961年講談社雜誌《週刊少年Magazine》(週刊少年マガジン)連載《魔球投手》(ちかいの魔球)轉入少年漫畫創作開始嶄露頭角,1968年與高森朝雄合作連載《小拳王》(あしたのジョー),在少年漫畫領域獲得廣大迴響,同時也廣泛涉足青年漫畫創作。
閱讀通信 vol.309》長命百歲也許不難,難的是百歲無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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