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因為我太常提到「我今天又跟ChatGPT聊了什麼什麼」，因此彷彿成為朋友間支持AI的代表人（事實上，我只是沒人可以說話），於是有些朋友遇到一些AI困擾時（例如AI一本正經胡說八道），經常會跟我抱怨。聽多了之後，我也稍稍建立了一點不太需要經過大腦的回答（明明我又不是客服），例如「都還在發展中，就謹慎使用吧。」其實，在聽了種種抱怨之後，我心中反而是懷疑一般對世界的認識方式。

➤「盡信X，不如無X」

以個人長期跑醫院的豐富資歷來說，我認為「要聽醫生的話」是一種「迷信」——如果每個醫師的看法都會一致，那就不會有「求醫一定要尋求『第二意見』」這種說法了。這並不是醫生或醫學的問題，身處在觀點與角度無比多樣的當今社會，既然最後要承受一切的也只有自己，「對所有說法半信半疑」應當是人類基本生存守則。

對我來說，與金錢、健康這類涉及生死的相關問題，沒有絕對可信的語言存在，也不會真有人替你擔負言論責任。即使具有專業能力，許多人其實跟現在的AI服務很像：假若問到的是他沒有把握的問題，他還是會硬撐回答，根本與大語言模型領域所稱的「幻覺」（Hallucination）表現一樣。

就算不是看醫師、聽取投資建議，我也無法理解有人會輕易的完全接受一家之言。所以與其跟大家說使用AI要小心，我更推薦，活在當代這種微妙世界，面對所有人、書、影片都要小心，AI並沒有比較會說謊或更具偏見。

在AI出現前，早就有「盡信書不如無書」的格言，但我不希望無書，也希望AI繼續存在。人類使用這些工具永遠需要適當的距離，在信與不信之間是一條無窮光譜。笛卡兒著名的「我思故我在」（congito, ergo sum.），後來許多學者指出完整說法是「我懷疑，因此我思、因此我在」（dubito, ergo cogito, ergo sum），感覺可以當作上述的總結。

➤失去書籍的時代

去年離開出版業時，有本名叫The Gutenberg Parenthesis（暫譯《古騰堡括弧》）的書帶給我許多安慰，它同時也提供了一種看待當代數位環境的角度。

「古騰堡括弧」這個概念最先是由專研中世紀研究的Lars Ole Sauerberg等幾位來自丹麥的教授提出並發展。後來，身兼記者、新聞學教授及暢銷書《Google會怎麼做？》作者Jeff jarvis以此為題寫了一本同名書籍，因而出圈，我也才有幸讀到。

簡單來說，「古騰堡括弧」是把印刷術發明之後的500多年時間，視為一句話中間的括弧（夾注）：古騰堡發明了印刷術，是上括弧的開始，網際網路的出現則是結束的下括弧。主句其實沒變，書籍文化、印刷術像是一個插曲。從語言和認識論的角度來看，我們現在感覺到的「混亂」，其實只是「回到」中世紀口語文化的各種特徵。

當然，這並不表示括弧內的東西對我們的知識狀態沒有任何影響。這些教授們認為，500多年來因為書文化及印刷文化（或者麥克魯漢所說的「古騰堡星系」），人類文化、知識狀態和認識論都因此有了翻天覆地的改變。

其中最核心的論點是：文本（例如聖經）從此被固定、拘束在「書」上：過去抄本時代、詮釋權掌握在各個教會及其擁有的抄本。印刷術誕生後，權威轉移到書籍文字本身。除了造成詮釋權的改變，印刷術也為著作權奠定了基礎。因為文字固定了，所以誰說什麼、怎麼說都能被確定，學術上因此有了「參考書目」等文化。相對的，「抄襲」的「罪行」也才因此出現。

另一方面，說故事的方式也由口語時代的互動，轉變成線性主導。Jeff Jarvis引述《唐吉訶德》的一個場景作為例子：唐吉訶德無法忍受隨從桑丘說故事的方式，因為桑丘不是讀書人，在村裡聽故事的方式都是互動的，沒有跟聽眾合作是無法成為故事的。

唐吉訶德代表的是書本的典範，線性閱讀、開頭結尾都有一定方式（如同起承轉合），而朋友說故事的方式則像是看不到終點，也不容許你單純聽著等著語言出來。這個故事最後，因為唐吉訶德記不得羊數到第幾隻而被迫結束。（詳情可見楊絳翻譯版第20章）

➤「括弧後」時代，持續流動的思考模式

有人套用「古騰堡括弧」的概念，認為川普（Donald Trump）是「括弧後」時代的先鋒，屬於口語時代的人類，而非印刷人（可能是偷臭他沒讀書）。他沒有文字固定的概念，所以永遠不承認上一句自己剛說的話有什麼重要，永遠可以用下一句來彌補。對川普而言，所有語言都是持續流動的，跟印刷人無法對焦，聽眾總想摔筆。

這類書文化衰退的例子，在現代越來越明顯。最近我在學習一些新的AI框架或區塊鏈時，想「老派地」找一本書好好學習，但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為沒有一本書能趕得上改變的速度。想要學習，需要追著某些大神無止盡的twitter貼文、discord上熱情的社群發言、直播。

此外，官方文件不一定寫得比一般使用者或者老玩家好，所以有心學習者勢必要改變「正文本身最重要」的閱讀習慣——能啟發你的，常常是正文下方的某則美妙留言。

本文無法深究「古騰堡括弧」這個概念，我只想從這個中世紀口語時代的角度思考：也許過去我們在括弧內過著安全、穩定的日子（即便可能是幻覺），然而從網際網路到AI，世界一點一點殘酷地把我們從括弧內拖了出來。如今我們置身的是永遠沒有終點的討論區、每一段話都有可能是鬼扯的世界。

「古騰堡括弧」學者Thomas Pettitt在麻省理工學院演講中的一段話，很能說明現狀：「文字變得失控，它們逃離了書本的拘束，變得自由，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文字繁衍出來，而且不斷移動變化，難以存在穩定的狀態……」

從網際網路的演進，我們的確看到了「括弧後」時代開展的線索：

第一階段：Wikipedia，所有人都是作者、都是編輯，搞亂「定稿」的概念，文章永遠在進行中。

目前被廣為使用的維基百科，初問世時也是備受質疑，特別是來自學院的滿臉問號。雖然現在大家都愛用，但別忘了它依然屬於不算可靠的來源，因為所有人都可以改寫某一個條目。

理論上，維基百科的辭條內容無法列為正式學術研究的參考文獻，但從它經常位在搜尋結果的前幾名推測，維基應該已經成為眾多知識的基礎入口。包括我在內，針對某個主題，我也常以「wiki上說……」開啟話題。但嚴格來說，其實這樣的開頭跟「我昨天夢到……」並無二致。

第二階段：生成式AI（LLMs、大語言模型）

我一直認為，我們身處的世界原本就沒有值得信任的對象，加上維基百科被接受應用的程度，我認為我們抵抗AI沒有太大的意義。如果沒有想要完全抵抗的話，學一下使用AI的數位素養（Literacy）可能是個不錯的選擇。

➤後書籍時代，如何使用LLMs

今年2月28日，著名的AI大神Andrej Karpathy在youtube上傳一部名為《我如何使用LLMs》（how i use llms）的影片，示範了他的AI基本教育。8天之內，點閱率已達70萬次，是很受各界認可的內容。以下摘錄影片重點，推薦大家自己去看完整影片。

1、AI基本上「只」是學舌鳥

Karpathy表示，AI本質上就是全部網路內容的破壞性壓縮（特別是上述網路第一階段的維基百科，都是訓練它的基本素材）。AI會從這些壓縮檔中取出資料，如同學舌鳥（多加了權威口吻）回答你問題。如果你要求它算數學，除非該AI額外設計可啟動特定工具來處理的功能，否則它的數學可能都會答錯，因為它的確不會算。如果答對了，會是因為訓練它的資料中有一模一樣的問題。為了解決這類問題，很多AI公司都增加工具，讓大語言模型有額外的計算功能，但這並不在它本身的能力範圍。

2、不同模型會有不同狀態，請瞭解該模型才能善用

A.每個模型基本上都有訓練資料的截止日，除非額外加上連網搜尋的功能，否則它們能夠回答的事情都只能到某一天之前。所以務必看清楚說明，或者直接問它最近資料庫更新時間。

B.可以選擇讓AI展現思路的模式（例如Gemini的Thinking、ChatGPT的進階推理），如此它會展現其推衍過程，而非直接給答案（也可以直接在提示詞要求呈現思路）。因為作為工具，我們可以只學習它的思路，這樣也許可以提供我們更可靠的幫助。

C.現在許多付費版的AI（如Gemini、ChatGPT）都提供深入研究（deep research）的功能，可以針對某個主題產生研究計畫跟報告，更重要的是，它會列出所有「出處供參考」，可以當成作研究大綱的助理，這可能是AI所做的最接近古騰堡括弧內的事情。

D.有些時候，你可以上傳其他資料，以輔助AI回答你想問的問題（除了可能需要付費外，也請顧及隱私問題）。

E.我個人加上給台灣讀者的提醒：既然deepseek是中國公司訓練的，可想而知，問它兩岸關係或者國際局勢，都是不智的選擇（除非使用的是經過調教重新訓練的「去審查版本」）。就好比若想了解歐洲文化，比起美國公司的產品，用法國Mistral的AI，講起巴黎會更頭頭是道。

3.所有AI提供的內容，都應該視為初稿（first draft）

Karpathy一再強調所有AI產出都應該視為初稿，這是當代人使用AI的最佳心態。但其實作為編輯，在我眼裡，所有人寫的都是初稿——這可能是一種職業病出發的認識論，也可能因為當代騙子實在太多。

➤透過AI協助閱讀

Karpathy表示他現在很少「單純」閱讀書籍本身，而總是找AI當書僮一起讀書。他以最近讀《國富論》為例，因為此書已經是公版權，網路上可以找到全書原文，他先把正在讀的章節內容貼給AI（影片是以Claude.ai 3.5 sonnet無付費版為例），請它針對該段作摘要（可用中文提示詞，實測沒問題）。

讀完該摘要之後，他再回頭讀原文，如此可以增加他讀書的專注力。Karpathy強調，這個方法對於閱讀自己不熟悉或者並非自己年代的書籍特別有用，讓他有勇氣接觸各種不同領域的書。

後來，他不滿意只是閱讀，更希望AI藉由互動幫助他學習《國富論》的相關知識。於是他利用Claude.ai中有點類似AI代理人的工具功能Artifacts，請AI做出記憶卡以及記憶卡練習介面。這個幾秒鐘就產生出來的小軟體，會不斷出題讓你在心中回答，再按一次則會出現正確答案，就像過去我們國中高中時使用的單詞本。背完之後，可以直接轉成測驗模式，等於作一次自我評量。

我使用以下提示詞（我改用Claude.ai 3.7 sonnet無付費），進行一樣的操作：

「請幫我針對亞當史密斯的重要生平生成20張中文的記憶卡，並利用Artifacts功能寫一個記憶卡的應用程式讓我作測試」

結果舉例如下：

最後，Andrej Karpathy又將《國富論》第三章的內容丟進Claude.ai，請它生成該文的思維導圖，以便瞭解這個章節概念的鳥瞰圖。

同樣作為應用的示範，我把這篇文章本身丟給Claude.ai，要求：「請幫我根據下方所附文件建立一個概念思維導圖」，得到的結果是：

說實話，我覺得這篇文章的目的，比較像是傳統書籍讀者被迫面對現代知識學習環境的症狀緩解劑。首先當然要抱著懷疑的態度面對AI，不然我們可能會如同當年照著google地圖的指引開車開到深山去的人一樣，等到發現不對勁時已經來到懸崖邊緣。

以這樣的比喻，與其偷懶「深信」，不妨疲憊但清醒地找出這些AI「工具」擅長之處，讓AI輔助我們走一趟閱讀之旅——即便這些AI試圖奪去我們所有注意力。

最後，雖然「古騰堡括弧」可以協助我們理解當今「真理」、「知識」的狀況如何類似口語時代，但我相信AI的發展也讓我們注意到一個全新的世界。目前LLM AI最核心的能力是可以聽懂一般語言，進而跟電腦、硬體等等進行對話。近期極為熱門的vibe coding就是指對AI說你要什麼，它就可以幫你做出以前需要電腦工程師才能撰寫的程式、應用軟體出來。

這項科技的進展，讓能夠清楚思考、清晰表達這件事變得無比重要（而且可能有經濟回饋）。可以說，知識的狀態或許變得混亂了，但語言則從未如此接近行動。●

➤彼時的父親：從35年前的那場學運談起

1990年3月，正準備高中聯考的瞿筱葳，在學校走廊布告欄釘貼的報紙頭版上見到父親——瞿海源與大學生們到總統府見李登輝。對瞿筱葳來說，這個重要的歷史時刻，與她遠遠相隔。

「那些大學生疾呼救國的模樣，跟還在迷瘋小虎隊的私中女校彷彿不同世界，而爸爸的頭髮好長，都快到耳下了。這時候的國中老師還會拿棍子，數學考不及格一分打一下手心，每日靠鐘聲領取不同的考卷，哪知道什麼叫做民主，我卻還是好奇爸爸照片那頭的那個世界。」

30年過後，瞿筱葳透過訪談和文獻資料爬梳，踩進了這個日後被稱為三月（野百合）學運的「歷史現場」，在《訪父記：他的白髮，與我們的時代》再現那個啟動90年代的風起雲湧的「民主廣場」。她也不忘透過自己的記憶，呈現「不在場」之人的經驗，如此一來，無論「在場」與「不在場」都能參與、對話。

當然，瞿海源不僅在場，上了主戲，還站在舞臺中央。這本書不可免地，得從這位社會學家的視角出發。

「野百合那幾天，印象最深的是什麼事情？」在書中，瞿筱葳如此問父親，而瞿海源說是終於能夠讓學生代表登上總統府派來愛國東路的巴士時，還有同學頭綁抗議布條頗有對峙聲勢，他擔心破局，一一拜託「答應見面就不要再綁布條了，綁旁邊就可以了。」

瞿筱葳寫道：已經30幾個小時沒睡的他，特別走到絕食同學面前鞠了8個躬，拜託他們停止絕食。「瞿海源自己事後也覺得滿尷尬的。他還記得回座時，忍不住就哭了起來。」

「感性與理性，軟弱與強勢，坦蕩與虛偽，官府與廣場，各種點與線，理念與行動的連結，以數十個年頭累計隱隱拉出不同的面，隨即又散出更多的節點。而臺灣的90年代才剛剛開始。」瞿筱葳在這段歷史記述的最後，如此註記。她也在序言坦言，書寫主題是父親，而父親背後是90年代宇宙，是那時代複雜喧嘩的臺灣。

說起書寫過程，瞿筱葳直道：太近身了，不好寫。她曾經想把寫好的書稿存放硬碟，不願付梓，最後還是交了出去，原因是：幾乎沒人寫「這一批知識社群」的故事。

《訪父記：他的白髮，與我們的時代》出版成書，恰是三月學運35周年前夕。

➤保有最後戒嚴記憶的一代：關於「在場」與「不在場」

距離90年代結束，已是1/4世紀之遠的今天，因為新書出版返臺的瞿筱葳和作家馬世芳應臺北文學獎承辦單位文訊之邀，於永康街的咖啡店見面、對談。永康街正是90年代瞿海源所屬的「澄社」所在街區，離馬世芳祖父（地質學家馬廷英）故居位處的青田街，也只是咫尺之距。

雖說如此，兩人父親的人脈圈只有少數交集。瞿筱葳對馬世芳感嘆：「你出身文人家庭（註），我們家是到了我父親才出個知識分子。」

這句話揭示兩人表面上背景相似，實則互有差異。在他們的對話與書寫中，也顯露各種對比，例如：馬世芳大學時代就將頭髮留到腰際，母親陶曉清卻問：「為什麼不乾脆燙起來？」而瞿筱葳進了大學，則是將頭髮剪成簡短的三分頭，效法當紅的王靖雯（王菲），父親瞿海源只道：「難看死了，真像刺蝟。」

瞿筱葳長大經歷環運、紀錄片拍攝工作，更是以開源協作為精神的「臺灣零時政府g0v」宣言起草人。馬世芳則始終鍾情老搖滾樂和寫作，彷若帶著老靈魂，一見到瞿筱葳先是跟她分享一支父親用過的1945年製派克鋼筆的故事，而後拿出一本珍藏30多年的舊雜誌——封面印著「憤怒的野百合」的《新新聞》。

這本1990年3月26日出刊的雜誌，是馬世芳當年離開廣場後，在汀洲路的金石堂購買的。問起購買的原因，他只說：「沒有為什麼，因為我在現場，想留個紀念啊。」

興奮撫摸雜誌封面的瞿筱葳卻道，自己本來要從圖書館借這本雜誌，後來「在網路上讀完報導」。讀的原因，是為了比對父親的敘事，是為了寫書。

在臺北生長的馬世芳和瞿筱葳雖同屬六年級，但4歲之差，便讓他們的90年代經驗記憶截然不同——1971年生的馬世芳以小大一身分，成為廣場群眾的一員時，瞿筱葳還是個國中住校生，「大學生的抗議只安靜地在報紙上出現」。因此，談到三月學運，馬世芳談的是自己經驗的「當下」，瞿筱葳說的是挖掘出來且重新檢視的「過去」。

「我很仔細看了這一篇（《新新聞》的封面報導），因為它很詳細又依照時序，再看綠色小組的紀錄片，時序對照起來是對的。但太多事情在廣場上發生，決策小組知道的跟現場不同，不同學校學生知道的，又跟臨時去那裡的學生不同。」瞿筱葳認為，參與者的敘事觀點，端看這個人當時在哪裡，又有怎樣的意識形態而有所差異。

馬世芳坦言，自己也是看了這期雜誌才知道，原來學生提出在國是會議後，要組成跨校監督小組，不免驚訝：「哇，你們大學生是憑什麼身分來監督政府啊？」但就連賀德芬都說體制上學生無法監督，也沒辦法究責時，還提出這樣的主張，也莫可奈何，「它要退場啊，總是要結束嘛。」

但馬世芳終究是個在現場的人，隨手拈來就是細節。例如，他會拿出印有學生到國民黨中央黨部抗議的《大新快報》，向我們描述當時抗議的學生如何使用傻瓜相機拍照、沖洗，再印成傳單到臺大小福利社前面發放的過程。又說楊英風創作的不鏽鋼野百合雕塑要送到廣場時，自己不知道為什麼成了押車的人之一。當時中正紀念堂前就有「民主香腸」，他和同學去玩「十八仔 si̍p-pat-á」，賭輸了還是得到老闆送的香腸：「恁是大學生（tāi-ha̍k-sing）喔？來來來，吃一支不用錢。」

「我們吃那個民主香腸，覺得tāi-ha̍k-sing三個字有無上光榮。」馬世芳笑了出來。

他甚至清楚記得自己初到廣場時，學生們正準備從「大中至正」大門轉移到廣場上。這是第一批群眾，人數不多才數十人，因為天冷，每個人都圍著一條鮮紅色的長圍巾，「有一種學運的禮服的感覺。」馬世芳嘆息：自己只是去晚了半天，就沒有圍巾可拿。「我看著學長們圍那個很帥的圍巾，就覺得我應該早點來的，一圍上那個圍巾，就在後來的幾千人之中顯得特別高人一等，表示你是最早到的老鳥。」

相較於馬世芳的「在場」，三月學運乃至90年代初期的大事，瞿筱葳都隔絕在圍牆之外。「女校就是5點下課，然後繼續讀書，我又是住校生，像是住在一個封閉的宮殿裡。所以，外面發生的事，我都處在一種根本不知道它存在的狀態，只從報紙看到。」瞿筱葳說自己是直到上了大學後，才透過「殘骸」知道之前發生了哪些事。

因此，瞿筱葳的大學時代和馬世芳是完全不同的——馬世芳一上大學就經歷了三月學運，在臺北各個文青聚集點閒晃，仰望深夜咖啡店鄰桌的知名藝文人士，並體驗臺灣政治文化變化大浪。瞿筱葳從保守女校到了政治大學時，已經沒有什麼學生運動了，加上政大又不是很激進，她能記得的是學校雖有異議性社團，卻沒有什麼大規模抗議行動。唯一有的行動可能就是校務會議舉行時在外面放兩頂帳篷倡議，但沒有人理他們。

「沒有那種動態的。」瞿筱葳對馬世芳說，她自己在大學時代好像都在「緬懷」他們那個學運世代的「運動感」。

但馬世芳對此不置可否，「其實我們往前看，都覺得以前的人比較屌，比較衝。」

三月學運當時，馬世芳也才是大一生，是遠離廣場決策中心的邊緣分子——不會是決策小組，也不是核心，「就是湊熱鬧而已」。因此對他而言，「傳說中的學運」是更早的「自由之愛」和政大「野火」。他記得瞿海源老師很早就在關心「自由之愛」這個世代的學運青年，如此印象也呼應了書中描繪80年代，大部分臺大教授在政治上偏保守，而社會系的幾個自由派老師，其實是少數願意從新角度來看事情的人。

說到此，馬世芳也不忘補充：儘管很多人回看90年代，都會認為那是個風起雲湧的大時代，但就如同瞿筱葳在政大感受到的氣氛一樣，無論當時電視報紙如何報導，刊物論戰好像很熱鬧，「但我自己實體感受是，大部分的人沒有那麼在意這些事情，也有很多冷言冷語。比如學運鬧大的時候，很多學生不去上課了，乖乖去上課的同學就會覺得：憑什麼？」

對步入大學的瞿筱葳來說，她能夠體驗到的政治社會氣氛，已經與馬世芳讀大學時很不同。她回想自己第一個參與的有「集體／群眾感」的活動，就是陳水扁競選臺北市長。彼時，陳水扁不訴諸悲情、激亢，談的是「快樂和希望」，唱的是〈臺北新故鄉〉，「那個時候騎著機車，機車旁邊兩個耳朵掛著兩個競選旗子，你要想辦法把它綁住，不然騎車的時候，旗子會飄起來。」

但她記憶最深刻的，仍然是在BBS丟水球，在搖滾版上看馬世芳以ID帳號「honeypie」發表的貼文，看《破報》的記憶，於是如此界定自己這一代：「我們應該是類比世代的尾端，也是保有最後戒嚴記憶的一代。」

➤那一代知識分子：自由派的最後「團塊」

《訪父記》雖是透過瞿海源的生命經歷，反映其所處的年代，但因加入瞿筱葳這個六年級生的視角作為補注，與她同代的網友讀完後，向她道謝，說瞿筱葳把他們經歷過的事串在一起。

「（關於過去發生的這些事）重點不是我們有沒有記起來，而是，如果我們沒有串在一起想，就不會意識到自己曾經在那些重要的時刻，扮演了一個角色，或是，自己也是在那個時代裡面的。」瞿筱葳解釋，在家族敘事外，這本書也放入了政局變化、知識社群人物等角度，而敘事者除了作為主角女兒的自己，也鋪排了一個遙遠的第三者的聲音，「我會這樣子做，除了設想讀者需要藉著這些不同的層次回到自己的60、70或80年代。」

90年代在《訪父記》中佔比最大，也是最難。「因為太過近身。所以我寫了很多陳腔濫調。」瞿筱葳自陳，書寫時，她除了得拿捏距離感，還必須穿越那些陳腔濫調。

「那個時候的臺灣，有很多不同的動詞。」瞿筱葳重新回顧那個時代，發現當時的知識分子目標有所不同，有些人在追求新的民主，有些人追求建國，有些人是想要把時代反轉回去，變成一個「更中華民國的中華民國」。因此，即使每個人都提到「民主」這個詞彙，但所指的物事卻是不同，甚至是自由派或改革派內部，也未必都有一致的認知。

儘管瞿筱葳透過《訪父記》將瞿海源那一代的知識分子社群記錄下來，卻也自陳，在這本書之前，父親交付給她的任務，其實源於楊國樞的願望——他希望瞿海源能夠將自由派知識分子記錄下來。瞿海源確實一個一個採訪，整理口述歷史，甚至將每個人的文章都找出來，從圖書館印回來，花了好大的功夫。

「我完全不懂什麼是自由派，什麼是Liberals？因為我們現在也不講這個字啊。」瞿筱葳說，她在書寫這本書的過程中，逐漸意識到自由派是相對於保守派的概念，跟國家族群意識是沒有關係。追求思想獨立與言論自由是自由派的最大共識、最大公約數。因此，儘管這群知識分子後來因為國族認同，分成親中、臺獨、華獨，但當時，他們並沒有這些語言來分辨彼此的不同。因此，她在書寫時，必須不斷分辨每個人所言的差異。

「那個時代自由派的知識分子成為一個『團塊』。」馬世芳指著那本《新新聞》雜誌版權頁上列出洋洋灑的顧問團名單——柴松林、李鴻禧、胡佛、黃光國、黃武雄、傅大為、楊國樞等，說：這些人後來都翻臉了，但當時他們不分統獨、工運社運，敵人都是國民黨，「打倒再說。」

而這樣的學術社群，讓瞿海源完成了「結社自由」的研究。瞿筱葳說這是父親認為最重要的論文，「公民的結社是一切自由的根本，人的自由並不是個人與生俱來的自由，而是一直跟制度抗衡得來。可是，個人是不可能跟制度抗衡的，所以一定要結社。」瞿筱葳說，這是很基本的論述，但事實上很難做到，因為文人相輕，知識分子結社很不容易。 「但這事情如果論證清楚，就是對抗極權的武器，它要說的不是去期待一個睿智、有領導力的能人，而是鼓吹Bottom up。」

「他們那一代的知識分子，在現在沒有過去那麼大（或者集中）的光環，是很自然的結果——因為知識分子這個概念到了今天被廣泛化了，就算不是大學教授、博士，也可以是個知識人。」瞿筱葳如此認為。

馬世芳則以紀錄片《三島由紀夫vs.東大講堂》中受訪者所言為例指出，那個抽象語言可以產生力量的時代已經不復存在。當日本經濟起飛後，宣稱要打倒美國軍工複合體，已經沒有人要相信，「我覺得臺灣也是這樣，到了1996年首次總統直選、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之後，很像能量渙散了，有一種狂歡後的疲倦。」

➤不要放棄：即便是歷史，也是摸石過河

在21世紀的今日看，《訪父記》彷彿歷史回顧，但從某個角度比對，過去政治社會大變化的狀態，也能呼應現在。

「歷史是在不確定中摸著石頭過河，我們現在回頭看，很容易覺得當時大家有個清楚的目標，知道做了就會如何，但事實上並不是這樣。」馬世芳表示，我們現在不知道俄烏戰爭的結局如何，也不知道大罷免會不會成功，但很多事情都是在不確定的狀態下，慢慢開展起來的。所以，看《訪父記》才會重新感受到：在事情不斷爆炸性發展的當下，要立刻做判斷很不容易。「瞿海源老師既有學院的身分，也有社會實踐的知識人身分，同時還有丈夫、兒子、父親的家庭身分，面對不斷湧現的『歷史時刻』，他必須同時取捨、下決定，我無法想像那有多難。」

馬世芳的話讓瞿筱葳想到了日劇《仁醫》——一個現代醫生穿越時空到幕末時代，嘗試用當代已知醫療知識救助病患的故事。她說自己在寫書的時候，也是想著：對過去的人來說，我們就是未來人，我們可以回去告訴他們不要害怕，要有信心，「可是現在，我也希望有個未來人能給我們一點暗示，看到你一臉哀戚時，會告訴你：現在還不是放棄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能夠獲得的解藥，好像就是這麼一句話：還不到放棄的時候。」瞿筱葳笑說，雖然這種話說了等於沒說，但即使如他父親這種比較有自我意識又自認重要的人，都常有放棄的時候——而這也是她在寫書過程中才發現的——例如中研院成立社會所，或是推動公視成立時，瞿海源都快要放棄，但翁秀琪等學者，都是那個抓住這件事，說不要放棄的人。

瞿筱葳進一步表示，我們可能不需要未來人，但到底如何做選擇，怎麼解決問題，唯一的解方，可能就是這句：「不要放棄。」●

訪父記：他的白髮，與我們的時代 作者：瞿筱葳  出版：春山出版  定價：46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瞿筱葳 70年代中生於臺北。曾任職社運、媒體、紀實影片工作、文化行政法人，為 g0v 臺灣零時政府社群共同發起人。書籍著有《留味行：她的流亡是我的流浪》。曾獲休士頓影展白金獎、臺北文學獎、開卷好書獎、金鼎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