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熱的8月初，與西班牙文譯者博愛偉（Alberto Poza Poyatos）相約於台南市區。從保留老宅階梯的Atem coffee咖啡廳，循著蜿蜒小巷走到開基玉皇宮，沿途在榮興水果店逗留，喝一杯冰涼的果汁。

目前在馬德里自治大學（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Madrid）擔任助理教授的博愛偉，並非首次造訪台南。他第一次來台灣已經是12年前，當時他還是馬德里自治大學亞非學系的大學生，專攻中國文學與歷史，因為學校提供的交換機會來到國立台灣大學。

事隔12年，博愛偉已經從同一間大學的學生成為助理教授，更從原先對於中國漢朝歷史與文學的關注，轉向探究台灣酷兒文學與殖民歷史的交織，甚至成為台灣文學的西班牙語譯者，陸續翻譯了李昂、陳思宏、紀大偉的長、短篇小說。

➤從文學中感受和尋找遙遠地域的文化異同

博愛偉提到，在他大學及研究所的訓練中，關於中國或華語地區的資訊，大多強調這些文化的「異」——遙遠東方的文學、歷史，與全球北方（Global North）文化的巨大差異。這個差異一直深深吸引著博愛偉。

然而，研究所時期漫步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的圖書館時，他意外發現了《天使的翅膀：台灣當代酷兒小說選》（Angelwings: Contemporary Queer Fiction from Taiwan）這本書。這部小說集由墨爾本大學馬嘉蘭（Fran Martin）教授編輯，收錄了台灣當代具代表性的酷兒及同志小說，包括朱天文、朱天心、吳繼文、陳雪、邱妙津等人的作品。

讀到此書時，正在經歷自我探索的博愛偉才赫然發現，原來他一直以為「非常不同」的華語文化圈，其實並沒有那麼不同。在世界的不同端，也有人經歷著、書寫著自己正困惑與掙扎的事情。儘管世界各地都有關於自我探索的小說創作，博愛偉卻透過這批台灣作品，發現了台灣和西班牙的共通之處。

博愛偉指出，觀察兩地的小說如何描繪未來，能感受到西班牙與台灣在走過獨裁政權上的相似性：兩個國家都經歷過漫長的獨裁統治，以及獨裁政權結束後的文化爆炸。對他而言，《天使的翅膀》中收錄的小說，反映的正是解嚴初期，台灣走過那段資訊爆炸、世界從此不同的「成年禮」（coming-of-age）。

尋找兩個看似遙遠地域的文化相似性，從此成為博愛偉翻譯、研究及推廣台灣文學的核心概念。他提到，台灣酷兒小說之所以特別能吸引歐洲讀者，是因為當時的台灣文學吸納了很多歐美文化的符碼，例如文學、電影、文化現象等等。「這些文化混種的現象，也許沒有在西班牙文學發生，也沒有在中國文學發生，但可能是《膜》在歐洲的翻譯推廣非常成功的原因。」

➤台灣文學在西班牙譯介的漫漫長路

博愛偉最初開始翻譯華文作品，是因為撰寫期刊論文以及教學的需求。而在課堂中，他很快發現，比起所謂「經典」的中國文學，小眾的台灣文學反而更能獲得西班牙大學生們的迴響。想讓學生接觸更多不同面向的作品，也就成為博愛偉持續進行翻譯工作的動力。

不過，台灣文學在西班牙的翻譯出版市場還有漫漫長路要走。博愛偉提到，雖然西班牙讀者非常習慣閱讀翻譯文學，但在華語的翻譯出版上，出版社通常會傾向優先翻譯「經典」作品。而所謂經典，大多是指得過國際大獎的作家的作品，例如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因為有獎項的加持，出版社評估可能更有利於行銷推廣。或者已有影視改編的作品，如劉慈欣的《三體》，也被視為具有行銷潛力。

此外，西班牙出版社也常會鎖定已有法文或義大利文譯本的作品。博愛偉認為，可能因為法國和義大利的漢學研究相對成熟，培養華語人才的歷史也更長，因此這兩國都有能夠從華語直譯為該國語文的人才。

博愛偉提到，他屬於西班牙中文系畢業的第一個世代。可以想像，在此之前，由華語直譯為西語的譯本非常難尋，也時常需要透過間接翻譯。博愛偉笑說，這條從華語世界，經過法國和義大利才抵達西班牙的過程，是一條「翻譯的絲路」。西班牙當地較容易找到從英、法、義翻譯為西語的人力，因此很常見由這三種語言的譯本轉譯為西語的作法。例如李昂的《殺夫》，便是從英文翻譯為西班牙文。

博愛偉這趟台灣行，正好與他的好友、暑假回台南探親的汪佑宣會合。目前於西班牙巴賽隆納龐培法布拉大學（Universitat Pompeu Fabra）修讀翻譯與語言學博士的汪佑宣，熱愛西語文學及翻譯，她曾與博愛偉一起參加格拉納達大學翻譯比賽，兩人共同翻譯的作品獲得了第二名。

汪佑宣補充，在西班牙，來自東亞的翻譯文學，仍然有將女性、女體「東方主義化」的現象。西班牙讀者仍然習慣將亞洲女性與「受害者」形象連結。她認為這很可能也是《殺夫》在西班牙很受歡迎的原因——受害的女性、弱勢的亞洲國家這兩個深刻相連的意象。

另外，汪佑宣也指出，來自日本或中國的翻譯文學，在封面設計上往往強調裸露或引人遐想的女體，且伴隨著和服、旗袍、漢字等等「很東方」的元素。

➤跨越文化與時代的疏離感，難以跨越的語言情境

如果前述這些依循刻板印象操作的出版模式，強調的是東方文化的「異國感」，那麼，翻譯紀大偉的《膜》，則是反其道而行。

從《膜》西語版的發行和迴響，博愛偉看到的是普遍性的感同身受。「尤其在疫情之後，讀者對於《膜》當中描述的疏離感非常有共鳴。」博愛偉提到：「《膜》最後揭露女主角的身世都是捏造的，這件事很像是我們身處無所不在的社群媒體的感覺。我們被曝露在科技公司給我們的訊息中，而我們不知道那是真、是假。我們每一天都和難以描述的不確定性共存。」

這些在社群媒體時代的感受，已經不再侷限於特定的語言和文化。因此，寫於1995年的酷兒科幻小說《膜》，在當代所召喚的也許已經不是性別意識上的叛逆，而是凸顯出超越文化與語言的共感。

儘管在兩個語言和文化中找到許多相似性，博愛偉也坦承，有許多跨語境的翻譯十分困難。例如，《膜》中以孩童視角稱呼女性醫生為「醫生阿姨」，這個稱呼讓博愛偉非常困惑。「在台灣，人們常會稱呼沒有親屬關係的人為阿姨、叔叔；但在西班牙，我們不會這樣叫。西語中，一旦用了阿姨或叔叔等稱謂，就是指涉某種親緣了。」

博愛偉曾為此詢問《膜》的葡萄牙語譯者（葡語譯本近日即將出版），葡萄牙譯者也認為非常難譯。後來，兩人都捨棄「阿姨」，僅保留「醫生」。

另外，將不講究詞性的中文，翻譯為講究詞性的西語，也是困難重重。西班牙語及多數歐洲語言的名詞都是有「性別」的，名詞或稱謂的性別，會影響冠詞、形容詞及動詞的變化。

博愛偉舉例，在翻譯李昂的《有曲線的娃娃》時，故事最終出現的怪物，其性別非常重要。「如果我翻譯成陽性，那這個故事可能是呈現女性在父權社會受到的壓迫；如果我翻譯為陰性，那這個故事可能暗示女主角內心的同性情慾。儘管故事中有描述此怪物有胸部，但我不希望僅僅因為胸部，就推斷一個個體的性別。」最終，博愛偉盡可能地在翻譯中避開性別指涉，並在故事前加上說明，表示身為譯者，不應揣測未明的性別表徵並誘導讀者的詮釋。

➤翻譯台灣文學，看見不同於西方史觀的另一種時間性

博愛偉希望未來除了性別與酷兒小說，也能將台灣的歷史文化譯介到西班牙。博愛偉對於楊双子的小說非常感興趣，不過也擔心西班牙讀者不太明白「女同志」與「百合」的區別。

楊双子的小說引起博愛偉興趣的，不只在於結合了百合與日治時期歷史這一點。最讓他好奇的是，台灣、日本及韓國等地，似乎都對「高中生活」有某種眷戀。在他看來，東亞學生的高中生活充滿升學壓力，甚至還有補習文化，「看起來一點都不快樂」。但是，無論是小說、影集或漫畫，都時常將角色設定為高中生，並以高中生來表現一段快樂熱血的故事。

這種東亞特有的「懷舊」，或許並非東亞專利——至少在博愛偉身上可找到共鳴。過去這12年裡，博愛偉已來訪台灣多次。他說，他很喜歡不斷來到同一個地方，透過每一次重訪，去回憶上一次發生了什麼，這一次改變了什麼，以及，每次重訪之間又經歷了什麼。

酷兒理論讓博愛偉學習到和所有不確定性共存，而在接觸並翻譯台灣與東亞文學的過程中，他看見了不同於西方線性進步史觀的另一種時間性——一面向前，也一面向後，不對未知強加解釋。身兼翻譯家和學術工作者，博愛偉透過文學，找到自己獨一無二的酷兒性。●

「人家常說，作家靠寫作逃離生活，這簡直荒謬。就是作家，才能體驗生活，那種不受保護、殘酷無比，與最強烈形式的生活。」

──彼得．漢德克

在閱讀《水果賊》的這三天，與書中故事發生的時間等長，我儼然發覺作者建造了一層層虛構與現實的鏡面互射，投映於彼此，又消溶於彼此，難分難解。漢德克以母親自殺為素材的《夢外之悲》，明確警覺自身虛構的逾越，卻又不斷追問真實，如此反覆以虛構拓寬真實，以真實錨定虛構，詩人廖偉棠稱為「反後設小說」，至為精準。四十年後的《水果賊》以長篇規模，更為輕鬆自洽地實踐了這種創作觀，同時也是人生觀。

我想像，若拋除文類預設，所見的實是一個敘事者如何在清澈瀏亮的散文體中，緩緩描述自己如何遇見一名「故事中」的人物，水果賊（由於一些共同的家族記憶重疊，我們可以發現，她似乎是敘事者的某個遠親），因此這個「故事」又挾帶了些許真實色彩。

當敘事者「我」消失，而視角重心完全倒向了水果賊，我們也就發現，她並非作為一個小說角色，而是真實人物，正發起一場公路徒步冒險，追求投入到一個「故事般」的世界，一場恍然如真（也必須為真）的漫遊行旅，尋找她的銀行家母親。就這樣，在法國北部荒野，她步步邁出，只盯著自己的鞋尖看，讓雙腳來帶路，而不看前方。

什麼是故事般的世界？按照漢德克自己的話，即「有極大能力，極大輪廓或極大的根本性結構，或是在現實生活中，無法實現的更大結構，如此你會想製造某些補償……去創造敘事的平衡。那就是文學。」因此我們看見的，實是水果賊正創造自己的故事，實踐一更大結構，去替代或補償，她自己的現實人生。她是自身命運的作者，而我們（也包括漢德克）僅只是讀者。

我再三感覺，漢德克懇切地希望我們將它作為某種「紀實」來讀：觀看作為讀者的他，如何閱讀一個不確定的敘事展開（天知道真正的敘事者是誰呢？命運？水果賊？她的命運？），但漢德克寫道，不是那種「自行述說」的故事，而是一種需要靠人們的努力才能拓展的敘事。《水果賊》開篇描述：「就連自身也得去爭得、去巡視。」而小說的後半段我們知道，這起源於角色們的內在焦慮，常常警覺於自我的消散。

急切地想知道人該如何生活，如何讓彼此不可或缺，想被需要、信賴，想和此時同在世上的其他人共同努力，雖然，拒絕附屬於任何群體——這種源源不絕的魯莽衝勁，將存在主義式荒謬所加身的痛苦，轉變為前進的馬力，橫衝直撞，不顧一切。《水果賊》彷彿卡繆《薛西弗斯的神話》結尾的續篇，在哲學的盡頭，完成了小說的實踐：一個人如何嘗試超越自己的命運，比她推的石頭更加頑強堅固，熱戀著此岸的鄉土，每一株花草，每隻鳥獸，向不斷重複的前途敞開自身，一往無前。

無數紛繁細節琳瑯納入眼前，但只消我們停下來問一句「這是小說嗎？」一切破碎，中斷，陷入困頓。一卷漫長無止盡的公路電影、同質風景，但的確是在移動，雖然不知要去哪裡。只要旅人停下來問了一句「要去哪裡？」一切破碎，中斷，困頓。這是打從一開始就不該存在的問題，否則也就不會上路了。上路的目的即是拋棄終點的漫遊，一種繞圈，只有在內陸（而不是濱海）才可能實現，以求最大限度地展延這繞圈的面積，就像水果賊每到一塊荒地時行走的路徑：以愈來愈大圈的螺旋形奔走。作品中出現「螺旋」這個詞整整二十次。

既是線性往前，卻又彷彿無路可進，這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敘事？漢德克在書中使用了十四次「空檔」。

水果賊的父親在她出發前鼓勵：「空檔時間掌握在妳手中。不要讓別人奪走！在空檔時間裡，在中途路段上，就是事情發生之時，就是事件形成之時。」並希望她一絲不苟地細看一切：荒野（盪過一排排鐘聲或香味）、河邊（必須是大河匯集處）、墓園、露天咖啡廳（總是充滿互相物色的人）、公路旁、火車站、弔唁會。在有人跡之處，水果賊總處於疏離隱形的站位，巡視眼前匆忙趕路的人們：不忠的情人、脆弱的搶匪、拋媚眼的伊斯蘭婦女，看他們言不由衷地，戴上面具相愛相殺。

「由中途路段和空檔時間構成的萬花筒。拿這樣一種萬花筒作為消遣？」是的，有何不可？

而當她來到陌生人一家的弔唁會時，她的名字不再是水果賊，一瞬變成了「亞歷西雅」，並在後段愈來愈頻繁出現，這是她兒時的小名，因一次漫遊症發作而失蹤，許多年後才發現她一直待在家附近。大家開始這樣喊她，以有著類似故事的聖徒之名——聖亞歷西斯，他在外地流浪多年，回到父母家而沒有被認出，於是棲身自家樓梯旁的地下室，垂死之際才承認自己是失蹤的兒子。

小說中段，當水果賊在荒野歷經絕望迷途，挫折幾近瘋狂，最終下定決心重新出發，並心照不宣地同意一名披薩外送員加入同行時，她的名字也變成了「亞歷西雅」。是這樣一個無人認出的流浪者，不隸屬於任何團體，甚至包括家庭，但是，與所熟悉親愛的人待在一起，雖然，保持著一段微妙的距離，成為一個「不必是誰」的她自己。

我們或許慢慢能體會這個故事了。

《水果賊》後設了信誓旦旦的預言口吻，不斷肯定當下，朝向下一刻，省略了一切線性因果。「故事就是這麼說的」、「後來也的確是如此」、「別問我為什麼」、「誰說的？她的故事這樣說」。在敘事者本應刻意經營之處，無數次重複這樣的句子，不容分說，因為無人能指導角色的命運與行動，作者也不能，漢德克一生追求著，正如水果賊所表現出的：是拒絕特定命運。

英國詩人濟慈稱之為務虛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一個人有能力應對神祕與懷疑，而且不急於追求事實與理性。她自覺地，安於不確定性。

在故事中不斷迴旋的空檔——狼狗時光，火車窗景，延宕與離題，臨場的解壓縮與過曝──超脫了所有刻意形式化的斧鑿痕跡。敘事過程看似彌散開來，卻都指向一種整體性，透過「安於不確定」這一趨指，結合在一起。看似隨機的細節與片段，背後連結了更深層的主題意義，或並置或分層，透過累積來築構，免除了一部小說需不斷往前的敘事焦慮。這樣的寫法，對於以失落或創傷為中心的故事尤為重要，因為事件本身無法「分類」為鋪陳、高潮、洗滌這樣的傳統結構。

水果賊不得不成為水果賊，正如在現實中，我們不得不成為我們自身，並且有朝一日意識到「成為自己」需要付出多大的賭注，因為生命本該是一場下定決心的冒險，拋卻所有成見與可能的後果。小說，變成了人生的冒險，但是沒有輸贏，處處豁然。

《紐約客》有篇評論懷疑，是否有人真的能從《水果賊》這樣的小說獲得閱讀樂趣。我可以在此遙遠處回答他：有的。但如果「樂趣」指的是傳統意義上的戲劇審美，那就大錯特錯了。漢德克的小說是準備給那些願意將閱讀小說的體驗視為真實冒險體驗的人，帶著對平凡現世的讚美與纖敏眼光，方能展開歆賞與浸沐。我們將驚異於書中片段閃現的枝微末節是如許誠實，帶著現實本身的膠捲顆粒質感，其誠懇如真到了這樣一個地步：我們已因當刻的感動而無暇在意，這到底是虛構還是非虛構。

甚至，我們甚至開始虛妄地期望，這些其實都是真的。我們因為虛構，而對現世產生了一股深深的鄉愁與眷戀，而不再只是沉醉於敘事推向高潮與洗滌的便利魔法。這一刻，我們真正成為了一名理想讀者。

非如此不可嗎？是的，非如此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