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理解、抵抗或追求真相，非虛構或冤案寫作的意義：訪張娟芬談《流氓王信福》
去（2021）年7月，國家人權委員會公布首份人權調查報告，報告的主角是政治犯林水泉——1961年，競選台北市議員的林水泉，於選舉期間批判國民黨政府，選後即遭逮捕。當局為了規避正當司法程序，逕以《台灣省戒嚴時期取締流氓辦法》，將林水泉送往小琉球接受1年8個月的管訓。這位批評時政的異議分子，自此被烙上「流氓」的印記。
對威權統治政權而言，《台灣省戒嚴時期取締流氓辦法》或許是個便利的法律工具，可以關捕異議分子，也可以隔離政府「看不順眼」的人。嘉義囝仔王信福，因為留著長髮、穿著花襯衫，於1970年遭警方屢以《違警罰法》拘留。隔年——即林水泉因《台灣省戒嚴時期取締流氓辦法》遭到管訓後10年——甫滿18歲的王信福也因同樣的辦法，被送往小琉球管訓。
《台灣省戒嚴時期取締流氓辦法》在前台北市議員林水泉身上，留下一輩子洗刷不掉的汙名，故他不斷申訴：「我不是流氓。」但對寡母養大的王家么子王信福而言，這又何嘗不是個標籤？他沒有偷、不曾搶，只因觸犯《違警罰法》，「積點」成為「流氓」。成為「流氓」那一晚，他不過是深夜看完歌仔戲，就又被抓，就無法回家，那個時代無人通知家屬，更無告知權利，寡母竟不知孩子為何失去了音訊。
「流氓」這詞對王信福而言，並不只是汙名而已，還影響了他的人生。解嚴後恢復自由的他，意外被捲入嘉義雙警命案，遭辦案人員認定為主謀；司法不僅無法給予公道，還在判決書前羅列流氓前科：壞人就是會做壞事。
2011年，作家張娟芬在群組信件中，看到王信福死刑定讞的新聞。多年投入冤案書寫的她，「單單從這個新聞報導的基本架構，就知道他是一個沒有證據的案子。」深知此案平反的困難，張娟芬因此投入《流氓王信福》的書寫。此書於今（2022）年出版。
「管訓的這一段過去，是威權國家不義的高壓統治，在少年王信福身上烙下『壞人』的烙印，以後一路不回頭。」為了說明王信福這個小人物的命運如何受那威權統治政權宰制，張娟芬耙梳了《台灣省戒嚴時期取締流氓辦法》與日治時期以降的「流氓管理」等法制歷史，細緻釐清其中問題。
「流氓在其他國家是治安問題，但是在臺灣，流氓是國安問題。」
張娟芬在書中寫道：「威權政府的眼光是充滿想像力的。流氓會犯罪，犯罪就會製造社會動盪，社會動盪就會引發敵人來犯，可見流氓從一開始就是敵人派來的，是敵人企圖顛覆我政府的奸計，所以我們必須制敵機先，在流氓還沒開始犯罪的時候，就先偵測出他們是誰、躲在哪裡，然後抓起來集中管理，加以改造。」
➤張娟芬與解嚴
1970，張娟芬出生這一年，政治犯林水泉因案在綠島坐牢，而王信福則因穿著不為當局所喜，屢遭警方拘留。當時沒有人可以預見民主自由會在哪一天到來，被警察拘留的王信福更不會想像得到，即使民主解嚴他仍然無法自由。
生於戒嚴時期的少女張娟芬，對教育體制不滿，對學校牆外的喧嚷則很是好奇。日後以〈罵幹的方式〉抨擊媒體霸權的她，在國中時期已善讀書報，從中感覺社會變化，也敏銳感知媒體遭到管制，因此，她給自己安排的課後活動，即是參加政見發表會——這樣才能聽到「這些人」說話。
上了高中的張娟芬，對於政治的狂熱到達高點。但她的戒嚴記憶不僅與政治思考相嵌，彼時各種社會新聞與議題討論的迸發，更引領她的社會意識。「回想起來也很合理，因為整個社會就像是一個悶了很久的鍋子，你可以聽到水已經開了，鍋蓋已經噗嚕作響了，有種改變前夕湧動的感覺。」
張娟芬戒嚴的記憶連結著閱讀——《當代》和《人間》雜誌可以在圖書館看到，《臺灣新文化》與《中國論壇》就要到光華商場找。在這些期刊文章中的觀點與論述中，受到社會學式分析的吸引，因此即使知道政治法律具有急迫性，但她選讀的是社會系，「我讀書的過程有點像小孩子抓周，面前有很多東西，而你就隨手抓了一個。」
大學加入女研社、參與婦運，於張娟芬而言，也是一種「抓周」——最初是讀了政大哲學系教授蔡美麗所寫的女性主義思潮文章，加上日常生活中遭遇的不公平經驗，讓她對性別議題產生興趣。但當時女性主義思潮在臺灣仍處於萌芽階段，即使是最高學府的台大校園裡，也只有「婚姻與家庭」這門課勉強與性別議題擦到邊，而婦運團體不談理論、少有論述，求知若渴的年輕人只能靠組織讀書會以及校際間彼此討論帶動，以形成自己的知識論述。「那時候，我覺得在婦運上，能夠培養思考的土壤是非常貧瘠的，我們只能透過自學，去耕耘這個土壤。」
「自學」一直是張娟芬進入各個歷程的方法與路徑。出於對填鴨式教育的厭惡，感覺到「受夠了」的她在上大學之後，便採用自己的方式學習，再無法忍受在書冊上畫重點。即使日後讀碩博士，她閱讀的文獻資料上都是白淨無痕的，彷彿以此對抗昔日困她難受的體制，故自覺如「孤狼」一般，獨自在各種知識與資料間摸索。
「在那種機械化的大機器裡，就是要讓你麻木。」張娟芬說，讀書霸占了學生所有的時間，對於社會的關心也因此被壓抑，儘管她自己並未因此失去對政治的關心及對社會的好奇，卻也清楚發現自己的政治熱情彷彿在高三那一年、政府宣布解嚴時急速退潮，「解嚴好像代表這件事情解決了，所以，高中畢業，對我來說，也就代表那個關心政治的階段結束了。」
潮水既會退，自然也會漲。民主化多年後，隨著政治檔案開放，張娟芬再次回溯戒嚴時期——一個超越她過往認識的威權統治體制——並為此產生憤怒的情緒。
「對我這種早就有批判意識的人來說，讀了這些檔案，還是會叫我吃驚。」蔣中正介入判決這類證據於她就夠衝擊，為了研究王信福案看的政治檔案，更讓她無法置信：「我從檔案中認知到，原來那個威權的強度竟到了這種程度，背離我們已視為理所當然的民主制度那麼大。」
例如警總，張娟芬說，她原本看不懂為何這個組織既有情報、又行管訓，甚至還包了審判，後來才驚覺此種疑惑，僅僅是因為自己「用民主的腦袋」在觀看過去。而正是在這種帶著問號閱讀檔案，又從檔案中理出視角的反覆過程中，她穿越了時空，看到屬於王信福的戒嚴經驗。
➤張娟芬與王信福
王信福是2011年當年的第10個死刑定讞案（隔日則是邱和順死刑定讞案宣布）。歷經前一年整個社會對於廢死議題的劍拔弩張，議論喧囂，死刑定讞的接連宣布，對相關的人權團體或許是不小的打擊。
素來與人群和行動保持點距離，維持孤鳥姿態的張娟芬，對於2010年圍繞著廢死的仇恨言論與社會躁動，到了難以忍受的地步，「過去儘管也會有街頭巷議，但網路的瘋狂言論不會出現在主流媒體上。過往的主流媒體至少還維持一個比較低度的標準，如今已看不到媒體在把關。」英雌俠義的張娟芬直覺「廢死」有難，她必須更積極參與，更深度投入這個議題才行，於是拔筆論戰，輯成《殺戮的艱難》。
王信福，正也是在她下決心投入廢死議題後，抓住她眼光的名字。當時，張娟芬只覺這個僅憑筆錄供述做為證據的案子充滿疑點，但因為無其他證據，也清楚救援會很困難。
然而，普通人若知絕望艱難，或許置之不理而後放棄，可張娟芬卻反其道而行：「我們（廢死聯盟）當然是這個社會裡面很微不足道的一小群人，但是，我們也是最後一道防線。如果我們說這個案件太困難沒救，就真的不會有救了。」
「可是我會覺得不服氣啊。」語氣始終平和的張娟芬只要提到案件，情緒就會溢出來，語氣也更為堅定：「只要判決是錯的，就值得救援。」
「越是證據不足，我們就越要堅持無罪推定原則。」她強調，儘管王信福案的救援不算容易，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也是無罪推定原則的最完美案例，「這個案子正是考驗我們對無罪推定原則的信心或信念有多強。」
王信福案是張娟芬深度書寫的第三個冤案，理應駕輕就熟，但整個訪談過程中，她除了反覆訴說此案救援的困難，還不斷描述這個書寫計畫對她的折磨——兩者皆令她有屢屢撞牆的「絕望」。如同她在此書後記所寫：「寫《流氓王信福》感覺如同無米之炊，每一條路都是死巷，每一扇門都敲不開。」
路首先堵在訪談。她本以為王信福具有很好發展的故事線，但在訪談環境與當事人敘事能力的限制下，訪談難以進行下去，「做質化研究都知道，如果內容重複出現，就已經到底了。」
無法做出王信福年表的張娟芬，決定從外部繞進，從政治檔案著手，但這也不是一條容易的路，讓她挫折非常。例如她曾花很大力氣去比對警總檔案，可檔案裡只有台中地院借提這類資訊，連筆錄都沒有。她不免自嘲：畢竟，那是王信福，不是雷震。社會對小人物無情、歷史難見小人物身影，就連國家檔案都吝於給小人物多一點紀錄，在檔案裡大海撈針的張娟芬，不論如何尋找，都只能找到「碎片」，更不用說這些碎片還是威權國家替他寫的日記，只寫他為惡作壞。
儘管過程艱辛，但張娟芬說著說著，仍表示這並非無用之功，至少閱讀這些檔案幫助她更瞭解當時的背景，而她在消化檔案資料後，也才有分析的眼光。
流氓制度是將王信福與國家體制連結一起的中介，張娟芬在這項法制相關的檔案中浸泡最久、最有收穫。一頭栽入檔案裡的她，認知因此被顛覆了——以前提到流氓，人們腦海會連結到黑道大哥或幫派首領，至少是刑案累犯。但她在檔案中看到的「流氓」，卻非如此，例如王信福，他才剛成年，什麼也不是，就這樣「進去了」。
「流氓制度是臺灣戰後威權統治頻繁使用的壓制手段，它標示著那個年代法制的荒謬與人權的侵害，並且因為為期甚久，打擊範圍甚大，影響也深遠，此其大也。」
張娟芬在序裡如此寫道，要瞭解王信福發生什麼事，自也要從這個面向著手。
但這個制度，過往少人研究，張娟芬得透過大量檔案耕耘自己的論述。對於前行研究的稀薄，張娟芬的回應扼要清晰：「因為他們是流氓。」戒嚴時期受到人權侵害的案例中，受到注意的大多是知識分子、或是有理想性的，帶了點政治意味，而流氓並不在這種「好人無罪」的範疇裡。但畢竟這也是一套當時政府都深知無法源依據的制度，因此，張娟芬曾對曾任促轉會兼任委員的尤伯祥律師提出建議：這群因行政不法飽受人權侵害的「流氓」，也可能需要救濟與平反（按：國家人權委員會亦就林水泉案建議促轉會研議修法，而促轉會也已擬定法案）。
「因為是流氓，你就接受他是壞人嗎？」張娟芬問。
➤非虛構寫作與公共議題
如同過往在冤案書寫所做的功課，針對王信福案，張娟芬也花了不少時間研讀卷證，甚至自承在此案所下的功夫遠超過以往。而這自然也與王信福案只有供述證據難以翻案有關，「我看卷的仔細程度，跟那個案件絕望程度成正比啊。」
張娟芬在卷證所下的功夫，還包含將博士論文使用的研究方法，以更進一步的方式，應用在此案的判決分析上。她解釋道：判決中做出的「認定」與「證據」之間，時常有著巨大的斷裂，例如犯罪動機是殺人滅口，但後續判決卻沒有可以支撐這個認定的證據。於是，她在王信福案中透過編碼分析，展示這個論證方式：「那個時候做這個，也是因為絕望啦。」
與張娟芬的訪談過程中，凡是提到《流氓王信福》的書寫，她多會以「挫折」開頭，以「絕望」結尾。若粗糙仿效張娟芬對王信福案判決的編碼，可從訪談紀錄中計算出她共提及6次絕望，14次挫折。不得不說，這個數據實在很不符合外界對張娟芬聰穎、堅毅的認知。
然而，進一步追問她如何使自己持續且規律寫作？得到的回答更讓人吃驚——她稱自己是個「軟爛」的人，「別人是睡到自然醒，我是睡到睡不著。」
宣稱自己沒有正職工作、不入體制，提早過著退休老人生活的張娟芬，在書寫此書期間，「2048」打到八萬多分，整天都玩些簡單的遊戲，「我就是在浪費時間嘛，我對自己非常不滿。」
但張娟芬也深知，這無非是她的「心魔」所致：「心魔會對我說我不夠好，我就真的做不出來了。」於是她會在該寫書時，在網路上亂晃，在整日一事無成後，繼續譴責自己。
那怎麼辦？張娟芬表示，這個時候，她會去讀自己過去的作品，甚至是日記，以另一個眼重新光看自己，並說服自己：「沒關係，你只是現在不行了。再過一陣子就會好了，你就會恢復正常了。」
她還記得書寫《無彩青春》時，會在三更半夜突然激動，認為這書就是該她寫的，是她可以寫的，只因為深深感覺到自己的邏輯思考能力可與司法這個領域相應。儘管如今，她「心魔」強大到連看自己現在寫的日記都不順眼，甚至審判自己「連日記都寫不好」。不過對於書寫冤案這事，張娟芬仍然堅定，稱：對於蘇建和案書寫的滿足感，在於嘗試建立一個合理的敘事，以打擊不合理的敘事。面對王信福案，仍是這樣的立場，而這樣的立場，正是她對非虛構寫作或是公共書寫的看法。
少女張娟芬不滿足於受管制的媒體，自行去聽政見發表會;長大的張娟芬對主流媒體墮落的不滿，則是以自己的寫作來對抗。「民主理論裡，都會說媒體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例如追查真相，或是促成社會不同立場之間相互理解。當我們的媒體不再具這種功能時，就是非虛構寫作在扮演這個角色。」
但也不得不問：在社會大眾對於「正義」淺薄的定義下，冤案書寫是否真的能夠改變些什麼？她的回答就跟對救援王信福的回應一樣：只能去做。畢竟，長期觀察性別議題、參與蘇案救援的她，確實看到社會進步與行動凝聚，即使這樣的時刻並不常發生。
「或許也是要誠實地認知到，這個世界的改變是就是如此緩慢，只有電影才會有魔法一點，整個城市都照亮了的情節。」張娟芬舉她在《殺戮的艱難》裡最後提到的句子激勵彼此：
「前路還長，我目光如豆，僅專心走好腳下這一步。」
即使王信福案是個令人絕望的案子，即使這本書的書寫充滿挫折，但張娟芬始終沒有放棄的想法。如其後記所說：「如果這書是寫好玩的，我早該放棄了，但這是死刑案件，又是一個威權餘緒陰魂不散的例子，平反王信福，有著司法改革、廢除死刑與轉型正義的多重意義。於是這書便與案件的救援一起，充滿挫折地繼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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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張娟芬 |
儘管政府並無意讓人失去住所，然而住在租賃屋中的家戶需定期繳交各式文件與更新租約，這使人感受到自己處在不穩定、不安全的狀態。加上大眾對於貧困者的污名、偏見，儘管鄰里間因處境相似而能彼此體諒、互助，卻仍難以使人凝聚、團結。如同臥底社會學家馬修．戴斯蒙（Matthew Desmond）的居住直擊報告《下一個家在何方》指出的：「社區一旦在居民的眼裡成了剝奪與罪惡的代名詞、成了『各類觸礁人生』的報到處，那他們就會對社區裡的政治能量喪失信心。」
書．人生．陳允元》與老媽的一些記憶，以及我的文學史前史
總有那麼一本或數本書，一位或多位文人作家，曾在我們的閱讀行旅中，留下難以遺忘的足跡。「書．人生」專欄邀請各界方家隨筆描摹，記述一段未曾與外人道的書與人的故事。期以閱讀的饗宴，勾動讀者的共鳴。
若講起小時候印象最深的閱讀經驗，一定是這兩本書沒錯。一本是吉爾格（Jim Kjelgaard）的《鹿頭山》（Wild Trek），另一本則是特萊維絲（P. L. Travers）的《風吹來的保母》（Mary Poppins）。兩本都是1988年國語日報社出版的注音中譯本。
《鹿頭山》寫實而生動地刻畫獵人林克與愛犬吉利深入山區、救難求生的冒險故事，讓我愛不釋手。幾乎上國中前的每個夏天，都會用去整個下午，趴在客廳的長椅津津有味地複習一遍。《風吹來的保母》不知為何就是讀不懂。怎麼有人可以撐著傘乘風而來？為什麼牛會不停跳舞甚至跳過月亮？我跟老媽說這個故事好怪。她說也許太難了。但小時候的我有些好強，嘗試讀了幾次，但始終無法進入故事中那個充滿想像力的奇幻空間，初次體驗了閱讀的挫敗。這樣的我，怎麼會在長大之後跑去研究什麼日本時代的超現實主義？想想也真是不可思議。
不過小時候的我，說實在也不是什麼文學少年。比起文學，我更喜歡畫圖、打棒球，或是利用下課時間和朋友抓蟲抓蚯蚓、到操場「挖恐龍化石」。倒是從小就與文字有特別的親近感。聽老媽說，我在上幼稚園前就認得很多字了。她沒有特別教，但我坐她的摩托車，很愛看街上的招牌，總是充滿好奇地問：這是什麼店？那個字怎麼唸？然後把聲音和形狀記在心裡。老媽騎車不是普通的慢。慢到排氣管老是堵塞，必須定期請機車行老闆催一下。如果她騎車快一點，我想我大概要再晚幾年才會識字。
準備上小學時，老媽開始不定期接一些腰帶扣環、飾品組裝之類的家庭代工回家做。每隔一陣子，客廳會出現一批新的零件物料，讓我放學回家都有點期待。真正安定下來做的是打字。她把笨重的鐵製打字機、兩個大大的字盤搬進權做我房間的二樓空間（之前還曾用這裡晾衣服、陰乾烏魚子）。雖然有點吵，但睡覺時知道老媽也在一旁同步工作就覺得安心。交件前的晚上，我就聽著她敲鉛字的錯落節奏恍惚入睡。
《鹿頭山》與《風吹來的保母》，差不多就是在那個時候買的。當時家中有訂閱《國語日報》，老媽從上頭看到書訊（也許是什麼兒童優良讀物推薦），就向報社劃撥郵購。
除了郵購，老媽也會帶我去書局。如果加上妹妹，就需要跑業務的老爸用公司主任的裕隆轎車載。書局行程通常在週日的下午。早上我們先去民族路、公園路的遠東百貨玩耍，再找個地方午餐。令人懷念的溫蒂漢堡，是當時最期待的選項。填飽肚子後，老爸載我們三人到北門路的南台書局下車，一小時後再回來接我們（他不太看書。據說大學畢業時把所有的書都賣了，只留一本彼得．杜拉克的管理學）。記得南台書局有地面兩層及地下室，依據小孩的認知，一、二樓是大人的書，地下室是我們的書。我帶著妹妹到地下室，留老媽自己在樓上逛。算是各取所需，也暫時放生彼此。
當時家裡的經濟雖不算寬裕，但只要是買書，爸媽從來沒有吝嗇過，也不設限什麼能買、什麼不行。每次到書局，我與妹妹就可以各挑一本喜歡的書。難以決斷的時候，雖然是小孩子，偶爾也可以任性地全都要。記得我在書局地下室買了不少東方出版社的世界文學譯本。《湯姆歷險記》、《魯賓遜漂流記》、《亞森羅蘋》等也反覆讀了幾次。但最愛的還是動物圖鑑、恐龍圖鑑、奇幻生物圖鑑一類的書（說也奇怪，奇幻生物圖鑑裡面的所謂「生物」明明都超獵奇，有時候讀還會莫名胃痛，不合理的程度絕對不下《風吹來的保母》，我卻很能夠接受）。妹妹則是買繪本。老媽買什麼呢？好像多是食譜或生活小智慧之類的實用書。老媽在樓上買好書後，就會走下地下室問我們選好了嗎？然後帶我們到櫃檯結帳。永遠記得胸前抱著包有淺綠色「南台書局」書衣的新書，三人一起走上樓梯等老爸來接的滿足感。
南台書局旁邊兩三間，還有南一書局。南一書局人總是很多，且裡面的書看起來很難（可能因為有很多參考書），小時候的我不愛去。過了青年路，北門路上還有賣舊書的成功、北門；賣漫畫、輕小說（還有寫真集）的展華；靠近火車站則有賣外文書的敦煌。畢竟北門路也曾經是台南的書店街啊！但除了南台，其他都是國高中之後才逐漸踏足的書店。
後來台南也有了大型書店誠品、金石堂。我高中進校刊社、有志於文學之後讀的詩集、小說，多是在長榮路、府前路的誠品，或北門路的舊書店買的。我在誠品買了書林版《新世代詩人精選集》；校刊社學長則是從舊書店弄了一本帶有水漬與皺褶的《八十年代詩選》送我。它們都打開了我最初的文學視野。
不過，這麼多書店裡，最讓我懷念的還是南台書局。離家北上讀大學，回台南時，我還是會到南台繞繞。但是幾年間眼看著它的店面從兩樓變一樓，後來幾乎頂給運動鞋店（還是唱片行？）只剩下一間小小的地下室，終於消失不見，還是讓人感到不勝唏噓。
到了台北之後，才是我真正大量買書、閱讀，接近文學的時期。雖然讀的是法律系，但學籍反倒像是掛在文藝社與校刊社。某次行政法課睡著（但哪次不睡著？），驚醒後環顧四週，忽然感到一陣荒謬：為什麼我會在這裡？我的人生出了什麼錯誤？大三時，我決定做些改變。每個星期四，我搭乘清晨出發的校車往返民生校區與三峽，到中文系旁聽現代詩，並意外發現我喜歡寫論文的事實。從後見之明來看，那次從行政法課驚醒，幾乎可謂天啟──雖然那讓我掉進了另一個也許更辛苦、必須耗費更漫長的時間，才能勉強證明它的確不是夢境的學術與文學之夢。
當我打算在法律系畢業後往文學之路前進，而遭到老爸質疑時，老媽來到我的房間，輕輕關上門對我說：只要是做自己喜歡的事，她都支持。
說來老媽也是相當浪漫的人呢。只是她往往把必須實際的那一面留給自己，讓孩子可以享有更多未必實際的任性。又或者，其實她才是最實際的人。她並不把過多的期望不切實際地強加於我們，而是讓我們隨著秉性，自由生長，她只需要適度地施肥、澆水。喜歡畫圖，就給你紙、筆與顏料；喜歡閱讀，就讓你自由買書；喜歡寫論文，好吧，你就好好去寫吧。雖然，她一直希望我早點畢業。
當然她給予的支持，也不是只有施肥和澆水。在部落格時代，她會不時上網看我有沒有新作。如果我在家，作品寫好也會印出來讓她第一個讀。有一次她還讀到痛哭流涕，問她哭什麼？她也說不出所以然。出版第一本詩集《孔雀獸》（2011）時，因為太忙，好一陣沒回家。她說忙沒關係，那麼我北上找你。在公館的韓國料理店，她拿到詩集就很開心地打開來翻。對於一個寫作者而言，有人閱讀，就是最溫暖的陽光。
回頭想想，也許老媽也是喜歡文學的人吧。當然她讀我的作品，可能純粹因為是她兒子寫的。但每次回台南，老媽的床頭、或一樓電視櫃旁，總是擺著一兩本她最近在讀的文學書。那些文學書，都是我北上這十多年間搬遷寄送，最終留在家裡的。我回到家裡，發現她正在讀從我書架抽出的川端康成《千羽鶴》、或圖森（Jean-Philippe Toussaint）的《浴室》，心裡有種說不出的新鮮，以及意外發現同好的興奮感。
她也會上網讀些台灣文學的消息，與我討論。從她口中聽見劉吶鷗、葉石濤，也讓我覺得有趣。這麼說來，小時候她會買《鹿頭山》或《風吹來的保母》給我讀，似乎也就一點也不奇怪了。雖然她大學讀的是韓文系，且做過的工作，都跟文學沒有太大關係。但也許對文學的喜好曾經悄悄萌芽，只是在母親身分及生活種種的現實壓力底下，逐漸變得隱而不顯了。
前些日子，我在任教學校的圖書館，借到同樣版本的兩本書。在架上見到它們，有種重遇故友的激動。相隔30年，《鹿頭山》仍然相當好看，讀來還是像小時候一樣津津有味，真的很不可思議。甚至還可以發現當年無法察覺的細節與深意。就這層意義來說，也許比當初更好看也說不定。
《風吹來的保母》讀來還是有種熟悉而令人懷念的尷尬之感。對於一個如今在學院裡教授文學、且再三跟學生強調文本分析之重要的我來說，大概已經不是什麼太難的問題，總歸是頻率不對（另外我覺得對話部分的譯筆過於翻譯腔，也要負點責任）。但重新讀它，倒是有一處讓我相當動容。
書中撐著傘、乘東風而至的保母瑪莉．包萍，儘管看起來優雅從容、自由穿梭現實與超現實的世界，且絕不討好人，只依自己的個性原則行事；但在這樣高冷的表象底下，她似乎懷有很多的祕密：「沒有人知道她的感覺如何，因為她從來不對任何人講任何事」。孩子們儘管有些畏懼她，但也喜歡她，深怕她剛來不久就要離開。面對孩子們的探問，包萍深吸了一口氣，只簡短地說：「我要待到風轉向的時候」。
書的最後一章，春天來了。雖然一切看似如常，但風信雞轉動，孩子們懂那是西風的信號。包萍準備好晚餐，將屋裡的東西收拾整齊，說要出門一下，叫小孩要乖。下一刻，風聲大作。穿戴整齊的包萍便在門外撐開她的傘，讓依約而來的西風，輕輕將她帶起。「她的腳輕輕滑過花園中的小徑，然後她飛高，飄過前門和巷中櫻樹的樹梢」。離開前，她把羅盤送給了小男孩，並把嵌有她的畫像的鏡框，藏在小女孩的枕頭底下。小孩們儘管不捨，但已學會接受、並理解包萍在信裡留下的最後一個字「au revoir」所意味的「再見／直至重逢」；也能夠互相照顧，就像包萍曾經為他們做的那樣。
老媽離開也已經6年了。離開的前兩天，她也如常地做了晚餐，將屋裡的東西收拾整齊。只是我們並沒有察覺西風的信號。當我重新閱讀這本30年前她為我挑選的《風吹來的保母》，彷彿也與失落許久的兒時記憶重逢。我沒有機會問她當初為什麼挑了這本書給我，也許沒有太特殊的理由，畢竟只是憑書名想像，沒有真正讀過。但我想，作為一個母親，大概會暗自希望能有個保母從天而降，接管這些煩人的小鬼一陣子吧──也許這是所有母親心裡的祕密。只是對我們來說，她並不是故事裡那個總是煩躁、歇斯底里的母親班太太，毋寧就是擁有神奇魔法、讓一切恢復秩序的瑪莉．包萍本身。不過老媽並不高冷，對時髦摩登的服飾配件也沒有太多興趣。撐傘乘風瀟灑來去，更不會是她的風格。
對著書桌，我想像老媽正以無比緩慢的速度，騎著她的摩托車，載著漸入中年的我，行經我們一起走過的風景、巷弄。並以她曾教我識得的文字，以及給我的自由與養分，一點一點寫下這些記憶。●
陳允元
1981年生於台南。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研究關鍵字為日治時期台灣文學、台灣現代詩、戰前東亞現代主義文學、跨語世代文學。著有詩集《孔雀獸》（2011），並有合著《百年降生：1900-2000台灣文學故事》（2018）、《看得見的記憶：二十二部電影裡的百年台灣電影史》（2020），合編《日曜日式散步者：風車詩社及其時代》（2016）、《文豪曾經來過：佐藤春夫與百年前的台灣》（2020）、《共時的星叢：風車詩社與新精神的跨界域流動》（2020）。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散文首獎、台北國際書展編輯大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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